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气候，冬天远不如北方那么冷。在长江的内河中乘船，也别有情趣。大同和莲芬所包的船不算大，靠着岸往北走，虽顺水却总是逆风；但是走得慢也有走得慢的好处，路上多耽搁一些日子，可是沿途可以尽量欣赏风景。大江以南的花木，逢春较江北要早很多；两岸的梅花，有的已经开残了，有的正盛开，也有的含苞待放。草舍茅屋，三五成群的，依伏于高大的松柏之下，在一片冬景中，疏疏朗朗的留下几叶青绿，正是美丽的点缀。水稻的田亩，阡陌无际，望去不见人迹，也没有水车的踪影。有时可以看见几只黄牛水牛，优哉游哉的，信步走到河边来饮水，冷眼的望望过往匆匆的旅人，好像怪他们何必如此奔波劳碌似的。偶然可以看见一个牧童，甚至于也可以听见他用自制的短笛，吹他自编的小调儿，远远的照看他的牛群。两岸信目望去，真是一片升平世界的景象，人民都安居乐土。假如没有外患的威胁，到处仿佛是世外的桃源。
船行到了鄱阳湖中，真是“无风三尺浪”，幸好他们都不晕船。在那一片汪洋的大湖中，远远的望着天际，只见天接水，水接天，不知那是水，那是天。湖中来去的帆船，川流不息，大帆小帆，新帆旧帆，破帆补了又补，钉了又钉，白的黄的，褐的黑的，红的蓝的，各种深浅颜色全有。北行不久，远远的便看见庐山。那庐山的面目，是真的也好，不是真的也好，仿佛隐隐的带笑看着他们两人。四天之后，到了湖口；过了湖口，便看见赣河和长江的天然分水界。
由远远的望过去，前面的水上，划分了一条清清楚楚的界线；在南的赣河之水，青绿可爱，在北的长江之水，全带着黄沙白土之色，两处的水虽然遇而相合，彼此的颜色，各不相混，船行到分界之处，看得更加清楚，一青一黄，各守各的界限，绝不相犯，真是奇观！好似上天的大主宰，为两水立下了一条大公无私的管业界，因此两水永远照着上天的旨意，各守疆域。
大同和莲芬一到了九江，不敢停留，马上改搭一只航行于长江中的大船，向上海一方而去。碰着这几天的天气不好，船既少，旅客又多，大家忙着回家过年，他们两人在拥挤的大船上，很不舒服。回想在赣河中小船里的生活，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因此他们两人决心不去上海，改由运河坐小船北上。
他们到了镇江，便换了一只小船，由长江转入运河，向北走想到通州去。这一次一切都很顺利，天气还相当好；运河的河道，比赣河还要小多了，两岸的人家，常常可以近如比邻；坐在船头，简直鸡犬相闻，看看两岸的风光，倒也别有意味。运河的河道，因为常要走贡船，所以修得极好，一路都有水闸，的的确确是有风都不生浪。船家只是两夫妇，他们和大同莲芬就如一家人一般；有时船家要上岸去拉船走，船家娘子在船后掌舵，全船都由他们小两口占据着，和独家独院一样的清静。他们走到了山东的东平湖，天气渐渐变冷了，一过了黄河，水路就不好走了，冰雪交加，势难北上；在东昌停了一天，看看情形，只好舍舟登岸，由船家代找一家宿店，在店里结伴由旱路北进，那时已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二月下旬了。
北方旅行，男人骑马骑驴儿，老年人和女人多数坐轿车，由骡子拉着，也叫骡车，不过也有女人骑马和骑小驴儿的。莲芬在学校跟马太太学过骑马，所以她坚执要和大同一样骑马，不肯乘轿车。他们雇好了两只马，在马上一路更好欣赏北方的乡野风光。
骑马起旱进京，走得比在运河里乘舟要快多了，但一路不免风霜之苦。每晚落店，也不如在船上舒服，但是他们只求早日到京，年轻人吃一点苦，毫不要紧。他们天一亮便上路，天黑了才宿店，赶了两天的路，便到了山东和直隶省的边境。这儿离北京不过五百多里，只要天气不变，大约再有四天便可到京。为了赶路程，错过了宿头；天已黑了，他们还没有到下一个小镇。忽然之间，他们听见了一阵很急的马铃声，由风中吹过来。他们这一群人之中，有几个常常旅行的客人，马上大惊的叫道：“不好了，响马来了，快把你们的银子和首饰藏起来，响马来了！”
马铃声越来越响，渐渐的连马蹄声也听得见了。大家都下了马藏东西，大同便把他的钱全塞在他的夹袜子里面。莲芬把金首饰拿出来，看看有什么地方可藏。
大家还在慌张之中，一群强盗早已飞马到他们面前。他们都是彪形大汉，所谓“北方之强”的响马大盗，有的打着一个火把，每人都带了雪亮的钢刀。大家谁也不敢反抗，反抗有什么用，岂不是白白送命吗？一个个都眼巴巴的望着他们在他们的行李之中搜索值钱的东西。他们要的只是首饰钱钞贵重的东西，此外衣服行李，一概不要。搜完了行李，再到他们身上搜查。莲芬只好把头上手上带的金器全给他们，以免他们自己动手。这一群旅客，每人都损失得很多，而尤以大同两夫妇为最重。响马们看看所得的不算少了，便一声胡哨，立刻上马而去，眼一眨早不见他们的踪影。
