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上的人,只肯在锦上添花,决不肯于雪中送炭。慈禧太后出来,把光绪皇帝囚于南海内的瀛台,大捕维新领袖,变法运动立时寿终正寝了。这一班在逃和被捕的维新人士,再想请权要帮助,谁也不肯理他们。容闳两夫妇同着莲芬,日夜设法,早晚商量,四出奔走,八方碰壁。他们知道,现在除了发生奇迹以外,是绝对救不了大同的!他们也知道,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绝对没有奇迹发生。

可是这七八天之内,发生了几件很特别的事情,差不多可以算是奇迹。比方说,第一件:维新变法运动最受重托的人,光绪还升他以侍郎候补的袁世凯,不但没有和他的同志们被捕,反而优哉游哉的在天津受东家的筵,赴西家的席。第二件:他平素在天津小站时,公忙得很,偶尔偷闲到北京来休息休息,这一次他在北京几天,天天公忙得很,早晚奔波,而在初五早请训之后,溜到天津去休息。第三件:他在天津休息了一星期之后,回到北京来,听见大同受了谋反叛逆之冤,被押入狱,他马上出去找朋友,后来便有人秘密的保了大同,把他释放回家。

谁也不知道甚么人秘密保出大同,只有九太太心中明白。她是一位能以眉语、能以目听的女子,知道了事情,放在心中,并不告诉别人。那天袁世凯回京来,她告诉他禁卫军捉拿大同的事,他不过是点点头叹息而已,并没有说甚么。她又告诉他,大同的妻子莲芬来托她转求他设法的事,他后来说道:“这个女的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甚么事也要试试。犯了维新变法,谋反叛逆之罪,也想要我去讲面子呀?”

“她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九太太说道,“她连李先生干些甚么事才犯法都不知道。他根本没有对她提过,还是我告诉她一点点。”

“原来是一个无知无识的乡下黄脸婆子!”袁笑道。

“大人猜得正相反!”九太太也笑了,“她生得又漂亮,又聪明,谈吐又文雅,学问又不错,我不知道为甚么李先生把她当傻子!”

“唔!”袁世凯惊讶的自言自语道,“这个年头儿,能把聪明漂亮的太太当傻子的人真难得。那不是把太太当傻子,他是公私分得清楚!”

九太太再和袁世凯讲甚么,他也听不见了。他沉思了一阵,便叫打轿儿出门拜客。九太太心中暗想,也许她在无意之中,救了大同一命。后来果然听见刑部大牢中的几个维新变法的死囚犯,有一个姓李的,被一位大官秘密的保出来了,她知道这是谁保的。

刑部大牢里,这几天之内,前后由禁卫军送了七个谋反的死囚进去,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康广仁、谭嗣同、林旭、李大同。这七个人,除了山东道御史杨深秀是一位四十九岁的老翰林之外,其余这六个人都年轻,大同最小,其次林旭也只二十三四岁,是福建才子,十九岁便中了举,刘光第二十五岁早成进士。当时御史黄桂鋆,为了怕这几个年轻的亡命之徒,在公庭对簿时,牵涉光绪皇帝,奏请早日处决,谓罪状已明,不须审讯。八月十三那天,便把这七名要犯验明正身,送往天桥去问斩。临时又奉了密令,李大同具悔过书释放,其余六人立刻正法。

在天桥行刑时,大家看见这几个维新的青年领袖,尤其是林旭,看起来还不过二十岁。遭此大难,不胜悲惜。谭嗣同是湖南人,他父亲曾做湖北巡抚,他自幼周游全国,说话时一口的南腔北调,临刑前大叫他视死如归,杀他一人,百人千人将起而继其后,他那样慷慨激昂的样子,使人喝彩,引人挥泪。

大同出了刑部大牢,一人赶回家去,看见莲芬昏倒在地,便站在她面前,慢慢等她苏醒过来。莲芬当初听见有人说有一个被杀的青年,说话有湖南江西的口音,认为一定是大同,悲恸而昏倒,醒来看见大同一身污浊,站在她面前,两眼昏花,以为他一身是血迹,这定然是大同的鬼魂出现!那知这并不是甚么鬼魂,而是大同本人释放出狱,真叫她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全南昌会馆的人,大家都来道喜,要设宴庆贺大同脱险。

正在大家都高兴得乱纷纷的时候,法华寺袁公馆的当家的,押送到一台鱼翅官燕全席,说袁大人听见李师爷出了狱,他本来是要亲自在公馆里替李师爷把盏,二来庆祝,一来压惊,无奈刚刚回京不久,应酬太多,分不开身,只得移樽就教,还要请李师爷见谅。

大同当时火气大极了,要不是莲芬止住他,他简直要把这一台酒席退了不受。莲芬替大同收了酒席,代他写了谢帖,又打赏了来人,便劝大同反请同住县馆的同乡,大家一道吃。大同怒气填胸,说是大家一同维新变法,有的人把命都送了,有的人正在逃亡,他那有胃口吃酒席,那有心情款待同乡朋友。

莲芬不和大同争执,依着他的意思,只留下两三味送饭的菜,其余的全席,叫老侯夫妇请了全馆的同乡他们大家吃。大同和她自己两夫妇告罪不去奉陪,躲在自己屋子里吃便饭,以便两人谈谈这一向分别了的情形。大同这七八天,没有吃着一顿好饭,她又不曾预备,有了袁公馆送来的东西,正好他们两人关着门享受享受。

