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天津行
八月十八日是李鴻章平生最痛苦的一天，外則黃海大敗，內則廷臣交詬。翁同龢是日記云：
辰初，上至書房，發看昨日三電；戌刻一電，則平壤告不能守，云敵高山架炮俯擊，人馬糜爛也。旋至樞曹會看事件，蘭翁抗論，謂合肥有心貽誤，南皮與爭，他人皆不謂然。余左右其間曰：「蘭翁正論，合肥事事落後，不得謂非貽誤。」乃定議兩條：一嚴議；一撤三眼花翎、褫黃馬褂。恭候擇定。寫奏片，寄諭葉志超，令與聶士成前後夾擊，疏通後路，明發切責李鴻章。二道。午正一刻遞，未初二刻發下，李鴻章處分用拔去花翎、褫黃馬褂一道，遂散。
黃馬褂無足為奇，三眼花翎則為殊榮，「中興名臣」中惟李鴻章得膺此賞。「清史列傳」本傳：
（光緒）十九年正月，鴻章年七十，慈禧皇太后御書「調鼎凝釐」匾額；「棟樑華夏資良輔，帶礪山河錫大年」對聯；「福壽」、「益壽」字；御筆「蟠桃圖」；無量佛，帶嗉貂褂諸珍物。……二十年皇太后六旬萬壽，賞戴三眼花翎。
慈禧六十萬壽恩典，頒於是年正月初。照定制，貝子以上始得戴三眼花翎；李鴻章封伯爵，則膺此懋賞，無異表示他的地位高於公爵。但拔去三眼花翎，羞辱猶不及褫去黃馬褂，因為有戰功始得蒙此賞，則褫奪黃馬褂，即有否定其戰功的意味在內。
海戰大敗的消息，翁同龢次日始知，為張蔭桓所面告。其時翁同龢正在病中，發高燒、牙痛，得此惡訊，「益覺肝火上炎」，二十日遂未入直。二十一日記：
本定請假五日，昨萊山函云，上趣令出。時事如此，豈敢即安，遂撤不遞。而自今日起通融兩日，肴病勢何如。樵野來長談，以洋磅見商，不得不見也。連日軍情水陸如此：鴨綠一線可危，即渤海亦可危。慶王請帶兵赴九連城，而以沙克都林機布、桂祥為副，未知准否？志銳摺未下。
慶王自請帶兵赴九連城，防備日軍渡鴨綠江，侵入「龍興之地」，是聯絡蒙古藩部王公，及受恩深重的承恩公所表現的一種姿態。是日又有一條極重要的記事：
慶王、禮王並見慈聖起，此後連日如此。
這是慈禧在光緒朝第二次垂簾的開始：而翁同龢疾又大作，請假多日，德宗既無可以商酌之人，而樞庭、譯署多承太后意旨，因而慈禧獨斷獨行，懿旨發宮中撙節銀三百萬兩佐軍餉；六十萬壽停辦點景、經壇、戲臺諸事；原定在頤和園受賀，改在宮中。此皆德宗所願而不敢請者。
至八月廿八日，翁同龢銷假即奉懿旨召見。先到書房，德宗示以兩摺，始知軍機全班請辭，自然不准。另一摺為南書房翰林李文田等，請起用恭王。翁同龢記與李鴻藻一起召見事云：
會李公同入，皇太后、皇上同坐。首言倭事，次言淮軍不振，並糧械無繼，種種貽誤狀。
皇太后曰：「有一事，翁某可往天津面饬李某，此不能書廷寄，不能發電旨者也。」
臣問何事？
曰：「俄人喀希尼前有三條同保朝鮮語，今喀使將回津，李某能設法否？」
臣對：「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償，將何畀之？且臣於此等，始末無聞，乞別遣。」叩頭辭者再，不允。
慈禧的意向是很明白的，準備聯俄以謀和。但謀和則必須主戰派同意，領導清議者翁同龢、李鴻藻，翁又較李得勢，因此，派翁同龢與李鴻章會商此事，如有結果，則翁、李皆有安撫朝士之責。輿論不致過分情緒化，和議始可望有成。此為李鴻章與慶王商定的辦法，而由慈禧出面主持。證據是慈禧面諭「喀使將回津」：俄駐華公使的行蹤，總署亦未必知道，深宮太后何由得知？明明為李鴻章所透露。
