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乃武案
光緒元年八月，翁同龢以內閣學士派署刑部右侍郎。刑右本為錢寶廉；但以漢軍而得補漢缺的工右宜振，外放江蘇學政，故以錢寶廉署理宜振之缺；翁同龢則又署理錢寶廉之缺，屬於過渡性質。至光緒二年正月，戶部右侍郎溫葆琛老病告退，即以翁同龢補授，並「兼管錢法堂事務」。戶部官向稱美缺，宋朝「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之號，明清則以「富貴威武貧賤」六字，繫諸六部：吏貴、戶富、禮貧、兵武、刑威、工賤。京官養廉，別有津貼，名為「飯食銀子」，戶部設「飯銀處」專司其事。戶部堂官的「飯食銀子」是最多的。
翁同龢在刑部，頗有正色立朝之概。其時的刑部尚書桑春榮，號白齋，道光十二年的翰林，早於翁同龢十三科，照翰林院的規矩，應稱「老前輩」。但翁同龢一到任，即因屬員公事疏忽，桑春榮欲免議處，而翁同龢不可。在此期間，又有「浙江葛畢氏謀毒本夫一案」，亦即楊乃武、小白菜的故事，倘非翁同龢細心推求，則楊乃武冤沉海底。此案平反之端，發於翁同龢，在他光緒元年十月的日記中，有明確的記載：
十八日：浙江葛畢氏謀毒本夫一案，經胡學使擬結，奉旨交部速議。今日御史邊寶泉劾奏案情未確，請提至刑部復鞫。旨以無此政體，仍飭部反覆研求，作速核覆。
十九日：索浙江司原奏不得，怒斥之。僅得見細核招供，歷歷如繪，雖皋陶聽之無疑矣。然余意度之，葛品蓮聘娶葛畢氏，用洋錢八十元，折筵六十元，品蓮係豆腐店幫工，烏得有此巨款？此一可疑也。葛品蓮腳上患流火，葛畢氏買洋參、桂圓，用制錢一千，付伊母家買藥，夫以貧家患皮之疾，竟用千錢買藥，亦屬不倫，此二可疑也。且京控稱該縣之子，曾與葛畢氏往來，今結案僅據皂役供本官之子早經回籍，並未取有該縣親供，應屬疏漏。與白齋語，白齋以為此案外枝節也。
二十日：飯後到署，細閱葛畢氏全案，供招與原揭帖異者四處，今供內情節互異者一條，可疑者二，疏漏者一，皆簽出。殆秋皋到署，與商且緩日再上。浙江司林拱樞者，文忠公之第五子也，亦稱獄有疑。退訪子松，遇吳君仲愚於座，吳君餘杭人也，為楊乃武稱冤，不期而遇，亦異哉。歸檢刑案，乏不可言。
廿一日：午，紹秋皋來，同到署，與桑老前輩商酌，殊不謂然。浙江司林君拱樞，秋審總辦余君撰皆以為是。辯論久之，僅擬飛咨，問數條不符處而已。又與桑公約，廿六日斷不能入奏，姑緩數日。又催抄楊乃武兩次京控原呈。
廿二日：晤朱敏生，敏生於葛氏事備知顛末，亟稱楊乃武冤曰：「此覆盆矣！」
廿三日：函致榮侍郎，託催提督衙門抄送楊詹氏京控原呈。榮君以所抄摺底原呈見示，則余所簽與原呈數條適吻合。然則此次所陳，不免彌縫之跡矣。長官如此，可嘆、可嘆！
廿六日：飯後入署，與桑公同看秋審處所擬葛畢氏一案，奏稿用余說，駁令再審，特措詞委婉耳。
上記諸人，紹秋皋名紹祺，翁同龢同年，為滿缺左侍郎，於此案與翁之見解相同。而桑春榮則打算含糊了結。朱敏生即朱智，軍機章京，杭州人。翁同龢既從案牘中發現疑點，又聞吳仲愚、朱敏生詳談本案內幕；復託兵部侍郎榮祿，自步軍統領──俗稱「九門提督」，故翁同龢日記中稱為「提督衙門」，抄得楊乃武之妻楊詹氏京控原呈，證實了他的看法不誤，因而乃有廿六日覆奏，駁令再審的決定。所「令」者浙江學政胡瑞瀾，湖北人，本缺為兵部左侍郎。
此案發生於同治十二年，涉案諸人如下：
楊乃武：餘杭人，同治十一年舉人。為生員時，以包攬詞訟為業，聲名甚劣。
葛品蓮：豆腐店幫傭，人物委瑣。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上午得病，下午不治。
葛畢氏：葛品蓮之妻，嫁葛方一年半。有姿首，曾為楊乃武的房客，關係親密。
劉錫彤：餘杭縣令，直隸鹽山人，為寶鋆鄉榜同年。
劉子翰：劉錫彤之子，曾向楊乃武索詐。以後回籍時，搭乘福星輪，船沉遇難。
陳竹山：餘杭縣生員，行醫，素不安分。冤獄皆由其從中播弄而造成。
案情是葛品蓮暴斃後，其家屬認為死因可疑，旁人盲目附和，逐漸牽涉到楊乃武身上，本來是模模糊糊的一片陰影，經過多少人的傳說堆砌以及陳竹山的有意構煽，竟形成很具體的情節，說楊乃武與小白菜戀奸情熱，謀毒親夫。楊乃武在倉前地方以毒鼠為名，購得砒霜，交小白菜下手，以致葛品蓮七竅流血而死。後半段情節，完全是「武十回」故事的翻版。
楊乃武既為訟師，平時難免得罪人，劉錫彤則自恃有大軍機作靠山，頗有貪墨之名，曾以浮收漕糧為楊所控，嫌隙甚深，已非一日。而楊一成新科舉人，其勢更不可侮，本有去楊之心，便易為陳竹山所煽動，驟興大獄，詳請革去功名後，加以非刑，楊乃武不得已誣服。小白菜之被屈打成招，更為意料中事。
