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和樞廷
議和的決心，在十一月初完全確定。最具體的跡象是，恭王復入軍機。在此以前恭王掌譯署並領巡防處，重貼在洋務及軍務，為了主持和議，必須長樞。同日，恭王請起，偕孫毓汶、徐用儀、張蔭桓進見；張蔭桓是預定赴日求和的專使。
恭王領軍機後，第一件事是請撤書房，這完全是針對翁同龢而發，因為翁同龢之在書房，猶如美國總統的特別助理，權侵政府，為恭王所不能容忍。翁同龢一個人力爭，無人應和；但慈禧的手腕很厲害，想借此收服翁同龢，且亦收到相當效果。十一月初十日翁同龢記：
巳正先散，正欲少休，蘇拉來傳有起。馳入知獨傳臣起，午初入見儀鸞殿，上亦在座，臣力陳課不可輟。太后諭曰：「此恭親王所陳，前日予所諭太猛，今改傳滿功課及洋字均撤，漢字不傳，則不輟之意可知。汝等仍於卯初在彼候旨，或傳或否，或一人，或二人，皆不拘可也。」臣叩頭稱聖明洞察，一一敬遵。因論人材賢否，及志銳舉動荒唐，又回溯同治年事。臣不禁淚下如糜，慈顏亦為之慘戚。復褒獎數十語，大略謂汝信實可靠。臣又力保孫某謹慎無失，凡三刻始退。
「孫某」謂孫家鼐，亦在毓慶宮行走。翁同龢保孫謹慎無失，即謂其不致在書房弄權。翁同龢本來對慈禧已有反感，至此復又死心塌地，以調和母子感情為己任。
議和之事，李鴻章本已派德璀琳為代表，伊藤博文以其非全權，拒與相會。於是由美國駐日公使譚恩，及駐華公使田貝斡旋，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允派全權代表，與中國代表會議，地點在日本廣島。中國的代表是戶部侍郎張蔭桓、署湖南巡撫邵友濂。議和當然要賠款，翁同龢推給張蔭桓，而張蔭桓正中下懷。是年十一月廿七日，翁致張函云：
借款是今日一大事，若以付鄙人，何異冥行索塗也。原件奉覽，乞細核詳示。龍節將發，留此以為指南之車，幸甚、幸甚。
具日期為「冬至次日」，前一日冬至即十一月廿六日，上諭宣示張、邵赴日會議和局。所謂「龍節將發」即指東渡。
主戰的結果，落得個要為戰敗求和籌賠款，翁同龢自是萬分難堪憤懣，但表面上卻顯得心情閒豫。十二月初三日記云：
是日事簡，閒步東院，一鶴既去，因作零丁帖求之。得於海岱門外人家，白金八兩贖歸。
尋人的招帖名謂「零丁」；翁同龢這篇「失鶴零丁」，全仿後漢戴良「失父零丁」帖。全文為「孽海花」所引錄：
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我昨得奇夢，夢見東天起長虹，長虹繞屋變黑蛇，口吞我鶴甘如蔗，醒來風狂吼猛虎，鶴籬吹倒鶴飛去，失鶴應夢疑不祥，凝望遼東心慘傷！諸君如能代尋訪，訪著我當贖金償。請為諸君說鶴狀：我鶴翩𦒘白逾雪，玄裳丹頂腳三節。請復重陳其身軀，比天鵝略大，比鴕鳥不如，立時連頭三尺餘。請復重陳其神氣，昂頭側目睨雲際，俯視群雞如螞蟻，九皋清唳觸天忌。諸君如能還我鶴，白金十兩無扣剝；倘若知風報信者，半數相酬休嫌薄。
孽海花第二十五回，記此段謂「章直蜚」（張季直），「聞韻高」（文芸閣）欣賞此帖時：「韻高嘆道：『當此內憂外患，接踵而來，老夫子繫天下人望，我倒可惜他多此一段閒情逸緻。」果如所言，則翁同龢竟是毫無心肝，豈僅「可惜」，直是可鄙。
其實，翁作此帖，別有寄託，亦別有作用。作夢是寓言，鶴用丁令威的故事，指遼東，最明顯的證據是「長虹繞屋變黑蛇」；圖讖每以五行所象徵之色，配合十二生肖，以指干支，如「紅羊」指丁未，「白兔」指辛卯；「黑蛇」則為光緒十九年癸巳，遼東之禍，固起於是年朝鮮東學黨之亂。又詩中「我鶴翩𦒘白逾雪，玄裳丹頂腳三節」，乃有意暗指白山黑水之東三省，以加深遼東的印象。而懸賞求鶴，則表明了他的主張，願償金贖遼，或他國能助中國保全遼東時，亦願酬謝。此一寄託，殊為淺鮮，莫非文廷式竟不能索解；抑或曾孟樸諱而不書？已無可究詰。
至於別有作用，則慈禧既已公然主和，則一月前有「事定當將此輩整頓」之語，翁同龢恐禍連及己，故作閒豫，以示無所用心。此帖作於安維峻蒙禍之翌日，意尤可想。
翁同龢訪鶴之前一日為十二月初二，是日記云：
安維峻一件未下，比至小屋始發看，則請殺李鴻章，劾樞臣無狀，而最悖謬者，謂和議皇太后旨意，李蓮英左右之，並有皇太后歸政久，若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之語。入見，上震怒，飭拏交刑部議罪，諸臣亦力言宜加懲辦。臣從容論說，以為究係言官，且彼亦稱「市井之言不足信」。良久，乃命革職發軍台。四刻退，到書房後論前事，退擬旨，午初散。
於此可知，德宗、翁同龢君臣，對此事都很緊張。翁同龢擬旨，特意照錄原奏全文；以下方接上諭：
近因時事多艱，凡遇言官論奏，無不虛衷容納，即或措詞失當，亦不加以譴責，其有軍國緊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懿訓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誠心，天下臣民，早應共諒，乃本日御史安維峻，呈進封奏，託諸傳聞，竟有皇太后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之語，肆口妄言，毫無忌憚，若不嚴行懲辦，恐開離間之端，安維峻著即革職，發往军台效力贖罪，以示儆戒。原摺著擲還。
這道上諭中，要緊的只是「恐開離間之端」一語。因為慈禧最敏感、最重視、最易動怒的，即是此事。翁同龢既為天子近臣，又為安維峻的座師，且申救安維峻，實處嫌疑之地，所以次日作「失鶴零丁」帖，製造一條「花邊新聞」，既以表示和議並未影響他的閒豫的心情；亦所以表示安維峻之獲嚴譴，在他中心泰然，毫無哀戚。
安維峻實在不甚高明，暴露了他於外務既甚愚昧，事理人情亦欠通達的短處。是日恭王病假，假滿入值，斥同輩謂：「此等奏摺，歸檔了事，何必理他？諸公是否欲成此人之名？」恭王見識，畢竟過人，安維峻竟得大名而去，較之他的同鄉前輩吳可讀，實在太僥倖了。
