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锡麟是个奇人。他天生来一种寻根究底的性格,小时候有样什麽东西到他手里,一定要拆毁来看个明白,因此不为他父亲所喜;也因此使得他十二岁就愤而逃家,从绍兴渡江到杭州,投入佛寺做了一名小沙弥,但不久就为家人找到带回家,关入书房之中。

发愤用功的徐锡麟,爱好天算之学;他没有老师,老师就是书。白天看书,晚上看天;悄悄爬上墙去,骑坐在墙头,看天上的星辰列宿,画下许多天象图;还自制了一具直径三尺的浑天仪。

当然,他也博览群书,喜欢谈天下大事;不过在别人看来,他的专长还是算学。三十岁那年,就以此一专长,做了绍兴府学校的算学讲师;当时的绍兴知府熊起蟠很看重他,叫他递了门生帖子,提拔他做绍兴府学校的副监督,深受师生的爱戴。

苏报案起,他正在日本游历。浙江留学生开会声援章太炎,徐锡麟亦去参加,在会中认识了陶成章、龚宝铨,谈得非常投机,由於陶成章的介绍,又认识了钮永建,天天聚在一起,纵谈古今大势,对於逸仙先生提出的革命宗旨,极其倾倒;从此立下了“驱除鞑虏”的大志。

於是他买了许多刀剑、图书回绍兴,设小学,办书局,极力启迪民智。他自己则天天用手枪练习打靶;一次子弹从墙上反射,正好击中他的肩头,旁人大惊失色,他却声色不动。就由於这份定力,到底练成了百发百中的枪法。

第二年冬天,他有事到上海,去看他的同乡……以前爱国学社巨头之一的蔡元培,与陶成章不期而遇。那时蔡、陶所组织的革命团体称为“光复会”,陶成章邀他入会,徐锡麟一诺无辞。

徐锡麟本来也是有一番打算的,想学越王勾践,以及在绍兴看见秦始皇的驾车、想要“取而代之”的项羽,号召一班子弟兵,在家乡举义,保绍兴观变;这个打算不脱乱世群雄并起、各霸一方的割据思想。陶成章认为要不得;革命就要团结,就要连络,就要训练,就要讲理想、讲宗旨,决不是仅仅以亲情乡谊结合的子弟兵所能成大事的。

徐锡麟恍然大悟,决定改弦易辙。回到绍兴以後,用兵法部勒子弟;接着又带了几名学生,徒步考察浙东诸暨、嵊县、乌义、东阳四县的山川地势。遇到险要之处,画图笔记,预备起兵作参考。同时每到一处,结交奇才力士,收获相当丰富。

如是两个月之久,每天走路不会少於百里,到晚来就睡在荒郊野寺之中。风雨欺凌,饥饱不常;以致於回绍兴就得了一场大病。

病癒以後,仍旧在他老家绍兴东浦的热诚小学任教。这所小学是东浦士绅集资所创办,却为徐锡麟暗中培养子弟兵的摇篮;因此,功课中特别注重兵式体操,甚至从南京雇聘了一班军乐队来壮“军威”,每天出操,鼓乐喧阗,热闹得很。这在别人看来觉得有趣;但知子莫若父的徐凤鸣……徐锡麟的父亲,了解儿子的深意,怕为全家带来灾祸,却只觉得可厌,然而无可奈何。

※※※

为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的族弟蔡元康无意中的一句话,徐锡麟决定购买一批枪械。

蔡元康说:起义如果缺乏军饷,不妨找钱庄去借,事成以後,加利偿还,徐锡麟听在心里,默默思量,认为这个办法大可一试,决定实行。

他有个好朋友,也是革命同志,名叫许仲卿,颇饶家资;徐锡麟跟他借了五千银元。购枪的费用有了着落,才请绍兴知府熊启蟠发一张公文,说明购买洋枪子弹,作为各学校体操所用;就凭这张公文,徐锡麟在上海买了五十枝後膛九响长枪,两万发子弹,明目张胆地雇用挑夫,将这批枪械运到绍兴。寄存在学校。

