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農常熟
光緒十一年秋天，大學士連續出缺，八月，東閣大學士左宗棠在福建督師歿於軍，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襄，入祀昭忠祠、賢良祠，卹典甚優。九月，武英殿大學士靈桂病歿。翁同龢是月十六日記：「弔靈師，遇仲華談良久。」榮祿為靈桂之婿，其時「閉門思過」已久，醇王對他的誤會，亦已冰釋，正復趨活躍之時。
十一月，協辦大學士閻敬銘、恩承，分別升補左、靈的遺缺。閻敬銘本為戶部尚書，正揆席後，不能再兼尚書，於是翁同龢由工部調戶部，一直到廿四年四月被逐為止，始終掌握財權。
戶部滿尚書本為崇綺，因協承大學士吏部尚書恩承升大學士，崇綺循資調吏部；遺缺由工部尚書宗室福錕繼任，並升協辦大學士。同時閻敬銘依「大學士管部」的制度，仍管戶部。福錕與翁同龢同在工部，此時同調戶部，照舊合作；閻敬銘則與翁同龢初次共事，起初不甚相得。如是年十二月十七日記：
亥初，延煜來，以清釐地丁摺見示，云二十日奏摺厚寸許，語多刻薄。
「刻薄」即謂閻敬銘。次日又記：
入署遇閻、福兩相，直至酉正二始散。奏稿為余刪四、五百字，閻亦無如我何也。
但翁與閻本來的關係不錯，同掌度支又皆以清勤自矢，所以合作得很好，戶部大庫曾積銀至一千萬兩之多，為嘉慶末年以來，罕見的鉅款。
這筆鉅款，作何用途？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一上諭：
朕自冲齡入承大統，仰蒙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憂勤宵旰，十有餘年，中外奠安，群黎被福。上年命朕躬親大政，仍俯鑒孺忱，特允訓政之請。溯自同治以來，前後二十餘年，我聖母為天下憂勞，無微不至，而萬幾餘暇，不克稍資頤養，撫衷循省，實覺寢饋難安，因念西苑密邇宮庭，聖祖仁皇帝曾經駐蹕，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養性怡情。至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為高宗純皇帝侍奉孝聖憲皇后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規，尤臻祥洽，其清漪園舊名，謹擬改為頤和園，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備慈輿臨幸。恭逢大慶之年，朕躬率群臣，同伸祝嘏，稍盡區區尊養微忱，籲懇再三，幸邀慈允。
以下有一段「懿旨」，首言「此舉為皇帝孝養所關，深宮未忍過拂」；次言「工料所需，悉出節省羨餘，未動司農正款，亦屬無傷國計」；最後誡勉皇帝，「順親之大，尤在勤政典學，克己愛民，不可因一意奉親，轉開逸遊宴樂之漸」；附帶亦期勉「中外大小臣工，忠勤共勵」，「不致負深宮殷殷求治之意。」
這道上諭中指示兩件事，一是修葺西苑，以備太后臨幸，二是修頤和園為太后祝嘏，所謂「大慶之年」指光緒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於此可知，慈禧六十生日慶典，曾花了六年半的時間去籌備。
由於懿旨中有「悉出節省羨餘，未動司農正款」的話，所以翁同龢謂此上諭為「委婉詳盡」，贊成此舉。但後來很快地發現，慈禧太后說的是假話。
