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先生由学校进入部队的那一年间，国内革命的形势完全成熟了。
形势的急剧变化，起於他初进振武学堂的那一年……光绪三十四年。其时宫中母子不和，皇帝为慈禧太后幽禁在南海的瀛台，用各种方法加以折磨；到了十月中旬，慈禧太后忽然染患痢疾，来势甚凶。如果她一旦崩逝，皇帝就会像明英宗的“夺门之变”那样，重新掌握全部权力，可能对慈禧太后采取报复的措施；至少她不会再得到一位太后崩後应得的“哀荣”；而帮着慈禧太后与皇帝作对的一班守旧派，亦毫无疑问地会落个极悲惨的下场。因此，慈禧太后在垂危之时，犹自表示：“我决不能死在‘他’前面！”
於是十月二十那天，颁发懿旨，命小醇王，也就是皇帝的胞弟载澧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并授载澧为摄政王。下一天黄昏皇帝崩於瀛台；奉懿旨以三岁的溥仪入承大统，命摄政王载澧监国，裁决所有军国政事。再下一天，慈禧太后撒手而逝，结束了她断送大清朝的七十二年生命。
嗣君建号，名为宣统。践位的第六天，就有安徽新军队官、革命同志熊成基乘“南洋秋操”起事的安庆之役；以及一个月以後，由革命同志谭馥、葛谦、严国丰等密谋起事不成而殉难的广州之役。一年以後，广州新军再度在逸仙先生指导之下，由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胡汉民及黄克强、赵声、朱执信等活动新军举义，起事有日，而新军竟因细故，与巡警发生冲突，激起风潮，因而破坏了举义计划，失败在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手中。
另一方面，又有些革命同志奋不顾身，实行暗杀，而以满清亲贵为目标。先有安庆之役失败出亡的熊成基，刺摄政王载澧的胞弟载洵於哈尔滨；继有汪精卫谋刺载澧於北京。事虽不成，熊成基成仁，汪精卫被捕；然而已足寒满清亲贵重臣之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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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宣统二年的冬天，蒋先生毕业於振武学校；以入伍新兵的身份，分发到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去见习。
高田在日本北海道新泻县，约当北纬四十四度；纬度与中国的吉林相近，入冬严阴沤寒，积雪寻丈。这对生长江南的蒋先生，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考验。
入伍之初，他是日本军阶中最低的二等兵。每天清晨五点钟的起身号一响，他绝不在床舖上恋片刻；一跃起身，整理内务，将一床军毯叠得有棱有角、四平八稳地，然後拿着脸盆去洗脸。
洗脸是井水；虽是冷水，与地面的冰雪比较，还算是“暖和”的。而蒋先生是常常光着脊梁，抓起大块的积雪洗擦身子。这以後，开始当天的第一件勤务……擦马。
大炮要用马拉，所以炮兵跟骑兵一样，讲究养马。在冰雪所封的地区养马，不能牵出去“溜”，所以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一天两次擦马，从马蹄开始，由马腿擦到马背，然後再擦马头与马尾。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都要用稻草尽力擦到；大概一小时的功夫，将马擦到浑身发热，血脉流通，毛片漂亮得像缎子一样，方始罢手。而擦的人，也就差不多要流汗了。
擦完马还要喂马，直到将马“伺候”得舒舒服服，不断喷鼻掀蹄，跃跃欲试的时候，方轮到擦马的人吃早饭。
这是蒋先生初到部队最不惯的一件事。日本军队的规定，每人每餐只许吃一中碗的米饭；佐餐的是三块“泽庵渍”或者一片咸鱼，只有到了星期天，或者遇到什麽“天长节”之类的庆典之日，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与肉片。最初半个月，蒋先生实在吃不饱；白天毫无办法，到了晚上才能得到一点额外的补充，到军营的“酒保”中去买些饼乾充饥……一次只能买两三片，迟了还买不到；是粗糙得常人所难下咽的点心。然而在蒋先生，就凭这两三片饼乾的补充，获致了情绪上的稳定。始终保持着弥满的精力。