以下有一段交換的話，註定了甲午之後悲慘的結局：
（慈禧）最後論曰：「吾非欲議和也，欲暫緩兵耳。汝既不欲傳此語，則逕宣旨，責李某何以貽誤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後作何收束？且退衂者，淮軍也，李某能置不問乎？」
此諭態度已有改變，問「李某能設法否？」則為啣命與李鴻章去謀和。問「此後作何收束？」則純粹是傳旨；是和是戰，要聽了李鴻章的意見再議，並無損於翁同龢的立場，因而接下來的對話如此：
敬對曰：「若然，敢不承？」則又諭曰：「頃所言作為汝意，從容詢之。」
臣又對曰：「此節只有李某覆詞，臣為傳述，不加論斷。臣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為舉世唾罵也。」
允之。
喪師辱國，種種貽誤，而朝廷可「不治以罪」，則紀綱何存？因此，慈禧有「所言作為汝意」之諭；而又謂「從容詢之」，仍是希望翁同龢能平心靜氣跟李鴻章談出一條結束戰爭的路子來。因此翁同龢立即聲明：只傳述，不論斷。同時再一次表明了反對議和的立場。
以下又記另一大事云：
既而與李公合詞籲請派恭親王差使，上執意不回，雖不甚怒，而詞氣決絕，凡數十言，皆如水沃石。
此「上」指德宗，非慈禧。請復起恭王，原為李文田的建議；德宗在書房先已示翁，如不以恭王復起為然，則翁李根本就不必「合詞籲請」。於此可知「上執意不回」，是翁同龢所教，因為慈禧不喜恭王，所以德宗「雖不甚怒，而詞氣決絕」，彷彿先意承志，以示孝順，實際上是表示，他雖贊成復起恭王，但須得太后一言而定。「思出自上」的警惕，為以下事上之道。但慈禧此時仍舊希望用翁同龢，如果翁同龢肯聽話，慈禧決不會再用恭王。此中之理，至為微妙，慈禧之保持沉馱，即是此時尚未能正確評估翁同龢到底是何態度之故。
翁同龢啣旨秘密赴津，經兩日途程於九月初二上午面晤李鴻章，日記甚詳：
見李鴻章，傳皇太后、皇上諭慰勉，即嚴責之。鴻章惶恐，引咎曰：「緩不濟急，寡不敵眾，此八字無可辭。」
復責以水陸各軍敗衂情狀，則唯唯而已。
余復曰：「陪都重地，陵寢所在，設有震驚，奈何？」
則對曰：「奉天兵實不足恃，又鞭長莫及，此事真無把握。」論議反覆數百言，對如前。
李鴻章的態度是非常明白的，打下去非敗不可，但「緩不濟急，寡不敵眾」八字雖「無可辭」，而責任亦不全在他一個人肩上。至「奉天兵實不足恃」，更與北洋無關。翁同龢猶思振作其氣，反覆論議，無奈李鴻章疲、軟、滑三字俱全；朝廷倚為柱石干城者如此，翁同龢依然執持不和的主張，實不能辭書生誤國之咎。
其時適有廷寄，諭李鴻章及翁同龢，謂聞喀希尼日內到津，李鴻章如與晤面，可將詳細情形告翁，回京覆奏。朝廷仍望翁同龢能與李鴻章商略如何請國際斡旋謀和之意，殊為明顯。因此，翁同龢首先以虛言恫嚇，企圔使李不敢與喀希尼談和。日記如此：
余曰：「出京時曾奉慈諭：現在斷不講和，亦無可講和。喀使既有前說，亦不決絕。」令不必顧忌。據實回奏。
李云：「喀以病未來，其國參贊巴維福先來。云俄廷深惡倭占朝鮮，中國若守十二年所議之約，俄亦不改前意。第聞中國議論參差，故竟中止。若能發一專使與商，「則中俄之交固，必出為講託云云。」又云：「喀與外部侍郎不協，故喀無權。」
余曰：「回京必照此覆奏。余未到譯署，此事未知利害所在，故不加論斷。且俄連而英起，奈何？」
