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被黜
光緒十年甲申，慈禧太后五旬萬壽。是年三月，朝局發生大翻覆，全班出樞，自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以來，從未有過這樣的例子。
翁同龢身在局中，而日記中於此事不識廬山真面。
三月初四日：恭邸述惇邸語請旨，則十月中進獻事也，極瑣細，極不得體。慈諭謂本可不進獻，何用請旨？且邊事如是，尚顧此耶？意在責備，而邸猶剌剌不已，竟跪至六刻，幾不能起。
三月初五日：比入，仍申昨日之諭。兩邸所對皆淺俗語，總求賞收禮物，垂諭極明，責備中有沉重語，略言「心好則可對天，不在此末節以為盡心也。」臣越次言，惇親王、恭親王宜遵聖論，勿再瑣屑，兩王叩頭匆匆退出，天潢貴胄，親藩重臣，識量如此。
「兩邸」謂惇、恭兩王，是日惇王與軍機同進見，苦求賞收十月萬壽進獻禮物。媚慈禧如此，可知其獨裁大政，地位已異常穩固；而恭王猥屑如此，不復見絲毫英氣，則慈禧之逐之出軍機，不為過苛。
三月初八日：今日入對時，論及邊方不靖，疆臣因循，國用空虛，海防粉飾，不可以對祖宗。臣等慚懼，何以自容乎？退而思之，沾汗不已。
三月初九日：巳正，皇太后親臨壽莊公主府賜奠，無起。
三月初十日：頭起匆匆退，而四封奏皆未下。二起三刻多，竊未喻也。昨日皇太后在公主府傳膳（醇王進），還宮酉初二刻矣。
「頭起」為軍機。定例：每日召見、必以軍機為首。「二起」則單獨召見醇王，談至將及一小時；而前一日在壽莊公主府必又召見醇王，全班出樞之事，即定於此兩日。
三月十一日：發兩封奏，而盛昱一件未下，已四日矣，疑必有故也。
三月十二日：凡五起，而前日封事總未下，必有故也。
是日召見，頭起軍機；第三起孫毓汶、烏拉布，奉旨赴湖北審案，臨行請訓；第四起又為醇王。而另有「大起」，翁同龢竟一無所知。
本來清朝政令之必出於軍機，猶如唐朝之政令必出於「中書」、「門下」，久成定制，自「辛酉政變」創一越過軍機，特召大學士、六部，宣示硃諭，褫奪軍機職權的特例後，君權遂無可制衡。三月十三日慈禧即運用此一方式，命大學士、尚書「遞牌」，以「欽奉懿旨」的名義，宣示恭親王等誤國之罪，處分如下：
一、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係多病，一係年老，奕訢著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全俸，開去一切差使，家居養疾。寶鋆著原品休致。
二、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內廷當差有年，祇為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兵部尚書景廉，祇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著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
三、工部尚書翁同龢，甫直樞庭，適當多事，惟既別無建白，亦不無應得之咎，著加恩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以示區別。
軍機五大臣，處置分三等，以翁同龢「革留」為最輕，此亦由於「樸園路線」之功。