大同当初虽然说维新的同志们,有的受了极刑,有的尚在逃亡之中,他简直吃不下袁世凯送来的东西,但是后来和莲芬谈这一向的遭遇,一来谈得起劲,二来也饿得厉害,所以越吃越吃得痛快。他说大家都认为维新变法,非要武力做后盾不可,因为光绪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大权仍然操在慈禧太后之手。顽固守旧的庸臣,反对变法,包围太后,所以他们非靠袁世凯的新军不可。连日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密商,后来也约了袁世凯一同筹划。

袁世凯的原职是直隶省臬台,在小站练兵,署直隶按察使,虽是直隶总督荣禄的部下,光绪这次特别提拔他,调他入京,以侍郎候补,免得他受荣禄的节制。他一向从事维新,办学堂,练新兵,大家都器重他。八月初五早上,光绪当面对他谈防备荣禄反对变法的事,袁世凯仍然做得诚恳万分,说是他一定要鞠躬尽瘁,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知道他马上赶回天津,报告荣禄禀告慈禧,慈禧立刻由颐和园赶进城来,把光绪关在瀛台,捉拿党人,今天杀了六个首领,其余的维新人士,个个自危,中国的前途,不堪设想了!

莲芬听了大同这一番话,不免自怨道:“这只怪得我!不是为了我,你一定不会到北京来的。你一向都是主张追随孙文先生,以图革命的,并不想来找康有为、梁启超,参加维新变法运动。我记得你总是说,维新变法,不足以救中国。”

“不过有了袁世凯的兵力做后盾,维新变法是不会受阻碍、遭人反对的。中国的政治,若是能够百事维新,废除陈法,也会有大进步!但是谁料到袁世凯会卖主卖友呢?”

“我就早知道袁世凯不是一个好人,当面对你甜言蜜语,背后一定会使你吃苦受刑。他是一个官场中专耍花枪的大滑头,一切全得先替他自己的利益着想。他一定要先问问他自己,‘我帮助维新变法,对我自己有甚么利与害?我出卖他们,对我自己,有什么利与害?’回答是明显的。帮助维新,成功则升官,失败则杀头。出卖皇帝和朋友,他一定升官,决不杀头。不过是皇帝和朋友吃点亏而已……”

“他的人格呢?”

“他这种滑头政客,根本不知道甚么是人格,曹操的信条是:‘宁使我负天下人,毋使天下人负我!’你们早应当想到这一点!”

“我们大家只想到怎么救国!”大同道。

“并不是我在事后觉得我有先见之明,”莲芬道,“不过你当初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不应该把我完完全全蒙住。有的事情,当局者迷,局外人冷眼旁观,反而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儿。”

“你既然比我更能了解袁世凯,”大同说,“那末我就问问你,他为甚么要把我保出来呢?”

“现在还说不定,”莲芬道,“不过他赶着马上就送一台酒席来庆贺你出狱,给你压惊,显然是要你明白,这是他保出来的。不用提,他是对你有所企图,他这样的对你施恩施德,你得当心,你得小心防备他!”

“我们同道的人,”大同道,“有的脑袋都没有了,他还以为对我施一点点小恩小惠,便可以买动我,那他就太糊涂了!”

“你以为他对你施一点点小恩小惠,就止于此吗?”莲芬道,“那你也太糊涂了!”

大同一个人大吃大喝,莲芬反而差不多是水米不沾牙。她说她一想到这些遭难的人,她简直没有了胃口。她一想到他们这些人的家属,寡妇孤儿们,她不免要掉眼泪。

那天晚上,丁龢笙在外边跑了一天回来,一听见大同出狱了,高兴得不得了,跑过来欢迎他。

“大同!回来了呀?真没有想到!”丁龢笙叫道,“差一点点不能见面了!”

“我也没有想到呀!”大同道,“差一点没有脑袋了!”

“倒不是那个!”丁龢笙道,“明天就走了,再晚一两天出来,我就不在北京了!”

“我再晚一两天出来,我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大同笑道,“你明天上那儿去呢?怎么这样匆忙呀?是不是也要抓你呀?”

“那倒不知道!反正管不了。不如走了好!没有了大学堂,耽在这儿干甚么?到了天桥看行刑,惨极了,很多学生要开会,禁卫军来解散了。明儿到香港去。不念书了,革命去!”

“你一个人去呀,还是有许多人同去呀?”大同问道。

“千千万万的人都去!”丁龢笙道,“不是同去,各人去各人的。东边也有人去,西边也有人去。大家都要打倒满清。大家都要复兴中国。我们死了,还有我们的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不成功不回北京。”

“不回北京,”莲芬说道,“你回到那儿去呢?”

“回海安县去,”丁龢笙道,“那儿有一个小岛,真是天堂。没有人敢去。都说有鬼。小时候偷到那儿去过。住了好几天,吃水果吃生鱼。住在山洞里,过的是神仙的生活。后来家里人找了回去,打得半死。”

“你还想念那个岛呀?”莲芬问。

“当然。挨打都值得。再见吧,我要检行李了。”

丁龢笙谈到海安县那个没有人敢去的小岛的时候,眉飞色舞,心往神驰。大同听他讲时,也觉得津津有味。莲芬看见大同半天不出声,一个人在那儿出神,便笑问他说:“大同,你也喜欢那个神仙岛,也想上那儿去过神仙的生活,对不对?”

