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关之役虽已结束，但余波荡漾，激起广泛的涟漪；令人深深相信，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出现之期必不远了。
近在广西，陆荣廷一军虽能复占镇南关，但亦心折革命军的坚劲；远在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要请缨回国，参加革命的实际行动，其中慕义最切的一位是，刚进入东京振武学校的蒋志清。
“蒋先生！我们浙江的会党有六七个，反清复明的同志，不知道多少！为什麽不成功？就因为方法不对；不是用军法部勒，以致於人数虽多，变成乌合之众；一到紧要关头，不知道怎麽样集中力量、发挥力量？这完全吃亏在没有受过训练。我是过来人，这个道理我最清楚。说句心里的话，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学军事的人的身上；你决不可以妄自菲薄，更不可以徒逞血气之勇。大器晚成，不争一时。”
说这话的是浙江金华“龙华会”的首领张恭；秋瑾所倚恃的主力，就是这个会。结果，一事无成！张恭逃出浙江，亡命日本，抚创思痛，感慨万端，所以有这样恳切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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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蒋先生大有来历。几百年来深受王阳明、黄梨洲浙东学派的薰陶；有清一代不仕异族、忠孝传家的家风笼罩，他的民族大义血忱，是与生俱来的。
他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後来更名中正，字介石。出生在剡溪九曲所汇的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的溪口镇。溪口蒋家是大族；他家始祖迁居四明群峰之表的武岭之下时，原是为了避流寇之乱。崇祯殉国，义不帝秦；蒋家子孙没有人肯做清朝的官，三百年孝弟力田，到了蒋先生的祖父才耕读余暇，兼营货殖，创设了一家盐舖，字号玉泰，买卖公道，信用卓着，生意非常兴隆。
玉泰主人的第二代，也就是蒋先生的父亲，号叫肃庵；这位老先生不坠父风，乐善好施。秉性刚直果毅，善於排难解纷；也喜欢打抱不平，以保护善类自任，在乡党中有极高的声望。
蒋先生的母亲是肃庵先生的继配，姓王。这位王太夫人，不但是贤母，而且是女中豪杰；二十三岁嫁肃庵老先生，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十三年的阴历九月十五，诞生蒋先生。蒋先生九岁那年，肃庵老先生故世；孤儿寡妇，受人欺凌，而王太夫人保家教子，逆来顺受，表现出非凡的涵养。她读书不多，但听爱子读孝经时，为他解释忠孝之义说：“孝，不是晨昏定省，奉养无亏的表面文章；是要顺意承志，想各种方法去做到父母的希望，这就叫顺者为孝。不过，顺只是孝的开头；移孝作忠，才是孝的结果，也才是大孝。有一天，你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心满意足了。”
因为有这样不同寻常妇女的见解，所以当蒋先生十八岁那年，决意到日本去学陆军时，族人亲戚无不劝阻，而王太夫人却力排众议，多方设法筹集了一笔盘缠，亲送爱子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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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坐船到东京，一上岸就受到了一个极严重的打击，有人告诉他：没有中国陆军部的保送，是不能进振武学校的。
那怎麽办呢？只有改进清华学校。这不是他的素志；无非暂且栖身。不过，在学业以外，却有一桩极其称心快意之事，他结交了一个生平第一知交。
蒋先生的这位知交是湖州人，名叫陈其美，号英士。英士先生三兄弟，长兄继承祖业，在原籍经商；他是老二，跟老三其采都在日本学警政。陈英士人如其名，早蓄大志，已经参加了同盟会；蒋先生结识了他，志同道合，自然也加了盟。
“清华学校，完全不合我的志愿。英士哥，你看我应该怎麽样才能达成我学军事的志愿？”
