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士
說翁同龢從未受康有為的影響，此為過分袒翁的話。但自光緒二十三年年底起，至下「國是詔」那段短時期內，由於兩個人的緣故，翁同龢不能不受康有為的影響，這兩個人是：德宗和張蔭桓。
甲午戰爭以前，有一個性情、行事近乎康有為的人，對翁同龢確曾發生過很大的影響，此人即為文廷式，但亦是由於德宗的緣故。德宗則是徇珍妃之請，授意翁同龢提攜文廷式。若謂文廷式受翁同龢的賞識，竟以非常的手段「力拔」，猶是皮相之論。而當時大致都持此看法，如郭則澐在「十朝詩乘」中云：
文芸閣學士以第二人及第，廷對卷「閭閻」誤「閭面」，當加黃簽，而翁文恭力拔之，經御史劉綸襄論劾讀卷大臣，俱罰俸。迨大考翰詹，文恭復與覆閱，其日記云：「禮邸，孫萊山傳旨細看。除第一及另束五本勿動外，餘均可動。奏事太監傳旨亦然。」其預定第一者即芸閣卷也。
翰詹大考不定期舉行，凡翰林院、詹事府四品以下的翰林均與考，試賦、論、詩各一，等第高下分五等，一等少則三名，多則五名，立加超擢；二等前列量升一階，或賞給文綺；三等後列降等錄用或罰俸；四等降調休致；不入等革職。光緒二十年三月廿六日大考，賦題：「水火金穀土木。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為韻」；論題：「書貞觀政要於屏風」；詩題：「楊柳共春旗一色。得林字七言八韻。」實到二百零八人，閱大考卷，本無翁同龢；廿八日始奉旨覆看大考卷。翁同龢是日記：
寅正至朝房，始知奉派覆看大考卷，張之萬、徐相及臣龢也。至南齋，則兩公先在，發下卷二百零八本；有頃禮邸，孫毓汶傳旨（云云）。有頃，奏事太監文德興傳旨如前，並云在上書房當差者，可酌提前。自卯初迄申正，閱過半遂出，以卷交上。不敢宿於外，遂至成均朝房，蔭翁亦在吏部公所。
因卷多人少，奉旨可分兩日閱，故翁、徐均宿於禁中，亦即宋朝鎖院之意。
三月廿九日翁同龢又記：
黎明起，卯正一刻至朝房，兩公已入。有頃，卷交下，軍機再來傳旨如前，而文監亦來傳，云「有疵之卷，可置不列等」。余對云：「故事惟不完卷者不列等，此次皆完，無可置也。」交下四等二卷，上手書黃簽，訂至字二。
閱至巳正粗畢，請蔭老寫奏片清單訖，遵旨改定三卷，擬改後者二卷，擬改前者一卷，三等末廿名重排定。未初遞上，二刻許發下，於清單擬改前者，上硃筆批：「著即列入一等末。」正摺傳旨依議，遂與青老定三等後數十名（皆脫字、出韻、塗改者），請軍機章京二人寫名單、名冊、簽重粘一遍，余一手經理。申正二刻始畢，遞上。
全單到四月初八日揭晚，大考一等原為五名，增入一名：「第一不動」者即文廷式，與第二、第三名皆升侍講學士；第四、第五名升侍讀；第六名升侍講；二等前二名升侍講，至二十名止，升詹事府中允或贊善。三等五十名外，開坊者多降一、二級用；四等一名罰俸四年，一名降內閣中書。
文廷式誤閭閻為閭面，而竟得鼎甲，頗滋物議。這一回大考，德宗以珍妃之請，欲超擢文廷式，不便再授意翁同龢徇情，故特由軍機傳旨，「第一不動」，此為德宗愛護師傅清望的苦心。
至於文廷式，光緒十六年以榜眼授職編修，十八年亦仍須經散館試，名次不高，則仍為編修。翰林院定制，除修撰一職，特為狀元而設外，其餘編檢皆為七品；再上侍講、侍讀初制六品，本可循資而升，乃雍正三年改為五品，品秩與編檢脫節，因此，以詹事府左右春坊的正六品中允、從六品贊善為轉階，名為「開坊」，升至五品較易，而由五品升四品則甚難，因翰林官以漢缺言，只得七缺，即翰林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三人，詹事府少詹一人，此外尚有一缺為國子監祭酒，但此為「四品京堂」，不應列入翰林缺分計算。故翰林開坊至五品，有二、三十年不升者，乃有「一洗凡馬萬古空」之謠。文廷式由正七品編修，超擢從四品侍講學士，為連升五級，越過「開坊」後五品沉滯一關，頗為罕見。
珍妃
文廷式之超擢，為將大用的訊號，而出於珍妃的推薦，事亦無疑，是則珍妃已開始對國家用人發生影響力，積漸而成干預，將會出現怎樣的局面，慈禧最清楚不過。此為珍妃遭忌之一端。