李云：「無慮也。必能保俄不占東三省」云云。
談論到此結束。翁同龢當日啟程回京。此行在翁一無所獲，對李鴻章不能發生絲毫影響；反而無形中受到李鴻章的警告，巴維福所言，真假不可知，但藉巴維福之口，謂「聞中國議論參差，故竟中止」，隱然表示，如俄國人不肯任調人，以致和局不成，則翁同龢應負責任。這是翁同龢與李鴻章第一回正式打交道，翁非李之對手，彰彰明甚。
恭王復起
當翁同龢赴津途中，朝局已有變化，九月初一日上諭兩道，第一道云：
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日召見恭親王奕訢，見王病體雖未痊癒，精神尚未見衰。著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
第二道仍是奉懿旨，恭王「著在內廷行走」。亦即慈禧隨時可召見恭王；恭王亦隨時可以「請起」。
恭王閒廢十年後，終於復出。翁同龢、李鴻藻合詞籲懇而不允，乃特頒懿旨，主持洋務，道是宣示中外，恭王為后黨而非帝黨。同時此亦表示，慈禧對翁同龢已經失去信心。朝局至此，壁壘分明。恭王為英法聯軍內犯，主持和議之人，他之復起，並管總署，慈禧的意向如何，非常明白；另一方面則有九月初七日，翰林三十五人連銜摺、張謇以議官身分單銜摺，以及九月初八志銳摺，非主戰，即參李鴻章。恭王議和的活動，據翁同龢所記如下：
九月初九日：令恭邸今日傳赫德面詢一切，昨志（銳）摺，請聯英伐倭，欲以二三千萬餌之。赫云，不能。文廷式等三十八人摺，大致如志摺。
九月初十日：恭邸有起，大抵著重赫議，余堅不與同也。
九月十六日：詣樞曹，始知昨日英使歐格納到署，議各國保護，限即日定議，飛促恭邸到署，議至亥正散。日本索兵費，至是發露矣。邸既入此言，孫徐汹汹，以為不如此不能保陪都、議山陵，余與李公謂英使不應要挾催逼，何不稱上意不允以拒之？俟俄使到（北洋來信，喀希尼昨晚起身來京）再商。孫、徐不可。
午初，恭邸見起五刻，余與李公同起二刻五分，軍機起三刻。余等見皇太后，指陳歐使可惡，且所索究竟多少？如不可從，終歸於戰，宜催各路援兵速進，懸爵賞以勵。九連城前敵催海軍修好六船，嚴扼渤海，此二條允行。論款事語極長，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歸而憤憾，求死不得。噫！
所謂「天意」，指慈禧太后決定謀和，而謀和之一大目的，在希望十月初十萬壽，能照常慶賀。翁同龢九月廿一日記：
昨日內奏事處口傳，奉旨：所有應進皇太后六旬萬壽貢物之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等，均著於本月二十五日呈進，其蒙古王公等，於二十六日呈進，俱入福華門。欽此。於是群議紛紛，那樞臣亦欲進矣。余與李公同曰：至敬無文。蓋遵十八年懿旨，凡貢物紬緞，均毋庸呈進。眾皆謂然，惟禮邸尚猶豫。
其實，「禮邸尚猶豫」，還是表現了真實的態度；「眾皆謂然」的軍機大臣則完全是敷衍翁同龢，第二天悄然進貢，「初猶秘之」。在這件小事上，充分反映了樞廷、譯署中，頗有人認為翁同龢不可理喻，採取了表面尊重，暗中自行其是的辦法。但翁同龢亦並無堅持己見的決心，與李鴻藻等人，仍舊也託立山代為辦了貢物，於九月廿五日進呈。
