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上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人得而并擒之。”
同盟会的同志们，前仆后继，一个个牺牲性命，决定了要杀得不剩一个人，不留一滴血，猛力攻督署。督署里的卫队，也伤亡过半，闭门不敢出来应战，两者对峙，各不相下。正在那时，忽然听见雷鸣似的。再听时，原来不是雷鸣，而是城外的炮声。炮弹接二连三的向督署射来，使得这些攻督署的人欢呼若狂。这原来是混成协的炮兵，坐享渔人之利，这时加入革命，大炮一鸣，先声夺人，谁都觉得混成协是当晚的英雄、胜利的掌握者了。党人死得没有几个了，也鼓着余勇，把云梯弄来了，大叫署内的卫队快快开门投降，否则攻了进去，玉石俱焚，一条性命也不留了。
当初里面的人，坚持不降，反而乱放散枪，抵抗到底。外面马上架好云梯，准备爬墙进去。那时月亮已出，第一位胆大的英雄，早已爬到云梯顶上，正要跨过墙去。明朗的月色之中，大同远远一看，此人好似丁龢笙的轮廓。那时署内乱枪齐发，早有一个子弹打中了此人，只见他把左手一举，清清楚楚，那只手上缺少了两个手指头，此人不是丁龢笙是谁？大同赶快跑上前去，恰好丁龢笙负伤由云梯上掉了下来，大同把他扶住，抱在怀中，叫人帮着把他抬在墙脚下躺着，对他叫道：“龢笙！龢笙！我不要你来，为甚么你偏偏要来！”
“非……非来……不……不行！”丁龢笙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在若断若续的枪声中，和远远的隆隆炮声中，大同听见门口大家欢呼的声音。他知道发生了大事，他要亲自去处理，便只好把丁龢笙交待给一位同志，自己赶过去看看。他马上就看见一方面有人在爬上云梯越过墙去，一方面总督衙门的大门竟已开了，大家蜂拥而进，欢声雷动。衙门里的枪声现在已停止了，显然卫队都投降了。但是群众仍大声的呼着：
“把满人杀了！把满人杀了！”
大同带领几个残余的同志到衙门里去搜索，才知道瑞澂早已逃走了，他的家眷都不在衙门里。卫队里没有死的人，都投降求饶。大同看得自己实在没有了人，马上叫投降的卫兵，胳臂上系起白手绢儿来加入革命。
大同认为总督衙门的卫兵既然是投降了，不应当再继续无谓的屠杀，立时便发下命令：只要投诚的人，宣誓从此以后效忠革命，都可以让他们改过自新，决不再追究他们既往的错误，以鼓励其他的人早早投降。他在总督衙门之中，忙着改编卫队，搜查文件案卷，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又要分派革命的领袖，带着改编好了的队伍，全都在胳臂上绑着白手绢儿，算是新革命军，赶着出去帮同消防队救火，改编巡警，维持地方的治安，禁止抢劫杀伤，释放被囚的政治犯，接收火药局及其他政治机关。
城外的新军，当初是工程兵和炮兵首先发难。他们看见黄鹤楼头起了大火，早已猜想是革命党起了义；随后又看见城内八九个火头，烧得半边天全是红的，知道这一次果然大革命爆发了，再不加入，马上便要被当局派去扑灭乱党，那便是替满人来残杀自己的同胞了。工程第八营左队队长熊炳坤，胆量最大，他马上把他的队长肩章，摘了下来，左右两胳臂上，各绑一块白手绢儿，叫他的弟兄们也如法炮制，自称民军，去叫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的步队，一同反正。因为他们也全是汉人，应该帮助革命军，去攻打旗兵。
按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都是步兵，属于第十五协。第八镇一共分为两协，第十五协和第十六协。第十六协也全是步兵，都早已调往川边，由督办大臣满人端方带着，名为保铁路之用。那时的军队，虽算是新军，仍不称师、旅、团，而称镇、协、标等。镇约等于师，协约等于旅，标约等于团。军官不曰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而曰统制、协统、标统、管带。第十五协和第十六协全是步队，只有黎元洪带的混成协，和后日的混成旅一样，其中步马炮工辎都有一点，和独立师相仿，具体而微，各种兵都有，可以独立作战。
第二十九标和第三十标中，也有不少的弟兄，最近加入了同盟会，正在战战兢兢，不知何时会发作，现在看见城内既然起了革命，又有炮兵和工程兵起来响应，大家也一不做，二不休，乱杀长官，自行改组为民军，和炮兵及工程兵联合，同到楚望台来攻打旗兵。旗兵一听见革命，早已丧了胆，看见新军来攻打他们，简直没有抵抗的力量，革命的民军，打死了几十个旗兵之后，马上就占领了楚望台；旗兵营就此瓦解。
所谓的“民军”，何尝不是一时乌合之众呢？这些新军，绝不能和袁世凯在小站所练的定武军新军可比，这一次起义，也是出于迫不得已，背城借一，向楚望台进攻。他们都是从来没有经过战事的新兵，那知楚望台的旗兵，更比他们无用，一听见枪声便寒了胆。民军刚刚才出兵，第一仗便旗开得胜，声势增加百倍，马上便把炮队营的野战炮，分在楚望台、蛇山、凤凰山三处，远远的对准总督衙门架起来，开炮帮助革命党人攻打督署。
他们觉得他们这一方面的敌人已经被他们肃清了，新建立的民军，不能一日无主将。军队中的人，过惯了他们那种生活，岂可群龙无首，没有人在上面发命令叫他们遵守呢？于是集议找一个能孚众望的人来担任司令。他们知道孙武受了重伤，一时不能出来主持大事，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其他的领袖，可以统带他们。下级将士们，大家都晓得天底下只有一个大好人，这个好人便是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菩萨。现在的总司令既然可以由他们自己选择，他们还肯去选第二个人？