同日又有上諭，別簡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在軍機大臣學習行走。翌日復有懿旨：「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諭旨。」自咸豐十一年以來，恭王當政二十三年之久，至此告一結束。大權轉移至醇王手中，而實際主持軍機處者，一為孫毓汶；一為閻敬銘；一為日後奉旨在軍機大臣上行走的刑部右侍郎許庚身。禮王及額勒和布、張之萬，隨班進退而已。
甲申三月之變，翁同龢雖退出軍機，但其地位及影響力，明消暗長，南派勢力的重興，已初露徵兆。其有利於翁同龢及南派者，有如下兩種潛而不顯的關鍵性因素：一是醇王對翁同龢的好感仍然存在；二是清流過於嚣張，慈禧及醇王等頗起反感，已由孫毓汶策定打擊清流的計畫。清流代表北派勢力，所以打擊清流，無異為南派作先驅。
造成這一次朝局大翻覆的原因甚多，而掀起這一場大翻覆的有關各方面，動機各不相同。深入分析，須從慈禧談起。
慈禧對恭王不滿已久。揆其動機，確是出於奮發圖強之一念，在她的想法，要在撤簾以前，弄出一個比較像樣的局面，讓皇帝親政後，能有所作為；在她自己亦可頤養天年。但恭王英氣已銷，而二十三年當政，積弊已深，有他在位，欲求銳意革新為不可能之事，所以毅然決然，連根拔起。
其次，慈禧對李鴻藻一向優遇，而清流言事激切，且有迫在上者不得不從之勢，此為慈禧所不能容忍。而欲除清流，又非先逐清流恃之為奧援的李鴻藻不可。至於景廉，則為李鴻藻的陪襯；翁間龢因「連根拔」之故，不得不加以犧牲。
在醇王，靜極思動，久已想取恭王而代之，此為遠因；近因則醇王主戰，不滿恭王之一味冲淡局勢的嚴重性。據李宗侗在「李鴻藻先生年譜」中說，三月十四日罷黜恭王的上諭，為其門客趙某所擬，備之已久。其言恐不盡確，此上諭應是孫毓汶在赴湖北查案前所擬。
在孫毓汶，擁醇王掌握政權，則因其為「皇帝本生父」的特殊身分，不便公然出面；則在軍機處的代表，即非孫莫屬。除了求個人速化的積極因素以外，還有一個修怨的消極因素。翁同龢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記：
僧邸參孫毓汶不遵調遣，請革職枷示，發新疆。奉旨免其枷號，即革職發新疆。詞臣居鄉，乃被斯議，亦奇矣哉。
「僧邸」即僧格林沁，當時因英法聯軍內犯，主持京畿防務；孫毓汶在籍辦團練，不遵調遣，故為所劾。據金梁在「近世人物志」中記：「孫之獲咎，實因恭邸惡其抗捐，詳見本傳，故旋即以輸餉開復」。所言不謬。恭王一直輕視孫毓汶，亦為事實。有此嫌怨在，則孫毓汶如有機會，能傾恭王，自必全力以赴。
至於此案之發難者盛昱，在光緒初年以天潢貴胄而清班名士，聲華藉藉。日本漢學家內藤虎次即作「意園懷舊錄」，推崇甚至，謂「其一身未必不繫乎國運，當時學術賴其主持」，獎許雖不免過當，但盛昱確為賢者，以受人利用，劾恭王而致朝局之大翻覆，且後來並未居上，悔恨交併，竟鬱鬱以終，實不能不為斯人惜。
收拾清流的一條毒計
盛昱的原摺，由「越事失機，議者皆謂咎在雲南撫臣唐炯，廣西撫臣徐延旭」發端，議及「侍講學士張佩綸薦之於前，而協辦大學士李鴻藻保之於後」，又以身分地位，論李鴻藻責任又重於張佩綸，而「恭親王、寶鋆俯仰徘徊，坐觀成敗，其咎實與李鴻藻同科」。很顯然的打擊的主要目標是李鴻藻，其次為張佩綸，而議及恭親王、寶鋆，不過是陪襯一筆。不道上諭中恭王厥咎特重，李鴻藻則與景廉同科，而張佩綸則隻字不提，不獨大失盛昱的本意，而且禮王世鐸又何能比恭王？此無意中誤蹈的禍機，盛昱自不能甘心，因而又有「獲譴重臣，似未宜置身事外，請量加任使」一摺，措詞頗見苦心，首謂若令恭王投老田園，優遊散局，轉遂其逸安之念，適成其推諉之心，殊不足以示罰，繼謂「方今越南正有軍事，籌餉徵兵，該王等尚為諳練」，況「疆事方殷，而朝局驟變，他族逼處，更慮有以測我之深淺，於目前大局殊有關繫」。又謂李鴻藻「愚忠不無可取」。復又以新人與舊人比較，「若廷臣中尚有勝於該二臣者，奴才斷不敢妄行瀆奏，惟是以禮親王世鐸與恭親王較，以張之萬與李鴻藻較，則弗如遠甚」。因而請旨，可否「飭令恭親王與李鴻藻仍在軍機處行走」。
