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第一名山是锺山，一名紫金山。三国吴宫後苑，连接锺山之西，筑成一座苑城；亦就是六朝侯景作乱，饿死梁武帝的台城。
台城的地势险要，“其地据高临下，东环平冈以为固，西城‘石头’以为重，带玄武以为险，拥秦淮、清溪以为阻。”洪秀全建立“天京”以後，就台城的废址，构筑石垒，称为“天保城”。曾国荃围金陵，也就是先攻克了天保城，取得优越的据点，方能控制全局。
如今各路革命军，包括浙军、镇军、苏军、以及沪军先锋队等等，因为都是由东而来，所以集中在尧化门以及马群至明孝陵一带；而明孝陵之北，就是天保城。革命军西向进攻南京东城，无可避免地要为天保城上的清军炮台所制压。
因此，召开军事会议时，认为天保城地势峻嶒，悬崖错出，守者据此，犹泰山为屏障；攻者据此，得高屋建瓴之利，俯瞰全城，为进攻所必争的主张，获得了广泛的赞同。
十月初九，镇军第三标统带李玉昆，领到大批枪弹，开到尧化门宿营。当夜，徐绍桢召集军事会议，决定苏军担任左翼，进攻雨花台；浙军、镇军、沪军先锋队会攻天保城。第二天上午，徐绍桢正式下令，午饭以後展开行动，由镇军及沪军从北向南攻击；浙军担任接应及派队防堵天保城清兵窜扰的任务。
镇军第三标一共三营，由尧化门营地出发，刚越过沪军铁路线，就遭遇到了天保城上的猛烈炮火；幸好沪军先锋部队的炮兵，及时赶到，双方展开炮战。但仰攻的比较吃亏，所以第三标虽有炮火掩护，却不能有所进展。而天保城上的清军，则“更上层楼”向西攀登紫金山；这显示出清军有抵抗的决心，即使天保城被占领，亦可从更高处向下反攻。
在南面的浙军，因为镇、沪两军力战无功，决定组织敢死队支援。朱瑞听从参谋张兆辰的建议，颁布四条赏恤命令：第一、夺取天保城的官兵，当叙为攻取南京的第一头功；第二、夺取天保城的官兵，事成後每员赏银洋五十圆；第三、夺取天保城的官兵，遇有伤亡者，加倍抚恤；第四、凡夺取天保城上铸铜像、立纪念碑，刊刻官职姓名，流芳千古。而革命志士，为了争取流芳千古的机会，各营自告奋勇的很多；经过一番挑选，中选的一共两百有余，个个英气勃勃，精壮非凡。
於是朱瑞委任张兆辰为浙军敢死队指挥官，另一位幕僚叶仰高为参谋。两百余死士，编成两个支队；张、叶二人各领其一。
到了下午三点钟，不但编组完成，而且作战计画也决定了。第二支队由明孝陵、圆通寺进攻；第一支队绕到东面，由白骨坟沿东湾上中茅山，拊敌之背。
第一支队很快地与绕到山南的第三标及沪军先锋队，会合在一起；镇军第三十五标亦加入战线，但不久即因弹药告罄而退出。相持到夜，天保城上的清军，借助於探照灯，对革命军的动向，一览无余，炮火更加得力。但不防另有一支队伍……张兆辰的第一支队，从山涧中，攀岩缘壁，到达天保城北面，发动攻击；清军受了牵制，山南革命军的压力便减轻了，叶仰高领队急进，占领了一座小山，夺得一门山炮，一挺机关枪。
其时天保城的清军，已用电话向城内求援；援军一出太平门，就遭遇到便衣队的伏击，慌忙逃回城内，回复天保城的清军，无法支援。情势对清军大为不利，天保城便派人持着白旗，到山南革命军阵地来接洽投降。
革命军不防有诈，正在停火谈判时，天保城上枪炮大作，革命军中了暗算，损失惨重。第三标死了一位姓杨的营长，两位连长，五位排长，一百多位士兵；叶仰高亦中炮阵亡，小山得而复失。可是第二支队的两个排，及镇军第三标的第三营，却坚守着原来的阵地。
午夜一过，气候突变；皎洁的月色为浓密的浮云所掩，猛风顿起，继以雨雪。革命军从下午开始作战，十个小时不曾获得任何饮食；在饥寒交迫之下，反激发出更多的勇气，更大的决心，要肉搏冲锋，与天保城作一番最後的周旋。
由於浙军叶仰高、镇军杨韵珂的阵亡，更激发了两军将士同仇敌忾的义愤，冒着天保城上猛烈的机关枪火力，利用岩谷地形的遮蔽，一步一步进逼，终於在曙色初露之时，分别跃登炮台，守军全部投降。
於是天保城上的山炮，立即成为攻城的利器。第一个目标是天保城东南方面、太平门内的富贵山炮台，炮手名叫于魁，他的技艺是连德国驻华武官都佩服的，连发二十余炮，炮炮命中。第二个目标是玄门内的北极阁，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及江宁将军铁良指挥作战的所在地，为浙军所轰击；此外朝阳门、太平门、旗营，亦在天保城炮火笼罩之下。
但是，江浙联军却是各自为政。总司令徐绍桢并不能亲临敌前督战，或者掌握全局，联络各方；因此镇军都督林述庆俨然最高指挥官，在视察了天保城以後，打算调兵攻城，谁知号令不灵。所以天保城虽经攻克，而局势反见沉闷了。
到了下午，美国领事麦霖，与林述庆取得联络，代表清军接洽投降。林述庆提出三项条件，约定本晚停火；由麦霖转达条件後，第二天上午再做进一步的接触。
其时担任镇军“第一镇统制”的柏文蔚，原负攻占浦口的责任，收集溃卒，得扬军徐宝山之助，军威大振，并有八挺机关枪，力足以夺浦口。城内清廷大吏得报，深恐後路一断，无处逃生，所以决定不投降而弃城。张人骏与铁良，通过日本驻华外交官的关系，悄然搭乘日本军舰避走上海；张勳席卷江宁官库，搭津浦路火车北逃，结果还是遗下了好些辎重，继有元宝十六万两，铜元二十多箱。