頤和園的工程，規模龐大，何能不動「司農正款」？但翁同龢、福錕不敢不承旨照撥，閻敬銘卻抗言力爭，大忤慈禧太后之旨。翁同龢是年三月廿二日記：
閻相有封事未發，請暫緩移蹕。
上諭原定四月間奉慈輿幸西苑，閻敬銘因此切諫，語太訐直，故留中不發。十天以後，另有封事，則碰了個極大的釘子。翁同龢四月初二日記：
閻公封事，言江西藩司李嘉樂、陝西藩司李用清來京，必係該撫密參，顛倒是非。奉諭駁斥，原摺擲還。
以大學士軍機大臣，遭此不顧朝廷體制待遇，可以想見慈禧太后惡閻之甚。至於兩李奉召入京，顯示了一項內幕，此即閻敬銘反對由各省籌款為慈禧太后修頤和園。
兩李皆閻敬銘所識拔，不獨清廉，而且儉刻，李用清號為「天下儉」，李嘉樂則為「一國儉」。二李相較，則用清為賢，他是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翰林，為倭仁的門生，故為湯斌一路的真理學。相傳其起復時，自原籍徒步入京，三千餘里未雇一騎一車，聞者莫不大驚。「清史稿」本傳謂其「丁父憂，徒步扶櫬返葬」，固有是事。
李用清受知於閻敬銘，在光緒三年山西大旱時。當時巡撫為曾國荃，而閻敬銘奉旨辦賑，奏調李用清襄其事，用清「騎一騾周歷全境，無間寒暑，一僕荷裝從。凡災情輕重，飲糧轉輸要道，悉記之於冊」，對山西賑務有極大的貢獻，而「賑竣，卻保獎」，其人品可知。
李用清曾為粵督張樹聲所推重，任為惠州知府，多惠政。以後又由貴州貴西道超擢藩司，署理巡撫。「清史稿」本傳，敘其在黔政績云：
實倉儲、興農利、裁冗員、劾缺額之提鎮，擒粵匪莫夢弼等置諸法。巡閱所至，召士子講說經傳，將吏環聽，相與動容。黔地土瘠，多種罌粟，暢行湘、鄂、贛、粵諸省，用清奏陳禁種之法，分區限年，時自出巡，刈剷煙苗，言者疑其操之過急。
貴州地瘠民貧，煙土為一大利源。「言者」殆謂樞庭，因而內召，但仍外放陝西藩司，則為閻敬銘之力。
李用清的政績，媲美湯斌，儉亦如之。「清朝野史大觀」有「奇儉」一條云：
李公用清官貴州巡撫時，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即坐其旁小室中，將產時不雇接生媪，既產遂斃。公甚憐之，為市棺稍美，公以為費，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僕更為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乃啟夫人棺納之云。
此似覺不近人情，但處貧瘠之地，非刻意提倡節儉，不足以養民教士，李用清在貴州任藩司時，庫儲六萬，署巡撫時，積至十六萬；任陝藩第一年積銀三十萬，第二年則又增至六十餘萬。他如果生在康熙年間，必獲大用；且亦必如湯斌、于成龍之成為理學名臣，而在末世，不能不移疾以去，主講晉陽書院，十年而歿。其子扶柩回籍，以哀毀殉父，孝子每出於忠臣之門，是又一證。
二李之內召，乃因修頤和園，各省皆須派款；其時復又有德宗大婚的報效款項，無論瘠地，即富庶省分，亦不免悉索敝賦。惟是一省財政，操諸藩司；二李承閻之教，每持反對，巡撫不得已，只好密請內召。在慈禧看，此為閻敬銘有意跟她為難，恨之入骨。閻敬銘亦有滿懷抑鬱，堅決求去，至光緒十五年三月，終於准其回籍。十八年三月病歿，恤典甚薄，贈宮銜只最起碼的太子少保，子孫亦未獲恩遇。最特殊的是謚文介；有清一代滿漢大臣謚「介」者，只閻敬銘一人，據說出自慈禧硃筆。