第二步,就要找人来使用这批枪械了。他请嵊县的会党首脑竺绍康,派选了二十个人到绍兴,预备训练他们使用洋枪。只是这二十个人得有一个安顿之处;因而跟陈志军商量,决定借用大通桥的大通寺,开办一所学校,以容纳这二十名“学生”。计议停当,大通寺的方丈亦已同意;那时徐凤鸣知道了这件事,跟大通寺的方丈不知说了些什麽,已成之局,顿时推翻,和尚不肯借大通寺了。

正在进退失据,深感狼狈之际,陶成章与龚宝铨由嘉兴到了绍兴,听得徐锡麟说知其事,便出个主意,一起进府城去看积谷仓的董事徐诒荪,借用空仓数间,开办学校;这是好事,徐诒荪一口答应。於是请许仲卿捐出开办费,终於将学校立了起来,仍旧命名为“大通”。

但是学校的宗旨变过了;也可说是纳入正轨了。陶成章不赞成向钱庄借饷的办法,主张改成师范学校,设置体操专修科,六个月毕业,毕业後各归本乡倡办团练,作为徵兵成立国民军的准备。这是配合立宪而来的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很容易骗得过官府;因而大通师范学校,便在这年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开学;徐锡麟最得意的一个学生,是籍隶会稽的陈伯平,出生在福建,曾在福州武备学堂读过书,十七岁才回故乡,十九岁中了秀才,这时亦投入大通,生性沉默寡言,而徐锡麟却看出他胸怀大志,颇为器重。

※※※

办学是好事,但对实行革命来说,未免迂缓;因而陶成章又出了一个主意,先捐官职,然後学习陆军,设法掌握军权,出其不意地一面实行中央革命,一面袭取军事重镇,这样双管齐下,可以一举推翻满清。

徐锡麟对这个构想,深以为然,便出全力推行,先说动了许仲卿,借出五万两银子;接着便赶到湖北去看他的一个表叔……幕友出身,久在山西,曾当过湖南巡府的俞廉三。

那时,捐官容易,派遣到日本去学习陆军,却需要走门路才办得到;徐锡麟去看俞廉三的目的,就是为此。

俞廉三客居湖北,寂寞异常,有这样一个表侄,远道来访,自然感动,因而为他写了两封很恳切的“八行”给浙江当道。徐锡麟拿着回杭州,去谒见署理浙江巡府的杭州将军寿山,当面递上一封请求派赴日本学习陆军的禀帖,其中夹着一张三千两银子的银票。寿山欣然接纳,不但批准了禀帖,而且还为他写了信给驻日公使杨枢,照应徐锡麟。

於是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陈伯平、以及徐锡麟的妻子王振汉等一行十三人,由上海放洋到了东京;但是学习陆军的志愿,却未达成,因为徐锡麟是深度近视,眼力不合进振武学堂的体格标准。想改学陆军经理,依然被摒;因而又想改学警政,但陶成章不赞成。就在这意见相佐、莫衷一是之时,陶成章与龚宝铨都因为水土不服而生了病,相偕回国,在西湖上供奉月下老人的白云庵养病。

於是徐锡麟决定独行其是。回国以後,北上活动;他本来已捐了道员,想活动分发到湖北,以後改省分发安徽,因为安徽巡抚恩铭在山西做知府时,俞廉三正当山西巡抚,很看重恩铭,结为师生。同时恩铭与寿山是连襟,都是庆亲王奕匡的女婿;徐锡麟认为走上这条路子,大有可为,因而改了主意,到安徽发展。

※※※

由於俞廉三的推荐,恩铭对徐锡麟另眼相看,到差不久,就委奉为陆军小学坐办;因为人地生疏,他还不敢放手进行革命,只是倾心结纳陆军小学的师生,深得人缘,所以恩铭对他颇为赏识。半年以後,改调为巡警堂会办,兼陆军小学的监督;同时又为他奏请加二品衔,成了安庆官场中的大红人。