劉錫彤所擬的罪名是，葛畢氏凌遲，楊乃武斬決，報省咨部，即將定讞。同治十三年四月，楊乃武乃自作親供，囑胞姊京控於都察院，咨解回浙，巡撫楊昌濬委原問官覆審，維持原判。於是楊乃武之妻楊詹氏亦遣抱告京控，這回告到步軍統領衙門，奉旨交楊昌濬督同臬司，親提嚴訊，久未結案。光緒元年四月，浙江籍的給事中王書瑞以覆訊重案，意存瞻徇參奏。特旨派浙江學政胡瑞瀾審辦，結果照舊。報到刑部，落在翁同龢手中，因有十月三十日的上諭：「前因浙江學政胡瑞瀾奏，覆訊民婦葛畢氏因姦毒斃本夫葛品蓮分別定批一摺，當交刑部速議具奏。旋據給事中邊寶泉奏，案情未協，請提交刑部辦理，亦經諭令該部詳細研求。茲據該部奏稱，察核此案原題情節，與現供歧異甚多，請飭再行嚴訊等語；著胡瑞瀾按與刑部所持各節，提集犯證，將覆訊與原審情節因何歧異之處，逐一研究明確，毋枉毋縱，總期情真罪當，一持切平，不得稍涉含糊，意圖遷就，亦將詳細供詞，聲敘明晰，定擬具奏。」
李慈銘在日記載此上論云：「聞至此駁者，全出翁侍郎同龢力，與尚害桑春榮爭而得之也。浙人多言殺葛品蓮者，實餘杭知縣劉錫彤之子某……錫彤者鹽山人，大學士寶鋆之鄉試同年也，故葛畢氏供及劉某，承審官輒置不問，且以非刑怵之。翁侍郎求得其原供，而此次胡瑞瀾所咨送供詞，亦有及劉某者，侍郎因指劉某何以不一傳為疑。其餘歧供甚眾，定議奏駁。若侍郎者，可謂不負所職矣。」翁同龢初由翰林問政，能得此名聲，雖由「不負所職」，而亦恰有此成名的機會。李慈銘當時僅為舉人，納赀為戶部主事，但翰林無有敢輕視者。後於光緒六年成進士，出翁同龢門下；而翁亦從不肯以老師自居，禮遇甚至，固有報答知己之意在內。
光緒二年正月，翁同龢調戶部，而此案與翁家未脫關係。翁同龢之姪翁曾桂，原任刑部河南司郎中，接辦此案。原來令胡瑞瀾覆審之旨到浙後，案外生案，死了一個重要證人錢寶生。此人之死，則半為楊乃武所造成。
當楊乃武不堪苛刑，決定誣服時，尚須有一段無中生有的情節，始能成獄。在此以前，小白菜亦因刑求誣認楊乃武授與砒毒，謀斃本夫；因而府審時追究砒毒來歷，楊乃武記起赴杭州鄉試時，路經倉前地方，在一家愛仁堂藥舖小坐，店東姓錢，因而供認在愛仁堂向錢寶生購紅砒毒鼠。於是杭州府知府陳魯飭劉錫彤回縣傳訊錢寶生賣砒情由。「光緒政要」記此段經過云：
劉錫彤恐其畏累不認，當懇府署幕友，倉前人訓導章掄香致函錢寶生，囑其到案供明，不必害怕。及錢寶生到縣，供無其事，且稱名喚錢坦，並無寶生名字。劉錫彤給閱章掄香書信，又向開導，誓不拖累，令其退下思想。適錢寶生之弟錢愷，聞伊兄犯案，素諗陳竹山與劉錫彤熟識，央其代達誣扳冤情。陳竹山遂偕錢愷進縣，甫至門房，探知劉錫彤已在花廳訊供，不便謁見，向門丁沈彩泉索閱楊乃武供單，正值錢寶生退出花廳門外，陳竹山趨問，錢寶生訴說縣官強令承認賣砒，陳竹山詐述楊乃武供詞，並稱買砒毒鼠，不知害人，不過枷責罪名，勸其儘可應承。錢寶生依從，隨照楊乃武所供，出具賣砒甘結。劉錫彤恐錢拖累，寫給「無干」諭單，未令錢寶生與楊乃武質對，僅將其甘結送府，陳魯即據縣訊甘結定案。
錢楊未曾對質，為刑部所駁情節歧異之一。奉旨覆審，自當傳訊錢寶生。此案已通國皆知，在杭州府更是家喻戶曉，錢寶生恐到案後，不說實話則不容於鄉里；翻供則必受拷掠，彷徨無計之下，竟致自裁。而其家人又不敢實報，因為自殺例須驗屍，而錢寶生則為欽命案中的關鍵人證，倘或驗屍，必遭留難劫制，勢必人亡繼以破家。
在此同時，浙江紳士江樹屏等，遣抱告至京，以覆審疑獄，跡涉迴護，赴都察院呈控。奉旨提交刑部，秉公審訊。翁曾桂即為奉派的承審官之一。
光緒二年四月，小白菜及楊乃武，先後由浙江巡撫楊昌濬派員押解到京，刑部審問多次，發現癥結在葛品蓮是否被害？倘為中毒而死，則楊乃武、小白菜雖未下毒，當另有下毒之人，此人何在？因而奏請提驗，上諭著楊昌濬將劉錫彤解任，連同葛品蓮屍棺，一併解部，「傳令劉錫彤跟同檢視，以成信讞。」這是當年九月間事。
十一月十七日，葛品蓮屍棺到京，厝置於朝陽門外海會寺。其時各地流言紛紛，說有訟師設計，盜易屍首；是故葛品蓮屍棺由陸路解送時，所經各縣，以此為欽命要案，無不謹慎將事，入境出境，均派人護送，屍棺並加封條。隨後劉錫彤亦抵京赴刑部待質，自恃年老，咆哮萬狀，錄供時大喝司官糊塗，謂「奉旨來京，督同檢驗，非來就鞫」。但他的門丁沈彩泉畏罪情虛，直供如何捏詞誣栽。劉錫彤怒不可遏，上前奮拳相毆。翁曾桂自然叱斥阻止，劉錫彤摘下大帽子往地上一擲，表示「我已拚老命了，你們參革我，隨便處置我好了。」以後再問他話，他就瞠目不答了。
十二月初九，在海會寺開棺覆驗。消息一傳，轟動九城，觀審者人山人海。由刑部「滿漢六堂」，及為刑部官吏稱之為「八大聖人」的「秋審處總辦」司官八員會審。事先將順天府所屬二十四縣的仵作，全數傳齊，開棺檢骨，骨質發黑，疑莫能明。最後用堂官的藍呢後檔車，將刑部已退休的一名八十餘歲老仵作接了來。此人取顋門骨一塊，映日照看，斷言是病死，而非毒死。表面發黑是黴斑，內中仍然瑩白。司官、堂官分別親驗，果如所言。
覆奏後得旨：「所有相驗不實之餘杭縣知縣劉錫彤，即行革職，著刑部提集案證，訊明有無故勘情弊，及葛品蓮是何病致死，葛畢氏業因何誣認各節，按律應擬具奏。」刑部的原意，擬將此案的責任範圍縮小，而清議大為不滿，江南道御史王昕摺參楊昌濬、胡瑞瀾「瞻徇欺罔，予以重懲」，其中打動兩宮及恭王的兩句話是：「大臣倘有朋比之勢，朝廷不無孤立之憂」，因降嚴旨：「著刑部澈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毋稍含混。楊昌濬、胡瑞瀾等應得處分，俟刑部定案時，再降諭旨。」原來自洪楊平後，督撫漸同唐朝末年的藩鎮，政局有外重內輕之勢，冲主甫立、兩宮垂簾，此是所謂「孤兒寡婦」的局面，兩宮及親貴乃有借此裁抑督撫以收權的想法。