海防經費的用途
修頤和園到底花了多少錢？並無統計，戶部會計科目中並無「園工」一目，所有支出，大部分隱藏於海防經費及內務府請撥款項中。當甲申朝局大翻覆，醇王用事後，十一年九月詔設海軍衙門，「先從北洋精練水師一支以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興辦」，特派醇王「總理海軍事務，所有沿海水師悉歸節制調遣」，此外設會辦、幫辦各二員，會辦為慶王奕劻及李鴻章；幫辦則是正紅旗漢軍都統善慶及兵部右侍郎曾紀澤，北洋成軍則由李鴻章專司其事；善慶為神機營出身，為醇王的幫手；曾紀澤出使英法，畀予幫辦名義，等於海軍衙門派駐國外的代表。
中國海軍的濫觴，始於同治五年左宗棠奏設船政局，以沈葆楨為船政大臣，在福州馬尾設廠造船；次年李鴻章亦在上海高昌廟設立江南製造局，於同治七年造成第一號輪船，命名「恬吉」；八年福州船政局所造之船亦可下水，命名「萬年青」，較「恬吉」為大。此外，由兩廣總督瑞麟向英國訂購兵船六艘為始，海軍船隻的擴充，一直採取自造、外購並重的政策。
到得光緒十年馬江之役，證明自造艦船，實不及外購者精良，因而政策有顯然的改變；同時「洋員」的比重亦顯著增加，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新式的制度及訓練方式，海防經費支出甚鉅，於是在海防捐以外，復開海防新捐。
清朝捐官的名目甚多。最初以軍需、河工支出浩繁，不得已開辦捐例，以濟急用；到後來成了各省彌補不足的常例。但捐了官雖有「部照」，而要補缺，又是另一回事，僅有空銜，而無實惠，報捐者自是踌躇不前，為了「招攬生意」，便不得不另開新例，而以補缺機會較佳為號召，這樣便又創設了「加捐花樣」的制度，即是先捐資格，後捐補缺優先，最硬的是「十成實銀」班，即不打折扣，亦不以餉票等等抵充，十足繳納現銀，名謂「新班遇缺先」，亦稱之為「大八捐花樣」。及至「海防新例」一出，將其餘的班次都壓了下去，成為終南捷徑。海防經費亦因而大見充裕。
海防經費如何得以移用為修頤和園的工費？有個內務府想出來的絕妙的移花接木之法，即是在昆明湖設立北京水師學堂；同時設立者有廣東黃埔的水師學堂。其事在光緒十三年，由此可知當十四年二月，下詔修頤和園以為太后頤養之所之前，此事早已在開始進行了。
當然，昆明湖設水師學堂，總也要有一點因緣附會的憑藉。稽諸史籍，萬壽山本名甕山，昆明湖本名大泊湖，又名西湖，在遼金時，此地即為離宮之一，名為好山園，其東有耶律楚材墓。園燬於何時，已無可考。
乾隆十五年，以次年為太后六旬萬壽，高宗命於山半建「大報恩延壽寺」，又疏濬大泊湖，深廣兩倍於舊，因於湖之北濱，建石欄，設戰船，仿福建廣東巡洋制度，由福建調水師營官，教練香山健銳營兵弁水操，每逢三伏天在湖內操演。此湖亦即取漢武帝伐昆明意，易名昆明湖。及至南巡歸來命工部侍郎三和仿江南名勝修園，題名清漪。三和自乾隆十八年當工部侍郎，至三十八年歿於任上，一官亘二十年之久，專為高宗起造園林。有此一段淵源，所以在決定修園以前，先設水師學堂，借此名目，修園的工料均由海防經費中開支。且為遮人耳目計，德宗曾幾次奉慈禧太后觀操；至光緒十六年園成，水操亦即停止。
清漪園廢址，範圍甚廣，當年後山另附一園名惠山，即有八景之多；故自乾隆十六年濬治西湖開始，直至四十年方始落成，五十七年復又重修，倘按昔時規模施工，將成為一個銷金的無底洞，「海防新例」年復一年，永無休止之時。為此，閻敬銘想盡辦法反對，而不能收如同治年間諫停園工的效果者，由於昔有諸王支持言路；此刻清流既盡，言官如李慈銘所形容的「仗馬」，以不鳴為貴，復有醇王一手主持於下，以致於閻敬銘孤掌難鳴，唯有求去以為無言的抗議。