其時慈禧六十萬壽之期日近，傾向於太后者，謀和甚亟。葉昌熾「緣督廬日記」九月廿三日記：
聞本月十四日，樞臣某嗾其鄉人聯銜遞議和說帖於恭邸，為瑞景蘇前輩所劾。
瑞景蘇名瑞洵，滿洲正黃旗人，光緒十二年翰林，其時官國子監司業。九月廿一日以編修戴兆春等十四人，上書恭親王主和，瑞洵奏請嚴旨申誡，以杜莠言亂政。戴兆春字青來，杭州人，光緒三年翰林，其祖即戴熙，字醇士，官至兵右，以畫受知於宣宗。咸豐庚申，洪楊初破杭州，戴熙殉難，謚文節。所謂「樞臣某」，無疑地是指徐用儀。
由於主戰的論調，始終高唱入雲，和議沒有人敢談；備戰則無整個計劃可言，同時進行萬壽慶典，占據了王公大臣大部分的時間，而就在這擾攘不定、一團混沌之際，日本山縣有朋所統率的第一軍，於九月二十五日，自朝鮮義州渡鴨綠江，進占安東九連城；十月初一陷鳳凰城。同時大山巖所統率的第二軍，下轄一師團、一混成旅亦渡江後續而至。局勢發展為中日因韓國發生衝突，一變而為日本直接進攻中國，而且很快地就站定了腳步。數日之間，便使得朝廷處於「戰難和亦不易」的至為艱窘的境地了。
這時政柄歸慈禧獨持，十月初四納慶王之議，命恭王督辦軍務，慶王幫辦，翁同龢、李鴻藻、榮祿、長麟會同商辦。榮祿本為西安將軍，入京祝嘏，適逢恭王復起，代福錕而為步軍統領。他之參與會辦軍務，一方面是他負責拱衛京畿的地位使然；另一方面，負有為慈禧作耳目的任務。
十月初六，政府改組，翁同龢、李鴻藻復入軍機；額勒和布、張之萬休致。軍機處另有一新人，廣東巡撫剛毅。
自種禍根
剛毅字子良，滿洲鑲藍旗人，原是個通滿文的筆帖式，同治五年績優議敘，升為主事，分發刑部。剛毅是書辦的材料，熟悉例案；清朝的刑名，最講究「例」，叫做「無例不可興，有例不可滅」，但司官每不屑描意於此，以致書辦得以舞文弄法。剛毅能在例案上下工夫，難得一見，因此當光緒元年，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時，對剛毅頗為賞識，派為「秋審處總辦」；此差一共八員，主持「勾決」，權威甚重，是個優差。光緒五年補郎中，復以京察一等，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六年外放為廣東潮嘉惠道，七年擢江西臬司，轉直隸；未幾調廣東藩司，再調雲南；十一年升任山西巡撫，十四年調江蘇，十八年調廣東，二十年特旨召來祝嘏，於九月間到京。
剛毅在仕途中，可說一帆風順。他跟翁同龢的關係很深，亦頗得翁同龢的照拂，每次到京，必有幾次長談。翁同龢亦常為人寫八行，在剛毅處有所關說，但從不受他餽贈。剛毅之入軍機，為翁同龢所特保，因為翁認為他是「結實人」、「清廉明快」，想用他來整飭紀綱，不想後來他「整」了翁同龢。
剛毅的笑話甚多，大致「官場現形記」中形容唸白字的笑話，都曾在他身上發生過，如稱皋陶為「舜王爺駕前刑部尚書皋大人皋陶」，「陶」字且唸作本音。獄囚瘐斃，輒改「瘐」為「瘦」。入軍機後鬧個大笑話，四川奏報剿番夷獲勝一摺，內有「追奔逐北」一語，剛毅大為不滿，責川督漫不經心，奏摺中有錯字，打算請旨申飭。請問其故，他說：「道『追奔逐北』，一定是『逐奔追比』之誤，番夷奔逃，逐者捕獲，追比他所劫漢人財物。如說是『逐北』，莫非不會逐東、逐南、逐西，一定非向北不可？」
他的同事以及軍機章京，都想笑而不敢笑；只有翁同龢是薦主，面子上掛不住，當時以略帶申斥的語氣，為他糾正謬誤。據說剛毅後來不顧多年照拂之情，要攻倒翁同龢而後快，就因為有此一段無端結下的仇恨之故。