安維峻由「大俠」王五護送出塞之時，張蔭桓正將束裝東渡，陛辭時兩宮分別叫起，特降黃紙諭旨，飭其議和時須請旨，割地及力所不及者，萬勿擅許。因為如此，日本以其非全權，拒不與議。而且因為廣島屯兵，不許張蔭桓逗留，令赴長崎候信。而就在此一個月中，海陸兩軍，連連大敗，已非談和而須求和了。
歲尾年頭，慈禧與德宗，母子各行其是，恭王則歛盡鋒鋩，一無主見，慈禧召見，談如何請各國調停謀和；德宗召見則談如何加強戰備，支援前線。李鴻章的處境約略相似，而痛苦遠過之，設在簽押房間壁的電報房中，商量講和與調兵遣將的電文，同時併發，左右為難，而衷心所願望的是，能打一場勝仗，內以塞輿論之望，外以留談和的「本錢」，可是他的願望始終未能實現。
其時朝廷大起宿將，命兩江總督劉坤一督辦軍務，國內外防剿各軍，均歸節制，兩江總督則由鄂督張之洞兼署。湖南巡撫吳大澂志切請纓，豪氣萬丈，提兵出關以後，打電報回來說：「海（城）蓋（平）驚蟄前可以肅清。」葉昌熾日記中說：「怖其言河漢無極。」結果一戰而潰，憤欲向裁，當時有一副諧聯：「翁同龢兩番訪鶴；吳大澂一味吹牛。」即指其事。
二十一年乙未正月，北洋海軍全軍覆沒。自大東溝敗後，餘艦留旅順整修；旅順失守以前，先移艦威海衛。日軍進攻，南面砲臺先陷，丁汝昌燬北面各砲臺準備遁走，那知日軍修復南臺後，轉攻港內各艦，並以魚雷艇扼守水道狙擊，定遠、來遠、威遠、靖遠各艦相繼沉沒。魚雷艇十二艘駛出口時，全數被俘。劉公島的守軍譁噪求生路，於是洋將集議投降。
這些洋將受有中國官銜，地位最高的是德國人漢納根，提督銜；另一名德國人哈卜門是參將；此外英國人戴樂爾，美國人馬吉芬為游擊，要求總兵劉步蟾向日軍乞降。劉步蟾見事不可為，自縊而死。提督丁汝昌、劉公島守將張文宣則服毒，此外殉難者，尚有總兵楊用霖，都司黃祖連。
於是總理營務處道員牛炳昶主持投降，海軍大小艦艇，尚餘二十三艘，悉為日军所有。「渤海換了昆明湖」原為醇王悔恨之言，自度亦未必至此，而居然至此！泉下有靈，不知如何痛哭流涕？
至於陸軍，在山海關至鴨綠江，作了一次「腐敗暴行大展」，排行榜的榜首是李鴻章的小同鄉，寧夏鎮總兵衛汝貴。此人行伍出身，先隸劉銘傳部下，由剿捻的軍功保案中，升至總兵；總兵守兵家要地，名之為「鎮」，有「鎮」之地即為總兵駐紮之處，但衛汝貴歷授河州鎮、大同鎮、寧夏鎮，皆未到任，為李鴻章「留統北洋防軍」；易言之，只是李鴻章的「警衛營」主管而已。
清史稿衛汝貴傳：
衛汝貴字達三，安徽合肥人……光緒二十年日朝戰起，率馬步六千餘人進平壤，臨行，鴻章誡以屏私見、嚴軍紀。至牙山，退成歡，與日軍相見，尋復趨平壤合大軍。平壤，朝舊京也，聞我軍至，爭攜酒漿以獻，而軍士多殘暴，掠財物，役丁壯，淫婦女，汝貴軍尤甚，殺義定朝民，眾滋忿。復蝕軍糈八萬運家，軍大譁，連夕自亂，互相蹈藉。時為至昆血戰大同江，浮舟往援，敵稍卻。玄武門嶺失，即竄走。鴻章方據葉志超牒奏捷，俄而安東、鳳凰陷，瑯蹌走岫巖；岫巖陷，走奉天。朝士交章糾其罪，詔褫職逮問。汝貴治淮軍久，援朝時年已六十矣，其妻貽以書，戒勿當前敵，汝貴遇敵輒避走。敗遁後，日人獲其牘，嘗引以戒國人。
明年，鎖送京師，按實，論死。
衛汝貴論死在當年十二月。翁同龢是月卅一日記慈禧召見情形云：
午一刻，余等入見，諭：「今日衛汝貴罪，刑部奏上，奉旨改立決，汝等有無議論？可從寬否？」三問莫對。論：「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諸臣因奏，不殺不足以申軍律。
顯然地，刑部原議「斬監候」，德宗改為「斬立決」，而衛汝貴家已行賄於李蓮英，乞恩慈禧，猶有貸其一死之意。葉昌熾亦有記：
十二月廿一日：衛達三總兵，部議論斬，奉旨即日處決。申刻赴西市，觀者如堵。
殺一衛汝貴，不過稍平民憤，於振作士氣，毫無作用。及至張邵東渡被辱，翁同龢因戰無可戰，竟亦贊襄和議。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記：
辰正三刻偕慶邸入見皇太后於養性殿，諭：「戰事屢挫，今使臣被逐，勢難遷就，竟撤使歸國，免得挫辱。」於是恭邸，孫、徐兩君囁嚅委婉，謂宜留此線路，不可決絕。述田貝言，若決絕則居間人亦無體面。諭曰：「若爾，中國體面安在？」諸臣略勸慰。臣謂：「定約畫押，既錄入國書，則批准一節，亦宜敘入，或稍可維持。」聖意韙之。……於是定改國書，添定約畫押，而批准二字其輕筆逗出。
李鴻章議和
此時的局勢，誠如德宗於正月十六日，在書房對翁同龢所言：「戰和皆無可恃。」戰不必言，和亦一再蹉跎，大失時機。日本的野心與其戰勝的程度成正比例，自旅順失守，丁汝昌率艦退至威海衛，日本已可確定，中國海軍既不能保有其最主要的根據地，即決無再在海上攔截日本海軍的能力，因而決定取臺灣；時為二十年十一月下旬。俄國且已指令其駐日公使，與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會談，表明俄國不反對日本佔領臺灣的態度，而李鴻章一無所知，猶冀望俄國能出兵相助。張謇曾劾李鴻章，「不特敗戰，並且敗和」，為朝士中惟一最中肯的看法，但「敗和」之責，翁同龢自亦不得辭其咎：及至翁亦認為非和不可時，日本在談和的條件上，亦已非割地不可了。
正月十六日，負中日間聯絡之任的美使田貝，通知總署：「須另派十足全權，曾辦大事，名位最尊，素有聲望者方能開講。張邵不准駐彼境中。」翁同龢十八日記：
巳初二刻，皇太后召見樞臣，慶邸於養心殿，起居畢，諭：「今日強起，肝氣作疼，左體不舒，筋起作塊。」論軍事，即及田貝信，「所指自是李某，即著伊去，一切開復，即令來京請訓。」
「李某」謂李鴻章，而在此以前，德宗召見時，談及此事，德宗面諭李鴻章不必來京；恭王因以此為言：
恭邸以上意不令來京，如此恐與早間所奉諭旨不符。諭云：「我自面商。既請旨，我可作一半主張也。」略記於此，可知邸之措詞，往往趁口，不甚思索。
此頗有怨恭王信口而言，往往造成兩宮母子無謂的誤會之意。
李鴻章於正月廿五卸任，由特召進京的滇督王文韶署直督兼北洋大臣。此為榮祿所下的一著狠棋，其作用至三年後始大顯。二十七日，李鴻章到京，據葉昌熾二十九日日記：「聞合肥召對，樞府自恭邸下，無不竭力周旋云」。召見李鴻章在二十八日，翁同龢記：