十四年年底，有了一個諫阻的機會，大內不戒於火，火起於太和門西旁的貞慶門，其時為十二月十五半夜，西風甚烈，因向東延燒至昭德門，至十六日午後始熄，翁同龢謂之為「奇災」。於是御史屠守仁、洪良品、吳兆泰等皆有封奏言修省。翁同龢十二月二十日記：
訪爕臣，本擬因火災上言，請停工作，惜經費、開言路、杜倖門，今日聞已有懿旨，萬壽山頤和園工程，除正路及佛殿外，其餘一切皆停罷，則此摺為贅疣矣。
爕臣謂孫家鼐，安徽壽州人，咸豐九年狀元；光緒四年以侍講學士入直毓慶宮，時官兵部右侍郎。他與翁同龢的關係，猶如翁與李鴻藻的關係。
這是自我譬解，亦是自欺之詞，他的內心實在也很痛苦，且聽他此事之前之後的心聲。十二月十八日，太和門被災後兩天記：
謁丹初（閻敬銘）相國，此老獨居深念，談時事涕泗橫流，畢竟君子，畢竟讀書人，吾滋愧矣。
每年除夕，翁同龢例有回顧一年，總結的感想。這年十二月廿九日除夕記：
今年五月地震，七月西山發蛟，十二月太和門火，皆天象示儆。雖鄭工合龍為可喜事，然亦不足稱述矣！況火輪馳驁於昆湖，電燈照耀於禁林，而津通開路之議，廷論譁然，朱邸之意漸回，北洋之議未改。歷觀時局，憂心忡忡，忝為大臣，能無愧恨？
光緒十三年六月初一，鄭州黃河決口，朝命特派禮部尚書李鴻藻督辦河工，需費浩繁；加以皇帝大婚，初步預算為四百萬；而頤和園工程又踵事增華，無怪閻敬銘涕泗橫流。
鄭州河決，漫口寬至五百五十餘丈，為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口以來最大的一次河患。李鴻藻經營經年，費銀至九百萬兩之鉅，終以款料不繼，憤而請停辦。嚴旨切責，終於在十二月十九日合龍。
天津至通州開辦鐵路，由李鴻章倡議，為醇王所支持。反對者以翁同龢為首，理由是資敵、擾民、失業，而真正的原因是，庫款調度，已感竭蹶，不能再事興作。後以醇王表示可緩，議格不行，所謂「朱邸之意淅回，北洋之議未改」，即指此而言。翁同龢與李鴻章在重大政策上的分歧，以此事為始。
至於頤和園工程，實際上不但未停止，且亦未縮小範圍。如東華錄所載光緒十六年九月十六上諭，御史吳兆泰奏請停止頤和園工程一摺，末段云：
該御史備員臺諫，乃輒以工作未停，有累聖德，並以畿輔被災，河決未塞等詞，摭拾瀆陳，是於朕孝養之心，全未體會，實屬冒昧已極。吳兆泰著交部嚴加議處。
「工作未停」一語，已說得非常明白。而吳兆泰「交部嚴加議處」，則慈禧已有惱羞成怒的模樣。不過嚴議也只是一句話，以後不了了之，尤足以看出，德宗與翁同龢都是同情吳兆泰的，「交部嚴加議處」不過敷衍慈禧太后的面子而已。
不獨頤和園，甚至圓明園也修復了一部分。翁同龢十七年正月廿二日記：
是日皇太后詣醇賢親王園寢，於圓明園之雙鶴齋用膳。
圓明園為英法聯軍所燬後，在同治十二年議重修時，課查尚殘存有十三處，「雙鶴齋」為其中之一。圓明園重修之議作罷，則仍為到處殘垣頹壁的一座廢園，即令雙鶴齋房屋在，內部陳設全無，且道路破壞，倘非重修，何能迎太后在此傳膳？
頤和園究竟在甚麼時候完工，並無明確的記載，僅有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的兩道上諭，第一道是：