楊乃武、小白菜之冤雖得白，而刑部兩尚書之處置，則頗為清議所抨擊，如越縵堂日記云：
自海會寺覆驗後，冤誣大白，稍有識者，無不切齒胡、楊，思食其肉，而刑部尚書桑春榮耄而庸鄙，欲見好於外官，又覬楊昌濬之書帕，必欲從輕。比屬司官研訊楊乃武、葛畢氏，強其自伏通姦罪。尚書皂保輕而妄，以劉錫彤為大學士寶鋆鄉榜同年，亦欲右之，時貨藥者錢寶生之母，及佐肆者，皆以質賣砒霜有無，羈刑部獄，今驗葛品蓮實病死，於是司官白皂保，可先鋒二人，亦不詳。適丁寶楨以川督入覲，聞覆驗得實狀，大怒，揚言於朝曰：「葛品蓮死已踰三年，毒消則骨白，此不足定虛實也。」於是湖北湖南人以胡揚同鄉也，合而和之。桑春榮大懼。丁寶楨又面斥桑曰：「此案何可翻？今真憒憒，將來外吏不可為矣。」桑益懼。侍郎袁保恆、紹祺頗持之，不能奪也。
因為如此，乃有王昕一疏。王疏出於其姻親邊寶泉之手，邊為首先要求由刑部提審之人，此時不便再言，因囑王昕出面。
由李慈銘所記，可知此案的政治意味極濃，其中有內外之爭，言路與樞府之爭，以及地方士紳及京官，與本省大吏之爭──楊昌濬為左宗棠嫡系，以浙江之收入，供西征之協餉，不免苛歛；而胡瑞瀾提督浙江學政，待士極苛，故欲去之而後快。甚至還有地域之爭，劉錫彤北人，獨被重譴，而兩湖大同鄉的胡、楊得以置身事外，令人不平，故同為北人的邊寶泉、王昕大攻胡、楊。
但話雖如此，結案卻仍歸於司法，劉錫彤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東派覆審之杭州知府陳魯等革職；章掄香革去訓導；葛畢氏「雖無奸私實據，究屬不守婦道」，杖八十，准折贖；楊乃武不知遠嫌，律應杖一百，但已革去舉人，免議；劉錫彤門丁沈彩泉杖一百，流三千里。至於楊昌濬、胡瑞瀾均係二品大員，應得處分，例應「恭候欽定」。樞府本擬革留，兩宮根據王昕的奏摺，改為革職。罪魁禍首的陳湖，在監病故，免議；浙江縣司蒯賀孫亦有責任，同樣地因為已死而免置議。
毓慶宮行走
光緒二年，德宗六歲，定制為開始讀書的年齡。前一年十二月即有典學的上諭，所以在翁同龢二月初二於戶部上任的當日，即由李鴻藻傳恭王的通知，預備授讀。選定的師傅除翁同龢以外，還有他的同年夏同善。此人籍隸杭州，字子松，時任兵部右侍郎。
德宗典學，分為兩個步驟，二月廿一日啟蒙；滿兩個月後方開毓慶宮，正式到書房。章程為醇王所定，漢書由翁、夏負責；清文則由御前大臣伯彥訥謨詁、景壽及奕劻等三人，輪流傳授。啟蒙那天由恭王帶頭，德宗在養心殿東暖閣，南向而坐，面前設一矮桌，鋪紙作書。由於慈禧太后已親自教他認過字，也寫過字，所以先寫「天下太平」四字，後又寫「正大光明」四字，頗為端正，可知兩宮太后事先已經下了些工夫。
接著是寫仿格，由翁同龢把筆。接著是伯王教清文字頭，也是預先「演練」過的，所以一見字條，就能出聲如「阿」，此為清文字頭第一字。這天也就只教了這一個字。
漢文教兩個字：「帝德」。有一本「教科書」，名為「帝鑑圖」，是明朝張居正為神宗所特編，圖文對照，頗為德宗所喜；並命翁同龢另寫「帝德」二字，恭王接書「如天」，並作講解。第一天至此結束，為時不過一小時。以後每天讀書，大致皆以一小時為度。
四月廿一日開毓慶宮，翁同龢記云：
寅正入，與子松同詣書房恭俟。是日上始入學讀書，卯正親詣聖人堂行禮，從官皆補掛朝珠，余等站班後，與伯王、劻貝勒從至毓慶宮，上御後殿明間寶座，余等四人行三跪九叩禮畢，上降座臨軒向諸臣揖，余等皆跪答，從入西間。伯王等先拉弓，後操蒙古語及滿洲字頭四句。恭邸亦來傳懿旨，謂上連日體不甚適功夫不過一二刻可退。余點書四句請上讀，上讀甚順；又上字號四，覺有倦容，即講書一則，未寫字退。醇邸亦來，感觸前塵，相對不語。再入覺仍未洽，恭邸曰：「可退。」即告范總管：今日上漢書四句，漢字四個；滿字一個，滿字頭四句，可即以此覆奏。諸臣站班同退，出才辰初二刻耳。
德宗的資質較穆宗為勝，性格亦迥不相侔。穆宗外向，德宗則不好嬉戲，但有神經質的傾向。此母系血統相同的兩幼帝，更有一絕異之處，則穆宗不守規矩亦不哭，反倒是師傅常為之流涕。相傳穆宗讀書不順，翁同龢傷心垂淚，穆宗以論語為政篇「君子不器」一語，掩器字下兩口，成「君子不哭」以相示，翁同龢乃破涕為笑。
德宗則守規矩而好哭，遇有怫鬱，每每皦然一聲，久哭不止。原因是，穆宗絕少受過委屈，即令為生母所呵，但太監宮女百方迴護將順，並無出淚之源。德宗則所得母愛絕少，太監宮女皆視慈禧之意，以為轉移，且其中有一極微妙的情況，如近侍太監與德宗間的形跡較密，為惹起慈禧的猜疑，以為此是示惠於醇王，別有異圖，即有遭摒斥之虞。
因此，德宗自幼便生活在一個冷漠的環境中，處境有如童養媳，常從眼淚中去發洩委屈。在翁同龢看，倒寧願他發脾氣而不願見他常因自感委屈而哭。二年十月廿六日記：