珍妃遭忌之另一端，為介入慈禧賣官鬻缺而引起的糾紛之中。此風大致起於光緒十五、六年，主其事者為李蓮英。自海軍捐例一開，仕途甚濫；實缺道員的出身往往不堪問，而即令出身不差，且有奧援者，欲補若干肥缺，亦非賄不行，尤以上海道為最。曾國藩之婿聶緝椝，放上海道，文廷式恭維他「直上扶搖九萬里」，自言譏其以九萬金得此缺。聶緝椝的後任為魯伯陽，行鉅賄而得；至江寧稟到後，江督劉坤一知其來歷，不令赴任，數月後借他事劾去。據說為謀此缺，魯伯陽前後費至七十餘萬，而未能一日履任，憤而入山，出家作道士。此為光緒十九年十二月之事。
後半年，即文廷式超擢學士之時，又有玉銘其人，為內務府包衣，曾充庫丁，後開木廠，發財以後，捐了個同知，為李蓮英等輩，作索賄過付的勾當。二十年初夏，籌備慈禧太后六十慶典，進入密鑼緊鼓的階段，特放玉銘為四川鹽茶道，實際上是要派到廣州，至粵海關催索報效的款項及慶典進貢物件。一見邸鈔，物論大譁，德宗召見後，奏對大不稱旨，以不諳政事，開缺以同知候選。玉銘失官後，復歸木廠，以太監之力，承辦醇賢親王祠工程，乾沒鉅款，並盜賣醇王府古玩，事發命步軍統領逮捕，玉銘遁入西山，披剃為僧。
玉銘之事，慈禧致疑珍妃作梗。傳聞珍妃亦有賣缺之事，經手者即「奏事太監文德興」，又名聞德興；是年七月獲嚴譴，翁同龢七月廿一日記：
奏事處中官文德興者，攬權薦賄久矣。昨打四十，發打牲烏喇，蓋慈聖所定也。聞有私看封奏、干預政事語。
處置文德興，未見明發上諭。以翁同龢所記語氣而論，文德興確有攬權及經手賄賂等情事；而慈禧則謂其「私看封奏、干預政事」，以太后之尊，欲罰一太監，無所不可，不必飾詞相誣。是則文德興兩罪皆有，而珍妃脫不得干係。
文德與與文廷式有交往，當是事實。光緒二十二年二月，文廷式獲罪，文德興亦不免。是月十七日上諭：
御史楊崇伊奏，詞臣不孚眾望，請立予罷黜一摺，據稱：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遇事生風，常在松筠庵廣集同類，互相標榜，議論時政，聯名入奏，並有與太監文姓結為兄弟等語，文廷式與內監往來，雖無實據，事出有因，且該員於每次召見時，語多狂妄，其平日不知謹慎，已可概見。文廷式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並驅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此係從輕辦理。在廷臣工務當共知儆戒，毋得自蹈愆尤。
楊崇伊為翁同龢的小同鄉及門生，與文廷式同門而操戈者，因為他是李鴻章的姻親，其子楊圻字雲史，娶李伯行之女國燕。楊崇伊之劾文廷式，乃出於李鴻章父子之授意。
文德興之被戮，未見明發。翁同龢是月二十日記：
聞去年發龍江之太監王有、聞得興均就地正法，聞即前日楊摺所云文姓者也。
文德興係發往「打牲烏拉」，其地在吉林城北七十里，混同江之東。謂「發龍江」係誤記。翁同龢是月十七日記，明言文廷式之獲譴，乃慈禧所諭。日記中又云：
聞昨日有內監寇萬才者戮於市，或曰盜庫，或曰上封事，未得其詳。楊彈文內與內監結為兄弟，又主使安維峻，安發譴，歛銀萬餘送行。
楊崇伊劾及安維峻，是為李家父子報復的明證。「寇萬才」應為寇連材。「清朝野史大觀」，記寇連材之事凡三條，可信者一條如下：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殺奏事處太監寇連材為菜市，太監有兄在琉璃廠松竹齋為夥，有詢其故，寇曰：「余弟違例上奏，條陳十事，請止演戲，請廢頤和園，請還宮事事，請免修鐵路，請革李鴻章職，請續修戰備與日本戰：不倫不類者十條。」奏上，慈禧疑有指使，嗣見其文理不通，且多別體字，乃信之。
寇連材
寇連材為直隸昌平州人，年十五淨身入宮為慈禧梳頭房太監。凡為慈禧梳頭者，極易獲咎，但亦極易得寵。因為慈禧對她因年齡漸長，易於脫落的頭髮，珍惜異常，李蓮英由於本為硝皮匠，善於處理毛髮，梳頭遇有髮落時，能以巧妙手法匿不使見，因而大獲信用。此外則因落髮過多，遭杖權者，不知凡幾。寇連材之屬於比較幸運的，當差謹慎以外，視其年幼而多所寬容，亦為原因之一。梳頭房太監獲慈禧授權，掌銀錢出納；寇連材見賄賂公行，屢次譏諫，慈禧惟加叱斥，不以為罪。於是有廿二年二月初十之事。以下清人筆記，亦大致可信：
