筹备所谓“实行立宪政体”，是袁世凯、张之洞所想出来的花样；用意是在欺骗百姓，所以定在十二年以後实行。这十二年中，如果能将‘乱党’消灭，不妨专制如故。
为了装模作样，慈禧太后特为降旨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这五大臣为首的是镇国公戴泽，人称“泽公”，手掌财政大权，与庆王奕匡是对头。其次是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府端方，以及商部右丞邵英。
於是五大臣派随员、办行装，忙了一个多月，才决定了动身的日期。这似乎是一件大事，朝野各方，都拿它当作话题。浅薄无知的一些士大夫，以为从此可以还政於民，是中国数千年以来所未有的盛举；因而奔走相告，欣喜之色，溢於眉宇。
这些情形看在一位志士眼中，心里便觉得很不是味道。他认为满清亲贵及甘为鹰犬的汉人，此一愚民的狡计，如果侥幸得逞，对革命前途是一绝大的妨碍，必须想办法惊醒大家的迷梦。
办法很简单：霹雳一声天下惊；用炸弹。
此人就是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他本来叫吴越；因为他的一位至亲，曾经为他用这个名字捐过一个监生，他认为已经玷污，所以加木旁改名为吴樾。
吴樾在五弟兄中行四，自幼失母，父亲服官在外，是由二哥带大的；从小好学，也有功名富贵的念头，从十三岁起就年年赴考，但始终未考上一名秀才。
後来家中遭遇变故，抚养他的二哥，一病不起；父亲弃官从商，奔走风尘，而年纪渐长的吴樾，由於新思潮的冲击，以八股猎取功名为耻，从此弃绝“举子业”，只在古文上下功夫。
到了二十三岁，自觉亲老家贫，不该在家乡游荡；於是凑了一笔旅费，由桐城到上海，想找条出路，却苦无机会。其时吴樾有位族人叫吴汝纶，是曾国藩门下治古文的四大弟子之一；李鸿章当直隶总督时，延聘他主讲有名的保定莲池书院。甲午战败，变法维新，各省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而吴汝纶改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是北方教育界的重镇，所以很容易地将吴樾介绍到他曾主讲过的保定高等学堂读书。
那时的吴樾，虽无趣於以八股猎取功名，但从“正途”上，求得一个“出身”，希望荣宗耀祖的富贵之念，却还横亘在胸中；直到读了邹容的“革命军”，方始大彻大悟，知道非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而一改往日的作风，从积极启迪民智入手，作为遂行革命之始。
在保定，他联络江苏、安徽两省同学，创办旅保两江公学，又创办了一份直隶白话报，自己担任义务主笔。由这一校一报为媒介，结纳好些革命同志，最称莫逆的是湖南的陈天华、江苏的赵声以及奉天的张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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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樾日夕盘旋在脑中的，就是“排满”二字，他认为排满之道，不外两条途径，一是暗杀；二是革命。革命需要群策群力，时机未到；而暗杀是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事，他决定走这条路，选定的目标是满人中的佼佼者，户部侍郎铁良。
但是暗杀虽为个人之事，却也不是轻易之事，赤手空拳，无计可施，首先就要讲求暗杀的技术，谋取暗杀的武器。最初是从日本买到了一支手枪，但又觉得手枪的威力太小，不如改用炸弹；於是由赵声的介绍，结识了兴华会的会员杨笃生。
杨笃生本名守仁，湖南长沙人；写过一部鼓吹革命的“新湖南”，吴樾也曾读过。他们在革命的方法上，见解相同，都主张用暗杀；为此杨笃生在日本横滨，由冯自由的介绍，跟一个姓梁的广东华侨学习制造炸药，牺牲了一只眼睛，终於学得了炸药及炸弹的配造方法。
杨笃生所学会的制造炸弹的方法，共有两种；当然是不能与兵工厂相比的简陋方法，使用不便，而且危险。但在与吴樾切磋之下，自己发明了一种方法，是用铁壳装入黄色炸药，底部安置雷管，另加一根撞针，只要撞针与任何硬物相碰击，撞针上缩，接触雷管，立即发生爆炸。这比使用硝酸炸药来得安全；又比燃点药线的炸弹来得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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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采办材料方便，他们是在北京制造炸弹；有了成果，特地到西山“八大处”的僻静山谷中做了一次试验，脱手一掷，如晴天霹雳，硝烟弥漫，砂石迸溅，威力相当惊人，竟惊动山下军警，循声探查。吴樾大喜，决定找机会炸铁良。
就在这时候，有了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明旨，吴樾心想，炸铁良无如炸五大臣？人数既多，而且内有“泽公”，身份比铁良更高；同时在前门车站行事，必能震动天下，惊醒大家的迷梦。
於是等五大臣放洋的日期决定以後，吴樾早十几天由天津到了北京，寄住在桐城会馆，对同乡谈到入京的目标，是准备进京师大学堂。有吴汝纶的关系在，自然都信以为真，没有人想到他将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做这番事业有一个助手，就是张榕，替他奔走打听消息。二十以後，消息日渐明确；五大臣准定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十点钟，由前门车站乘专车到天津，坐海轮到上海，再搭外国邮轮放洋。