翁同龢復入軍機之初，正當慈禧六十萬壽「花衣期」開始之畤。所謂「花衣」為蟒袍之俗稱，遇有大慶典，朝官夠資格著蟒袍者，均須穿著，「前三後四」，包括慶典正日在內，一共七天，稱為「花衣期」。
時事如此，而慈禧依然演劇慶賀，德宗頗不以為然。翁同龢十月初九日記：
未明見起，五刻退，語極長、極切、極細密也。午初二刻詣寧壽宮聽戲，入坐六叩，謝皇太后御筆「久壽」一幅，大小荷包一對，即退，飯。飯罷出至方略館小坐，遂至巡防處，兩邸在焉。是日稍發議論，略辦數事。上召對樞臣時垂論極急，並云不可早散。又云聽戲三日，諸事延擱，儘可不到也。派出臣龢明日進午餐，李鴻藻晚膳，剛毅十一日早膳，費庫平足紋一百二十兩，另八兩。
花衣期中，近臣排日進膳，以示孝敬；「折乾」交內務府代辦。故有費銀一百二十兩之記。「巡防處」則為督辦軍務辦公之處。翌日為太后萬壽正日，翁同龢記：
是日無封奏、無外摺，巳初二畢，同詣皇極門外敬竢。王公在寧壽門階下，皇上於慈寧門門外。巳初駕至，步行由西門入，升東階，皇太后御皇極殿，先宣表，上捧表入寧壽門授內侍，退出門，率群臣三跪九叩，退換衣，巳正二刻入坐聽戲，刻許遂退。
寧壽宮為高宗內禪後頤養之處，慈禧由慈寧宮移居於此，示人以太上皇訓政的印象。是日大連告警，至半夜復有急電，翁同龢十一日記：
子正有叩門者，乃榮金吾送信，為之驚起，蓋旅順警電也，遂不寐。照常入，電報紛至，金州已失矣。巳正入座聽戲，叩頭畢即退，實坐不能安也。方略館飯，再詣聽戲處，適盤賞，乃謝賞，三叩而出。詣巡防處，見北洋丑刻電，南嶺關已失，徐邦道敗退，旅順僅半月之糧，此絕證矣。仍發電令合肥速援，毋坐視。談密事直至黃昏。
「榮金吾」謂榮祿。步軍統領猶如漢朝執金吾，故以此相稱。至所謂「密事」，則議和，翁同龢十二日記：
退後聞寧壽宮叫起，恭邸奏昨事，太后遍詢臣等，臣對釋疑忌則可，其他未可知，且偏重尤不可，蓋速雞不飛，亦默制之法。凡四刻乃退。是日恭奏對語頗雜，不得體，余不謂然。
此段日記，翁同龢晚年已加刪改，語意曖昧，但知為謀和。翁同龢接前又記：
出至直房，孫徐擬密寄，自書之，不假章京手。待遞下未初三刻矣，余攜之赴督辦處，兩邸咸在，樵野亦來，當面交訖。申正余與邸語不洽，拂衣先歸。
據「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是日「以金州失守，太后命張蔭桓赴津晤李鴻章，商邀各國調停。」因此可知：
一、翁同龢之所謂「偏重尤不可」，指俄國而言。
二、孫、徐即軍機中主和最力的孫毓汶、徐用儀。「擬密寄」，即下達李鴻章的「廷寄」。
三、「樵野亦來，當面交訖」，即以「廷寄」交張蔭桓，攜往天津面交李鴻章。
四、「與邸語不洽，拂衣先歸」，自是因和戰各持己見之故。此「邸」當指慶王。翁同龢對恭王頗為尊敬，且年齡亦相彷彿；即令「不洽」，不致有「拂衣」的過當舉動。
張蔭桓赴津晤李鴻章後，李有覆奏，主加意籠絡俄、英、法，而且仍舊深信，「稍遲俄當有舉動」。至於張蔭桓何日回京，如何覆命，翁同龢記而刪去。惟十月十三日所記保存，實為史筆。記云：
言者請下罪己詔，上深韙之。
臣進曰：「此即盛德，然秉筆甚難，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臚列乎？抑諱弗著乎？諱則不誠，著則不可。宜省中留覽，躬自刻責而已。」餘所陳甚多，同官舌橋。
