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德殿行走
清朝定制：皇子六歲入學。讀書之處名為上書房，位於乾清宮左前方，與右前方的南書房，遙遙相對。
咸豐十一年，大阿哥也就是後來的穆宗六歲，到了入學的年齡。前一年文宗即為大阿哥擇師，命大學士彭蘊章等，在翰林中選人品素優，年在四十上下者奏聞。結果河南學政李鴻藻中選。他是直隸高陽人，字蘭蓀，咸豐二年的翰林。奉召抵京時，文宗已北走熱河。十一年二月轉赴行在，四月初七開始，為大阿哥授讀。
下一年──同治元年，二月初二上諭，派祁寯藻、翁心存、倭仁、李鴻藻入直弘德殿，為皇帝師傅。祁寯藻是已退歸林下的大學士，特詔復起，與翁心存都逾古稀之年；倭仁字艮峰，蒙古人，先世駐防河南開封，有名的理學家，時官工部尚書，年紀亦已六十以上。七歲的穆宗對這三位鬚眉皆白、道貌儼然的師傅，常懷畏懼敬遠之心，因而獨與四十三歲的「李師傅」親近。
翁心存歿後，至同治四年二月，始命翰林檢討徐桐在弘德殿行走，補足師傅四位之數。徐桐字蔭軒，正藍旗漢軍，道光三十年翰林，亦以講理學起家，但人品不醇，性情偏執，學問亦有限，為十歲的小皇帝授讀，學問還無關宏旨，那種偏執的性情，卻讓小皇帝常起反感。因此在弘德殿，仍是李鴻藻獨撐全局的場面。
這年十一月，李鴻藻有難以兼顧之勢了。事起於軍機大臣禮部尚書李棠階出缺。當時號稱「同治」，所以軍機處除恭王領班，及寶鋆、文祥兩滿人以外，漢軍機大臣，籍貫上一南一北，南是江蘇籍的曹毓瑛，北為河南籍的李棠階。李棠階出缺，必須就北方人中挑選遞補，兩宮太后看中了李鸿藻。
李鴻藻之中選，除了他本身的條件之外，當然也還有酬庸並鼓勵他更盡心啟沃的作用在內。因為如此，李鴻藻怕入直軍機，便不能兼顧弘德殿，反違兩宮的本意，所以奏請收成命；而奉懿旨「毋許固辭」，那就只有覓幫手代替之一途了。
這個幫手便是翁同龢。翁同龢在這年三月服滿起復，授職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同年六月升右中允；至是由李鴻藻的密保，以原銜在「弘德殿行走」。
清朝一向注重皇子教育，冲齡嗣君典學，更是一件有關國本的大事。更有一種情況，能令人戒慎恐懼，不敢所忽者，是愛新覺羅皇朝的帝系，已成單傳，如不能將小皇帝教成一個守成之主，就會像明武宗那樣，引起宗藩的覬覦之心，叛亂雖不可能，廢立卻不可不慮。因此，開弘德殿一事，鄭重異常。
當時除了特派「老成端謹、學問優良」的兩宰輔、一尚書會同李鴻藻教漢文以外，並派滿洲大臣三員，充教清語的「諳達」。同時還有督課的親貴，最初「老五太爺」惠親王，「輩分最尊、品行端正、著在弘德殿常川照料，專司督責」。惠王薨後，這一差使由醇王擔任。
此外尚有「伴讀」之制，選取與穆宗年齡相近的親貴子弟伴讀，一則得切磋之益，再則便於師傅「指桑罵槐」，間接訓責小皇帝。曾作穆宗同學者，先有惠王之子，穆宗堂叔奕詳、奕詢……後有恭王長子，穆宗堂兄載澂。
這是「人」的方面的部署；「事」的方面的規畫，則有章程十五條，規定每日入學時刻，功課先後，教學原則等等。穆宗性情外向，心氣浮動，學習情緒很不穩定，大致有李鴻藻在就比較順利，其次則翁同龢，亦能使小皇帝就範。穆宗初期典學的情況，由翁同龢日記中，可以想見，如同治五年二月所記：
十七日：上讀無倦容，無嬉戲，為今年第一日。
廿一日：卯正上至，讀四刻接讀滿書，辰正還宮。巳初至，午正二刻畢。
廿五日：卯正上至。是日多戲言，龢與諸公切諫，讀尚勤。未初二刻退。
照規定，正月初六開學；燈節休學四天，其餘日子照常入學，而學習情緒直至二月十七日始能正常。宮中過年，繁華熱鬧，非民間所能想像。十一歲的小皇帝，久久不能收心，自可理解。
卯正為上午六時，讀至八時（辰正）或七時半（辰初二刻）還宮，至九時許（巳初）復回書房，其間約一個半小時休息，除進早膳外，常有一項重要任務，即是「召見」。兩宮問政，小皇帝並不參預，而召見大臣或放差缺官員「引見」，則須出席，因為識人是用人之始。
第一次到書房為「早功課」；二次復到書房為「整功課」。如有祭典之類須小皇帝親臨行禮時，則無「早功課」。翁同龢日記中，每以「膳前」、「膳後」作為第一次、第二次到書房的區分。
至於稽查功課，除惠王、醇王常川在弘德殿照料督責外，恭王亦不時到書房考查。兩宮太后則以內外之別，從不到書房，欲向師傅查問小皇帝的功課，有兩種辦法：一是在養心殿召見；再是借師傅進講「治平寶鑑」的機會，順便查問。
兼作太后師
所謂「治平寶鑑」，是南書房及上書房翰林張之萬（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狀元，南皮）許彭壽（丁未會元，杭州）；及咸豐二年壬子三鼎甲寧波章鋆、常熟楊泗孫、蘇州潘祖蔭等，為兩宮太后特編的「教科書」，採擇「歷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簾事蹟，其可為法戒者，據史直書，簡明註釋」，賜名「治平寶鑑」。並派兩榜出身、語言清朗的大員及詞臣六人，在簾前進講。翁同龢在弘德殿行走後，亦被派此差。如同治五年三月十三日記：
是日進講明太祖詔百官迎養父母者，官給舟車一節，皇太后問洪武為政，尚寬尚猛？及當時大臣為誰？具對畢；又問書齋功課，以十日來無戲言，而精神多倦對。兩宮並云：皇帝起甚早，往往呼醒猶睡，天氣漸長，其倦宜也。因對言，精神固宜聚，亦視機括如何？每遇讀書窒滯時，或寫字，或下坐，以舒展其氣，機括動而讀亦順利矣。
翁同龢懂得調劑之道，比倭仁的道貌儼然、徐桐的疾言厲色，自然高明得多。因此，當李鴻藻丁憂堅請守制時，翁同龢便成了他的替手。
