賜壽
翁同龢生於道光十年庚寅，到光緒十五年己丑六十歲。適當德宗親政，特旨賜壽；此為慈禧太后酬謝師傅的一種表示。翁同龢四月二十七日生日記：
是日末入直。質明起，祠堂叩頭，瞻戀悽愴。
客來者命諸孫於壽堂答拜，而請各科通家數人照料之。九列則自己答拜，計一日中不下五、六十人，起跪尚支持也。凡用酒席四十桌，餘四席送迎天使四位（英濟臣、那琴軒、啟仲履、端午橋），陪天使者二位（榮仲華、崇受之）；福箴庭照料一切。
「九列」包括內閣、六部、九卿等，三品及二品以上者，不會超過八十人，趨賀者不下五、六十人，不可謂少。英濟臣名英綿，刑部尚書麟書之子，端午橋即端方，其叔名桂清，曾與翁同龢同值毓慶宮，與榮祿、李鴻藻至交；那琴軒即那桐，其父名浦安，咸豐三年進士，八年派充會試同考官，以出賣關節，與大學士柏葰同日棄市。此三人皆司官，端方，那桐，一在工部，一在戶部，尤紅極一時。啟仲履名啟綏，亦為司官，次年成進士。
陪「天使」者榮祿、崇禮。榮祿已由醇王保荐而復起，時官領侍衛內大臣；崇禮是正白旗包衣，本姓姜，久任步軍統領。所謂「天使」即賷旨來賜壽的使者，銜名見下：
巳正天使至（德慶，上駟院鄉），黃亭亦來，跪迎大門外，子姓隨跪，隨入安掛扁對畢，使者西向授如意，跪受陳於案；起，並行三跪九叩禮，讓天使茶，隨讓酒，甫舉杯即起，跪送大門外；副使二人，堂主事四人等已失去矣。客來極夥，不能悉記，薄暮始畢，余亦汗流浹背。
上駟院屬於內務府，卿二人，正三品。派德慶為使，純粹由於他的名字，表明了賜壽的意義，祝賀之中有勗勉之意，翁同龢延榮祿，崇禮陪天使，亦以借用此二人之名以紀恩，翁同龢與崇禮並不熟。
黃亭又稱「龍亭」，賷來賜壽禮物。翁同龢自記：
賜件：扁一方，聯一副，福壽字各一，三鑲玉如意一柄，銅壽佛一尊，繡蟒袍料一件，小卷（綢）八個。
賜件皆成雙作對，共計八件。李慈銘日記：「詣翁師，六十賜壽，有『謨明諧弼』扁，賀客甚盛。」翁同龢自謂「投贈紛紜，平生所未有。」復綴以「顧念時勢，意怦怦然。」楚辭：「心怦怦兮諒直」，受恩深重，油然而興以諒直報君之念。此後之與李鴻章、張之洞不協，平情而論，皆由於以諫直之心，操度支之權而起。
張之洞之為人，大致如以後大理寺卿徐致祥劾奏中所言：「謀國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剛、運籌似遠、實則志大而言誇、力小而任重、色厲而內荏、有初而鮮終。徒博虛名、無裨實際，殆如晉之殷浩；而其堅僻自是，措置紛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中外諸臣章奏之工，議論之妙，無有過於張之洞者；作事之乖，設心之巧，亦無有過於張之洞者。」
謂其「章奏之工，議論之妙」，以及「設心之巧」，皆為篤論。王湘綺日記，於光緒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即張之洞移督湖廣之命甫下時云：「孝達口舌為官，平日好事，愛文章而不重氣節。」持論亦非過苛；由粵調鄂，無非論鐵路一疏之力。到湖北後，反不提蘆漢路。徐致祥劾奏中云：
光緒十五年，該督創由京師蘆溝橋開鐵路至湖北漢口之說，其原奏頗足動聽，迨奉旨移督湖廣，責其辦理，該督聞命即爽然若失，蓋明知其事必不成，而故挾此聳動朝廷，排卻眾議，以示立異。說既不行，則又改為鍊鐵之議，以文過避咎，乞留鉅款，輕信人言，今日開鐵礦，明日開煤礦，附和者接踵而來；此處耗五萬，彼處耗十萬，主持者目不暇給，浪擲正供，迄無成效，該督又復為計彌縫，多方搜索，一如督粵時故智。
張之洞督粵時，即大事興作，財源則為恢復「闈姓捐」，嘲張之洞的諧聯中，所謂「八表經營，也不過山西禁烟，廣東開賭」即指此。
張之洞於十五年十一月底接事，十二月即派人分赴各地查勘煤礦、鐵礦。而在廣東所設各廠，又有移鄂之議；原來李瀚章督兩廣，只要「闈姓捐」，不要辦工廠，乃有請移鍊鐵廠於直鄂，移製械廠於北洋之奏，結果因為張之洞好大喜功，鍊鐵廠、槍炮廠均移湖北。遷移之費，即為浪費，翁同龢以戶部尚書的立場，當然不滿。
又一怨家張廣雅
張之洞託名「弟子」，實為自撰的「抱冰堂弟子記」云：
己丑、庚寅間，大樞某、司農某，立意為難，事事詰責，不問事理。醇賢親王大為不平，於議覆所奏各事，皆請特旨施行，且極口稱讚，有粵省報銷不為多，一也；於沙路河道，立阻敵船鐵樁，二也；修瓊廉炮台，三也；修鎮南關炮台，四也；購槍炮廠機器，五也；購織布機器，六也；清查沙田，給照繳費，七也；並作手書與樞庭諸公曰：「幸勿藉樞庭勢，恐喝張某。」又與大司農言曰：「如張某在粵有虧空，可設法為之彌補，不必駁斥。」
「大樞」謂孫毓汶，「司農」自是翁同龢。稽諸當時文獻，實不得謂之「事事詰責，不問事理」，如十五年十月十七日上諭：
張之洞奏，建築瓊廉海口炮台，以固防局一摺，覽奏均悉。各省築台購炮等事，均應先期咨商海軍衙門，議定有案，方准興修，前經該衙門奏准，通飭遵照。瓊廉防務，張之洞前於巡視海口摺內，奏明興辦，惟係統陳大概情形，並未將築台若干，購炮若干，先行咨商海軍衙門，籌定請旨。現在閱時既久，始將購炮築台各節，一一陳奏，均係動用鉅款，率行定議，殊屬不合。張之洞著傳旨申飭。所奏瓊廉等處現辦各事宜，均著該衙門議奏。
觀此則是否應受申飭，不言自知。張之洞之擅專，有時過於左宗棠。如為恭王、寶鋆等當政恐不止於申飭。