初十日晨起，西太后方垂帳臥，連材則流涕長跪榻前，西太后揭帳叱問何故？連材哭曰：「老佛爺即不為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為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西太后以為狂，叱之去。連材乃請假五日，歸訣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授之兄。還宮則分所蓄與小璫。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上。其餘數條，言之不甚了了，大率皆人之不敢開口言者。最奇者末一條，言皇上今尚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為皇太子，效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死生利害而言之者。
這當然會引起慈禧的震怒，疑心有人指使。寇連材回奏，皆所自為。因命其試背原摺，則無甚舛錯。慈禧以本朝成例，內監言事者斬，問寇可知此禁例？寇連材的回答是：「奴才怕死，就不會上摺了。」於是慈禧命綑交內務府慎刑司；十六日移刑部，即日斬決於菜市口，年十八。臨刑時以碧玉扳指、玉珮、金表等，分贈劊子手及同事之送死者。清朝養士兩百餘年，得一從容就義的內侍，此亦氣數已盡的徵兆。
文廷式之被逐，雖與寇連材的犯顏直諫，無直接關係。但可確信楊崇伊係利用寇連材事件，正當慈禧盛怒之時，使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暗示此輩受文廷式的影響而有此狂悖的舉動。至於松筠庵集會，亦為「柏台故事」之一。松筠庵在宣武門外達智橋，原為前明楊繼盛故居，後改為祠堂，乾隆四十九年重修，可稱之為「御史公所」。
翰林兼日講起注官，有專摺言事之權者，亦每以松筠庵為集議之處。甲午之役，朝士主戰的領袖，即為文廷式。他的科名雖晚，但以超擢學士之故，品秩高於儕輩，同時因為由珍妃而上結主知，且為翁同龢的門生，言事有力，所以朝士主戰者奉之為首領，是很自然的事。
甲午之役，自釀成至連番大敗，李鴻章當然要負大部分責任。但他的主要責任，還不在軍務而在洋務。軍務則「萬壽山換了灤陽」是公開的秘密，慈禧太后及醇王分擔了責任；洋務則自恭王去位以後，幾乎全由李鴻章作主，朝中則有醇王支持，醇王既歿，慶王之權漸重，但大端亦必先徵詢李鴻章的意見，方始定策。甲午年即至中日正式決裂，已以兵戎相見時，猶有和平解決的希望，而以李鴻章的執迷不悟，可望將損失減少，國家體面未盡淪傷的機會，一個一個都溜掉了。
大院君
甲午之役肇端於日本對韓國的覬覦。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論其始也，深得其要：
光緒十一年春，日本遣宮內大臣伊藤博文，農務大臣西鄉從道，來津議朝鮮約，鴻章為全權大臣，吳大澂副之，與議定約三款：一、兩國屯朝鮮兵，各盡撤還；二、朝鮮練兵，兩國均不派員為教練官；三、將來兩國如派兵至朝鮮，須互先行文知照。當時鴻章左右皆不習國際法學，有此巨謬，成公同保護之條約，鴻章不之知。舉國亦無人詰其謬誤，猶泰然曰：「朝鮮我屬國也。」以至於甲午遂啟大爭，成中國之巨禍，皆此約成之也。
中國為朝鮮的宗主國，源遠流長，為舉世所公認。且有一個最現實的證據，即光緒八年朝鮮內亂，吳長慶率淮軍至韓，平齓後執禍首「大院君」李昰應以歸，幽諸保定。倘非宗主國，何能出此懲罰措施？天津之約既立，乃派袁世凱為駐朝鮮通商委員，護送大院君回國。在此以前，韓王李熙數請釋其生父回國；慈禧不許，自有深意，原來李熙亦是以旁支入承大統。大院君的身分與醇王相似。慈禧自光緒六年起，醜聞連連，慈安雖為她下毒手翦除，但醇王為皇帝本生父，發言自有其特別的地位，慈禧不能不顧慮，因而借幽禁大院君以立威，更為對醇王的警告，而醇王不悟。
「清朝野史大觀」第一輯「清宮遺聞」記：