原來李鴻藻的生母與嬸母兩姚太夫人，是同胞姊妹，其叔早逝無子，以李鴻藻為嗣，嬸母成為嗣母，病歿於同治五年七月初四。
當姚太夫人病危時，兩宮太后及恭王等即大為緊張，預料要讓李鴻藻奪情，必得大費一番口舌。同時兩宮亦不斷聽人說起，倭仁的教法不佳，想乘此機會作一番整頓，所以在七月初三傳諭，自七月初七起書房暫停，過了七月十二日慈安太后三旬的萬壽後，再定復課日期。
七月初六，兩宮在養心殿由醇王帶領倭仁、徐桐、翁同龢三師傅進見。太后先表示，書房功課溫熟書、上生書，以及背誦等等，應該三師傅輪替更替。又說倭仁年紀大了，可以稍為節省精力。因為倭仁負責最重要的上生書的功課，陳義過高，非小皇帝所能理解，所以有此諷示。
其次談到李鴻藻丁憂，兩宮太后打算照旗人的規矩，穿孝百日，仍在書房當差。非禮勿動的倭仁立即回奏：父母之喪三年，穿孝百日，奪情當差，於禮不合。問到徐、翁二人，少不得亦要遵循正論。話不投機，兩宮太后只好不談了。
第二天上午，由恭王召集會議，軍機全班及三師傅外，另有醇王。恭王帶來兩件雍正朝朱軾、乾隆朝于敏中奪情視事的上諭，並傳懿旨：「留李鴻藻實有不得已的苦衷，弘德殿各位師傅公同商的一個妥當辦法。」
於是倭仁訥訥然說理，大致是發揮李鴻藻原摺中，「樞要之地，網紀攸關，輔導聖學，尤貴志行完粹之人，若自蹈愆尤，則進講獻納之際，何以置辭」的道理。那知話未說完，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寶鋆，已經不耐煩了。
他說：「明朝迂腐方嚴之習，不切實際，料想諸公必不出此。今日之事，不在理不理，在諸公願不願。」
倭仁等人愕然。寶鋆竟是不願講理了，再要講理，便成「迂腐方嚴，不切實際」。這番強詞奪理，要駁他也還不易。
就這躊躇沉默的片刻。寶鋆故意當作大家已默認了，匆匆起身說道：「諸公皆無異議，覆奏吧！」
但是，即令倭、徐、翁三師傅同意了，亦歸無用，因為奪情是李鴻藻的事，他人何能作主？而李鴻藻則已下定決心，即令課以抗旨之罪，亦不願奪情。這也難怪他，康熙三十三年四月，李光地提督直隸學政時丁憂，特詔在任守制，李光地上疏請給假治喪，自道「往返九月，於本年十二月抵任，並日夜之力，歲科兩試，可以看閱周詳，報竣無誤」。言官交章論劾，他的福建同鄉，由三河知縣「行取」為給事中的彭鵬，連上兩疏，謂李光地「以三年之通喪，請為九月之給假，於禮則悖，於情則乖，於詞則不順」，接論有「十不可留」，請罰其不許赴任，不許回籍，「在京守制，離任終喪」，以為道學敗露之恥。旨下竟如所請。李光地直至二十年後，始得回籍葬母。
清朝大臣奪情者，除李光地以外，還有朱軾、蔣廷錫、于敏中、孫嘉淦、梁詩正、王杰、以及後來的李鴻章。但奪情服官，甚麼職務都可以擔任，唯獨不能負教化之責，因為不能為父母服三年之喪，本身即成不孝，又何以教忠、教孝？而況帝師之任，更異尋常；更何況李鴻藻亦是講理學的人。只要他一鬆口，願服孝百日後，回弘德殿當差，必然會遇到群起而攻的險局，遭致身敗名裂的奇禍。
因此，雖有前後兩道情詞宛轉的懿旨，而李鴻藻不為所動。第二次覆奏一上，兩宮太后頗為不悅，特旨召見三師傅，與軍機大臣展開「御前辯論」。
召見地點在養心殿東暖閣，御座西向，北面師傅，南面軍機，雁行列跪，面半斜向上。這種召見的方式，是非常特殊的。
首先由慈禧太后發話，一開始即是困擾的語氣：「何以還有這一個摺子？」她以為不但兩次上諭已經說得很明白，而且據寶鋆等人覆奏，三師傅都無異議，則李鴻藻何以還有第二次陳情的摺子。
慈禧又問：「莫非大家不體諒上頭的苦衷，還是別有意見？」接著開導：「如果一味拘禮，事就難辦了。」而且以垂簾作譬，強調從權。
恭王與寶鋆相繼發言，恭王指責倭仁等「不體聖懷，前後兩議。」這是寶鋆的誤會，三師傅根本沒有同意李鴻藻奪情的表示，談不到「兩議」。這一點倭仁當然要辯，但他拙於口才，說了半天，辭不達意。
寶鋆始終未曾理會到講理學的人，對奪情一事認為「貪位忘親」，罪莫大焉，以為李鴻藻本不是不可商量的，只是倭仁等人唱高調，以致造成僵局。他說：「這種事全靠局中人疏通勸導，如果反唇相譏，豈非叫人難受？」
往復辯論，成一面倒之勢，但並無結果，亦不可能有結果。一句話，三師傅不能為李鴻藻作主。散出來以後，醇王悻悻之態，現於詞色。他的想法是弘德殿歸他照料，三師傅如有意見應該先跟他商量才是。
是非之地
弘德殿是個是非之地。是非之多，由於各有一股不平之氣，形成了矛盾。首先是滿漢之間的不平等待遇──滿洲人一向輕師，稱之為「教書匠」。但在宮中，自康熙朝開始，尊崇朱子理學，稱之為「聖學」。康熙二十三年南巡回鑾，駕臨曲阜，躬謁孔廟，行三跪九叩的三獻禮，為曠代所無。因而宮中上書房授讀漢書的翰林，稱為師傅。雍正朝更明定皇子入學禮節，師傅受揖，坐而授書。
教清文的滿洲大臣，就大不相同了。稱呼是滿洲話，先叫「俺答」是音譯，乾隆朝改譯為「諳達」。授讀時沒有座位，也就是學生坐受而諳達立授。
這明顯的歧視，每使得滿洲大臣，憤不能平，因此而求外放，以期擺脫此一差使者，是恆有之事。加以醇王偏袒滿人，但亦無法更改成例，使諳達與師傅平等，惟有在言語間杯葛師傅，為諳達舒氣，這樣於事無補，反加深了矛盾，常有糾紛出現，影響小皇帝的學習情緒。
其次是三師傅之間，亦未能和衷共濟。徐桐對倭仁不滿，每見於詞色；翁同龢對倭執後輩之禮，凡事受教，但非心悅誠服。又次，是外在的其他衝擊，影響了師傅的情緒，連帶波及小皇帝，尤以倭仁為甚。