※※※

这时浙江的革命形势,快将成熟了。主持人是一位巾帼英雄秋瑾。

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她的父亲秋寿南,从小就将她当成男孩儿看待,让她跟族中兄弟一起在家塾中念书,聪颖好学,为师长夸为“女才子”。以後秋寿南宦游湖南、福建,都将秋瑾带在身边,亲自课读;同时也不限制她的行动,因此秋瑾的抱负见解,跟深处闺中的所谓“千金小姐”,是大异其趣。

然而,婚姻一道,却不脱传统的窠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十八岁嫁了湖南人王廷钧。夫婿醉心利禄,捐了一个京官,分发在户部当主事;而秋瑾看了许多论时事的报纸书籍,无形中已接受了革命思想,对於官场中的腐败情形,深恶痛绝,因而与丈夫的意见不合。夫妇道苦,由亲友调解,彼此定约,析产分居。秋瑾变卖了所有的首饰,东渡日本留学。

这是光绪三十年三月间的事。初到东京住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学习日语;後来就读於青山实践女学校,改着和服,不事修饰;宛然慷慨潇洒的美男子。所往来的亦多是湖南的革命同志。这年秋天,终於加入了横滨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也就是军师之职。

秋瑾与徐锡麟相识,是由於陶成章的介绍。

光绪三十一年,秋瑾回国省亲,行囊中有两封陶成章所写的介绍信,一封给蔡元培;一封给徐锡麟。她第一次见到徐锡麟是在东浦的热诚小学;徐锡麟对这位充满了飒爽之气的英雌,颇有好感,但其时正为筹备大通学校,奔走不暇,所以无法与秋瑾深谈。不久,秋瑾向她的慈母要了一笔学费,匆匆又回日本。直到徐锡麟一行十三人到东京留学,才又重见。秋瑾为人热心,对徐锡麟的妻子王振汉照料得很周到。後来徐锡麟因为学习陆军被摒,只身回国;王振汉便全由秋瑾照拂。

光绪三十一年冬天,日本留学界发生了大风潮……由於日本文部省颁布了一项“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在身受者的反应分为两种,一派主张归国设学;一派认为不妨忍辱求学。秋瑾性情刚烈,自然属於前一派。回国以後,先在浙江湖州的浔溪女学校任教;没有多久,辞职到上海,倡办中国女报。

这是光绪三十二年春天;到了秋天,随徐锡麟一起到日本,进入巡警学校受短期训练的陈伯平,学成回国;秋瑾邀他在中国女报帮忙。撰述之暇,互相研究炸药;一次处理原料不得当,发生爆炸,陈伯平伤眼,秋瑾伤手。陈伯平自觉技术未精,再次东渡专为去学炸药调合的方法。

※※※

十月间,萍浏革命爆发,震动长江上下游。各省革命党都集中在上海,相约举事响应;秋瑾是同盟会浙江的主盟员,又是光复会的会关员,所以於浙江方面的义举,她慨然自任。巾帼豪气,不知激发了多少懦夫的壮志!

浙江的革命组织,以光复会为主;而光复会的大本营,无疑地是大通师范学校;因此,秋瑾要有所活动,就必须先回绍兴,以大通学校为根据地。但办学与革命的性质不同,办学要安定,革命要活跃;混合在一起,就必然会起风潮。大通学校风波迭起,由口舌之争到暴力殴斗,无所不有;因此得了个很难听的外号,叫做“强盗学堂”。