物质上的苦还不算苦，精神上的压迫，才是动心忍性的磨练；他是二等兵，连一个上等兵都能呼来喝去地指使他洗衣服、擦皮鞋、理寝具，稍不如意，非骂即打。这一切他不但能逆来顺受，而且甘之如饴；因为他常默诵孟子上的话：“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天之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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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时也，逸仙先生已由日本抵达新加坡；随即转赴槟榔屿，积极整顿同盟会务。函召黄克强、赵声、胡汉民、邓泽如，和他的长兄德彰到槟城，并约本地的党员、怡保的代表，开了一次决定今後行动方略的秘密会议。
会中的气氛沉闷。因为广州之役败於李准之手，破坏了最精锐的机关，失去了最利便的地盘，这个打击实在太大。而事败以後，新军同志纷纷亡命港澳南洋；招待安插，在在要钱，许多新军同志，在九龙开垦耕种，境况极苦。在维持生活都大成问题的情况之下，高谈未来的革命计划，似乎成了一种可笑的奢望。
只有逸仙先生始终保持着坚强的信心，特地在会前召集亲信同志，极力鼓励。
逸仙先生是拿他自己的遭遇来开譬，从光绪二十一年重阳广州举义开始，十六年间一共九次革命，每一次都是困难重重；个人所遭受的冷漠、讥嘲、诬蔑、更不知凡几！就拿这两年来说，光复会的陶成章便蓄意打击他的声望，拿他的筹饷，比作康有为的行径说是：“孙某人借运动革命为名，到处捐钱；他家里已经发了大财！”其实呢，他的长兄德彰为革命破家，迫不得已迁离檀香山，在九龙租屋，奉母以居；以後又在牛池湾盖了几间草房，养鸡种蔬菜，过着极清苦的日子。这些境况，经南洋的同志切实调查，才知道陶成章是恶意散播谣言。
“去年夏天，先母下世，我竟无法奔丧！因为整顿槟城会务的事，刚刚开始，放不下手；精卫谋刺载澧不成被捕，亦要设法营救。为了革命，只好做不孝之子。”逸仙先生拭一拭眼泪又说：“我个人平生遭遇的拂逆，都不足计较，所关心的是革命的形势。如今革命风潮一天比一天盛；华侨思想一天比一天开通，这是再好不过的事。至於说到成败，失败一次，能够再举，就是成功；所以九次失败，亦就是九次成功。只要再接再厉，最後一定成功；倘或罢手，那就是真正的失败！然而，”他语气一转，用非常坚定有力的声音，“这个失败，是我们的失败！革命是不会失败的；因为打倒满清，创建民国，已经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希望！”
这番出於高度理智的议论，鼓舞了大家的意志，重新激起热诚和勇气。於是逸仙先生又表示：如果众志不衰，最困难的筹饷一事，仍旧由他来担任。
“那就决定再举！”赵声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办法：“如今第一次要做的事，就是派人送几千块钱回国，维持集中在九龙的新军同志的生活，免得大家散掉，然後才谈得到组识机关，卷土重来。我们当然亦要马上回香港，这笔川资要请逸仙先生想办法；如果事有可为，又非几十万钜款不可。”
“是的。这一次我们要作破釜沉舟之计，请大家先研究起义的计划。”
谈到起义的计划，当然是以黄克强和赵声的意见为主。当时决定，仍以新军为主干，另外挑选同志五百人作为“先锋”，首先发难，领导新军及民军，分头起义。发难的地点，亦仍旧选在广州。广州一下，由黄克强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同时派人联络湖北、湖南的新军，以及在上海活动的陈英士；在黄、赵由广东统兵分趋长江上下游时，起而响应。只要长江一定，中原在握；打倒满清皇朝，就如摧枯拉朽。
预计要筹的经费，暂为十万元。逸仙先生认为过去几次革命的失败，每每因为筹款购械，械未至而人先集，这三种因素未能密切配合的关键，就在临渴掘井去筹款，所以款项多一分，筹备足一分；他这次准备用“中国教育义捐”名义，广发捐册，这样可以避免居留地政府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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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略既定，开始筹款。这是辛酸与兴奋交杂，极能使人情感激动的一件事。
