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运气学说，仅解释为五运六气，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并没有解说清楚运气的实质。假使再问什么叫五运六气？又仅以风木、君火、相火、湿土、燥金、寒水来回答，还是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叫运气呢？应该说：运气学说，是中医学在古代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
什么叫运气学说，仅解释为五运六气，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并没有解说清楚运气的实质。假使再问什么叫五运六气？又仅以风木、君火、相火、湿土、燥金、寒水来回答，还是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叫运气呢？应该说：运气学说，是中医学在古代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下面谨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运气学说的科学基础
在古代关于研究气象运动的相关知识，涉及的面是比较广泛的，诸如历法、天文、气候、物候等，经常都是交叉在一起的。由于气象学是人类在生产斗争中最迫切、最需要、最基本的一种知识，所以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在留心它、研究它了。人们若不能把握寒暑阴晴的变化规律，衣食住行都会发生问题。故远在三千年以前，殷墟甲骨文中，许多卜辞，都为要知道阴晴雨雪而留传下来。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到周代前半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搜集了许多气象学的经验，播为诗歌，使妇孺统可以传诵。如《诗经·小雅·頍弁》说：
如彼雨雪，先集维霰。笺云：将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气而抟，谓之霰。久而寒盛，则大雪矣。
这是说冬天要下大雪之前，必定先飞雪珠。又《国风·鄘风·䗖》说：
朝于西，崇朝其雨。笺云：朝有升气于西方，终其朝，则雨气应自然。
即彩虹，意思是说早晨太阳东升时，西方看见有虹，不久就要下雨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渐渐普遍应用，生产技术和交通工具大有改进，我们的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也大大提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二十四节气的确定
四季的递嬗，我国知道得极早。二分二至见于《尚书·尧典》：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注云：日中，谓春分之日。鸟，南方朱雀七宿 [1] 。殷，正也。春分之昏，鸟星毕见，以正仲春之气节，转以推季孟则可知。永，长也，谓夏至之日。火，苍龙 [2] 之中星，举中则七星见可知，以正仲夏之气节，季孟亦可知。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备。虚，玄武之中星 [3] ，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见，以正三秋。日短，冬
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 [4] ，亦以七星并见，以正冬之三节。
犹言春分之日而见朱雀七宿，说明时当二月中的仲春，夏至之日而见苍龙七宿，则时当五月中的仲夏，秋分之日而见玄武七宿，则时当八月中的仲秋，冬至之日而见白虎七宿，则时当十一月中的仲冬。尧在历史上属于原始公社时期，这说明春夏秋冬四季以及二分二至的认识，早在原始公社时期便已经有了。降及战国秦汉之间，遂有二十四节气的名目，《大戴礼·夏小正》《管子》等虽有记载，究不全备。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记载完全而又较早者，当以《淮南子·天文训》为最。从立春到立夏为春季，自立夏到立秋为夏季，从立秋到立冬为秋季，自立冬到立春为冬季。每季分三气三节，每月定一气一节，凡在月首者为节气，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是也；凡在月中者为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是也。这样四季的安排，历法上应是最好的。所以气象学泰斗英人肖纳伯（Napier Shaw）亦曾经提倡过欧美采用中国的这种历法。
2.阴阳历调整的成功
阳历和阴历调合的困难，在于月亮绕地球和地球绕日两个