同治六年春天，首次爆發了新舊之爭。新派以恭王為領袖，助之者寶鋆、文祥及形似「坐辦」或「提調」，本缺為兵部尚書的總理大臣董恂。舊派則奉倭仁為盟主。同治九年冬天，恭王因上海、福州先後設立機器製造局及造船廠，須造就高級技術人材，應從知識分子中選拔訓練，因而奏請於同文館內添設分館，招考優秀舉人入學肄習天文、算學，奏摺中有辟疑之語：「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並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原已說得很清楚，無奈舊派不是這麼想。
當時有一副諧聯，攻擊其事：「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此「鬼」者「洋鬼子」，亦即「異類」。設同文館時，僅由軍機處奏請欽定，並未交內閣及六部九卿公議，故謂之為「小朝廷」。這副諧聯只強調從洋人習天算之非是，其實真正的原因是，怕將四民之首的「士」貶為第三等的「工」。原奏章程六條之外，又以「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等官，學問索優，差使較簡，若令學習此項天文算學，程功必易。又進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官、舉人、五項貢生，事同一律，應請一併推廣招考」，則不僅招致反感，且以近乎公憤。翰林院儲才出宰相之地；五品以下京官則包括部員及「中行評博」在內；外官則包括同知、州縣在內，都是負實際行政責任的中堅分子，竟使之習工匠之所事，何能甘心？
因此，朝士都是慫恿倭仁發難，駁恭王之議說：「竊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求，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須師事夷人？」
此奏一見「宮門鈔」。爭相走告，傳誦一時。恭王的辦法，本嫌操之過急，皆在觀望之中；此奏一傳，相率裹足。恭王、寶鋆等人，大為光火，復又記起李鴻藻奪情之事，誤會倭仁作梗，新恨舊怨交集，決定採取「拖人落水」的策略。
在此以前，先有一道上諭，倭仁既奏，「天文算學，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可即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由倭仁督飭講求。」已是有意作難。倭仁只好覆奏：「意中並無其人，不敢妄保。」
過了兩天，忽然降旨：「大學士倭仁著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倭仁跟翁同龢商量，懇請收回成命，當然不准。找恭王去交涉，話不投機，幾至拂衣而起。
於是倭仁奏請「面對」，想求兩宮體諒他的處境，也就是保全他一生做學問，嚴夷夏之辨的立場。他的詞令如何敵得過恭王，在兩宮簾前，恭王拿話擠他，大致是為人臣者，苟利於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如果只是為了保全一己的聲名，不顧國家，此豈是講道學的本意？倭仁無辭以對，只好受命；而內心鬱抑難伸，授讀時竟至失態。翁同龢同治六年三月廿五日記：
是日倭相請面對，即日召見，恭邸帶起，以語擠之，倭相無辭，遂受命而出。倭相授書時，有感於中，潸焉出涕，而上不知也，駭愕不怡良久。
倭仁實在不宜於當師傅，既不擅於言辭，又深入而不能淺出。小皇帝上他的課，感覺中是在受罪。如因事不能入值，由翁同龢代課，則每每一切順利。這種情形，為兩宮及恭王所深知，但卻無法改革。當倭仁一再請開缺，上諭一再給假，至第三次再請開缺時，有旨：「倭仁不必給假，一俟氣體可支，即以大學士在弘德殿行走，其餘一切差使，均著毋庸管理。」留弘德殿的差使，實際上是顧全倭仁的面子，如果一切差使都撤，則與開缺無異。然而這一來，卻又耽誤了小皇帝的功課。
倭仁是七月初銷假的，仍舊上生書，並講孟子。這年夏天亢旱，七月裏的「秋老虎」更厲害，讀書的情況本不甚好；倭仁一回弘德殿，更見艱澀，而且極不願聰倭仁講孟子，因為一講便是一頓教訓，即使不是明指，在小皇帝聽來，處處都是在說他，自然大起反感。加以徐桐常常會「大動聲色」，使得小皇帝視書房為畏途。翁同龢八月初三記：
內監傳懿旨：功課不得減，如不完，攜內再讀。滿書不能認字，尤切責。
「滿書」獨立的符號稱為「字頭」，切「字頭」而成音，即為口語，如「字頭」亦不識，則一切無從讀起，是故「切責」。初六又記：
是日醇邸召見，至書房傳懿旨，命上勤讀。屏予等出，跪奏良久。
其實，小皇帝之不肯用功，兩宮特別是生母慈禧太后要負很大的責任。小皇帝的資質，並非不佳。陳寅恪在清華大學，曾以「對對子」測驗學生的程度，以此作標準而論，穆宗在十一歲時便已及格了。「對對子」是從兩言開始，第一次師傅說「敬天」，應聲而曰「法祖」。本來「敬天法祖」為愛新覺羅皇朝的家訓，已成為成語，猶不足為奇，但三言以「大寶箴」對「中興頌」；四言以「寒山紅葉」對「秋圃黃花」；「細柳屯兵」對「長楊校獵」，不僅平仄相協、字面工整，且知時序及用典，十一歲的小學生有此成績，實在是難能可貴。至於待人接物，知道翁同書是翰林；對翁同龢稱其父，只道姓不提名，禮節上頗知分寸，求諸尋常小學生，亦不可得。
談到慈禧要負的責任，即在「家庭教育」有問題，而本身的好尚，又影響了家庭教育。自洪楊平後，慈禧漸習於逸樂。同治六年正月，巡幸諸王府，張宴設樂，每至傍晚方始回宮，因言路頗有諫勸，慈禧改在宮內演戲，一月兩次，每逢朔望，在「西六宮」北面的漱芳齋開鑼，除「昇平署」太監所演的崑曲以外，亦傳民間名伶演出皮黃。先只是臨時性的徵召，到了光緒九年，始正式有「內廷供奉」的名目。