李鴻章到京，先晤於板房，召見乾清宮，與軍機同起（軍機墊在左，李在右）。未見之先，內侍以燈來迓，在養心殿東間見，立奏數語出返。
德宗召見，自係詢問談和的原則；翁同龢的主張是：不割地，多賠款亦可。觀下文自知。
在乾清宮召見李鴻章時，德宗「溫諭詢途間安穩」，此勿加責備，當亦為翁同龢所教。談到議約，翁同龢記云：
恭邸傳旨，亦未嘗及前事，惟責成妥辦而已。合肥奏言：「割地之說，不敢擔承，假如占地索銀，亦殊難措，戶部恐無此款。」余奏言：「但得辦到不割地，則多償當努力。」孫徐則但言不應割地，便不能開辦。問海防，合肥對以「實無把握，不敢粉飾。」合肥先退。
「恭邸傳旨」，所傳者為懿旨；「未嘗及前第」，即未責以戰敗之咎。翁同龢與孫毓汶、徐用儀的主張，成為尖銳的對立；此時李鴻章已從日本方面探得底蘊，非割地不能議和，故孫徐為之代言。事無結論，則以須由慈禧作主，而慈禧託病不召，因由軍機及慶王與李鴻章在傳心殿議事；翁同龢記云：
李要欲余同往議和，予曰：「若余曾辦過洋務，此行必不辭，今以生手辦重事，胡可哉？」合肥云：「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語甚堅決，而孫徐怵以危語，意在攝合，群公默默，余獨主前議，謂償勝於割。合肥欲使英俄出力，孫徐以為辦不到，余又力贊之，遂罷去。合肥今日偕孫徐訪田貝，以勅書底就商，又合肥獨拜英使。
觀此可知，一切都已有成議。傳心殿議事，不過因為翁同龢代表德宗，希望取得翁同龢的同意，亦即是德宗同意，俾得抵制清議。而翁同龢亦明知非割地不可，終不肯鬆口者，不願為德宗代慈禧「揹黑鍋」而已。廟堂之上，爾虞我詐，如此大事，出以詭道；垂簾之害，暴露無遺。
翌日仍如前一日，慶王、李鴻章與樞臣同見起。翁同龢記云：
合肥奏對語稍多，似無推諉意，惟令其子經方自隨，以通日本語，且與陸奧有舊也。
此後兩日議事，仍未得結論，癥結在「孫（毓汶）必以割為了局，余（翁自稱）持不可。」
二月初二日翁同龢先見德宗於書房，德宗告知見慈禧的情形云：
知昨李鴻章所奏，恭邸所陳，大拂慈聖之意，曰：「任汝為之，毋以啟予也。」
前一日李鴻章所奏「略及割地」，而「恭邸亦發其見」，謂贊成割地。而竟「大拂慈聖之意」，表示撒手不管；乃是蓄意要將割地的責任，推向德宗。此段日記，翁同龢晚年必曾刪改，因所記彷彿慈禧真是不願割地，事實必不如此。
慈禧要規避和議的責任，翁同龢則教德宗，應使臣下知其奉懿旨議和，實非出於本心。如二月初四日翁同龢記：
冒雨入，石滑兢兢，先入一次，見起三刻。恭邸奏，田貝云：初二日倭回電，駁勅書稿何以用漢字，因改洋文再電去。上曰：「此借事生波矣。汝等宜奏東朝，定使臣之權。」並命李相速來聽起。比退，奏事太監傳：慈體昨日肝氣發，臂疼腹泄，不能見，一切遵上旨可也。
謂「宜奏東朝」者，慈禧居大內東首，高宗為內禪而擴建的寧壽宮，則德宗所說，等於承認慈禧為訓政的「太上皇帝」。此真莫大之失策，亦是書生之見之能誤君誤國。事已如此，實不必再硜硜於表明，和議胥由皇太后所主持。如果翁同龢教德宗，毅然決然擔負起一切責任，但照慈禧之意辦理，而根本不須請示東朝，使臣下獲得乾綱獨斷的印象，不特可以重建威信，而最主要的是，使慈禧認為德宗行事不致於出己之範圍，即不致於事事干預。倘能更進一步，公開宣示，皇太后以割地辱國，始終不願承認此一條件；今以時勢所迫，無可奈何，授李鴻章以全權，無論割地賠款，總期堅持力爭，能減得一分即為國家多留得一分元氣。至於有違慈訓之處，自當在深宮請罪。這樣的做法，不但充分顯示了國事由皇帝操全權，而引過自責，歸善於上，保全了慈禧的面子，必能獲得慈禧的充分支持。可惜，翁同龢當時見不及此，到後來想為德宗收權，則變成奪權，事理及結果，全不相同了。
相形之下，李鴻章的政治手腕可玩弄翁同龢於股掌之上。朝中的情勢，李鴻章已看得非常清楚，主戰派已至無能為力的地步，「償勝於割」的說法，基本上是一種萬般無奈，有意刁難以洩憤的態度，固可以理說服。因此，李鴻章先派他的重要幕客，翁同龢的門生于式枚，於二月初三謁翁長談「津事」；初四日出其不意，親往訪翁，翁同龢是日記：
暮歸，李相便衣見過，不能拒也，留飯，談至戌正三刻始去。
戌正三刻即晚上八點四十五分。初春在下午五點鐘左右，即已入暮；李鴻章不速而至，長談至少有三小時之久。
這是翁同龢與李鴻章，三十年來第一次思想上的溝通，除了國事以外，當然也要談談家常以及養生之道。下一天，李鴻章送了他一大批舶來品的牛肉汁。又下一天，翁同龢回拜李鴻章，也談了兩小時，據翁自記「談及割地」，翁謂「臺灣萬無議及之理」。顯示翁同龢已從原則上撤退。這一回李鴻章「突擊」收穫甚豐，除了贏得翁同龢的讓步以外，他的自以為「老成謀國」而實際上與張之洞相去無幾的「書生之見」，為老謀深算的李鴻章所澈底瞭解，以致兩年之後，李鴻章得以引狼入室，而翁同龢無可匡救。
李鴻章於二月初八日出京，據翁同龢記：「是日李相請訓單起」，而「上見李鴻章不過一刻，語極簡，又獨對，不與樞臣同見，可異也。」此亦有所諱飾，未能盡存真相。前一日諸王大臣會奏，請予李以割地議和之權，主要的理由是「宗社為重，邊徼為輕」；邊徼當然不是指龍興之地的東三省。李鴻章之「獨對」，即為面論授權；實際上兩宮同在，許李之語，出於太后。翁同龢晚年刪改，不記慈禧。
馬關之辱
二月十八日，李鴻章離津赴日，隨員七人：美國人福士德即艾森豪的國務卿杜勒斯之外祖父；長子李經方；羅豐祿、伍廷芳、馬建忠、徐壽明，皆為北洋洋務人員；此外則于式枚，專辦奏摺。
二月廿三日，船抵馬關，次日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在春帆樓開第一次會議，而日本海軍已開始攻澎湖。二十五日開第二次會議；二十八日開第三次會議，會後李鴻章遇刺受傷。中國方面的反應，見翁同龢日記：
二月廿九日：小李報昨申刻，肥公會晤，歸被倭手槍中左頰骨，子未出。戌始甦，子仍未出。
見李經方電，上為之不怡良久。恭邸亦相對愁絕。
赴督辦處，兩邸之公皆集，無可商略。
三月初一日：是日李經方、科士達（即福士德）皆有電，李相子仍未出，不致殆命矣。