奕譞初不悟其意，會李熙復有表至京，奕譞即以加恩外藩為請，乞准其所奏，宥昰應歸國，以全父子之情。慈禧聞奏，默然允之，但微哂曰：「吾此舉正別有深意，將使天下有子為人後者，有所警惕而不敢妄為耳。非於李昰應有何仇怨也。」奕譞聞之，戰慄失色，伏地不起。有頃，慈禧乃笑而慰之曰：「王毋多心，吾知王忠敬。此語並非為王而發也。」且勅二內侍，掖之以出。奕譞既歸第，惘然若有所失者數日。
此雖野史，確屬可信。慈禧對醇王猜忌甚深，曾特賜杏黃轎以測其反應，醇王畏謹將事，始終不敢乘坐。及薨，其園寢有銀杏一株，金元時物，樹木七圍，華蓋亭亭，慈禧信堪輿家言，特命鋸去，且親自督工，此為信而有徵之事。至於慈禧對醇王恩威並用的手法，亦有藍本。乾隆年間，高貴妃之兄高晉，以貪黜被大辟之刑；孝賢皇后之兄傅恆掌軍機，代為乞恩，以請念係高貴妃之兄，請推恩免死。高宗答謂：「貴妃之兄犯法可免死，如皇后之兄犯法，又將如何？」傅恆汗流浃背而退。傅恆之事高宗，與醇王之事慈禧；以及高宗、慈禧之加恩兩人，其事極其相似。
大院君被釋回國，後為日本用作傀儡，所以有此結果，則為錯上加錯所致。
所謂錯上加錯者，對內自欺，仍稱朝鮮為中國藩服，但對外尤其是對日本，為了推卸宗主國有解決藩屬困難的責任，又說朝鮮為自主之國，適足以授人以柄。如光緒十九年東學黨變起，朝鮮乞師，李鴻章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總兵聶士成，率長蘆、榆樹關防軍東援，屯朝鮮牙山。並電諭駐日公使汪鳳藻，告日本外務省，以朝鮮請兵，中國顧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亂，此為錯上所加的第一錯，既以朝鮮為藩服，代平其亂，則根本不必告知日本；告知日本即等於承認天津條約。因此，日本亦派兵至朝鮮平亂，達八千餘人，並命其復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照約告知總署，總署復書謂：「我朝撫綏藩服，因其請兵，故命將平其內亂，貴國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鮮並未向貴國請兵，貴國之兵，亦不必入其內地。」日本當然不承認，表示照約行事，「兵入朝鮮內地，亦無定限。」態度至為強硬。
錯上加錯的第二錯是，韓亂暫平而日軍續至，日本約華為簡大臣至朝鮮，改革其內政，而中國的答復是：「整頓內治，任朝鮮自為之，我中國不願干預。貴國既認朝鮮為自主之國，尤不應預其內政，至彼此撤兵，請稽和約專條行之。」至此等於正式宣布放棄保護朝鮮的責任。朝鮮此時尚無法自主，所以中國的聲明，適足以啟日本想代華而為朝鮮宗主國的野心，其外相陸奧電駐韓日使大鳥謂：閣議決不撤兵，如中國不允共改韓政，日本即獨力任之。至此，袁世凱與大鳥的撤兵談判，頓時中斷。袁世凱要求增兵，而李鴻章指示出以鎮靜，謂各國自有公論。
李鴻章始終相信「以夷制夷」，利用外國的歷力可以迫使日本就範。此「夷」先為英國，後為俄國；總署比較傾向請英國調處，而李鴻章則深信俄國；那知俄國在日本發表對韓並無領土的野心後，俄國表示滿意，原來表示可出大力的俄使喀希尼告訴李鴻章，俄國只能以友誼勸日撤兵，未便用武力干預。李鴻章開始感到事態嚴重，而且立即面臨了內外交迫的窘境。
參預韓局
其時為光緒二十年六月初。翁同龢正式參與韓局即在此時。六月十三日上諭：
本日據奕劻面奏，朝鮮之事，關係重大，亟須集思廣益，請簡派老成練達之大臣數員會商等語，希派翁同龢、李鴻藻與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同評議，將如何辦理之處，妥籌具奏。
次日在軍機處集議；翁同龢日記：
慶邸及譯署諸君皆集，看電報，看奏摺（主戰者王摺），議無所決。余與李公皆主添兵，調東三省及旅順兵速赴朝鮮。余又謂清釐朝鮮內政，不為失禮，此二端皆入覆奏。
群臣議無所決，但德宗的態度頗為鮮明；翁同龢是日又記：
軍機見起，上意一力主戰，並傳懿旨亦主戰，不准借洋債，傳知翁同龢、李鴻藻，上次辦理失當，此番須整頓云。
德宗又欲議處北洋，及明發布告天下。但此二事未行，既未布告宣戰，則和解猶有希望。十五日翁同龢記在書房事云：
上至書房，臣小奏昨日事，大致添兵，仍准講解。上曰：「撤兵可講，不撤不講。」又曰：「皇太后諭：不准有示弱語。」