现在是由专制时代，一变而马上便成了民主时代，很多人齐声叫着要黎元洪做他们的主将，谁敢反对？于是大家一致主张去把这一位“泥菩萨”抱出来，做他们的傀儡领袖。他们许多小头目，带了大批的人马，荷枪实弹，赶到混成协部的协统营中去请他做民军大都督。那知他们到了他营中，这位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早已闻风先逃了，他们连他的踪影也找不到。
大家不见“泥菩萨”，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便抓住他两个亲信马弁，用绑票的方式，把他们捆着，押同一道去寻找“泥菩萨”，声言不找着他们的主将，决不饶他们两人的性命。黎元洪这两个亲信马弁，为了要顾全自己的性命，马上便告诉大家，协统老爷新近有了藏娇的金屋，前不久讨了一位姓危的姨太太，这一向都是这位新姨太太恃宠专房，只要一到危姨太太那儿去找协统老爷，决没有找不到的道理。
所谓的“民军劝驾代表团”，其实是一个搜索队，来到了黎元洪的小公馆，马上把前后门看住，乒乒乓乓捶着大门，高声叫着要找黎协统。可怜的“泥菩萨”，听见许多军队人马来找他，吓得魂不附体，死死的不肯开门。他自问良心，生平不曾做过亏心事，虽然掌握小小的军权，但是总不愿杀人。最近张彪要他大杀党人，他也抱了慈悲为主、仁爱为怀的素志，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今天怎么会遭这种凶事？
大家看看里边决不肯开门的样儿，只得破门而入，大肆搜索。危姨太一口咬定黎协统老爷并没有在这儿，劝他们到别的姨太太小公馆里去看看，他们那里肯信！不过搜来搜去，每一处都看了，还是找不到这位“泥菩萨”的影子。大家无奈，只得自认倒霉，正要想走的时候，忽然听见危姨太床底下，鼾声大作，一声接一声，越来越大，越听越清楚。大家不禁失笑，马上拿灯一照，只看见床底下躺着一个胖大极了的女人，在那儿睡得甚甜，鼾声如雷。他们更觉得好笑，赶快把这位胖女人拉了出来；果然不错，这人正是找了大半夜没有找着的黎协统老爷，涂满了脂粉，要想扮成女人，可惜满脸发青色的胡须根儿，清清楚楚，看了令人捧腹。
他一见刀枪林立，吓得大叫饶命。大家好不容易板着面孔，忍住笑声，说上一大套冠冕堂皇的话，以大义相责，请他勉为其难，出山就任革命民军大都督之职——大有斯人不出，其如苍生何的意思。他一听这话，更是吓得面如土色。他自念一生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克尽厥责，未敢苟越雷池一步。今天这一班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自己把脑袋挂在裤带儿上，杀人放火，谋反叛逆，不足为奇，还要来把他拉出来，干这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勾当，真把他气坏了，吓坏了。他再看看这些土匪似的人，一个个凶神恶煞，将来都不像会善终的样儿，真是难以和他们理喻。责备他们又不敢，哀求他们也无益，实实在在不知如何是好，叫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他迟疑不决、无可奈何的时候，他自己的部下，知道他一生庸庸碌碌，遇事无可无不可，现在强迫他造反，给他一个霸王硬上弓，他也没有法儿的。于是一声呼唤，大家一同涌上前来，把他抬了起来，高声叫道：“黎大都督答应了！黎大都督万岁！”
一倡百和，里里外外这些弟兄们，大家全大叫着：“黎大都督答应了！黎大都督万岁！”
黎元洪忽然被他的部下，把他抬了起来，狂呼狂叫，吓得他更是魂不附体，大叫危姨太救命。到底还是危姨太有临大难而不苟免的精神，她敢挺身而出，大声喝住众人，叫他们把协统老爷放下来，好让协统老爷洗脸更衣，才好坐下来和大家谈话。现在这种样子，穿着女人的衣服，满脸涂着胭脂水粉，大家把他抬在肩上，乱叫乱闹，成何体统？
弟兄们被这位危姨太一顿教训，个个都觉得自己和一个淘气的小学生一样，一时忘了形正在胡闹，叫大人看见了，丢了面子，再也不敢乱来，马上各归原位，让黎元洪由危姨太牵了进屋子里去，洗脸换衣服。大家在外面等的时候，危姨太又叫女佣送烟送茶，请大家坐下。这样一来，弟兄们你推我，我推你，推了半天，才推出了二位弟兄，算是大家的代言人，坐下喝茶，等黎元洪再出来和他们谈判。他们都是行伍出身的人，一朝忽然要他们坐下来谈话，大家都十分不安，战战兢兢，如临大敌。
等了一阵，危姨太领了这位一百二十分不愿意出来的黎老爷出来。他已经换了庄严极了的协统制服，弟兄们一见，一齐自然而然的全体肃然立正行军礼。这样一来，黎元洪的胆子就壮多了，他请那两位代言人坐下，同时拖住危姨太，不要她走开，也坐下一同谈话。那两位弟兄，重申前请，要黎元洪出山任民军大元帅总司令。黎元洪一再推辞，怎么也不肯答应。两方相持不下，最后还全靠危姨太从中调停。她看看当晚的情形，知道所谓革命军民军，差不多全是混成协的弟兄，和十五协的一部分人，并不是甚么三头六臂的革命党人。她提出折衷办法，由协统老爷，把他自己的部下改组，加上第八镇里的弟兄，成为鄂军，他做鄂军大都督，只管湖北的军队。至于上海来的那些亡命之徒的革命军革命党，他一概不负责，由他们自己去胡闹。
于是大家便请黎大都督到咨议局去，把咨议局改为临时军政府，马上宣布黎元洪为鄂军大都督，负维持地方公安的责任。