这一变化，会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并不知道。第二天上午，林述庆在太平门外与麦霖见了面，方知张勳等人，已经弃城而遁。林述庆见大敌已去，便欲攻城；美国领事劝他不必如此，因为巡防营的赵统领，已决定投降。林述庆还防其中有诈，派一名队官、数名士兵受降。南京就这样在全国革命声势笼罩之下光复了。
於是林述庆并不通知友军，亦未报告联军总司令，施施然策马入城，进据两江总督衙门，随即通电各省：
镇军本晨十时，夺南京城。刻已进城内，谨闻。述庆、侵。
接着便自称“临时宁军都督”，接见地方士绅、各国兵船舰长；同时专函分请联军总司令及浙、沪、苏各军进城。地方商会送来一笔犒赏革命军的钜款，以及接收的公款十余万两银子，亦都为林述庆秘密收下了。
这一下，林述庆犯了众怒，甚至名义上属於他指挥的第三标官兵亦深为不满，推派代表去见徐绍桢，指控林述庆侵吞地方犒赏的款项。态度最激烈的是镇军的炮兵司令赵开运，在北极阁上架起大炮，炮口已对准了“都督府”。
第二天下午，柏文蔚从浦口渡江来看林述庆；一见面便责备他说：“此时何时？竟争名位！徐固老固然也有不对的地方，但既然是联军总司令，当然应该以他为都督。”
“是我先进城的啊！”
柏文蔚也有些气了；造成南京光复的两大原因是：第一攻克天保城；第二夺浦口。林述庆如何可以贪天之功、侈然自大？
“你不过接洽受降而已。”他说：“听说攻天保城那一夜，徐固老请你增援，你在那里睡觉，而覆信竟说：‘述庆本日正午亲率各队攻天保城，指挥督察，心身俱瘁。’又说：‘目睹士兵伤亡，五内如割。’第三标士兵都笑你说梦话。而况，既然‘五内如割’，如何又能上床睡觉？”
“我是到阵地去看过的。”
“这不去说他，你昨天进城做了一首诗，什麽‘如此江山收一战，居然还我汉家营’，彷佛南京是你力战经营，一个人打下来的。这不让大家寒心吗？你又通电各报馆，说‘今晨十时，镇军都督亲率大军，攻克金陵，林都督现暂居督署’，请问这又置徐固老於何地？现在闲话少说，武汉形势不利，南京光复，立刻就该北伐，岂可起萧墙之祸？”
“等我考虑一下。”
“那有时间容你考虑？”柏文蔚警告他说：“赵小轩的大炮无情！”
林述庆迫不得已，以北伐总司令的名义，交换都督；而徐绍桢为了表示风度，亦不肯取林而代之。结果是公举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十月十六日进驻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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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地，从上海、杭州光复以後，革命势力的重心，已由长江上游移向东南了。
在九月二十一日，程德全与汤寿潜联名致电沪军部陈英士，倡议各省公举代表在上海集议，进行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陈英士全力表示支持，使得各省驻上海的代表，能在四天以後就召集了第一次会议，组织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集会前一天，程德全发出通电，主张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统一事权。各省覆电多表示赞成；因此代表联合会，首先要讨论的就是临时政府设在何处？结果决议以上海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那知黎元洪得知消息，发表通电，要求在武汉组织临时政府；并派居正为代表到上海来活动。各省代表联合会，因为武汉危急，南京未下，大敌当前，亟为团结，决定接受黎元洪的邀请。但各省仍旧留一个人在上海，作为联络员。
当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山东、福建、广西、四川、直隶、河南及湖北共十一省代表到达武汉时，汉阳已经失守，武昌全城都在龟山炮火之下，因而临时政府改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集会；正就是江浙联军会攻天保城的那一天。
十月十二日的会议，作成了两项决定，第一就是推定代表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二是如果袁世凯反清，当公选为大总统……这一个决定，真是历史的机运不利；因为当时为了早日成就共和，是采取妥协的态度，希望以此决议，招降借革命党以恫吓满清，而又借满清索诈於革命党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如果当时不作成这项决议，可能永不会有这样的决议。因为就在这天下午，汉口已得到了南京光复的消息；陈英士奉逸仙先生之命，苦心经营的东南半壁，已经大定，无需对反革命势力妥协了。