邓泽如有个好朋友姓陆，被卖“猪仔”卖到南洋；做苦工做出了头，成为“猪仔”中的头子。接着又包赌包捐，发了大财。他常有事找邓泽如帮忙，但是遇到革命义捐，他却一毛不拔；而且总是这样回答：“恐怕你们没有成功的把握呢？等到你们有了把握，我一定帮助你们。”
这一次去向他募捐，他仍旧拿这套话来敷衍；不但不捐，还要请邓泽如做他私人财产的总管理人。
“我管不了你的许多事情。”邓泽如很生气地说：“我还有我自己的正当事业。”说完，掉头而去，从此绝交。
还有个姓卢的，是做橡胶起家的暴发户。邓泽如与胡汉民上门求教；舌敝唇焦地谈了三个钟头，他才接过捐簿，背转身去写好；卷一卷簿子，打躬作揖地说：“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请原谅！”
这样客气，邓、胡二人便不好意思当场揭捐簿去看。告辞出门，翻开簿子一看，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二十元！”
不过，像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少数；大多数的侨胞，特别是商号夥友和工人，更特别是年轻的商号夥友和工人，听说为革命募捐，一捐就是数十元，或者豪爽地说：“我捐两个月薪水。”
“太多了，太多了！”募捐的同志觉得过意不去，“捐两个月的薪水，你连饭都不要吃了吗？”
“不要紧！我可以借薪水。钱是赚来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革命成功，让我们挺得起腰，捐两个月薪水算什麽？”
就这样，一日一夜之间，捐了八千多元；决定由赵声先回香港，统筹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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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年底，统筹部成立於香港跑马地三十五号；其时逸仙先生已由南洋经欧洲转道美国去筹饷了。
统筹部推黄克强为部长，赵声为副；起义军事的指挥则相反，由赵声当总指挥，黄兴为副。
统筹部的组识共分八课：调度课长姚雨平，交通课长赵声兼，储备课长胡毅生，编制课长陈烱明，秘书课长胡汉民，出纳课长李海云，调查课长罗炽扬，总务课长洪承点。
另外在摆花街设立实行部，专门制造炸弹，其中最得力的好手是四川人喻培伦；他是汪精卫谋刺载澧的七人“暗杀团”中的一员，事先与汪精卫的未婚妻陈璧君到日本购买高性能的炸药，因而案发得以幸免，此时归队香港，用其所长，派在实行部，大献身手。
起义的作战计划，依照槟城会议的决定，由赵声与姚雨平活动新军；朱执信、胡毅生组织民军。任发难之责的“先锋”，由黄克强和赵声亲自选练，其中有许多是福建留日学生；英姿飒爽，文武兼资，极受同志的尊重。
不久，同盟会本部的重要同志，纷纷集中香港，依照逸仙先生的指示，一部分在统筹部办事；一部分派赴长江上下游联络，届期群起响应。派到两湖的是谭人凤；他跟黄克强一样，都有个“胡子”的外号。
广州起义的计画，至此完全成熟；海外筹饷的工作，在逸仙先生精诚感动之下，亦有相当满意的收获。最了不起的是加拿大的同志，将致公堂的会所抵押了港币三万元之数，电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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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十，温生财刺广州将军孚琦成功之日，统筹部在香港开发难会议，决定十路进攻的壮图。
第一路：黄克强率领南洋及福建同志一百人，进攻总督衙门，杀两广总督张鸣崎。
第二路：赵声率领江苏、安徽同志一百人，攻水师行台，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第三路：徐维扬、莫纪彭率领北江同志一百人，攻督练公所。
第四路：陈烱明、胡毅生率领民军及东江同志，防截旗界，兼占领归德、大北两城楼。
第五路：黄侠义、梁起率领东莞同志一百人，攻警察署、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