等到他们听不见马铃儿的声音，大家这才敢重新收拾行李；彼此问一问损失了多少，从前遭过这种事情没有。大家都好像自认晦气算了，不十分在乎似的样子，没有一个人说要去报官的。大同问一位常常旅行的老客商，要不要向地方官报案，他说：那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响马出没于山东直隶两省的边境，地方官全有几分怕他们；你到山东地界去报官，他们要你去报直隶的衙门；你到直隶地界去报官，他们叫你去报山东的衙门。而且这两省的捕快，都是退休了的响马出身，彼此不是老朋友，便是师徒，有的竟是父子叔侄；除非你有天大的来历，他们决不会真去追究的。再说衙门是进不得的，一进衙门，你自己就难得脱身，开销又多又大，就是把损失的金银钱财追回来了，结果也常常是得不偿失的。
有几位更达观一点的老客商说：他们早防备到了这一着，他们所带的全是期票，马上可以通知钱庄报失注销的，随身只带一点点现款，这叫做“买命钱”，以防万一。有的强人，看见你身上一点油水都没有，难免要生气而伤害你。他们在河间府都有熟商号，明天可以从客店中请人去调点钱来。有的说他们把行李铺盖等物典卖，也可以够一程的食用。只有大同两夫妇，事前毫无准备，到现在真是不知如何是好。不但河间府没有熟人，这一路到京，那里也找不着半个熟人，可以借点钱给他们。至于行李铺盖，大同由学校出来，固然是不敢带什么东西；莲芬由家中偷出来，更是怕惊动大家，那里敢多带什么东西呢？
大同无可奈何的对着莲芬愁眉苦脸道：“以后怎么办哪？以后怎么办哪？”
“带的钱全给他们搜去了吗？”莲芬很淡然的问道。
“可不是吗？”大同答道，“他们叫我自己把鞋子去了，袜子脱了……”
“这成什么样子？”莲芬道，“他们真没有规矩！我带来的首饰也全给了他们。他们对我稍微客气一点点，没有搜身；不过我非得一件一件取下来送给他们，他们才肯答应。算了吧，快上路吧。这都是身外之物，丢了算了。‘财去人安乐’，人没有吃亏，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大同，你扶我上马吧。”
大同垂头丧气的扶了莲芬上马，自言自语道：“怎么办呢？今儿晚上住店的钱也没有了！”
“卖一两件衣服，也过得今夜一夜呵！”莲芬比较达观多了。
“明天怎么办呢？我们的钱，全给他们抢光了！全光了！”
“大同，我们那儿有钱？他们抢去的是小明的钱。好在你留下了三十两银子给叔太婆，要不然也是送给了响马。按说这也公道。小明给你钱，是要你不去管我，好让我嫁他。你得了人钱财，要与人消灾，你不照人的意思行事，这笔钱来得不正当，应当让人抢了，去得反光明磊落。这算是强盗抢骗子的钱，活该！”
“别开玩笑了！”大同道，“首饰也全没有了呀！”
“别提那些首饰了！一提叫我心痛！”莲芬道，“其中有的是我妈给我的，我真舍不得把它丢了！不过其余的根本我们就不应该带来。既是‘不义之财’，自然‘见者有份’，李宅下聘娶媳妇儿的首饰，全应该给小明的新媳妇儿小虹，我们拿了来就不对。这叫做强盗遇着了响马，一个劫一个。不过大家既然都是强盗，同行就应该同财，彼此要缓急相通。我本来打算同他们商量商量，我们有急需，先要借一只金手镯儿用一用……”
“别做梦了！”大同急得要命的说道，“他们那儿会肯！”
“不肯也得肯！我是借定了！”莲芬微笑道。
“借定了？”大同有点莫名其妙的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明向他们去借，他们一定不肯答应的。我既然是借定了，那只有在他们还没有到之前，把一只金镯子藏起来；不巧没拿稳，掉在一大堆马粪里边去了。大同劳驾你在这一堆马粪里去找出来吧。真对不起，要把你的手弄脏了！今儿个晚上，我可不能让你的手挨着我。”
她在马上望着大同笑，大同高兴之至。他在那一堆马粪之中，果然找出了一只金镯儿。这一下子，到京一路的用度，有了着落了。不过只是一只小金镯儿，值得多少钱呢？到了北京之后的开销，又怎么办呢？但是他们找着了这件小宝贝，就如发现了金矿似的，快乐万分，再没有想到将来在北京恐怕要挨饿的事。
当天晚上，赶到了一个小镇市，在那儿换金器，简直是破天荒的奇闻。好不容易由客店的主人介绍了一个收买首饰的主儿。他把金镯子在考石上磨了又磨，好像他很难相信它是真金的似的。最后他仍说成色不算好，款式又不合时，所出的价钱很低。大同无奈，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买主，又不能等到河间府去再卖给大金银店中。他看看这也足够一路的用度，只得忍痛把它卖了。
五天之后，他们到了北京。那时是二月尾的一个晴朗的下午。在仲春的夕阳中，远远的望见城里的楼台亭阁，光芒灿烂，真是一片黄金世界。天气虽然极冷，倒是干燥得很。无怪人家叫北京为“灰城”：小胡同之中，地下的灰土至少也有三四寸深。京都不愧为首善之区，宫殿巍峨，街衢广阔，人烟稠密，市面繁盛，远非小小的江西的首府首县南昌城可比。大同和莲芬两个人，就如乡下人初进城一样，只觉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连自己正到了穷途末路的事，都完完全全忘记了。