整理这个学校的责任,落在秋瑾肩上。其时萍浏革命虽已失败;但秋瑾与徐锡麟经由马宗汉的联络,约定以光复军的名义,在浙江与安徽,同时并举。秋瑾为了急於发展革命势力,特为在大通学校之内,设立体育会,想招收女学生学习兵式体操,编成女国民军。这个构想自然得不到绅学两界的支持,也没有一个女学生来报名;秋瑾迫不得已,只好招集金华、处州、绍兴三府的会党弟兄来学兵操,经常实弹打靶,两万发子弹耗发了一大半。秋瑾自己也穿了男子的军服,骑马出入城郊;绍兴是个极保守的地方,士绅对她的行为,认为离经叛道,伤风败俗,大为不满。

然而他们无奈其何。因为秋瑾别有一套手段,刚回绍兴之初,就在官场上下了功夫;那时“谈洋务”是件很时麾的事,秋瑾见多识广,言语便给,加以落落大方的仪态,自然予人好感。特别是绍兴的知府旗人贵福,很支持秋瑾,当大通开学之日,亲撰一副对联相赠:“竞争世界,雄冠全球。”拿她的别号嵌在里面。

因为有此护符,而且还有学生的爱戴,不但足以对抗绅学两界的歧视和排挤;而且在联络会党,组织革命武力方面亦得到许多方便,不过两个多月的功夫,已经使得浙东的会党,翕然就范。

四月初,起事的计划确定了。秋瑾将所属洪门的会党,分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记,由金华首义,处州响应;引诱清军自杭州出击,绍兴的党军立即渡江,乘虚袭取省城,杭州的新军及学界齐起内应。如果攻杭州不利,立刻回师,由金华、处州出江西以通安徽。

※※※

五月初,秋瑾派马宗汉及刚由日本回国的陈伯平,一起到安庆联络,定期六月初十,同时并举。徐锡麟有些踌躇,因为他在安庆的活动,有种种限制,实在还未到可以大举的时候,所以未曾达成协议;马、陈人二,无功而返。

由安庆到上海那天,秋瑾亦正由绍兴赶到,由於台州的会党,擅自行动,变成打草惊蛇;秋瑾怕夜长梦多,决定提前在五月二十六日起事。

於是陈伯平立即写信告诉徐锡麟。事已至此,唯有配合行动;徐锡麟多方考虑,觉得只有一种方式,可望成功,就是趁巡警学堂兵生班举行毕业典礼的机会,作一网打尽之计。那天只要巡抚一到,满城文武当然都到;他打算只杀满员,其余的官员,就可以不鞭而驱,不策而驰,率领学生沿江直下,袭取南京作为根据地。

不过安徽起事,应该比浙江後两天;这样才会发生彼此呼应增强声势的作用。因此,他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式,定在五月二十八举行;同时上了个禀帖给巡抚恩铭,请他莅临致训。

不巧的是,巡抚衙门中最为恩铭所倚重的文案委员张次山,这天恰好八十岁生日;恩铭已经许了张次山,到期一定登堂祝嘏,所以指示徐锡麟提前两天,改在五月二十六举行毕业式。

徐锡麟不肯依从,因为在安徽各处联络好的同志约定在二十八集中省城支援。这不是什麽可以公然宣布的事,一纸布告,咸使闻知;个别通知,辗转密告,极其费事,而且如果传达得不够确实,一经泄露,立刻便有不测之祸。所以徐锡麟以“为期太促,赶办不及”作藉口,要求维持原定日期。

恩铭当时不置可否,事後将巡警学堂的收支委员顾松传来询问,是否真的赶办不及?顾松一向与徐锡麟不睦,自然否认此说。於是恩铭决定还是提前两天。

徐锡麟必须接受这个变化;而唯一适应这个变化的办法,就是凭一己之能,尽力而为。因此,从当天起就召集学生演说时事,说到政治腐败、外敌侵凌的伤心之处,真是垂涕以道。目的是想激起学生的义愤,培养出高昂的革命情绪,好因势利导,鼓荡出满天风云。

※※※

五月二十五日中午陈伯平和马宗汉赶到了安庆,一下船,直接到徐公馆,唤听差将徐锡麟从巡警学堂请了回来。相见之下,徐锡麟非常高兴,因为这两个帮手的及时而至,他觉得所得到的助力之大,非言可喻。