至謂翁同龢立意與之為難，則由於軍需報銷一事，亦在十五年十月，張之洞將交卸赴新任時。是月二十三日上諭：
前據張之洞奏，廣東軍需善後報銷，請免造細冊，當諭令該部議奏。茲據戶部遵旨覆奏：向來核查報銷，均須造具細冊，方能按照舊章，詳細勾稽，分別准駁，若僅開單具報，無從核算。前經該部奏明，光緒九年以後軍需等款，概令造冊報銷，不准再有開單奏報，各省均經遵照辦理。
乃張之洞輒將九年以後軍需善後各款，率請開單具報，不特與戶部奏案，各省辦法不齊；且事止一省，時僅數年，按籍可稽，何難詳細造報？國家度支所入，絲毫皆關帑項，豈容祇圖簡報，不顧定章，任意陳請？至所稱冊籍如山，徒使堂司各官，不能閱算，祇供書吏刁難之具，尤不成話。該部書吏果有藉端需索情事，張之洞即應指出其人，以便嚴行究辦，何得藉案牘繁多，冀免造冊，殊屬非是。所有九年至十四年收支各案，仍著督飭局員，迅速造具細冊，報部核銷，毋得稍有含混。所請開單奏報之處，著不准行。
軍需報銷，一向為朝廷所重規，因當用兵之際，需款火急，無從查詢其詳細用途，每就近省可以動用款項，先行指撥，且常為鉅數。事定以後，理當造冊報銷，分為「舊管」、「新收」、「開除」、「實存」四款，細為開列，稱之為「四柱清冊」。如果實報實銷，照帳開列，本為困難；但必有許多無法開列的支出，便須改變名目，巧為彌縫，於是戶部及兵部書辦，得以從中需索，稱為「部費」。
軍需報銷，不論專閫之將身分如何尊貴，帝眷如何優隆，皆不可免。清人筆記中記福康安軼事云：
福郡王征西藏歸，戶部書吏索其軍需報銷部費，乃上刺求見，賀喜求賞。福大怒，厲聲詢之。對曰：「索其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數千萬，冊籍太多，必多添書手，日夜迅辦，數月之間，全行具奏，上方賞功成，必一喜而定。若無巨資，就本有之人，陸續分案題達，非三數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軍報銷，明日所奏又西軍報銷，上意倦厭，必于詰責，物議因而乘之，必興大獄，此乃為中堂計，非為胥吏計也。」福聞之大為激賞，遽飭糧台，以二百萬與之，蓋道光以前，軍需報銷，部費皆加二成，不似今日之數厘也。
福康安為高宗私生子，身被異數十三，而軍辦報銷，不聞開單可以了事。左宗棠西征成功，勳業彪炳，而自同治五年由閩入關至光緒三年十二月底，回疆肅清為止，軍需亦分三案報銷，唯一的例外是曾國藩。
當洪楊平後，部吏欣欣然色喜，醵資兩萬，雇聘書手，購備文具，打算為湘軍辦軍需報銷，而有所勒索。後由倭仁上摺，請免辦報銷，恭王支持，竟得邀准，此因弭平大患，餉皆就地自籌，而非出自國庫，收入既無案可稽，支出又何從查考？報銷為一毫無意義之事，徒為胥吏製造發財機會而已。
張之洞奏請開單報銷，即由於有曾國藩的前例可援，但誠如上諭所言，「事止一省，時僅數年，按籍可稽，何難詳細造報？」謂翁同龢立意與之為難，自是有成見的苛論。
至於李鴻章，一向輕視張之洞，但光緒十五年以後，由於彼此都對翁同龢不滿，及張佩綸從中拉攏之故，竟結成聯合陣線。張之洞到湖北後，深恐孤立無援，刻意結納李鴻章，書函中推挹備至，解釋初無反對設津通鐵路之意；又欲延攬張佩綸至湖北主持「三廠」，以其門生樊增祥返京之便，特囑往訪張佩綸勸駕。樊增祥函復張之洞，記與張佩綸在天津傾談兩日之情況云：
三廠交伊接替，則自云無出山理。且云：「不婚猶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親之列，則合肥之路斷矣。」又云，在甥館本不與公事，惟函丈三廠事，若有稍近瑣屑，不欲逕達合肥者，可電致渠處，渠當代達云云。又云，合肥此次得書甚喜，渠在旁云：「事事皆可助，惟錢不能助。」合肥云：「錢亦能助，如部撥山東修河之六十萬金，若推延不解，我亦可代催。又如鋼軌既出，我少買洋軌，多以軌價付鄂，俾資周轉，是亦相助之道也。」受業窺此兩人，均已為函丈所用，豐潤尤有結托之意，但使時時假以書問，必效臂指無疑。渠又云，密電可不用，緣電報房密邇合肥，若渠致鄂電，密不能繙，必使合肥生疑。此亦實情。
謂張佩綸「尤有結托之意」，則以張佩綸在岳家不甚得意，樊增祥函中又云：
幼樵識見之明決，議論之透快，其可愛如故。吾師何妨招其遊鄂，縱不能久留，暫住亦復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極，郎舅又不對，絕可憐也。
「郎舅又不對」下，原註：「小合肥欲手刃之。」指李鴻章長子李經方。經方為李鴻章的嗣子，但頗攬權。翁同龢不滿李鴻章，半亦由李經方而起。翁同龢光緒十六年四月初三日記：
李伯行經方來談洋債事，蓋三千萬元之議創於彼也。
次日又記：
晨入晤福相，同尋慶邸，懇其力持大體，不借洋債為妙，即不能止，少借甚妙，語甚繁。
奕劻其人
奕劻其人，據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記其出身云：
劻本罪宗永璇裔，少為四品閒散宗室，工書翰，習繪事，而貧甚，幾不能自存，嘗假旗人明昌所授徒。繼承綿準嗣襲貝子。舊嘗共孝欽外家居，輒代照祥為書達后；及垂簾，遂漸嚮用，而所執皆例差缺，若正紅旗滿州都統；管理神機、火器、鳥槍等營是也。穆宗大婚，充納采正使；親政，晉貝勒，為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光緒御極，晉郡王銜；後晉郡王，領譯署事。