奏上留中，軍機章京的術語，謂之「淹了」。盛昱前後兩疏，得罪了恭王、寶鋆、李鴻藻、景廉、翁同龢及禮王世鐸與張之萬，一共七個人；而張佩綸不但不倒，反獲重用，一念輕率，窩囊至此，故「意園文略」不存此兩疏。
張佩綸之獲重用，是孫毓汶所獻議，收拾清流的一條毒計。清流中張之洞最開竅，只言事，不搏擊，以故官運亨通，外放山西巡撫兩年餘，即代張樹聲而為兩廣總督。當受命撫晉時，上表謝恩，有「身為疆吏，猶是依戀九重之心；職限方隅，敢忘經營八表之略」。張之洞一生好大言，連其堂兄張之萬亦不以為然，相傳張之萬常攜兩錶，互校時刻；有人相詢，張之萬答謂：「我只兩表，不逮舍弟八表遠甚。」雖是戲謔之詞，不滿之意顯然。
當時有一副諧聯：「八表經營，也不過山西禁烟，廣東開賭；三邊會辦，請先看侯官降級，豐潤論功。」上聯謂張之洞先在山西禁種罌粟；擢任粵督後，弛「闈姓票」之禁，賭風復盛，頗為時論所詬責。下聯所謂「三邊會辦」指吳大澂、陳寶琛、張佩綸，「侯官」謂陳，「豐潤」謂張。
吳大澂與陳寶琛皆為同治七年翰林。吳大澂名為清流，實為清客，久在其同鄉潘祖蔭處，為之經理金石碑版。書生而好談兵，光緒六年曾隨吉林將軍銘安辦理西北邊防，周歷遼東要隘。此時以通政使奉旨「會辦北洋事宜」，為李鴻章在軍務上的副手，領兵駐防灤河一帶。吳大澂很會做官，李鴻章亦樂於有這麼一個聽話的清流為佐，所以兩人的關係處得很好。
比較之下，陳寶琛就不如吳大澂幸運了。他在光緒八年放江西主考，闈後以閣學派為江西學政；十年四月奉旨會辦南洋事宜，作曾國荃的副手，頗相龃齬；年底以誤保唐炯、徐延旭交部嚴議，議處以降五級調，遂告病不出，直至宣統年間，以張之洞奏薦始復起。
張佩綸奉旨會辦福建海疆事宜，是真正置之於危地。當時重用清流，本意不善，為張佩綸所深知；而張至福建後，勇於任事，大權獨攬，甘蹈危機者，實際上別有用心，原來當時的軍事最高負責人，看似隱居幕後的醇王，實際上為李鴻章，尤其是海軍方面。南方有事，南洋大臣曾國荃固責無旁貸，但指揮權必歸之北洋；曾國荃深諳黃老陰柔之為用，與李鴻章有高度默契，對法國海軍的挑釁，惟當逆來順受，而法國海軍的目標是臺灣與福州，臺灣有舊部劉銘傳在，可以放心，就怕福建的督撫、將軍、船政大臣皆不知兵，一旦遇警，倉皇應戰，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能有張佩綸在主持一切，可保證不致決裂得無以善其後。在張佩綸既已與李鴻章有繼承北洋的密約，則此時以維護北洋及李鴻章的地位為第一要義，所謂「棄車保帥」以其本身為「車」，甘作犧牲。
因此，張佩綸當時的書牘，頗多違心之論；而字裏行間，每於不經意處流露真相，如閏五月二十八日致李鴻藻函云：
二十七午，合肥忽來電，稱林椿云：「二十八日期滿定攻馬尾，惟先讓法為救急計；鴻不敢許」等語。鄙見法特恫喝，然特告督撫必大擾，遂以是夜潛出。侵曉，嚴舟望見旌旗，遂亦無事。行營距敵舟一里許，日來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軍書之暇，雨餘山翠，枕底濤聲，猶勝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林椿為李鴻章與法國署理公使謝滿祿交涉、傳話的翻譯官。謝滿祿於閏五月二十日向總署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北圻撤兵賠款二萬五千萬法郎，限七日內答覆。此即「二十八日期滿定攻馬尾」一語之由來。總署覆照謂北圻撤兵須一月；拒絕賠款，此為討價還價之計，但苦期限迫促，「惟先讓法為救急計」者，意謂任法軍攻馬尾，不加抵抗，則七日之限便成過去，而既未衝突，則和局不算決裂，此為無可奈何的救急方。李電語氣託之林椿，而實出李鴻章之意，綴以「鴻不敢許」一語乃障眼法；張佩綸深喻其意，故是夜潛遁，且不告督撫，則法軍一至，主帥不出，無人為之號令，守軍自必後撤，俾法軍兵不血刃而佔馬尾。乃法軍持重，故張佩綸得重回馬尾。大敵當前，而張佩綸如羊叔子之裘帶雍容，其成算在胸可知。