南京的光复，自然影响了各省代表的态度，而在汉口的代表与在上海的代表，又以主观上感受的差异，而有主张的不同。异中之同。则多主张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这不但因为武汉处於前线；亦因为东南大局有陈英士的主持，凭他侠义的本色，恢宏的气度，可以调和各方，取得中外在财政、外交方面的有力支援，顺利产生一个逸仙先生所首倡、属於全民所有的共和政府。
同中之异是军事最高领导人的选择不同；在光复南京第三天的十月十四，在程德全、汤寿潜与陈英士的协调之下，邀请在上海的各省代表集会，投票选举“大元帅”，黄克强得十六票，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得十五票，当选为副元帅兼湖北都督。第二天又决议：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这个决议，武汉及江浙都表示反对。而反对的原因又不同，武汉是根本反对黄克强为大元帅；江浙则以为大元帅应该专责於军事方面，组织中央临时政府是政治上的大事，应该公推负中外重望的伟人来主持。
大家心目中的这位伟人，当然是逸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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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美国时，逸仙先生正在科罗拉多州演说筹款。看到报上“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标题，爱国华侨，欢欣若狂；而逸仙先生却很冷静，深入地做了一番考虑，认为此时应先尽力於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
他在想：列强与中国关系最深的，共有六个国家。中国要产生一个共和政府，就必须获得这六国之中过半数的承认与支持。就此六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而言，美、法是表同情的；德、俄是反对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英国的民间，亦表同情，而政府的态度未定。所以关键所在，就是争取英国政府的同情。只要英国政府有了鲜明的表示，日本政府就不能不受影响。这样六国之中，取得四国的支持，德、俄便不足为患了。
於是，逸仙先生立即由科罗拉多州典华城起程，先赴纽约，准备渡英。路过圣路易城，看到报纸报导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势说：“武昌革命军系奉孙逸仙命令起义，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
这是一个正确合理的判断，但此时发表，对逸仙先生至为不利；根据过去的种种遭遇可以推知，清廷驻美使馆及保皇党，必将有不利於他的举动。因此，逸仙先生的行动格外谨慎，避开追踪的新闻记者，由圣路易秘密抵达芝加哥。
在芝加哥，逸仙先生认为应有一种侧面表示政治主张的必要；因而策动当地同志，召开了一次情况异常热烈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通过报纸的传播，将“中华民国”The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国号宣示於广大的美洲。
在芝加哥“隐居”了一个星期，孙逸仙先生在八月底到纽约，随即航海抵达伦敦；在荷马李的协助之下，邀约了英、法、德、美四个国银团的负责人会谈，磋商停止对清廷的大借款。
这由英国为首的四国银团，与清廷曾达成两大借款的协议，一项是川汉铁路大借款一亿元；令一项则是币制借款一亿元。四国银团表示，中国借款的进行，是由英国外务大臣主持，他们不能做任何主张。於是逸仙先生委托英国维加炮厂总经理为代表，与英国外务大臣葛雷磋商；向英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停止对清廷的一切借款；第二、劝请日本政府停止对清廷的援助；第三、撤销英属各地对逸仙先生的放逐令。
这三个条件，英国政府完全接受。逸仙先生便回过头来再跟四国银团谈判；一切依照国际公法解决，已经发行的债券，应该由中国新政府承受其权利与义务。四国银团的负责人向逸仙先生说：“今後四国银团对中国的贷款，决定以新政府为谈判对手；所以阁下现在最急要的一件事，就是回国组织新政府。我们派一位代表，随同阁下到中国。贵国新政府成立以後，请跟我们的代表磋商一切。”
