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江相國
當沈桂芬與李鴻藻對峙期間，翁同龢大致保持中立的態度，他始終走的是「樸園路線」，與沈桂芬之日漸接近，是因為沈桂芬簾眷日隆，經常有兩宮對於書房功課的意見，轉告翁同龢之故。
不過，當沈桂芬掌權時，翁同龢雖無明顯傾向南派之跡，而沈桂芬的作風，對翁同龢的影響很大。沈桂芬的作風，在吳觀禮的詩篇中，有很生動的刻畫。吳觀禮字子儁，號圭庵，杭州人；先以部員入左宗棠西征幕府，賓主頗相得；同治十年會試得售，殿試二甲第二十四名，與張佩綸同榜，同入翰林為講官，對朝中大老，每託譎諫於詞章，其「冢婦篇」云：
門旅本寒素，質陋長善愁，託身適貴族，甲第連朱樓。先後眾娣姒，什百親疏儔，冢婦主中饋，明慧稱才優；威姑有喜怒，一意承溫柔。溫柔豈不懿，所願無諐尤，任勞先任怨，匪但心休休，馨腥久相習，早辨薰與蕕，況今家多難，舊業蕪田疇。我居介婦末，疏逖空淚流，鞠凶伊可畏，未陰亟綢繆，求賢庶自輔，為爾歌好逑，有姆倘善教，引近爰諮謀。資沅富蘭芷，明珠在炎洲，光氣世實重，紉佩懸巾㡚，小姑暨諸婦，或恐志不侔，和眾與推挽，竊願從之遊。門庭既清肅，內寧無外憂，眾婦爾毋怠，墜家實爾羞。
「冢婦」謂恭親王；「有姆」則謂左宗棠。郭則澐「十朝詩乘」謂「圭庵望湘陰入政府，助樞邸以整飭朝綱」，大致不誤。
另有一首「小姑篇」，則專詠沈桂芬，首云：
入門為幼婦，稽首歌姑恩，三日入廚下，諸姒為我言，家世守先業，田園甲幽燕，無端遘災害，凋敝年復年。
此言鴉片戰爭以來，連年外患，國勢日弱。次云：
冢婦自明慧，懶慢思避喧。小姑育南土，于歸家太原，稍知道途事，臧獲交稱賢，歸寧侍阿母，中饋同周旋。初云佐筐錡，已乃操管鍵。事事承母命，處處蒙人憐。深潭不見底，柔蕤故為妍。女巫托靈談，寧止靡金錢。人或為姑語，善遣離堂前。非無姊妹行，遠嫁多在邊。舍旃勿復道，何以祈安全。諸姒語未終，我憂泣涕漣。思欲諫冢婦，室遠情未聯。小姑初見我，頗若親嬋娟。苦口倘能喻，諸姒寧憚煩。陰雲幕簷際，隱隱間杜鵑。徘徊就私寢，終夜不成眠。
「冢婦」謂恭王，「小姑」即以喻沈桂芬，本吳江人，曾任山西巡撫，故有「南土」、「太原」之語。「稍知道途事」謂其稍知外國情形；「臧獲」則謂督撫如李鴻章等。「初云」二句謂其在軍機逐淅掌權。「事事承母命」四句，論者謂刻盡沈桂芬入神。「善遣」句或指外放事；「非無姊妹行，遠嫁多在邊」則謂左宗棠可代沈入軍機；「聞杜鵑」用天津橋典故，雖言愁天下將亂，但亦有張之洞所謂「南人不相宋家傳」的警勸意味在內。吳觀禮雖為南士，但氣味則與北派的兩張──張佩綸、張之洞相近，因有此種口吻。
沈桂芬為文祥所薦以自佐；文祥歿後，為慈禧及恭王所信任，接收了文祥的全部權力，此即「小姑篇」中「初云佐筐錡，已乃操管鍵」二語之由來。沈桂芬死前一兩年，以袒護崇厚，不容於清議。林紓「鐵笛亭瑣記」云：
崇地山之割地於敵人，則沈桂芬所保者也。時梁髯鼎芬年二十一，方為庶常，具疏彈之，列名者編修之人，獨髯為庶常，例不能自行遞摺，必得掌院為之具奏。沈延見諸人，索摺本讀之，摺中語語侵及薦。沈顏色不變，即曰：「崇厚該死，老夫亦無知人之明。此文章佳極矣，難得出諸少年之手。惟諸君之意如何？今日吾能戰否？鮑春霆非大將之才也，曾沅圃亦老暮，李少荃恐不勝任，將奈何？」語已，端茗趣行，而髯尚侃侃發議論。去後，沈大恚曰：「此人，吾決不令之留館。」