前經降旨修葺頤和園，恭備皇太后慈輿臨幸，現在工程將次就竣，欽奉慈諭，於四月二十八日幸頤和園，即於是日駐蹕，越日還宮。從此慈駕往來游豫，頤養沖和，數十年宵旰勤勞，稍資休養，孺懷實深慶慰。所有一切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敬謹預備。
第二道是：
本月二十八日皇太后駐蹕頤和園，朕是日先往祗候跪接，王公百官均穿蟒袍補褂，於三座門外跪接。朕於是日仍還畫舫齋。五月初一日，皇太后由頤和園還西苑，王公百官仍穿蟒袍補褂於三座門外跪接。
上諭在慈禧幸園八日之前，猶謂「將次就竣」，可見非短期間內可以竣工。而四月廿八日的「典禮」，可視之為慈禧正式「退休」的開始。事實上亦只有此後的兩三年，為德宗真正親政的日子。
德宗大婚與親政，是在光緒十五年接踵舉行，大婚為正月廿七日，親政為二月初三日。翁同龢教導的「門生」，至此畢竟成立了。因而在正月廿二日，慈禧及德宗召見翁同龢於養心殿東暖閣，此為「獨對」，意義不同尋常，所以翁同龢日記中，所記特詳：
首言昨屠仁守事，對「御史未知大禮，然其人尚是臺中之賢者。」
（慈禧太后）曰：「吾心事汝等全不知。」
對：「此非該御史一人之言，天下臣民之言也，即臣亦以為如是。」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進士，為李鴻藻門生。所上封事，言歸政事。德宗接掌大權分兩個階段，十二年六月，慈禧召見醇王，面諭定明年正月歸政。醇王與翁同龢等面商，奏請慈禧太后訓政；俟德宗二十歲時歸政；數經週折，懿旨始允「再訓政數年」。
十三年正月十五，德宗親政，但政事仍由訓政的慈禧太后裁決。十四年六月，懿旨明年正月，皇帝大婚，二月初三日歸政。屠仁守於十五年正月廿一日奏言：「歸政伊邇，時事方殷，請明降懿旨，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書聖太后聖鑒字樣，懇恩披覽，然後施行。」屠仁守此奏，實為翁同龢而發，因為翁對德宗的影響力已明顯可見，歸政後，皇帶親裁大政，必諮詢翁同龢，則無軍機之名，而有軍機之實，故有此奏，作為對翁的牽制。而在翁同龢為了避一己之嫌，亦所以保護德宗，反力贊屠仁守之請，是一種極微妙的情況。
（慈禧太后）曰：「吾不敢推諉自逸，吾家事即國事，宮中日夕皆可提撕，何必另降明發？」
對：「此誠然。」
（慈禧太后）曰：「吾鑒前代弊政，故急急歸政，俾外人無議我戀棧。」
對：「前代弊政，乃兩宮隔絕致然。今聖慈聖孝，融洽無間，亦何嫌疑之有？」
（慈禧太后）曰：「熱河時肅順竟似篡位，吾徇王大臣之請，一時糊塗，允其垂簾。」語頃涕泣。
所謂「前代弊政」，指萬曆朝而言。「語頃涕泣」為回憶當年受肅順欺凌，二十餘年後，猶有餘痛，自亦不無做作之意在內。
對：「若不垂簾，何由至今日？」此數語極長，不悉記。
慈禧做作，翁同龢亦然。太后老臣之間，憶述常年種種艱危，一則自明其辛勞，有今日之不易；一則頌揚太后旋轉乾坤之功，以為迎合。
次及洋務，對：「此第一急務，上宜講求。臣前日所進馮桂芬『抗議』，內有談馭夷數條，正是此意。」
「抗議」為「校邠廬抗議」的簡稱，蘇州馮桂芬所作，馮為道光二十年榜眼，官至右中允，晚年告病里居，著作自娛。「校邠廬抗議」論時事頗有獨到的見解。
以下又談鐵路、談海軍、談書房，翁同龢要求「親政後第一不可改章程」。德宗保證「斷不改」。如是三刻，「語語皆暢」；慈禧太后又有「汝忠實」之諭。君臣恩義相孚，翁同龢躊躇滿志，情見乎詞。