兩宮的態度已很明顯，皇帝如宋神宗，一意雪恥振威，而太后則面子為重。德宗的原則，「撤兵可講，不撤不講」，在慈禧已變為不撤亦可講，但不准有示弱語。換句話說，吃虧亦可，但表面上要好看。因為倘非如此她便無法踵事增華地過六十歲生日。
其時翁同龢的態度大致而言是主張為「講解」的。如前一日會議時，謂「清釐朝鮮內政，不為失禮」，而改革朝鮮內政，正是日本所堅持的。但「講解」則不特主觀方面的條件，堅持日本官商在韓國的地位，不能與中國官商平等，為日本所不能接受；即在客觀方面，挽請出面「講解」的諷人之間，亦有矛盾。俄國雖已打了退堂鼓，但卻希望中日直接交涉，不願英國插手；而英國則希望與俄國聯合，共同調處。同時總署比較傾向英國；而李鴻章對俄國仍未死心，因為有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如與日本作戰，可要求俄國出兵相助。
就在這重重矛盾糾結之中，韓國的局勢日益惡化。袁世凱要求下旗回國，免受拘送之辱。李鴻章先不許，以後由於張佩綸的斡旋，准他回天津述職，而由唐紹儀「代辦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這是六月十七之事。同一日，駐日英使將李鴻章的六款建議，代轉日本政府，其中第三，「中日各派大員商辦韓興利除弊各事，勸韓王照行，但不能勉強」；第五「遇韓大典，日不能與中平行」；第六「韓本係中國屬國，諸事中國無庸與韓商議」等款，為日本堅拒，並提出警告，限五日內由中國直接對日答覆，如五日內中國添兵到韓，即作為決裂。這是不承認李鴻章能代表中國政府。李鴻章之痛恨日本，原因甚多，此亦其一。
在袁世凱回國不數日，日本終於採取了行動，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記：
六月二十一日，大鳥圭介率兵入王宮，殺衛兵，掳朝鮮王李熙，以大院君主國事。大院君於光緒十一年釋歸，方閑居也。矯王令流閔泳駿等於惡島，凡朝臣不親日本者皆逐之，事無鉅細，皆決於日本。
大鳥圭介並率兵攻擊中國駐韓總理公署，唐紹儀避往英國公使館得免。此一消息至廿四日始傳至北京；翁同龢以為「必當宣戰及布告各國」，但「見慶邸，所聞不爾」。此因北洋已開始作戰行動，且孫毓汶力主持重之故。
在此數日內，翁同龢的態度已有變化，漸趨激昂，其原故有二：清議主戰，無形中受其影響，其一；樞庭譯署皆以為翁同龢奉派與議韓事，是代表皇帝發言，因為每日「書房」，翁同龢皆是「獨對」，德宗的意向，固然以他為最清楚；同時他的主張亦可很有效地影響德宗，因此，會議覆奏時，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現象。翁同龢六月十六日記：
今日覆奏摺上，余名首列，此向來所無也。從前會議事或附後銜，或遞奏片，無前銜。
與議者，軍機、總署、加翁同龢、李鴻藻。向來凡有交議事件，上諭必稱之為「王大臣」，覆奏時以爵位、官位高下列名。如有異見，亦可單獨上言，在外廷者用正式奏摺；有內廷差使者，可用簡化的奏片，甚至可不經內奏事處，逕交養心殿首領太監遞上。如此一覆奏，以翁同龢之名「首列」，在軍機則先於禮親王世鐸、武英殿大學士額勒和布、東閣大學士張之萬；在總署則先於慶親王奕劻、體仁閣大學士福錕。在清朝，此為空前絕後的特例，但對翁同龢來說，此非逾格尊重，而是包藏禍心，所以向慈禧表明，覆奏中的所言，大部分是德宗通過翁同龢而提出的主見。如有所謂「帝黨」，此為最顯明的一個表徵。
至於清議，會議之日，即有「主戰者五摺」；此數日中言事者，據翁同龢所記如下：
六月十五日：志摺，參總署因循，北洋疲玩。
志為志銳，字伯愚，光緒六年翰林，為翁同龢門生，亦即珍妃的胞兄，其時官禮部侍郎。
六月十八日：比入（書房）上以翰林院代遞曾廣鈞摺，全閱，所陳七條，大旨滅日本，語殊豪邁。
曾廣鈞字重伯，曾國藩次子紀鴻之長子，光緒十五年翰林，時官編修。
六月十八日：詣軍機處看摺，余聯沅之策，上攻東京，次守海口，下與倭戰「請廷議」片：保劉銘傳、劉錦棠、劉永福、陳湜。
安維峻片，參軍機總署。
安維峻字小陸，號曉峰，甘肅奉安人，光緒六年翰林，亦為翁同龢門生，其時官福建道御史。