譯署即總署。光緒十年朝局大翻覆，恭王失勢，慈禧以軍機及總署，命禮王世鐸、貝勒奕劻分掌。海軍衙門成立，奉旨幫辦海軍事務。光緒十六年春，醇王病已甚重，慶王權力升高，故翁同龢不贊成借洋債，須與慶王商議。
借這筆洋債的用途，是為了建造關東路。當時因為俄國積極興建西伯利亞鐵路，日漸東侵；同時朝鮮的情勢不穩，李鴻章與醇王、慶王、曾紀澤等商議，認為鞏固邊防，控制朝鮮，以建造關東鐵路為當務之急，因而奏准停造蘆漢路。關東路的路線經過兩次勘查，決定由天津出山海關，取道錦州至奉天，另建支路通營口。經費先估二千萬兩，重估需三千萬兩，向奧國富商倫道呵洽借，李鴻章電令駐法參贊陳季同交涉，條件是：借銀三千萬兩，分三年交清，年息四釐五，息銀半年一付，佣金二釐五。俟借款收足後，再按年勻還本息，但每年以不超過二百萬兩為度。因為造鐵路每年由戶部籌二百萬，是翁同龢作了承諾的。
這一交涉由於在借款條件以外，牽涉到購料及雇用洋人施工的問題，函電交馳，時經半年，磋商將近成功時，醇王病故，情勢立即發生了變化。
本來興建鐵路之議，除了李鴻章以外，最熱心的是醇王及曾紀澤。醇王是由於他的勢力地位，曾紀澤則由於他的洋務權威，發言無人敢駁，那知先是四月間曾紀澤病故；繼而醇王於十一月廿一，也就是公元一八九一年的元旦下世，於是建議緩借洋仪，仍以原有的鐵路經費築關東路，自光緒十七年起，年撥二百萬，作為專款。據說緩借奧商洋債一事，另有內幕，當時俄國為了與中國競爭，一面自己加緊建造西伯利亞鐵路；一面千方百計活動，想打消中國興建關東路的計畫。
醇王可說是賷恨以歿。他早年是守舊派，思想與倭仁差不多。但生性好武，即不能不承認堅甲利兵的事實，有幾件事促使他的思想轉變，第一是受左宗棠的影響。由於胡雪巖為左在上海採辦軍火，西征將士的武器是最犀利的；左宗棠以幾次戰役的實例，有力地證明了「卒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醇王曾請左宗棠至神機營看操，左宗棠外放時，亦以一批新式槍械贈送神機營為回報，從這些情形可以看出左宗棠所予醇王的影響。
第二是光緒十二年四月，醇王在李蓮英隨行、李鴻章引導之下巡海，視察旅順、威海衛的港口炮臺，及水陸操練，大開了眼界。醇王原有僧格林沁的那種自以為神武，不服外國軍隊的剛愎想法，此時已消失無遺。
第三是聽曾紀澤、許景澄等人，談西洋進步的情形，逐漸瞭解何以不如人的道理。他由早年反對建造鐵路，一變而為最熱中於造鐵路，此固由於坐過天津至大沽口的火車，二百六十里，僅須三小時，能達到兵貴神速的要求，但亦因深信造鐵路為富強之基，辦成這件事，差可彌補「渤海換了昆明湖」之憾。他如果知道他一死，廷議立即決定緩借洋債，一定會深恨未能多活一兩年，及身得見關東路開工。
醇王是死有餘恨，但朝中士大夫過的卻是歌舞昇平的日子。這種日子在光緒十五、六年便已開始了。前引樊增祥致張之洞函中，有一段云：
都門近事，江河日下，樞府惟以觀劇為樂，酒醴笙簧，月必數數相會。南城士大夫，借一題目，即音尊召客，自樞王以下，相率赴飲，長夜將半，則於筵次入朝。
翁同龢亦頗以為憂，其十八年正月十八日記云：
出城應張相國之招，在福壽堂觀劇，日將落始歸。近來士大夫專以此為樂，一齣新戲，費五十金，可以知風尚矣。
話雖如此，翁同龢自己亦是非赴宴，即宴客，殆無虛日。如是年正月：
初五日：邀同鄉親友飲春酒，午正坐，申正散。
初八日：是日邀國學友人飲，午初三入座，申初散，甚歡。
初十日：邀（南齋）諸君飲，余作東。
十三日：午邀南皮相國諸公飲，待客齊，未初二刻，散時申初，甚樂。
旬日之內凡四宴客，賓朋之盛，可以想見。這年翁家大門的春聯是：「盍簪喧櫪馬、束帶聽鳴雞」，集杜詩而成，「盡簪」者「群朋合聚而疾來」；下聯則自表正色立朝。這聯春聯典雅堂皇，傳誦一時，表現了狀元才情的另一面。
失曾得張
光緒十六年對湖南人很不利，湘軍水師領袖彭玉麟、楊岳斌及曾國荃、曾紀澤叔姪，都在這年下世。曾紀澤之死，翁同龢頗為傷感。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廿六日記：
訪劼剛問疾，則鼓在門矣。入哭，為改遺摺。嗟嗟，此人通敏，亦嘗宣勞，而止於此，可傷也。
原來翁同龢自德宗親政後，為君擇賢，頗留意人才。他本身很討厭跟洋人打交道，但亦深知洋務重要，故進「校邠廬抗議」；因為如此，洋務人才，更為翁重視，而曾紀澤在他心目中，即是辦洋務最理想的人選。嗟嘆「止於此」者，在翁同龢的想法，曾紀澤應該主持總署，始盡其用。
當曾紀澤去世前不久，總署添了一個重來的新手，由美回國的張蔭桓。此人對翁同龢晚年的榮枯，有莫大的關係，清史稿本傳：
張蔭桓字樵野，廣東南海人，性通侻。納貲為知縣，銓山東。巡撫閻敬銘、丁寶楨先後器異之，數薦至道員。
光緒二年，轉登萊青道，時英國請闢煙臺租界，議倡碼頭捐以歛厚貲，蔭桓持不可。又義冢一區為人盜售，有司已鈐契矣，復與力爭，卒返其地。
七年授安徽徽寧池太廣道，抉蕪湖關痼弊，稅驟進。
明年遷按察使，徵還，賞三品京堂，命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十年除太常寺少卿。