这是一个最扼要的结论。逸仙先生得此圆满的结果，欣然离英，渡海峡到巴黎，会见了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里孟梭与外交部长皮恭，以及下院议员多人，受到了极诚恳的礼遇；得到了支持中国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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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袁世凯，见风使舵，翻云覆雨，正在展开极大的投机手段。汉阳陷落，他认为革命势力受挫，和议的时机已经成熟，求助於他在韩国的旧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转饬他的驻汉口总领事，出面调停休战议和；而南京的光复，却又正好给了他一个恐吓逼迫“孤儿寡妇”……宣统皇帝和隆裕太后的机会。所以在十月十六，就有“懿旨”，准监国摄政王载澧引咎退位，以醇亲王的身份，退归藩邸。嗣後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及各国务大臣承担责任。袁世凯亦就正式宣布，委邮传部大臣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与革命军议和。
革命军本来不肯谈和。但一方面由於汪精卫受袁世凯、袁克定父子的笼络，为之秘密奔走疏通；另一方面由於黎元洪一派，认为革命重心移到东南，深感势孤，因而亦有妥协的倾向。结果，终於在“利用袁世凯，则革命成功事半而功倍”的论调盛行之下，集会汉口的十一省代表，推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
这是十月十五的事；十三天以後，双方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伍廷芳的参赞中，居然有一个与北方暗通款曲的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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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仙先生由海道东归，在十一月初二抵达香港时，和议还只开过两次会，达成了一项继续停战的协议。而革命局势的演变，到此亦已分明；爱新觉罗皇朝是垮定了，所谓南北议和，只是革命党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之间，如何求得妥协？
广东都督胡汉民是反对妥协的。他特地与廖仲恺由广州到香港去欢迎逸仙先生；同时有所劝阻，“清廷人心尽去，只是还有北洋几镇兵力没有打破，所以还能苟延残喘。袁世凯心存叵测、首鼠两端，而所恃的，亦不过这几镇兵力。唯有将北洋势力扫除，革命才能彻底。”他说：“先生一到上海，众望所归，一定会得到拥戴；中央政府亦当然要设在南京。可是无兵可用，何以直捣黄龙。不如留在广东，整理军队；得精兵数万，堂堂而前，才有胜算。倘或徒鹜虚声，定会後悔。”
不与残民以逞、满清余孽的北洋军队妥协的原则，逸仙先生认为完全正确。但对胡汉民提出的做法，他却不能同意，“展堂，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一隅，没有看到全盘。以形势而论，上海、南京都在前方，我既然领导革命，已经回国，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处广东，以修战备，这是拾难就易。各方同志对我的期望很殷切；你想想，到此地步，他们会作何感想？何况，我恃人心，敌恃武力，这你已经看得很透澈了的；既然如此，何故不善用我所长，进一步延揽人心，而用我所短，去修一时未能收功的战备？”
这是根据逻辑所作的极谨严的推论；胡汉民无以为答。
“目前武汉有纷歧之势，宁沪内部亦不尽协调；倘或置之不理，坐待敌人分化，而说将来可以举兵恢复，这那里是明智的打算？”逸仙先生又忧虑地说：“革命军初期，声势浩大，列强仓卒之间，不知如何应付，所以暂时保持中立，观望着再说。如果革命军的形势受挫而不图挽救，列强的态度马上会变。太平天国的往事，难道你们都忘掉了？洪杨初起，英法各国都愿意修好；等到咸丰十一年发生宫廷政变，恭王用事，重用曾左胡李，安庆为湘军所收复；淮军援沪，英法的态度大变，组织‘常胜军’、‘常捷军’援清。以昔视今，类似戈登之於太平天国的手段正多，岂可不虑？总而言之，革命的历程，盘根错节，不可一蹴而几。如今不妨先告一圆满的段落，第二步再扫除北洋军阀。我如果不到东南，对内调和各方的意见，对外取得各国的承认，凡此大计，没有人可以担任。展堂，你跟我走！”