这是武汉起义的时候，当晚所发生的真实情形。但是根据黎元洪自己写信给他的老师萨镇冰，谈到那天晚上大家请他出山的事，虽然文饰得斐然成章，看了也令人觉得他可怜亦复可笑。他说：
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看着黎元洪这封写给他老师萨镇冰的信上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他虽然做了民军里的大都督，他对于满人，仍然是十分尊敬，称瑞澂曰“瑞督”，而对于民军。却称之为“党军”，不免把他们看成乱党！
黎元洪坐享其成的做了大都督，他部下的小军官也因水涨船高，一个个连升三级的做了大军官，只是那一班发难的同盟会员，攻打督署，大半部都已牺牲了性命，所剩下没有死伤的很少，都正忙在各处指挥弹压投诚的部队，维持治安。他们听见黎元洪一下便做了鄂军都督，哗然反对。大家认为只有大同一个人应该做革命军的总司令。但是大同马上叫他们千万不可有异议，大家要一致顾全大局，他自己决不争此一席。大家那肯听他的话。他为了避免争执，立刻和大家不告而别。从此之后，黎元洪便做了武汉起义所设立的军政两机关的唯一领袖。自古庸人多厚福。后来他接二连三的做中华民国的副总统，最后居然做起大总统来了。若不是北洋军阀要取而代之，使人来逼宫，他还要一直做下去。那一次也是危姨太临危不乱，藏着国玺不放，救了他的性命。这都是后语，暂且不表。
烧烧杀杀、纷纷攘攘的过了一夜，和平的曙光，渐渐的又来到大地上，微笑的普照着人间。无人收埋的尸体，全部运到鹦鹉洲上，做了一个广大的烈士公墓，为这许多因革命而捐躯的人长眠之地。革命政府成立了之后，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好像是没有发生甚么变乱似的。世界各地的外国报纸，大家都纷纷记载中国武昌起了一个不流血的革命，一夜之间，推翻了原来的政府，湖广总督瑞澂、拥有数万雄兵的统制张彪、藩台连甲等，所有一班满清的大员，全部弃城离职远逃了。
他们这些报纸上的记载，也算是相当的对。甚至于许多外国人，住在汉口的，当天晚上听见了枪炮之声，第二天到武昌去看看，看见街道早已扫干净了，洗干净了；总督衙门外，平平静静，没有一点儿事似的，那儿会知道当时堆积如山的尸体，早运走了呢？现在四处起的火早已熄了！大家照常做事，商店照常营业，他们自然觉得外国报纸上所说的不流血的大革命，是极其正确的报导。
不过武昌汉口的外国人之中，只有一小部分，知道这一次所谓“不流血的大革命”，实实在在是流了多少血而换来的。他们是不用言语而用工作到中国来传教的人。外国教会办的医院里，医生和护士们，这一次忙得不亦乐乎。而且他们总是自己只顾工作，让别人去宣传的。这些有仁心仁术之士，不知道二十世纪，是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一张嘴和卖狗皮膏药的人一般的吹牛者，处处闻名，而这些救世的工作者，默默无闻，只有得救的人心中，知道他们伟大的精神。
武昌的万国红十字会医院，里边的医生和护士，包含着各国的人士，其中以英国和美国人为最多。他们自从十月十日半夜起，大家手不停脚不住的抢着救护受伤的战士和老百姓；见着要治的就马上动手，决不把病人放在一边，告诉他的家属，先要付多少医药费，才肯动手，先缴了多少住院费，才肯收留他们住院。武汉三镇上上下下，许多人正在寻找的大同，也偷偷的溜到这儿来了。他虽然受了几处小伤，却早已消毒，包扎好了；他来的目的，并不是要找医生护士替他看伤，却是继续他尚无结果的寻访工作。他从总督衙门附近开始，一路见着有医生、诊所、医院的地方，他就进去看看，有没有丁龢笙的下落。
他一走到万国红十字会医院，便去找护士长，问问她这儿最近收到了一个肩头中了枪弹的青年没有？这青年的左手上，缺少了两个手指的。护士长把登记簿仔仔细细查看一番，说道：“果然有的！请你同我去看吧。不过我恐怕他危险极了，流血过多。”
在一间大饭厅改成的大病房里，许许多多受伤的病人之中，丁龢笙躺在一张临时用两块松木铺板搭成的病床上；远远看过去，和一个僵尸一样，脸上毫无人色，“龢笙！龢笙！”大同一见便忍不住叫着。
“请你放小一点儿声音！”护士长警告他道，“让他多休息休息吧！”
她把值班的护士叫过来，大同赶快问她这个病人的情形，那值班的护士答道：“他一直便神志不清，胡言乱语，现在不太会说话了，恐怕活不久了！”
大同一听见这句话，心中十分难过；看看他的样子，更加伤心：眼睛已经不能打开了，两脸下陷，皮肤都干枯了。他的呼吸，也若断若续的，微弱极了。他的嘴唇微微的动着，好像是要说甚么似的，但是说不出声音来。那值班的护士又道：“今天早上他们把他抬进医院来，医生马上便施手术，替他把肩上的子弹取了出来，他便昏迷的乱说乱叫。医生说那子弹的地位离心脏太近，恐怕没有多大的希望。他不停的哭着叫着，说是他要到一个什么岛上去呢！他发高热，烧糊涂了，所以胡说乱讲。”
大同知道丁龢笙并不是因为发高热、热糊涂了而胡说乱讲。他看看他嘴唇的动作，现在仍是要说神仙岛呢！
“我看他心中有一桩心愿，”大同道，“这儿除了我之外，恐怕谁也不会知道的！”
大同当时百感交加，知道人生真是短促，真是空虚。看看昨天晚上还在总督衙门口冲锋陷阵、活活泼泼的丁龢笙，今天早已奄奄一息，随时便要与世长辞了。他觉得他自己无职一身轻，不像昨天晚上似的，抱着受了重伤的好朋友在怀中，一听见大家狂叫，便不得不把他放下，赶快跑去指挥战事。责任所在，顾不了私情，以致负伤的好朋友，一纵即逝。今天找了一天，差不多再也找不到，幸好最后找到了，而且又在无意中发现了他好朋友临终的心愿，真是天公捉弄人，何其甚也。他觉得新军中的弟兄们，把黎元洪拖出来做革命领袖，反而成全了他和丁龢笙两人的私谊，他现在可以坐在他病榻之侧，一直侍候他到死而后止了。