第六路：姚雨平率领所部一百人占领飞来庙军械局，攻小北门，迎接新军入城。
第七路：李文甫率领同志五十人入旗界，攻石马槽军械局。
第八路：张六村率领同志五十人，攻占龙王庙高地。
第九路：洪承点率领同志五十人，攻击西槐二巷的炮营。
第十路：罗仲霍率领同志五十人，破坏电报局。
另派放火委员先期进入满洲人区域的境界，在所租的九处房屋中放火，壮大声势，寒敌之胆。
发难的日期，本定在三月十五。但温生财刺孚琦的事件发生以後，广东官场，大为紧张；同时保皇党从南洋告密，北京亦有电报，严饬防范，因此侦探四出，统筹部在广州所布置的三十八处机关，处於风声鹤唳的不安状态之中。尤其旗界的查缉，更为严格，以致租下预备放火的地方，有四处被迫迁出。
其次的一大障碍是军械的来源及运输。预定的步骤是从暹罗、安南、日本等处，购买最新式的长枪八百多枝，运港备用；这批军械，多数未到。此外在香港所办的大刀三百柄，以及实行部自制的炸弹三百枚，本来是陆续装在米袋，或者置於家俱、花盆之中，密运入省；这几天由於城门戒严，搜查得很仔细，不得不改换方式，由女同志扮作新嫁娘，甚至假装出丧，拿武器放入花轿或棺材里，才能瞒过耳目。这样的做法很费事，所以运输的进度亦受了影响。
为此，起义之期，只好展延；而延期又不能太久，因为南洋、安南、日本的同志，陆续到达香港；朱执信、胡毅生所联络组织的会党民军，已陆续集中广州附近，姚雨平所活动的新军，亦多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形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发难的日期改到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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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那天，黄克强从香港到广州去主持一切。临行之前，慷慨致书海外同志：“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到达省城，才知道横在眼前的各种障碍，远比想像中严重。李准的心腹吴宗禹所统的三营，已由顺德调到广州，驻紮在靖海门外，虽然其中许多下级军官，早已倾向革命，但吴宗禹的防范亦很严密，同时城厢内外的盘查一天比一天严，旗界甚至挨户查问。
於是黄克强斟酌再四，决定发难的日期再延後一日；因为预计安南、日本的军械，要到那一天才能到达，分配散发，至少要一天的功夫。这样还是嫌匆促了些，但形势所迫，不得不然；新军两标预定四月初退伍，犯难日期如果再往後延，就不能得新军之助，成功的希望更微。
不过，赵声所率领的江苏、安徽两省同志，外乡口音引人注目，实在不宜先期进省；所以他发个电报回香港，用隐语阻止；“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
第三天又有一个坏消息，张鸣崎的巡防营两营回省，驻紮城北观音山、龙王庙高地，居高临下，全城都在监视之下。而且胡毅生发觉，担任军械运输的陈镜波，可能是李准派来“卧底”的侦探，因而主张改期；陈烱明以及赵声的代表宋玉琳亦附和其议。刚自香港到省的姚雨平，虽然主张仍照原定日程行事，但坚持要有五百枝枪；那时已到的枪枝，总数不过七十多，何能发他五百？这亦无非是变相的改期主张。
见此光景，黄克强痛心异常，“改期无异解散，前功尽弃，太可惜了！我决定以一死拼李准，以谢海外华侨，维护党人信誉。不过，”他用很沉着的声音宣布：“为了保存实力，以图後举；各部先锋可以凭个人自己的看法自定去留。”
於是有人以为此时成功无望而退去的；也有人……尤其是福建的同志林觉民、林时爽、林文等坚毅不退的，他们认为：“革命军只知有前进，不知有後退，事已至此，非我杀敌，即敌杀我，惟有同心合力，准备杀敌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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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月二十八日，形势忽有转机，姚雨平与陈烱明都到黄克强那里报告，说从顺德调来的吴宗禹三营，哨官之中，十分之八倾向革命，十分之一反对，十分之一中立。这些同志现驻天字码头，都想乘机起事。