沈桂芬時為翰林院掌院學士。不能戰之語，確為實情。保崇厚固失知人之明，但不避謗譭，力主和議，支持曾紀澤不遺餘力，卒能在對俄交涉上獲得差強人意的結果，自有其不可抹煞之功績在。曾紀澤「使西日記」光緒七年三月初三日記：「閱上海寄來畫報，知沈經笙相國作古，為之惘然。沈相雖規模稍隘，然勤儉忠純，始終如一，亦救時良相也。」持論甚平。又有輓詩一首，推崇備至，亦以自見其功。詩前有序，其論沈桂芬操持之艱難，他本人出使之辛苦云：
謗疑撓俊傑之權，飫聞麈論；簡練乏戎兵之實，空詡鷹揚。嚙雪牧羝，仗節之艱難固爾；涉冰履虎，秉鈞之惴慄可知。喜中外之同心，葉斷金於蘭臭；判安危於一髮，鞏磐石於桑苞；朝廷之威德炳焉，輔弼之謨猷倖矣！
對俄交涉的甘苦，沈桂芬與曾紀澤分享共嘗。外交與軍務相同，最重內外相維，以軍務言，遠則無張居正，即無戚繼光的平倭；近則無肅順、恭王，即無曾胡左李之平洪楊。但內外相維，必須有一共同的宗旨，對俄交涉之差強人意，即在沈桂芬與曾紀澤皆一意追求和平解決；後來中法甲申之役，中日甲午之役，皆和戰不定，以致兩失。翁同龢以沈桂芬的「清、慎、勤」三字，奉為圭臬，但在外交事務上，不逮沈桂芬遠甚。
沈桂芬一死，北派勢力復張。自兩宮垂簾以來，軍機處的組織，漸有一定的制度，恭王領班，以下兩滿兩漢共五人；而兩漢則一南一北，以符同治之義。光緒三年九月，李鴻藻丁憂守制；十月湖南巡撫王文韶奉召入覲，於翌年二月初二到京，初五即調署兵部右侍郎，在軍機大臣學習行走。王文韶為咸豐元年，沈桂芬放浙江鄉試副主考時，所取中的門生，援王入樞，自是沈桂芬擴張勢力的一種手法。六年李鴻藻服闋，仍入軍機。樞庭有忌滿六人之說，光緒二年三月，景廉入軍機，而文祥於五月下世。及李鴻藻復回軍機，又滿六人，年底沈桂芬一死，暫時又取得平衡，但王文韶之南，遠不逮李鴻藻之北，至八年八月，終於爆發了所謂「雲南報銷案」，翁同龢日記：
八月廿四日：是日洪良品劾廉，王文韶於雲南報銷受賄巨萬，奉旨派惇親王及臣龢，飭傳洪良品詳詢，務得實據，即行覆奏。
八月廿五日：定廿六日午刻到宗人府傳該御史面詢（由侍衛處行文都察院，遵旨飭傳該御史，有面詢之件）。……小雲抄摺底見示，甚空也。
「小雲」謂徐用儀，其時為軍機章京。洪良品湖北黃岡人，同治七年翰林、光緒六年由編修補授江西道御史。王文韶、景廉皆軍機大臣，故派親貴領袖之惇親王處理此案，而輔以翁間龢，此為翁已得慈禧太后信任的明顯徵象。
八月廿六日：赴宗人府，惇邸先在，坐左司。午初三，御史洪良品到，坐經歷司。惇邸與余偕至彼處，揖之就坐，伊懷中出一寫就說帖一件閱之。余曰：「未免太空。」洪曰：「御史聞風言事，既有所聞，不敢不奏。」余曰：「大臣受賄，必有過付之人，交納之地。」則曰：「此等事豈不怕御史知聞之理？」余曰：「外間物議，究竟何人所傳，能指證數人否？」則曰：「萬口同聲，無從指為誰所說。」余與王遂詢以「此外有確據否？」對円：「無」。遂出送之於戶外。余即草奏稿畢，借筆墨書之，未正畢。
雲南報銷案，王文韶受賄，實有其事。此為慈禧獨自聽政後，所親裁的大事之一，過程明晰，處置適當；亦為翁同龢第一次脫穎而出的意外機緣，其經過如下：
雲南報銷案