三月初二日：李相有電，子未出，兇手當時即得，日君及親王皆遣員慰問。最奇者日后遣看護婦兩名，攜后親製繃帶往也。
又，和款冀可少減云。
中國的傳統，皇后與外臣無涉；而況為異國使節？故翁同龢以日后親製繃帶慰問李鴻章，詫為奇事。廟堂之臣，昧於世事，故「無可商略」；倘能召張蔭桓商議，則全權代表議和被刺，正有許多文章可做。
李鴻章被刺事件，騰播國際後，對日本頗為不利。即日本國內的輿論，亦抱同情中國的態度，但恭王等全然不知利用此有利形勢，策動友好國家對日本施加壓力。因此，日本始懼，而未幾即重現猙獰面目。據李鴻章三月初一電總署云：
頃陸奧來寓晤經方問疾，交到覆函稱，因此凶虐狂悖之事，萬分憂愁。舉國上下皆抱此情懷……並據密稱：伊藤今早俟日皇派來御醫診傷後，已乘輪親赴廣島稟商，後曰可回。中堂身受重傷，幸未致命。中堂不幸，大清舉國之大幸，此後和款必易商辦。臨行復云：請寬心養傷，中日戰爭，將從此停止等語。
這不僅是陸奧口頭如此，且有書面表示，原函如下：
大日本大皇帝因二十八日之憂，抱歉殊深，特諭本大臣等，即允停戰，無庸苛求，惟須訂明日期界域，此係本國前未允行者。貴大臣得便，隨時可詳訂應辦各節，以便早立停戰條款。
於此可知，日本因此事對世界輿論，無法交代，頗為緊張，準備作大幅度的讓步，其時翁同龢如果像後來那樣賞識張蔭桓，或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先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同時表示，李鴻章身受重傷，一時不能再任以繁劇，特加派張蔭桓為副使，赴日協助。日本必不能拒絕，而張蔭桓以被逐之使，復能得日本以禮相待，即此一端，便可助長外交上的聲勢；而張蔭桓在日與福士德合作，為李鴻章設謀畫策，所挽回者必多。至少不必有三國干遼之事。惜以見不及此，只獲得二十一天的停戰期限，而和議條件上並未爭取到多少讓步。
由於中國方面的反應既遲鈍，又軟弱，不知利用時機，採取拖延戰術。因此，日本在三月初七即提出和議條件，並限四日答覆。希望即速定議，以免引起國際干涉。事實上，李鴻章亦很可以借受重傷為由，拒絕日本在此時所提的條件；所以不出此一著者，因為他內心另有打算。
聯俄之始
李鴻章對日本的公仇私恨，是非報復不可的。惟度國家的力量，個人的餘年，要再想練一枝軍隊來報此入骨之恨，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因而「以夷制夷」之一策，是一直盤旋在他心頭，念茲在茲的大事。他認為要打敗日本，而且個人還有復起的可能，唯一的途徑便是聯俄。但此時朝野上下，飽受外侮，排洋的心理極重；聯俄之議，未見得能夠得兩宮的支持，只有仇日之心大熾，方有贊成聯俄的希望，因此，必須強調日本之窮兇極惡，庶幾得為聯俄舖路。
如伊藤博文於三月初七日提出和議條件，限四日答覆；其時李鴻章可以傷勢未愈，無法治公為詞，加以拒絕，此在情理上是日本絕對無法逼迫之事，但李鴻章仍舊電轉總署，其意無非欲顯示日本之面目猙獰。至三月十六日李鴻章病起復議，伊藤博文略作讓步，割地劃出，賠款由三萬萬兩減為二萬萬兩。此後即未獲有絲毫進展，至三月二十三日締約簽字，歷時僅一星期，如此大事，草率定議，惟恣日本之所欲，則不必李鴻章，任何人皆可當此任。
其時李鴻章尚有海外東坡之謠。翁同龢三月二十二日記：
訛言李相已卒，一切皆經方主政，秘不發喪，今電乃云親至公所與伊藤晤面，似非虛飾也。
由這則謠言中，可以想見交涉經過，頗為曖昧。
至於聯俄之議，則在對日和議進行時，即已開始，手法是製造空氣，謂俄為中國不平，已向日本提出威脅。據翁同龢日記，三月二十七日德宗命電詢駐俄使臣許景澄「俄所要倭者何語」？次日又命徐用儀往訪俄使喀希尼探詢真相。二十九日翁同龢記云：
與慶王同見起，上以李鴻章覆電，言臺灣事不能與伊藤說，甚怒。又詰問徐用儀見喀使語，如何？用儀奏，喀希尼云：得本國電碼多誤，不能讀，今電回國，但云遼東地不允俄佔，請緩批准約章。又云：俄廷不食言。至問以如何辦法，別無的實語。上遂命奕劻、孫毓汶、榮祿，今日往見喀使，傳感謝之意，並告以批不能過緩，即電俄要的音。又命發電旨詢許景澄，亦以此節詳告。
雖然和約已定，德宗與翁同龢都想翻案，但翁同龢根本拿不出整套辦法，且亦無人為之策畫，只是君臣二人，每天在書房或養心殿有短暫的接觸，匆匆數語，無非設法拖延，寄望俄、法、德三國能「仗義執言」，迫使日本同意修改和約。而兼署江督的張之洞則又主張聯英，真所謂治絲益棼，內外情勢，複雜萬分。內則：
一、李鴻章回國後，竟不進京覆命，表示責任已了。
二、慈禧託病，表示一切由皇帝作主，仍舊是要將批准和約的責任，推向德宗。
三、言者蠭起，而皆空話。
四、康有為合十八省舉人上書，請拒約自強。
五、督辦前敵軍務的劉坤一及署直督王文韶，應詔答覆可戰與否時，皆言可戰而「參以活字」；德宗與翁同龢皆無信心。
六、臺灣巡撫唐景崧奏請聯法保臺，以後又建議請德國保臺；最後則表示臺灣軍民將死守臺灣。
實際上能助中國者為美國，而竟無人議及。有關各國的態度如下：
一、德國與俄國勾結，亟謀介入中日和局，乘機圖利。
二、法國一方面參與「三國干遼」，一方面開闢其他干預的途徑，唐景崧以廣西人的關係，為法國誘騙的對象。
三、英國以李鴻章聯俄即不能聯英的主張，被拒於「三國干遼」之外，但英國的勢力在長江流域，與張之洞建立了關係，因而派艦東來，勒兵觀變。
四、日本召開御前會議，決定對三國讓步；而對中國一步不讓。
總之，入室之狼，不止一、二。看看情勢越來越糟，於是有福士德的進言。翁同龢四月初六日記：
未正赴總理衙門。緣狀師科士達（亦名法思得，從李相定和約者也）欲見慶邸及李、孫兩公及余，故特晤之。榮、張、敬、汪在座。科先敘李相之忠，次言國政，首練兵改西法；次造鐵路；次賦稅。其言反覆悚切，謂果實力變更，十年後中國無敵，若因仍不改，不可問矣，末言約宜批准。如是而去，談一時許。
福士德之陳詞，出於自動，抑有人所策動，雖不得而知。但由其意在催促批准和約，以及先敘「李相之忠」，則謂是受李鴻章之託而有此一舉，是合理的推測。