那天晚上，丁龢笙便死了。在他临死之前，回光返照，略略的清醒了一下，很无力的睁开了他的眼睛，望一望看见了大同握着他的手，脸上现出了笑容，显然还认得大同。他又想开口说话，但是精力早已尽了，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大同马上对他说，他知道他心里想到海安县南海中那个神仙岛上去，他答应他一定送他到那岛上去。丁龢笙一听，脸上的笑容更显明，微微的点点头，口中透出一口气然，就此瞑目含笑而逝。
丁龢笙死后，大同要想去替他买一副略微好一点的棺木成殓，那知走遍了全城，不但好棺材早已卖得一干二净，就连甚么火板薄棺材，也找不到半副。他只好到汉口来找，也是一样，连西洋的外国棺材店，也在那儿赶做人家的定活儿，现货是绝对买不到了。后来他回武昌的棺材店中去定做一副，又遭拒绝，他们都说所接的定货太多，材料一时不能运到，不知何时才可交货。红十字会医院的护士长，听见大同买不到棺材，又知道大同想把灵柩运到广东南部去安葬，便提议改用火葬。火葬之后，只要用一个瓷器缸儿盛着骨灰，不必用笨重的棺木，运输上自然方便多了。虽然中国守旧的人，反对火葬，可是大同仔细想想，现在天气很热，尸首不能永远放在医院的停尸房中，也就不反对这种办法。当下他便请那位护士长，介绍到汉口外国人办的一家火葬公司去。他对他的亡友，尽最后的义务，陪同火葬公司的人，把遗体运到汉口去举行火葬。当他一个人凄凄惨惨的替丁龢笙料理后事的时候，我们那一位“泥菩萨”黎元洪大都督，却在武昌的湖北咨议局所改的革命军政府中，军乐喧天、礼炮齐鸣声中，正式宣誓就职为鄂军大都督。
黎元洪虽然庸庸碌碌，可是大家一听见“泥菩萨”做了革命军政府的鄂军大都督，老百姓个个高兴之至。大家又公举了汤化龙为民政厅长，便用军政府的名义，传令不许妄杀满人，并保护藩库、官钱局、储蓄银行、支度公所、财政处等一切民用机关，并声言保护外国侨民；于是社会安堵，人家都觉得可以安居乐业。
革命军得了武汉之后，便派兵渡江，不战而占据了汉阳兵工厂，兵工厂总办王寿昌早已闻风先逃。民军马上又占领了附近的汉阳铁厂。汉阳府的知府，和所有的高级地方官吏，也都逃匿得无踪无影了。还有汉口方面，也不放一枪，不伤一卒，堕入民军之手。这些事更叫外国人看了之后，相信这一次真是不流血的大革命。三天之内，武汉三镇，相继光复，差不多可以说是鸡犬不惊。
在革命发动之初，外国人怀疑他们含有排外的性质，恐怕庚子年（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在北京闹的拳匪之乱，又要在武昌汉口重演一次了。后来看见党军的举动能上轨道，这才放心了。马上军政府又照会各国领事团体，以保护租界和各国的侨民生命财产自任，只要求他们严守中立，并且声明从前满清政府所借的外债，以及公布了的战事赔款，新政府都会照原订的条约继续履行，不过以后再有借款，则不能承认。领事团接到照会之后，大家商议决定宣告中立，对于双方的战事，绝不干涉。他们同时电请各本国政府，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
大同功成不居之后，反说他所主持的武昌起义，不过是一条导火线而已。满清之推翻，民国之建立，是因为全国人民都醒悟了，知道民族不自由，无以生存。有了他所发动的武昌起义，全国马上热烈响应，在几十天之内，十七八省都纷纷宣布独立，加入革命，这才把满人手中的政权，夺了回来，建树了中华民国的基础。
各省之中，响应大同所领导的武昌起义，最早的便是湖南。湖南的巡抚余诚格，看见武昌革命，新军响应，马上把湖南的新军调出长沙，驻扎于醴陵。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和新军合谋，于九月初一（即阳历十月二十二日），率新军携炮进长沙城，占据了军械局，马上便向巡抚衙门进攻。余诚格一听见革命军占了军械局，接着来攻打他的衙门，那敢抵抗，吓得马上弃职逃命。于是湖南各界，也效法湖北，把湖南省咨议局改为湖南省革命军政府。当初是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不久之后，焦达峰被杀，绅商各界，公推咨议局的议长谭延闿为大都督。谭的声望甚高，全省人士都膺服。
其次便是江西。大同是江西人，他早和驻扎在九江的新军协统马毓宝有联络。九月初二（阳历十月二十三日），马毓宝起来响应，把他带的一协新军，改称九江革命民军，宣布九江独立，大家公推马毓宝为九江都督。南昌是大同的生地，他那边和很多咨议局的咨议早有默契，于是绅商学各界，在省咨议局召开各界联席会议，创办保安民团，要宣布江西全省独立。江西巡抚冯汝骙，举棋不定，意持两可，观望大局，看见黎元洪的兵，后来连打了几个败仗，便不敢宣布独立。南昌的新军协统吴介璋，恂民意于九月初十那天起事，放火焚烧抚台衙门。当时冯汝睽便逃走，后来走头无路，两面不讨好，只有自杀。吴介璋为众望所归，被大家推为赣军大都督，设军政府于江西高等学堂。
江西光复之后，在南昌闹了一个大笑话。大同对于政治灰心，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有一天，军政府忽然接着一封公函，用了孙文黄兴的名义，说是中华同盟会，特派彭程万为江西省革命军大都督，率同敢死队百人，指日携带炸弹入城接事。此事一经传出，大小官员，恐慌万状，民团警兵，相继逃匿。后来果然有一个人自称是孙文的代表，到军政府中来，召集当时在府一切人员，开一个临时紧急大会。他当众宣读彭程万为大都督的委任状。那时候孙文尚在外国，大家听了，相顾愕然，谁也不敢诘问。吴介璋之为都督，也是大家随随便便推举出来的。他同大同是好朋友，在新军之中做协统，意在革命，现在既然成功，他也和大同一样，自愿功成身退，当时便向到会的大众辞职，拂袖而去。