蔭桓精敏，號知外務。驟躋巍官，務攬權，為同列所忌。給事中孔憲穀摭其致蘇松太道邵友濂私函為洩朝旨，劾之，詔出總署。又以語連同官，並罷周家楣等，朝列益銜之，左遷直隸大順廣道。
十一年命充出使美日秘三國大臣，踰歲赴美，舟抵金山，稅司黑假索觀國書，蔭桓謂非關吏所得預，峻拒之。電詰美外部，黑假踧踖慚謝。
原來中美關係，當時處於低潮時期，主要原因為中美之間的貿易衰落；而衰落的原因有四：第一、美國內戰後航業不振；第二、美國關稅激增；第三、中國銀價慘落；第四、美國原來從事對華貿易的許多商業鉅子，大部分放棄對華貿易，回國從事新興事業。
美國對外關係，一向以商業利益為主。中美貿易額既然減少，美國對華的態度，遂亦漸致冷淡；而導致排華事件的發生，則兩國僑民間的糾紛，頗有關係，所不同的是兩國政府的態度。
美國在華僑民遭遇侵擾迫害，主要的是傳教問題，當時稱為「教案」，不僅美僑為然，凡西洋各國的傅教士，都曾遇到過此種不幸事件。自同治九年天津教案開始，有山東即墨教案、濟南教案、鎮江教案、重慶教案，美籍傳教士都曾遭受財產、事業上的損失，不過中國官廳都曾對肇事暴徒，按律嚴辦，並由政府賠償損失。
華僑在美遭受侵擾迫害，則大半出於就業問題。美國自南北戰爭結束後，亟欲完成橫貫大陸的鐵路，需要大批刻苦耐勞而工資低廉的華工，因於同治六年乘駐華美國公使蒲安臣第二次任期已滿，徇恭親王、文祥等之請，代表中國擔任「巡迴大使」，先赴美國、再赴歐洲的機會，締結了一項移民條約，華工赴美者因而激增，兩年之中人數達到兩萬八千餘名，絕大部分住在美國西部。
其時美國發生經濟恐慌，美國產業界縮減業務，減低工資；而又適當中太平洋鐵路完成，大批華工正在另覓工作之時，因而以其完全符合雇主希望的優越條件，取代了美國工人的位置，因而激起了大規模的排華運動。
加州的華僑最多，所以排華亦最激烈，加州議會多次通過排華法案，但為聯邦法院及加州法院，判為違憲，宣告無效。於是排華派一方面發動輿論攻擊華僑；一方面向國會請願，要求限制華人入境，而國會並未接受。這樣到了一八七七年，亦即光緒三年夏天，加州暴民突然以暴力攻擊華僑，焚燬華僑住所。風波歷三日始由加州政府出面阻止。
其時排華運動逐漸變質，成為一個政治問題，西部民主黨以排華作為競選的口號，且於國會中成立了限制華人入境的議決案，但為共和黨的總統海斯所否決。
海斯此舉，加州人民大表不滿。加州本為共和黨的根據地，民主黨遂起而指責，謂共和黨出賣加州人民。下一年適當大選之期，海斯為挽回計，特遣專使安吉立等赴華，談判修改移民條約。中國方面由寶鋆、李鴻藻為代表，自八月間開始，經兩個月的磋商，完成「中美續修條約」四款，中國同意美國得立法限制華工人數或暫停華工入境，惟必須「合理」。事實上由民主黨策動，通過於國會的停止華工入境的法案，極不合理。
當「中美續修條約」談判期間，美國發生丹佛暴動案，白人三人聚毆一華人，引發騷亂，華僑死者一人，並有財產損失。中國駐美公使鄭藻如提出抗議，美國政府按照司法程序處理，並未如同中國政府之保護美僑，擔負起賠償的責任。
至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九月，懷俄明州石泉地方，發生華工被慘殺事件，起因為在石泉的各國礦工要求增加工資罷工，華工不願參加，乃遭非法攻擊，華人死者二十八人，傷者十五人。美國政府的態度，一如往昔，認為此係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糾紛，應由司法解決，而法官及陪審團則曲盡其開脫庇護之能事，駐美公使鄭藻如因向美國國務卿倍雅德提出一份極有力的抗議，認為美國政府未能保護華僑，已構成違約；同時追述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入侵時，美僑遭遇損失，中國政府曾予以鉅額賠償，而各省直接賠償者，尚未計算在內。中有一段云：
夫本國政府之出此，非因在國際公法及條約上負有何種責任，不過於艱困之中，尚欲示貴國以好感耳。本國政府未嘗檢查證據，亦未嘗派員參加分發此種鉅額之款項，但憑貴國公使之一言，中國政府應付若干，即付若干而已。
兩個月以後美國國務卿始有答復，仍持原來的主張，但表示基於人道立場，將要求美國國會予以賠償，但以後不得援以為例。結果美國國會通過撥款十四萬七千元，作為賠償華人損失。
當石泉暴動事件發生後，消息傳至廣東，群情憤慨，準備報復。粵督張之洞一面出示禁止，一面致電總署及駐美公使鄭藻如，要求索賠懲凶，並列出光緒十年以來，華僑遭害各案，並有「十苦」、「六不近情」、「七難」之訴。所謂「七難」者：「守業難、拒匪難、求保護難、居大埠難、居散埠難、業工難、業商難。」大埠謂舊金山，散埠則謂其他各地。
張蔭桓使美，即當此「七難」之際。平情而論，在美華工不能與其他各國移民獲致同樣的待遇，華工本身的知識程度、生活習慣，以及華工本身分幫械鬪等，與美國社會格格不入，亦有相當的關係。張蔭桓的眼光放得遠，認為華工赴美問題不是重點，美國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勞工，禁止華工赴美的方法甚多，防不勝防，要緊的是：第一、已在美國落戶的華工，得以保留居住權；其次，如何不因華工問題，影響其他華僑的正當權利。因此一面奏請續留鄭藻如在美，協助處理華工問題；一面主動向美表示，願自我設限，談判另訂協定，於光緒十四年初春，達成協議。清史稿「邦交四」記：