張佩綸會辦閩疆的打算及到福建後的行事，見於奏牘者，十可信三；見於私函者，至多亦可信七。但即此片段，細心鈎稽，真相仍不難瞭然。七月初馬尾兵敗，七月底善後事宜略定，張佩綸函李鴻藻，有「檀淵之計，終於不成」語，可知求和為既定之計。福建軍務敗壞，萬不能打，既所深知，表面備戰，以搪塞輿論，實則不作抵抗，委屈求和，作「車」自棄，以保李鴻章之「帥」，亦為出京前隨李鴻章巡海，舟中促膝堅約的密謀。事既如此，則張佩綸到閩後，儼然欽差，氣派駕督撫而上之；總督何璟、巡撫張兆棟拱手讓權，居然受之不疑，試問果欲何為？此則尋繹張佩綸初到福建致李鴻藻一函，可得其涯略。
「抵閩三日，略得大凡，炮臺苦卑，船局苦敝，槍炮苦雜，子藥苦少，而十羊九牧，朝令暮更，尤其積敝。就福建論，既有將軍會辦矣；就臺灣，又有省三（劉銘傳）督辦矣，鄙人來此，豈非贅疣。」
此就作戰指揮而論，不須有張，但將軍穆圖善會辦閩疆軍務；劉銘傳督辦臺灣軍務，為未出都前即知之事；到閩後始自嘆贅疣，自是故作姿態。
「初意將船政、臺事及各處防務查明覆奏，靜聽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設辭設病，所見頗決。及抵上海，聞和局已敗，法衅復開，閩海不知何時撤防，復志遂初，正無把握，深悔都門投劾之不決也。」
「乞病」云云，係張佩綸與李鴻藻之所計議，猶是表面文章，張與李鴻章的密約李鴻藻未必深知。清流主將被禍，早有徵兆。寶廷前兩年典試福建，歸途於富春江上納江山船女為妾，到京覆命後，即具奏自劾，得以解任，此即見機之舉。張佩綸為盛昱所劾，不獲咎歉，反蒙恩命，當時有兩個處置辦法，一為效寶廷之自劾；一為先遵朝旨，到福建有所表現後，急流勇退。當時係採取後一辦法，不意時局中變，難遂初志，故有「深悔」之語。其實此亦表面文章；下兩段不啻自承其此行之兩大打算：
「法初以埃及之事誘我言和，以折英燄；今復挑衅責言，意在多獲利益。但合肥必大為言路攻詆，恪靖從而和之，必受奇窘。然朝局紛紛，至樞譯二十人，發言盈庭，政出多門，殆不可戰，戰則必敗也。以此深憂過計，恐釀成大患，又不僅一人之出處進退矣。閩海殆不能戰，廈門尤不能守；然閩止一隅耳，勝負得失，猶第二義也。」
此言法亦願和，目前姿態，不過「意在多獲利益」，正須以交涉手段使不致大損利益。「樞譯」係併軍機、總署而言，和戰大計有資格發言者，計二十人之多，政出多門，決不能戰；和則左宗棠必附和言路，對李鴻章大加攻擊。此即所謂「戰難，和亦不易」。末段更為明顯，為免釀成大患，甘作犧牲，不計一人之出處進退；至於為保全大局，不計福建一隅之地得失之論，則棄守亦為早定之策，故「先讓法為救急之計」之電一到，張佩綸即照策而行，毫無瞻顧。
「鄙人請抽練局船，寄諭以海防尚未解嚴，屬商之各督撫。不知局船散在各省，嗜好賭博，百弊叢生，各省用以應差轉運，養而不教；商之疆吏，則船主必求緩頰，不願來閩。此事鄙人尚任勞怨之舉，而樞府代為解環，思之轉喜。然分防之十四艘，沿途已閱其七，浙船兩艘，不日即來，惟金陵五艘，委之伯潛（陳寶琛），正無事過於沾滯矣。」
至福建整頓船政局所轄的兵輪，始是張佩綸到福建的主要工作。其時有十四艘「局船」分駐各省，張佩綸建議調回福建整訓，而軍機處並不支持；張佩綸不敢表示不滿，而以「思之轉喜」為反諷。最後言兩江五艘歸陳寶琛指揮，「無事過於沾滯」，意謂明知法艦不會攻長江，徒以備戰之名，留此五船不遣，不切實際。