「土木」指頤和園，「宦官」指李蓮英。「餘所陳甚多，同官舌橋」，可以想像，翁同龢針對慈禧，大發了一頓牢騷。恭王歿後，翁同龢即被逐，實種因於此日。
其實李鴻章因奉有密旨，正式展開和議，先派洋員德璀琳赴日試探，而有一極荒唐的舉動。翁同龢十月十六日記：
是日見合肥致兩邸書，謂德璀琳請頭品頂帶，已權宜授之，可詫也。
李鴻章亟謀求和，且深知慈禧太后亦復如此，故悍然作此年羹堯所不敢作之事，自是有恃無恐。但手段實甚拙劣，如德璀琳果然有用，且有所要挾，不妨酬以重金，而不可假以名器；因為這一來無異向日本示弱。對付日本最宜避忌的一著，便是示弱，適足以啟其得寸進尺的野心。
宮闈多故
很顯然地，慈禧的威望，此時已遭到極大的挑戰，廟堂如此，宮內更為尖銳。未幾而有珍妃被黜之事。翁同龢十月廿九日記：
皇太后召見樞臣於儀鸞殿，先問旅順事，次及宮闈事，謂瑾珍二妃有祈請干預種種劣蹟，即降旨降為貴人等語。臣再三請緩辦，聖意不謂然。是日上未在座，因請問，上知之否？諭云：「皇帝意正爾。」命即退，前後不及一刻也。回直房，余與萊山擬稿，似尚妥協。
記下又敘處置不法太監事：
魯伯陽、玉銘、宜麟皆從中官乞請，河南撫裕寬欲營福州將軍，未果，內監永祿、常泰、高姓皆發，又一名忘之，皆西邊人也。
「皆發」謂配發吉林；「西邊」指陝甘。其中裕寬一案，與珍妃有關。據清人筆記，裕寬所營者為四川總督，先謀之李蓮英，索賄過鉅，不諧。裕寬為珍妃家親戚，由太監高萬枝媒介，珍妃為之乞請於帝。李蓮英偵知其事，面奏慈禧；因召珍妃詰問，珍妃坦承此事，並謂：「上行下效，不是老佛爺開端，誰敢如此？」慈禧震怒，行家法杖責；先朝妃嬪及恭王之女大公主，環跪乞恩，因而決定與瑾妃並降為貴人。翁同龢、孫毓汶所擬的上論：
朕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本朝家法嚴明，凡在宮闈，從不准干預朝政，瑾妃、珍妃承侍掖庭，向稱淑慎，是以優加恩眷，洊陟崇封，乃近來習尚浮華，屢有乞請之事，皇帝深慮漸不可長，據實面陳，若不量予儆戒，恐左右近侍，藉以為彙緣蒙蔽之階，患有不可勝防者。瑾妃、珍妃均著降為貴人，以示薄懲而肅內政。
據此可知，慈禧先召德宗面詢，確有其事；且降封為德宗所同意，慈禧謂樞臣：「皇帝意正爾。」亦非虛語。翁同龢次日記：「上語昨事，意極坦坦」，足見珍妃確有過失。翁同龢是日又記：
有彈濟寧者（文學士）詆訾過當，上亦不甚怒也。見起語長，濟寧辨語懇切，上云：「但盡心竭力，不汝責。」
文廷式彈劾孫毓汶，連翁同龢亦謂之「詆訾過當」，則其中必有意氣之語。文廷式與盛伯羲交好，光緒十年恭王被逐的內幕，曾備聞之於盛伯羲，彈章中當亦論及；而論及此事，適中慈禧心病，因為當時是慈禧想用醇王，先逐恭王，其事由孫毓汶所策劃，十年之間，國事至此，頤和園成而旅順失；醇王歿而恭王復起，在慈禧是至為難堪痛心之事。乃文廷式只為其女弟子珍妃被黜，借彈孫毓汶以抒其積憤，疏中暗侵慈禧，致自種其被禍之因，且亦禍延珍妃及志銳，可謂不智。翁同龢十一月初二日記云：