尋議寓美華工約，定約六款：首言中國以華工在美受虐，申明續約禁止華工赴美；次言華工在美有眷屬財產者，仍准往來；三言華工以外，諸華人不在限禁之例，並准假道美境；四言華人在美，除不入美籍外，美國仍照約盡力保護；五言華工被害各案，美國一律清償；六言此約定期二十年互換。
此約所得多於所失，一望而知。不意在簽字奏報回國時，正逢廣西桂平發生教案，美國教士富利淳所設的醫院被搗毀，領事索賠五千餘元。其時廣東華工正因不能赴美，歸咎於張蔭桓之際，因而借題發揮，反對張蔭桓所簽訂的協定。總署不得已命張蔭桓與美國再議。清史稿「邦交四」又記：
蔭桓以三端要美：一、請酌減年限；二、請訂約以前回華之工，如有眷產，亦可稟報中國領事，補給憑批回美；三、回華工人在美財產不及千元者，作何辦法，亦應商及。議久不決。
光緒十五年年底，改派翰林院侍講崔國因使美，張蔭桓於十六年閏二月初回國，以太僕寺卿仍派在總署行走，自此與翁同龢的蹤跡漸密。
翁同龢與張蔭桓交往頻仍的原因有三：第一、張蔭桓富收藏，精鑒別，是研究清初「四王」的專家，而翁同龢其時境遇正佳，月必數數至琉璃廠物色書畫，與張蔭桓的興趣相同；其次，張蔭桓好飲食，宴客肴饌，必精必潔，翁同龢以應張之招為一樂事；第三、張蔭桓與徐郙至交，翁同龢所到的應酬場中，有張必有徐、有徐必有張，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許多接觸的機會。
賞識奇才張蔭桓
翁同龢與張蔭桓訂交於光緒十年。是年四月三十日記云：
拜張觀察蔭桓。晚張樵野來長談，此人有文采，熟海疆情形，其言切實，蓋雨生得意人，余曾於雨生、若農處識之。伊云：法之議和，實畏埃及兵事不了也。山東威海衛，戚大將軍備倭所築，東距旅順、西距煙臺各二百里，必當設重鎮，此島可泊兵船鐵甲。精鐵出外洋，山西所產，運腳太重，又不分條板，難用。對外國人切不可說夸大氣矜語。
其時張蔭桓方任安徽寧池太廣道，故稱「觀察」。若農為李文田，雨生則丁日昌，洪楊後首任江蘇巡撫，與翁同龢為換帖弟兄。丁日昌與張蔭桓，同為廣東籍，一為豐順，一為南海，出身相似，皆以州縣起家；作風亦頗相似。翁同龢光緒八年三月十四日記：
丁志德來見，雨生胞姪也。伊言：雨生因賑捐事為人侵冒，請地方官勒追，因此不協於鄉里，由是發怒吐血，遂卒。挽以聯云：「政績張乖崖，學術陳龍川，在吾輩自有公論：文字百一廛，武功七二社，問何人具此奇才？」
北宋張詠，自號乖崖，宋史本傳，謂其「剛方自任，為治尚嚴孟」。學術擬之為陳龍川（亮），則以丁日昌於同治八年曾條奏「舉賢才、汰虛冗、益廉俸、選書吏、輸漕粟、變武科」，方之陳龍川的「中興五論」。
所謂「武功七二社」，指丁日昌於光緒元年起授福建巡撫，曾力疾渡臺，平伏南北番社。「百一廛」指蘇州黃丕烈的「百宋一廛」，黃丕烈在洪楊前後，為東南藏書家第一；丁日昌亦好藏書，成「持靜齋書目」五卷，「文字百一廛」指此；丁日昌平生無著作，挽詞不能不以此湊數。而持靜齋藏書，則多巧取豪奪而來。上海郁氏，以經營沙船致鉅富，後裔有郁松年字泰峰者，道光廿五年恩貢，築「宜稼堂」藏書，多黃氏「百宋一廛」精槧；歿後，其家曾受丁日昌荼毒，「清稗類鈔」記其事云：
雨生嘗乞應敏齋方伯寶時介紹，至郁氏閱書，自取架上宋元刊本五十餘種，令材官騎士，擔負而趨。時泰峰已逝，家中落，諸孫尚幼，率其孀婦，追及於門，雨生不能奪，取其卷帙少者，自署輿中，其卷帙多者，僅攜首帙而去。
此文出日本漢學家內藤虎之手，不必諱飾，故能存其真相。據說後由應寶時調停，以宋版「九朝編年」等十種為贈，其餘仍歸郁家。丁日昌撫蘇時，蘇州舊家散出古籍甚多，丁日昌以賤值巧取，持靜齋藏書，大率由此而來。
張蔭桓既貴，以出身自慚，讀書以外，亦以收藏知名，以期與扢揚風雅的翁同龢、潘祖蔭、李鴻藻、盛昱接席。其書齋名「百石齋」，藏王石谷畫百幅。「孽海花」第十九回，描寫莊稚燕助魚陽伯奪孤兒寡婦的王石谷「長江萬里圖」，魚以此圖贈莊稚燕之父，準備活動上海道，在天津巧遇金雯青一段情節，莊稚燕即張蔭桓之子張塏徵；魚陽伯即魯伯陽；而金雯青為洪鈞。魯伯陽行鉅賄得放上海道，事在光緒十九年十一月；而洪鈞奉召入總署進京，在十七年十一月，時間不符，但記張塏徵謀畫一事，大致為事實。此為張蔭桓與丁日昌作風相似之處。
翁同龢與張蔭桓往來，牽涉到一個人，就是康有為。他第一次入京，在光緒十四年，其「自編年譜」記是年經歷云：
九月遊西山，時講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極望，輒有山河人民之感。計自馬江敗後，國勢日蹙，中國發憤，只有此數年閒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後欲為之，外患日逼，勢無及矣。時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蔭，常熟翁師傅同龢，徐桐有時名，以書陳大計而責之，京師譁然。值祖陵山崩千餘丈，乃發憤上書萬言，極言時危，請及時變法。黃仲弢編修紹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實左右其事。