“对是对!”大同答道,“不过我要等把满清政府推翻了才去。”

“没有推翻呢?你上那儿去?”莲芬问道。

“再接再厉,非把它推翻了不止呀!”大同答道。

容闳先生听见大同出了狱,马上也来看他。他见了大同高兴之至,不过看见莲芬略带病容,十分关心。他说他太太还在打麻将,一时不能脱身,由他代表致意。他希望莲芬好好保养身体。

大同知道容闳为他们到处奔走营救,大家都十分感激他;又问他其余那些人,有甚么消息。

“目前的情形非常之不好!”容闳道,“除了今天那六位遭难的烈士之外,又抓起了许多人,有的要送到边境上去充军,有的在京坐监,有的在家圈禁,一律革职,永不叙用。康有为先生到上海的时候,上海道派人上船抓他,要不是英国领事馆先替他换船转香港,早已被捕就地正法了。梁启超先生由日本公使馆设法,逃出了京,现在到日本去了。文廷式先生逃到那儿去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分人,躲在天津的租界里边暂时不敢出来,等待有机会再逃走。也有的人已经逃到上海租界里去了。只有你一个人,虽然侥幸放了出来,性命还是在虎口之中。我一来是看看你,二来是劝你,乘着这个机会马上逃走。”

“逃上那儿去呢?”大同问道。

“逃到日本,”容闳道,“去找梁启超先生;或者是逃到香港,去找康有为先生……”

“要是我逃到了香港,”大同道,“我就不想再去找康有为先生了。那儿另外有一个机关……”

“我知道!”容闳道,“孙文先生的兴中会!对不对?”

大同不置可否。但是他不置可否,便是默认了。

“两年之前,我在纽约见过孙先生;他的口才好极了,我从来也没有听过比他演说得更好的人。有的人笑他,骂他做‘孙大炮’,说他吹牛吹得太大。不过我相信他的话,他不是吹牛的人。他告诉我,维新变法,是救不了中国的。我要是听了他的话,就不会到北京来了。我到香港的时候,他还在伦敦。那时候内人在香港不服水土,病了进医院,出院之后就到北京来,我要见见维新的朋友,现在孙先生恐怕在日本……”

“孙文先生不在香港,甚么人代替他主持兴中会呢?”大同问道。

“有一位姓杨的,名叫杨衢云,福建人,算是兴中会的会长。”容闳答道,“会址设在香港,外表算是一个买卖,叫做乾亨行,在士丹顿街。凡是革命的青年,要想去加入兴中会,没有不受欢迎的。英国当局,也有点知道他们。不过他们没有破坏当地的治安,照英国的法律,是不会干涉他们的。你要想加入兴中会,那是再容易没有了。你对杨衢云说是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你还是早早动身吧。”

“谈何容易!”大同大大的叹一口气。

“假如只是费用的问题,”容闳很痛快的说道,“那你就不用愁了。我还没有破产,这一点点钱是不会费事的……”

“我怎么好负累朋友呢!”大同道,“我拿了你的钱,就不知道甚么时候才可以还给你。还有一层,内人身体不大好的样子……”

“我并没有甚么,”莲芬赶快接着说,“马上就会好的。”

“那你更要用点钱养病,”容闳道,他立刻把钱包拿出来,数数有多少银票儿,半开玩笑的说道,“我看看我带了多少钱。可惜我可以借钱给你,但是你的太太不能够借点病给我的太太!上半年我太太身体不舒服,在医院住了几个星期,省了我三千多银子。医药费才花了七百多,她有两个月不打麻将,不上街买首饰衣服,一个月少用两千几。”

容闳留下了五百两银子给他们,大同坚持不肯收,当初莲芬也推辞了一番,后来看看推辞也无用,勉强的收下了。容闳高高兴兴的祝他们一路顺风,便告辞回家。

“大同,现在你可以动身了。”容闳走了之后,莲芬表示决心的说道,“我当初就知道假如你有钱的话,一定要和丁龢笙结伴同上香港去的。现在容先生成全了你。”

“可是你这种样子,怎么可以旅行呢?”

“我暂时不能去!”莲芬道,“不过‘男子志在四方’,助夫旺子的女人,是决不妨碍她丈夫的行动。不要说只是暂时和丈夫分别一下,就是要分别十年八载,我也愿意为了你的前途忍耐忍耐。我看满清政府,再支持不了多少年。也许我们不久便可以在海安县海外那个神仙岛上,去过神仙的生活呢。”

“我要是到香港参加兴中会去革命,那我就不能养活你了。这一点点钱用得多久呢?”

“你不要替我担心!”莲芬道,“我自有办法。”

大同吃了一惊,忙问道:“你有甚么办法呢?”

“天下的事,往往有巧得稽滑的!”莲芬笑道,“你不肯告诉我,暗中要想把慈禧太后弄掉去;我也不敢告诉你,暗中要想在慈禧太后身上,找一笔钱来养养家。你总知道,慈禧太后也附庸风雅,自己偶尔也画几笔工笔画。近来她从南方请了一位缪太太来,专门替她画工笔画。颐和园里的窗户,和所有的纱灯,一律要另换新的工笔画。前门外廊房头条所有的纱灯店子里,那些画工笔画的人,每人都送一两张画进园去,让缪太太看看,那几个人的画可以合用。那知缪太太眼光极高,全北京画工笔画的人,差不多她都看不上眼,只挑了两三个人,说是这已经是从宽挑选,勉强可用。只是她对我的画,特别喜欢,说是只要是我画的,有多少她就要多少,慈禧太后出多少钱一张,我们谁也不知道,不过经过了几重经手的人,我可以得到一两三钱七分银子一张。我一天画两张不算太难。真要赶的话,三张四张也可以赶得起来的。第一批他们要五千张,以后常常要换新画,四季也要按四季的花卉点景,所以我这一笔买卖是够我花够我用,足足有余了。可是希望你们兴中会的人,别马上就把她弄掉了。”

“你甚么时候把画送进园去的?”大同惊问道,“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呢?”