生書不佳，前兩號吃力，竟不能讀，乃先寫字，因貼畫濃厚有力，稱讚數四，而陽氣溢於大宅，乃悟此數日未免太抑之故。極力鼓動，遂讀竟學庸等熟書，聲亦高矣。以方寸紙書數字，請以朱筆圈之，意欣然也，並令告隨侍等讀甚好。蓋上性高明，不喜人敦迫，然好諛之病，亦當深懍。他時記取臣言。
「不喜敦迫」即因督責太過，且督責之人甚多，兩宮師保之外，醇王以生父的資格，常到書房訓誡。甚至總管范太監亦有權決定，何時始可放學。
在德宗，由於督責過多，因而有一種他人常故意找麻煩之感。其中最使他反感的是讀熟書的遍數太多。翁同龢所定的讀書方法是，生書讀三十遍，前一日、前二日的熟書各十遍，每日讀書至五十遍之多，且須朗誦，既煩人，又吃力，以致常為此而哭。以後每日讀書減至三十遍，兩宮及醇王即表示，此為最低限度，絕不能再少。
翁同龢於後十餘日又記：
生書好，下座一次，至前二號又長吁矣。因極論陽剛宜長，陰柔之伏可懼，上為之首肯。餘功皆佳。
「前二號」即前一日、前兩日所授之書；「長吁」即啼哭。所謂「陰柔之伏可懼」者，抑鬱寡歡，養成默默忍受，至多以淚抒悲的性格，即為「陰柔之伏」，將來必成闇弱之君，斯為可懼。
翁同龢教學的方法重鼓舞，兩宮亦每言「須加誇譽乃可」。但醇王則一味從苛，不但主張讀書遍數不可少，且主張處罰，「宜師傅為政，不可授權於上」。意見紛歧，益使翁同龢為難，至有「吾將遠引」的灰心語。
話雖如此，德宗遠比穆宗用功，成績亦遠過穆宗。德宗性近書史，自臘月廿八至新正初五，雖放學亦「每日皆到書房，讀書寫字照舊」，在宮內亦每日寫仿格。此皆翁同龢能激發德宗讀書興趣之功，而同時雖只一年相處，師弟之間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三年二月初，翁同龢因病請假，德宗即念之不已。據日記：
二月初六日：晚，夏侍郎來，功課如昨日。上問某何以不來？頗不欲也。今日仍問之再三，夏侍郎已告總管啟聞矣。
二月初七日：夏侍郎函，云一切如昨，據總管言，能不請假為妙。吳江相國遣人詢狀，蓋有敦促意矣。
「夏侍郎」即夏同善。「吳江相國」謂沈桂芬，字經笙，籍隸順天府宛平縣，而實為江蘇吳江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同治六年入軍機，光緒元年以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故稱之為「吳江相國」。其時南北之爭又漸形熾烈，沈桂芬、李鴻藻分為南北兩派領袖。沈氣量極狹，但心思綿密，語言清朗，極為兩宮所寵信。論南北之爭，李鴻藻不足以敵。
是年夏天，翁同龢請假回籍掃墓，定於七月十七日啟程。七月十五本無書房，但德宗似已微聞翁已准假，為圖多聚一日，十四日傳諭「明日書房照常」。德宗時方七歲，行事已如此，自不能不令翁同龢感動。至十月間回京銷假，十七日到書房記云：
上曰：「吾思汝久矣。」近月廿遍者改至十遍，餘皆一遍，且無聲也。是日讀書廿遍，前數號皆朗誦，字亦可，講書及詩皆好。內侍范姓云：「久不聞此聲也。」
從來君臣遇合之奇，可說從未有如德宗之於翁同龢者。前朝故事，如明神宗之於張居正，兇終隙末，幾於恩將仇報。兩相對照，益覺德宗資質之美。
衣錦榮歸
至於冲齡之君對師傅能有甚麼幫助，翁同龢在走「樸園路線」時，即已了然於胸。心目中所期待的是上邀簾眷，很快地也達成了願望。兩宮對翁同龢的關心，在某些地方確是能令人感激涕零的。
如請假回籍修墓一事，真正的目的是在回京時，行道武昌去看翁同爵。原來翁同爵自放湖北巡撫後，體弱多病，至三年開春，病勢漸重，手顫而致作字困難，批公事亦成問題，因而有引退之意。翁同龢勸他請假一月後，續假一月，不必辭官。翁同爵從弟之言，在五月初銷假視事，但衰病如故，出處必須作一決定。倘為言官所劾，甚至湖廣總督李鴻章亦可能出奏，說巡撫難任煩劇，那時解任，面子上不免難看。翁同龢就是為了這些顧慮，乃借修墓為名，歸途在武昌小駐，以便看翁同爵的情形，決定他是否引退。當然，翁同龢是希望他能留任，倘或體力得以支持，翁同龢相信以他的簾眷，能夠保護翁同爵。
於是六月中旬開始安排其事，先徵得醇王的同意；至七月初一面奏兩宮。是日有記：
召見於養心殿西暖閣，首問功課，具陳近來不能著力，諭令仍從嚴，委任獎勵之詞，不敢悉記。次及各省水旱，因力言吳中風災，並陳欲回籍修墓，欲乞假而未敢也。垂諭肫摯，並以五十日為期。
兩宮雖已准假，李鴻藻卻不以為然。但事既定局，亦不便外言。翁同龢七月十一日記：
過蘭孫，備聞前日恩諭，以為「若不允則其心不安」，仰見體恤下情，無微不至，不覺感涕。蘭孫、紹彭力勸來時勿坐輪船，亦情至之語。飯後謁醇邸，告以乞假，伊亦甚以為是，書房似不添人，亦勸歸時出陸，極殷勤也。
紹彭為兵部尚書廣壽，滿洲鑲黃旗人，與翁同龢為金蘭之交。與李鴻藻力勸歸時勿坐輪船，是指江輪而言；因為知道他將省兄於武昌，而長江輪船，每易出事。臨行前夕，復聞恩諭，如七月十六日所記：
醇邸來函傳懿旨：「翁同龢現請假，聞係由海道回籍，風濤無定，殊不放心，著傳知該侍郎務十分穩慎，不可求速涉險，如回由陸路緩行亦可，無庸拘定限期。欽此。」跪讀之下，感激涕零，即作函謹覆之。