十月遞與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許之上。時翁常熟管監，以文中言及「馬江敗後，不復登用人才」，以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歸咎於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時張佩綸獲罪，無人敢言，常熟恐以此獲罪，保護之不敢上。時適冬至，翁與許應騤，李文田同侍天壇，許李交攻，故翁不敢上。
「許李交攻」者，攻康有為。「故翁不敢上」句，疑「翁」字下脫一「益」字。康有為續記：
時鄉人許、李皆位侍郎，怪吾不謁彼。吾謂彼若以吾為賢也，則彼可來先我，我布衣也，到京師不拜客者多矣，何獨怪我？卒不謁，故見恨甚至也。
前世孽緣康有為
據翁同龢日記，在光緒十四年時，翁對康有為頗持戒心。十月十三日記：
南海布衣康祖詒上書於我，意欲一見，拒之。
翁同龢以愛士著稱，而康有為雖為布衣，但翁必曾聞諸盛昱、沈曾植、屠仁守等人的稱譽，尋常求見，無不納之理。只因「以書陳大計而責之」，乃拒與相見。康有為自道盛昱欲為康代奏萬言書，謀之管國子監事的翁同龢，只以言及「馬江敗後，不復登用人才」一端，若歸咎於朝廷，恐因此獲罪而不敢上。恐非事實，翁同龢十月廿七日記：
盛伯羲以康祖詒封事一件來，欲成均代遞，然語太訐直，無益祇生釁耳，決計覆謝之。
既謂「語太訐直」，當不止於「不復登用人才」一事。康有為自編年譜中，不載原文，其門人張伯楨所撰「南海康先生傳」，則引錄其要點，其訐直之語如：
兵弱財窮，節頹俗敗，紀網紊亂，人情惰偷，上興土木之工，下習宴遊之樂，晏安歡娛，若賀太平。
上下內外，咸知天時人事，危亂將至，而畏憚忌諱，箝口結舌，坐視莫敢發。
事無大小，無一能舉，有心者歎息而無所為計；無恥者嗜利而藉以營私，大廈將傾而處堂為安；積火將然，而寢薪為樂。
頃奇災異變，大告警厲，不聞有怵惕修省之事，而徒見萬壽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凌寒戒旦，馳驅樂游；電燈火輪，奇技淫巧，輸入大內而已。天下將以為皇太后、皇上拂天變而不畏，蓄大亂而不知，忘祖宗艱大之託、國家神器之重矣。
這些話是連翁同龢一起罵在興面，如果代遞，首遭詰責者，便是代遞之人，翁同龢豈能作繭自縛？至謂「時適冬至，翁與許應騤、李文田同侍祠天壇，許李交攻」云云，似亦無其事。是年冬至為十一月十九日，翁同龢日記：
冬至。丑初起，丑正登車，三刻抵壇，坐帳房中二刻，走一刻，坐陛下。寅正二刻上至，行禮畢不及五刻，月明如畫、四無纖雲，和風習習，極好天氣。退急行，至帳房，高京兆來談，入城天始明也。
所記行事時刻，至為詳細，翁如與許應騤、李文田晤談，比較可能的時間是，丑正三刻抵壇，坐帳房中的那二刻；二刻即半小時，除非專談一事，否則即不可能，因所謂「交攻」者，必輪番談康有為的短處，時間上不許可；且「交攻」則必詬責，非和聲細語，而南郊祭天為國家每年第一大典，莊嚴肅穆，亦非「交攻」之地。至於典禮完畢，除非如「高京兆」或因有事，或以「地主」致意，否則進城可談，殊不必在天壇帳房。
康有為年譜續記：
國子既不得達，盛祭酒持吾文見都御史祁文恪公世長，文恪公極稱其忠義，許代上，約以十一月初八到都察院遞之，御史屠梅君派人候焉。吾居朱市胡同南海館，出口即菜市也；既衣冠將出，僕人譚柏來告，菜市口方殺人，車不能行，心為之動，私念吾上書而遇殺人，此大不吉，家有老母，豈可遂死？既而思吾既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豈可中道畏縮？慷慨登車，從南繞道行，出及門，屠御史遣人來告云：祁公上車患鼻血，眩暈而歸，須改期，遂還車。
此段接在「許李交攻，故翁益不敢上」之後；是則祁世長許其上書，應在冬至以後，冬至既為十一月十八日，而譜中言「約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遞之」，時間不符，兩者必有一偽。易言之，有十一月十八日天壇許李交攻，即不可能有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之約；如有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之約，即不可能有十一月十八日天壇許李交攻之事。考查實情，當以無天壇許李交攻之事為是。康有為善於作偽，晚年自編年譜，率意增入似有實無之事，而誤記是年冬至在十一月初八之前，致有此漏洞。
再有一事，可以證明光緒十四年康有為第一次進京時，翁同龢與其並無交往，且印象不佳。此事即康有為有一不朽之作，即論書法的「廣藝舟雙楫」。康譜續記：
至（十五年）正月，屠梅君以言事革職，永不敘用。歸政大婚，典趟重疊，吉祥止止，非痛哭流涕之時……沈子培勸勿言國事，宜以金石陶遣，時徙居館之汗漫舫，老樹蔽天，日以讀碑為事，盡觀京師藏家之金石凡數千種，自光緒十三年以前者，略盡睹矣，擬著一金石書，以人多為之者，乃續包慎伯為「廣藝舟雙楫」焉。
