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政府，以及香港的当局，绝没有包庇中国革命分子的计划。自从中英两国签了《南京条约》之后，中国便把香港割让给英国，英国的本意，是把它辟为一个繁荣的万国商埠，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历年来，成千成万的人，争先恐后的到这岛上来发财，在这一个小小的岛中，先在沿北岸开设市面。全岛的面积，不过几十方英里，只因为岛中是几座一千多英尺高的高山头，所以只有在山下，可以渐渐的一层一层辟街道。这些街道，当初是一层比一层高。虽然在沿海的街道里，人烟稠密到了极点，但是在没有开辟的山中，简直就荒凉得没有人迹。
英国到海外来殖民的一班先进，都有一种最伟大的特性：有我无人！只因他们有了这一种可贵的特性，更建立了伟大的大英帝国。他们的英国人，说英国话，穿英国衣服，吃英国菜，奉行英国法律，尊重英国习惯，其他的人要和他们一样才行。你们要是能说英国话，懂得英国法律习惯，他们就认为你好；若不然，就不理你。在他们眼中，世界上分为两种人：一种是英国人以及和英人的思想相同的人，其他一种都是不足道哉的人！
那时候的中国，真使他们头痛。很大的一个国家，虽然有四万万人民，在他们看起来，除了几个买办、录事、西崽、阿妈、厨子之外，都是无足道哉、不懂一点英文及英国风俗习惯的野蛮土人。这也是人情之常，他们宁可和一个勉强可以用半调儿的洋泾浜的英文讲几句话的西崽谈谈话，而不屑和他们认为是当地土著名士交往。中国的哲学是异端邪说，中国的政治是野蛮的土人胡闹。要是有人去研究这一类的东西，那简直是自贬人格，有辱大英帝国的声威。
最近在北京遇难的那六位爱国烈士，在他们看起来，有的觉得莫名其妙，有的觉得荒乎其唐。那时驻华的英国公使，正在北戴河避暑，被他的馆员催了回京来。他告诉人说，在他还没有回京之前，他还从来都不曾听过康有为这个人的名字。所有到香港来的人，都是为了繁荣这个小小商埠来的；他们的宗旨，和陶朱公的一样，只求生意兴隆通四海，但愿财源茂盛达三江。新年元旦，在别的地方，读书人见面说“恭喜高中”，乡下农民说“恭喜丰收”，工人说“恭喜一年三百六十工”，做官的人说“恭喜高升”，在香港，人人都说“恭喜发财”。试想这些“恭喜发财”的朋友们，谁去管甚么兴中会？只因中国政府行文通缉孙文和康有为等，他们才不许兴中会和保国会的人在这儿公开活动。
香港的警察，高级长官虽然全是英国人，小头目和部下，全是中国人。他们这许多中国人之中，当然有一部分知道乾亨行和兴中会有关系。但是他们都是没有受多少教育的人，事前决不能料到将来会造成辛亥的革命。他们只知道这些人都是秘密帮会的党徒，在这儿招兵买马，将来带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捣乱。要他们去对他们的英国上司详细报告一切，他们的知识不够，他们的英文也不能达意。他们看见这些亡命之徒在他们的范围之内，尚能奉公守法，并不破坏香港的治安，便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活动算了。
其实兴中会这个秘密革命机关，在香港不但没有破坏当地的治安，而且还替它把许多无业流氓不良分子，变成了奉公守法的良善居民。当年各处游手好闲的希图侥幸的哥儿们，听说香港是发洋财的商埠，便破釜沉舟到香港来，希望不劳而获，一本万利。那知道来了之后，一看香港并不是黄金铺地的世界，发财的人，都是勤奔苦干，碰着万一的机会，才日积月累，利上生利，锦上添花，而变成富翁。这些人不能吃苦，到了不得已而非做工不可的时候，东边不要，西边碰壁，工厂见了头痛，警察见了愁眉。后来一个个都只有一条路走：加入兴中会。当局不知道他们加入了革命的团体，只知道他们一进了乾亨行之后，谢天谢地，他们再也不在别的地方找麻烦了。
大同在到香港之前，问丁龢笙道：“我们一个钱也没有了，一到香港，非得马上就去找那个秘密的革命机关不可呀！你认识那里边的甚么人吗？”
“一个人也不认识呀！”丁龢笙答道，“没有问清楚，听说容易极了。”
“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大同问。
“甚么地方？”丁龢笙反问。
“说的是兴中会呀！”大同道。
“哦，原来是叫兴中会呀！”丁龢笙道，“忘了问清楚。”
“虽然是兴中会，”大同解释道，“不过挂的招牌是乾亨行，在士丹顿路，我最不会找路，全靠你了。你又会讲广东话。”
“容易找的。”丁龢笙道。
“当心一点，别问到靠不住的人。”大同道，“可惜我不会讲广东话。”
“放心好了！一切有我。”丁龢笙道。
他们也不敢请脚夫。两人把丁龢笙所带的行李，设法分带着。胸前背后挂着东西，两臂又夹又挂，两手再提着东西。二人出了码头，经过干诺道，走上皇后大道。大同所拿的东西多一点，大一点，不能快走，在后面看见丁龢笙自信为识途老马，一马当先，看见一个警察，认为这是最靠得住的人，他便走向这个警察去问路。大同急着拼命的赶上前去拦阻他，可惜太晚了。
“老友，唔该你，”丁龢笙广东话说道，“士丹顿路乾亨行在边处？”
“士丹顿路呀？”那警察的广东话，还远不如丁龢笙的好，“乜嘢乾亨行？”
“就系兴中会呵！”丁龢笙坦然补充道。