七月初三馬尾之役，法國海軍擊沉揚威等七艦，轟毀船廠，參將高騰雲等戰歿，張佩綸敗得很狼狽。時人述此役大概，謂「張星使登高而望，見各船之均投灰燼也，跣而走鼓山後，忙忙如喪家犬，言之一何可哂！」福建京官潘炳年等聯名嚴劾張佩綸，謂部將「緝引港奸民請辦，竟置不理」；「迨各將請戰，又以朝旨禁先發為諭」；「身為將帥，並未嘗登輪船，聚十一艘於馬江，環以自衛，各輪船管駕，迭陳連鑑之北，斥之，入白開戰之信，又斥之」，凡此皆足證張佩綸是非常忠實地在執行李鴻章的指示，「讓法為救急計」。
潘炳年原疏中，一段最可注意：
證以外間風聞，張佩綸特與其黨援之人，私函電致，「閩船可燼，閩廠可燬，豐潤學士必不可犯」之語。
此「黨援之人」即謂李鴻章。但張佩綸狼狽遁走後，潘炳年等謂其「敗匿山間，以請旨逮罪為詞，實則置身事外」，則非事實，張佩綸如為無擔當之人，不足邀李鴻章的賞識。事實上馬尾敗後的善後事宜，係由張佩綸所主持。是月底張佩綸致李鴻藻函云：
「鄙屢承電旨，度不能遽逮。左、楊未必速來（無炮，來亦無用）；何、張均有去志（不去亦無用，何筱宋被民間將督署大門撤去）。念守廠不如守門，門戶不完，法如再入，廠亦難守。故十六往勘一次，廿五又往勘一次，擬在金牌山穴地為臺，用牛皮濕被堆疊，安炮四尊，約須半月可成，派游擊張成守之，再於距廠十餘里之員山（有戚少保舊臺）置炮，夾河而守，下布水雷，作第二重門戶。布置止能如此，苦於將佐乏人，炮械俱劣，恐仍勞而無功。在閩一日，則盡一日之心而已。」
其時朝旨已派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左系大將楊昌濬為閩督，左、揚非即時可至，而閩督何璟、閩撫張廷棟，亟亟求去；主持防務之重責，落在張佩綸頭上，以曾受鉅創之人，居然能從容部署，不可謂之為缺乏責任心，但由此亦可反證，在此期間，置防務於不問，非不能也，乃不為也。「不為」即為執行李鴻章的指示。
張佩綸復為死事諸將敘功，奏摺中有一段云：
「李長寅死事於閩洋，而其部將邱良功等，卒平海盜；曾國藩初覆師於湖口，而其後遂為中興第一功臣，此固人事之平陂往復，抑亦天心之草昧艱貞。」
此即諧聯中之所謂「論功」，朝士皆謂其「措詞之妙，不可言喻」。李長寅為嘉慶朝水師名將，剿海賊蔡牽時，以總督阿林保欲諱敗冒功而李長寅不可，因而極力排擠，李長寅不當戰而戰，陣亡封伯爵。此為張佩綸隱攻何璟、張廷棟。
咸豐四年，湘軍水師大破太平軍於田家鎮，前鋒直薄湖口，駛入鄱陽湖，太平軍封其歸路，夜襲曾軍，火燒坐船，水師大亂，曾國藩幾於不免。張佩綸引喻其事，則竟是以曾侯自命。倘使得意，亦自有一番將略展布，甲午之役必不致敗得如此之慘。
「督撫平分半子」
由此可見，馬江之役，張佩綸革職充軍，皆是為李鴻章所誤。因而有後來的一段「政治婚姻」。張佩綸在戍所之年，適以創辦海軍大開捐例，李鴻章為之捐輸贖罪而歸，先就保定蓮池書院館席，既而入赘李府。此事為當時極大的「社會新聞」，有諧聯三副譏嘲，一云：
養老女，嫁幼樵，李鴻章未分老幼；
辭西席，就東床，張佩綸不是東西。
「養老女」為想當然之語。李鴻章幼女名國燕，繼室趙夫人所出，方在妙年，美而能文。婚後伉儷之情至篤。其二云：
後先判若兩人，南海何驕，北洋何諂？
督撫平分半子，朱家無婚，張氏無兒。
「南海」指閩海，謂張佩綸在福建的氣燄，「北洋何諂」則以赘婿事岳父，自不得不然。下聯則張佩綸三娶，初娶朱學勤之女；繼娶邊寶泉女，則「朱家無婿」；邊寶泉時官陝西巡撫，李鴻章則直隸總督，故謂「督撫平分半子」云云。
中堂愛婿張豐潤；
外國忠臣李合肥。
李鴻章辦洋務，多主遷就，其時已有「漢奸」之目。又梁鼎芬作詩相嘲，有「簣齋學書未學戰，戰敗逍遙走洞房」，凡此都視張佩綸入贅為一笑柄，而不知當事者極為慎重。