一、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山西道監察御史陳啟泰參奏，軍機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廣西臨桂人），包攬雲南報銷，經該省糧道崔尊彝、永昌府知府潘英章來京匯兌銀兩，賄託關說。奉旨派刑部尚書麟書、潘祖蔭確切查明。戶部查奏，確有自雲南匯京款項，由崔、潘二人持票取用，惟是否周瑞清包攬報銷，應俟崔、潘到案後，方能究出確情。得旨著請假回籍之崔尊彝及已回任之潘英章迅速來京。周瑞清聽候查辦，毋庸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八月二十六日：惇親王奕誴、工部尚書翁同龢會奏，查訊雲南道監察御史參奏景廉、王文韶受賄情形，附呈洪良品說帖一件，請嚴訊崔、潘所存票號之銀十餘萬，用於何處，交於何人，此案自然水落石出。
九月初一日：給事中鄧承修奏，以「景廉素稱謹飭，不應晚節而頓更」，「至於王文韶賦性貪邪，為曹郎日，即以奔競著名，出榷關道，親開錢舖，黷貨營私，及躋樞要，力小任重，不恤人言，貪穢之聲，流聞道路。議者謂前大學士沈桂芬履行清潔，惟援引王文韶以負朝廷，實為知人之累。」乞即將王文韶先行罷斥。得旨：王文韶數年以來，辦事並無貽誤。惟當黽勉趨公，力圖報稱，仍著照常入直。雲南報銷案添派惇親王、翁同龢會同查辦。
九月初二日：刑部奏：戶部、工部書吏辦理雲南報銷情形，及有關書吏逃匿情形，得旨緝拿，並著滇督、皖撫將潘英章、崔尊彝迅即解送進京。
十月廿二日：上諭：王文韶奏請開缺養親一摺，王文韶之母雖年逾八旬，精神尚健，且迎養在京，該侍郎可就近侍奉。王文韶毋庸開缺，假滿後仍遵前旨照常入直。
十月廿四日：上諭：王文韶奏瀝陳下悃一節，本應俯如所請，惟現在軍機處及總署辦事需人，王文韶尚稱熟悉，仍遵前旨，假滿照常入直。
十月廿九日：江蘇巡撫衛榮光奏稱：崔尊彝家丁具呈，崔於江蘇丹徒縣途次病故，遲至一月呈報，情有可疑等語，得旨著安徽、江蘇各巡撫，確切查明，崔尊彝是否病故？
其時案情已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此案當陳啟泰首次揭發，刑部奉旨查辦之初，便逮捕了兩家跟崔尊彝、潘英章有關係的匯兌莊，一家叫順天祥，開設在打磨廠，掌櫃名叫王敬臣，雲南彌勒縣人。據供，光緒七年秋天至八年春天，接到雲南省票局的匯款，由潘英章憑票陸續取用；至於用到何處，堅稱並不知情。此所以必須傳崔、潘二人到案，始能確究。
在此期間，刑部由順天祥開給潘英章的銀票的流通情況上去追根，查出有一張銀票由百川通票號向順天祥去兌現，傳訊王敬臣，證實有其事，因而傳訊閻正卿。
閻正卿的供詞是，他跟周瑞清交往有年。上年九月間，周瑞清曾以順天祥的銀票，換成百川通的銀票使用。通訊已得確據，所以刑部奏稱：「此案先經傳訊周瑞清家丁譚升，據供：崔尊彝、潘英章到京，均與伊家主彼此往拜。現在潘英章用出之票，內有該員交閻正卿取銀一節，即係通賄有據，未便仍候潘英章到案再行查辦。惟係三品大員，例不許擅自拘問，相應請旨將解任太常寺卿周瑞清暫行革職，以便傳案質訊。」
此外，王敬臣又供稱，六月間有戶部雲南司司官孫姓，攜潘英章用出的銀票，到順天祥照過票。刑部以為此「孫姓」是否「即係雲南司主稿之孫家穆，亟應確切根究。」十一月初一上諭如刑部所請，周瑞清「暫行革職，歸案審訊」；孫家穆「著先行解任，傳案質訊」。