午初三刻傳太后見起，午正二刻入見於儀鸞殿，論兵事，斥李相貽誤，而深慮淮軍難馭，以為暫不可動，禮邸、蘭公頗贊此論，次及言者雜遝，如昨論孫某，語涉狂誕（孫今日赴總署，不在列），事定當將此輩整頓。次及二妃，語極多，謂種種驕縱，肆無忌憚，因及珍位下內監高萬枝諸多不法，若再審問，恐興大獄，於政體有傷，應寫明發，飭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發即有傷政體，若果無可貸，宜交內務府撲殺之，聖意為大是，遂定議退。
慈禧已公然提出警告，而仍有不畏禍的言官。翁同龢十一月初四日記：
封奏五件，高爕曾一件，指斥前日懿旨，謂樞不應惟阿取容，無所匡救。並有挾私朋比，淆亂國是，若不精白乃心，則列祖列宗在天之靈，必誅殛之云云。語多狂誕。午正，皇太后召見樞臣於儀鸞殿，首指高摺，以為離間，必加辯駁，慈容艴然。諸臣再三勸解，臣謂明無弗照，聖無弗容。既調護於先，何必搜求於後，且軍務倥偬，朝局囂凌，宜以靜攝之，毋為所動，聖意頗回。
高爕曾，湖北孝感人，同治十三年甲戌科進士，為李鴻藻的門生。所指斥的，即根據翁同龢的建議，將高萬枝交內務府撲殺的懿旨。十一月初二日又有一道懿旨，將珍妃之兄志銳，自熱河撤回京當差。高爕曾借責樞臣以斥慈禧，過去從無如此大膽者，故「慈容艴然」。而翁同龢所論，雖為勸解，實亦為救高爕曾。
高爕曾的態度，為清議對慈禧高度不滿已有表面化的反映，在慈禧除了憤怒以外，更加的是警惕。如果不抓緊權力，「帝黨」將有使她更難堪的行動出現，而「后黨」則多自危，深恐「帝黨」得勢，彼輩將遭黜，因而以慈禧為中心，愈趨於緊密，同時「后黨」的領導者，亦正逐漸形成之中，此即是榮祿。
高爕曾是李鴻藻的門生，與翁同龢的關係頗深；但在后黨看，其人顯然是帝黨。嚴格而言，正如唐朝的「牛李之爭」，牛僧孺有黨，李德裕無黨，所謂「李黨」是牛僧孺等加諸於政敵的一頂帽子，目的在為其黨徒指明攻擊的目標。彼時的后黨、帝黨亦然，后有黨，帝無黨，道理很簡單，忠君為天經地義，無所謂黨。帝黨不過是后黨為所有反對黨製造的一個名詞而已。
后黨包括三大集團，一個是宦官集團；一個是醇王系統的神機營集團；再一個是北洋官僚集團。宦官集團自然以李蓮英為首；神機營集團比較複雜，包括內務府及親貴中的守舊派等等，此一集團起先並無固定的領導者，而且色彩亦並不太顯明，自榮祿回京，並出任步軍統領以後，很快地成為此一集團的首領，而且將此一集團造成為后黨的核心。至於北洋官僚集團，可以盛宣懷為代表人物。
后黨三大集團的宗旨是一樣的，即是鞏固慈禧的權力，以期在慈禧的庇護之下，消極方面維護私人既得利益；積極方面相機奪取政柄。至於手段方面，初步是以削弱翁同龢的影響力為主；此非后黨不欲攻倒翁同龢，而是慈禧對翁同龢猶有兩三分念舊之心，同時還存著能為己用的希望。
但在和戰的問題上，翁同龢主戰的態度，始終不變；所變的是偏離了他的原則。本意是求乾綱大振，致君於有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為，而為了自己的名聲，執持如故，變成「為主戰而主戰」，實不能不謂之誤國。
當時最痛苦的是李鴻章。好比一場賭局，明知輸定了，而仍不能不悉索敝賦，湊賭注押在「死門」上。而且輸光了還不能一走了之，猶須善後；他早已料定了，將來談和仍舊是他的事。當時如非翁同龢的牽制；則上有慈禧太后作主，內有恭王及軍機如孫毓汶、徐用儀支持，且外亦必有劉坤一、張之洞的默許，應該可以「少輸當贏」，早就和得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