翁同龢這一次回籍，頗為風光，如經過天津時，知府、知縣、津海關道，以及其他有差使的候補道如招商局總辦等，辦差應酬，極其巴結。經海道由上海換船回常熟時，係用小火輪拖帶兩艘「無錫快」。經崑山時記事云：
卯正三刻望見崑山塔，辰初一刻由城東繞城北，市河狹且多蝦簏，輪為所纏，入水斷而取之，耽擱五刻多，辰正二刻暢行。余本不欲走此路，恐其淺阻，又恐為鄉人開此新樣，而榜人以近數十里力持之，到處譁譟聚觀，可愧也。
崑山為吳淞江、婁江交匯之處，水路自東門入城，經市河出北門，直上數十里即為常熟。但市河既淺且狹，兩岸又皆為市肆，河中更有蝦簏，小火輪經此，必有困難。但取捷徑可省數十里，船家倚仗東家的勢力，悍然不顧。江南的紳權特重，有「文采風流、武斷鄉曲」之號，崑山如康熙年間的「三徐」，即為土豪，而泰半為惡僕慫恿劣子弟所造成。翁同龢終究是君子人，以「到處譁譟聚觀」為「可愧」，且亦慮開一惡例。但明知其不善而不能阻止，此性格中姑息懦弱的一面，是他以後誤國誤君的致命傷。
回常熟未幾，接獲兇信，翁同爵已於八月初一在任病歿。翁同龢嘆恨：「數千里冒險南行，何事而靳此數日。」於是由上海入長江，在中秋前夕抵達武昌，一面料理喪事，一面奏請續假。八月二十六日記云：
松姪函言李尚書傳懿旨頗促，令九月抵京，並令由陸路行走。廣尚書亦云然。數日懸懸之忱，今日稍定矣。
所謂「懸懸之忱」者，因兩宮已知翁同爵病歿，顧慮翁同龢要辦喪事，耽擱必久，為恐延誤書房功課，另外添人。即令將來銷假後仍入值毓慶宮，但已非主持的地位。如今得信，兩宮敦促，限期回京，則倚任如故，乃得釋懷。
喪明之痛
光緒四年五月十九日，上諭以翁同龢擢升左都御史，而至二十五日始到任，原因是他正有喪明之痛。翁同龢乏嗣，以同書幼子曾翰為子。久別回京，方喜父子團聚，而變起不測，在天津感冒，至楊村大寒大熱，抵京抱父而哭，病勢漸重，翁同龢自處一方劑，名為「人參白虎湯」，竟致「殺子」。
「白虎湯」以石膏為主，治熱病猶之乎現代消炎用抗生素，只要對證，藥到病除。但如誤用，此藥即成催命符，故以「白虎」相形容。翁曾翰雖為熱病，但「其脈弱極而駁」，與用石膏必須脈洪的要件不合。翁同龢辨證未精，以為脈弱則體虛，故加人參。同定此方者有曾之撰及其姪曾桂，而醫者許濟川亦以為可，「遂予服之」，反應如翁同龢日記：
服後覺清爽，繼稱腹痛，稍安睡。午正後又煩躁且甚，而足漸冷，汗漸止，脈漸微，余既疑白虎之無效矣，獨予人參。二更許益劇，定灌「三黃湯」，急予之，然大汗出矣，隨後腹瀉三次穢垢，松姪力主「回陽湯」。余視情形急，遂手調以予，汗漸止，瀉亦減，遂疊進，似少可矣。如是竟夜。
這是五月十二日之事。次日病急亂投醫，請雲南舉人王西村來沴，云只有「回陽」一法，而分兩稍重；延他醫「亦用回陽法疊」，自是「漸衰漸敗」，用「獨參湯」已虛不受補。翁同龢十四日記云：
王君來，曰胃絕矣。余抱問遺言，一一告我，嗚呼腸斷，何其促耶？一縷未絕，百痛交並，促死如此耶！酉初二刻再請余告遺言，猶指以索米湯少許，西瓜少許，戌初一刻氣息益微，溘然而逝。余晚哭後，惝怳不支，倒床即睡。
據此知翁曾翰原為不死之症，翁同龢求功太急，誤用峻劑；而已知「白虎湯」之無效，復投以苦寒之「三黃漏」，洩瀉不止，漸衰漸敗，一誤再誤，終於不治。
翁同龢十九日日記：
辰正聞有擢任臺端之命，憂懼感觸，方食而咽，終日忡忡，無客。
每逢恩命，翁同龢日記必有感激之語，而此日獨無，且有感觸。同時亦無賀客登門，這是很可奇怪之事。
原來此一恩命，是對翁同龢的一種安慰，亦為兩宮內疚思有以彌補的一種表示。當翁同龢自武昌扶翁同爵之柩回籍時，如准續假，稍寬時日，則翁同龢俟葬兄後銷假，即不須翁曾翰回常熟，料理葬事。及至是年四月初六，翁曾翰葬生父後，四月二十由陸路回京，時已入夏，天時不正，因而致疾。兩宮不催翁同龢速回，翁曾翰不必回籍，不回籍即無歸途得病之事，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兩宮對翁同龢父子，自不能無歉。
翁同龢身經父母之喪，兩逢折翼之痛，但所受刺激，均尚不及喪子之深，因可不死而死，有無限悔恨在內。直至中秋將近，情緒始復正常。其時朝中傾軋排擠之風，日漸明顯，南北之爭，以張佩綸疏論「大臣子弟不宜破格保荐」一摺而表面化。翁同龢捲入漩渦，亦自此而始。
先是翁同龢之姪刑部郎中翁曾桂，京察一等。張佩綸認為非例所有，而論此事之先，語侵大學士寶鋆。而寶鋆則為南派領袖沈桂芬的支持者，張佩綸則為北派領袖李鴻藻的門生。李鴻藻或無意於掀起政爭，但他門下的兩張──張佩綸、張之洞則雄才自命，功名心熱，而沈桂芬則以氣度狹隘出名，有他在，北派人才，難望出頭，久思去而後快。此疏明攻翁同龢，併及寶鋆，為一石兩鳥之計。而翁之成為鵠的，則以翁藉李鴻藻之力起家，而此時已有傾向沈桂芬的明顯跡象，倘成沈之羽翼，其勢更不可撼，因而先下手為強。
張佩綸的奏摺中說，刑部京察向以律例館提調，秋審處坐辦列入一等；如提調坐辦中有主事，則取各司正途出身的掌稿郎中或員外郎補其數。從未聞不提調、不坐辦、不正途而得京察一等者，有之，「自左都御史翁同龢兄子翁曾桂始。」