換約之事，翁同龢自謂「窮思稍延換約之日而不可得」。到得四月十四，則「上亦催令即刻電伍廷芳，如期換約。」自道心境云：
覆水難收，聚鐵鑄錯，窮天地不塞此恨矣。
九州之鐵，以常熟之力所聚者，實亦不下於合肥。不過其心可質鬼神而已。
整肅帝黨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上諭：
朕敬奉皇太后宮闈侍養，夙夜無違，仰蒙慈訓盈拳，大而軍國機宜，小而起居服御，凡所以體恤朕躬者，無微不至，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有不學無術之徒，妄事揣摩，輒於召對之時，語氣抑揚，罔知輕重，即如侍郎汪鳴鑾、長麟，上年屢次召對，信口妄言，跡近離間，當時本欲即行治罪，因值軍務方棘，深恐有損聖懷，是以隱忍未發，今特明白曉諭，使諸臣知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鳴鑾、戶部左侍郎長麟，均著革職，永不敘用。此猶從輕辦理，嗣後內外大小臣工，倘敢有以巧言嘗試者，朕必加以重罪。爾諸臣當知忠孝一原，精白乃心，弼成孝治，朕有厚望矣。
這是慈箱整肅帝黨的開始，亦為對翁同龢的轚重警告。據翁同龢日記，曾經力爭：
臣等固請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係寬典，沒有人敢爾當嚴譴也。
可知慈禧原意，尚欲從重。上論出於翁同龢手筆，罪狀追溯及於上年，則為有意諱飾。據黃秋岳「花隨人聖盦摭憶」引吳介清所記云：
長石農能文善書，與清秋浦總憲銳，均為翻譯界出色人物。任右翼總兵時，年僅二十八、九歲，短小精幹，英爽俊偉。陛見日，奏對稱旨，聖眷因之日隆。甲午事起，失利日聞，不得已起用恭王督辦軍務，特簡長隨同辦事。一日因某事與王爭執，抗辯不少屈。退出後，王顧左右曰：「後生可畏，聖上喜用青年，吾輩暮氣日沉，不足任重致遠矣。」不意進銳退速，乙未十月竟以離間宮廷，不知大體，與吾鄉汪柳門先生同日罷黜。
長麟字石農，滿洲鑲藍旗人，清朝「館選錄」，列之為光緒六年庚辰科翰林；是科會試由翁同龢主持，且因與汪鳴鑾同邀罷黜之故，多認為長麟是翁同龢門下，實乃誤會。長麟是繙譯進士膺館選，清文的造詣甚深。由吳介清所記，可知長麟之入督辦軍務處，乃由恭王所援引，與翁同龢無涉。吳介清又記：
先是和議成，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齊集內閣大堂，恭讀硃諭，汪讀至賠款兩萬萬，與其師高陽相國，均痛哭失聲。自是嬰心疾，早蓄歸計，至是得遂初服。但是日緣何致觸上怒，疑莫能明。
宣讀硃諭，事在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翁同龢是日奉派貢士覆試閱卷，未到內閣，但軍機先已閱過硃諭，由軍機章京攜交內閣，並傳諭：「不得抄錄攜出」，故東華錄所載上諭，並非硃筆。不過，話雖如此，還是有人抄錄傳出，「緣督廬日記」云：
四月十七日：和約定議，六部九卿科道赴內閣閱硃諭，佩鶴歸錄一通見示，大旨謂「瀋陽陵寢重地，京師宗社有關，慈闈頤養，徒御有驚，藐躬何堪？自問宵旰旁皇，臨朝痛哭，天下臣民，皆當共諒」。
德宗此硃諭，實有自辯之意；亦即隱然謂國事至今日，太后應負責任。故作此宣示，其拂慈禧之意可想；而勸德宗出以此舉者，當為珍妃。黃秋岳引錄吳介清所記後云：
案吳所言，校以史乘及其他筆記，似極可置信。就前後情節觀之，汪長必為珍妃被黜進言，以為應復其位，以泯帝后之嫌隙，故觸上怒。而此事又不便明言，故以「離間宮庭，不知大體」八字，籠統揭布。意其情形，汪柳門有借此求去之隱衷，長石農則年少敢言，自恃八旗子弟，其同遭淪謫不復起，則緣德宗始終抑鬱，故帝黨一蹶不振也。
分析汪、長獲咎之由，相當正確。但所「觸怒」者，非德宗而為慈禧，因令德宗嚴辦，甚至有流配的指示。德宗仰體親心，嚴譴汪、長，但違心之舉，並非毫無所得。
德宗的收穫是，「下孝」換來「上慈」，珍瑾二妃由慈禧降諭，恢復原有位號。兩妃被貶，曾有「明發」，復號則無上諭，甚至翁同龢亦至汪、長獲譴之第三日，始悉其事。是日日記，末綴一筆：
本月十五日，敬事房傳知禮部：珍瑾二妃，俱奉懿旨，先復位號。
是則珍、瑾復號在先，汪、長獲咎在後，黃秋岳推斷「汪長必為珍妃被黜進言，以為應復其位」，顯然錯誤。但兩事並非毫無關聯，「十朝詩乘」記其中的內幕，則又牽涉翁同龢；所記如此：
相傳妃貶後，尋復位號，德宗喜甚詣謝，母子歡然，太后曰：「帝近來甚盡孝，果如是，余復何說？其從前疏閡，必有人間之，盍言其人！」意謂常熟也。德宗不忍舉常熟，又無以塞慈意，適前日召見侍郎長麟、汪鳴鑾，因以二人對。長汪遂以離間兩宮斥譴。召對時固未及此，亦無由自剖。然上倚常熟甚重，遇事仍就諮，蓋拂慈聖意。
此記前半段可信。以當時文獻規制考之，作為宦官行政機構的敬事房，逕得與內務府直接打交道；即令逕傳懿旨，亦必傳知軍機，不可能傳知禮部。禮部衙門在宮外；且太后懿旨不會傳知司官，傳知堂官則軍機大臣李鴻藻即為禮部尚書，李與翁同值，豈有李知而翁不知之理？
於此可以推斷，珍瑾復位在長汪被黜之前，或者初有此議，或者口頭已有指示，尚未定局，慈禧即以此為餌，誘使德宗自排慈禧所厭惡之人。但如謂慈禧意在翁同龢則恐未必，因為翁師傅每勸帝將順太后之意，此則內廷無有不知者。
汪長之為無妄之災，大致可以確定。如翁同龢十月十七日記汪鳴鑾「意甚坦然」，言其遭橫禍後之修養；年餘後長麟母喪，翁闻龢致賻白銀百兩，兩記其事，皆言「閔其窮也」。意示長麟被黜，非與己有關而藉此補咎。
然則慈禧希望德宗自排者，究係何人？細考之應為文廷式。
文廷式之必遭廢棄，實為意料中事，因為他有太多的自取之咎；其最為人所詬病者，是私生活的不合倫常道義。劉體智所著「異辭錄」，有一條云：