“照我看，不如回国。”陈英士答道：“现在正办通国陆军速成学校；你不妨去投考。”
蒋先生听了他的话，这年冬天，束装回国。一到上海，就听说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在各省招生；浙江分配到六十个名额，其中四十六个由文武官员保送，公开招考的只有十四个。
那怕只有一个名额，他也有把握拿到手；当时兴匆匆赶到杭州，不想生起病来。生病也还是要报考，而且考得很好；榜发录取，分入炮科，他非常高兴，因为陆军中炮科居首，很能学到一点东西。当然，他也想到世界上好些大军事家出身炮科；像拿破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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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学校的学生，有汉人，也有满人；满汉之间的成见很深，因为汉人革命，而满人是被革命的对象。因蒋先生早就将辫子剪掉了；越发引起旗下学生的猜忌，都在背後指指点点，窃窃私议：“这个人，连辫子都没有，一定是‘乱党’。”
蒋先生当然知道旗人对他的观感，深自克制，劲气内敛；表现得异常平凡的样子。但是，他觉得个人荣禄不足计，国家民族的尊严不容侵犯；因此，有次跟日本教官发生了冲突。
“这一块泥土，大概一立方寸。”讲卫生学的日本军医教官指着他带来那块泥土说：“其中可以容纳四万万个微生虫。”
这句开场白，大家都觉得刺耳；思路敏锐的蒋先生，却立刻就发现了疑问：微生虫非肉眼可见，要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约略计算；因为过於细微，出入甚大，上下数千万不足为奇，为何不说五万万、或者三万万，而偏要说成四万万？
这个疑问很快地得到了解答，也证实了他的怀疑确有必要，“这一立方寸泥土，好比一个中国。”日本教官说：“中国有四万万人，就好比四万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中一样！”
“教官！”他霍地站了起来；挺拔的身子如山岳之峙，一双清澈的眼中，闪出不可屈辱的庄严光芒。
然後，他离开座位，采着沉稳的步伐走向讲台；日本教官愕然不知所措，而他的同学们在惊异困惑中，隐隐然有着兴奋的期待……大家虽不知他将会有何举动？但都相信，他的举动必是不平凡的。
果然，没有人能猜到他的举动，他拿起那块泥土，一掰为二；二掰为四；四掰为八，取其中一块向日本教官责难：“日本有五千万人，是不是也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寸的泥土上呢？”
日本教官被问得张口结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而讲台下面的学生，却无不面有喜色，暗暗称快，形成感情上的强烈对比。
被责问的人，终於恼羞成怒了！厉声喝问：“你！你是不是革命党？”
“只问譬喻得对不对？请不要说题外之话。”
“哼！”日本教官下不得台，只有狠狠跺一跺脚，下了讲台，头也不回地去找学校总办评理。
这一下，他成了英雄，立刻为同学所包围，都说他为大家表达了心中的愤慨；甚至於连对他有成见的旗下学生也另眼相看了。
当然也有人替他担心，说日本人的气量狭隘，一定会要求总办严厉处置；说不定会要挟总办非开除这个“欺师犯上”的学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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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教官确是这样要求。但总办赵理泰，并未听信他的一面之词；经过调查之後，认为错在教官，不在学生。
总办之下有监督，承命管理学校；赵理泰将他找来，且不提自己的看法，先要听听他的意见。
“师生之间，议论纷纷，大家都很注意这件事。”监督答说：“帮蒋某人说话的自然很多；不过有人坚持‘师道尊严’这四个字，认为蒋某人犯上，非开除不可。否则群起效尤，没有一个教官可以教得下去了。”
“这情形不同。蒋某人是有志气的好学生，决不是故意捣乱。至於日本教官，譬喻不当，可说自取其辱；像这样的教官，我决定早早解聘。至於说到‘犯上’，也不可一概而论；‘天地君亲师’，在天理伦常上，师居末位。日本教官侮辱我们中国人，当然不能再考虑他的师的地位；而且他本人也不足为人师表了。”