“你讲乜嘢？”那警察一手抓住丁龢笙拉着就走。
这时大同虽然赶到，听见丁龢笙告诉警察他们要找兴中会，急得要命，拦也拦不住，丁龢笙早被那个高大的警察拉往云咸街那边去了。大同再追进云咸街去，只见那警察打着山东口音的广东话道：“你哩个傻崽！点解你问我兴中会呢？我唔带你去差馆，我就要炒鱿鱼……”
大同知道那个人一定是北方人，便上前说道：“老乡，马虎点儿，他年轻，才到香港，说错了话，老乡包涵一点儿。”
那人听见大同对他讲北京话，四面看看没有别人，这才放了心，笑一笑道：“你们刚打北京来呀！好在没有旁人听见，好吧，别多讲了，快走吧。别再提兴中会，乾亨行是乾亨行，专做买卖的。见着没有事儿专门在马路上溜跶溜跶的懒骨头一问，他就会带你去的，快走吧。”
那警察一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他们找乾亨行真是容易，到处看见衣衫褴褛的人，在街上游游荡荡，无事可做。只要向这种人一提乾亨行，马上发出会心的微笑，把他们带到士丹顿街乾亨行去，还替他们分着提一部分的行李。大同随着他们一路走，一路心中不免好笑。当初莲芬还说，路上有丁龢笙照应，她放心多了，那知处处反要全靠他这个糊糊涂涂的人照应丁龢笙。在天津买船票时，在上海等船时，到了香港问路时，都是差一点儿便出了大毛病。后来他又想着：加入兴中会，当初以为丁龢笙有办法，现在不知道要经过甚么样的严格的考验，有些什么艰难的手续，是不是和容闳说的那么容易，凭他提一提容闳的名字就可以加入呢？如果如此容易，那岂不是相当危险吗？万一满清政府派侦探来加入，他岂不可以进会做间谍吗？
他们一步一步往高处走，走到了士丹顿街的乾亨行门口。原来是士丹顿街，不是士丹顿路，大同记错了。大同一望，小小的门面，简直令他难以相信这便是负了重大使命的秘密机关总部。走进门去了一看，更是不成样儿！门内到处是人，站着坐着，也有躺着的，破破烂烂，一群乞丐似的，听见有生人来了，大家都两眼瞪大着望住大同和丁龢笙，尤其是望着他们的行李。
“快上楼去见杨先生。”好几个人都嚷着。
“这许多行李，都是给杨先生的吗？”有个人问道，“要不是给杨先生的，何必带上楼去？”
丁龢笙被这个人一提，有点迟疑犹豫的样子；这人似乎明白他的意思，马上坦然的说道：“你放心，全交给我，由我负责好了。谁都认识我，我就是裴参谋长。”
丁龢笙听见这人是参谋长，马上放了心，把行李全堆在门口。参谋长也帮着他堆行李，这位参谋长真不分阶级，身先士卒。
丁龢笙再三多谢裴参谋长，然后和大同上楼去找杨先生。楼上那间大屋子之中，空空洞洞，四面只有几张帆布床。那时虽然是下午，床上以及地板上，都睡了许多人。他们再进去，里边一间小一点儿的屋子里，有两张条桌儿，四面坐了五六人。杨衢云起身招呼他们，说一口福建音的客家官话。他真是十分热忱，十分和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是做领袖的样子。他在这些人之中，显然是鹤立鸡群。他听见大同和丁龢笙要想加入兴中会，重重的拍拍他们的肩背，表示热烈的欢迎。入会的手续极简单，只要填一填入会表，表上要填的是：姓名、籍贯、年龄、住址、父母、教育、特长、履历。最后这两项：特长和履历，他们两人都觉得无善可述，空了没有填。此外他们因为刚下船，尚无住址，所以住址一项，也只好空白。
杨衢云看一看他们填好了的入会表，马上在上面签一个字，交给一位姓龚的，叫他发两张会员证，又问大同和丁龢笙道：“两位新同志，都没有住址，是不是要找一个住的地方呢？”
大同听见杨衢云第一句问他的话，便是要不要找地方住，他当然高兴之至，正中下怀，不过他也觉得有点奇怪。加盟革命，有多少重大的话应该谈谈，现在甚么都不提，而只谈到住所！他心中虽然狐疑不定，口中马上说他们正想找一个地方住住。
“最近我们挤得很，不过我们总要想想方法。史同志！”他转身对一位胖胖的笑容满面的青年人说道，“这两位新同志，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就在你那儿挤吧！”
“我那儿不是有了陶将军和老朱吗？”姓史的说。
“再加两个人也不要紧的。”杨衢云道，“你喜欢斯文的人呀！”
“活见鬼！好吧，我倒霉就是！”他笑着对大同和龢笙说，“两位有学问的新同志，要是没有地方躺，得站着睡觉，可别怨我呀！我说，你们二位合着有一床毯子吗？”
“我带了一床！”大同答道。
“带了好几床！”丁龢笙很得意的说道。
“那好极了！”杨衢云也高兴了。
“借一床给我！”杨先生后面一个人高声叫道。
“我也要借一两床！”另外一位同志道。
“放在那儿？我也得借一床用！”龚先生把两张一八九八年阳历十月份的会员证，盖好了印交给他们，顺便同着他们下楼去拿毯子，那两个借毯子的同志也一同跟着走。
下楼一看，甚么东西也没有了！参谋长也不见了。大同问大家东西那儿去了，大家大笑，说是可以到最近的典当店里去找。龚先生也笑起来了，那两个想借毯子的同志也笑个不停。他们三人都说倒霉之至，可惜知道得太晚，来迟了一步。
“非去找参谋长不可！”丁龢笙叫道。他的全部财产一齐不见了，伤心之至。
“找他呀！”龚先生笑道，“他没把钱全花光，你连他的影儿也瞧不见的。”他们三个人只好上楼去。
史同志下来了，笑着问他们两人道：“二位傻瓜同志肚子饿不饿？”