著「廣藝舟雙楫」，發意雖在十四年，而著手則在十五年，成於南海會館「汗漫舫」，僅十七日即脫稿，但閱碑則頗費時，譜云「老樹蔽天，日以讀碑為事」，乃夏日光景。康有為著此書，動機是否因潘祖蔭、盛昱皆喜收藏碑帖，而翁同龢的書法，當代第一，思藉此作一敲門磚，固不可知，但康有為此書，後世的評價極高，如龔鵬程先生新作「試論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一開頭就說：
我國近代有關書法理論的著作，自以包世臣「藝舟雙楫」為巨擘。包氏書撰刊於清道光末年，約四十年後，則有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出，掩脅千古，獨標赤幟，在書法界造成了極大的震撼。王壯為先生曾說他們這兩部書，「對於清中葉以後，尤其是近代書法風氣，影響之大，無與倫比；直至現在，凡對書法稍能觀賞的人，偶有議論，必不能離開他們兩家的說法。」這個論斷，固然毫不誇張，可是，我們更以為：這兩本書之重要，不只在書法界，它們在思想史上也有極特殊的意義和地位。
這樣一部稿子，以翁同龢的風雅好古，憐才愛民，就常情而論，必無不知，必無不設法借來一讀之理，但他的日記及同時人的記載，均無線索可尋。倘謂翁同龢晚年刪改日記，有盡掩與康有為交遊之跡，則康有為方引翁以自重，自編年譜中，緣無不記？不記則終無其事。
因此，翁同龢與康有為在光緒十五年前以前並無關係；甚至翁對康的印象不佳，亦可由從無往還這一點上，推斷而知。
翁同龢第一次見到康有為的著作，是在光緒二十年。康有為於前一年在廣東應鄉試，中式第八名；翌年二月與其高弟梁啟超同入京會試，是科會試四總裁為李鴻藻、徐郙、汪鳴鑾、楊頤，發榜則張謇高中，旋得狀元；康有為師弟雙雙見黜。五月六日康有為傷足南歸；其前四日，翁同龢日記：
看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
翁同龢對「新學偽經考」的讀後感如此，但據康有為自敘，當他因此書為余聯沅所劾時，救他的是翁同龢，自編年譜云：
七月，給事中余晉珊劾吾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偽經考，而禁粵士從學。沈子培、盛伯熙、黃仲弢、文芸閣有電與徐學使琪營救；張季直走請於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皆卓如在京所為也。
照康所言，則梁啟超之於師門，為功不細，且似很有辦法。其實不然。丁文江撰「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光緒二十年下記：
是年七月南海先生的新學偽經考為余晉珊、安維峻等參劾，那時候先生在京，多方奔走，結果祗是奉兩廣總督諭令自行焚燬。
所謂「多方奔走」者何？據梁譜中所見，則如康有為所說的沈曾植（子培）、盛昱（伯熙）、黃紹箕（仲弢）、文廷式（芸閣）等人，梁啟超是否都認識，尚成問題，因為甲午那年，梁只二十二歲，且未成進士；無論行輩科名，與這班翰苑前輩，還不夠資格往還。據年譜記載：「是年是先生和夏穗卿先生來往最多的一年。」夏穗卿名曾佑，杭州人，光緒十六年會元，以彼此所居甚近而熟稔。梁啟超營救康有為，主要的是託夏曾佑，年譜中記其致夏曾佑函云：
昨日嘉興致花農一電，今日小湘鄉致合肥一電，惟聞花農監臨，重伯又非甚重之人，仍恐未得當耳。前僕已面託通州君，若相見時，可再託之，但得常熟允致電，其電語或由本人自定，或僕處代擬亦可耳。
「嘉興」指沈曾植；「花農」即廣東學政徐琪，亦杭州人，為翁同龢門生；「小湘鄉」指曾廣鑾，即「重伯」，曾紀鴻之子；「合肥」指兩廣總督李瀚章；「通州君」謂張審。
張謇是否為之代求翁同龢去電呢？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張謇之子張孝若所纂其父傳記，於敘師友一章中云：
我父早年對康南海向不融洽，故與梁公啟超，並無深交。
張謇與梁啟超，入民國且在袁世凱死後，始逐漸結成知交；在彼時則誠如梁啟超自己所說，「人微言輕」，無甚作用可言。
張謇並未代翁同龢致電營救，已可肯定。但確有一通電報致廣東學政徐琪，由於一種誤會，使康有為得以解圍。這是一個甚麼樣的誤會，康有為自編年譜，及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皆語焉不詳，且含混其詞，如「傳」載：
電文中，伯羲（盛昱之字）羲字誤作伯翊，徐琪疑為褚伯約之誤，時褚方劾李瀚章，而劾先師之摺，傳係鄉人某，不慊於先師者，賄褚為之，李畏褚，事得緩，令先師自燬「偽經考」板而止。
「譜」中所記，大致亦與「傳」相同，詞氣葛藤，竟不知作何語？細加尋繹，大致為活動徐琪所弄的狡猾。褚伯約名成博，浙江餘杭縣人，庚辰翰林，與徐琪為同年。光緒十五年由編修補授江西道御史，轉補給事中。二十年六月，褚成博以李瀚章保舉冒濫，上奏參劾，所謂「李畏褚」即以此故。