当初他们骑着马，慢慢的向着北京城南城的永定门的城门楼儿走过来的时候，心中忐忑不定，十分紧张，简直和唐三藏去取经，功成行满，居然到了西天极乐世界似的。不过这个极乐世界，也有不少的后街陋巷，他们这小两口儿，在北京所住的一家小客店，正在一条相当偏僻的陋巷之中。
再说他们两个人，当初一进永定门，伸长着颈脖子，四处张望城内的景色，又回头再去看看永定门高大的城门楼子的时候，不觉前面忽然来了一群专替旅馆客店接客的人，围着他们的马，十分紧张，吵着叫着，要带他们去住客店。大家都拼命大声的同时叫唤着，使得大同和莲芬不知道他们说些甚么。而且每人手上都拿一张招帖，对着大同脸上乱摇乱晃。把他弄得更是莫名其妙。大同随手接了一个人手中的招帖来看看，其余的人马同时鸦雀无声，垂头丧气，如鸟兽散去，只剩下这一个人，站在他们面前，笑脸相迎。
这个接客的人对大同说，他那招帖上几家旅馆客店，都是北京最好的旅馆，少爷少奶奶去住下，一定会称心满意的。大同看一看那张招帖，看见那上面说得那么好，高贵舒服，方便洒洒，便不敢去问津。他不知不觉的面红耳赤的问问那个人，有甚么特别便宜的客栈，只要清静不嘈杂就成了。那人笑一笑，说是少爷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恐怕不容易，不过他可以带他们找一两个开在偏僻一点的小胡同的小客栈试试看。当下他便把大同两夫妇带到一家开在前门外、骡马市大街菜市口儿限近、一条小胡同里的同善客店。那儿交通也不算不方便，房子也不算太旧，屋子也不是太小，人客也不顶嘈杂，最要紧的一件是价钱也不算太高，他们剩下的钱，供这一晚上的吃住是足足有余。大同马上就住下了，把富余的钱全赏给这个接客的人。
这一连两个月以来，大同和莲芬两个人，一路坐船骑马，不是在水上，便是在路上，饱受风霜雨雪之苦。这才是头一天住一家正式的客店，有一间正式的屋子，睡得一张正式的床——虽然是土炕，总算是正式的床铺。他们住的这间屋子，并不宽敞，也没有甚么布置，不过炕前摆了一张小条桌，两把椅子；一会儿把他们的饭开了出来，他们两夫妻相对坐在屋子里吃饭，倒也觉得十分舒服，十分满意，菜饭也十分可口；开饭的茶房，也兼管收拾屋子、打水、跑腿等等，饭后看看他们今天晚上不打算出去的样子，便问他们要不要买点煤球儿生一个火。他说晚上北风吹得紧，白天有太阳，晚上更冷得厉害，屋子里比外边并不更暖和。大同真想替莲芬生一个火，但是那有余钱去买煤球儿呢？只好横着心肠说不冷，不必生火。
这天晚上，他们休息得特别早。一来因为一路车马劳顿，疲倦不堪。二来天气又极冷，睡在棉被里，总要比在外面坐着暖和一点点。他们以为上床一着枕，便可入睡的，那知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客店的棉被又硬又薄，一点也不暖和，把莲芬的大皮袄盖上去，也好不了多少。再加上大同的丝绵袄，就好像没有加甚么似的。他们两夫妻睡在棉被中，虽然紧紧的你挤着我，我挤着你，还是冷得发抖，抖个不停。全身上下，慢慢的发硬发冷，再睡一会儿，一双脚好似渐渐的变成了别人的脚似的，自己下半截已经没有脚了。
既然是再睡不着，他们索性起来，穿上衣服。大同叫茶房提一壶热水来，客店里边日夜都有热水的。他们把脚浸在热水中，这才慢慢的使得脚恢复了知觉。但是不要多大功夫，热水便变成了温水，温水马上就变成了凉水。他们又不便常常叫茶房送热水来浸脚，所以他们初到北京的第一夜，劳劳攘攘，坐坐睡睡，冷得一夜不安。
大同心中盘算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两个人差不多是牛衣对泣，黯然无言。开完了早饭之后，大同告诉莲芬，他要出去找些通信了很久而没有见面的朋友。他的目力不好，晚上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太多，成了很深度的近视，找路极不方便，加上天生他最不会找路，他一早出去，到晚才找着路回来了。他一进门，便感觉得这间小屋子和从前大不相同，里边比外面暖和多了，因为屋子中间放了一个煤球火炉儿。莲芬穿一件新棉袄，坐在火炉儿旁边，站起身来对他说：“大同，看样子你辛苦了一天，快坐在火炉儿旁边歇歇吧。别老瞪着眼睛望着我呀！难道你不认识我吗？你吃了东西没有？”
“我没吃！”大同道，“那倒不要紧……”
“那可把你饿坏了！”莲芬道，“我去替你叫点东西吃吃。”
她一直的不敢多望着大同，所以并没有看见大同满脸的愁容。她为了要躲避大同的视线，立刻跑到房门口，叫茶房快快拿晚饭来给她丈夫吃。她对茶房说话的口音，颇有一点京腔。大同惊讶之至，问她道：