“那儿有东西吃吗？”大同问道。
“处处都有，可得花钱！”史同志说道，“带你们的饭票儿去给财神爷爷瞧瞧，就可以出粮。”
他带他们到后边一间小屋子去见司库的梁同志，梁同志看看他们的会员证是新的，十月份快完了，还没有轧过一个窟窿，马上在每一张会证上轧三个洞，给了他们每人三个现银两毛一个的毫洋，这便是三天的伙食费。
“发了财的同志！”史同志笑道，“快乘着财神爷爷还没离开金库之前，去把宝贝换现钱去！”
六个双毫子，合算是一块二毛毫洋，也值得一块大洋的现钱啦！为甚么要把这“宝贝”去换现钱呢？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史同志说，毫洋有的是假的，有的是私版，所以不如赶早去到附近一家小金银找换店儿去兑为铜元。假如毫洋有毛病，他们可以马上拿回来向梁司库换。还有一层，小银毫子放在口袋里容易掉了，掉了两毫，就是一天没饭吃。换了一堆重重的铜元，决掉不了。
史同志带他们去换了许多铜元，口袋里重得不得了。史同志马上又带他们到一家小饭馆儿去吃东西，并代替大同和丁龢笙请了一位客人作陪。那客人姓史名坚如，就是他自己。
大同看看这种情形，心中十分纳闷。推倒满清政府，实行民族革命，这是何等重大、何等神圣的任务，怎么不用任何人介绍，便可随时加入这个秘密团体？杨衢云并没有问他们半句话，谁也不查问查问他们。假如他们都是满清政府派来的间谍呢？那岂不糟了！不要说是间谍，只要是无意革命，专来每天骗两毛钱的流氓，也不应该让他入会呀！这样看起来，兴中会虽在各处负盛名，其实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恐难成事。
他在履历上，并没有填他加入维新变法的运动，一来因为他知道革命的人，都不赞成维新变法，二来因为他不愿填上丁龢笙所不能填的东西。他心中本来打算，若是有人查问他们，他就把容闳的话对他们说。那知道不消他提容闳的名字儿，早已将入会的手续办好了，这真令他莫名其妙！他们三个人在一块儿吃东西的时候，他不免对史坚如略略表示表示一点他心中的疑虑，这位乐天派的史坚如听了大笑。
“好一位深谋远虑的同志！”史坚如对大同笑道，“请放一百二十四个心！谁是间谍，谁不是间谍，我们还不知道吗？问话，看介绍信，那有屁用？说话和放屁有甚么分别？信纸和擦屁股的纸有甚么不同？空话是靠不住的，谁要是靠人的话，他妈的脑袋都保不住！专长？经验？那有甚么用？一切都等着看你的行动！有人写上一大套专长，经验，履历，其实半个子儿都不值！有的小伙子，傻头傻脑，甚么也没有学过，反真能干！这一班东西，跟我们耽了一会儿，我们自然知道谁有用谁没用。以貌取人是不行的！以言取人更不行！”
“一切要看一个人的行动！”丁龢笙自告奋勇，“愿意马上就有行动！”
“慢来慢来！好一个心急的同志！你没有经过一点儿训练就讲行动吗？你能放伯朗宁吗？二十尺之内都能命中吗？你从前是干过甚么的？不是我爱管他妈的闲事，你见过没见过手枪？”
“没有见过！本来要进北京大学堂念书的！”
“好一位有学问的同志，不过看起来你不像一位大学生，反像一个不三不四的茶房！我也不像甚么了不起的人，像一个要饭的，我知道。不过当年我在上海，有的是钱，全让我做金子做得他妈的一干二净，一晚上全光了！我到香港来，并不是我过不了穷日子，是不愿意见我那一班阔亲戚阔朋友。他们一见了我就拉长脸先哭穷。当初一见面都是欢天喜地的，现在又何苦来呢？怕我开口向他们借钱。”
吃完了饭之后，史坚如又带他们到跑马地附近一条小小的街道中，三层楼上一间小屋子里去睡觉。二楼和地下都堆了食品货物，各种怪气味冲天。他们的屋子之中，并没有床铺，大家都得在楼板上睡。他们两人既然没有毯子，大同只好和史坚如共用；丁龢笙等陶将军回来时再商量。
陶将军一到，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陶将军不过二十岁，瘦小枯干，的的确确是手无缚鸡之力。他是四川人，说一口的四川官话，说起话来，不清不楚，反而一开口便滔滔不绝。他和丁龢笙共一床毯子，一躺下便谈起他的家世来了。他说道：“我爸爸生了我们十兄弟，我老末，最小。我爸爸又高又大，体力过人，骑马射箭，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般般精通。他要他十个儿子也学武，将来一个个都可以承继他的衣钵。我那九个哥哥，个个都和爸爸一样高大强壮，只有我一个人不同……”
“你得天独厚呀！”史坚如道。
“说也奇怪，”陶将军继续的说道，“当初我妈妈怀我的时候，过了十一个月，还没有生出来，大家都说一定要生大将军，叫我爸爸高兴得不得了。那知道生出我来，比我爸爸的拳头还小一点儿。当年爸爸一生下来，却大极了，足足七斤十二两，他还是没有足月生的，刚刚够七个月，当时谁都说怕养不大呢……”
“后来到底养大了没有呢？”丁龢笙居然要替古人担忧。
“好一位想得周到的同志！”史坚如道，“少废话吧！”
“我爸爸教我们十兄弟骑马射箭，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般般都练个不停，我个儿小，没有力气，我妈妈要我学文不学武，所以我爸爸和我妈妈两个人，一天到黑为了我吵闹，结果我妈妈很早就死了。我那九个哥哥也不争气，练了多少年的武艺，没有一个考上武秀才。把我爸爸活活的气死了！”