等陈伯平扼要报告了秋瑾那方面的情形以後,徐锡麟很兴奋地宣布他的计划:“恩抚台明天到学堂看操,我们开枪打死他,随即就起革命……”

“怕不容易吧!”马宗汉抢着说了一句。

“我都布置好了,你不要怕!”徐锡麟发现马宗汉信心不够,所以这样安慰他,“打死恩抚台,我就是抚台,要满城文武投降,他们不敢不顺。打死恩抚台以後,随即占领军械所、电报局、制造局、督练公所,他们没有军械,没有外援,无路可通,只有听我的命令。等到南京得到消息,我已经到南京了。唯一要顾虑的是,恩抚台一死,学生逃散,没有人可用;所以最要紧的是,把门口守住,不许他们走散,大事就可以成功。”

接着,根据此一计划大纲,三个人口头商定了行动的原则。然後拟告示,拟“杀律”,用陈伯平刚从上海买来的油印机,油印了数十份,由徐锡麟带往巡警学堂。陈伯平和马宗汉住在徐家。

第二天晨曦,徐锡麟在做完早操後,向学生讲话,他说他这一次到安庆来,专为救国,并非一己的功名富贵。勉励学生随时不要忘掉“救国”二字,行止坐卧,都要念兹在兹,否则就没有人格可言。反覆叮咛,痛快淋漓,但是学生不明白他的命意所在。

最後他说:“我到校以来,日子还不久,不过跟各位同学的感情很和洽,我对於救国二字,不敢自处於安全的地位,所以有特别的意见,更有特别的办法,预备在今天实行。各位同学要谅解我,更要帮助我。”

八点刚过,恩铭就已鸣锣喝道而来,接着是藩司冯煦、臬司联裕,以及首道、首府、首县,满城文武,都来“伺候”抚台;徐锡麟穿着毕挺的警官制服,戴着金丝眼镜,气度沉静,怎麽样也看不出一丝准备手掀巨变的神色。

钟打九下,恩铭回头说道:“看操吧!”

操练是在操场上,不便行事;徐锡麟决定改变内外程序,但不愿预先说破,因为例规如此,很难找到充足的理由来解释。这时随机应变,含含混混地答道:“请大人先考内场功课。”接着便哈腰伸手,肃客入内。

内场功课在第三进的礼堂上考,恩铭率领司道,徐步上阶,礼堂正中已临时设了公案;恩铭升座居中,左右藩臬两司。先由官生行鞠躬礼;接着该由兵生行礼。就这时候,立在台阶上的徐锡麟,突然趋前数步,向恩铭行了个举手礼;随即将一份学生名册,呈上公案,彷佛预备要请恩铭点名的样子。

“回大人,”徐锡麟说道:“今天有革命党起事。”

这等於“掷杯为号”,是一个动手的命令;在堂下的陈伯平急步上前,对准愕然不知所云的恩铭,脱手一掷……是一个炸弹,但却未炸。

恩铭大惊失色,推开椅子要走;徐锡麟便又说道:“大人不必惊慌!这个革命党,职道终究要为大人拿住的。”

“喔!是什麽人?”

徐锡麟向下一低身,等抬起身来时,藏在靴子里的两枝手枪,已经到了手里。

“你这是干什麽?”恩铭张口结舌地问。

恩铭左右文武两巡捕……巡抚的随从,专管传达命令,也兼任护卫;一个叫陆永颐,一个叫车德文,还想不到徐锡麟会行刺,只觉得情况有异,急急摇手阻止,而枪声已经响了。

照徐锡麟原来的计划,双枪打死恩铭,顺手左右开弓,正好料理了藩臬两司;同时陈伯手与马宗汉对付在礼堂前面两廊“站班”的道州县官。出以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局面顷刻可定;那知文武两巡捕横身一挡,破坏了他的计划,只有连连开枪;覆在恩铭身的陆永颐,首当其冲,而恩铭虽然身中七枪,却未伤要害。