吴介璋走后，便有人提议委派代表欢迎彭程万接任。第二天彭程万走马上任，宣读一篇像《尚书》里皇帝的诰一般的就职宣誓，更使得大家莫名其妙。九江都督马毓宝，听见南昌的赣军大都督，忽然发生了如此滑稽的变化，马上打了一个限即刻到的长电报，严辞诘问彭程万的来历。彭程万接到了马毓宝的电报之后，惊惶无措，大家对他的怀疑，也充分的表示出来了。彭程万难安于位，只好引咎辞职。南昌各方面的人，受了拥马派的运动，发起个迎马大会，又推举迎马代表团，到九江去把马毓宝欢迎到南昌来，就职为江西全省的大都督。
湖南革命之后，大家争权夺利，以至杀人流血，幸好后来谭延闿能孚众望，湘局乃定。江西都督一席，如此滑稽争夺，便使得大同再也不肯出山了。
和江西九江差不多同时响应武昌起义的，便是陕西省。那儿的常备新军，本来多数都是甘肃和陕西两省的人。不过自从安徽人王毓江做了协统之后，南方人越来越多。后来熊成基在安庆起义失败之后，他部下溃散的兵士，差不多全部逃到陕西去了，他们一听见武昌革命，大家都谋起来响应。原来定了九月初八（阳历十月二十九日）举事，不料参加的人太多，风声马上透露出去了。因为怕当局先发动，他们便提前于九月初一日（阳历十月二十二日）起事，先把省城的电报局烧了，使得陕西和外面不能通电讯，然后占了省城。那时的巡抚是钱能训，他和他手下的高级官吏，大家都弃职逃避。初三又占领了渭南和临潼各城，声势浩大，公推管带张凤为兴汉军的大统领，后来也改名为陕西军政府的大都督。不过陕民强悍，遍地都是盗匪，在满清官吏逃匿、兴汉军接收不及的时候，歹人乘机劫掠，良民不堪其苦，虽然军政府派员四出招抚，仍然比其他各省纷乱得多了。
那时山西的巡抚是陆钟琦，他一听见陕西光复了，恐怕陕西的兴汉军向东来攻山西，便打算派新军前去守住潼关；九月初七（阳历十月二十八日）晚上，把子弹和粮饷发给新军，要他们第二天早上开拔。那知道初八（阳历十月二十九日）那天，新军不但不向潼关进发，反蜂拥进太原城，一直来攻抚台的衙门。原来这时候在山西有一位江西九江人，姓李名盛铎，曾出使欧洲，为通权达变之士，和李刚是多年的文字交，后来大同常常和他通信。他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朝廷，但对于百姓和国家，爱护极了，颇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意思。他在山西，时时有救国救民的言论，极为一班有志之士所尊重。他借着到敦煌审查经卷的幌子，和法国人柏希和常到西北来与他的儿女亲家藩台何彦升见面，秘密运动新军起义。
陆钟琦很佩服李盛铎的道德文章，李过太原时，陆必招待，两人也常谈到新军之事。陆听了李盛铎的话，以为新军很可以听听他们在上面的人指挥。所以这一次新军入城，陆以为只要他抚台大人，亲身出来对弟兄们讲讲道理，说几句好话，大家一定可以俯首听命的。那知士兵们认为他是替满人做奴隶之辈，专门压迫自己的汉族，便毫不客气的当场把他杀死了。同时他的儿子陆光熙，和协统谭振德等人，也被革命军所杀，李盛铎赶来救也救不及了。山西革命成功，成立军政府，大家公推李盛铎做都督。李觉得他救不了陆钟琦等，心中不安，坚辞不允。大家才改推阎锡山，阎钖山便一直的做了几十年。
至于广东省，乃是革命的策源地。自从大同在武昌起义之后，在广东省各地的党人，大家都预备响应。那时候的两广总督张鸣岐，他极力和绅商两界联络，要大家开会暂守中立。九月初四（阳历十月二十五日）那天，大家开了一个会，会中勉强通过了中立的议案。但是散会之后，许多人责备主持之人，表示这并不是公意。初八那天，各商团另外集会，一致主张承认武昌的革命军政府。这消息一传出去，人心大快，广州各商店，都不再悬黄龙旗，而挂白旗以志独立，家家张灯结彩，互相庆祝。张鸣岐看见大家如此热闹的庆贺独立，觉得不妥，出告示禁止，使得人心骚动。党人陈炯明王和顺等，已起义于惠州。同时在南海、番禺、顺德、三水各县的党人，也纷纷发动，驻在省城附郭的新军，也预备响应。广东省的咨议局，便顺从民意，议决宣布独立，但对张鸣岐十分客气，举他做广东省革命政府的大都督。但是张鸣岐杀过很多党人，当然不敢接受，竟私自逃走，大家乃改推胡汉民任之。
广东宣布独立之后，便是云南。云贵总督李经羲，深谋远虑，听见湖北起了革命，便觉得要特别戒严，以先下手为强。九月初七日（阳历十月二十八日）黎明，云南的常备新军尚在早操，他忽然下命令，将兵士的枪械子弹一律缴回。军士们当时没有准备，只得俯首听令。过了三天之后，新军的标统蔡锷，带了他的部下，先到枪炮厂去，把枪炮厂占据了，夺得枪炮子弹，便去攻打总督衙门。蔡锷和督署的卫队打了一天一夜，把卫队打得落花流水。李经羲看看势头不对，匆匆由南门逃出省城，于是蔡锷便被推为云南的革命政府大都督。
江苏省响应武昌起义，苏州虽是省城，起事却先在上海。党人陈其美，在沪上暗中组织民军，于九月十三日（阳历十一月三日），和闸北的巡警联络，令反正之巡警，一律臂上绑着白布，随同民军去攻上海道的道台衙门，把道台衙门烧了，又去攻军火制造局。十四日，上海大定，各界公举陈其美为沪军都督，李平书为民政厅长。那天晚上，陈其美派一部分民军坐专车到苏州去，和城外的新军联络。那时苏州绅商各界，已经派了代表去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他自动宣布独立。第二天，九月十五日（阳历十一月五日），新军先后都进了城，驻守各重要地点，各界开会宣布独立，公推程德全为苏州革命军政府的大都督，程德全不能不答应。江苏各地如松江、镇江、扬州都先后光复，只有南京一时不肯响应。