“只有你一个人考上了呀？”丁龢笙问道。
“好一个爱管人闲事的同志！”史坚如道，“少张嘴吧！”
“我爸爸死了之后，家产很多，大家争产业，打了多年的官司，结果田地房产全卖光了，现钱也没有，还不够打官司的钱！”
“那你也没打赢呵！”丁龢笙道，“你也没有了钱哦！”
“好一个聪明的同志！”史坚如说道，“他有钱也不会上香港来呵！”
“我还小，我根本就没有打官司。我哥哥嫂嫂都欺侮我——因为当年我爸爸妈妈特别喜欢我——笑我武艺不好，骂我做‘大将军’。谁见了我，也要在我脑袋上敲两下……”
“岂有此理！”丁龢笙道，“那你也要回手打他们呀！”
“我的脑袋特别大，他们不停的在我脑袋上敲敲打打，打得我的头发全掉光了……”
“好一位漂亮的同志！”史坚如道，“你不说你是瘌痢头呀！”
“我哥哥嫂嫂把我当佣人，我专门跑腿；东家住一个月，西家住一个月，都不愿养我。去年年底我大哥叫我到城里去收两百银子，不到家就天黑了，碰见一只大狼狗，追着我叫。我最怕狗，一路摔，一路逃回去，把银票子也丢了。你瞧，我空着手，没带一件武器呀。”
“好可怜的同志！”史坚如道，“那只狗却带了各种的武器呀！”
“他们把我打得半死，不再收留我了，谁也不要我，我只好在外边田地里过夜。快天亮了，那只大狼狗摇头摆尾、和和气气的跑到我身边来，再也不欺负我了。它口里衔着那二百银子的官票送还我，我也就不怕它，把银票子拿了来，一人逃到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见人就把这件事谈一次！我听了五十次了！”史坚如道。
半夜之后，老朱才回来。他看见屋子里又多了两个人，骂了几句街之后，谁也不理，就去睡他的大头觉。
大同看看这样的情形，非常的失望。每天起来，没有一点儿事情可做，只是到“金库”中去，把他那张“饭票儿”给“财神爷”瞧一瞧，轧上一个小窟窿，“出饷”两毛小洋。他们有好几百“同志”，一天到晚在街上逛。他们只认这个姓史的和那个陶将军，这两位先进，常常对他们谈谈他们自己的过去。惟有老朱，据说是一位诗人，很少同他们谈话。那人的脾气很大，偶然一开口，便少不了骂街。他们的行李，也是一去永无踪，过了两个星期，他们碰见了裴参谋长。这家伙一点也不怕甚么，见面若无其事。问他那些行李怎样了，他说，一个革命的人，对于身外之物，不应该去问，东西早变了钱，钱是花的东西，只要花得痛快，就不必问了。
大同认为这情形不妙，丁龢笙虽然把他当做老大哥，遇事必问问他，可是慢慢的跟着这一班游手好闲的亡命之徒胡混，和他在一块儿的时候越来越少，和那些人胡混的时候越来越多。丁龢笙一向过惯了拘拘谨谨的生活，现在碰见许多古灵精怪的人物，过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觉得特别新鲜，特别有趣，所以一天到黑，同那些人在街上游游荡荡。那些人都会讲广东话，丁龢笙觉得和他们特别相投。大同看这情形，丁龢笙年轻，意志不坚强，见异思迁，近墨者黑，渐渐的忘了来香港的政治目标，专门和这些浑人谈女人，以及一切不道德的事情，叫他心中十分着急。
大同自己的生活也乏味。每天只有跑到各报馆门口去，看他们每天出版的报纸，好知道世界的大势、中国的现状以及今日的社会情形。香港也有一份英文日报，一份英文晚报。他每天把它当英文课本一般的仔细读，有的可以和中文报印证，增长了他的英文知识不少。他过的这种生活，实在不便告诉莲芬，所以每逢他提起笔来写信给她的时候，总是草草几句就完了，只因为可以谈的事实在太少，不可以谈的事真是太多了。他写信给刚叔叔时，反可以多谈一点。
他觉得最奇怪的，便是他们大家从来不提革命，不谈政治。他偶一提，史坚如大笑，老朱骂街不顾而去，陶将军说何必废话呢？丁龢笙也不发生兴趣，他说大家都是革命的同志，有志不在乎口头上说，将来下决心推翻满清政府，现在空谈有甚么用？这样令得大同更是不安。
一眨眼就是三四个月，到了年底。有一天大同在“金库”里“出粮”的时候，杨衢云忽然问他愿不愿去练习打靶。
“那好极了！”大同高兴之至。心中暗想，这是有行动了。
“老朱是教练之一，共合着也不过几十个人，我想你和你的同伴丁龢笙同志，也许高兴参加。”杨衢云道。
“我马上就去通知他。”大同道。
“不是通知他！”杨衢云道，“你要先问问他，他想参加不想参加？假如他不高兴去，那就用不着要他去。”
丁龢笙一听这消息，自然也高兴之至。他们只觉得没有史坚如和陶将军同去，乃是美中不足。
每人发一张香港的简图，在两个半山之间，有一个小小的十字记号，注明“刘园”两个字。他们规定了腊月二十三那一天，在刘园集合。山势相当陡，山路极难爬，按图而索，也不容易。大同生平最不会找路，那知丁龢笙比他更不如。他们两人一早动身，爬了整整半天，居然找到了刘园。那是人家避暑的别墅，建筑得既精致，而且古雅幽静，就着原来的山势，造成自然的庭园，地方广大极了。每间屋子里都有红木家私，却全堆在一角，看起来空空洞洞，不像有人住的样子。他们到了，也没有人问他们是谁，也没有人来招待他们。大家陆陆续续的来，三个两个，各不相干。大厅中开饭，各人也彼此不打招呼，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一会儿就吃完。最后一共到了六七十个人，都是一班穿得破破烂烂、在街上游荡的朋友。