翁同龢一生最得意的歲月，始於此日。但他謹飭自持，初意不過如乾隆朝汪由敦之事高宗，得能始終恩禮，並澤及身後，於願已足。是年正月，有題「汪文端碎錦書冊」之絕句云：
三十年中侍紫宸，雍容無愧王詞臣，要知走檄飛書手，半是鳴鑾珮玉人。
詩片南齋紀事多，當年舊式重摩挲，無多官拓時晴帖，未抵家藏碎錦窩。
靜以修身儉養廉，知公家訓本靜嚴，影堂像設終無益，積德傳經任要兼。
高宗好作詩，批覽章奏之餘，輒以硃筆作韻語，交南書房翰林或軍機繕呈，順便潤色，名為「詩片」，汪由敦常執此役。乾隆四十四年，高宗以汪由敦書法秀潤，命翰林院將其所書詩片墨蹟，摹勒上石，名為「時晴齋法帖」，官刻無多，受者珍視。所謂「無多官拓時晴帖，未抵家藏碎錦窩」，謂官刻詩片，雖可珍視；但不如私下所書的斷片零縑，更為寶貴。汪由敦的「碎錦書冊」，必有許多為高宗校改詩文的原稿，足以顯示君臣關係之密切，而此為「時晴齋帖」中所無由窺知者。翁同龢為德宗改正詩文，亦必保有若干手稿，甚至有御筆在內。此詩的言外之意甚深，要之歸於謹飭，以自明其心跡。
其時南北兩派，消長榮枯之跡，亦灼然可見。如因「大婚」、「親政」兩大典，大沛恩施，有懿旨十道，翁同龢列於「內廷行走」諸臣之首，獨賞花翎。徐桐、潘祖蔭，只賞宮銜；另一「毓慶宮行走」的孫家鼐，則與「上書房行走」的童華，均以侍郎而賞加頭品頂戴。
定制：文官非有軍功不得賞花翎。翁同龢之得翎，與那爾蘇之賞朝馬，皆為異數；定制文武大臣非六十五歲以上，不賞朝馬，貝勒那爾蘇年甫弱冠，而得蒙此賞者，只因為他是伯彥訥謨詁之子，而又為醇王之婿。
翁李榮枯
翁同龢之得賞花翎，為一種慈禧太后視之為「自己人」的表示，較尋常寵遇，有更深的涵義，令人刮目相看。其正月廿九日記賀禮云：
曾劼剛送皮冠一、假珊頂一、玉翎管一、翎一；醇王送玉翎管一、翎一；慶王送翎一；伯王送如意，英祥送翎一、玉管一；福中堂翎一、玉管一；麟芝庵如意；馬德春亦送翎一、翠管一，還之。
在取予之間，翁同龢很有分寸，醇王所送，有長者賜之意在內，當然接受；慶王所送之禮並不重，無不收之理；但伯王及麟書送如意，在旗人為晚輩向尊長賀喜的表示，故非璧謝不可，此外則看交情，曾國藩長子紀澤，與翁同龢相當投機，故所送四色全收，而實亦有為君擇賢的籠絡之意，曾紀澤如非翌年四月不永年，則在翁同龢的支持之下，必將在總署「當家」。福錕雖為熟人，交情並不深，故僅受花翎而辭玉翎管。馬德春花翎以外又送翡翠翎管，禮物最重，而翁同龢「還之」，因為此人開木廠；當時的木廠，專門承包起宮殿、修陵寢等等「大工」，馬德春是個富商。
相形之下，翁同龢的得意，更顯得李鴻藻的落寞。他的本職是禮部尚書，因鄭州河工日久無功，得了革留的處分。鄭工合龍，回京供職，處分並未撤消，不意因司員繕具大婚前期告宗廟的日期，發生錯誤，交部嚴議，雖革留不能再革留，但亦難望獲得其他恩遇，在大婚親政的恩典中僅僅開復處分而已。
至於屠仁守，則一念輕率，竟獲嚴譴，慈藤在懿旨中大唱高調，說「垂簾聽政，本屬萬不得已之舉，深宮遠鑒前代流弊，特飭及時歸政，上符列聖成憲，下杜來世口實，主持堅定，用意甚深。況早經降旨宣示中外，天下臣民翕然共遵，今若於舉行伊始，又降懿旨，飭令仍書聖鑒，披覽章奏，是出令未幾，旋即反覆，使天下後世，視予為何如人耶？」
由於慈禧太后自己都認為女主聽政，不足為訓，易滋流弊，而屠仁守居然仍舊主張請「明降懿旨」，外省密摺、廷臣封奏，由太后處分，因此處分甚重，而且咎由自取的情勢，非常明白，所以亦無人敢上奏申救，以致落得個「革職永不敘用」的結果。由李鴻藻設法，為他在山西謀得一個書院的講席，直至庚子之亂，始復起用為五品京堂，未幾下世。