黄克强得到这个消息，自然兴奋；但要求证实；於是姚雨平亲自到天字码头去联络，结果另人满意。
这一下，黄克强不能不重新考虑了。他认为吴宗禹三营如能反正，其余新军势必闻风响应；而巡警教练所所长夏寿华是同志，他那里的两百多学生，亦是一大助力。照此看来，大事依旧可成。因此再度决定大举。
※※※
下午三点钟，发电报到香港。那时除了官场，老百姓打电报不能用密语，只好用隐语；隐语大多用药名，革命党的“革”字是草字头，所以用“通草”为同志的代名。而“通”字又有“统通”的意思；故而在香港的胡汉民，接到“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的电文，知道黄克强的意思是：“形势好转，在港同志，悉数上省。”
接到电报之时，由港上省的夜班轮船，已经开走，惟有搭乘第二天的早班船；但是早班船只有一艘，而同志有三百多，不但一条船容纳不下，并且同志们大多已剪辫子，亦容易引人注目，大为不妥。
因此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赵声主张三百多同志，随携已经到港的两百多枝枪，全数搭早班船上省；登岸如果受到检查，立即开枪攻击，就此起义。
这实在是出其不意的奇兵，只要枪声一响，省中同志当然起而响应；可以打张鸣岐、李准一个措手不及。学军事的赵声，深知用兵无万全之道，尤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更无法作从容周密的部署；所以看起来像是行险，其实胜算甚大。
无奈“存乎一心”的“用兵之妙”，不能为纸上谈兵的胡汉民、谭人凤所领会。他们认为赵声的想法是可笑的；坚决主张展期一日，先发电报，再推谭人凤明天早班船上省，说明需要展期的理由。至於在港同志，第二天早班船先走一部份；其余都搭晚班船……晚班船有好几艘，可以尽数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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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这天夜里黄克强召集会议，修正了十路分攻的计划，改为四路进兵，定在第二天下午五点半钟起义：
第一路：黄克强由小东门进攻总督衙门。
第二路：姚雨平领队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巡防营及新军同志进城。
第三路：陈烱明领队进攻巡警教练所。
第四路：胡毅生领二十人守大南门。
会散後，香港电报才到。黄克强觉得部署已定，岂可再改？这个电报根本不必拿出来给人看，免得扰乱军心。那知他是住在陈烱明家里，而陈烱明始终畏怯退缩，巴不得改期；因此，在发觉有这个电报以後，便劝黄克强接纳香港的建议，自然遭到峻拒。
到了第三天下午三点钟，陈烱明去告诉胡毅生，硬说已经改期。胡毅生跟他是差不多的心思；他本来是率领东莞方面的会党一百五十人，因为二十七日那天便有改期的决定，已经遣返。及至二十八日又决定大举。朱执信赶到东莞，想召集这一百五十多人回省，而情势已不许可，所以只有让胡毅生在陈烱明的部下，自己挑选二十人担当守大南门之责，本是很勉强的事；听说改期，正中下怀。但事实上并未改期，於是两个人唱一出双簧，胡毅生说陈烱明的部下言语不通，不愿指挥，自己到大南门去迎接顺德的同志。一出了城当然不能再进城了。
陈烱明呢，本来派定的任务是进攻巡警教练所；等胡毅生让还二十个人，忽然又表示愿守大南门。结果连大南门亦未守。
四路人马，已去其二；不幸的是姚雨平说运动新军，始终是空话！而且他的顾虑亦不下於陈烱明、胡毅生；事先领去三千五百元，自购枪枝，临时又领到三千余发子弹，却始终装作缺乏军火的样子，到处奔走，要枪要弹，及至领到，赶紧运出归德门外。城门一闭，正好静观风色，成功了，他们是举义的元勋；失败了，亦能全身而退。
因此，三二九起义，只有黄克强一军！
香港早班船由白鹅潭驶入珠江，在长堤天字码头下碇。船上大部份是福建的精英，由林觉民、林尹民特地去迎接的方声洞、陈与燊、陈可钧、陈更新他们，一共三十余位。此外是安南，及赵声所属的江苏、安徽同志，由谭人凤领队；胡汉民与赵声因为在广州的熟人很多，不便早到，预定搭晚班船到省。
下了船，江苏、安徽的同志，语言隔阂，不宜进城；分散在码头四周，等候赵声来指挥。褔建及安南同志，早就决定了的，隶属於黄克强旗下，所以迳自进城到小东营五号报到。