“当然你不知道!”莲芬道,“我是谁也没有告诉的。对经手的廊房头条的纱灯店子里,也用了假姓名。何况你这一向公忙得很,回了家还要忙着看九太太的诗。”

“你知道九太太不会做诗……”大同辩道。

“可是你掩人的耳目也掩得过了火。”莲芬道,“我一天到黑只听见你谈九太太的诗,没听见过你谈维新变法。”

“现在维新变法,和九太太的诗,一样的成了双绝!”大同忍不住笑道,“还是你稳当,替宫廷画窗户画纱灯,至少还可以画几年。”

“这叫做‘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一头不落空。”莲芬也笑了,“我乘着这个机会多积点钱,将来好同你到海安南边的岛上去过神仙生活。”

“到那岛上去住,就用不着甚么钱了!”大同道。

虽然古今的贤妻,总是要劝丈夫,不可恋家,远走高飞,到外边去创世界,但是生离死别,不免是人间最伤心的事。丈夫总想着妻子,为了她宁可晚一点点启程,而妻子为了顾全丈夫的事业,反而要他早早首途就道。

大同和莲芬今日的情形,比普通一般夫妇为了事业而要分别,又不相同。他们在这种风声鹤唳的环境之下,一刻千金。早一天走,早一天好。

“我先去找一个大夫来看看你。”大同不得已的说道,“你身体好了,我才放心出门。让丁龢笙先走,我随后再去。”

“一天也不可迟!”莲芬毅然决然的说道,“你同他明天一道走。我其实没有一点病,只不过有一点点疲倦和偶然想吐而已。我想这是近来睡眠不安、饮食不调的缘故,一点也不要紧;你出来了我也心安了,马上就会完全恢复的。请你替我想一想:假如你是因为我的事耽误了启程,在北京再出了乱子,叫我这一生怎么过下去?”

“那也得等我替你找着一个人做伴……”大同道。

“我要人做伴干甚么?”莲芬问道。

“你胆小,你害怕鬼,而且这间屋子又死过人……”大同道。

“没有的话!”莲芬辩道,“我不害怕鬼!”

“你不用骗我!”大同道,“里屋没有点灯,你从来也不敢一个人进来……”

“就算当初有一点儿胆小,现在也不害怕了!”莲芬道。

“当初你只一点儿胆小呀?”大同笑道。

“看起来你糊糊涂涂。”莲芬道,“原来你细心极了呀!”

“两夫妻一天到晚在一块儿,总会知道一点儿。”大同道,“那天丁龢笙来说,这屋子里前几天死了一个人,你吓了一大跳。我虽然是近视眼,看不清楚你脸上的表情,你那种惊惶的态度,谁也会觉得的。你又故意说你不怕鬼;真不怕鬼的人就不用说那句话!”

“那是不得已呀!”莲芬道,“就是明明知道鬼住在这儿,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呀!”

“我心里知道。”大同道,“可是我无话可说。莲芬,你真可怜!我关在牢里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一个人怎么敢不点灯在这间屋子里睡觉……”

“可是我现在再也不害怕了!”莲芬道,“后来这几天,我请侯妈回去,不必来同我做伴。”

“这是怎么的呢?”大同问道。

“我……我……我也不知道。”莲芬道,“也许我现在大了,就不害怕了。这几天晚上,全院儿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不点灯就这么黑着,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你假如不相信的话,你马上出去,我把灯吹灭了,一个人在黑里耽着,你看我害怕不害怕!”

“好吧!”大同道,“我现在就到丁龢笙那儿去,告诉他我明天同他一道儿走,你一个人耽着试试看……”

“你快去告诉他吧!”莲芬道,“有伴出门方便多了。我马上就把灯吹灭了给你看看。”

大同一出屋子的门,莲芬就把灯吹灭了。大同在窗外听听,果然莲芬没有一点害怕的表示。他去告诉丁龢笙他明天也要上去香港之后,回来时莲芬仍然没有点灯,一人在暗中坐着,并不害怕。

八月间出门,颇为方便,不必多带衣服行李。大同本来也没有多少衣服,现在要到香港去,那儿的天气,一年四季,都不十分冷,用不着和南方人到北方去一样,准备充分的厚冬衣。莲芬要他略微多带一点东西,但是大同坚持不肯,只带了一个小小的包儿。至于旅费,他们俩小夫妇几乎为了这事争执起来了。大同认为他决用不了两百两银子,而莲芬偏偏要他把那五百两整数带了去。她说她近来积蓄了一点钱,差不多有了一百两银子,而且她替颐和园画纱灯窗户,月月有钱存下来,这一百两银子不过是以备不时之需而已。再说“宁穷家,莫穷路”,在京里,万一要用钱,还可张罗张罗——在路上,在香港,要用点钱,那就没有法儿了。可是大同那儿肯呢?他说他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寄钱回家,家中总要多留点。最后她一定勉强他带三百两银子去。她说这算是公道的分法,差不多每人分一半,不过她仍觉得她留得太多了一点。

新秋日长夜短,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的那一夜,更是觉得特别的短,眼睛一眨,全夜便过去了!他们两人,还没有谈几句话,也没有睡多久的觉,东方便渐渐的现了鱼白色。莲芬虽然觉得胃中不好受,有一点点想要吐,但仍勉强赶着起身,烧好一顿大大的早饭,把丁龢笙也请了来一同吃。三人之中,只是丁龢笙一个人足吃足喝一顿。

那天正是秋云不雨亦阴:西风萧萧,黄叶遍地,处处都现出一种凄凉的景象。高耸的前门城楼儿,平日总是超然的以冷眼而观天下人,今天也仿佛愁眉苦脸的望着大同和莲芬替他们惜别。他们由前门外转进东车站,无心观看四周的景色。