南京是长江下游的军事重地，那儿驻有新军第九镇一镇人，由徐绍祯为统制。两江总督张人骏，怕他响应革命，不发军火，令移驻秣陵关，而调江防营十二营人及新防营十营人，驻于附近要点。江防营的统制，是一个行伍出身、目不识丁的江西人张勋，曾在袁世凯部下受过训练，他和新防营的统领王有宏，都受了张人骏的命令，坚守南京，效忠清室。九月十八（阳历十一月八日）徐绍祯率领全体新军，宣布独立，响应革命，进攻雨花台。张勋和王有宏，出其不意，就近反攻新军，血战一日一夜，徐绍祯子弹不足，被张勋打得大败，退驻镇江。幸好附近上海南京各地的革命军都可调来攻打南京，张勋一面电京请援，一面闭城坚守。
那时袁世凯早已做了清廷的湖广总督，后来又做了内阁总理，张勋以为一定会派重兵南下，来救南京之急。那知急电如火，袁世凯并不派半个兵来援。支持了许久，最后程德全、徐绍祯，组织苏浙沪联军，会师南京附近，分兵绕道，进扑清兵，将南京各要塞一一克复。双方血战十多日，自十月初三日起直至十二日止（阳历十二月二日），才把张勋和他残余的队伍打败了。清兵渡江退到浦口，革命军方得南京。
和程德全的兵，同在徐绍祯总司令之下，合攻苦守南京的张勋和王有宏的，还有浙江省新成立的革命军。浙江人民，本来早想独立，但当地有旗兵驻守，一时不能如愿。九月十三日（阳历十一月三日），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请巡抚增韫宣布独立，以免流血。增韫不肯。
第二天，新军第八十一标和第八十二标，与上海派来之敢死队，同攻抚台衙门，把巡抚增韫擒住。十五日，正式宣布独立，改咨议局为浙江革命军政府，公推汤寿潜为都督。革命军再将旗兵所驻之营盘四面围住，劝他们投降。当初他们不肯投降，双方便开战。旗兵既无斗志，也没有作战的训练和经验，所以马上便缴出军械子弹，全体投降。汤寿潜认为民军军力不足，便把旗兵也改编为民军。
广西响应武昌起义，是在九月十六日（阳历十一月六日）。全省商民，都早想独立，到了那天，广西省咨议局开会，议决通过宣布独立，由议长面谒巡抚沈秉堃，要求他立刻宣布。当时沈秉堃虽然表示同意，但是他却不肯马上发表。
那时候桂林附近驻扎的新旧各军，都归藩台王芝祥统带。那天晚上，藩台衙门里，制好了许多独立的旗帜，分发到各衙门局所民户，让他们自动，愿意的第二天便挂起来，不愿的可以不挂。第二天一早，各衙门以及家家户户，都高悬着独立旗，这算是最民主的办法。于是广西省便正式宣布独立，响应革命，并公推巡抚沈秉堃为都督。沈秉堃虽然做了都督，心中终久不安，随后自己托故辞职，大家改选陆荣廷继任。
那时候安徽的巡抚是朱家宝。他听见武昌起了革命，真要奉清廷之命，派驻在安徽的新旧各军去攻湖北，把很充足的军火子弹发给军队。十几天以来，军队仍在安徽境内待命的时候，他看看各省的新军，都纷纷起来响应革命，宣布独立，心中便犹疑不定，只好按兵不动。因此新军图变的谣言四起。他一想不妙，便下令将已经发下了的军火子弹，全部收回。
那知如此一来，新军大哗，宣言既不要他们打仗，他们只好自动准备归计，大家都把被服等，到典当铺里去当钱。典当铺那能应付，都要关门，所有的典当铺一关门，不但士兵会闹事，所有的穷人也要被迫作乱了。朱家宝无法，只好拨款将军队全部遣散。
但是安徽的绅商各界，觉得把军队遣散了，虽然暂时典当业可以苟安片刻，可是这许多遣散了的士兵，一定会再谋集合起事。安徽一日不独立，人民一日惴惴不安。于是咨议会开会，议决响应武昌革命，并谓巡抚朱家宝平兵乱有功，推举之为安徽革命军大都督，党人王天培为副都督。朱家宝便于九月十八日就职（阳历十一月八日），正式宣布独立。
党人王天培，认为朱家宝本是一个满人的奴才，见风转舵，一变而为革命军的大都督，而他自己努力革命，仍居其下，心中不服，竟向朱家宝要求他辞职，并索取大都督的印信。朱家宝本来就首鼠两端，现在便不再恋栈，把印信交给王天培，自己预备马上离开省城。偏偏那时候，巡防营的兵，有一部分变乱，开枪射击，绅商们大惊，觉得朱家宝是清吏之中，一员爱民的好官，大家赶快趁他尚未走之前去挽留他。
绅商各界代表，把朱家宝拥到军政府，索取都督印信。王天培当初不肯交出来，后来还是由咨议局的局长，代表民意，取得都督印信，又送交朱家宝。那知安徽的局面未定，九江的民军来了，声言要捉拿满清的奴才，把朱家宝吓得逃避唯恐不及。后来是孙毓筠、柏文蔚相继任皖军都督。
和安徽省的情形大同小异的，而且发生的时间、宣布独立的日期也不相上下的，便是山东省。山东各界人士，先听见武昌起义，继而各省纷纷响应；后来又听见清廷向德国借款三百万，以山东全省的土地，作为抵押，便于九月十九日（阳历十一月九日），在山东省咨议局会议，议决要求取消借德款，请省当局立刻电北京政府，转达民意。
那时山东的巡抚是孙宝琦。他的态度和朱家宝一样，一方面既不想开罪满清政府，一方面又想保护老百姓，顺从公议。他循大家的意见，组织保安会，自立为都督。又虑不妥，故暂用“临时都督”的名义，宣布独立。后来又有一部分人，反对独立，要求他取消独立。他正是左右做人难，双方敷衍维持，最后还是被迫辞职。这都是在济南省城所发生的事。至于党人蓝天蔚，在烟台起义，自立为都督，那时并没有力量打到济南来，对山东全局，尚无重大影响。