“是！”胡汉民不自觉地服从了，“我请陈烱明代理都督；跟先生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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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那天是十一月初六，轮船停泊在吴淞口外，等待领港时，欢迎的同志就已赶到，陈英士、黄克强、还有汪精卫。乌目山僧黄宗仰亦到了，代表他的居停哈同与罗迦陵夫妇，奉迎逸仙先生下榻爱俪园。
当天的访客，就络绎不断，爱俪园前，冠盖云集。陈英士、黄克强与宋教仁秘密商定，推举逸仙先生为大总统；随即分头向各省代表接洽，获得极好的反应。
於是第二天在各界假座爱俪园盛大欢宴之後，陈英士、黄克强、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人，齐集逸仙先生的寓所，讨论中央政府的组织型态。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法制经济，对各国政治制度，颇下过一番苦功；醉心於欧洲式的民主政治，此时首先发言：主张采用内阁制。
逸仙先生不能同意；他主张采用美国的总统制，“内阁制需要一个完善的国会，并且宜於在政治已上轨道的承平时期，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而以内阁总理对国会负责，断断不是当前非常时期所宜采用的。我们对於某一个人，既然唯一置信推举，就不能再设加以防制的法度。革命不过初步成功，来日方难；我既承各方谬许，亦断断不肯自居为神圣事业上的一个赘疣，反误了革命大计。”
“对！”张静江脱口应声，“除了孙先生外，没有第二个人能有这样的见解。只有照孙先生的意旨行事。”
“不然……”
宋教仁刚刚开口，就为黄克强打断，“钝初！”他劝道：“你看，在座的人，都赞成孙先生的主张。请你不要坚持！”
“我是持之有故的。”
“好，好！我们暂时不作决定，听候在南京的各省代表公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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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八，黄克强与宋教仁专车到南京；一下车直接到丁家花园江苏谘议局。各省代表正再等他的报告。
黄克强的报告，也就是提案，一共三个：第一、改用阳历……这是出於沪军都督府的一个参谋沈云翔的献议，获得黄膺白与陈英士的支持，而为大家所接受的。第二、起义时以黄帝纪元，如今应该改用中华民国纪元。第三、政府组织采取总统制。
各省代表对於第一、第二两案，合并讨论，全体赞成；第三案则宋教仁以湖南代表的身分，提出异议。但反辩复论的结果，总统制终於获得多数的支持而告确定。接着决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及选举临时总统的日期……就在第三天十一月初十；阳历是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天盛会宏开，十七省代表全部出席。推举浙江代表汤尔和为主席，报告选举要点：第一、每省一票总计十七票，第二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的规定：得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当选。这就是说，在十七票中须得十二票才能当选为总统。
为各方仰望如泰山北斗的逸仙先生，以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大总统。消息一传，欢声雷动；在上海的逸仙先生，檩於责任的神圣艰钜，不敢推辞，但立即发出通电，表明他在全国人民之前的地位，自称为“公仆”。
於是各省代表公推汤尔和、王宠惠、陈陶怡为专使，在中华民国正式诞生的前一天，到上海恭迎。
第二天……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逸仙先生偕奉迎专使汤尔和、王宠惠及顾问荷马李等，由上海专车抵达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四千年专制之局，开创了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也达成了逸仙先生三十年坚忍不拔、终底於成的归政权於全民的空前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