三等车拥挤不堪。客人老早就来占位子。丁龢笙在北京住了很久,这一次拔根而去,再不回来,便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了来,行李多得难以对付。大同帮着他,把这许多东西,一件一件的由窗户中送进车厢,然后再进去替他设法安置,东边碰着人,西边碍着路,大家怒目望着他们两个人。车厢中挤满了人,火车停在车站之内,一点风也没有,大家汗流浃背,臭气熏天。阴云渐渐的退了,天气晴爽,日光越来越热,他们两个人,夹在车厢中之人丛里,动也不敢动。虽然热得要命,十分的想在开车之前,出来站在月台上和莲芬在一块儿,一来风凉一点,二来也可话一话别,但是恐怕一出来,再也挤不进去了。

大同在车厢内,挤于人丛之中,四面一望,只看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大小小,差不多有一百来人,全是比较穷苦的工人农民等。早班车坐三等的人特别多,坐头等二等的人尚未起床,他们多半是坐晚车的。

这是大同生平第一次坐火车。火车头上的汽笛,一再高声的大鸣,使得他心乱如麻。他心中有千头万绪,要想对莲芬谈谈,在这种环境之下,简直没有一点机会略微开一开口。他偷偷的望一望莲芬,又怕莲芬看见他望着她,赶快的避免和她对望。莲芬一直站在月台上,望着他,心中狂跳着;觉得马上就要分别了,不知何时再能见面;只希望火车不要马上就开,多停留一分钟也是好的。她心中也有千千万万的事情要对他说,但是她觉得现在还是不说的好。

车站上一个打小旗儿的人,把一面绿旗儿举起来摇着,同时高声的吹一声长哨儿,火车头上的汽笛又大鸣着。这时莲芬差一点儿支持不住,眼泪很难忍住。她看见月台上的人,大家都向车上人招手说“再见再见,一路福星”,她却觉得口干舌苦,咽喉中哽哽然,好像有一块硬东西在那儿似的,想吞也吞不下去。她又想要吐,眼睛发花,鼻子内作酸痛。她忍不住说道:

“大同,我告诉你……你……我要……”

说到这里,火车头上的汽笛又大鸣起来了,她再说也是枉然。同时火车便开了。

“莲芬!你要甚么?”大同高声叫问道。

“我……没有甚么事,我要你常常写信。”

“自然会常常写的!”

莲芬追着火车,火车越走越快,她越走越慢,渐渐的追不上了。火车和一条长大的黑龙似的,不停的吼,吐着火,把她心爱的丈夫带走了。

在一阵短短的时间之内,火车在烟雾之中渐渐不见了,莲芬脸上全是泪痕。

袁世凯看见大同当天晚上并没有到袁公馆来谢他,心中有点奇怪,不过认为大同一定因为疲劳过度,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定会来的。第二天早晨,他知道大同马上就会到,便叮嘱门房:他专诚在家等候李先生;李先生一到,立刻通知他。

他等了许久,果然到了一位李先生。可是这位李先生不是他心中急于想见的人,而是另外一位他一向不愿见的李先生。小明听见传闻大同出狱的消息,不敢相信,特别到袁公馆来探问明白。袁世凯知道小明一定为大同的事来找他,便先开口道:“晓铭兄,你来得正好,你知道贵同乡李大同出了狱吗?”

小明一听袁世凯的话,知道这一定是真的,便叹道,“袁大人真是宽宏大量!可是袁大人也就太宽大了一点!”

“哦?”袁世凯问道,“我倒要领教领教。”

“纵虎归山,一去不返!”小明道,“袁大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猛虎回山之后,恐怕不容易再就范了!”

袁世凯看见大同昨晚没有来,早已有点失望,今早仍然没有来,心中未免狐疑。经小明如此一挑拨,更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是否妥当,颇有问题。小明看见袁世凯果然被他说得心意不定,十分得意,马上补充道:“李大同之为人,我略知一二。也许我看错了,他还在北京没有走。袁大人不妨派人去请他——多派两三个人,以免他不肯来,请他在离京之前,一定要先来见见袁大人。”

“用不着多派人。”袁世凯道,“一个就够了。他要是还在北京,他一定会来的。他若是走了,多派人有甚么用?”

袁世凯到底是做大事业的人,胸襟开展极了。他派的人回来说大同早已走了,只留下他太太莲芬一人在京,他自认他的眼光,不如小明,甘拜下风。同时他也绝不生大同的气,说大同忘恩负义,他反而要帮助莲芬。他立刻传了小明来,叫账房交一千两银子给小明,他对小明说道:“大同兄曾经和我谈过多次,想摆脱政治的漩涡,努力求学。他现在决心退隐,闭户读书,留下他太太一人在京,环境恐怕不宽裕。我和大同兄是忘年之交,不能坐视,请你劳步一趟,把这一点点小意思,津贴他的膏火。还要请你代我转达一声,以后要她有空请常到舍间来,九太太好常常领教领教。她无论有甚么事情要我效劳,我没有不尽力的。”

“袁大人真是义重恩深,我一定去见见莲芬——一定去见见这位李太太。”小明答道。他对这事很满意。

“晓铭兄!”袁世凯道,“你和大同是同乡,也是旧交,所以我只好烦你代劳,婉辞转达我一点点微意。还要请你声明一声,假如我早已拜见过大同嫂的话,那我早就应该亲身来了。”

“袁大人做事,又大方,又妥当,又有分寸!”小明把高帽子,一顶一顶的送给袁世凯。

小明到南昌县馆一问,老侯和侯妈异口同声说,莲芬不知道搬到那儿去了。小明绝不相信,老侯两夫妇对天发誓说,他们真不知道莲芬是甚么时候走的。小明无奈,只得回袁公馆复命。