“总办的见解很透澈，不过为了别位教官，似乎不能不了了之。”
“当然要作处置的。拿蒋某人找来，训他几句。”赵理泰加重语气说：“只能这麽办！就这样子，已经委屈他了；照理说，像这样的学生，应该嘉许。也只有这样的学生学军事，将来才能保国卫民。”
於是，监督命校役找了蒋先生去，假意“训斥”了一番；声音很大，而脸色和缓，甚至还带着些笑意。蒋先生本来是从小受贤母教导，极知尊敬师长的人；同时也体念到总办和监督如此处置，实在是暗中回护，所以心悦诚服地领受了“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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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中国驻日公使跟日本的文部省，取得关於中国派遗留学生的协议。日本文部省承诺，各官立高等学校，在今後十五年内，每年容纳中国学生一百名；由中国给以经费补助。因此陆军部决定在保定军校的日文班内，考选一批留日陆军学生。
蒋先生看到学校所贴出来的考选布告，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毕竟有了一个留日的机会；忧的却正是这个机会不会己有！
他无法克制自己的这一希望。因为不但到日本学习陆军是蓄之已久、无时或忘的志愿；而且也渴望着重见陈英士，一倾蓄之已久的友情。
想来想去，只有冒昧陈词。他写了一封信给赵理泰，说陆军部规定由日文班考选，无非因为可以消除文字语言的隔阂，便於受教；而自己去过日本，也懂日文，不悖规定的原意。所以请求准许一体受试。
信是送出了，消息沉沉；到了临考的前一天，还没有下文。但是，他并未绝望；因为如果所请不准，必有批示，所以还是很沉着地等着，而且这天晚上的自修课时，他依然能够聚精会神地准备应考的学科。
自修课终了的号音响了；接下来便得上床。然後熄灯号也响了；一丝希望随着光亮消失在漫漫黑夜之中。
突然间，又发现了光亮；蒋先生从睡梦中被唤醒，但见荧然一灯，照出一张橘皮样的皱脸，是监督身边的老勤务兵张得标。
“有你的公事！”张得标右手拿公文给他；左手提起了马灯，好让他细看。
公事是写在他的原件上的批示：
奉总办面谕：准予一体受试。
下面是监督的署名，看出这批示是他的亲笔。
这意外的转机，对他自是一种绝大的冲击，以致精神亢奋，再也无法入睡。可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睡眠，明天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去参加考试；又怎能在这一场“鏖战”中获胜？因此，他对自己的精神状态相当着急。
越是这样，越无睡意，辗转反侧，烦躁异常。突然间，他想到孟子上“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话；也想到大学上“定、静、安、虑、得”的道理，因而欣然接受自己的考验，试着将得失荣辱之心抛开，学习孟子“不动心”的功夫。於是方寸灵台，湛然恬然，很快地像往常一样；也像此时所有的同学一样，合眼入梦。
醒来时，恰好起床号响。他觉得神清气爽，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快乐；但是，表面上他跟平时完全一样，从容而敏捷地该做什麽做什麽。到第一堂学科开始时，进入试场，与日文班的同学相角逐。
很快地发榜了，榜上有名，终於达到了他学“万人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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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进入东京振武学校不久，就听到镇南关起事的消息；蒋先生早蓄革命之志，亟於见诸行动，但为他的朋友张恭所劝阻，只好暂加忍耐。
他的朋友都是革命志士，其中最凸出的一位是苏玄瑛。他本名叫苏子谷，是逸仙先生的同乡苏杰生的儿子；苏杰生是横滨的华侨，在英商专营茶业的贸易行中做买办。当时华侨的风气，无论携眷与否，都喜欢置日妇外室，广东话叫做“包日本婆”；最初是买卖方式的露水姻缘，日久情生，形同配偶，如果有了子女，关系更加密切。苏子谷的母亲，就是在这种习惯之下，与苏杰生同居的；苏杰生替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亚仙。