下午并没有甚么节目，晚饭之后，老朱带着他们一小组，一共才六个人到花园的一角去练习打靶。每个人发一支最新式的伯朗宁手枪，老朱先同他们讲一讲手枪的构造和原理。那时天早黑了。腊月二十三晚上，照大家的习惯，是祭灶和辞神的晚上，家家户户都烧香放鞭炮，乒乒乓乓，放个不停。他们在别人放鞭炮的时候，便开始练习瞄准打靶。他们继续着练，教师时时指导。一共分了十个小组，六十个学生，十个教练员，七十个人，一直练到晚上别人不再放炮为止。练完回屋子里，便睡在把家私移开了的地板上。
从腊月二十三晚上起，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晚上，大家过新年，时时要放鞭炮大炮。他们也都认真练习。过了三个星期之后，大家都能瞄准命中，全变成好枪手了。大同和这些人在一起混了二十几天，比较更认识一些同志了。有的人虽然穿得褴褛不堪，其实是出自大家、很有学问的青年。他对老朱，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不但知道他是一位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精通其他的新武器，有一次大同也得到一个机会看见他做的诗。
当初大同只是听见大家说，老朱是一个诗人。他们虽然同在一间屋子里睡，可是和没有碰过头交过谈一样。每天晚上大同回家睡觉的时候，老朱还没有回来。第二天大同起身要去金库里出粮的时候，老朱还高卧未醒，所以无从领教他的诗才。这一次在刘园中相处二十几天，大同才知道老朱时时哼哼唧唧，常常在他衣袋中，掏出一堆破烂小纸片儿，在那上面随手乱涂两句。他喜欢抽烟，有时候便把口袋中的小纸片儿燃香烟。有一天，大同在地上捡着一张小纸片儿，早已烧掉了一半，其余的一半上面，只看得出两句诗：
翘首问天天自高，
鸡鸣风雨续离骚；
大同非常喜欢这两句诗，认为它清雅极了，正足以表达老朱的人格和个性，急于要知道那烧掉了的下两句。吃完了晚饭之后，大同把它拿出来，交还给老朱，问他下两句是甚么。老朱接过来，一声不响，把它在灯上接着火燃他的香烟，大同要想抢回来也来不及了。再问他时，他小声音骂着街跑开了。
练完了打靶，他们又各回原防，过他们的老生活。大同从此之后，才知道这个秘密的组织，并不是乌合之众，胡来胡闹的。从前他看不起的一班人，衣冠不整，和叫化子一般，他现在对他们也肃然起敬了。他知道其中几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一回来之后，又变成游手好闲的街头散人了，再也不提半句练枪打靶的事。一天到晚，还是和从前一样，胡吃胡喝，笑笑闹闹，打打骂骂，嘴里常常是不干不净。
又有一天，杨衢云问大同和丁龢笙，愿意不愿意到广州一个小小的化学实验室去，在那儿做做化学实验。他们答应去了之后，在广州英租界沙面一条街上的一家小药房后面的地牢中，有一间设备相当完美的制药室。一位爱尔兰籍的药剂师，预备了很多材料器具，还有黑板粉笔，对他们这些人讲演教授各种炸药和炸弹的制造方法。这个人是用一口爱尔兰音的英文讲，由一位大同常常见面但没有交过谈的同志翻译。后来他们听见大同也能用英文和那位爱尔兰人谈话，他们也请大同翻译给他们听。大同当初既没有料想到他那位常见的同志，有这么好的英文程度；那位当翻译的同志，也对大同的英文程度，十分惊奇倾倒；以后彼此都另眼相看。
讲述的时间不多，大家都不准做笔记。讲完了便实验制造。一连几个星期，没早没晚，不分昼夜，他们做做拆拆，练习制造拆散各种各样的炸弹。大大小小，他们做了许多炸弹；那爱尔兰人大为满意，说他们可以毕业了，便让他们把这些炸弹，带到广州北门外，一座开石矿的山上去试验，看看有没有谁做的炸弹没有做好，不会爆炸。
他们这一组人学成了之后，便回香港去休息。因为大同能讲英文，他们把他留在广州，也做翻译。以后大同和那位同志二人轮流服务，一个回香港去玩儿，一个留在广州帮助爱尔兰人。
大同这才知道：这一个革命的团体，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毫无组织，甚么事也不做似的，就是会员们也是如此的想法；其实暗中有各种重要的秘密活动，不让人知道。各处都有训练的中心，不具形式的叫会员去接受种种训练，由专门人才训练他们打靶、造炸弹、骑马、游水，划船、爬墙、跳滨、撑竿跳高、跳远、长途赛跑等等基本工作。这是因为他们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谋夺广州，失败了，牺牲了许多同志的生命。吃了这次苦，得了经验和教训，才知道每个党员要是没有基本的训练之前，让他去担任危险的革命工作，将来会白白的送了性命的。从此之后，会团的组织，也大大的改变了。从前那种按部就班——发传单，出通告，写报告——每做一件事都有凭有据的留下痕迹的方法，完全取消，改为一切由当事人负责口头通知处理。这样的做了多少年，越做越精，精益求精，所以现在由表面上看起来，大家好似没有一点儿事做，在这儿过优哉游哉的闲暇日子，其实有用的党员，都分批在各地受严格的训练。