張、李密約，一則作「車」自棄以保帥；一則申以婚姻傳衣缽，兩未背盟，但事與願違，非人力所及，又當別論。
「孽海花」第十四回，「兩首新詩，是謫官月老」，寫張佩綸向「威毅伯」求婚，頗為生動，但非事實。感動張佩綸，許為「知己」的兩首七律，亦非出自金閨，原詩如下：
基隆南望淚潸潸，聞道元戎匹馬還。一戰豈容輕大計，四邊從此失天關。焚車我自寬房琯，乘陳誰教使狄山？宵旰甘泉猶望捷，群公何以慰龍顏！
痛哭陳詞動聖明，長孺長揖傲公卿。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兵，宣室不妨留賈席，越台何事請終纓？豸冠寂寞犀渠盡，功罪千秋付史評。
詩題名「基隆」，起句亦揭基隆，與馬江無關；次句則張佩綸逮繫至京，非匹馬而遁；「一戰」、「四邊」之語，亦與馬江情事不合。若謂為唐景崧而詠，庶幾近之。
第二首起句「痛哭陳詞動聖明」，當亦是別有所指，張佩綸無此情形。下聯「越台何事請終纓」，與第一首下聯「乘障誰教使狄山」矛盾。漢書「張湯傳」，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廷議時，博士狄山主和，而張湯斥之為「愚儒無知」，狄山則謂張湯「詐忠」，武帝作色質狄山，使守一郡可能不使匈奴入侵？答以不能；使守一縣，又答以不能；使居一「障」，亦即是險要之處一堡壘，狄山「自度辯窮」，不得已答以「能」。
結果為匈奴斬狄山之頭而去。是故「乘障誰教使狄山」，意謂有人詐如張湯者，擠之使蹈危地，此形容孫毓汶收拾清流的手法，固甚深刻，而其人之有自知之明，兵事非所素習，不願居前線之意則甚明白。
「越台何事請終纓」，徵終軍之典，「越台」謂南越王趙佗的越王台，漢書「終軍傳」：「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越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結果南越相呂嘉不欲內附，殺其王及終軍。
由此可見，「終軍請纓」與「狄山乘障」絕對是兩回事。然則這兩首七律，莫非亦是八股之「截格題」，是「孽海花」作者玩弄狡猾，移花接木，拼湊而成。
至第二首則確為張佩綸而詠，除「痛哭」外，其他皆貼切。作者精於漢書，運典甚工，擬張佩綸為汲黯，為賈誼，皆肖其人；後半首尤佳，「豸冠」者御史之冠；「犀渠」者楯之別名，史記「袁盎傳」注：「宮殿四面欄，縱者曰欄，橫者曰楯」，是則「豸冠寂寂犀渠盡」，暗用未雲折檻故事，謂清流盡於甲申，言路無人，足稱史筆。
郭則澐「十朝詩乘」記張佩綸云：簣齋居甥館，文忠以憐才故，頗優容之。其時物論集矢文忠，因並及簣齋，或譏其蒼黃翻覆，不知簣齋之傾心合肥，固不自入幕始，其在戍所，已通款曲，故戍歸日有寄謝詩云：「捐棄明時分所甘，無家何處著茆庵？便憑黃閣籌生計，願寄滄洲得縱探。冰積峨峨幾止北，鳶飛跕跕罷征南，負芻越石嗟枯槁，門下虛煩鮮左驂。」
這首詩很含蓄，也很坦率。「願寄滄洲得縱探」，用東坡「自昔懷幽賞，今茲得縱探」詩意，表示願入北洋幕府；「冰積峨峨」謂李鴻章，「鳶飛阽阽」典出後漢書「馬援傳」：「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直謂征南之功不兌而失墮，乃是為李犧牲之故。「負芻越石」句雙關，分解則「負芻」者不自韜晦而得禍；「越石」者「太守廉而越王石見」，謂雖曾典兵，而從未冒餉。合而言之，所謂「負芻越石而賴晏嬰」，齊國賢者越石父，有縲紲之厄，晏嬰解左驂贖之而歸，事見劉向「說苑」。張佩綸用典故，精切無比。
郭則澐續記張佩綸云：