在苏子谷十一岁那年，中日战争爆发；苏杰生挈妇携雏回广东，家道因而中落。於是苏杰生将亚仙母子送回日本，倚靠苏子谷的姑夫林紫垣生活；第二年，也就是苏子谷十五岁的那年，横滨华侨开办大同学校，他考入乙级就读。乙级只授中文，采用“昭明文选”的论文书启为课本；苏子谷资质鲁钝，不甚了了，两年以後方始升入甲级，兼习英文。
不久，由於林紫垣的资助，苏子谷得以升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但是，林紫垣所供给的生活费用，每月只有十圆，仅敷“下宿屋”的膳宿两费；为了要省下钱来买书，他迁到最低廉的、只有最穷苦的学生才住的下宿屋。房东所供给的米饭，竟搀和着石灰；晚上亦没有灯。没有灯不能读书，需要学生自备，而苏子谷没有钱买石油，只好坐在黑头里。同寓的人问他，他说：“我的书，白天就读熟了，何必晚上再点灯读书？”
就是这样刻苦的生活，也只维持了两年；林紫垣的接济忽然中断了！苏子谷大窘。幸好，当时驻日使馆中，主管学务的汪大燮，是个相当开通的人，准许各省优秀学生改充公费生；苏子谷便由横滨华侨保送，转入振武学校学习初级陆军。
其时留日学生的组织“励志会”，因为有一部份重视利禄的人，跟官场相当接近，日渐腐败；所以倾向革命的有志之士叶澜、汪荣宝、张继等人，准备另外组织新团体，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新团体的定名，本来预备参照义大利独立之前，一八三一年马志尼组织“少年义大利”，主张立宪共和的史实，名为“少年中国会”；但怕刺激满清当局，自招阻力，因而隐约其词，称为青年会。
青年会的发起人，以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为多；所以苏子谷亦列名其中。他本来的交游，只限於少数广东同乡，自从参加了青年会，与各省才俊贤豪交游，加以刻苦自励，因而文思大进；同时他又有绘画的天才，无师自通而作品老练精工，有同名宿。就这样，渐渐地在留学生之中，崭露头角。
光绪二十九年，俄国占领东三省，留日学生，大为愤激；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江苏的钮永建，发起组织拒俄义勇军，先跟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去商量；而此二人正是励志会中接近官场的人物，认为此举易於引起北京的疑忌，便拿留学生手无寸铁，决难有成的话拒绝此一建议。
事为青年会的叶澜所知，跟另一会员秦毓鎏计议，认为应该支持钮永建组织拒俄义勇军，借此题目正可以鼓吹民族主义。其他会员亦多赞成此事；於是由钮永建发传单，定期在神田锦辉馆开发起大会。
这天到会的各省学生，十分踊跃，总计五百余人之多，全体通过组织拒俄义勇军，报名为队员的亦有两百多人，推举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蓝天蔚为队长，日日操练；同时采取了三个准备回国、开赴疆场的步骤。
第一步骤是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请他抵抗俄国，表示已组织学生军，请隶属北洋麾下。
第二步骤是通电国内各省，争取国人的同情与支持。
第三步骤是公推钮永建及汤尔和为特派员，回国面见袁世凯，说服他出兵拒俄。
就在这着着进展，表现得有声有色之际，有个叫王璟芳的湖北学生，表面在锦辉馆的大会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暗地里却向使馆告密，将学生军的底蕴，尽情泄露。
驻日公使蔡钧得报大惊，急电回国；袁世凯亦有密摺，说“东京留学生若干人，编练数军，希图革命；来电诡言俄患日深，求助军火，以便至东三省与俄人决战，情形叵测。就使本为忠义，然距义和团之日未久，亦深虞其有碍邦交。”
於是，军机大臣承旬，一面密电各省督抚：“留日学生回国，遇有行纵诡秘，访闻有‘作乱’本心者，即可随时捕获，就地正法”；一面严饬蔡钧监视留日学生的行动。
湖北籍的蔡钧有能员之名，也有小人之称，当然要借此机会立功献媚，他向日本政府交涉，要动用日本警察的力量，勒令解散拒俄义勇军，制止学生练习军操，竟得如愿以偿。