北洋的行動是雇英船三艘，運兵二千六百餘名赴朝鮮牙山，應援葉志超軍，由濟遠、廣乙兩兵艦護送。六月廿三日與日艦相遇於黃海豐島，運兵船高陞號被擊沉，上載兵勇九百五十人，獲救者僅兩百五十二人；濟遠、廣乙兩艦受傷，另有炮艦一艘被俘，此為甲午之役的第一仗。
消息傳到京師，已在兩日之後，正為德宗萬壽前夕，次日賜宴、演劇等慶典照常舉行，並未引起多大的驚擾。接著，北洋偽造捷報，如翁同龢所記：
俞君實、樵野先後函告，二十三日牙軍與倭鏖戰，殺倭千餘，我軍亡百餘，而倭添兵五千。又平壤已為彼踞，得失勝負之數，未可較也。（六月廿八日）
晨入遇慶邸於乾清門外，立談數語，謂平壤未失，昨乃訛傳。衛、馬、左三人皆抵義州。（六月廿九日）
夜得樵野書、北洋電，雇英輪探仁川，知二十五、六牙軍又捷，殺敵二千餘，進紮距漢城八十里，可喜也。（七月初一日）
「牙軍」謂在朝鮮牙山的聶士成軍。衛、馬、左者，大同鎮總兵衛汝貴；山西提督馬玉崑；高州鎮總兵左寶貴。所謂「捷報」的真相，據「中日兵事本末」載其真相云：
（光緒）十四年定海軍經制，以丁汝昌為海軍提督。海軍大半閩人，汝昌淮人陸將，孤寄其上，大為閩黨所制，威令不行，左右翼總兵以下，挈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蓋海軍之廢弛久矣。朝鮮變起，鴻章令濟遠兵艦率揚威、平遠往護朝鮮，及日本兵大集，濟遠管帶閩人方柏謙，以濟遠逃歸，鴻章方冀和，召諸艦悉歸。洎日本虜朝王，絕海道，乃命濟遠、威遠、廣乙先後赴牙山，遇日艦先擊，廣乙受殊傷，逃焉；濟遠繼逃，日艦吉野、浪速追之急，方柏謙豎白旗，繼樹日本旗，仍追不已。有水手發炮中日艦，柏謙生還，以捷聞。
六月廿三日之「捷」如此！至於「二十五、六牙軍又捷」，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所記是：
六月二十四日：總兵聶士成移駐牙山東北之成歡驛。衛、馬兩軍抵義州。
六月廿六日：聶士成與日軍戰於成歡驛。葉志超移駐公州。
六月廿七日：聶士成兵敗，自成歡驛走公州，葉志超自公州趨平壤。
七月初三日：賞葉志超部銀二萬兩。（各方報告，均言葉軍大捷。）
所謂「各方報告」，實皆出於北洋。張蔭桓為總署大臣，接北洋電報，每以告翁，而大多不實，則不惟翁同龢未悉真相，即以張蔭桓久歷外洋，識見精明，亦未能看出北洋底蘊。北洋既常報勝仗，則逐漸激成清議中鬪志的昂揚，翁同龢受其影響，且亦決不願德宗為辱國之君，故主戰為自然而然形成的見解。
北洋的諱飾，可以葉志超兵敗一事證之，翁同龢七月初十日記：
劉葆楨來談時事，謂葉軍二十八日覆沒，韓人死者二萬人，漢京死亦如之，日軍僅死千餘人耳。此事津早知，而北洋不電。
劉葆楨即紅錄誤書為「劉可殺」的劉可毅。「漢京」謂漢城。唐紹儀避入英使館後，於六月廿六日由英人護送至漢城以西的海口仁川，候船於七月初四抵達天津。葉志超兵敗詳情，即由唐紹儀帶來，故津人皆知。
北洋何以不電？實有難言之隱。因為六月廿八日李鴻章電奏，謂據葉志超電稱，「六月二十五日在城歡地方接仗，倭兵死亡甚眾，嗣移軍經過清州、忠州、金化，遇有倭兵攔截，皆經擊退，全軍現抵平壤。查明出力文武並陣亡各員，請分別獎恤。」明明是由漢城之南八十公里，突圍至漢城以北兩百公里的平壤，為韓失地甚廣，而含混其詞，虛報戰功，因而上諭大加恩賞，自聶士成以下，賞給「巴圖魯」（滿語勇士）稱號及花翎者，不下二、三十人之多。葉志超，開復處分，賞給白玉翎管等件。慈禧太后則除前賞內帑二萬兩以外，又以「將士冒暑遄征」，特頒平安丹四十匣。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鴻章又何能道破實情？
或以為李鴻章亦受葉志超欺矇，此為必無之事。因為葉志超不是孤軍遠征，而李鴻章亦別有情報來源。葉軍大敗，李鴻章早已深知；「請獎恤」的主要目的不在獎功，而在恤死。那知上諭中對「陣亡員弁兵勇，著俟查明再行請恤」，而獎功則恩逾格外，李鴻章知道事情要糟，因而於接奉恩旨的第二天，趕緊又上一電奏，說「葉志超因病懇請開缺就醫，復懇收回成命」，並另派人接替。以期東窗事發，稍減咎戾。