漱芳齋演戲，大致是在兩宮召見臣工已畢的巳末午初。因此，逢到初一、十五，小皇帝「讀必爽利」，為的是早早趕完了功課，漱芳齋頗有樂事。但到第二天，亦即是初二、十六，讀書的情形，壞的日子多，好的日子少，原因亦就在前一天過於興奮疲勞，至次日精神尚未恢復。
文宗精於音律，慈禧亦好戲劇，穆宗受父母的遺傳，而且少年必喜熱鬧，所以漱芳齋一月兩回演戲，在他是夢寐以求的大事。這方面所予穆宗的影響，至為重大，即以彼時而言，與小皇帝作遊伴的小太監，在御花園「練功」「翻跟斗」而摔死者，就有不少。
其次是慈禧太后的督責過嚴，一味呵斥而缺少鼓勵，這情況就跟在書房中由倭仁、徐桐授讀一樣；與李鴻藻、翁同龢教導時，感受完全不同。慈禧亦不大理會穆宗做「皇帝」的工作負擔，有時傳懿旨減少功課，多半是出於慈安太后的面諭。在宮中，小皇帝樂於親近嫡母；畏見生母，亦正如在書房親李、翁，畏倭、徐，原因都是顯而易見的。但慈禧昧於此，以致母子之間造成極大的悲劇。
回籍守制
同治十年臘月，翁同龢喪母。開歲正月十一，恭王親臨致祭，說書房正在吃緊之際，意中希望翁同龢能留下來；結果是失望了。有李鴻藻的前例在，料知留不住，准他回籍守制；至十三年六月回京，「睽隔天顏」兩年有半。
在此兩年半之中，宮廷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穆宗大婚及親政，皇后阿魯特氏，為蒙古狀元崇綺之女。同治初年，八旗淑媛，推阿魯特氏第一，德才俱備，都以為中宮之選，非此莫屬。十一年九月十五，果然乘鳳輿自大清門中道入宮。
阿魯特之得立為皇后，固由穆宗親自選定，但實由慈安太后一手所促成。穆宗自十二、三歲以後，親近東朝的傾向，日益明顯；同樣地，慈禧與慈安對立的態勢，亦日益分明，而以立后一事為涇渭判然的跡象。
另一件是重修圓明園之議。早在同治七年秋天，東捻、西捻相繼肅清以後，內務府人員便認為國泰民安，是兩宮太后蕩平大亂，應該享福的時候了，於是指使一名守庫的微員貴祥，策動滿洲御史德泰，奏請按戶畝鱗次收捐的辦法，修復園廷。諸王大臣，以及言官朝士，皆以為侈端將起，極力反對。結果是德泰及貴祥均獲嚴譴。
同治十二年春天，以「大婚」、「親政」兩大典告成；慈禧太后四旬萬壽，內務府復又發動修園之議。這回出面的就不是貴祥那種不足道哉的「微末之員」，而是內務府兩名當家的司官，文錫、貴寶。文錫是「堂郎中」，等於內務府的「坐辦」。
文錫、貴寶何以又步德泰、貴祥的後塵，原因有二：第一，朝中最耿直的幾位「道學先生」或已離朝，如吳廷棟；或已下世，如倭仁，阻力大減。其次，最重要的是，文錫等人已透過種種關係，說動了已經親政的穆宗。
穆宗與生母慈禧太后，意見相左之處甚多，只有這一件事，母子同心。自十二年春天開始籌畫，至九月二十八日，頒發親筆硃諭，道言兩宮垂簾十一年，「倍極勤勞」，「遂致海宇昇平之盛世」。次謂園明園本為祖宗臨幸駐蹕聽政之地，縱言御極以來，未奉兩宮太后在園居住，「於心實有未安，日以復回舊制為念」，但目前庫款支絀，如果照舊修理，誠恐部款不敷，所以「再四思維，惟有將安佑宮供奉列聖聖容之所，及兩宮皇太后所居之殿，並朕駐蹕聽政之處，擇要興修，其餘遊觀之所，概不修復。」
這道上諭的遣詞用字，雖不算太好，但也還不是十八歲的皇帝所能寫得出來的，硃諭只不過照錄草稿，是很顯然的事。然則草稿又出於何人手筆？有人說是王慶祺。
王慶祺字景琦，京東寶坻人，咸豐十年翰林。相傳穆宗因慈禧干預其房幃之事，憤而獨宿於乾清宮，太監導之微服冶遊，一日小飲於前門外宣德樓飯館，聽見隔室有人在「吊嗓子」，字正腔圓，頗為動聽，一曲既罷，穆宗排闥直入，說「你唱得很好，能不能再來一段？」京師飯館規矩，單間一放下門簾，其內即成禁地，擅自闖入，大干禁忌，必起糾紛。但穆宗氣度高華，服飾華麗，足以令人懾服，居然如言照辦。
此人就是王慶祺。唱到一半，發現門外有兩名玄服少年在等待，神態極其恭謹，恍然大悟，傳說皇帝常有微行之事，此刻讓他遇到了。
唱完通姓氏，王慶祺剛說了職銜姓名，聽得門外車馬喧鬧，傳言恭王來了。恭王在王慶祺是認識的，不過此時亦只好裝作不知。但見恭王與穆宗耳語，穆宗面色怏怏，下樓登車，恭王親自為之跨轅，疾馳而去。這一下，可以確證所遇者為穆宗。未幾，有命王慶祺在弘德殿行走之旨。同時受恩命者有山東歷城張英麟（字振卿，同治四年翰林）王慶祺在宣德樓遇穆宗時，操琴者即為張英麟。入值未幾，不滿王慶祺之所為，告終養而歸，後來復起，官至左都御史。
王慶祺在弘德殿所為何事，為張英麟所薄？且引親眼目睹的證人翁同龢之所記，如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午初三刻上至，臣與王慶祺偕入，而令臣下取詩本。既而命臣作「菊影」七律一首，上作「青山紅樹」七律一首，四刻畢。余與王君同賦詩寫進，有頃將上本改作寫畢，遂散。
定例：凡此「取詩本」之瑣屑細事，例由同值資格最淺者擔任，所以在軍機上「學習行走」的大臣，俗稱「打簾子軍機」，因同列出入，照例由其執服勞之役。王慶祺資歷淺於翁同龢甚多，取皇帝詩本，應命王慶祺而命翁同龢者，借故遣開，以便與王慶祺密語或有所授受。王慶祺以春冊進呈為實有其事，此所以為張英麟所鄙視。
至於王慶祺之得寵，只看保南書房翰林，「口敕」翁同龢與寶鋆、王慶祺商酌這一點，即可想像得之。
不過王慶祺之罪，僅止於「進春方、獻春冊」；導帝微行，則由太監，機會甚多，而機會之造成，慈禧太后固須負責，即恭王亦不得辭其咎。