“你怎么到北京才一天，说起话来就有点京腔了？难道你练习了一整天的吗？”
“差不多半天没有停口！”莲芬答道，“我得上街买点儿东西呀，你瞧？”
“上街买东西？”
“对了！你没有看见我买的这件新棉袄吗？”
“你那儿来的钱去买新棉袄呢？”
“说来话长呢！”莲芬坐下来慢慢的说，“中午以前，客店的账房先生来问我，今天还要不要这间屋子？他说，照店规十二点以前要是不搬出去，就要算两天的房钱。我们当时只付了一天的房饭钱，所以我们要是不打算搬走，就得再付他一点儿钱。他又说我们没有行李；假如有行李，欠几天的房饭钱也不要紧。我一想，我们往那儿搬呢？所以非去弄点儿钱不可。我记得我们来的时候，看见胡同口儿有一家典当铺，我只好到那儿去把大皮袄当了。那高柜上的朝奉，沉着脸望着我，我同他讲话，我讲十句，他最多答两句。我从来也没有见过那么不和气的买卖人。我以为他不会多给我钱，可是他给了我二十两银子，我真是喜出望外。我有点冷，问他那儿可以买棉衣，他只说两个字：‘天桥’！大同，你听听，北京也有天桥呀！”
“对了！我真没想到北京也有天桥！”大同答道。
“可是这儿的天桥，和我们乡下梅家渡的天桥大不相同。桥也不像桥，就算是有桥，也找不着水！到处尽是旧货摊子，买零吃的，变戏法儿的，唱戏的，耍杂耍儿的。可是那儿的人全和气极了，比那位当店里的朝奉正好相反，一见了我走近他们，他们真话多，劝我买这个买那个，我还没有讲完三句话，他们就把这件大袍袄卖了给我，帮助我穿在身上，替我把纽扣儿扣上了。我说袖子管太长了，他们也不让我脱下来，一个人拿一把大剪刀，一下子把两边的袖子去了三四寸，两个人拿着针线，就站在我两边立刻替我缝好了！你瞧，虽然不怎么合身，倒是挺舒服、挺暖和的。北方的女人，比我们高大一点，难得买得着现成的合我的身。我们既然发了一笔小财，我马上就叫茶房去买了一百斤煤球儿，生了这个煤球儿炉子。我差不多一天没停口说话，应该学着了一点点京腔。”
大同望着她说不出话来。
“别老瞪着眼望着我不做声！大同，你生我的气吗？我们非得把甚么东西变一点钱不成！既是你没有大皮袄，那我也不高兴穿它了！”
“我生你的气？我怎么会生你的气，莲芬，在天桥做买卖的人，对你那么周到，怎么对我这么不客气？”
“大同，你也上那儿去一趟吗？”
“可不也去了一趟？也是当店里那个朝奉叫我去的！”
“也是当店里那个朝奉？大同，你有甚么东西可当？”
“除了这件丝绵袄之外，还有甚么？我脱下来给他，他瞧也不肯瞧一眼，就摇摇手不肯要。我问他上那儿有店子可以收买这种衣服，他开口只说了两个字：‘天桥。’”
“原来你是去卖衣服去了呀？不过你不是答应了你那位太叔太婆，决不把这件衣服给别人的吗？”
“那是没有法子，只好把它卖卖看！现在既是没有人要，只好留下穿。我觉得这件衣服真不错，可是天桥那一些旧衣服店里的人，没有一个人在这件衣服上找不出几件毛病的。他们真会说话，不过他们说的不是好话，全是找毛病的话。他们挖苦我这件衣服，已经岂有此理，有的人还要挖苦缝这件衣服的人，那就是挖苦叔太婆，叫我怎么不生气？我差一点儿和那些人吵起架来了。我对他们说，不买我的衣服就算了，用不着说我的衣服要不得。我一家一家问，后来我居然找着一个摆地摊儿的肯买，他大大方方的肯出八吊钱……”
“八吊钱？”莲芬道，“价钱不错呀？我这件棉袄才三两银子，只合两吊钱……”
“我知道你也会那么想的。我把衣服交给他，你猜他到底给了我多少钱？”
“八吊呀！”莲芬道，“难道他出了八吊钱又不认账吗？”
“他给我八百钱！我以为他弄错了，后来他说满钱八吊，就是八百，我只好不卖了。”
“呀！我记得我妈说过，北京人‘说大话，用小钱’。这就对了。”
“说大话，用小钱？我们以后也得照这样才行。”大同仔细想想这两句话，觉得其中颇有奥妙的哲学。
他从早到晚跑了一天，不但在当店里和天桥卖旧衣服的小店儿和地摊儿上碰了钉子，就连他去找的这一班通信很久、爱国爱民、热心维新的朋友们，对他都不能帮半点忙。一来他自己不好意思开口，说他自己怎样能干，怎样热心，怎样努力，二来就算他自己肯冒昧开口推荐自己，他们也无能为力。维新的运动，尚在空口讲白话的时期，虽然有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极力提倡，当权的大臣们都守旧，十九反对维新变法。大同这些朋友们，都希望李提摩太早早到北京来。因为他曾经和几位朝中的权贵谈过这件事，而且前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大学士、毓庆宫行走翁同龢，他是光绪最亲信的老师，也是前弘德殿行走（即同治的老师），也极其器重和尊敬李提摩太。所以只希望他早早来，或可左右乾坤。在这个英国传教士没有进京之前，大家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可以空口讲白话。