因為「李畏褚」，便可利用褚成博的名義，要挾李瀚章，方法是利用盛伯羲的名義，致電徐琪為康有為緩頰。發電人具名本為「伯羲」，故意誤「羲」為「翊」，與「約」字聲近，徐琪乃張冠李戴，向李瀚章表示，友人中無字伯翊者，殆為其同年褚伯約。於是「李畏褚，事得緩」。以盛伯羲名義發電報，為梁啟超「奔走」的結果，則何以有此錯誤，為梁啟超編年譜時，自應提出解釋，而以「結果祇是奉兩廣總督諭令自行焚燬」一語了之；而下有附註：「其詳見南海先生自編年譜及翼教叢編卷二」。其故可思。至於徐琪，為俞曲園詁經精舍弟子，光緒初年為其師築室湖上，名為「俞樓」。出仕後頗藉俞曲園的聲光，俞應殿試時，曾國藩為讀卷官，劇賞其試帖詩中「花落春仍在」句；俞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舉人，翌年乙巳赴春闈，舉人覆試時，與李鴻章成同年。俞曲園與彭玉麟又為孫兒女親家，過從甚密。徐琪即是利用這些關係，復以翁同龢的掌引，於光緒十七年得放廣東學政。為人圓通，工於宦術，非不可用詭道之人。
謬託知己
由此一事，可見康有為的人品，最善於作偽招搖；以「保皇」之故，處處強調翁師傅對他的賞識，再舉一事為證，廿一年會試中式，自編年譜記云：
殿試朝考皆直言時事，讀卷大臣李文田與先中丞宿嫌，又以吾不認座主，力相排。殿試徐壽蘅侍郎樹銘本置第一，各閱卷大臣皆圈矣，惟李文田不圈，並加黃簽焉，降至二甲四十八名。
此為必無之事。第一，殿試讀卷官八員，大致大學士或協辦一兩人；尚書四、五人；卿贰兩三人，擬元時由首席或素以善衡文的尚書主持。徐樹蘅雖為翰苑前輩，但畢竟只是刑部侍郎，並無擬元的資格。且「各大臣皆圈」，則除李文田外，已得七圈，縱不能掄元，必在進呈十本之列，事實上不是；其次，殿試卷加黃簽，必策論或試帖詩發生明顯錯誤；李文田加黃簽，如為吹毛求疵，則當時必有公論；事後或有言官參劾，李文田不能亦不敢以一己好惡，任意妄為，倘原卷確有錯誤，得加黃簽，則此卷又豈有掄元之望？
最後，也是最明顯的一贴是，殿試卷講究寫作俱佳。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雖為論書法的不朽之作，但他的字寫得並不好。自謂「吾眼有神，吾腕有鬼」。寫大卷子有四字訣：「黑，大，光，圓」，前三字不難，要緊的是一個「圓」字，此為「館閣體」的精髓所在。康有為的字，怎麼樣看，也談不到「圓」。如果他的字可得鼎甲，龔定庵當年應入翰林。
康有為又說：
朝考，翁常熟欲以擬元，卷在李文田處，乃於「悶、鍊」等字，加黃簽力爭之，遂降在二等。徐澂園、翁常熟告我，問與李嫌之故，故知之。先是，殿試朝士皆以元相朝，傳臚時，諸王猶言之。
朝考時，翁同龢欲以康卷擬元，以及「翁常熟告我」云云，皆無證據。「諸王」亦不知誰何？至謂「李文田與先中丞宿嫌」，一若其父或祖曾任巡撫，按諸實際，亦為侈然之言。所謂「先中丞」，乃其叔祖廣西藩司康國器，「清史稿」說他「少為吏員，道光末，從軍，以勞授江西贛縣桂源司巡檢」，由此入仕的經歷，可知康國器為胥吏出身，非書辦，即差役。
清朝官制中，無「吏員」之名，但有「吏目」，各州所置，司姦盜、察獄囚，典簿錄，彷彿縣的典史及一部分巡檢的職掌。州吏目及巡檢皆為從九品，康國器倘為吏目，則既立軍功，不當仍授從九品的巡檢，故知為胥吏升官。
康國器後入左宗棠軍，驍勇善戰，能以少擊眾，軍中外號「康拐子」，積功升至福建臬司，調廣西藩司，同治十年四月巡撫李福泰卒，康國器護印兩個月，康有為即稱之為「護廣西巡撫」及「先中丞」。
其時武弁，無不致富，康國器亦不例外，當初授閩臬，及在廣西護巡撫印時，皆曾歸鄉大起園林。康有為自編年譜中兩次記載，一次為同治五年九歲云：
友之中丞公克復浙閩，兵事大定，以新授閩臬假歸，諸父咸從凱旋。於時門中以從軍起家甚眾，父龍兄虎、左文右武，號稱至盛。土木之工，游宴之事，棋詠之樂，孺子嬉戲其間，諸父愛其聰明，多獲從焉。
康國器彼時不過偏裨之將，竟謂「克復浙閩，兵事大定」，冒左宗棠之功以為功，康有為之敢於公然作欺人之言而毫不慚汗，大率類此。其嚮往富貴，不甘寂寞，性情則自幼即見。第二次記載在同治十年十四歲：
時中丞公新築園林，藏書於澹如樓及二萬卷書樓中，兩樓蔚峙，中間亭沼，花木頗盛，有古檜七株，數百年物，幽室曰七松軒，導以飛橋為虹福台。
園林中有數百年古檜七株，可以想見其規模。康國器官不過監司，猶復如此，而康有為不以為非，則「西后以游樂為事」，亦猶功成身退，優遊林下，比起康國器來，未必過分。至謂「上興土木，下通賄賂」而大事抨擊，他人可，康有為則無資格作此責備，因「土木之工」，本所艷羨；而若非「下通賄賂」，康國器又如何得以大治園林。康有為在鄉，數數住澹如樓；康國器為其「從叔祖」，緦麻三月之服，親屬甚疏，不言借住，而逕書「居鄉之澹如樓」，彷彿本人所置的別業，此又康有為慣於攘奪之根性使然。
總之，在光緒廿一年前，翁同龢與康有為既未謀面，毫無關係，且以康有為之言行而論，與翁同龢忠厚和平，謹守世俗禮法，不喜與人忤的本性，如水與火之不能相容，故可斷言，翁同龢決不會欣賞康有為，遑論朝考欲拔康為元。
至於康有為一再以翁同龢為標榜，乃「君辱臣逃」在海外藉「保皇」以斂財，必須平空攀附，俾取得一虛幻之根據而欺人的一種手法。因為康有為於光緒廿四年三月由總署代奏其變法條陳及「日本變政記」等三書，光緒命將康有為前後所上奏摺及各種書籍，呈交慈禧太后；及至翁罷黜之翌日，始召見康有為，凡此皆表示光緒或有意用康，而翁同龢不以為然。是則康有為之倡言「保皇」，先已見拒於真正具有保皇資格之帝黨領袖翁同龢，其為獵富貴的一種手段，不言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