原來當初頒修園的上諭時，關於經費部分，有「著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員，量力報效捐修，著總管內務府大臣於收捐後，隨時請獎，並著該大臣等核實辦理，庶可上娛兩宮皇太后之聖心，下可盡朕之微忱」。既以頤養兩宮為名，復令臣下捐輸，則反對修園，即有吝於捐輸之嫌，故恭王於旨下次日，領先報效工銀二萬兩。在恭王之意，工費估計，非銀千萬兩不可，豈能靠捐輸成事？不過先虛與委蛇，俟適當時機，再設法讓皇帝知難而退。那知一發難止，且有慈禧太后介入，親自召見內務府大臣垂詢其事，並曾手繪圖樣，形成不可收拾之勢。
「圓明園李監督」
大規模的奏諫，姶於翁同龢回京以後的七月，李光昭「報效木植」案爆發以後。李光昭是廣東客家人，寄居湖北漢陽，是個販賣木材茶葉的小商人，自稱曾經在安徽報捐知府。同治十二年冬天進京勾結貴寶等人，具呈內務府：「情願將數十年商販各省，購留各種巨木，價值十數萬金，砍伐運京，報效上用，不敢邀恩，並請派員同運，沿途關卡，免稅放行，頒發字樣，雕刻關防，以便報運。」內務府大臣公議，頒發關防，政體攸關不可行；但報效木材，准其報明地方官，點明根數，報請督撫給照，免稅放行。硃批：「依議」。不經軍機，便算照准了。
這李光昭是個無賴，在湖北並有被控未結之案。及至奉旨准許報效木材，立即大肆招搖。鄂督李瀚章、川督吳棠均有密摺揭發其人其事，但李光昭膽大妄為如故，最荒唐的一件事是，在香港以「圓明園李監督代大清皇帝與洋商立約」，購買木料，並具呈內務府，說山中巨木，非一兩年不能出山，恐誤園工之用，特為親自航海，購運洋木，價值三十萬兩，陸續將抵大沽口，請奏明派員點收。
其時貴寶等已經發覺李光昭的行逕，大成問題，為了卸責起見，不肯派人驗收，「請飭下直督就近派員，按該員所稟根件數目，驗收造冊，咨送內務府；一面由該督迅速設法運赴圖明園工程處查收。」
七月初三，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報真相：李光昭在福州由旗昌洋行經手，買法商木材三船，總值五萬餘銀圓，言明到津付價，提貨遲延，每日加船價五十元。李光昭付過定洋十元，所欠尚多，不但不能提貨，且旗昌與法商分別提出控告，美、法兩國領事，正向津海關道交涉中，法領事且請拘留李光昭，勿令逃走。
奏入，穆宗震怒，交李鴻章嚴行審究；同時註銷「李光昭報效木植」案。八月十六日李鴻章覆奏，將勾結內務府的情形抖了出來，李光昭是由內務府候補筆帖式成麟的關係，認識了署理堂郎中貴寶，「伊思若到四川等省進山伐木，用工本銀三千兩，可報效值銀一萬兩。旋向貴寶說願報效十萬兩銀木植，分十年呈交。經貴寶帶見堂官，允令呈請核辦。」
這段話中，李鴻章不願得罪內務府，內幕還是有所保留的。李光昭之自願報效，最大的目的是借此獲得免稅的優遇，挾帶走私，三千兩銀子的木材，可售一萬，利潤兩倍有餘；而報效三十萬兩實際上僅費九萬銀子。至於貴寶之支持其事，當然亦不僅是為了園工，暗中還有合夥走私圖利的密約。
李光昭出京時，成麟偕行，至湖北一打聽，方知入山伐木，非三年不能出山，工本太重，於是改計至香港購洋木。李光昭原意是想找個人來墊本錢，結果事與願違。而成麟急於想辦好這個差使補缺，表示貨到天津，他可以向親戚借了錢來付貨價。於是一面由成麟攜帶木樣回京，呈報內務府；一面由李光昭改至福州購貨。及至貨到天津，成麟未借到錢，無法提貨，致起糾紛。李鴻章追出原訂洋文合同，「內有圓明園李監督代大清皇帝與洋商立約」字樣。
在覆奏中，李鴻章定了李光昭的罪名：「該犯冒稱園工監督，到處誑騙，致洋商寫入合同，適足貽笑取侮，核與詐稱內使近臣之條相合，自應按照詐傳詔旨，及詐稱內使近臣之律問擬。兩罪皆係斬監候，照例從一科斷，李光昭一犯合依『詐傳詔旨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李光昭奉旨「嚴行審究，照例懲辦」，即為「欽命」犯，照例審明實情後，應解送刑部定罪；而逕以一省刑名長官的資格，定為死罪，並不請示可否，且不照「詐稱內使近臣律」而照「詐傳詔旨律」擬罪，亦是為了迴護內務府。
因為「詐稱內使近臣」則成麟與其同辦一事，會見洋商時，假冒身分，必然彼此抉隱，成麟即脫不得干係，歸案併辦，難免牽涉到貴寶及內務府堂官。故逕以「詐傳詔旨律」定罪，此係一人之事，不涉他人；事實上是不通的。洋商既非清朝皇帝的子民，並無遵奉詔旨的義務，即令「詐傳」，亦無作用。翁同龢後來鬪不過李鴻章，即因李鴻章一直與內務府及中官維持著良好的關係；而翁同龢不屑措意於此之故。
由於李鴻章的維護，雖經御史參劾，內務府大臣及貴寶、成麟均有「革職」的行政處分；將「交通舞弊」的情節，輕輕放過了。
萬丈波瀾的震撼
此案在京內外都引起極大的震撼。京中由恭王領銜，於七月十六日上「請皇上及時定志，用濟報危摺」，列名者共十人，恭王、惇王、醇王為尊親；僧王之子伯彥訥謨詁、恭王妹夫額駙景壽、貝勒奕劻是御前大臣，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為大軍機，舉朝重臣，咸萃於此。原議「樞廷、御前」及師傅同上一摺，結果師傅不列銜，主要的原因是，王慶祺根本即無進諫的資格。翁同龢日記中，於此事記得極含蓄，是他忠厚性格表現之一端。
公疏出於奕劻之手，而由李鴻藻大加潤飾，諫勸之事凡六款：「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動，訥諫章，重庫款，勤學問。」摺上以後，怕穆宗置之不理，因而恭王又特請召見，不許；再請始允。於七月十八日召見，長達兩小時半。