接下來引用乾隆時期劉統勳疏請裁抑大學士張廷玉親族的故事，以為劉統勳防微杜漸，不獨「為國家保其法，亦為張廷玉保其令名。」又說：「寶鋆、翁同龢誠非賢者則已，誠賢則奈何使天下之奔競彙緣者，援其子弟之事以為口實哉？」最後建議將翁曾桂之京察一等，「飭部更正」，亦即註銷。
上諭中關於翁曾桂部分，指示兩點：一是翁曾桂平日差使如何、京察因何一等，著刑部具奏。二是司員不由正途出身，京察保送一途，是否合例？由吏部具奏。
刑部沒有問題，翁曾桂僅是承審楊乃武一案，勞績即可稱優異，覆奏道是：「在部行走十餘年，才具優長，實堪一等」；又說：「向無不由提調坐辦，不列一等之例。」吏部的覆奏更為有力，檢出嘉慶年間的上諭及事例，捐納人員亦可保送一等，翁曾桂完全合例。
門戶漸深
張佩綸算是碰了一個釘子，但南北之爭表面化以後，至年底忽有寶鋆與榮祿之事。翁同龢十二月二十七日記：
聞今日有旨撤寶鋆國史總裁、閱兵大臣差，而撤榮祿工部尚書、內務府大臣，不識何故？
沈桂芬與榮祿，早有嫌隙，但原因必非所謂擅動樞筆。「夢蕉亭雜記」敘當穆宗崩後，召軍機入見情事云：
樞臣文文忠祥，扶病先至，寶文靖鋆、沈文定桂芬、李文正鴻藻繼到，同入承旨，德宗嗣立……恩詔、哀詔例由軍機恭擬，文定到稍遲，由文文忠執筆擬旨，因病不能成章。文忠倉卒忘避嫌疑，擅動樞筆，文定不悅而無如何，思以他事陷之，文忠亦知之，防禦尤力，兩端遂成水火。
「文忠」謂榮祿。「夢蕉亭雜記」作者自謂，「半係親聞之文忠者，不敢一字假託」，則榮祿明係作欺人之談。記穆宗之崩，翁同龢日記中極其詳細，據榮祿所言，不符事實及情理者有三：第一、穆宗之崩在日落時分，非「夜漏三下」。第二、立德宗之懿旨，係在軍機處公擬，潘祖蔭主張「必宜明書為文宗嗣」；翁同龢主張「必應書為嗣皇帝」。因參二人說定議。第三、即令樞臣未能動筆，則有南書房翰林及弘德殿師傅之探花、狀元在，榮祿亦不致自不量力，擅動樞筆。但其時榮祿以戶左兼署吏左，又充總管內務府大臣，簾眷方隆，則在內廷照料喪事時，參預定策，自屬可信。
因此可以推斷，榮祿與沈桂芬之不洽，實由在慈禧面前爭寵而起。沈桂芬善窺人意，事兩宮如嬌女之事母，曾入左宗棠幕府的翰林吳觀禮曾作詩以譏。榮祿雖有內廷差使，但光緒元年三月，兼署步軍統領，見慈禧之時甚少；沈桂芬則日日召見，倘作不利榮祿的建議，易於見聽，因而聯絡李鴻藻先下手為強，謀逐沈桂芬。「夢蕉亭雜記」又云：
文正（李鴻藻）與文定不相能，頗右文忠，黨禍之成，非一日矣。某月日黔撫出缺，樞廷請簡，面奉懿旨，著沈桂芬去，群相驚詫，謂「巡撫係二品官，沈桂芬現任兵部尚書，充軍機大臣，職列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遷邊地。此旨一出，中外震駭，朝廷體制，四方觀聽，均有關係。臣等不敢承旨。」文靖（寶鋆）與文定交最契，情形尤憤激。兩宮知難違廷論，乃命文定照舊當差，黔撫另行簡人。文定謝恩出，惶恐萬狀，私謂穴本無風，風何由入？意殆疑文忠矣，然並無影響也。
此事似不可信，因為巡撫不但品秩只正二品，而且十八行省中，以戶口賦稅而論貴州為小省；沈桂芬則不僅久任兵部尚書，且光緒元年已入閣拜相，斷無外放貴州巡撫之理。然而此記後文又謂榮祿自承有暗算沈桂芬之事，則必傳述記聞有誤。
事實的真相可能是如此：是年正月，英國繙譯官馬嘉理在雲南為野人所戕，英國提出嚴重交涉，英使威妥瑪認為馬嘉理之被害，係由雲貴總督岑毓英所主使，所以在天津與李鴻章談判時，態度頑強，氣燄極盛。朝廷特派湖廣總督李瀚章入滇查辦，恐其不諳外交，更派前任侍郎曾在上海與洋人打過多年交道的薛煥為助。
交涉遷延不決，到七月間威妥瑪三晤李鴻章提出條件六款：明發上諭遣使赴英謝罪；且因馬嘉理為印度探險隊之繙譯官，故華使又須經印度向其總督謝罪，其第四款則為降旨將岑毓英議處。
此為中國所絕無可能接受的條件，但又無法採取強硬的態度，因為法國亦正自越南窺伺雲南、廣西，倘或決裂動武，則中國境內將再度出現英法聯軍。
因此馬嘉理事件唯有循外交途徑解決，而所苦者鞭長莫及，派李瀚章赴滇，實際上只是便於李鴻章指揮；薛煥雖曉事，卻作不得朝廷的主，若須請示則往來至少亦須一兩個月，情況可能又生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特遣既明洋務、又深知朝廷意向的重臣，就地處理，始為上策。而此一人選，自以沈桂芬為最理想。
相信榮祿向兩宮的建議，是派沈桂芬以欽差大臣的名義赴滇。但欽差大臣辦案，若非短期內可了，則必兼封疆，依理應調為雲貴總督；但岑毓英軍功內身，無任七卿的資格，內調而不補實，形同議處，等於接受了屈辱的條件，事不可行，適值黔撫出缺，則暫以沈桂芬兼領貴州巡撫，然後設法調岑毓英為他處總督，而以沈桂芬補其遺缺。
這一套說法是頗動聽的。大學士出任總督，事所恆有；尤其是雲貴總督，有雍正年間鄂爾泰的前例在。如果沈桂芬自始即出任滇督，倒也無傷威望，但須經黔撫一道過渡的程序，貶損未免過甚，無怪乎沈桂芬恨之刺骨。