学生军被迫解散後，苏子谷报国无路，痛哭之余，忽动归思；请他在横滨的同学冯自由，写了一封给陈少白的介绍信。到了香港，就住在陈少白所主持的中国日报馆中。不久，他的父亲苏杰生得到消息，亲来香港探子；苏子谷竟避而不见。
这因为他知道他父亲的来意，是要他回乡去完婚。他那未婚妻的聘定，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他本人万分不愿；如果父子见面，一谈起这件事，双方意见如南辕北辙，绝无凑合在一起的可能。那就不如避而不见，反倒可以保全父子的关系。
陈少白不知就里，觉得他天性凉薄，便出言责备，极力劝他从父回乡。苏子谷无法辩解，当然也无法再住下去；於是不辞而别，飘然远行。过了几个月再出现在香港，已是作佛家装束，三千烦恼丝，付之并州一剪，而且改名为曼殊，又号元瑛。
苏曼殊的做和尚，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出家即无妻室，因而得以逃婚。此外一切行径，与在家人无异；两三年中，曾游上海、苏州、长沙、芜湖、江宁各地，担任过好几个学校教员。也结交了好些个革命豪杰。直到光绪三十二年，才又重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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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因为苏报案入狱的章太炎刑满释放。东京的同盟会已预先派人等候；章太炎一出狱，就被接到日本，主持民报的笔政。住在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敬仰章太炎的学问，愿意从而受业问难的，亦多到了东京，住在章太炎的寓所；其中之一就是苏曼殊。
到了光绪三十三年夏天，由浙江志士发动的革命，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除了殉难的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等人以外，其余的知名之士，一一被悬赏缉拿，纷纷亡命东京，其中有些人是章太炎的门生，自然顺理成章地住在老师那里。
蒋先生的另一个常有往还的朋友龚赛铨，就是章太炎的弟子。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聚会一次，热烈地讨论进行革命的方略；除了龚赛铨、苏曼殊以外，还有张恭、章梓、周日宣、庄之盘诸人，大都是浙江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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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以浙江人最杰出。在蒋先生以前，还有“二蒋”为章太炎所倾倒，说是“浙江二蒋，倾国倾城”。
这“二蒋”是海宁的蒋方震，字百里；诸暨的蒋尊簋，字百器。他们都是士官第三期的学生，蒋百里学步兵；蒋百器学骑兵。蒋百里在步兵科以第一名毕业，而成绩总分又通冠各科，成为这一期的榜首，照例由天皇赐刀，在日本军人视为无上的荣誉；不想这把名贵非凡的刀，为中国学生夺去。日本军部极不甘心而又无可如何；所以从第四期起，改为中日学生分班，成绩各别计算，作为防止发生同样“不名誉”事件的手段。
当蒋先生入振武学校时，那“二蒋”已经毕业；但另有一位杰出的浙江学生，却与蒋先生很投契，他是杭州人，名叫黄郛，字膺白；他比蒋先生大七岁，但小於陈英士三岁。陈黄二人都看出蒋先生的气度涵量，深不可测，既爱且敬，视如手足。
黄膺白是浙江武备学堂出身，常常提到这个学堂的总办伍元芝，此人籍隶江宁，两榜进士出身，手撰对联，悬诸武备学堂大堂：
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於越地；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盗寇满中原！
上联是指句践复国；下联是用齐襄公灭纪的典故，公羊传中一问一答：“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明明是说满清灭明，虽已二百多年，但仍旧应该复仇；结句“毋忘盗寇满中原”特地用一双关的“满”字，更如当头棒喝。从浙江武备学堂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人不记得这幅对联；也没有一个人不由这个“满”字中激发出九世复仇的春秋大义。