福建独立，却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战争，因为福建是满清的旗兵驻防地。自大同在武昌起义之后，总督松寿，将军朴寿，看见各省的新军，大多响应革命，便特别加意防范新军，将所有的军械子弹，一概运入旗界。旗兵之外，凡是旗人，都发给子弹，以备决战。这样砺兵秣马的情形，使得居民惊惶不安，于是福建省咨议局开紧急会议，一致议决，公请总督松寿，将政权和军权，和平让出，以免生灵涂炭。但是松寿那里肯让呢？
九月十九日（阳历十一月九日），革命人士组织民军，和青年会的义勇队联合，约同常备新军，大规模的向旗兵宣战，放火把将军衙门和满州街烧了，并且占据了火药库。旗兵的军士，毫无斗志，被民军新军义勇队杀得大败，全部解甲乞降。总督松寿，听见旗兵败绩，当日自杀。第二天将军朴寿也被擒处死，福建省便宣布独立，人心始安。大家推举常备新军的统领孙道仁为福建革命军政府的大都督。
四川省因为保路风潮，人民最早便违抗清政府的命令，成了革命的导火线。总督赵尔丰，用高压手段，鱼肉人民，所以人民恨官吏入骨。大家组织保路同志会，后来公然组成革命军，攻打成都省城。各府州县，也起而援之，人数竟有十万之众。可惜城坚难下，大家乃改变计划，先去收复各府州县，省城孤立，将来不攻自破。十月初二日（阳历十一月廿二日），重庆宣布独立，四川战事渐息，成都省城也在初七日宣告独立，公举蒲殿俊为都督，川督赵尔丰和督办大臣端方两人均被杀。后来兵变，改举陆军小学总办尹昌衡继任。
此外各省，如奉天、贵州、甘肃、新疆等，也先后纷纷独立，响应大同的武昌革命。前前后后不过四十天，全国十七省都光复了。满清的政府，自然而然的站不住了。
现在暂时把革命的怒潮放下不表，说一说大同私人的行踪。他一个人静悄悄的把丁龢笙的后事料理完毕，看看各省虽然纷纷响应，但是当事者仍然是争权夺利，觉得十分灰心。他知道政体纵然改变了，人民的幸福，还不知道在那里。老百姓要想安居乐业，恐怕还要经过多少年的变乱。在这种新旧交换的时期，浑水中正好捉鱼，不知道会有多少投机分子，趁这个机会来争权夺利。他自小受了刚叔叔的熏陶，把名利二事，看得最淡，不但最不愿投机，而且认为“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乃是最好的教训。何况他对于世界的历史非常之清楚。法国革命之后，多少人冤冤枉枉的上了断头台。他不想做大都督，不想做大总统，却也不想上断头台。所以他连同盟会的老朋友也避而不见。好在这些朋友，大家都忙于奔走新贵之门，谁也没有多少时间去找他。这种大变乱的时期，事事日新月异，一眨眼之后，他就和他们这些人不通音问了。
他忽然之间，不期然而然的觉得他孤苦零丁，无依无靠，一下便变成了一个鳏寡孤独的单身汉子了。他心中所最念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妻子莲芬，一个是他的刚叔叔——刚婶婶早去世了。革命了之后，南北作战，他又是武汉起义的主犯，他怎可以到北京去找莲芬呢？不但他自己的生命有危险，他还要连累他的爱妻：谋反叛逆，是要灭九族的！所以他只有回江西去，去找刚叔叔。他老人家今年七十九岁，革命一起，想必马上便辞了赣州府的事，回到南昌的老家去了。大同生而无家，在事实上，在心理上，都是以刚叔叔的家为家。他急于要见刚叔叔，他要去拜婶婶之墓，所以便归心似箭，马上要回到南昌去。
汉口到南昌，本来就很方便，半天便到了九江，由九江最多才两三天便可以到南昌。他原来和莲芬约定，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同到海安县南海之中，那个丁龢笙所说的神仙岛上去隐居的。现在他带了丁龢笙的骨灰，正要到那岛上去，也应该由南昌，经赣州，过大庾岭，入广东省，一直南下到海安县去。他在南昌等莲芬也好，在赣州等莲芬也好，反正要先到南昌。
他想到刚叔叔他老人家，居然在八十的高龄，能够亲眼看见大汉民族的复兴，把腐败的满清政府推翻了，真是晚年最大的快乐，无量的安慰。他一向把大同看得比自己的儿子还重，对大同抱了莫大的期望；到了今天，大同扪心自问，虽然自己没有做甚么地方的革命军大都督，可是他所做的事，每一件都是照着刚叔叔的教训去做的。他对叔叔，对人民，对国家，都可告无罪！
在这种兵慌马乱的时候，旅行的人也真多！来来去去，有的赶着回家，有的趁机会做买卖，没有一个不是匆匆忙忙的。长江一带，调兵遣将，交通更是拥挤不堪。大同一路所经过的地方，都看见一片混乱，有的地方，还留着革命的遗迹，断砖破瓦，遭了兵灾而没有重修的建筑物，大城市中仍可看见。他一路无心浏览风景，日夜盼望着早早到家。
南昌省城光复时，并没有受多大的损失，看不见甚么伤痕。不过这十几年来，他心目中并没有片刻遗忘的城廓，完完全全和他所记得的不相同了。也许这应该说，不是和他记得的城廓完全不相同，而是和他所想象的不相同！章江门大街，洗马池大街，嫁妆街，跃龙桥，三眼井，怎么全变得如此的狭小了！宽敞的大街，当年好似两顶四人大轿，迎面对穿而过，也不会觉得狭小，现在小车儿碰着小车儿，行路的人碰着行路的人。而且不但街道比从前狭小，连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大店铺的高大楼房，也变得矮小多了。他小时候去开过学校联合运动的小校场，那明明是一个宽大无比的广场，现在看起来，小得和人家种田人家一个打稻草的场子不相上下了。