小明向袁世凯报告,他看南昌县馆长班老侯两夫妇的情形,准知道就是他们替莲芬安排躲避耳目的,而且他猜想莲芬还藏在县馆里没有走,就算是出了县馆的大门,走也不远,飞也不高,一下就可以找得着的。他说他早已把他带去的底下人,留在县馆门口守着,另外又派了两个人去,以便换班轮流把守。假如有甚么消息,他们马上会送信来。

“晓铭兄!”袁世凯道,“不用太费心,还是叫你的底下人回家吧。今天劳神不少,我很感激;不过这一桩事,无关重要,一再费你的心,未免有点大材小用,令我抱歉之至。可是你做事精朗,周到,敏捷,稳当,使我高兴极了。你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今日偏劳了你,我不能叫你白跑一天。”

小明一听,心中马上在那儿转圈儿。袁世凯说不能让他白跑一天,是不是就把预备送给莲芬的那一千两银子赏给他,作为酬劳呢?假如是这样,那就糟了。他在袁世凯身上,花了一万多,现在得回一千两,还不到十分之一,这笔买卖做得太不合算。他不得不马上把他的期望说明白。

“袁大人真是过奖了!”小明道,“我替袁大人效劳,那是我有面子,决不敢望报酬。要是我计较这些,我就不来侍候袁大人,我早去做买卖去了。袁大人到现在总可以看出来了:我李晓铭对袁大人忠心耿耿,尽心竭力,只求袁大人赏我一个小差事,我李晓铭决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徒!”

袁世凯略略的考虑了一下子,随后便好声好气的笑道:“你一向对我尽心竭力,我早就知道。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做事稳当周到,难得极了。只可惜我手下一时没有好差事给你,不知目前你肯不肯屈尊做我的副官,等将来有了好机会再想别的方法呢?”

小明马上站起来,对袁世凯行一个新式的军礼,高声说道:“副官李晓铭谢袁大人的恩!”

“我马上叫天津衙门里,把你的正式委任状送来。”袁世凯看见小明这种巴结的样子,也很满意,“你就算今日到了差,暂时跟着我在北京当差吧。”

“跟着袁大人当差,真是想不到的荣幸。”小明极会恭维人的,“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将来在历史上,是有不可磨灭的地位的。”

“江西真出人才!”袁世凯戴了小明送他的高帽子,非常高兴,“我刚刚丢了一个江西的干材,今天又得着了一个江西干材,再巧没有了!”

大同逃出北京,反成全了小明,使他做了袁世凯那儿的副官,这真是大家所梦想不到的奇事。在大同未入狱之前,他曾一再对袁世凯推荐过小明,但是都没有一点效力。结果还是他这一走,比推荐更好多了。

大同在京津路上,挤在人丛之中,动也不便多动,无精打采的望着同车的人,心中空空洞洞,觉得前途渺渺茫茫。时时想着莲芬,偶尔也想着小明。他那儿知道小明因他出走,反而博得了袁世凯的信任,他还追念着,若是在他被捕前,替小明在袁世凯部下,找着了一个好职位,以后小明决不会再去找莲芬麻烦了。

大同和丁龢笙到了天津,也不敢停留,马上去买船票。票局子的人告诉他们,外面挂了牌儿,今晚有两只轮船开往上海:一只是华商招商局的盛京号,一只是英商怡和公司的福和号。招商局的盛京号略大一点,船票反略略便宜一点。他们一听,马上预备要搭盛京号,便问问船票的价钱。

所有的船票分为五等。头等叫做“大餐间”,大英鬼子和花旗鬼子总是坐大餐间的,考究极了,吃的是番菜大餐。二等叫做官舱,两个人一间官房,来往官宦一定坐官舱,伙食也非常之好。三等叫做房舱,四个人一间客房,另外还有一间大家公用的客厅。伙食每日三餐,每餐四荤四素,南北的客商,有女眷出门的多半坐房舱。四等是大统舱,所有的四等乘客都在这一间大舱之中,上铺,下铺,中铺,边铺,票价都是一样,若要好一点的边铺,铺上有窗户,只要多出一点茶钱给茶房就行了。第五等便是蓬舱,没有铺位,你自己随便在没有人走路的地方开铺。统舱蓬舱每日有两顿粗米白饭吃,你要自己预备菜蔬。

大同和丁龢笙都要省钱,不怕吃苦。但是初次乘船,认为蓬舱太乱太危险,统舱也不算贵,当下就向票局子写票的人说,他们就买两张盛京号的统舱票到上海。

那写票的人,一面挑一小羹匙的水到砚池中去研墨,一面对他们两人说道,看他们的样子,一定是初出门,没有走过江湖的客人,大概不知道在盛京号的船上,是不许吃洋烟,不许打麻将的。若是坐福和号,一切随客便,毫无拘束。他说完了把墨也研好了,可是仍不提起笔来写票,一手摸摸胡须,笑问他们两人,是不是不吃洋烟的。洋烟云者,鸦片烟之谓也。

旁边一个人讥笑道,“老头儿明明是想多赚点回扣,要想客人买怡和公司的船票。老奸巨滑,不说怡和公司的回扣大,招商局的回扣小,偏要说许多废话。”

大同听了,觉得其中另有文章,便问那写票人道:

“请问你,怎么福和船上可以抽大烟打麻将,盛京船上,却不可以呢?”

那船票的老头儿答道:“盛京号是招商局的船,中国船,要受军警检查。福和是怡和公司的船。大英照会,不受检查,船上随便你抽烟打牌。”

“中国人坐了英国船,”大同问道,“中国的军警也管不了吗?”

“大英照会的船,”那人道,“中国军警怎么管得了?”