因为是这样一位有心人的总办，所以对具有革命思想而又肯上进的学生，奖掖鼓励，不遗余力。黄膺白在那里并未毕业，就由伍元芝提前保送他出洋留学。他的性情内热外冷，极富理智，在学科中爱好数学；但并未学习炮兵，却选了极冷门，而且照一般军事学生看来很“没出息”的军事测量。他的志愿是要自测自制一幅全国大舆图；因而与同班各省的同学相约，每一省如有三位同学，则分别选修测量系的地形、三角、制图三科，成为一小组；如果人数不足，则约邻省的同学参加。他的用意是，这一小组将来学成回国，就可以分工合作从事本省舆图的测制，然後完成全国总图。
他本人学的是地形科，在乡间“选点测量”，一天要走几个山头，晚上就寄宿民家；其时正当日俄战争，只见不论劳工还是农夫，休息时，总是一张报纸在手，热烈地讨论战局。那种爱国精神，使黄膺白异常感动；同时也深感启迪民智是建国的根本。
当时日俄战争最惨烈的关键之战，是乃木大将攻旅顺要塞，前仆後继，他的两个爱子亦牺牲在内。有个中尉叫樱井忠温，在旅顺战役中负伤，失去一臂；却用左手写了一部书，题名肉弹。黄膺白将它译成中文，改名“旅顺实战记”，用意在激励中国新军；同时也提醒中国新军，旅顺是中国土地，而竟成为他国的战场，所以深致感慨：“此何地也？而有此战！”
基於同样的理由，黄膺白与蒋先生合办一本“武学杂志”，阐武德、论兵略，而归结於发扬革命的职志。这本“武学杂志”在留日军事学生中，获得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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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镇南关起义失败後，逸仙先生虽退入安南，却毫不气馁；相反地，再接再厉，决定筹集更多的军饷，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他由河内到新加坡，募饷支持黄克强、黄明堂发动云南河口起义，结果仍以後援不继而失利。於是逸仙先生在一度赴曼谷，於极度艰困的境况下，设立了同盟会暹逻分会以後，折返新加坡；不久，转赴欧洲，由英抵美，在各大埠筹设同盟会分会。并在洛杉矶，荷马李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了大规模的起义计划，委任容闳所介绍的美国友人波司为同盟会的“国外财务代办人”，准备向纽约财团贷款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美元，作为军费。
然後，逸仙先生由檀香山到日本；为了避免日本政府外交上的困难，他不但改变姓名，而且行踪极为慎密，只有极少数的重要同志，能够与他见面。
但是，蒋先生却由於陈英士的介绍，得能见到逸仙先生。他的出众的仪表，一见面就使得逸仙先生大为注目；那种劲气内歛，既沉潜亦高远的神态，尤其是炯炯双目，在逸仙先生的印象中，没有任何一个他所见过的同志能够比得上；因此，逸仙先生不由得紧紧地握着蒋先生的手，对这位青年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作过一番小小的寒暄，蒋先生陈述他对革命的意见，侃侃而谈，条理极其明晰。逸仙先生一直倾听着，不断点头。
等他说完，逸仙先生才引用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行谊来勖勉这位他心目中最爱重的青年。
“我们革命党员要作无名英雄。”逸仙先生说：“美国开国，只有一个华盛顿成名；其实在华盛顿大名之外，不知道有多少无名的华盛顿？我们革命党员，就是要作这种无名英雄。”
蒋先生本来就抱定埋头苦干，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宗旨，自得逸仙先生的勉励。益发坚定了既有的怀抱，肃然应诺。语句虽简，而在他脸上所显现的诚敬恳切，使得逸仙先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因此，当蒋先生辞出以後，他立即跟陈英士说：“刚才这位同志，一定会成为我们的革命英雄。我们革命的事业，正需要这样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