大同进北京大学的希望，在他的钱财被劫的时候，早已经烟消云散了。现在到了北京，见了这些主张维新变法的朋友之后，又知道想在一个和维新运动有关的机构之中，找一个小小的事儿做做，也是不可能的事，现在他也只好等着他这位英国本家叔叔李提摩太早点进京来；住在同善客店里干等着，虽然是小心谨慎的守着“说大话，用小钱”的原则，纹银和制钱，也是有出无进，有少无多，而且还是出得相当的快。
莲芬极能省吃俭用，她马上提议他们每顿饭只吃一菜一汤，全要最便宜的东西。像这样的吃法，已经是省得不能再省了。后来他们还怕马上就要坐吃山空，便索性不在同善客店里吃饭，到外边去买几个烧饼，或是一斤烤白薯，也可以充饥度日，而且花不了几文钱一顿。
不过吃烧饼和烤白薯过日子，总不便公开的吃给客店中的茶房看见，也不便在街上一路走着一路吃。他们只好在开饭之前出门去，说是到朋友的家中去吃饭，便在街上走走逛逛，逛了一点多钟，约莫是吃完一顿饭的时候，这才买几个烧饼，或者是买一斤烤白薯，回到客店中来再吃。买饼买薯，不但要偷偷摸摸的赶快买了，把纸严严固固的包扎好了，叫人家万万猜不到那是一包吃的东西。拿回屋子之后，还要关着房门，赶快不出声狼吞虎咽似的吃下去。这时候去叫茶房拿开水沏茶，又怕茶房起疑心，所以他们总是喝点冷冰冰的残茶，或者是没有了残茶，只得拼命的干咽下肚去，等一两个钟头之后，再叫茶房来添水沏茶。
每天按时出外两次，大同马上就找到了许多旧书摊儿，他们轮流的去逛书摊儿。在吃饭的时候，两人站在一个摊儿前找书看，看了一本又一本，等到看完了吃一顿饭的时候再走。
他们在同善客店，一住就快两个月，早已搬在一间最小最便宜的屋子里，过极省俭的日子，苦熬苦等，等李提摩太进京来，再作道理。莲芬看见同住店的人，有的自己洗衣服，她马上也尤而效之，自己洗小件衣物，如袜子、手绢儿之类。后来洗会了，便两人一切换洗的衣服，都由她一人自己洗。大同最初是半个月就要剃头，后来快一个月了，还没有去剃。茶叶也省了，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们逛书摊子的时候，无论看见什么有用的便宜书，从此以后也绝对不买一本。
他们苦熬苦等，等到四月二十二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果然光绪皇帝，下诏维新变法，他这道定国是的诏书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国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礼义之学，植为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务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这一道定国是上谕一颁布之后，一班维新派的人士，便四出活动。大同特别高兴，因为他又知道李提摩太已秘密进京，和这些维新派的人士见面交换意见。同时京师城内，到处传布谣言，说是这一次变法，不是小变，而是大变；朝廷之内，先有很大的变动。光绪皇帝，他自己也发愤为雄，不再受慈禧太后的摆布，做一个傀儡皇帝。他自己要选择一个新首相，而且这个首相，是一个破几千年成规的非常人物，或者是日本大政治家伊藤博文，或者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或者是广东一个布衣狂士康有为。
大家听见这种谣传，都不十分相信。中国开国数千年，史无前例请日本贵族，或是英国牧师，或布衣狂士为相国的，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事。不过守旧之臣，早已认为维新变法即是荒谬绝伦的事，若真要变祖宗之陈法，甚么荒谬绝伦的事也可发生的。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都到了北京，这不能不叫人疑惧惶惑。大同一听见他那位英国本家叔叔进了京，住在六国饭店，他马上就去看他。
莲芬对于李提摩太，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她也急于要大同和这一位通信多年、从未谋面的洋叔叔见面谈谈。她把大同这一件大丝绵袄刷一刷，揩揩干净，又借熨斗把它烫一烫，顺便也把大同的小手绢儿都烫平，折好一块放在他口袋之中，千叮嘱万叮嘱的要他不可用废纸，一定要用手绢儿揩鼻涕。
那天的天气很好，他们高高兴兴出来走走，找一家小饭馆吃一顿价钱不贵的正当饭，算是庆祝庆祝维新成功，也算替洋叔叔接风洗尘，不过只是他们两夫妇自己吃，只有主人，没有客人，就算是请了客人，想必客人应酬太忙，因此心领敬谢了。他们两夫妇吃完了饭，莲芬回同善客店等好消息，大同早一点去找李提摩太。莲芬怕他找不着地方，所以宁可要他早动身，多问几次路，多兜几个圈子也不要紧。