“你开口‘大英’,闭口‘大英’,”丁龢笙怒道,“你是中国人吗?”

“自然是的!”那人道,“你为甚么生气呀?”

“他想改坐恰和公司的船,”大同道,“怕你不肯。”

“大同,你说甚么?”丁龢笙问道。

“我要今天晚上开往上海的福和号两张统舱票。”大同道。

“你要我不要!”丁龢笙道,“你要就写一张吧。我不坐小国的小船。”

“别理他!”大同道,“我是抽大烟的,他也喜欢打麻将!”

“大同!”丁龢笙道,“你怎么哪?”

“我这位朋友爱国极了!”大同对那人道,“他宁可坐监牢,不肯坐外国人的船!军警在中国船上抓人吗?”

“可不么?”那人道,“这几天抓了许多人,说是甚么维新变法的嫌疑犯!”

“维新变法是干甚么呀?”大同故意问那人。

“也是人家想救国呀!”那人道,“维新是改良,变法也不算是犯法呀!全是那只老东西,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还不如让革命党来把她宰了呢!”

“好!”大同惊问道,“你不怕军警把你抓了去?”

“我在大英地界上,”那人道,“爱说甚么说甚么!”

丁龢笙在旁边,听了大同和写票人这一番话,哑口无言,再也不敢和他们争执了。他觉得那写票的人,也是一位爱国的志士。但是他不懂得,为甚么一提到英国就要说是“大英”呢?

他们买了票之后,马上赶到塘沽去上船。他们在福和号船上,远远看见盛京号停在招商局的码头,那儿码头边,布满了军警。他们心中十分感激票局子里那位写票的人,要不是他警告他们,他们一定要吃苦的。

英商怡和公司的船上,真是自由自在,胡天胡地,无论你干甚么,也没有人来管你。统舱的铺位,另外还要出钱给茶房买。你不先讲好价钱,他不让你开铺,而且左左右右都有人抽大烟。他们当初认为火车上的空气不好,那知道轮船上统舱中的空气还要更坏十倍!有一个年轻的茶房,看他们两人的情形,对他们说,只要略微多赏他一点茶钱,不必换票,可以让他们在房舱里客厅中的炕床上,日卷夜铺,伙食也可以同房舱客人一道吃。房舱里的客人抽大烟时,都是关着门在客房里,决不会在客厅中抽。他们一听,这真是好办法,马上要那个茶房把他们的东西搬到房舱里去。

于是他们居然升了一等,可以不受鸦片烟的熏陶,本来很好,那知虽然避免鸦片烟,却避免不了麻将牌。船才开行,房舱里的客人,全是做买卖的,马上在客厅之中,他们的大炕面前,开了三桌麻将,劈劈拍拍不停的大打其麻将。第二天便是中秋佳节,这三桌牌便有两桌打通宵。大同和丁龢笙一夜不得好睡,梦中常常被他们和了满贯的人大声叫醒。

照应他们的这个青年茶房,侍候得非常之周到。看见他们晚上睡得不好,便弄了两把睡椅,放在买办门口附近,让他们在那儿躺躺。全船通宵达旦,吵闹不堪,这个茶房,告诉他们,要想比较安静一点休息休息,只有早上天亮之后,开午饭之前,那时最吵闹的人都睡了,早起的人不太吵闹,但是一到开中饭的时候,全船又热闹极了,和乡间迎神赛会的场合不相上下。到了那时,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挤满了人,走着立着,坐着躺着,说着笑着,吵着闹着,打着骂着,有的喝酒,有的唱戏,有的打牌,叫你没有半点安宁。那茶房带他们到船顶上放救生船的甲板上去,那儿最后面留了一小块地方,给中国旅客走走,可以透一口气。中国旅客,到甲板上来的人极少,他们倚着船边的栏杆,望望天上的行云,望望海中的波浪,倒也觉得别有清趣。

八月十五中秋节的那一天,大家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大吃大喝,大玩大笑,庆贺中秋佳节。只有大同和丁龢笙两个人,孤孤单单,愁愁闷闷,不和大家在一块儿凑热闹,平平淡淡的过了一天。他们在船上特别小心,不乱和生人讲话,讲话时也处处提防,不敢谈政治;可是大家不谈话则已,一谈话必定谈到最近在北京所发生的大变。他们极力装做一种旁观的态度,听取别人对这一次事变的意见。他们听听,发现谈到政治的人,没有一个不大骂慈禧太后,以及一班当权的满清大官的。大家对于光绪的意见则不一致:有的说他英明有为,可惜被他姨母压制得没有机会发展;有的骂他懦弱无能,一点出息也没有。看起来大家在英国船上,畅所欲言,毫无顾忌。

他们说话虽然小心谨慎,可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那个青年茶房,早知道了他们是因为维新变法失败,逃往南方去。那个茶房告诉他们,他自己早已参加了革命党,常常同他们在甲板上无人处谈天,表示天津上海以及长江一带的口岸,所有秘密的社团,全都加盟了兴中会,誓死要消灭满清,恢复大汉。他们这许多秘密的组织,如哥老会,兄弟会,青江会,红江会,本来是彼此之间毫无联络的。不过近年以来,大家对于政府处理大事,极不满意,义愤填胸,因此共同结合起来,以求救国救民。有孙文先生领导,在全世界联络活动,宣传筹划,所以都抛去了私仇,同心协力,从事革命。他知道他们两人要经过上海换船到香港,人地生疏,介绍他们到法租界一家小客栈住。