黄克强是早就在发号司令了。他穿一身雪青色纺绸短褂袴，袴脚紮得很俐落；居中而坐，神采奕奕。两面两张桌子，一面摆着雪白的短刀，一面摆着墨黑的炸弹，由林文与喻培伦一一分发；每一位先锋除武器外，另发象牙图章，黑钢表各一枚，作为信守及对时之用。他们的打扮，一律是白布缠臂，着黑胶鞋。当然都是短装；有的将长衫剪去下半截，像朱执信就是。
“克强兄，”谭人凤说：“请到这面来，我有话说。”
黄克强知道他要说什麽，随口答道：“没有功夫！”
“是这样，香港的意思，要展延一日……”
“你不要来乱我的军心！”黄克强大声打断，不耐烦地说：“真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那……”谭人凤说：“我也参加！”说着，便拿起一把刚由莫纪彭运到的手枪，细看究竟。
“谭胡子不要闹！”
黄克强上去夺他的手枪；手刚伸过去，只听“砰”地一声，谭人凤的手枪走火。幸好穿壁而过，未曾伤人。
“胡子不要再闹了！”黄克强告诫他说：“刚才也是一不小心，有人伤了花县的同志了。”
花县的会党是莫纪彭约来的，一共四十个人，首领叫徐维扬。连同其他各部，总计一百三十多人，分为两队，一队攻击总督衙门的卫队，由林文率领；一队攻督署的正面，由何克夫率领。
※※※
四点钟由黄克强讲话，作出发之前的最後激励；五点三十分一到，列队出小东营五号入小东门。林文、何克夫、马侣与有美男子之名的刘梅卿，呜呜咽咽地吹起螺角；大队一阵风似地卷向总督衙门。
广州的百姓都知道，革命党迟早还要起义，不成功决不会罢休；所以见此光景，并不惊慌，只是纷纷闭门，免得碍革命党的事。
长街寂寂，只听得螺角声、脚步声，如“鸟鸣山更幽”一般，有此一片杂沓的声音，反更显得静寂森严。
第一枪是打死了一个出头拦问的巡警；除此以外，一路无阻，到达督署东辕门，只见一群卫队乱作一团。黄克强招降没有反应；林文与何克夫已先发制人，扔出两枚炸弹，卫兵在硝烟弥漫中，死的死，逃的逃。黄克强留下喻培伦率领四川的同志，担任警戒；其余的直扑大门。
大门内，三天以前刚刚接事的督署卫兵管带，据说是有名的骁将金振邦，双枪齐发，同时两厅及大堂暖阁附近亦有冷枪，立刻便有两位同志倒下去了。
於是以林觉民为首，都以金振邦为目标，最後为日本长门炮兵学校第一名毕业的陈更新所击中；接着是林文抛出的一个炸弹，在他身边爆炸，炸得金振邦身首异处。
一个主要障碍扫除了。蛇无头而不行，督署卫队顿时崩溃，林文和黄克强，分由二堂及侧门往里搜索；到一处，定一处，想找放火的材料竟不可得，黄克强只好将火种放在床上，率队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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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鸣歧是刚刚逃得一条活命。当时他正在督署召集“宪政筹备处”的例会；会散不久，接到警报，第一件事就是逃命。
督署後园的东北，有家大当铺，字号“致祥”，那里的楼房比督署的围墙来得高；张鸣歧有个很得力的亲信卫士，拿个人的衣带结成长索，藉此爬上致祥的楼房，再将长索抛下来，綑住“大帅”，将张鸣歧当件行李样吊了上去。然後出致祥大门，由正南街往东，逃到了太平横街李准的住宅。
李准与张鸣岐平时为了权势，明争暗斗，一直不和；但此时大敌当前，利害相共，不能不和衷合作，立刻由李准派出水师衙门的清兵大队去“剿灭乱党”。
走到督署东辕门外，与革命党对面相逢……黄克强领队由督署退出，不见担任警戒的喻培伦；一问才知道他率领同志攻督练公所去了。这亦是一个重要目标，黄克强决定采取同样的步骤；这时遇见清兵，还来不及采取措施，领队的林文已有所行动了。
他听赵声说过，李准部下有革命同志，所以赶上几步，举手高声招呼：“我们都是汉人，应当同心协力，共除异族，光复河山，不用打，不用打！”
那知对方是鹰犬，不是同志；五十码以外的两名清兵，一足下跪，端枪平射，林文头部立即中弹，倒在街中。於是林尹民举枪还击，同样地用一颗子弹，制裁了杀死林文的鹰犬。接着众枪并发，一场混战，击退了李准的清兵大队，但牺牲了两位福建同志。黄克强也受了伤，足部中弹以外，右手食指和中指的第一节被打断，只能用第二节来扣手枪的扳机。