于晦若侍郎、文芸閣學士、梁星海京卿，少時至京，居同寓，臥同一土炕，人心與其面皆不相同，雖圖髗方趾，而大小各別，三人冠履可以互易，而無不合。人情無不妒，三人中惟學士如常，侍郎、京卿皆有暗疾，俗稱「天閹」，不能御女，然三人狎游，儘以恣學士一人之淫樂而無悔。及得交志伯愚將軍，蓋稱莫逆；將軍非惟嗜好與三人同，其暗疾亦同，可謂奇事。聞學士曾得一房中藥方，治暗疾有奇驗，以與將軍，一試而獲同等之效，再試則不驗矣。侍郎夫人、京卿夫人居學士家，蓋三人者皆文學侍從之臣，「禮教非為吾輩設」也。
于式枚、文廷式、梁鼎芬三人，光緒六年同赴會試，于、梁獲雋入翰林，而文則遲至十年以後，方登兩榜，梁鼎芬入詞苑時，年方二十二，其秋婚娶。李慈銘庚辰八月二十二日日記：
同年廣東梁庶常鼎芬娶婦，送賀分四千。庶常年少有文而少孤，丙子舉順天鄉試，出湖南龔中書鎮湘之房，龔有兄女，育於其舅王益吾祭酒，遂以字梁。今年會試，梁出祭酒房，而龔升宗人府主事，亦與分校，復以梁撥入龔房，今日成嘉禮。聞新人美而能詩，亦一時佳話也。
王益吾即王先謙，龔之字梁，由王作主，彼時固不知梁有暗疾。當嫁娶之期已定，梁鼎芬有「庚辰七夕詞」之絕句，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婚後定居東城貢院附近，名所居為棲鳳樓。光緒十年法越事亟，梁鼎芬以講官資格，疏劾北洋大臣李鴻章，交部嚴議，降五級調用。此是梁鼎芬有意為之；原來李文田精於風鑑，推斷梁鼎芬二十七歲將不免。梁大懼，求解救之道，李文田以為惟罷官可保身；因上疏劾李鴻章，措詞誕妄，果獲嚴譴。編修降五級為從九品，梁不就則與罷官無異。未幾應張之洞之招，回廣東主廣雅書院講席，而託妻於文廷式。
梁妻之通於文廷式，據說是梁鼎芬深感力不從心，為彌補內心疚歉計，自動促成其妻與文廷式的孽緣，但中懷不能忘情，有「佳人二首」詠懷云：
閬風緤馬竟何年，吹徹參差下眾仙。公子歸期春水後，佳人情緒夕陽前。碧芳傾盡痕猶溼，紅燄飄殘夢尚牽。渺渺天河幾回顧，自搴簾箔數星躔。
桃弓射鴨儘蕭閒，縹緲仙居紫翠間，不盡情懷隨逝水，更無謠諑到深山；夕張瑤瑟憑招月，朝索瓊茅自閉關。憔悴沈郎初病起，肉芝應為駐年顏。
「閬風緤馬」典出離騷，因「庚辰七夕詞」而興感，與結句呼應，有天上人間之感。第二首「不盡情懷隨逝水，更無謠諑到深山」，直抒胸臆；他的頻年飄泊，乃逃避「可畏」之「人言」。相傳梁鼎芬官武昌知府時，龔夫人每自萍鄉溯江而上，在武昌府署，梁鼎芬晤其妻於花應，一言「老爺好！」一報以「太太好！」旋即納二百兩銀票於妻之手，端茶送客。如是者年必三、四回。
文、龔孽緣，雖說出於梁之自願，但文廷式的舉動則驚世駭俗，守舊派尤為不滿。而徐桐則因文廷式有殿試後不為老師磕頭一舉，更銜之入骨。
其次痛恨文廷式者，為李鴻章父子。甲午之役，文廷式曾參李鴻章，又力主聯英，反對聯俄，在在皆與李鴻章形成尖銳的對立。李氏父子早想報復文廷式，至二十一年年底始有機會；機會者，楊崇伊由編修轉為江西道御史，可充李氏父子的打手。
李鴻章的打手
楊崇伊與李經方為兒女親家。其子楊圻字雲史，所娶者為李經方之女國燕。楊崇伊與翁同龢為小同鄉，且為翁的門生，與文廷式同年；但得與李鴻章結為姻親，勢利所在，老師與同年的情分都拋在腦後了。葉昌熾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日記：
道希為楊莘伯所糾，牽涉松筠庵公摺，及內監文姓事，革職永不敘用，驅逐回籍，毋許在京逗留。鉤黨之禍，近在眉睫，明哲之士，所當深戒。
據翁同龢日記，楊崇伊劾文廷式的封奏，上於二月十六日，次日「呈慈覽今發下，諭將文廷式革職，永不敘用，驅逐回籍。」而前一日戮寇連材；又三日將發往打牲烏拉之聞德興，於戍地正法。事發於同時，似乎互有關連，而文廷式為之樞紐；事實上不盡然。寇連材之事與文廷式絕對無關，但文廷式之被黜以及聞德興之死，由寇連材所觸發，則無可疑。
楊崇伊之由李氏父子授意，將搏擊文廷式，蓄謀固已甚久。二月十六日有戮寇連材之事，則為一下手的絕好機會，因為第一，適逢慈禧震怒之時；第二，可用影射的手法，嫁禍文廷式。結果，情況的發展，恰如所期；只是聞德興為無妄之災。後數年，張蔭桓之被誅，其事與聞德興差近，此所以後來翁同龢被放數年，而猶惴惴然深恐復有大禍，不得不刪改日記，預留地步，即因前車可鑒之故。
慈禧之逐文廷式，殺聞德興，基本上是深惡珍妃之影響德宗。據黃秋岳「花隨人聖盦摭憶」云，其時已有廢立之密謀，賴文廷式設計挽回，所記如此：
又某筆記載：德宗戇直，上書房總師傅翁同龢亦頻以民間疾苦外交之事，誘勉德宗。德宗常言，我不能為亡國之君，語侵慈禧，而廢立之說興焉。時坤宮與德宗弗睦，頻以讒間達慈禧，故事機益迫。
「坤宮」指德宗皇后。謂翁同龢為「上書房總師傅」，微誤。黃秋岳續記：
甲午清兵潰，軍艦被掳，吳大澂、魏光燾督師關外，劉坤一督師關內，李鴻章議約多損失，幾定約焉。翰林學士習聞宮中諸事，知內憂外患交乘，國將覆，往見坤一，請力爭約款。坤一未會意，謂弱國無權利可言。廷式請屏左右，以廢立之說相告。且謂宮中蓄謀久，榮祿以疆臣督兵將（云云）。
此記有誤，「榮祿以強臣督兵」，乃翁同龢被廢後事。
但其時榮祿雖尚未進入權力核心圈，而暗中卻已逐漸成為后黨的中堅分子；只是翁同龢書生氣極濃，而又有「君子群而不黨」的觀念，橫亙心頭，在這方面毫無警惕，以致懵然不覺而已。至於廢立之議，萌始於此時，文廷式如真有所聞，則翁同龢不能不知，只是決不會記入日記。如下所記，文廷式屏人密語劉坤一，「力爭約款」的作用，當亦為翁同龢所同意。文廷式之言如此：
慈禧有所作，每詢疆臣等意思若何？是宮中滋忌疆臣；疆臣資高負宿望者今惟君，某知爭約必不成，俾內廷因齗齗爭約，知廢立之難實行，是則曲突徙薪之效見焉。坤一屬廷式代起草，而廢立之謀以止。
文廷式的看法是，希望劉坤一藉爭約表示疆臣對國家大政，決不會袖手旁觀。爭取對日和約之緩期交換，是明知決不可能實現，爭亦白爭之事，尚且如此；則事之大於和約，且可挽回者，安有不據理力爭之理？以此態度，使慈禧知難而退，確是曲突徙薪的上策。翁同龢在馬關議和以後，亦曾千方百計，以求延緩批准和約，當是納文廷式的建議而採取的配合行動。