六国饭店是北京最名贵的旅馆，设在东交民巷的东头，和各国的公使馆很接近。大同听人说过，这是头等要人住的地方，比之同善客店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来未去过，今天正好去见识见识。他进了正阳门，一直由东交民巷向东走，那儿果然是宽敞清静，幽雅高尚，走到水关那儿向南转，前面不甚远，可以看见内城的城墙，左首一幢洋楼，便是六国饭店。这一带有树木，有水道，不像一家旅馆的地段，而好似私人的园地之一端。虽然一头不通，但交通也还算方便，西边通前门，东边离哈德门也不远。
大同在六国饭店门口望了一阵，因为看不见和中国大客店似的大招牌，所以迟疑不决走上几级石阶进去问问。进门一看，更和普通的旅馆一点都不像，既没有大批的行李堆在门口，也没有大批的茶房站在那儿招待客人。他走到冷清清的柜面前去，问一问这儿是不是六国饭店，李提摩太先生是不是住在这儿。
当着大同一个人静悄悄的坐在一把大沙发椅子上等李提摩太出来的时候，他不免幻想着，这位名震全国的维新教士，一定和南昌教会学校的校长马克劳先生大不相同。他决不是一个小心眼儿的传教牧师，戴着白圆领儿，穿着牧师的制服，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是专注在一桩事上：“我的目的是来救中国人，以免他们为邪教异端所惑。”
在大同的想象之中，李提摩太虽不和天神一样，也和耶稣基督相仿佛：慈祥，和蔼，热忱，真实，决不会和马克劳先生那样厉害，刻薄，严肃，虚伪。在他的著作之中，大同早已认识了此人，李提摩太并不是受了基督教的某一个小支派的命令，来替这一个小支派广招信徒的。他是来替中国，不仅替中国，并且替一切的人类服务的。他要启发当今的光绪皇帝，辅助贤明的大臣，使得维新派的领袖们，可以发挥他们的事业，使得中国一般的老百姓，可以享受真正的幸福。大同和莲芬，他们自己并无苛求，只愿生活安定，不受穷苦的压迫，吃饭时不必跑到外面去兜圈子，莲芬不必洗这许多衣服，大同可以按时去剃头，这就是生平愿足。若是在书店里看见了便宜的善本书，可以买来孝敬刚叔叔，那简直是锦上添花了。
大同尚在幻想的时候，不知不觉李提摩太已经走到他面前了。他抬头一望，便看见一个高高大大、白发白须的英国人，对着他站着微微笑，伸出一只很大的手掌来和他握。这个人果然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同自然而然的觉得他看见的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人物。他心中的幻想居然实现了！这一位洋人，一看便知道是一个通权达变之士，和那种心地狭窄的传教士大不相同，他的眼睛，闪烁有光芒，看人时，慈祥而和蔼，令人既钦敬而又亲爱。他并不穿着大同所养成了奇憎之习的圆领牧师制服，而是普通人穿的西服，说话的声音，清楚而亲切，大同听了，感觉得他和刚叔叔说话一样无别。
“我现在果然见着我的侄儿了，我很高兴！”李提摩太说道，“天上的父亲赐恩，我希望你一切顺利。”
他紧紧的握着大同的手，使大同感觉到他诚恳而热心。他心中无限的高兴，简直听不见这人对他说的是甚么，只觉得他的声音十分亲切，使他自己也不知道说甚么。大家坐下寒暄了几句，大同把话归到本题，说是在京的青年有志之士，大家都盼望李提摩太早早到京，主持维新大计。他继续的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过是国民一份子，愿意竭力尽心，为国家为人民尽义务。现在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假如再不破除陈法，改良维新的话，马上就难以立国了。偌大的一个国家，那能专靠过去的光荣，在这个日新月异进步不停的世界上生存呢？我们一定要随着潮流，与时代并进。一班守旧腐化的官僚，早已把国家弄得不成了体统，多年以来，走上了灭亡的途径。政府当局，不想启迪民智，琢育人才，反而照旧的实行愚民政策，保存科举制度，要全国的知识分子，在十年二十年寒窗之下，读一些陈腐无用、只可应考的旧书，从中提拔几个人出来，点缀点缀升平。这种政治，这种制度，怎可以不大加改革呢？”
“我的好侄儿子！你说得一点不错。我刚刚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了几件马上应该做的事，翁同龢老相国看了，十分赞成。第一件，设立一个教育部，倡行新的学堂制度，在全国各省各地，创办现代化的小学堂，中学堂，专门学堂。”
“这好极了！我曾身历其境，也认为这是当前最重要的新政。”大同听了高兴之至。
“你说得不错！第二件，设立开明的出版机关，除用有见识有学问的中国人主持编辑之外，还要请些有经验的外国新闻界老手，协助出版事业，使得广泛的民众，可以普通的得到新知识。”