至於沈桂芬之反擊榮祿，據「夢蕉亭雜記」記載，翁同龢扮演了很醜陋的一個腳色，原記云：
南中某侍郎（後官至尚書）素昵文定，與文忠亦締蘭交，往來甚數。文定囑侍郎偵訪切實消息，侍郎遂指文忠處種種偵視，文忠虛與委蛇。一日侍郎忽造文忠所曰：「沈經笙真不是人……我已與彼絕交。聞彼其惎君甚，因外簡黔撫事，謂出君謀，常思報復，不可不防。」文忠見其語氣激昂，且醜詆文定……以為厚我，遂不之疑，將實情詳細述之。侍郎據以告文定，從此結怨愈深。
此「南中某侍郎」即指翁同龢。但所記只是榮祿之言，而榮祿顯然未說實話，或者說他是年深日久，記憶不真。「外簡黔撫事」發生在光緒元年八月，則如沈桂芬託翁「偵訪切實消息」，亦應為元年秋冬間事，而此際正為翁同龢走「樸園路線」最起勁的時候，且常在陵工上，與榮祿「訂蘭交」亦在此時，拉攏唯恐不及，何得出賣榮祿？
其次，謂翁同龢「素昵文定」，此應是光緒四年下半年以後之事。當時沈、李爭權，沈桂芬漸占上風。兩宮逐日召見軍機時，有關於書房功課之指示，本由李鴻藻轉達者，亦漸由沈桂芬向翁傳話，於是蹤跡漸密。在此以前，翁李固泛泛之交；且以翁同龢的人品，亦決不至於有此小人行逕。榮祿所言，為必無事。或謂榮祿於醉後洩其事於翁，翁又告沈，此亦為揣測之詞，並無確據。至於翁、榮交誼不終，且翁亦確有排擠榮祿之事，則在德宗親政，帝黨、后黨，各樹壁壘以後，事同門戶之爭，另當別論。
「夢蕉亭雜記」續敘此案云：
會京師大旱，謠言蠭起，謂某縣某村鎮邪教起事，勾結山東河南教匪，剋期入京，九門徧張揭帖。貝子奕謨，據以面奏，兩宮召見醇邸，詢問弭患方略。醇邸因德宗嗣服，開去一切差使，閒居日久，靜極思動，奏請調北洋淮軍，駐紮京師歸其調遣，以備不處。文忠為步軍統領，方在假中，醇邸所陳方略，一切不得知也，以訛言孔多，力疾銷假，出任彈歷，兩宮召見，謂京師人心不靖，浮言四起，誠恐匪徒生心，擬調北洋淮軍入衛。文忠力陳不可。
此係光緒四年之事。北方連年災荒，以山西、河南為尤甚……其時言路正發皇之時，「翰林四諫」中張佩綸一馬當先，論時政動輒數千言，朝廷不得已於二月十九日下詔罪己，並命節減內務府費，截漕賑濟，並清理刑獄。編修何金壽疏劾軍機大臣，請「責以忘私忘家，認真改過」，上諭以「該王大臣等目擊時艱，毫無補救，咎實難辭」，交宗人府及各該衙門，嚴加議處。恭王等軍機全班皆獲革職留任的處分。
榮祿之得罪酵王，當在是年七、八月間。至十二月間，翰林院侍講學士，亦即翰林四諫之一的宗室寶廷，上疏論政，糾及寶鋆榮祿兼差太多，寶鋆以軍機大臣每日皆得陳言之便，得以打擊榮祿。「夢蕉亭雜記」云：
越日文靖（寶鋆）趨朝，首先奏言：「寶鋆與榮祿兼差甚多，難以兼顧，擬請開去寶鋆國史館總裁、榮祿工部尚書差缺。」時慈禧病未視朝，慈安允之。時論謂國史館與工部尚書，一差一缺，繁簡攸殊，詎能一例？文靖遽以朦奏，意別有在。
此記亦稍有未諦，寶鋆係開去國史館總裁及閱兵大臣兩閒差；榮祿則開去工部尚書缺，及內務府大臣差使，但仍留步軍統領。至五年十一月以病固請開缺。翁同龢十二月初六日記：「訪仲華談，不能無忿忿也。」則固請開步軍統領缺，當為沈桂芬以兵部尚書身分，排擠所致。「夢蕉亭雜記」又記：
文定意猶未饜，復摭拾文中承辦廟工，裝金草率，與崇文門旗軍刁難舉子等事，嗾令言官奏劾，交部察議。照例咎止失察，僅能科以罰俸，加重亦僅降級留任公罪，准其抵銷。所司擬稿呈堂，文定不謂然，商之滿尚書廣壽，擬一堂稿繕奏，實降二級調用，文忠遂以提督降為副將，三載閉門。
惟據徐一士「庚辰談往」一文，謂榮祿於六年二月得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之處分，是由於兼任陵工差使時，聽從已革知縣馬河圖干求，擅准留工，奏充監修被劾一案。「清史列傳」所記相同。翁同龢是年二月十七日記云：
兵部議榮祿處分降二級調，摺尾聲明係察議，可否改為降一級？旨著照例降二級，不准抵銷。晚訪仲華。
徐一士論此，以為翁記「似謂沈氏未為己甚，並詣榮慰藉。」殊未得真相。如謂翁同龢之夜訪榮祿，是加以慰藉，不如說他是要為沈桂芬作一番解釋，更來得接近事實。
翁同龢與榮祿的蹤跡素密，但自光緒六年二月十七日一晤以後，這一年的日記中，榮祿之名，幾於絕跡。要到七年正月初二，始記有兩句深可玩味的話：「又晤仲華，仲華甚健適也。」於此可知，榮祿自獲處分後，託病杜門，既不拜客，且不見客。因為他有心病。
長信宮的異聞
榮祿的心病，與慈禧太后突發於二月初三的大病有關。二月十七日榮祿獲處分，奉旨照例降二級，是慈安太后所作的決定，慈禧太后其時已無法視朝了。
翁同龢日記，在他被逐回籍後，曾加刪改，但關於慈禧的那場大病，可能只刪去了與榮祿有關的記載，請脈用藥，則為後人保留了許多珍貴的史料，例如：
慈禧太后聖體違和，今日內廷諸公皆詣內奏事處起居，余等不知也。約同人明早入（二月初三日）。
看昨日方，略言夜不成眠，飲食少，面色痿黃口乾。藥用黨參、白朮、茯苓、甘草、麥冬、蓯蓉等物。（二月初四日）
看方藥略如昨，有當歸、白芍等味也。（二月初五日）
脈按云：元氣傷耗，一時不能復元，仍形疲軟之云。（二月初六日）