於是八月二十五那天，吴樾叫会馆的长班，为他办了一桌酒，邀集平日交好的同乡畅饮，说第二天要回天津，因为家乡有事，放弃了进大学堂的打算。此别不知何日再得相见，特为以杯酒话别……其实生离即是死别；吴樾知道，幸而当场不与五大臣同殉，亦必难脱逃，依旧会被判处死刑。而在必死的心情之下，却还能保持豪迈的意兴；所以连他在会馆中最好的朋友汪炘，都丝毫不曾发觉他有什麽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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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吴樾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行囊”：一块青布包袱，包着一枚用两三件旧衣服裹住的炸弹。等张榕一到，随即出发，直奔前门车站。
前门车站戒严，然而热闹的很，五大臣的随员、各部派来照料的官员差役以外，还有送行的官员亲友，而更多的是各衙门所派警戒弹压的军警隶役。吴樾与张榕站定脚，看清楚了情形，彼此交换一个眼色，直往旅客入口处走去。
“站住！”有个步军统领衙门的千总喝道：“你们这两个学生，怎麽乱闯？”
“我们要坐火车回保定。”吴樾答道：“不为坐车到车站来乱闯干什麽？”
“今天上午没有你们坐的车。走、走！”那千总往外直挥手：“回家吃了午饭再来。”
看看闯不进去了，只好退了下来，“我们弄错了。”吴樾低声说道：“我们不该穿了学堂里的操衣来的。”
“如今只有一法，冒充官差。”张榕看一看车站的大钟说：“开车还有一个钟头，还来得及；赶紧跟我来！”
张榕领着吴樾到大栅栏，在估衣舖买了两件蓝布大褂；两双布靴；最要紧是两顶红樱大帽，就在那里，匆匆换装。再买块包袱，将换下来的操衣包好，然後又赶到车站，离开车只有二十分钟了。
这一次因为打扮成听差的模样，得以畅行无阻。一进车站，只见月台上到处是人；铁轨上停着一列花车，共是八节车厢，但空宕宕地没有多少人，每节车厢门口，都有持枪的护兵守着。
十点过後，五大臣方始陆续到达，第一个是徐世昌，第二个是戴鸿慈，第三个是绍英，第四个是泽公，在月台上与送行的官员寒暄着。
“怎麽？端午桥还没有来？”泽公问。
“总快来了。”有人回答。
“咱们上车等吧！”
於是由泽公领头，从红地毡上踏上车厢，接着是随员，接着是各大臣及随员的听差，吴樾拉一拉张榕跟在後面一起往前走。
“慢点！”有个护兵拦住他问：“你是那一部的？”
“是兵部的。”吴樾答道：“跟我们徐大人一起到天津。”
如果是张榕答话就好了；吴樾是安徽口音，便露了破绽，护兵认为作为北方人的徐世昌，不会用一个南方籍的领班，所以不准他们上车，得要找徐世昌的部属来问一问。
就在这时候，端方赶到；因为四大臣都已上车，心有未安，所以一拥而上，随员仆役乱糟糟抢着搭车；见此光景，何敢怠慢，吴樾和张榕，不约而同地混在人丛中，踏进车厢。
照原定的计画，吴樾一进入五大臣的车厢投掷炸弹以後，趁混乱之际下车，或许还有生路；所以一上了车，便往前挤，无奈过道中塞住了，急切间无法进入。而火车头已自远处驶来，一挂上了立即开行，行事更为不便，所以尽力向前；挤过一节车厢，又挤向第二节车厢。
突然间，“共共共”一阵响，车厢往後倒退；这是火车头正在与车厢接合。而吴樾是往前在走，由於车厢被撞後退，一个立脚不住，倒向他人身上，怀中包裹中的炸弹被撞，轰然巨响，全站大惊，车厢炸倒在铁轨一旁。
一时秩序大乱，五大臣吓得魂不附体；尤其是泽公，为碎木片击中手背，虽是轻伤，格外吃惊。此外绍英也受了伤；最幸运的是徐世昌，因为有随从在侧，正好作了他的替死鬼；但是他的袍褂却也破了。
此外当然还有死伤，而首当其冲、死状最惨的吴樾；下半身完全炸碎，腹破肠流，手足皆断，血肉模糊，面目不辨。
这一下，五大臣出洋考察一事，就前得搁一搁再说。辇毂之下，广众之中，公然有此流血五步的大案发生，从慈禧太后以下，无不暗自心惊，不知那一个“恶时辰”中，这枚炸弹会在自己面前爆炸。因而除了降旨将外城工巡局委员、南营参将、铁路委员等一干责有攸归的官员，严予究办以外，并有严旨查明正凶姓氏身份，以及有无从犯，务期水落石出，以肃阎闾。
“从犯”只有一名……张榕，他当时站得较远，未曾波及；事後安然离京，回到奉天。而“正凶”血肉模糊，一时无法辨认，经巡警用药水清洗，方始露出本来面目，然後割下首级，装入玻璃匣内，招人辨认。同时摄成相片，复印了许多，派人四处查访，然而一无结果。因为认得吴樾的人不多，即使相识亦不敢认；认明了非但不会有赏，反而招祸，只问一句：你怎麽认得这个叛逆？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世上没有那样的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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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桐城会馆，却是当天就有些猜到了，这件惊天动地的大案，出自吴樾之手。因为他一去不回，而卧室内留下许多什物，未作处置；所以他的同乡进屋探查，果然搜得了一封简单的遗书：
此行决实行暗杀，惟成否不可知。然我必死，我死不足惜，恐诸同乡因我而受累，可将我之行李，移置他处，以免受嫌。