但說因文廷式代劉坤一草一緩期換約的奏稿，便打消了「廢立之謀」，則不盡然。在當時至多只有看看是否可以廢立的考慮，還談不到一個「謀」字。因為就主觀而言，廢立以後，孰可代之？在各種因素的考慮中，首先需要確立的一個原則是，代立者應該是「溥」字輩；「載」字輩必在排除之列。此與穆宗崩逝時，只能立「載」字輩，不能立「溥」字輩的原則，恰好相反。其原因如下：
第一、當初如立「溥」字輩，則必繼嗣穆宗，皇后阿魯特氏，自然成為太后，而慈禧則昇為太皇太后。皇后成為太后，則繼嗣之君，應育於太后宮中，且不說慈禧深惡皇后阿魯特氏，決不願讓她成為太后；即令並無惡感，但太皇太后訓政，並不能掌握絕對的權力，而慈禧已深知她自己的個性，行事必須獨斷獨行，方能見效，當然不願中隔一太后來分她的權。
由此可知，當初不為穆宗立嗣，純由於有皇后之故；如今嘉順皇后屍骨早寒，為穆宗立嗣，並無平空出現一太后之虞，考慮自然就不同了。
第二、就名分而言，穆宗既崩，文宗無子，為之立醇王長子繼嗣，道理還勉強可通。如今倘再立「載」字輩，則依然應作為文宗之子；但德宗既在，則文宗明明有子，以此「子」不成材，廢之而別繼一子，此已與文宗繼嗣問題無關。就宗法而言，為穆宗立嗣，則嗣立之君為文宗之孫，帝系仍屬一貫，反而名正言順。
在立「溥」不立「載」的原則之下，要物色適當的人選，相當困難；因為慈禧原則之下還有原則：
第一、必須出於近支親貴。所謂近支者，指文宗諸弟而言。
第二、近支親貴中，應排除恭王之孫，其因有三：㊀慈禧始終與恭王不協，在感情上決不願其孫為帝；㊁雖不協而仍有用恭王之處，立其孫後，則恭王不能再掌樞；㊂鑒於慈禧之虐待德宗，恭王未必願其孫進宮，如出此議而恭王拒絕，拒絕又必以反對廢立為名，則事成僵局。
第三、恭王之孫不能立；則只有惇、醇兩府的溥字輩中去挑，最理想的是醇府，但襲醇王的載灃其時方幼，尚未婚娶，最後就只剩下惇王府了。
這樣一層一層考慮下來，要為穆宗立嗣，在當時只有從惇王諸孫中去選。惇王孫子甚多，但必須合乎兩個條件，才能中選。這兩個條件是：本人的資質，堪以造就；而此人之父，亦即惇王之子，能忠於慈禧。這樣的一個「溥」字輩，在當時尚未產生。
此外還有一個反證，可證明當時深宮有此念頭，尚未到表面化的地步。如已表面化，則榮祿必與其謀。而榮祿是反對廢立的，因為此舉將使慈禧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事實上不僅榮祿，任何一個人都知道，慈禧倘有此議，翁同龢必犯顏力爭，甚至不惜一死以護德宗。慈禧決不能在此時，作此冒天下大不韙的至愚之事。然而話雖如此，並不能否定慈禧無廢立之意。
至於文廷式與寇連材之無關聯，可由其所著「聞塵偶記」中求證。「聞塵偶記」有刊本行世，但尚有未刊秘稿，黃秋岳曾從曹纕蘅處得見抄本；文廷式自序記於二十二年正月，後有小註云：
「是年二月被劾出都，其有所錄，半出追記。」因此，抄本開卷第一則，即記寇連材事，共分兩節，第一節記共知的事實；第二節始為外間所不知的秘聞。
羅剎行
西曆一八九六年五月廿六日，為光緒廿二年四月廿二日，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先期廣邀各國遣使觀禮。中國先派四川藩司王之春為賀使，俄國駐華公使喀希尼表示王之春名位不稱，於是改派李鴻章；李先辭後遵，廿一年十二月廿八日，李上疏誓效馳驅，駢文疏稿為于式枚的手筆，結尾云：
一息尚存，萬程當赴。阻重深於山海，未改叱馭卬坂之心；夢咫尺於闕下，猶存生入玉關之望。
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後而已」之志，躍然紙上。孰知此行為中國帶來的大禍，至今未已。
事實上，此為李鴻章有計畫的行動，賀俄皇加冕以外，並將周遊列國，以期重建威望，為復起的張本。廿二年正月十三，李鴻章奏云：
臣奉命赴俄致賀，並往德、法、英、美各國聘問，特派頭等出使大臣，朝廷慎重邦交，禮意崇隆，為前此所未有。此外如荷蘭、比利時各國，聞臣奉使，均來請便道詣其國都……道遠事繁，需才任使。
開單奏請指派的隨員，有于式枚、羅豐祿、聯芳等十餘員。此外還有稅務司洋人五人，奏請派充參贊官，先期至其本國迎候照料，計俄、德、英、法、美各一人。至正月八日請訓時，德宗特賞李鴻章次子經述三品銜，隨侍其父出洋；又有人以為李經方熟悉交涉事宜，倘或隨行遇事亦可參贊，奏准隨行。二十日啟程赴天津，行程如下：
正月廿七日：自天津乘海宴輪南下。
二月初一日：抵上海，泊金利源碼頭。登岸駐節天后宮側，專為大員赴滬準備的行館。
二月初二日：自此日起，接見各國領事及江蘇文武官員等，酬酢甚繁。其時曾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參贊的黃遵憲在滬，李鴻章語之曰：「連絡西洋，牽制東洋，是此行要策。」
「牽制東洋」是真話；「聯絡西洋」則不盡然，此行將與俄國訂盟，為既定的決策，亦為俄國企圖稱霸的一個極重要的步驟。在俄國主持其事者，為財政大臣微德，此人雄才大略，手腕過於李鴻章。微德有個重要助手，為俄國的皇室，亦是俄皇尼古拉二世親信的吳克托穆親王，李鴻章在奏牘中稱之為「吳王」。當李自上海乘法國郵船啟程時，吳王已先期至蘇彝士運河迎候，船抵亞歷山大港後，換乘俄船經黑海至奧德薩；改搭火車至聖彼得堡，時為三月十八，西曆四月三十日。
俄國政府雖為李鴻章預備了行館，但李卻由於旅華俄裔巴勞輔的力邀，下榻其家，此亦為俄方有意的安排，目的在便於避開各國所派慶賀專使，與李鴻章私下接觸。自西曆五月一日至三日，微德三晤李鴻章，五月三日正式提出在蒙古及東三省造鐵路的要求，理由是俄國兵力大部分在歐洲，如一旦有事，中國需要俄國出兵相助時，非要有這樣一條鐵路不可。李鴻章當然不肯輕許。照微德的觀察，李鴻章似乎希望俄國的要求，應由俄皇提出，於是安排中國的代表團於五月四日覲見尼古拉二世。
據李鴻章隨員所輯「李傳相遊歷各國日記」所載，俄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在行宮接見李鴻章時，禮節頗為隆重。及至五月六日，俄皇又特邀李鴻章會晤，而且特別聲明，請李鴻章只帶其長子經方傳譯，「不使他人聞知」。當時在便殿「賜坐暢談」，歷一小時半。據李鴻章電總署報告謂：