人參、白朮、茯苓、甘草四味，名為「四君子湯」。初三日脈按「元氣傷耗」，惟當以人參大補，但恐用人參駭人聽聞，故用黨參，而又益以肉蓯蓉，增強補力。麥冬則解熱清肺之藥。以脈按藥方併觀，御醫雖未明言，知醫者一望而知為血崩兼有潮熱。
清朝乾隆年間名醫沈金鼇撰「婦科玉尺」六卷，其凡例之一云：「崩漏雖屬血病，然非專由經也。前人往往雜於經病中，非是，余故次於產後病下。」慈禧的血崩，即為產後之病。卷四「治產後病方」，首刊「四物湯」，註云：「治婦人胎產諸疾，多用此加減。」翁同龢記初五日方，特為拈出當歸、白芍，此兩味即為「四物」之二。翁同龢知醫道，此乃強烈暗示慈禧之疾，處方但加減四物湯而已。但御醫明知其然，而必須有所諱，因為治慈禧的血崩，與治穆宗的天花不同，後者則自兩宮、諸王，下逮內廷行走人員，皆知天花之外，另有惡疾；慈禧之病則在深宮之中，亦為最高秘密，倘或公然用治產後崩漏之藥，萬一有人詰問，御醫無詞以對，則殺身之禍，必不可免。
御醫的苦悶是，知道慈禧是甚麼病，也知道如何對症下藥。但斯人而有斯疾，決不可說破，所以在翁同龢日記中所見的慈禧病歷，漸漸地只有含糊空洞而簡略的病證記載。
按云：諸證雖輕而鬱悶太息、肩重腰痠、飲食少味，脾心久虛云云。（二月十八日）
方云：神不守舍、夜臥不寐、食少懶言。方則仍以「四君子」為主也。（二月廿二日）
方云：作酸背冷，夜寐虛空。（二月廿八日）
方云：諸證皆減，藥用升麻、柴胡。（三月初五日）
就這樣到翁同龢奉派為會試副考官，三月初六入闈，至四月十四日出闈，依然是「恭聞慈禧太后聖躬尚未康復」。其時朝廷已納寶廷的建議，詔令各省薦舉名醫，於六月下旬起，絡續到京。其中最有名的兩人，並非職業醫士，而是世家出身的官員，一個是直督李鴻章所薦，前山東濟東泰武臨道薛福辰，他是無錫人，亦即「庸庵文集」作者薛福成的胞兄；一個是晉撫曾國荃所舉薦的太原府陽曲知縣汪守正，汪氏在嘉道年間為杭州首富，藏書樓名振綺堂，三世蒐訪，有聲東南。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光緒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記：
薛與汪議論牴牾。薛云，西聖是骨蒸，當用地骨皮折之，再用溫補；汪亦云骨蒸，但當甘平。
至此，慈禧之疾，方有了一個確定的名稱，骨蒸固然不錯，但只是病徵，而非病源。當時朝貴中多知慈禧為小產引起血崩，猶未得真相；只有如翁同龢等極少數的人，方知其病源為蓐勞。「婦科玉尺」卷四「產後」云：
產後病最重而難治者，莫得蓐勞。蓐勞之由有二，一由內傷，因產理不順，調養失宜，或憂勞思慮，傷其臟腑，榮衛不宣，令人寒熱如瘧，頭痛自汗，痰咳氣逆，虛羸喘乏，體倦肢怠，宜「補虛湯」。
所述症狀，與慈禧皆合，論其起因，更彷彿專為慈禧而診斷。四十五、六歲的太后成孕，「產理不順」，勢所必然。宮中雖有「御藥房」，但安胎藥供后妃所用，太后何可索取？產後亦不能如正常產婦之「坐月子」，形禁勢格，「調養失宜」為無可奈何之事。至於「憂勞思慮」，較之名門閨秀有私生子，更為嚴重。此一心病，無藥可醫。
御醫請脈，向來以宮中不「出大事」，本人無大禍，為師弟相傳的秘訣，處方時首先考慮的不是帝后的性命，而是自己的性命。慈禧之為蓐勞，御醫豈能不知，但治此疾以諱為主，見效與否在其次，因而始終以補養理氣之劑為主，治產後諸症的要藥，尤須避用。薛福辰、汪守正當然亦知諱疾之理，不過較諸莊守和、李德立之流為高明者，能以治骨蒸之法治蓐勞。如汪守正第一次診脈所立方云：
兩寸虛軟，左關緩兼微滑；右關緩，重按稍大，兩寸主一身之氣，虛軟則氣弱，不能運行，諸陽脾胃因之不健，若左關緩而微滑，肝即失其常升之度。兩尺見靜，本元尚為強固，今擬助氣整脾、正氣清陽，一升自可日見有功。
人參八分，麥冬一錢，生耆五分，黃朮一錢米泔炒，山藥五錢，白芍一錢，醋炒紫胡四分，炙甘六分。
藥只八味，但卻很巧妙地融合了治產後血虧心虛的「益榮湯」，及「茯苓湯」的精華，而與脈案一致。改醫後的初期，大致以此方為主。
御醫之膽小怕事，諱之唯恐不深的情狀，因翁同龢的日記而得窺其大概。汪守正初診後四日，七月初四日記云：
見兩方，一黨參，元參等，撤人參、黃耆，五人所開。戌刻一方按云：穀氣下墜，竟是「補中益氣湯」，僅太醫三人，無薛、汪名。
「五人所開」方即是以汪方為主，而此人參黃耆大補氣血，恐露出蓐勞氣血兩虧的徵象。別立一方而「竟是補中益氣湯」者，即莊、李輩為防將來秘密洩漏而興大獄時，有卸罪之餘地。
由此可知撤人參、黃耆而改用黨參、元參，心為莊李之主張。而至次日五人所開之方，「仍用人參」則以藥效較差，經面奉懿旨改回，亦可想而知。
慈禧與榮祿的這一段孽緣，為結束「同光中興」的開始；以後政局的大變化，幾全出於此事之影響。翁同龢的升沉榮枯，以及與榮祿的交誼不終，亦由此事而起。
先談榮祿的處分，實降二級不准抵銷，實在只是薄懲，較之王慶祺的身敗名裂，幸運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