到此为止，形势仍旧对革命军有利。可是约定同时并举的陈烱明、胡毅生、姚雨平都是消息沉沉；黄克强心里有数，不必再作指望，当机立断地将所有的兵力分作三部分：徐维扬率领花县同志数十人出小北门，接应新军；刘梅卿和马侣率四川、福建及南洋的一部份同志去攻督练公所；黄克强本人与方声洞、林觉民、陈更新，以及剪断半截长衫的朱执信等十来位同志，出大南门准备与巡防营联络接应。
在大南门与文明门之间的双门底，遇到了由天字码头整队进城的巡防营官兵，约有两三百人之多。走在前面的队官提着刀，口中不知在叫些什麽；左右十几个人，亦是张口呐喊，却以人声嘈杂，只字听不清楚。
其实，他们喊的是：“兄弟！”队官温带雄与哨长陈辅臣是最热心的革命同志；自从由姚雨平约定起义的时间以後，温带雄就暗中定计，等城内发难，以保护为名，率队直入水师行台，生擒李准。为了要建此突出不意的奇功，决定未到水师行台以前，不将作为义师标志的白手巾亮出来。
就这一念之间，造成了可怕的误会！在四点钟的时间，温带雄就已派司务长买了三百条白手巾，以犒赏为名，分发部卒。同时下令提前半小时开饭；饭罢接到城内起事的消息，立即集队进城，将预备生擒李准的计划，告诉了陈辅臣。陈辅臣派了最亲信的十几名士兵，跟随在温带雄左右；他本人殿後押队。
正将出发时，李准派传令兵送来一张手谕：“迅即入城，剿拿乱党。”温带雄下令扣押了传令兵，仰天大笑：“天授机缘，使我党成功！”
那知在双门底遇见革命党，刚刚招呼得一声：“兄弟！”方声洞监於林文的前车之失，又见官兵并无白手巾的标志，因而先发制人，一枪击倒了温带雄。
还来不及化敌为友，却又已化友为敌，巡防营人多，向前猛冲，弹如雨下；方声洞、陈更民成仁，黄克强脱困，避入民居。
喻培伦想攻督练公所，受制於观音山踞高临下的清兵；避入小东门高阳里的源盛米店，叠米包剧战至天明，力竭被擒。
※※※
这一役殉难的烈士，收得忠骸，共计七十二具；由革命同志潘达微挺身出面，获得广仁善堂的协助，合葬於黄花冈。事後调查，还有十四位同志殉难，总计八十六人。
由於殉难烈士，大部份是才识俱佳、有为有守的青年精英，因此震动全国；蔽锢了三百年的人心，如蛰眠之虫，骤闻春雷。怨愤化为力量，撼天动地，风起云涌，不可遏止；人人都知道，满清皇朝的末日已经看得到了。
然而身历其境的人，却是伤心惨目……当三二九那天深夜，香港同志得知省城起义的消息，赵声与胡汉民率领所有留港的同志，连夜上省；第二天一早到达，才知轰轰烈烈的一场义举，已归於烟消火灭。赵声寻到雅丽氏医院，才得与黄克强相遇，谈起同志死事之烈，以及陈烱明、胡毅生、姚雨平的卑怯，抱头大哭；黄克强急痛攻心，竟致昏厥，醒来还要裹创入城，与李准拼命。赵声与一位女同志徐宗汉，极力相劝，才将他拦了下来。
其实，赵声内心的悲痛愤慨，以及有负死友的惭歉抑郁之情，并不下於黄克强；因此脱险到了香港，生活大改常度，自杀不死，奄奄成病。而病中纵酒狂歌，每醉必定大哭；这样不过几天的功夫，在四月初八那天，突然腹痛如绞，请医生来诊治，断定是急性盲肠炎，必须动手术割治，而赵声不愿；他有亲属在香港，亦拿不定主意，就此耽误；延到四月十七再送马岛医院，剖腹一看，患处已经腐烂化脓，刀圭再下，竟不知痛楚。到了第二天口吐紫血，进入弥留状态，昏迷之中不时狂呼大叫，再下一天上午，稍稍清醒；然而这是所谓“回光返照”，只容他有留下遗言的时间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念着杜诗的赵声，泪下如雨；“我对不起死难的朋友！报仇雪耻，只有靠你们了！”说完，双目渐阖，一瞑不起。
看着他弃世的有黄克强、胡汉民以及其他好些同志；然而他们不能替他出面办丧事，因为李准已派了好些鹰犬到香港，正在全力侦查革命党人的踪迹，打算暗中狙击。幸好有一位同志，可以料理赵声的身後；他就是陈英士。
陈英士是徐锡麟、秋瑾相继成仁以後归国的，先以上海为中心，在马霍路德福里组织机关，联络江浙及长江一带的同志，密议大举。三二九之役，陈英士在事先亦曾到香港参与计划，尽其个人献言之责。起事不成的消息到达上海，陈英士投袂而起，即日南下，以他中国日报、民声丛报创办人的资格，用新闻记者的名义，赶到广州去活动，表面上似乎是采访新闻；而暗中打听李准将不利於革命同志的计划与行动，及时通信并掩护，援救了许多同志出险。等到李准发觉可疑，准备下手逮捕时，他却很巧妙地脱身到香港；其时正在赵声病中。
既是同志，又是好友，陈英士在病榻旁边，朝夕照看。赵声既殁，与三二九一役直接有关同志，不便露面；亦正好由他来经办丧事，将赵声安葬在香港茄菲公园附近的公墓，墓碑上不便直书姓名，用赵声的别号，题署为：“天香阁主人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