所有负责的老党员，对大家都有那一种十分随便的气氛，也是由于多年的训练而得来的。各人都奉行铁一般的纪律，而彼此相处，好像绝对没有一点纪律似的。奉行纸上的条文还比较容易，遵照不具明文规定的党纲更难。所以他们对表面一切小事，好像是马马虎虎，糊糊涂涂，对于一切关于党的秘密活动，小心认真极了。当初大同认为一个团体，大家都散散漫漫，无所谓犯规，并无处罚，怎能有纪律？后来才知道得了一张饭票儿，每天在金库里出饷的人，并不算是真正的会员，不过是外围分子，留在这儿受察看而已。非要经过一个长久的时期，组织上认为你真有用，而且可靠，这才让你去受训练。受了训练之后，你真能耐劳吃苦，这才要你加入革命。其实有许多会员，跟着大家胡混了一阵，甚么也不知道，早已被遣散了。
杨衢云之为人，后来大同也看出来了，表面上虽然是嘻嘻哈哈、和和气气的一个马虎极了的人，其实精明强干，博闻强记，有经天济世之才。而且每见人一面，便能记得这个人的姓名相貌，终生不忘。秘书龚先生，博学能文，擅长书画，并能鉴别笔迹。会里的经费，每天会员要来出粮，其他各训练机关也要开销，都是由世界各地的爱国同胞捐助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巴黎、伦敦、利物浦、柏林、汉堡、印度、暹罗、缅甸、星洲、槟城、吉隆坡、马尼拉、南洋一带，以及天津、上海国内各地，都经常有人收款汇来。杨先生认识本地一家银号，往来上大大的可以通融，所以财政情形，相当宽裕。
我们中国人热心有余，团结不足。幸好有孙文先生在海外各地，对热心爱国的同胞，极力宣传，这才得到世界各地华侨经济上的帮助。鼓励革命的捐款，源源而来，香港的兴中会，因此才能够吸收中国来的革命青年，共谋大事。到了光绪二十六年的春天（一九〇〇年），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各省的秘密社团的领袖，统统到了香港，加盟兴中会，公推孙文先生为总会长。这样一来，声势浩大，使得香港当局知道了，所以五月间孙先生打算回国来起义，船一到香港，还没有登岸，马上就被香港当局所监视，不得登陆，只好把事情交给在香港的同志们去办。那时候，慈禧太后大权独揽，胡作胡为。因为她知道西洋各国都拥护光绪，所以恨极了洋鬼子，听了刚毅和端郡王载漪等守旧之臣的话，起用义和团，一同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向世界各国宣战，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
清廷这种无理的野蛮幼稚举动，真是自取灭亡。八月间，八国联军由天津打进了北京，慈禧太后只好挟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去。那时湖南湖北一带，由革命党唐才常、沈荩等，建设自立军，图在皖鄂各地起义。当初鄂督张之洞，虚与委蛇，后来更出其不意，派兵搜捕自立军的机关，先把唐才常等人捉到杀了，使各地举义的人失了联络，牺牲了许多同志，两湖各地的革命因此失败。
孙先生既不能入港，便转命杨衢云等人，在广东起义，他自己到日本去接洽，好把军火自日本陆续运来接济。杨衢云带了许多同志，到惠州去先发难，由一位姓郑的同志——郑士良指挥，老朱、丁龢笙、陶将军都加入在惠州举事。
在广州方面，两广总督德寿，受了鄂督张之洞的启示，防范甚严，只好由史坚如和大同等一小部分人，设法混进城去，准备等到惠州革命军兵临城下之时，举起义旗，登高一呼，以为响应。
到了闰八月，惠州方面，郑士良率领众人，先占领新安大鹏，把惠州平海一带沿海的地方都拿到手中，等日本运军械的船来接济。杨衢云回到香港做联络。不料惠州革命成功之后，日本忽然换了内阁，对华方针大变，下令禁止运军火出口，孙文先生四出奔走，也没有效果。
总督德寿，看见惠州起了革命，在广州特别戒严，派兵四出搜查。史坚如和大同困在城中，得不到一点接济，连消息也传不进来，只听见惠州方面郑士良处处得手，但不见革命军向广州前进。大家集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和清兵决一死战。看看他们的军火，只有自己制造的几十个小炸弹，真是无济于事。
史坚如主张大家带炸弹去把东门的城门炸毁，好让惠州郑士良带的革命军，容易打进城来。大同认为不妥，他对大家道：“各位同志：我们去把城门炸了，万一惠州的同志一时到不了，他们可以加工把城门修好把城墙补好的。古语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们若是把广州当地的贼王炸死，他们群龙无首，一定就乱了，比炸城墙更好多了。广州的军警，很多都不是满人，若是我们把总督德寿炸死，北京另派总督来，一时决到不了。我们一起事，军警一定有许多会到我们一边来，加入革命的。我们不必去炸城门，大家都带了炸弹，到总督衙门里去炸德寿吧。”
“我预备了两个炸弹，一个专门孝敬总督大人，另外一个，有谁敢拦阻我，不让我进衙门，我就先给他这一个！”史坚如很坚定的说。
“咱们别先进衙门了。”大同道，“你要是想一直往衙门里直冲进去，那就别想看见总督了。我们一路炸，一路跑，最多可以跑过衙门里第二第三大堂，炸弹就全用完了，人也全死完了。咱们先到总督衙门的后墙，只要一个炸弹，把后墙炸毁一截儿，就可以进总督的上房，上房里全是女眷在那儿，找总督大人，就和瓮中捉鳖一样容易了。可是我们的炸弹不可见人乱扔，一定要留上一个给总督大人。”