徐锡麟一面开枪,一面大喊:“大人放心,大人放心!”所以走廊上的官员,还弄不清楚是怎麽回事?直到陈伯平开枪,首府龚镇湘背上中弹,方始如梦初醒,捞起衣襟,四散奔逃。

在礼堂上,连珠般的枪声,突然沉寂,接着只见徐锡麟急急奔入左侧的办公室,显然的,是打光了子弹,藩司冯煦比较镇静,匆遽喊道:“来人呐,快把抚台抬走!”

於是拔腰刀在手,虚张声势而一直怕子弹无情、不敢上前的戈什哈,一拥上堂,七手八脚地抬起恩铭,背负而逃。陈伯平赶上来放了一枪……这一枪由尾闾上穿,听得恩铭狂喊一声,脑袋立刻垂了下来,似乎打中要害了。

这时徐锡麟已重回礼堂。子弹一时找寻不到,只好用刀;出来一看,顾松手扶中门,正在向大小官儿指点逃走的方向。徐锡麟勃然大怒,早就命令顾松关闭中门,不想他竟反其道而行,岂不可恶!

顾松一看到徐锡麟的影子,吓得撒腿就跑;马宗汉上前一把抓住,拖进门来,顾松面无人色,跪在地上磕着头乞求饶命。

“汉奸!”

徐锡麟厉声斥责;接着便是一刀。佩刀未曾开锋,连劈数刀不死;马宗汉对准他的後脑一枪,澈底制裁了汉奸。

於是徐锡麟回到礼堂上,拿佩刀拍着公案,大声说道:“抚台已经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大家跟我去革命!”

这两句话听来杂乱无章,有些不知所云;其实是徐锡麟有意这样说法,本乎“民可使由之,不知使知之”的道理,使得惊愕不解的官生和兵生,越发迷惑,不知所为,才能驯顺地服从他的命令。

因此,徐锡麟不容他们多想,随即威严地发口令:“立正!向右转!开步走!”

队伍出了巡警学堂,徐锡麟领头,马宗汉居中,陈伯平殿後,胆小的学生,纷纷溜走;最後只剩下三十多人,在惊惶困惑的百姓注视之下,直扑军械局。

军械局的提调是个候补道,名叫周家煜,接到消息,急急下令锁仓,将钥匙投在水沟中,从後门溜走;而徐锡麟已经领队进了前门,一路走,一路开枪,居中的护勇,死伤累累;其余的人亦都逃得光光,革命军完全占领了军械局。

但是,革命军无法利用军械局的枪炮;仓库钥匙遍找无着,只有抬来几枝大木头撞门,撞开一处,拉出来五门巨炮,但仍旧不能使用,因为军械局为了防备意外事件,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炮闩上一样关键性的零件,已被拆卸下来,收藏在别处,以致革命军无法装上炮弹。

※※※

恩铭被救回巡抚衙门,还能说话;当时延请教会同仁医院的英国医生戴璜急救。检验伤势,一共中了八枪,唇部,左手掌心,左腰,左右腿各处,都不要紧,可能致命的,就是陈伯平所开的一枪。戴璜认为非动手术,取出腹部的子弹,才能有活命的希望。

开肠破肚是件大事,恩铭的儿子咸麟和藩司冯煦都不敢作主;但恩铭虽已不能说话,神志还相当清楚,听到戴璜的话,用手连连指着自己的肚腹,示意从速剖腹取弹。

在此同时,冯煦已经下令,派新军及巡防营,包围军械局,搜捕革命党。新军先到,队官是徐锡麟的好朋友;相见时,举枪致敬,毫无敌意。

接续而来的清兵就不同了。一共开来两营,一营是缉捕营;一营是巡防营,士兵比较壮健,武器比较精良。而巡防营的标统刘贞,本职是抚标中军,负有保护巡抚的责任;巡抚一死,如果不能将“凶手”捕获,咎戾更重。所以一到便采取了极猛烈的攻势。无奈军械局的围墙,高大坚固,徐锡麟督饬学生凭险固守,清兵无计可施;由正午僵持到下午四点钟,清兵死了不少。革命党方面,陈伯平却不幸罹难了。