這一來，案情立刻會昇高。當時戶部尚書為景廉、董恂，但董恂常川入值總署，且已於八年正月休致，戶部全由左侍郎王文韶當家；雲南司主稿孫家穆一到案，如果供稱由王文韶授意辦理，則必解任聽勘，軍機大臣涉及賄案而有此結果，豈非有傷國體？
其實案情是早已清楚了的，戶部向崔尊彝、潘英章索賄十三萬，談判未有結果時，董恂休致，特起閻敬銘為戶部尚書。此人「身不滿五尺，而心雄萬夫」，以廉介精明著稱，索賄官員怕閻敬銘一到任，雲南報銷案必不能輕易了結，因而以八萬銀子「成交」。賄款數目不大，慈禧亦不願掀起風波，希望先保全了王文韶，再作計較。那知崔尊彝胆小，不敢到案，而且在回籍途次病故，死因可疑。這一來賄案之外，加上更重的命案，紙裏無論如何包不住火了，所以刑部一看有上諭查明崔尊彝死因，立即奏報王敬臣的供詞，請將周瑞清革職，以便傳訊。
與王文韶作對者，是張佩綸，原因甚多，大致可以歸納為二：第一、北派打擊南派；第二、張佩綸急於自見，而王文韶恰是一頭肥碩的「過街老鼠」，儘不妨大聲喊「打」。
案情之急劇變化，只在十月下旬八九日內，據翁同龢日記：
十月廿二日：王文韶請開缺養親，奉旨……假滿仍入直。王公前日甫請病假十日，忽為此奏，甚可駭。聞張佩綸劾其眾望不孚，嘗引梁詩正故事，准其歸養也。
十一月廿四日：王文韶再乞休養，旨以軍機處總理衙門需人，仍慰留之。
十一月廿七日：是日張佩綸封奏二件，軍機起，添叫張佩綸一起。張佩綸見三刻足，微聞所指仍係王文韶事。前日王公被彈，因請終養，再請不准，昨陳謝摺奏矣，而今日忽有前席對事，未艾也。
至十一月廿八日，蘇撫衛榮光奏報崔尊彝死因可疑的摺子一到，證實了張佩綸所彈不虛。召見軍機時，命王文韶毋庸入直。次日──十一月初一日，更有一不尋常的舉措，即特傳醇王「遞牌子」，以便召見。此一見也，伏下十年三月朝局大翻覆之根。
當時恭王重病，臥不能起。惇王疏略，不足與謀大事，因召醇王入見，命在南書房看張佩綸的摺子。醇王所作的建議，可確信者如下：
一、准王文韶開缺。
二、軍機兩漢大臣，一南一北，已成定制。王文韶開缺，仍應用南，以翁同龢入直。
三、命禮親王世鐸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並在毓慶宮行走。
重用世鐸，出於醇王的建議，而蒙採納，即可知慈禧準備廢棄恭王，重用醇王。因為廢棄恭王，而醇王又不能入軍機，則必用一傀儡擺樣子；以世鐸之庸、之聽話，實為最理想的人選。而為醇王畫策者是榮祿。自光緒六年二月，榮祿「閉門思過」，雖不拜客，亦不見客，但與世鐸常有秘密的會晤，此時已在為慈禧，為醇王，亦為自己作深遠的打算了。
不過，此時翁同龢雖不免因慈禧之疾而在內心中鄙視榮祿，但榮祿卻未排斥翁同龢，所以醇王欲用翁同龢，榮祿並不反對。十一月初四，王文韶開缺，翁同龢入樞之旨並下。翁同龢的「樸園路線」，終於走通了。
初入軍機
翁被恩命之翌日，又有上諭：命潘祖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故事：初入軍機必有「學習」字樣，而翁、潘皆無。原因之一是，一為毓慶宮師傅，一為南書房翰林，原有專職，而以餘暇入直軍機；亦即將一軍機分而為二，這是李鴻藻的巧妙運用。翁、潘為南籍，而與李鴻藻頗為接近，至此，南北之爭，暫告結束。