“有理！有理！”大同连连称是。
“像你这样有学问的青年，很可以在这种机关之中，发展你的长处，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你这种人才。”
大同快乐得说不出话来。
“第三件，立刻多建铁路，多设工厂，多开各种金属矿。”
“对了！对了！开富源，利交通。工业为富强之本！”
“第四件，改良币制，整理财政，要使得国库收支相抵。国家财政稳定了之后，第五件，训练新法的海陆军，巩固国防。”
“高明！高明之至！”大同听了，认为这个英国人，简直是中国的唯一救星！他和那个心地狭小的马克劳先生绝对不同，那个人一天到晚只知道不停口的说他来救中国这许多邪教徒的灵魂。
“第六件，设立新内阁，内阁由八位大臣组成，四位大臣是汉人或满人，四位大臣要请洋人，因为他们能明了世界的进步。”
“四位汉人满人，四位洋人呀？”大同小声的问。
“第七件，在这个新内阁之上，册立两位洋顾问，辅助皇帝行使新政。”
“还要两位洋顾问吗？”大同更怀疑。
“把这七件事做到了，便可以实行四大新政！刷新教育，改良经济，内外安堵，宗教重生！”
“宗教重生？”大同问道，“由西洋的传教士来改我们的宗教观念吗？”
李提摩太说得出了神，简直听不见大同的话，他一个人滔滔不绝的一直说下去：
“我们的大主宰，天上的父亲，对于无论东方的，或者是西方的国家，都是一视同仁，不分高下。凡是顺上帝者，一定昌盛，逆上帝者，那就是自取灭亡，这是万古不移的天经地义。”
从这句话之后，李提摩太还继续的说了一些甚么，大同早已听不见了。从第一件到第五件，他都认为是字字玑珠，万分赞同。一提到第六件，内阁的阁员，一半要用外国人，他便觉得中国的国情和人情，洋人能完完全全了解吗？他们既不能完完全全了解，怎么可以把统治权的一半，交给外国人呢？再提到第七件时，要在这八人所组的内阁之上，再加两个外国人做顾问，辅助皇帝施政，那简直把中国变成一个受外国人统治的附庸国家了。最后又谈到中国在宗教上的复活重生，大同马上便觉得两眼发黑，两耳雷鸣，李提摩太慈祥的印象，立刻消逝了。他现在所看见的人，并不是他多年以来，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位他刚叔叔所崇拜的老朋友，那位中国的国家和人民都可信赖的好朋友，而在这一刹那之间，早已变成了一个心地狭小极了的传教牧师，还天生他有一种自尊感，站在他面前对他宣传宗教，并且认为倘若中国不赶快请外国人来执政，管理一切，那中国一定就要灭亡的。
大同认为这简直不成话！他实在越听越听不下去了，正是所谓充耳不闻。这只怪当初他对这位传教士所抱的希望太高，想象中早已造了一座高大的空中楼阁，现在一见面交谈之后，这一座空中楼阁全垮了，这不能不令他伤心之至。他坐在那儿一言不出，怔住了一会儿，后来不知不觉的冒冒失失告别，全然没有注意李提摩太对他的忽然告辞有甚么反应。
当初莲芬和大同分了手，回到同善客店来，心中十分不安，甚么事也没有心去做。她坐一阵，立一阵，走一阵，把几本旧书翻一翻，也看不进去。从前她心中不安，想念家乡的时候，读几首诗词，便不知不觉的好了。可是今天一再读诗念词，心中总是放不下大同，不知道他和这位英国人见面的情形如何。她在屋子里，一听见外面的脚步声，便跑出来看看，看来的人是不是大同。偏偏那天客店中走进走出的人多，莲芬三番五次的听见脚步声走过来，跑出门去一看，总不见大同，使她心中更着急。她极希望她丈夫早早回来，告诉她有好消息，从此以后，他们不必再空坐在客店中苦等苦熬，白白的耽误光阴了。
等了半天，终久等得大同回来了。莲芬善于察言观色，她老远看见大同走来的神气，心中早已猜想到了，这一次的结果，大失所望，所以他才会如此的无精打采。她心中虽然也是万分失望，但是勉强的露出笑容来问大同道：“英国本家叔叔怎么样？我恐怕他还不如刚叔叔吧？”
大同心灰意懒，连头都不愿抬起来，不过一听见莲芬清脆悦耳的声音，举目看看她，看见她满脸同情的笑容，因此心神为之一振，而且立刻觉得空气温暖多了，他到了自己的家中了。
“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大同也微笑了，“不过早知今日，倒不如不见面的好。”
“甚么事情使你这样灰心？”莲芬问道，“李提摩太又是一位马克劳一样的传教士吗？”
“不但是一个大传教士，”大同道，“而且根本就瞧不起中国，瞧不起中国人。他对我个人，虽然十分关心，但是他对中国，抱了这种态度，我真受不了。现在中国民穷财困，只是因为政府当轴，不得其人，上下腐化，舞弊营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堂堂几万万同胞，其中没有能当国的人才。假如我们中国非要请外国人来管理统治不行，岂不是把我们当做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国家吗？一个这种眼光、这种见解的人，那怕他对我再好，我也不愿意和他来往的，不如我们早早分手的好。我宁可饿死，也不能同这种人在一块儿做事。”