據說當時的情況是如此：穆宗對此摺不是置之不理，而是根本不看。直至召見時方始拆封，閱未數行便說：「我停工如何？你們還有甚麼話說？」恭王答謂：「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誦。」
於是將摺中所陳六事，逐條講解，反復指陳。穆宗老羞成怒，竟指著御座說：「這個位子讓你怎麼樣？」大病初愈的文祥一聽這話，仆倒在地，痛哭流涕，喘息幾絕，穆宗命太監先行扶出。
接下來是醇王，亦是且泣且諫，至微行一條，穆宗還不願承認，堅問何從傳聞？醇王指出時地，怫然語塞。最後談到園工，未能遽止；因為修園原為承太后之歡，當然不能擅作主張、說停就停，但允為轉奏。
就一般的看法，殿廷之上有此激烈的諍諫，慈禧太后必當顧全大局，頒懿旨停園工，而竟毫無反應，且穆宗於七月廿一日復去視察園工。於是又有醇王及李鴻藻等人的進諫。
醇王之諫，朝士皆知，如「越縵堂日記」云：「醇王三進見，以死要上，下停園工手詔，上益怒。」李鴻藻等人之諫，則不獨當時隱秘，且後世亦直至民國五十八年，李鴻藻年譜出版，錄有上兩宮太后摺底，方知其中委曲。摺中論理與勢當停園工之外，最後一段，透澈而切實，是真能洞悉宮廷積弊者。李鴻藻說：「在承辦諸臣，亦明知工大費多，告成無日，不過敷衍塞責，內而寺宦，外而佞人，希圖中飽，必多方畫策，極力贊成，如李光昭者，種種欺蒙，開干進之門，啟逢迎之漸，此尤不可不慎者也。」又說：「臣等以為與其徒歛眾怨，徒傷國體，於事萬難有成，不如及早停工，以安天下之人心乎？伏願皇太后明降諭旨，停止園工，則皇太后之威德，皇上之孝思，均超越千古矣。」
此「臣等」自是「樞庭、御前」。摺上留中，可知慈禧尚不願停工。同時可想而知的是，慈禧可能有一種誤解，重臣非反對修園，而是怕穆宗以視察園工為名而微行，因而必以此端相責。穆宗無可分辯，遷怒及於恭王父子，更擴及「樞庭、御前」，乃起極大風波。此為七月底之事，經過如下：
七月廿八日：穆宗召見恭王，復詢其微行一事，聞自何人？以「臣子載澂」對。載澂長於穆宗，為京中第一闊少。穆宗以恭王責子輕、責人重，更忿不能平。
七月廿九日：穆宗召軍機、御前及翁同龢。穆宗首責翁同龢，此次到京，何以無一語入告？翁同龢以此月中到書房才七日，而六日作詩論，無暇言及。因而以江南傳聞面奏，並有人心涣散之語。穆宗又詬責言官，與恭、醇兩王往復辯難，且有「離間母子，把持政事」之語。最後停園工、修三海而退。
至下午三時許，陡起萬丈波瀾，宮中發下硃諭一道：「傳諭在廷王大臣等，朕自去歲正月二十六日親政以來，每逢召對恭親王時，語言之間，諸多失儀，著加恩改為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併載澂革去貝勒郡王銜，以示懲儆。」
此諭見諸官書所載，已有刪節，原諭數恭王罪狀，有「跋扈離間母子」，「欺朕之幼，奸弊百出，目無君上，天良何在」等語。文祥當然不奉詔，但請進見，不許；只好用軍機獨有的規制，以「奏片」申述意見，批復是：今日俱散值，明日再定。
是日尚有兩道上諭，一為硃諭，將因李光昭案革職之崇綸、明善、春佑改為革職留任；一為軍機「承旨」停園工，查勘三海地方，量加修理之「明發」。
七月三十日：召見御前及軍機，將黜革恭王父子之硃諭發下。據翁同龢日記，召見「二刻許即下」，似無爭論。孰知一波未平，又引起次日另一場大風暴。
八月初一：據翁同龢日記：「是日本四起，一軍機，一錢寶廉，一寶珣（兩人請安、請訓者也），一六部堂官及閣學。俄頃，撤錢、寶及六部起，添召軍機御前及臣龢。」特召六部堂官及閣學為所謂「大起」，乃非常之舉。據越縵堂日記，知為非常之變：
今日有硃諭，盡革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壽、奕劻、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十人職，謂其朋比謀為不軌，故遍召六部尚書、侍郎、左都御史、內閣學士，即將宣諭。兩宮聞之，亟止上勿下。
此為穆宗師辛酉政變之故智，打算徹底改組政府。所以激出其此種失去理智之行為的原因是，文、寶、沈、李四軍機，已商定了一種大事化小的策略，兩日三旨，停園工自然照發；崇綸等改革留之硃諭則擱置不發；黜恭王之諭，改而後發，將穆宗痛斥恭王之語，刪節為「語言之間，諸多失儀」八字。原以為恭王由「世襲罔替」的親王，降為非世襲而須降封的郡王，以及載澂革去郡王銜，則「殺人不過頭點地」，穆宗應可消氣了。
但穆宗卻是另一種想法，他倒不在乎恭王是不是親王，而是要宣布恭王的「罪狀」，讓天下臣民都知道恭王「跋扈離間母子，欺朕之幼，奸弊百出，目無君上，天良何在？」方能出得胸頭一口惡氣。結果改成因「語言之間，諸多失儀」而獲嚴譴，彷彿罪輕罰重，恭王反像是受了冤屈。而且恭王父子的處分，一遇慶典，便可恢復，這類處置，完全是哄孩子的花樣。因此，穆宗的氣不但未消，反更急劇升高；加以崇綸等革留之諭，為軍機擱置，則親筆硃諭，竟成廢紙，此可忍，孰不可忍？所謂「朋比謀為不軌」，即指此而言。
但穆宗實在是太幼稚了。此種舉動無異蚍蜉撼樹，兩宮「亟止上勿下」的情形，如翁同龢所記：
（巳正歸家）則蘇拉送信被召，急馳而入……是日本四起……添召軍機御前及臣龢；龢既未至，待良久，比入則兩宮皇太后御弘德殿宣諭諸臣，念恭親王有任事之勤，一切賞還。上侍立，亦時時跪而起奏，六刻畢。
又據吳汝綸日記，謂「見都下某官與某中丞書，言停園工之事」，其中三點與諸說有異：一謂黜恭王原諭，有「跋扈弄權，欺朕年幼，著革去一切差使，降為庶人，交宗人府嚴行管束」等語；二謂「逾日復草革醇王諭」；三謂「兩宮垂涕於上，皇上長跪於下，謂十年已來，無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諭著即撤消云云。」最後一點可信；前兩點則與事實不符。