原因之二是，用翁不用潘，太失公平。翁潘不特同鄉，家世、科名亦同；潘早於翁兩科，且在咸豐年間即已入直南書房，但仕途進程，除咸豐八年同放陝西主考，潘正翁副以外，此後都是翁先潘後。潘祖蔭口沒遮攔，不為慈禧所喜，如私下稱穆宗，常用蘇州話謂之為「小囡」；傳入禁中，雖認不得真，卻頗致不悅。另一方面，則翁同龢的宦術，顯然比潘祖蔭高明，如翁同龢於光緒五年正月由左都御史遷刑尚；潘祖蔭接其遺缺；三月，潘由左都遷工尚；至四月間，兩人對調。工部雖居六部之末，但缺分遠優於禮、刑兩部，此為翁同龢曾有陵工經驗，乘穆宗奉安之典，兩宮相度本身吉壤，榮祿奉派承修普陀峪、吉祥峪工程，相機活動的結果，是為巧取。潘祖蔭謂翁同龢「好用巧妙，將來必以巧妙敗」，語雖近苛，但去實情不遠。
慈禧太后於光緒八年十二月十八報「大安」，頗有一番振作氣象。翁同龢九年正月初一日記：
丑初到直廬，同官相見各一揖，兩班章京皆到，每人皆一揖。是日風從艮地起，主人壽年豐。卯正二刻召見西暖閣，皇太后與上同坐御榻，太后在右，上在左，儼如宣仁故事，蓋前此所未有也。諸臣入，先叩賀太后天喜（漢話），皆一跪三叩首。諭以天氣清和吉祥，善事皇帝好學，日近詩書。自明日起，常同在座，以後早事皆擬親裁，諸臣亦頌揚數語而退。辰初一刻詣慈寧門前行禮，隨詣乾清門前行禮，退憇直房。
慈寧門、乾清門前行禮，為照例為太后、皇帝賀年。其先召見於西暖閣，則因為軍機大臣之故。此為翁同龢平生第一次於元旦得覲天顏，記述甚詳；又記詣恭王、醇王處請安；又記為李鴻藻祝壽，然後「合家稱賀」，末綴一筆云：「是日起跪凡四十九次，叩頭一百五十。」躊躇滿志之意，在於言外。
其時的慈禧太后，確有意將自己塑造為北宋「元祐正人」所一致擁護的宣仁太后。對於穆宗的下場，是慈禧至感痛心的大失敗，但她不以為她應該負失敗的主要責任；在她的看法是，有慈安掣肘，以致她對穆宗的嚴格教導，為之破壞無遺。爭強好勝的慈禧，耿耿於懷想要證明給文武群臣看的是，在她獨斷獨行之下，能造就出一個有為有守的有道之君；而心目中無形的重要助手，即是翁同龢。
德宗的學習政事，始於光緒九年正月。他生於同治十年辛未六月二十六日，實足年齡尚不滿十二歲。翁同龢是年正月初八日記：
卯正三刻入見於西暖閣，上亦在座。寶相遞摺，上接閱，頗用心，自首至尾，不少忽也。每一摺畢，太后降旨，樞臣承旨後，仍於上前覆述之。應放兩缺，太后以硃筆授上圈之。是日凡五摺兩單，為時較久，凡三刻五分而退。
當時恭王病勢已轉危為安，惟在調養期間，尚未到班，因而由寶鋆代為領班，所有奏摺，前一天晚上已由慈禧看過，當日清晨發交軍機處，名為「早事」。照正常程序，軍機「見面」後，照指示原則，建議處理辦法，面奉裁定，稱為「承旨」；即時擬旨上呈，稱為「述旨」。這天由於須讓德宗瞭解如何處理政事，故先遞摺，請德宗細看；再由慈禧「降旨」，所謂「樞臣承旨後仍於上前覆述」，即由寶鋆將處理程序重新講解一遍；「應放之缺」，照例由軍機開單，依年資、考績，每缺開列三人，稱為「一正兩陪」，通常皆圈第一名。
除召見時閱摺以外，書房中亦有學習政事的功課，此即「講摺」；挑有議論的摺子，由德宗講解大義。正月初十翁記：「上生書，講摺子皆極好。」穆宗則至十六歲時，還不能看摺子，兩相比較，在德宗初期，慈禧與翁同龢都是成功的。