莲芬听见大同这一篇牢骚，真要和他共洒同情之泪，但是她却勉强带笑容去安慰她丈夫，自己暗暗的忍泣吞声，不敢外露。她知道他们这一向出项虽少，但入息全无，怎好长久支持下去呢？照规矩只要李提摩太能替大同荐一个小差事，无论是那方面的，都应该立刻答应去做，不过听了大同一番滔滔议论之后，她却十分尊重大同的人格，认为不和这种人合作是对的，因此十分赞成大同的决心。不过这么一来，他们非得另外设法不可。那天晚上，莲芬看看所余的银子不多了，马上叫大同，早点去预付房钱。照例总是这样的：人越穷，越要顾面子，装做很有钱的样子。他们一向都是早几天预付房钱，而且付钱的时候，做出一副极其大方满不在乎的样子，满脸都堆着笑容。这一次大同心事重重，沉着脸去付房租，一时忘记了对着账房先生笑一笑。账房先生平素看惯了大同付房钱时的笑脸，今天看见了他的愁眉苦面，不禁一愣，夺口而出的问道：“李先生，您好吗？”
“哎……哎……我好，我很好；账房先生，您也好吗？”
大同如梦中惊醒了似的，赶快拼命的做出一副勉强的笑容出来。他生平最不会假应酬，从前付房钱时的笑容，已是无可奈何，今天匆匆忙忙的假笑，简直比哭丧的脸色还要难看多了。那位账房先生本来在那儿打着算盘结账，看见大同这种情形，便请他坐下谈谈。他一只手把算盘推在一旁，一只手摸摸他的胡须说：
“李先生，我老早就想请您谈谈，您老忙得很。我替老东家管账，后来就管这庄客店，已经是三十多年了。南来北往的客人，何止几千。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老老少少，好好歹歹，甚么人我没有碰见过？我管这庄客店，一要对得老东家住，二要对得客人住，三十几年以来，从没有人讲过我半句不是。店里的客人，就是我的客人一样。我看人看得多，我敢斗胆说一句，李先生和您那位少奶奶，都是大户人家出来的，现在遇见了甚么意外，手头上一定是紧得很。李先生，我没有说错吧？”
大同一听见账房先生说他手头上一定是紧得很，当时不免面红耳赤，窘得不得了，不便否认，也不敢承认。那位老先生马上接着说：“李先生，千万别见怪，我是好意问您。二位在我们店里住了两个来月，从来没有晚交过我们一天的房钱。按说老客人，大家都住熟了，房钱有多少呢？早交几天，晚交几天，有甚么要紧呢？李先生怕人家猜想您缺钱，所以总是老早就把房钱预付下了。这是大户人家出来的人，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千里相逢，这是有缘呀。我在北京生长的，一切情形都熟悉，有甚么我可以效劳的地方，李先生只要吩咐一句，我没有不尽力的道理，出门的人，离家老远的，钱不就手，省一文是一文。这儿的房钱虽然不大，可是日子长，日积月累的也就可观了。二位都是有面子的人，怎么不搬到贵同乡的会馆里去住呢？那儿的房子又好又大又不收房钱，是专门预备同乡去住的。”
“怎么啦？还有不要钱的房子吗？”大同几乎不相信。
“李先生还不知道吗？住在会馆里，不但不要房钱，茶水一切，也有会馆里的长班侍候，他们是看会馆的，只要四时三节赏点儿小费就是。再说会馆里同乡多，彼此有个照应。有权有势的同乡，也常常到会馆里去看同乡，容易得他们引援介绍，找一个小事儿做做，也比闲着好多了。”
“我们没有去找同乡，所以也不知道有会馆可住。”大同道，“这种会馆是谁办的呢？开销那儿来呢？”
“每一省，每一府，每一县，总有许多发达了的贵人。他们自己得了势，发了财，捐出钱来盖会馆，再置一点产业做修理会馆和用长班的开销。有的公产多，每年还要做点慈善事业，周济周济同乡呢。凡是进京来会考的学子，大半都住在会馆里；其余来谋差事的，做买卖的，找朋友的，寻亲戚的，在京不只住个三天两天啦，也都是住会馆呀。有的举子，今年没考上，明年又有科场，就在会馆里住下去，住了三年五载的也有。李先生，您不如搬到会馆里去住，李先生是江西那儿的人呀？”
“我是南昌人。”大同答道。
“那更好！江西会馆，南昌郡馆，南昌县馆，三处都可住。银子您别给我，先留着使，要是会馆里找不着屋子再回来。我要是贪图您房钱，我就不告诉您这些事儿了。”
大同十分感谢这位账房先生，便把在路上遇着响马的事告诉他，又问他这三个会馆的地址，当下就打算第二天一早便搬到江西会馆去住。他高高兴兴跑回屋子里来，告诉莲芬他们可以搬到江西会馆去住，不用出房钱的好消息，莲芬也高兴之至。
“莲芬，我们快点儿把行李收拾收拾，明天早上一早好搬去。”大同道。
“大少爷，我们那儿有行李收拾呀？”莲芬笑道。
大同四面望一望，差不多甚么东西都不是自己的，没钱也有没钱的好处，搬家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