“这样僵持,不是回事!”马宗汉向徐锡麟说:“事情总归不成功了,与其坐困而死,不如放起一把火烧掉军械局。”

“不!”徐锡麟答道:“我们要杀的是满洲人,如果一烧军械局,大火蔓延全城,玉石俱焚,那岂不是不辨黑白?”

马宗汉还在争持之间,只听“哗啦”巨响,围墙被攻破了一个缺口,清兵蠭涌而入。於是徐锡麟下令撤退;退入库房,石墙铁门,更为坚固难攻。

其时藩司冯煦已派候补道黄润九、首县劳文琦到军械局督战。见此光景,据实回报;冯煦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悬出花红:凡能捕获徐锡麟,赏银一万两。

清兵看在白花花的银子份上,要钱不要命了;找一处无甚动静的地方,用飞爪搭住墙头,攀绳而上,翻下去打开了铁门,放人进内搜索,找到了徐锡麟的制服军帽,却看不见他的人影。料知已经改装出走,报到巡抚衙门,冯煦与他的同僚,相顾失色,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束手无策,乱作一团的当儿,报来一个“好消息”:徐锡麟没有逃出军械局,只是躲着,已经抓到;马宗汉亦已就逮。此外抓了二十一个学生夫役。清兵被打死了一百多;学生死伤的不到十个人。

※※※

徐锡麟当夜就被解到督练公所,由巡抚衙门的文案委员赵次山,和藩司冯煦、臬司联裕会审。

“跪下!”联裕拍桌吼着。

“你还在那里洋洋得意!”徐锡麟报以讥刺的口吻,“你当时慢走一步,老早也就死在我手里了。”

冯煦知道徐锡麟对满人没有好感;联裕此时摆官架子,无非自取其辱,所以拉拉联裕的衣服,示意住口。然後他看着徐锡麟问道:“恩中丞是你的恩师,你怎麽全无心肝?”

“他待我不错,我知道;不过这是私惠!我刺他,是为了平天下的公愤。公私要分明。”

“你到底是受谁的指使?”

“没有人指使我。这件事知道的只有我的朋友陈伯平、马宗汉。随同进攻军械局的学生,毫不知情;当时是我拿枪逼着他们,他们不得已,只好跟我走。总而言之,一人做事一人当,千刀万剐,在所不辞;只望不要牵累无辜。”

看他视死如归,侃侃而谈的气概;堂上三座,都为之震慑了,你看我,我看你,相视无语。

徐锡麟却又开口了:“新甫死了没有?”

新甫是恩铭的号。联裕答说:“没有。不过轻伤,医生看过,不要紧了。明天要亲自审你!”

听说恩铭未死,徐锡麟大为沮丧,将头低了下去。然而联裕却正合了“言多必失”这句话,再说下去便露了马脚。

“你知道不知道犯了什麽罪?”联裕说道:“明天要剖你的心肝!”

当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便是剖了张汶祥的心肝致祭的。徐锡麟恍然大悟,昂首大笑:“这样说,新甫是死掉了!新甫一死,我志已偿;粉身碎骨,亦所不惜,区区心肝,何暇顾及?”说到这里,拿手指着联裕:“你幸而不死!”

这谈笑之间所比画的一个手势,使联裕联想到徐锡麟刺恩铭的那一幕。自己吓自己,突然一哆嗦,几乎从椅子上翻了下来。

“其实杀你又有什麽用处?”徐锡麟说:“我本来想先杀恩铭,其次杀端方,再下来杀铁良、良弼。”

端方是两江总督,铁良和良弼都负督练新军之责;这三个人在满族中算是很能干的人,所以成为徐锡麟想要翦除的目标。相形之下,杀联裕毫无用处;这是卑视的表示,然而联裕已噤不能出声了。

“你平常常见恩中丞,为什麽不在签押房行刺,迟到今天才下手?”