在這一場清朝開國以來所罕見的宮廷大風波中，穆宗及兩宮太后，下逮「御前、樞廷十重臣」，以及內務府堂官等等，盡皆受創。唯一的例外是翁同龢，甚至可說他是此案中唯一的受益人。
弘德殿師傅，王慶祺不論，尚有徐桐；而兩次召見，不及其人，獨有翁同龢，可知兩宮對翁，另眼相看。揆兩宮之意，穆宗之蕩檢踰閒，王慶祺固為罪魁禍首，徐桐亦不得辭其咎。因為李鴻藻在軍機時多，書房時少。翁同龢回籍守制時，曾薦林天齡以自代，林天齡本在上書房行走，為載澂的業師，說得一口「福建京腔」，常為載澂所戲侮，未幾出任江蘇學政，在弘德殿之日甚淺。惟有徐桐，負授讀之主要責任，果能循循善誘，穆宗何至入於歧途？他在弘德殿的失職，最瞭解的是李鴻藻，李之援翁即足以充分顯示對徐桐的不滿。
翁同龢得李鴻藻的援引，看他的日記是很明顯的。此數日所記，亦在在可以看出翁同龢躊躇滿志的心態，如七月廿九日於穆宗與恭醇兩王往復辯難，兩王叩頭申辯不已下記云：
臣龢進曰：「今日事須有歸宿，請聖旨先定，諸臣始得承旨。」上曰：「待十年或二十年，四海平定，庫項充裕時，園工可許再舉乎？」則皆曰：「如天之福，彼時必當興修。」遂定停園工修三海而退。
語氣中儼然以正色立朝，一言可決大計的柱石之臣自居。又八月初一日記，謂「龢既未至，待良久」。彷彿已在必不可少的重臣之列。其下又記：
（兩宮皇太后）並諭李鴻藻，傳諭臣龢，講書當切實明白，務期有益。
可知授讀的主要責任，已落在翁同龢的肩上。在翁同龢，當然亦有掌握機會以自薦之意。日記中不言，而詩中卻於不經意處流露，如「題潘伯寅萬柳堂補柳圖」第二首第一聯云：
萬事盡如栽柳法，一官難得看花時。（自注：君方左降，再入翰林。）
上句若謂「無心插柳柳成蔭」，則正見得他心中放不開；下句慰潘左官，亦以自道朝朝入值，不得如翰林之蕭閒，詞憾而有自喜之情。
「可憐天子出天花」
停園工、修三海以後的兩個月，穆宗至西苑視察工程受涼致疾。月底發疹子，十一月初二，證實為「天花之喜」。
清宮中對天花懷有莫大的恐懼，因為有一段痛苦的回憶，所以亦成為敏感的話題。順治十八年正月，世祖原已準備逃禪，在五台山出家，除了派高僧至五台山舖設道場以外，並親自為內監吳良輔祝髮，以便攜往服侍。皇位的繼承問題，亦已作成決定，將禪位於其堂兄，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的第四子，安親王岳樂。不意正在摒擋行裝時，突有「天花之喜」，不半月而駕崩，此即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中，「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不得誇迎鑾」所隱的本事（詳見拙作「董小宛入清宮始末詩證」。載「聯合月刊」七十一年九、十、十一月號）。世祖既崩，未照遺命迎立安親王岳樂，而由孝莊太后與其教父湯若望定策，以皇三子玄燁繼位，是為聖祖。聖祖之得立，出於湯若望的建議，最大的原因是，他已經出過天花，並無隱憂。
因此，清朝每遇慶典或外薄定期朝貢之時，必有上諭，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在清宮中，天花之所以成為「喜」者，相對地表示天花不順，可成悲劇。翁同龢日記中，記穆宗病起至崩逝的過程甚詳，大要云：
十一月初二：辰初到東華門，聞傳蟒袍補褂（按：蟒袍俗稱「花衣」，平日有大慶典時穿著），聖躬有天花之喜。余等入至內務府大臣所坐處，託案上人請安，送天喜，易花衣，以紅絹懸於當胸。辰正二刻請脈，巳初見御醫李德立、莊守和，方用涼潤之品（脈按言：天花三日，脈沉細，口渴腰痛，四日不得大便，項頸稠密，色紫滯乾豔，證屬重險云云。不思食，咽痛作嘔）。昨日治疹，申刻始定天花也。
十一月初三：脈按言：大便已通，胃口漸開，諸症皆減，惟頂陷板實（又有「攢簇」字）色帶紫滯，毒尚未清，陰分不足，故皮根未能鬆綻云云。
十一月初四日：見今日方，諸症皆退，眠膳皆安。脈案云：漸皆活潤，惟頂平尚未起凸，膚尚欠鬆耳。
十一月初五日：由於胸次氣滯停飲，用寬中化毒法。
至十一月初七，「痘閉」之險已過，「天花稠密」。初八翁同龢與軍機、御前，同見穆宗於養心殿東暖閣，會諸臣具摺，請兩宮太后權且訓政，是為第二次垂簾。初九更有進步，翁同龢記所見云：
上起坐，氣色皆盛，頭面皆灌漿飽滿，聲音有力。皇太后亦同在御榻。上首諭恭親王，言語甚多，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擬求太后代閱摺報，一切摺件，俟百日之喜，余即好生辦事。並諭恭親王當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習，語簡而厲。……上舉臂以示，顆粒極足，不勝喜躍而退。
十一月十二日，頭面手指，開始結痂，自大光明殿接「娘娘」（痘神）奉於養心殿；十四日，軍機處行文禮部，諸天眾聖皆加封號；十五日，群臣進如意，兩宮太后詣壽皇殿行禮、默告祖宗，在大清門外，又送「娘娘」上天，「典禮極隆，儀衛甚盛」。並有「恭上兩宮皇太后徽號之旨」，加封妃嬪、推恩內廷諸王公食雙俸，大賞群臣，翁同龢得花翎；王慶祺得二品頂戴。
至此，天花是不要緊了，但餘毒未清。「藥用生耆而無桂茸等品」；此外又用當歸、金銀花、連翹等，皆為清血祛毒之藥，而效用不彰，漸致腰間潰爛。