朝中決想不到這是李鴻章諱敗為勝，預為葉志超留減輕咎戾的餘地，當然溫旨慰勉。甲午之戰是李鴻章一連串錯誤的累積，此事尤為大錯特錯，論其心態，已與韓侂胄、周廷儒相去不遠。
清議之大不滿於李鴻章，亦由於此諱敗為勝一事之所激。而抨擊李鴻章者，不僅止於南派，即北派的領導者李鴻藻，亦至為憤慨，且主戰之意，與翁同龢相同，在翁日記中時時可見。另有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文廷式的見解，不光是影響了翁同龢，且亦為李鴻藻所欣賞。李鴻藻歿後，文廷式作五言排律一首相挽，其前有序云：
甲午、乙未間，國事危急，公不恤下問，凡所議論，公每是之。丙申正月，余以小疾乞假數日，公自圍退直，即遣人問曰：「果有疾耶？斷勿續假。」蓋知余意欲求去也。旋被劾，語侵公，迄未敢通問。比於邸鈔見飾之典，遂作此詩，當日推挹荼殷，固不僅師生文字之契。
「凡所議論，公每是之」，以及最後一語的言外之意，都可看出李鴻藻與翁同龢所見相同。後世論翁李，謂甲申李主戰，翁主和；甲午翁主戰，李主和，實為皮相之論。
袁世凱
李鴻藻的態度，還受到袁世凱的影響。袁世凱回津後，大為李鴻章及推軍將領官僚的詬責，以為韓事至此，皆袁世凱鹵莽割裂之咎，張佩綸雖一向支持袁世凱，此時亦無能為力，且察知袁的人品有問題，亦未始無悔。因此，袁世凱大為惶然；李鴻章怕他洩漏韓局真相，且不准他進京，而奏請派赴平壤辦理朝鮮撫輯事宜。袁世凱乃請其兄世勳赴京活動。翁同龢七月十六日記：
袁世勳（敏孫）為袁慰廷事來見，慰廷奉使高麗，頗得人望，今來津不得入國門（李相保令赴平壤），欲求蘭蓀主持，因作一札予蘭蓀，即令敏孫持去。
不請翁同龢主持而轉乞李鴻藻，則以張佩綸曾屢為袁世凱揄揚於李鴻藻前，知之有素；而且翁同龢與李鴻章不協，求翁主持，反易僨事。但袁世凱不識李鴻藻，因請翁為介。
其時主戰者，不止於南北兩派首領的翁李，即李鴻章部屬中亦頗有其人。袁世凱以外，至少還有盛宣懷與周馥。
盛宣懷時任津海關道，此人首鼠兩端，與翁同龢亦保持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當葉志超牙山兵敗時，曾電翁同龢，謂「宜以海軍全隊救牙，少則不濟。」此可能為北洋請款購新艦作張本；但既欲購新艦，自是作戰所需。大致在黃海熸師以前，李鴻章一系主全力一拚的人很多，周馥為另一作此主張的人。其自訂年譜，光緒二十年條云：
六月二十日，接津海關道盛杏蓀電，傳李相國諭，屬赴天津商議日本朝鮮軍務。二十八晚抵津謁相國，始知日本在牙山已擊沉我運船，朝旨不待籌議，遽宣戰，飭北洋派兵往剿。時太后撤簾，某樞勸上獨斷主戰，不問北洋戰事如開，需兵幾何，需餉幾何？急飭北洋派兵往剿，中外大駭。余言：「日人以全力拒我，此次軍務必大且久，宜速撒手備辦。」力陳三事：一請派督師，應奏派劉省三銘傳為帥；一速備兵三萬人赴前敵，另備一萬人屯後路接應，非一年後不能招練成軍，其葉志超原帶二千數百人，深入牙山絕地，兵力太弱，宜速飭其退軍；一水陸路皆設轉運，此時軍需全未預備，切勿與戰，姑隱忍之，我不與戰，敵不越鴨綠江以西也。相國不謂然。二十九日復激切言之，不納。
此「某樞」指翁同龢。時翁尚未重入軍機，周馥誤記。至於七月初一之詔，翁同龢日記不載，乃晚年刪去。但六月廿七日記中暗示：
軍機著人來請……坐良久，看宣示稿一件（小雲筆），更刪數十字（未定何日發）。
此「宣示稿」出於徐用儀手筆，七月初一日明發，自然亦經軍機會議，不得謂之「勸上獨斷主戰」。宣示詔書中最後一段為：
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員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入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致干罪戾，將此通諭知之。
就國際法而言，這不算宣戰，只是備戰；而朝鮮戰事本已開始，命李鴻章「進剿」，只是內部的軍務指令，亦談不到宣戰。
主戰復主和的太后
然則主和的又是誰呢？李鴻章之外，另一個是慈禧太后，既主和又主戰，立場矛盾，也就是這一矛盾的立場，才使得甲午之役，無一非錯，錯盡錯絕。