“好极了！”史坚如道，“我准留好一个给他。咱们甚么时候动手呢？”
“越早越好，”大同道，“今天晚上天黑了就可以动手。我们惠州的同志，既然一时不能来，一定是在等机会；伪如他们听见我们把两广总督干掉了，他们一定可以一鼓作气，大大的进展。”
“既然是如此，”史坚如道，“今晚我们早早动手，只等天一黑……”
“不行！”大同道，“太早了怕总督大人还没有回上房呢！十点钟起就戒严，我们等到九点三刻，大家分散到各处去，不可全聚在一块儿惹人注意怀疑。然后三三两两的由各方面分途向总督后墙进发，正十点一到，便炸后墙。我们先把路线分一分。你们谁对于广州市的街道最熟？”
他们谁也不十分熟，有的人简直毫无印象。大家各尽所知，共同拟出了一张简简单单的广州城街道图，分了很多不同的路径，全通到总督后墙去。
他们大家把这张地图仔仔细细的默着，个人认定各人的路线，议定在九点三刻左右起程，十点以前一定都在总督后墙会齐。当天吃完了晚饭之后，他们大家零零落落分头出来，先在街上四面游荡，每人都带了一个或两个炸弹，用报纸或牛皮纸包好。大同有自知之明，自己最不会找路，便选了一条最短最容易走的路到总督衙门去。他这条路，只要八九分钟便可走到衙门，但是他怕走错，在十五分钟之前便出发，一路仔仔细细按图而行。那知当初纸上的街道太简单，你走到街上，看看左右都多了许多小路，不知道那一条在地图上没有画出来，那一条画出来了。越走越不对，所有的路，都和他的地图完完全全不相符，他真是无可奈何，只好照着他猜想的方向走，左转右转，越转越不知道走到甚么地方去了。
他正在左右乱转，不知何所适从的时候，忽然听见远处的爆炸声，再过一会，也可以听见枪声。他知道事情不妙，拼命的向着那发生爆炸声和枪声的方向跑去。说也奇怪，枪声一时好似由左边来的，一时又好似由右边来的，使得他乱跑一阵。后来街上的人也乱跑一阵，各自跑回家，只有他一个人还在那儿跑。跑得昏头昏脑时，突然对面来了一个巡警。他一见巡警，只好转回头跑。那知那巡警一下便追上了他，把他手中拿的牛皮纸包抢了过去，对他忠告道：
“快回家去！你要是快走，就没有事儿！再不回去，就没有命了！巡缉队出来清街了，见人就放枪，快逃吧！我会把这个炸弹掷到水池子里去。你快逃！”
大同看见这个巡警真照顾他，不免问道：“总督给他们炸死了没有？”
“没有！他不在衙门里！”
“我们的人全给他们打死了吗？”
“没有，全在巡缉队出来之前，给我们劝回去了——只有一个人，一直往衙门的上房里冲进去。我们不把他抓起来，那就太不成话了！”
大同知道这一定是史坚如，心里急得很，反责问道：
“你们怎么不反过来帮我们呢？把巡缉队缴械，岂不就成了吗？”
“我们多少人？他们多少人哪？假如惠州的兵来了，那就容易多了！谁也不会打，他们不加入，就会先逃了！可惜老不来！别再讲了，快逃吧！”
“再见！再见！”大同道。
“再见——别再见了，快逃吧！”那巡警真急了。
大同回去之后，看见大家差不多全回来了，只不见史坚如。这一位英勇的同志，奋不顾身，巡警拉也拉他不走，一定要跑进上房去找德寿，结果被捕，壮烈的牺牲了性命。这一次在广州举义，又是失败，只炸毁了半截儿总督衙门的后墙，死伤了几个厨子和底下人，简直是一无成就。
局势平静了之后，他们都逃回香港来，才知道惠州起义，当初虽成功，因为日本内阁改组，他们得不到军火的接济，转战一个多月，也只好四散逃走。回到香港时，自然少了许多同志。
大同参加了这一次革命，知道革命是要牺牲性命的，可是史坚如之被捕就刑，使得他悲痛极了。丁龢笙和陶将军先后都来了，大同见了他们，共庆再生，恍如隔世。只是不见老朱，大同见人便问，有人说他中了枪死了，使大同十分痛心。后来又有人告诉他说，老朱并没有死，只是受了伤，现在乡间养伤，伤好了就可回港。两个星期之后，老朱果然平安回来了，只是额上留了伤痕。
老朱回港之后，杨衢云宴请这一次参加惠州及广州革命的弟兄，公祭史坚如和其他牺牲了的同志。郑士良和许多在惠州方面作战的战友，一致称赞老朱的战绩，要老朱讲几句话。老朱站起来很沉痛的说道：
“假如我们有军火接济，假如我们有好宣传，我们可以在广州庆功，不会藏在香港祭烈士了！”
老朱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再也不开口了。广州方面的战友，公推大同说几句话，大同道：
“我们这一次，除了坚如同志，壮烈牺牲了之外，大家都逃得了性命，并不是我们能逃，全是靠着当地巡警的同情我们。实力雄厚一点，可以抵得住绿营，巡警会加入革命的。假如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好，绿营的兄弟们，也会和巡警一样，不肯下手攻击我们的。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是救国救民的革命同志，而以为我们是一班无法无天的强盗和土匪！”
杨衢云一听，也不禁叹道：“李大同同志说得对，当初我得不着军火的接济，想游说看守广东火药库的兄弟们，要他们响应革命。那知道他们听也没有听见过甚么兴中会，有的人说惠州被义和团的人占据了，有的人说我们是长毛的后身，又想恢复太平天国呢！”