有了这样的警告，会馆司事，立即藏匿了吴樾的行李；而胆小的同乡，怕受牵连，竟有连夜搬出会馆的。只有汪炘镇静如常，不但不搬，而且还经常在打听吴樾的身後之事……吴樾的遗体被盛入一口薄棺，葬在齐化门外一处无主孤魂所聚的“乱葬岗子”上。
事情过了两个月，还有巡警拿着吴樾的照片在查访，最後终於为一个小女孩所识破。
“这不是吴老爷吗！”小女孩说。
“那个吴老爷？”
“住在会馆里的。”
“来！”巡警顺手买了一串糖葫芦递给小女孩，“你带我进去看看，那间屋子是吴老爷住的？”
结果捕去一个汪炘。然而一件大事也就此化小、化无了。因为革命势力迅速发展，朝中大老认为逼迫太紧，反生激荡，是件很不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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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是因为同盟会成立，容纳众流，乃成其大。这当然是逸仙先生主持运用的结果，一面是他席不暇煖地奔走欧洲、南洋及东南亚一带，发展会务；一面是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在东京发刊，正式揭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直叩海内外同胞的心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而很快地获得各地侨报的共鸣；声光断然压倒了君主立宪派的新民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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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民报创刊一周年的时候，江西萍乡及湖南浏阳、醴陵的党军，展开了一次轰轰烈烈的举义。
举义的发动者是同盟会的会员魏宗铨与蔡绍南；响应逸仙先生的号召组织革命机关，称为“洪江会”，推举做过清军军官，本名章年、自号张章年，最後化名龚春台的会党义士为“大哥”。照洪门规制设内八堂以外，外设八路码头官，负责吸收同志入会。这是光绪三十二年春天的事。
到了夏天，江西、湖南交界之处的萍乡、宜春、分宜、万载、浏阳、醴陵各地入会的同志，风起云涌，於是龚春台召集各路码头官会议，决定大举，推派魏宗铨与蔡绍南到日本谒见逸仙先生要求接济新式军械，请示举义日期。
魏、蔡二人由湖南到达上海，刚与同盟会取得联络，忽然萍乡有变，清兵搜捕会党，形势紧急。於是魏、蔡二人为龚春台追回江西；但举义的计划，并不因此而动摇，反因为长江旱荒，米价大涨，人心浮动，认为时机有利而更为积极。特别是萍乡安源煤矿的大工头萧克昌倾向革命，他手下有数千工人听他的指挥。联络醴陵的防营亦有极好的反应，加上以浏阳为主的洪江会会员，党军总数不下两万人之多，决定在年底大举起义。
但是，清朝的官吏，防范得亦很严密；萧克昌竟被诱杀，洪江会的总机关亦遭破获，迫不得已，只好提前举义，推举龚春台为“中华民国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第一次使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庄严名义，发布檄文，历数满清十大罪状，号召汉族“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
不幸的是，党军徒手居多，因而一败於萍浏之间的普安山，再败於浏阳的牛石岭，攻势瓦解。然而此举已震动长江下游；同时在日本的革命志士，相率回国，参加实际行动。使得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为紧张，多方搜捕，大举清乡，党人被害或入狱的极多。大致办得最严的是江西，其次是湖南，再次是江苏……而经此考验，意志不够坚定的少数同盟会会员，亦就原形毕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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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於这一次的革命失败，逸仙先生很冷静地思考过。起事之初，声势浩大；但义举如昙花，盛放即凋，完全由於策划未周，规制组织，千头万绪；文告宣传，说法不一，在在影响军事行动的成效。战阵之事，固然如岳武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需临事看指挥官的才能与义师素质的高下而定，但有许多工作是可以预先准备好的。
因此，逸仙先生编了一本“革命方略”，由同盟会颁布各省会员。方略中从宣言到安民布告；从军事组织到地方民政，共分十五大项，规定得既详明又切实，等於一本革命行动的教科书。
同时逸仙先生亦亲自领导革命起义。光绪三十三年初夏，一举於潮州黄冈；再举於惠州七女湖，虽然都因为条件过於缺乏，但对恢宏志士之气，却发生了极大的作用，因而在刘思复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不成之後，乃有徐锡麟起义於安庆，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的震动四海的大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