分析慈禧當時的心態，最初主戰是基於下列原因：
第一、六十萬壽之前，希望能打一場勝仗，為慶典增加光采。
第二、海軍經費移用於修頤和園，為通國皆知的事實，如果她不主戰，會予人以慈禧太后深知「昆明湖換了渤海」，海軍不堪一擊，所以不敢主戰。
由此可知慈禧的主戰，根本是為了她個人的面子，出於輕率的樂觀，而持強硬的態度。及至萬壽期近，看戰事非一時可了，會影響慶典的歡樂氣氛，因而暗示可與日本謀和，但「不准有示弱語」。但此時的局勢，無論在外在內，已非她所能控制了。
到得牙山兵敗，日本大量增軍，局勢顯得很嚴重時，她已無法改口；於是樞庭出現了彰明較著的主和派，一個是孫毓汶；一個是上年十一月許庚身病歿後，由「達拉密」升為軍機大臣的徐用儀。此兩人的主張，實際上即是慈禧的意旨。翁同龢七月十六日記：
照常入，上到書齋數語而退。到軍機會商，李公（鴻藻）及福（錕）、崇（禮）、張（蔭桓）皆至。北洋電，謂俄人有興兵逐倭之意。遞奏片敘俄事，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聯，總以我兵能勝倭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務。滅電旨一道。
對俄的態度，是在此次會議中所決定，遞奏片說明會議結果後，由翁同龢擬電旨，飭北洋照辦。但此態度是在「上到書齋數語而退」所決定。「俄不能拒，亦不可聯」，為總署共同的見解，但由翁同龢面奏，變成他反對聯俄，益使李鴻章認為翁同龢刻意仇視。翁同龢十八日記：
詣軍機處，蘭翁亦來（是日未會總署諸公），看摺數件（曾廣鈞、周承元、鍾德祥、王鵬運、易俊、余聯沅、褚成博連銜摺）。余謂曾摺甚壯，欲用之，而同人謂海軍兩艦，豈其輕擲。遂止。
曾廣鈞前一日去看翁同龢，「與語大奇之」。次日曾廣鈞上摺，即前一日與翁所語之事，大致為以海軍兩艦，突襲日軍作自殺性的攻擊。翁支持曾之奇計，不能謂之為紙上談兵，如能實現，至少可以顯示不惜同歸於盡的鬥志，日本大本營作決策時，不能無視此一事實。無奈李鴻章是決不肯這樣做的。
所謂「同人」，當指孫毓汶、徐用儀。據翁同龢記當天會議情形，孫、徐二人不滿「帝黨」的態度，已頗顯明：
是日辦奏片，孫徐兩公不肯動筆，令顧漁溪上堂寫，余與李公亦相顧不發，良久湊成，寫就即散，未及遞也。
顧漁溪為軍機章京。所謂「相顧不發」云云，可以想見和戰兩派之對立，已趨於表面化。至於孫徐不肯動筆的原因，翁同龢亦有記載：
昨志銳劾孫徐把持，摺呈慈聖御覽，奕劻面對七刻。今日上以原摺示兩公，溫語慰勞，照舊辦事，仍戒飭改過云云。
這段輕描淡寫、不加評論的記載，透露了若干內幕：
一、孫毓汶、徐用儀秉承慈禧的意旨辦事，故志銳之摺，呈「慈聖御覽」。而志銳劾孫徐把持，無異間接表示慈禧干預朝政，德宗雖「溫語慰勞」但仍「戒飭改過」，亦無異認可志銳所言屬實，肯定了孫徐有把持的事實；否則又何過可改？
二、慈禧以奕劻為耳目，召對至七刻，亦即一小時四十五分之久，當然是談志銳及其妹珍妃的各種情形。四日以後，即有文德興杖責發配之事。
兩宮交惡，可說以是日為始。慈禧翦除帝黨，由嚴懲文德興開始，自遠而近，自內而外，最後及於翁同龢。此種殺雞駭猴的警告作用，為翁同龢充分瞭解，所以步步小心，而到頭來終於不免，此亦半由天命，非關人力。
其時慈禧的處境，已有騎虎難下之勢；李鴻章亦復如此，明知非敗不可，仍不能不調兵遣將，請款購械，作戰備之計。自七月初至八月初這一個月，在擾攘紛紜中，日本已完成了總動員的準備，於八月十四日起，發動全面攻擊；結果是：
八月十六日：日本第一軍指揮官山縣有朋統轄第三、第五兩師團，分四路攻平壤，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等陣亡，葉志超、衛汝貴敗走。衛部潰不成軍，死傷二千餘人；戰事兩日即結束。
八月十八日：黃海大戰，日本艦隊司令伊東祐亨，大敗丁汝昌於大東溝，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甲等五艦沉沒，海戰自中午開始，歷時五個半小時結束，餘艦退旅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