其讀「樊川集」云：「能容兩黨非無術，不作三公為有情」，隱以自況。文忠歿，張楚寶觀察以「肅毅刀」贈之。刀為光緒壬辰，德國格魯森廠所製，文忠命其監造者。楚寶，文忠甥也。
「樊川集」作者杜牧，既為牛僧儒掌書記，又見賞於李德裕，澤潞之平，杜牧之策。又作「罪言」皆講明相業之學，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引述甚多，張佩綸自況杜牧，而「兩黨」則謂兩李，李鴻藻與李鴻章亦不協，但皆激賞張佩綸。
「不作三公為有情」謂兒女之情重於功名之念，杜牧出為外官，歷黃、池、睦三州而內轉為吏部司勳員外郎，已具入相的資格，但因與「湖州女子」有十年之約，因乞郡湖州，不意「綠葉成蔭子滿枝」；踰年重回吏部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就清朝的制度而言，便是入軍機。杜牧倘非乞郡湖州，耽誤資格，當早知制誥而為冢宰，位列三公。
若就張佩綸而言，他曾告樊增祥謂「不婚猶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親之列，則合肥之路斷矣。」其意若謂婚於李氏，即是兒女之情重於功名之念，與杜牧心境相似。
至於張楚寶贈刀，更為李鴻章欲傳衣缽於張佩綸的明證。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人謂必三公可服此刀。呂虔以其別駕王祥有公輔之量，因以此刀相贈。王祥將歿時，授刀異母弟王覽：「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後如其言，王覽之孫即王導。
李商隱有用呂虔贈刀的一首七絕：「微意何曾有一毫？曾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半夜傳衣後，不羡王祥得佩刀。」朱鶴齡注：「令狐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隱，故借五祖故事。」李商隱於章奏制敕，確得彭陽真傳，但未獲大用。此詩為失意自慰之詞，多酸葡萄意味，意謂雖不作三公，而章奏得令狐楚衣鉢，固非令狐綯所能否定。張佩綸與李鴻章及其嗣子李伯行的關係，亦略如李商隱之於令狐楚、令狐綯父子的恩怨。張楚寶以李鴻章之甥，而以肅毅刀贈張佩綸，此即表示能繼承李鴻章者非李伯行而是張佩綸。
張佩綸之一蹶不振，主要原因之一是鋒鋩忒露，令人反感。鄭孝胥有詩云：
豐潤當年氣屬天，荷戈一去甲申年。臨流正有人微嘆，轉覺王家伯仲賢。
「王家伯仲」指王仁堪字可莊，王仁東字旭莊兄弟而言。王氏閩侯望族，仁堪為陳寶琛妹婿，光緒三年狀元，在翰林院時，協辦大學士全慶掌院，約翁間龢看「館課」，極賞識王仁堪，實際上有師生之誼，因為王氏伯仲皆親翁同龢。當時名士凡親翁同龢者如盛昱、李慈銘等，皆惡張佩綸；同樣地親張佩綸者皆輕翁同龢，如陳寶琛與翁不通音問，張之洞本翁曾翰同年，而與翁同龢交誼不終。最奇特者為黃體芳、黃紹箕父子，體芳極佩服張佩綸，有所作必就正於張，而紹箕大不以為然，因與盛昱等大攻張佩綸，父子郎舅為學問上的門戶之見，各樹一幟，分道揚鑣，此為清末南北黨爭的一項特色。
所謂「轉覺王家伯仲賢」者，即指王仁堪兄弟反對張佩綸，持論侃侃，不稍假借。王仁東曾致書張佩綸勸其自劾，末言：「如謂所見大謬，即以此紙為絕交書可也。」張佩綸覆書，措詞亦頗凌厲，末謂「絕交與否，聽之中散。」中散指嵇康，竹林七賢中，山濤任吏部尚書，欲舉嵇康以自代，而嵇康竟致書絕交，真所謂「立異鳴高」。張佩綸以王仁東為嵇中散，謂己無過，而王逞意氣。事實上彼此皆斷斷然，有乖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