冯煦的这一问,正给了徐锡麟表明宗旨的机会,“签押房是私室,学堂是公地。”他凛然答说:“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要教众目昭彰。”

“你到底有多少同党?”

“没有。”

“学堂教习之中有同谋的没有?”

“这些人为衣食起见,没有一个可以跟他们商量革命计划的。”

问到这里,冯煦对徐锡麟的观感一变,第一、他只是排满,并不想杀汉人;第二、不乱攀扯不相干的人,使得他处理这一案可省许多事。当然最主要的是,他的大丈夫气概,不能不令人由衷生出敬意。

因此,冯煦命值堂的差役拿纸笔给徐锡麟,自己用很客气的态度说:“可以不可以请你自己写几句话,当作结案的供词?”

“这有何不可。”

於是徐锡麟得到一个座位,堂堂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自白书,就算了案。接着提审马宗汉,他亦跟徐锡麟一样,从容慷慨,一无所惧。

退堂以後,司道聚议处刑的办法。联裕主张援张汶祥刺马之例,剖心致祭。首县劳文琦附和其说;但冯煦表示反对,他认为斩首是国法,剖心是私刑,不能以私废公。

话说得义正辞严,无奈刑名大权在臬司手里,而且有例可援,终於定议:先斩首,後挖心。当夜在巡抚衙门的东辕门下就义。马宗汉当然也是迟早不免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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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之变,第二天的上海各报,就有记载;浙江官场亦已从北京、安徽、南京各处接到密电,预备兴起大狱。而在绍兴的秋瑾,直到六月初一看到来自上海的报纸。才知道徐锡麟事败成仁……这应该不算意外,但对秋瑾来说,却是异常沉重的打击,问天无语,有泪难弹,一颗心被撕成碎片了。

大通的学生,当然要向她讨主意。都以为事急如此,不能束手待毙;不如即日举事,先杀知府贵福,占领了绍兴,再作道理。秋瑾到底是妇人,始终不忍向於己有恩的贵福下手,坚持分头并举的原议,虽然金华会党,已近乎解体;处州亦无发动的消息,但嵊县的王金发,她认为是可靠的,一定要等他带人到了再起事。在这个决定之下,她挑选了二十几个学生,遣派到杭州,分头埋伏;打算着绍兴得手,渡江攻占省城时,这二十几个人便是内应。

其时绍兴的士绅中,认为秋瑾不守妇道,伤风败俗,因而深恶痛绝的胡道南等人,已经向贵福提出警告:倘无决断,必贻钜祸。贵福监於安庆之变,悚然心惊;微服宵行,赶到省城去请兵。浙江巡抚张曾敡,派巡防营统领李益智率领第一标南渡“剿匪”;怕第一标中有革命军,出发之前,每一个兵的身上都搜查过,形成了极大的骚扰。

因为如此,消息外泄,秋瑾得以预先将枪械移去。接着王金发由嵊县如约而至,商定六月初十举事。等他一走,巡防营的第一标已经开到了;大通的学生都劝秋瑾出走,她端然不答,徐锡麟一死,她义不独生了。

秋瑾就是这样子束手被擒;由贵福与山阴、会稽两县会审,她侃侃而谈,承认自己是革命党。等到叫她自书供词,她只写了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

仅仅自承革命党,并无死罪。但秋瑾以妇人之仁不忍向贵福下手,而贵福却必欲置之於死地;匆匆罗织成狱,在第三天凌晨四点钟,处决了秋瑾,暴屍道路,绍兴竟没有人敢出面收屍;直待吴芝瑛从上海赶到,方始收殓遗骸,葬在西湖断桥附近,英灵与名湖同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