當時黨爭的形勢是，北派一蹶難振而仍謀復振，南派方興將艾而畢竟未艾。此因翁同龢服膺君子群而不黨之說，同時自明末清初以來，南派的「黨性」，一向弱於北派之故。因此，北派遂有可乘之機。
機會是翁同龢忽然勤了鄉思，也是衣錦榮歸一念之作祟，思以今日之得意，謁告於祖塋，因於七月十五日具摺請假兩月，李鴻藻日記：「聞叔平請假兩月，摺留中未下。」旁人以為能邀准與否，尚不可知，但翁同龢卻頗有把握，摺上之日，即派人至通州部署南歸，七月十六日記：
上到書齋即諭臣准二月假，並令馳驛回京，再三云：此是懿旨。臣即敬對，明日具摺陳謝，請先退，上意黯然，臣於此時方寸激昂如波濤也，退擬摺稿，檢行李；送行者皆未見，有送食物者皆受之。
日記中並附錄上論云：「翁同龢懇恩賞假回籍修墓一摺，翁同龢著賞假兩個月回籍修墓，該尚書日侍講帷，深資啟沃，一俟修墓事竣，著加恩賞給馳驛回京。」
七月十八日至九月二十四日記，翁同龢特加標題為「南歸記」。其中最得意者，為記李鴻章的態度，如：
七月十八日：李相遺輪船候此久，遂用以帶余兩蕭，快如一馬。
七月十九日：午初抵吳楚公所馬頭，少待登岸至公所，李相及松漕台、運司、津道、關道等請聖安；東向立答之，退而茶，坐即行，拜李相，晤張幼樵、劉永詩、于晦若、湯伯述，皆幕府客也。申初詣相國邀飲，幕客三人及東牀陪坐，抵暮散。
「請聖安」為接待欽差的禮節。陪飲者除「東牀」為張佩綸以外，「三幕客」于晦若式枚為翁於光緒六年主會試所得士；劉永詩名傳祁，原為翁家西席；湯伯述名紀尚，浙江舟山人，協辦大學士湯金釗之孫，通政副使湯修之子，亦即翁同龢的內弟，原由翁同龢推荐於李鴻章，謀一招商局差使，而李鴻章延之入幕，北洋幕客甚多，特選此三人，並命東牀作陪，足見李鴻章刻意籠絡。
二十日：松漕督、額運司、胡津道、劉關道先後來，李相國來，皆晤談。劉借一船會客；李相以快馬小輪船來，極精緻。
二十一日：出大沽，五處炮台排隊升旗鳴炮，落日紅霞，微風蹙浪。
此亦是恭送欽差的禮節。翁同龢但有躊躇滿志之情，不覺逾分非禮；「落日紅霞」的閒筆，宛然曹孟德橫槊賦詩的心境。這些地方最足以顯示翁同龢書生的性格。
二十二日：午正泊燕（烟）台，東海關道盛荇（杏）生來見長談，送席受之，卻其它物。
二十四日：卯正入吳淞口……招商局道員馬建忠、沈能虎；釐金總辦道員吳承璐；上海縣裴大中先後來見。拜客、晤龔觀察照璦、裴大令，餘皆未見。
回舟，邵小村中丞候請聖安，告以途次無此禮，可不必，伊堅請，乃登岸就金利源棧房行之。
龔照璦為北洋嫡系的官僚，得任上海道為李鴻章以北洋財力支持的結果。其時李蓮英開始用事，賣官鬻爵，皆有行情；上海道一缺非銀十萬不能得。邵友濂（小村）甫於六月間由上海道調升湖南巡撫，已交卸尚未赴任。
翁同龢這一次南歸，名為修墓，實為掃墓，大會親族，漫遊蘇滬，於九月十七日由上海循海道北行，第三日抵津，其記事云：
二十日：巳初二刻至白塘口泊，快馬小輪昨已在此等候。未初二刻始抵紫竹林，李相及司道各官久候於招商局，登岸晤談。晚至李相處飲，同座者于晦若、劉永詩也。
李翁矛盾
大概在七月初，即已決定要造蘆漢鐵路，辦法是「兩頭並舉」，一頭漢口至信陽州，計長六百八十里；一頭是蘆溝橋至正定，計長六百里，其餘次第接辦，最後造黃河鐵橋接軌。直隸這一頭有李鴻章主持，湖北這一頭則鄂督裕祿，顯難勝任，自以調張之洞來籌畫為宜。
這一來造成了李瀚章的機會，裕祿調為盛京將軍；張之洞由兩廣移湖廣；李瀚章則以漕督調粵督。此為利用之一，發生於翁同龢請假南歸，摒擋行裝之時。