至於雲南報銷案，結於五月底，主犯雲南司主稿孫家穆、周瑞清，本應絞決，以一年內完贓，減一等為流三千里。以失察而處分的大員甚多，包括戶、兵、工三部前後任堂官及雲南督撫等，景廉、王文韶均降二級，不准抵銷。翁同龢本人亦罰俸九月，但為「公罪」，准予抵銷。
此案中最便宜的是王文韶，而最冤枉的是景廉。慈禧亦知其無辜，翁同龢記其言云：「此案別人無可惜，惟景廉當差無誤。然同罪異罰，亦甚不足示公。」因而別謀補救，仍在軍機及總署行走，且軍機班次亦仍在翁同龢之前。
相形之下，王文韶便很不堪了，里居養疴，閒廢六年，始得復起，此為清議所表現的力量。
清議與清流
清議出於清流，清流出於高級智識分子的翰（林院）、詹（事府）、科（六科給事中）、道（各道監察御史）。同光之有所謂「中興」，清流之功不可沒；再往上溯源，則咸豐戊午科場案以後，試場關防嚴密，考官恐罹重刑，亦多潔身自好，因而真才不致埋沒。同治六科，凡點翰林者，學問俱有可觀；光緒初年各科，亦復如此。追原論始，未始非肅順力主殺柏葰之功。
清議之見重，始於同光之交，於是清流聲勢，日盛一日。至沈桂芬歿後，清流在李鴻藻維持之下，放言高論，漸形跋扈。其時翁同龢個人雖具清望，但與清流中人，只有個別的私誼，並無黨同的成見。因為如此，得免於清流之禍；是則雲南報銷案，清流因王文韶而連帶不滿翁同龢，抨擊其處理此案，旨在「銷彌」，可說「塞翁失馬，未始非福」。
清流之禍起於張佩綸，此人才氣縱橫，且躁進急功而又自信過甚。他在李鴻藻門下，與張之洞之一味獻媚於李鴻藻者，志趣大不相同。張之洞之一切作為，都是為了獵官；張佩綸則確有經世治國的大志，先想輔佐李鴻藻成一番事業，後來看李鴻藻不能有大作為，轉移目標與李鴻章相結納。
如果說政治上亦有「孽緣」，那就是張佩綸之與李鴻章了。其時李鴻章的聲名，已頗為正人君子所疾首，如包庇盛宣懷招商局舞弊案等，情節遠較雲南報銷案為嚴重，宜應為清流所劾，而張佩綸竟無一言，此即是「孽緣」。
張、李二人互相欣賞，亦相互利用。李鴻章與張佩綸之父印塘有舊，故以年家子視張佩綸。當洪揚亂平後，李鴻章繼承了曾國藩的衣缽；及至淮軍代湘軍而興，李鴻章遂漸有尾大不掉之勢，而環顧部下，無人可以接替他綜領全局；而且李鴻章御將，不能如曾國藩之以德服人，他怕諸將「合而謀我」，一向採取製造矛盾、操縱矛盾的手法，故諸將皆面和心不和，倘拔一人為首，必起內鬨。
至於找替手，亦有好些條件，第一是資格；第二是才具；第三是對李鴻章個人的忠誠。而合此三條件者，惟有張佩綸。
張佩綸與李鴻章關係的密切，可由署理直督張樹聲奏請張佩綸幫辦北洋軍務，而反為張佩綸所劾一事見之。拉攏張佩綸之謀，出於張樹聲之子張華奎，作用在結各翰林以自固，俾得真除直督。
張華奎的外號甚奇，也很刻薄。原來當時以「青牛」諧音「清流」，有「牛頭」、「牛腰」、「牛背」、「牛尾」等號，「牛頭」當然是李鴻藻，張佩綸、張之洞、陳寶琛、寶廷四人，所謂「翰林四諫」是四條「牛腿」；張華奎為清流奔走而還不夠清流的資格，所以稱之為「清流靴子」，或者「青牛靴子」。
以張華奎的外號來看，其人似乎很不堪，實際上不然，此人後來居官有政聲；在當時亦頗為翁同龢所稱許，如雲南報銷案王文韶處分確定之翌日，即光緒九年六月廿三日記：
張藹青來辭行，談越事，深詆〇〇偏執畏葸。其尊人頗有為，而苦粵東之空虛，甚為難。