據翁同龢所記藥方，自始至終以黃耆為主藥，藥典中言此藥的功用在益氣、固表、排膿、生肌，為瘡瘍癰疽，以及痘症不起之要藥。痘症雖已無礙，而別不能不用者，李德立已看出雜有性病。至十一月廿七日外敷藥用輕粉即水銀加鹽加礬，煆煉而成，是所謂「驅黴藥」，黴者「黴瘡」，就是梅毒。
穆宗怎麼會得了梅毒呢？原因是慈禧太后跟隋文帝的獨孤皇后那樣，干預其子的房幃；穆宗賭氣獨宿於乾清宮，與小太監搞同性戀以外，復又微行宿娼。但八大胡同的「小班」、「茶室」，以及內城口袋底的高級私娼，都是「樹小房新畫不古，此人必是內務府」這類暴發戶的天下。此輩皆常有「內廷差使」，無不瞻仰過「天顏」，所以小太監不敢領了去，導帝微行之處，是廣渠門大街以南，後來京奉路所徑極偏僻之處，如黃花院等處，「造二十」的最下等娼寮，安得不染梅毒？
穆宗崩於十二月初五日落時。翁同龢奉急召入宮至養心殿記云：
有頃，惇、恭邸，寶、沈、英桂、崇綸、文錫同入，見於西暖閣，御醫李德立方奏事急，余叱之曰：「何不用回陽湯？」彼云：「不能，只得用麥參散。」余曰：「即灌可也。」太后哭不能詞。倉卒間醫稱牙關不能下矣！諸醫起立奔東暖閣，上扶坐瞑目；臣上前遽探視，彌留矣。天驚地坼，哭踊良久。時內廷王大臣有續至者，入哭而退。慘讀脤案云：「六脈俱脫，酉刻崩逝。」
穆宗以出痘引起梅毒併發症，勢成不治，固為必然，但十二月初四日的「起居單」內猶有「聲音甚亮，目光亦好」之語。初五日上午的起居單，則云「飲食稍多，苡米粥五次，藕粉老米粥略進」，脈按雖言「神氣漸衰，精神恍惚」，卻無大漸的跡象，不意午後病勢突然惡化。生變之故，傳聞異辭，一種說法是，穆宗獨召李鴻藻至病榻，皇后正在視疾，方迴身欲避時，為穆宗所阻，謂皇后為「門生媳婦」，無須引避。復問皇后，將來立嗣子，屬意何人？皇后表示，國賴長君，不願居太后之虛名，擁委裘之幼子，而貽宗社之憂。穆宗以后有此見識，深為欣慰，因與李鴻藻密議，以堂弟載澍入承大統，口授遺詔約千餘言。李鴻藻出養心殿後，戰慄無人色，請見慈禧太后，面呈遺詔草稿，慈禧以穆宗擅自處分後事，遷怒皇后，大興問罪之師，穆宗受驚而致病變。
又一說是，當皇后向穆宗泣訴，一旦駕崩，則以平日失歡於慈禧太后，將不知何以為生時，慈禧忽至，突然啟帷，捽皇后之髮，欲批其頰。皇后情急乞饒，中有「奴才是大清門抬進來的，請太后顧全奴才的面子」一語，不意更中慈禧之忌，震怒之下，命內務府「傳杖」，欲以責太監宮女之刑罰責皇后，穆宗一驚而「痘內陷」，病情突變。
此兩說，未知孰是？但繼統問題，慈禧早已有所決定，則可想而知。穆宗崩後兩小時，兩宮太后御養心殿西暖閣，召近支親貴、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師傅、南書房翰林等，除文祥在病假中外，總計廿八人，由慈禧宣諭問：「此後垂簾如何？」恭王回奏：「宗社為重，請擇賢而立，然後懇乞垂簾。」慈禧表示：「文宗只得一子，今遭此變，如果承嗣年長者，實在不願；要年幼者方可教育，現在一言而定，永無更改。我姊妹兩人，心意相同，醇親王長子載湉，繼承皇位。」
當時醇親王奕譞，大受刺激，碰頭痛哭，竟致昏迷，扶掖不起，形同癱瘓。在穆宗勢成不起時，近支親貴中，當然私下議論過孰可入承大統，如為穆宗立嗣，則宣宗長孫貝勒載治之子溥倫當立，但載治原為高宗第三子永璋之後，所以溥倫實非宣宗嫡裔；而且慈禧亦根本不願為祖宗立嗣，因為這一來兩宮變成太皇太后，而穆宗皇后為太后；既通翰墨，復又淑德久聞，自具垂簾資格，此為慈禧必不願見之事。
皇位的繼承，不外兩種方式，若非父死子繼，就是兄終弟及。慈禧如果仍舊想垂簾聽政，自須採用第二種方式。即為文宗嗣立一子，作為穆宗之弟，因而繼位，其優先順序首為惇王之子，次為恭王之子，復次始為醇王之子。醇王福晉為慈禧胞妹，如慈禧有越次以其妹之子繼嗣文宗之意，則事先當有口風，而竟無有，真為意外之意外，予人之刺激殊深。由醇王的痛哭昏迷，去分析他的心理狀態，先驚惶，後恐懼，驟為天子之父，恐懼不勝是正常的心態。
此時還有一個心懷恐懼，有大禍臨頭之感的人，就是王慶祺。果然，隔不了幾天，湖廣道監察御史陳彝，上疏痛劾。在此以前，京師已盛傳一副諧聯：「弘德殿，宣德樓，德業無疆，且喜詞人工詞曲；進春方，獻春冊，春光有限，可憐天子出天花。」奏疏中自不能公然敘穆宗失德，因而別摭王慶祺的劣跡，說同治九年，王慶祺之父王祖培，典試廣東，在江西病歿，王慶祺奔喪至贛州，原應扶柩回籍貫；那知他居然遠赴廣東，以父喪為名去打秋風。當時督撫皆有所贈，但同時亦提出告誡，此舉非禮所有，千萬勿出門拜客，以免遭受物議。
同治十二年，王慶祺放了河南鄉試的考官，闈後居然微服冶遊，此事在開封知道的人很多。舉此兩端，其人品可知。
陳彝接下來又說：「至於街談巷議，無據之詞，未敢瀆陳，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驗。」措詞含蓄得體。結果王慶祺「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此外，總管太監張得喜等三人，以「遇事招搖，營私舞弊」的罪名，革職發往黑龍江給官兵為奴，特別指明「遇赦不赦」，此即導穆宗微行的罪魁禍首。至於內務府大臣貴寶、文錫亦均革職，雖說罪有應得，但處分於此時，卻近似無妄之災。
宮中的悲痛，尚不止於穆宗崩逝一端，文宗所寵的麗妃生一女，宮中號為「大公主」，產後天花，歿於除夕。病中恍惚，時有囈語，說是文宗特召，與先皇同行。文宗一子一女，同年同月，同因天花不治，愛新覺羅皇朝嫡系血胤，至此而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