翁同龢這種問心無愧態度，即因有其至親湯伯述一函，盡知「荒謬」之故。不過手腕還是李鴻章厲害，十五年正月十五，以海軍衙門主稿，與軍機處會奏，申復停辦鐵路一案，請交沿江沿海各省將軍督撫，各抒所見，臺灣巡撫劉銘傳，署理江蘇巡撫黃彭年，大致支持津通路，而兩廣總督張之洞主緩辦津通，改為自蘆溝橋起，經河南達於漢口。李鴻章始而不悅，從而贊成，是因為張之洞的主張，大可利用之故。
二十一日：李相來送並贈行，不能卻。辰初登岸至吳楚公所，李相率司道各官畢集。出至廳事，李相等跪安，敬答曰：「回京代奏。」（立在下首）
贈行之數必不少。丁寶楨每回進京述職，李鴻章都為他準備一萬現銀，以備打點，則為翁同龢「贈行」，縱無一萬，亦當有五千。所謂「不能卻」，則以津通鐵路的牴牾，倘堅辭不受，彷彿仍將與之為難。但此行大有所獲，則畢竟是事實。
另一方的事實是，李鴻章修津通鐵路的一筆爛帳，已經解決。翁同龢以戶部尚書的立場，復有「管部大學士」閻敬銘的督促，反對津通修路，持之有故。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記：
得湯伯述函，備言辦鐵路者之荒謬借洋債。
又十五年正月初六日記：
得伯述函，合肥以鐵路事頗訕誚，余置之不足道矣。
利用之二是津通路所借洋債，有了清償的機會；八月初六日海軍衙門奏復修造蘆漢路一案，首先表明「不敢固執成見，津通鐵路應即暫行緩辦」，但必須先有善後之策；易言之，欲辦蘆漢路，以了結津通路的債務為前提，而「事非辦理不善，亦無可著落追賠」，勢非動用官款不可。
津通路只修成天津經塘沽、蘆台以至閻莊一段，但所借洋款已一百二十餘萬兩，以五釐行息。此款籌還的辦法是，招商局有各省官款五十七萬，請儘數提用，李鴻章稱為「以公濟公」。不敷之數，延長海防捐一年，由各省藩司將報捐款項，直接解交海軍衙門，並咨吏部戶部備案。
至於蘆漢路，長三千餘里。據李鴻章的估計，所需費用如下：
一、雙軌佔地寬七尺，每一里路佔地六十畝，每畝地價約二十三、四兩。總計約需四百二十餘萬兩。
二、造價每里合銀七千三百十二兩，三千里計需費約兩千兩百萬兩。
三、沿路路越直隸、河南、湖北三省河流二十六條，寬或十餘里，狹或兩三里，其餘小河支港尚不在內，造橋經費每座自十餘萬至五、六萬不等，估計最少需銀三千萬。
以上總數五千六百餘萬兩。籌款之法，以「商股」、「官帑」、「洋債」三者並行。但實際上李鴻章初步所著眼的，只是官帑。
故在結論中說：
總之，鐵路為今日利國利民之大端，經臣衙門與各疆臣反覆推求，實已無義不搜，無微不至，今緩議津通而先辦漢口、蘆溝，兩頭並舉，四達不悖，以為經營全局之計，循序漸進之基，庶幾有益於國，無損於民，事出萬全，決可毅然興辦。倘蒙聖心審定，應請簡派公正廉明、熟悉洋務之重臣，召集公司，嚴定章程，妥為經畫。漢口距信陽州六百八十里，蘆溝距正定六百里，無論或借或撥，應先集款一千萬兩，俾令勘路定料，庶免停工待款。
奏上，旨派李鴻章、張之洞會同海軍衙門妥籌開辦。並派直隸按察使周馥，河道潘峻德，隨同辦理。
廷臣中自亦有不以造蘆漢路為然者，通政使黃體芳上疏，謂造鐵路不可借洋債以自累；御史中亦有言黃河鐵橋難成者。而醇王持之甚堅；因為造蘆漢路雖似不急之務，但海軍購艦，頤和園待修工程，非有鉅款接濟不可，先籌一千萬兩，便可暫時挪用，以濟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