他走过甘家前巷，转向荆波宛在去看一看，再拐回来一直经过系马桩出进贤门。这三条街，都是上三路一带相当宽敞的大街道，现在又小，又短，又狭，大非昔比。最使他惊异的，便是进贤门的城门楼儿和城墙。这种伟大的建筑，在他心目中，多少年以来，总是既庄严又伟大，虽然不能和正阳门与北京的城墙相比，可是决不至于像他现在所看见这种样儿，好像不可下水的衣服，碰着了大雨之后，缩小得不成了东西！他不免想着城中心那广大的东湖，前湖后湖，东西南北，四处都有美丽的风景：孺子亭、冠鳖亭、百花洲、苏翁圃、苏翁堤、状元桥、算子桥、陈家桥、水观书桥等处，他小时候同着许多同学，一群一群的在这些地方留连忘返，难道现在也会缩小得两三个人都不能并行其间吗？他连看也不敢去看了。
当初他走过滕王阁时，只见一片瓦砾，心中未免觉得可惜。这一所有名的文艺纪念建筑物，算是付了革命的代价。它虽然不“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却是他昔年常来瞻仰之地。在他心目中，也是高大、宽敞、美丽极了！不过现在看见了这许多缩小了变坏了的街道城楼儿，他反觉得滕王阁烧了倒好。它在他心中的印象，仍然是庄严美丽的。假若没有烧毁，今日一见，一定也会觉得大失所望，把多年的美梦打破了的！他远远望见进贤门外的绳金塔，七层高耸入云，这倒还差强人意，好像没有缩，没有变多少似的。
大同急急忙忙离开城市，走过定慧庵，清泰寺，一直向乡间前进，不觉李家庄远远在望了。他本来想到定慧庵去看看他的岳母，但是因为时间不早了，希望在黄昏之前到家，免得在黑暗之中走乡间的路，只好下一次再到定慧庵了，现在是一心一意的去看刚叔叔。
刚叔叔生平最爱善本书籍。大同在十几年前，初到袁世凯北京的小公馆做文牍时，买了一部朱墨套印的《白香山诗选》。这是一位特别喜欢白居易诗的人，精刻精装由《长庆集》里面选出的一百几十首诗，洁白的连史纸，瓷青色的绸封面，米色的丝线订成两册。大同带上带下，十几年来，什么东西都丢了，连性命都几乎丢了，只有这部书设法保留着没有丢。他自己并不注重版本，对这部书更不特别欣赏，但是他出生入死，总要把这部书先安顿好了，心中才放得下；出门一定要带着，晚上没有妥当的地方放，便放在枕头旁边，一打开眼睛好可以看见它。在汉口时，他的机关将要被搜查时，除了重要文件之外，他只把这部书带出来了。过江起义之前，他特别托他的俄国朋友替他保存这部书。现在当他看见李家庄渐渐的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他把这部书拿出来看一看，心中说不尽的高兴。因为他知道刚叔叔一见了这么精雅的套版书，一定会眉开眼笑的。
天色快要入暮了。青天边西方有许多晚霞，衬得落日发生无限的光辉。大同向右望去，天际好像悬了半个青白黄橙赤紫五花十色的华盖似的。在这个颜色夺目的华盖之下，他的故乡，他生长的小小村庄，渐渐的越看越清楚了。村口那几株大树，依然如故。于是屋顶，高墙，稻草堆，最后即是水塘和稻田也都看得清楚了。这都是他小时候所认得的东西，到今日相隔十多年，还毫没有改变，甚至于那几个稻草堆，也仍然站在从前的老地方，高度和形状，仿佛并没有改变似的。
苍茫的暮色，开始笼罩着大地。大同走近李家庄，马上听见犬吠之声。真奇怪。好像他还记得这一只是二花的吠声，这一只一定是来福的吠声！仔细一想，这一定不对，十几年前的狗，早已死了，这不过是他的幻想而已。不过一个天涯游子，在外十几年，一旦回到了他的本乡本土，自小生长之地，幼时游钓之处，心中真有一种无限的安慰，无限的快乐。他这时所接触的还不过是村外的景色风光、树木花草、楼宇茅舍、鸡犬禽兽而已，等到他和近邻故旧相见，其乐更不可形容了。
大同急于要见叔叔，三步并做两步的赶到家中。大门多年失修，大非昔比，这还不要紧。大门之上，怎么挂了麻布！家中有丧事吗？是！两旁也挂了蓝灯笼，灯笼上一面是“南昌”两个字，一面是一个“李”字，天啦！家中除了刚叔叔之外，还有何人？大同当时鼻中酸痛眼泪油然要落下。马上他进了大门，走过前院，果然又是刚叔叔这一边的二门上挂了孝，这更不堪设想了！满腔的高兴，全化为悲哀，他几乎提不起脚步，一步一步挨着走进家门，里边已全然是孝堂的陈设了。
大同走到灵前，望一望祭台上面挂着刚叔叔的遗像，不知是谁请城里专画遗像的画匠画的。朝冠朝服，俨然一员满清的官儿。上面还有一块横匾，题了“音容宛在”四个字，下款竟写着“侄大同泣题”！呜呼！哀哉！这样的遗像，不但丝毫也没有刚叔叔的音容，这样一套满清的朝服，简直把刚叔叔侮辱得不成话了！他老人家一生痛恨满清的官吏，连交往也不肯和他们这种人交往，不图他死后，尤其是在起了革命快要把满清政府推翻之后，还要把他老人家的遗容，画成这般模样！刚叔叔若是九泉有灵，不知道会气成甚么样儿？
大同跑到帷幕后面去，待要抚棺痛哭，但是呜咽而不能成声，只是泪泗滂沱，饮泣不止。他心中无限的悲痛，不知有多少事要想告诉他刚叔叔，殊不知他赶到家中，刚叔叔早已与世长辞了，叫他这满腹的辛酸，到今天可以向谁一诉呢？
守灵的是一位年老本家太婆，大同还认得她，她却不认得大同了。她告诉大同李刚在中秋后不久，便由赣州动身回省，途中辛苦，回家没几天便病倒了。大猷在革命之初便投了军，现在早已开拔到外省去打仗去了，还不知道他父亲去了世呢。李刚的丧事，全是由秀才先生的大儿子代办的。他承继他父亲，经管李家庄祭祀会的事。李刚家中的丧事，全是由他一手包办。最初是那位太叔太婆，后来是李刚的太太，现在是李刚本身，他认为李刚生前应该进学中举，所以在他死后，替他把功名补上去，叫画匠替他画了朝冠朝服。
大同到定慧庵去看他的岳母，这才知道莲芬的母亲，早已在两年之前圆寂了。大同在她墓前，不胜哀恸之至。他和她在生时，并没有交过几句谈，但是他对她的一生，十分同情，十分感叹。她虽生于富贵之家，嫁于豪门旺族，但是过了大半生孤苦零丁的日子，仅此一个爱女，也不能略叙天伦之乐，便撒手西归，命也如斯，舍叹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