上引日記中的兩圈，為塗去之兩字，必是「合肥」，李鴻章以海防不足，懾於法國公使之強橫，對越南宗主權之爭，力主退讓。「其尊人」者張樹聲，奉命回粵督本任，直督仍授服母喪未滿的李鴻章。
張華奎的深詆李鴻章，以及翁同龢之稱之為「正派」，固不無恩怨派系的成分在內，但大致而言，張佩綸的作風，其霸道不講理之處，較之左宗棠有過之無不及。
黃秋岳「花隨人聖庵摭憤」，曾記其事，頗為詳細，惟於年月前後，人物存亡，間有未筛，其述張之洞幕友趙鳳昌，聞諸張之洞之言云：
法越事起之前，合肥丁內艱，奪情回籍，守制百日，朝廷以合肥統北洋淮軍，即命向隸淮軍之張樹聲署直督以鎮率之。其子藹青，在京專意結納名流，為乃翁博聲譽，此時即奏請豐潤幫辦北洋軍務，忽為言官奏劾，疆臣不得奏調京僚，豐潤仍留京，因而怨樹聲之調為多事，樹聲甚恐，頗慮其挾恨為難，非排去不安。然豐潤恃高陽，又非先去高陽不可，藹青即多方慫恿清流，向盛伯熙再三游說，彈劾樞臣失職，伯熙為動，乃不意並樹聲亦論列之，此則非藹青所料。
豐潤即張佩綸，時官左副都御史。張樹聲謀奏調張佩綸絜辦軍務，以張聲勢，事或有之；所謂張樹聲「頗慮其挾恨為難，非排去不安」云云，則全非事實。盛伯熙（昱）劾樞臣失職，在甲申（十年）三月，而張樹聲於前一年六月，已奉旨回粵督本任。至謂甲申三月之變，為欲排去李鴻藻更大謬不然。
黃秋岳又另記祁寯藻曾孫景頤所談云：
光緒初，常熟為帝師，時二張（南皮、豐潤）奔走於高陽，頗攻擊吳江（沈文定）、江和（王文勘）。王為沈辛亥浙江鄉試門生，故援王以厚南派之勢。甲申三月事，實起於清流，李文忠丁母憂奪情未起，張靖達（樹聲署直督），其子華奎小有才略，向附清流，與二張稔，方謀請以豐潤幫辦北洋軍務，外間傳聞豐潤已首肯，而為南派所懾，於是有致高陽書，中有「某忝值赤墀，豈疆吏所能乞請？若臨以朝命，亦必堅辭。」合肥旋回任，其事乃寢，華奎乃草一疏底，以豐潤曾保唐徐，時法越事起，唐徐敗退為舉非其人，且詞連高陽，因王仁東達於祭酒，祭酒乃更易其詞，嚴劾全樞。正值慈寧不愜恭邸，與醇邸議，而有大處分之下。外傳孫濟寧預其事，諭旨即出其手，然濟寧已先奉命出外查辦事件，早出都門矣。常熟同罷，而留書房，亦頗有人言，翁亦知其事也。
張樹聲父子思羅致張佩綸，固亦出於敬重之意，不意張佩綸不特不領情，且以惡言相向，因而成隙；在張樹聲父子雖為自取其辱，但張佩綸之所為，實嫌過分，張華奎之思報復，無怪其然，但與甲申三月朝局之大翻覆為兩件事。就此一節而論，謂「豐潤已首肯，而為南派所懾」，殊失真相。
當張樹聲署直督時，正雲南報銷案起，王文韶被議，南派毫無作為。至翁同龢與張樹聲，因翁同書的關係，成為世交；翁稱張華奎為「世兄」，情分如此，則張樹聲欲奏調張佩綸幫辦北洋軍務，唯當促成，不當反對，方合情理。
然則張佩綸何以有此不情之舉？主要的原因，即由於張佩綸已與李鴻章達成衣缽授受之約，張佩綸為了照顧李鴻章在北洋的利益，亦就是他自己將來的出路，不得不打擊張樹聲。
李鴻章與張佩綸的關係，在當時極其隱秘，即後世亦少有人發其覆；張華奎不明個中情由，欲引張佩綸以自重，大有取代李鴻章在北洋的地位之勢，致遭大忌。至於張佩綸，則為了怕引起李鴻章的猜疑，以為他迫不及待而有「賣友求榮」之意，故有此舉，藉以向李鴻章表明心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