“我们在上海香港等地，有租界的方便，固然可以设立正式的宣传机关，”大同道，“但是我们也要建设一个活动的宣传小机构。我们在那儿作战，就可以在那儿做宣传工作，使得一般平民，都知道我们的宗旨。军队若要移动，这一个活动的小机构，也可以跟着军队移动。还有一层，我们的基本训练，仍然有不够和不切实的地方。比方说，我们都学会了做炸弹；可是我们所用的原料，全靠由外国运来的东西。假如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用本地土产原料做炸弹，那我们在广州城里，就可以造许多炸弹，把总督衙门全炸毁了。我们藏在广州一个多月，甚么也不能做。”
“经验是由失败而得来的。”杨衢云叹道。
“起事地点的详明地图，”大同道，“我们在事先也要准备好。当初大家总以为广州的街道，谁都认识，等到临时才知道困难呢！”
失败之后，他们仔仔细细检讨失败的因素，改良他们的基本训练。照着大同的提议，大家加学印刷装订，用最简单的工具，在最短的时间印刷出版文件。至于制造炸弹，他们也照大同的提议，不再全靠西洋的方法、外国的材料来做。不但原料全用容易买到的土产，即是外形，也不照规定的正当形状，还要就地取材，花瓶、花缸、粗茶壶、小瓦罐、小酒壶等等，一切家中常见的东西，都可以在里边放了炸药，变成炸弹。
此外他们又开始搜集各省各大城市的地图。最先他们把地图搜集到了，然后再在所有的同志们之中，找着几位在这一个城中生长的，要他们纠正错误补充新街道和小地方，使得这张地图十分的完备可靠。到了起事之时，事前也要先派这几位熟悉该处的同志们，仔仔细细去察看对照，看看和他们所准备的地图相符不相符，那怕是稍微不同，也要一一改正。
岁月如流，光阴过得真快。他们不断的派同志们到各处去起事，可惜都是失败。同志们被牺牲的每次都大有人在。不但在华中华南一带，因为举义而损失了许多同志，即杨衢云同志，在香港主持兴中会，两广总督德寿，知道屡次革命，都是他在那儿指导，便悬重赏购买他的头颅。古语说得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果然就有那见利忘义之徒，知道无论何人，都容易和杨衢云接近，便乘他不备，把他谋杀了去领赏。杨衢云同志被暗杀之后，香港的兴中会虽然受了一个最重大的打击，可是同志们再接再厉，不因此而气馁。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八国联军驻在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避居西安，由李鸿章和洋人议和。洋人提出极苛刻的条件，后来总算以赔款、惩办祸首、道歉、扩充使馆地界等等条件成议，没有割大块的土地。自这次《辛丑条约》之后，大家更觉得国家被慈禧太后和她的亲信弄得差一点灭亡，于是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越来越多。香港的兴中会，训练筹备，不遗余力。
大同曾参加一次广州的起事，故在光绪二十八年，又奉命和谢缵泰同志到广州去谋举义。负责任的人，除了大同和谢同志二人都曾在那次炸总督衙门参战之外，还有一位李纪堂同志，他曾参加上次的惠州革命，而且他也很有钱，倾家荡产来革命，此外还有一位洪全福同志，花县人，是洪秀全之从侄，很能号召广东的青年。
这一次在广州起义，有了大同和谢缵泰两人先到广州驾轻就熟去布置筹备，又有李纪堂充足的经济补助，再加上洪全福和他所领导的革命青年们合作，大家认为成功的希望极大。不料参加的人太复杂，事机不密，处处都碰着有准备的抵抗，结果又是大大的失败，牺牲了许多同志，幸好大同等人，逃得了性命。
大同回到香港之后，兴中会派他到上海去，在革命的言论机关《苏报》做编辑。他的英文很好，可以翻译英美有革命性的文章，在《苏报》上发表。那知到了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清廷发觉了《苏报》乃是革命党的喉舌，因之把它封了，大同又只得逃回香港。再过两年，大同觉得兴中会渐渐的有消沉的气象，便和几位老同志把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加入新血，重新努力革命。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慈禧病笃，忽然光绪在她临终前一天无疾而终。慈禧临危传旨，立三岁的溥仪为帝，改元宣统。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鉴于袁世凯当年出卖光绪，现在失了慈禧的靠山，下诏说他患足病，命他回籍退休。袁世凯也只好回到河南乡门洹上村去闭门思过。
这十年中，大同奔走革命，死里逃生，只能在百忙中偷空和莲芬通最简单的信，希望事业有成功，再图团聚。莲芬替宫廷画窗户宫灯，生活虽然很优裕，不过夫妻长期分离，真是茹苦含辛过日子。人家只知道战士们血洒沙场，英烈可敬，殊不知战士的妻子，忍痛度日，英烈不减于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