（俄皇）謂我國地廣人稀，斷不侵佔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親密，東省接路，實為將來調兵捷速，中國有事，亦便幫助，非僅利俄；華自辦，恐力不足，或令在滬俄華銀行承辦，妥立章程，由華節制，定無流弊，各國多有此事例，勸請酌辦；將來倭、英難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等語，較微德前議和厚，未便壅於上聞。
顯然的，微德的觀察相當正確，李鴻章的態度已朝俄國有利的方向轉變。至五月八日，由俄國外務大臣羅拔諾夫邀李鴻章晚宴，與微德會議後，中俄密約已有初步結果。
這天會議，亦仍是片面的，由微德提出盟約的主旨：「大意以若請派兵，須代辦糧餉，華有事俄助，俄有事華助，總要東路接成乃便。」李鴻章所加的按語是：「我自辦接路，實恐無力，又難中止，兩事相因，應否先訂援助，後議公司，請代奏候旨。」
四天以後，即五月十二日（中曆三月三十日），翁同龢與慶王議李鴻章的來電，只落得「毫無主意」四字。而就在這一天，羅拔諾夫，奉俄皇之命，以密約草稿六條交李鴻章。李電總署云：「俄今願結好於我，約文無甚悖謬，若回絕，必致失歡，有礙大局。」又云：「如奉旨准可，即畫押。」六條內容，大致如下：
一、日本如侵俄、侵華，彼此派兵援助，軍火糧食互相接濟。
二、一旦協力禦敵，不得單獨媾和。
三、開戰時，如遇緊要時，中國所有口岸，均准俄艦駛入，地方官應盡力協助。
四、俄國於黑、吉邊地接造鐵路至海參崴。造路事由俄華銀行辦理，條款另訂。
五、無論平時、戰時，俄國可用此鐵路供軍用。
六、此約應由第四款所議之事舉行之日算起照辦，以十年為限。
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條約，基本上是讓俄國造一條藉以侵華的鐵路；而且條約的效力，以准俄接造鐵路為前提。倘或此事不行，條約即歸於無效。乃李鴻章竟謂之「無甚悖謬」，而總署處理如此大事，亦草率之甚：來往電報經常只由翁同龢與張蔭桓兩人處理，有時並找張家的僕人幫行。其間雖有若干文字上的爭議，大致都接受了俄國的要求，遂於五月廿七日，亦即俄皇加冕的次日定議；六月三日由李鴻章在俄與羅拔諾夫及微德簽約。
從俄皇特別約見李鴻章，並關照只須李經方傳譯時起，此一密約的交涉，即由李氏父子一手包辦，因而有俄國行賄之事發生，以一種比較厚道的看法來推斷，李鴻章不懂英語，微德與吳克托穆行賄談條件時，係由李經方作了承諾，及至生米煑成熟飯，李鴻章自不能不同意。
羅曼諾夫報告
俄國史學家羅曼諾夫，根據俄國財政部秘檔，有一部關於中俄密約及中東鐵路建造經過的著作，其中譯本名為「帝俄侵略滿洲史」，於民國廿六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謂當中俄密約簽訂之翌日，微德曾向李鴻章致送一項文件，名為「俄華銀行議定書」，內容如下：
為便於東省鐵路交涉之進行，俄華銀行董事會決定下列諸事：
（一）撥出三百萬盧布，為事業進行之方便而耗費。
（二）該款不得移作別用，其用途之分配如下：
甲、在清帝業已降旨允將鐵路租借權交由俄華銀行承辦，而李鴻章又以書面文件證明其同意於租借合同之主要條件時，撥付一百萬盧布。
乙、在租借合同業已最後簽字，而鐵路路線，又經中國官方正式確定時，再撥付一百萬盧布。
丙、鐵路完全築成時，再撥付一百萬盧布。
（三）該款交由吳克托穆王爵與羅斯特坦先生，根據第二款所開條件而分配之，並對之負責。
（四）該款由新成立之東省鐵路公司支出，作為築路費用之一部分。
這筆專款在「東省鐵路公司」支出項目中，稱為「滿洲調查費」；而存貯於銀行的戶名，則稱之為「李鴻章基金」。三百萬盧布，約合一百五十萬美元，自光緒廿二年至廿八年，此項基金一共支用過五次，總計約一百七十萬盧布。
廿三年四月，吳克托穆以答聘專使的名義，抵達北京，兩次覲見德宗，第一次見於文華殿；第二次見於傳心殿。翁同龢四月廿七日記：
詣傳心殿，辰正俄使，又羽林官二人來，揖讓頗恭，一刻上御殿，該使魚貫入，極致敬，遞寶星國書，上起立於寶座左側受寶星，又立宣答勅。恭親王下階傳宣，上始就座。此次係恭進太后，故有加禮。
致送慈禧的國書禮物，是由俄國的太后出面。此外各總署大臣，亦均有一份重禮，包括鑽石帽花、金鑲鼻烟壺等。吳克托穆此來志不在小，可想而知。
其時李鴻章自俄經德，至荷蘭、比利時、法國，浮海至英，轉往美國，沿途遊覽考察，於陰曆九月間返抵國門，旋即奉派在總署行走。
由於中俄密約，只得了個中國有事，俄國出兵相助的空頭保證，而實利則斷送不少；聯俄之舉，縱非失策，亦屬多餘，因此李鴻章回國後，備受冷落。受命在總署行走未幾日，忽以擅遊圓明園，交部議處，罰薪一年。其時慈禧萬壽期近，仁壽殿大宴群臣，賜酒名單中，李鴻章亦不在其列。自「用滬平吳」以來，李鴻章從未如此寂寞過，此雖多少出於翁同龢的排擠，而李實有自取之咎。
廿三年四月吳克托穆訪華答聘時，李鴻章收到了第一筆賄款一百萬磅，他所報俄者是「督亢圖」。
其年初秋，德皇威廉二世訪俄皇尼古拉二世，談膠州灣問題；隨行的德國外交大臣亨羅愛，後來向人表示：「在全世界的歷史上，沒有一個政治問題，能像膠州問題一樣，被兩個君主如此坦白而誠懇地加以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德國佔據膠州灣，俄國則向北發展，以取得旅順為目標。俄德勾結，軍事外交並用，三翻四覆，波詭雲譎，而穿針引線，哄嚇詐騙，成於李鴻章之手，但翁同龢則應負最大責任，因為洋務、財政的大權都在他手裏，其地位如微德之在俄國。只是微德玩弄李鴻章於股掌之上；而李鴻章則玩弄翁同龢於股掌之上而已。我一向以為庸臣握權，其誤國甚於奸臣；當時膠州灣事件，如果交由李鴻章來處理，賣國反倒會適可而止；有翁同龢居於前列擋災，李鴻章以內怨私仇，外受挾制，遂致恣意而為。此中幽微曲折，可從翁同龢私函中推求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