大同和丁龢笙,在福和号轮船上整整过了三夜三天,第四天晚间,轮船到了上海。远远的由船上望过去,十里洋场,一片灯火灿烂,五花十色,真和人间的仙境一般,煞是好看。但是等到他们走近了码头,只见黄浦江中,塞满了的大船小船,千千万万破破烂烂的小渔船儿和渡船,杂在几只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大洋船和游艇之间,越显得疮痍满目。等到可以看清楚岸上的行人时,更不成话。码头上成群结队的小工,赤着背,穿着几难蔽体的短裤衩,或是只系着一块半块围裙,扛着、抬着、挑着沉重的东西,头也不能抬起,东奔西跑,和蚂蚁一般,忙个不停,在汽车、货车、马车、人力车之间,横冲直撞,纷纷乱乱,一塌糊涂。

船一靠着码头之后,挑夫和接水的人,蜂拥上船,争先恐后,到处乱冲。四面只听见一片的叫骂声,招呼声,笑谈声,全船鼎沸。地狱不知道是甚么样儿,看看这只船初靠岸时的情形,一定和地狱相仿佛。茶房们事先将所有官舱和房舱的门全锁好了。外边的人推门打门,挤门踢门,吵闹不停;里边的人,理也不理,若无其事。大同丁龢笙与其他的客人,在房舱的客厅里,由窗户口望着外面,等了半点钟之久,客人一个一个的走了,外面才渐渐安静,闲杂之人也渐渐散了。那青年茶房才找了一个人来,替他们两人挑了行李上岸去。

他们在码头上,看见这些扛货的脚夫们,仍是成群结队的在那儿搬运货物。惨淡的灯光之下,只看见一片赤着背穿着破裤的骨瘦如柴的饿鬼,背上负着重大的包儿,脚下踉跄,口中哼着,一步一步的奔着。走出码头不过数十步,便是灯烛辉煌的广大柏油马路。在这豪华的街市上,车如流水马如龙,另是一番富贵的气象。马路上的红男绿女,大家都欢天喜地的,绝不知人间尚有艰难困苦似的。大同方才看见穷苦的工人运货,马上就看见纸醉金迷的城市夜景,心中特别感觉到痛苦。

他们经过了许多宽大阔绰的街道之后,渐渐的走到不甚雅观的地区了。由外滩直下,到了十六铺一带,那儿四面全闻见鱼腥臭味儿,再转进一条小弄堂,便到了他们要住下的泰来店。这一带的街道,全是湿的,据说一年四季,不问晴雨,都是湿的,而且鱼腥味儿,永远不绝。他们住的是所谓“头等官房第一号”,既脏又热,好在他们只住一晚,也不去计较。房间虽坏,店主及账房茶房等却十分殷勤;他们都知道大同是“过港”的朋友——“过港”二字,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谁都对他们谈谈慈禧太后之误国殃民,要大家有钱的出钱,没有钱的出力,早早把这个老贼去掉,救民于水火。他们住在外国人的租界之中,大骂政府,毫无顾忌,同时也大骂洋鬼子。现在虽托庇洋人的租界,可以畅所欲言,他们大家仍然希望早日收回租界,把东洋鬼子西洋鬼子全赶回去。

他们吃完了晚饭之后,丁龢笙提议出去走走,看看上海的夜生活,据说上海的夜生活,是世界各地所没有的。大同自己也说不出道理来,一到上海,心中就对这个地方有极强烈的反感。他急于定船往香港去,越早越好;所以他叫龢笙一个人去逛逛,他对于上海的一切,都毫无兴趣。于是丁龢笙一个人出去逛马路,大同便去定船。真碰得凑巧,第二天便有一只船开往香港,大同马上就买了两张三等舱的船票。

三等船票并不算太贵,大同算一算账,留下在泰来店的“头等官房”两个人的住吃及将来在船上的一切开销,他还剩下二百多两银子,他知道他一到香港,加入了兴中会,以后一切用度,可由兴中会负担,所以他可以把这剩下的二百两银子寄给莲芬去,他赶回泰来店,写信给莲芬,又写一封给赣州府的刚叔叔,报告一切。

他写完了这两封长信之后,半夜都已经不觉的过去了,可是丁龢笙玩得乐不思蜀,到现在仍未回店来。大同渐渐的替丁龢笙担心,不知道是不是他出了甚么岔儿呢?上海是极坏的地方,真使大同挂念不已。他等到三点多钟,仍不见丁龢笙的踪影。他急得不得了,只得告诉茶房,通知店主。店主也着急,马上去找人查问,去了很久,仍无回音。大同看见一个外国巡捕头儿,他用英文告诉那西人丁龢笙失踪的事。那人是法国人,讲英文不太清楚,马上通知法国巡捕房,派了大批的中国巡捕,向大同仔仔细细的盘问,好像希望大同可以告诉他们,在甚么地方便能把丁龢笙找着似的。

店主回来看见店里全是巡捕,急得叫苦连天,说他这一下要破产了。巡捕们一个个都打算在店中安居乐业似的,再也不走了,问他要茶要烟,要菜要饭,还告诉他们,队长要喝法国酒的。他们大打电话,问东家问西家巡捕房派出所,认为在店中找人,比出去更省事更有效;可是电话中大谈别的私事。

如此的闹了一夜,第二天快晌午了,丁龢笙坐了一辆马车回来;一进门来,先向大同借了一大笔钱给那驾马车的人。巡捕知道这人便是丁龢笙,一定要带他到巡捕房里去销案。店主说去不得,和大同商量,说是送点钱给大家,便可免去。大同只好托店主代为打点,结果说好说歹,每人送了些银子,队长自然要多得许多,才把他们送走了。后来大同问丁龢笙到底怎么一回事,丁龢笙只摇头,不肯说出他吃了什么亏。可是这样一闹,开销真大,把他们的银子全闹光了,到香港就真没有一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