周期的不能配合。月亮绕地球一周所需时间为29天12小时44分3秒，地球绕太阳一周所需时间为365天5小时48分46秒。两个周期不能相互除尽。古代农历把阴阳两历调和得相当成功。阴历月大30天，月小29天，一年12个月只354天，要比阳历少11天有余。每隔3年插入1个闰月，却尚多了几天。但若19个阴历年，加了7个闰月，便和19个阳历年几乎相等。我国在春秋中叶，已知道19年7闰的方法，《尚书·尧典》说：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所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就是阳历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乃阴阳历并用。西洋在巴比伦时代或希腊罗马时代也夹用阴阳两历，和中国原是一样。不过同一时代我们的历法要比希腊、罗马来得进步。《孟子·离娄》说：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古人称冬至、夏至为“日至”，照孟子所说，在战国时代我国测定阳历年的长短，已极有把握。西洋到了我国西汉末年的时候，历法还是非常紊乱的。
3.重要天象的翔实记录
我国古代可靠的重要天象记录，也多在世界各国之先，不但时间早，而且也详尽。其中日食是最受人注意的，大白青天，太阳忽然不见，出现满天星斗，这在当时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为了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的祖先三千年前就不断地在记录和观测，殷墟甲骨文有记载，《尚书》有记载，《诗经》有记载，因为年代不详，姑置勿论。单是《春秋》一书242年中便记有36次日食，其中32个已证明是可靠的，最早是鲁隐公三年二月朔的日食，即在公元前720年2月22日，比西方最早可靠的记录，即希腊人泰耳所记的日食要早135年。又如太阳黑斑，是太阳上的一种风暴，因为风暴的温度，要比太阳其他部分的温度低，所以它的光芒也比较幽暗些。我国历史上从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起，即有太阳黑子记载，一直持续到明代、清代。由于太阳黑子数所决定的太阳活动性，17～18世纪初期的70年间，因为缺少记载，而定为太阳活动的衰落期，天文学称之为蒙德极小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韬夫妇在19种地方志上查出23条关于17世纪的黑子纪录，其中6条在蒙德极小期中，经分析后，证明17世纪太阳活动一直是正常的。所谓蒙德极小期，是资料不足的假象 [5] 。这足以说明我国的天象记录是相当完整的。在西洋，直至1610年以前，尚不知道日中有黑斑。著名天文学家刻卜勒在1607年5月间看到了日中黑斑，尚以为是水星凌日。不久以后伽利略用天文镜来看太阳，才知道太阳里有黑斑。
仅从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来看，古人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很不平凡的，对于气象学、天文学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特别是二十四节气和阴阳合历的确定，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的方便。这些历法、天文知识的丰硕成果，也给运气学说奠定了科学基础。
（二）古代气象学获得成就的因素
古代气象学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就，归纳起来，约有三点：首先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的需要，一般都要留心于气象和天象的观测，在有条件的时候，并不断地作了翔实的记录和总结，甚至还制造出相当精细的仪器，以助人力之所不及，兹分别叙述之。
1.群众观测的积累
在春秋以前没有二十四节气记录，人们的衣食住行统要看星宿的出没来作决定，所以当时观测天象的知识是很普及的。明代顾炎午《日知录》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者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出于《诗经·豳风·七月》，“火”是东方七宿“心星”的名称，犹言七月火星向西流逝，气候逐渐转凉，最迟到九月便当加衣服了。“绸缪束楚，三星在户”，见于《诗经·唐风·绸缪》，“三星”即“参星”，为东方七宿之一。“在户”，犹言“当户”。笺云：“参星在户，谓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也。”“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见《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毕星”乃西方七宿之一，注云：“以毕为月所离而雨，星有好雨者，即此毕是也。”“滂沱”，即下大雨的意思。“龙尾伏辰”这句话的来历，见于《左传·僖公五年·传五》谓：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
意思是说，甲午日晋侯派大兵包围了虢国的都城上阳，问卜偃道，能攻进城吗？卜偃说：你听童谣就知道了。童谣歌词的大意是：丙申清晨，尾星伏辰，日光大明，晋军振振，夺取虢旂。这说明春秋以前天象知识的传播极其普遍。
2.翔实记录的总结
在各个朝代里，凡是当时首都所在地的区域，特别重视异常气候的记载，如大旱、大水、大寒、大暑，以及霜雪冰雹等。略从西汉以后，对异常气候的记载不仅继续增加，而且记录的地域范围，也不断扩大。例如南宋的首都在杭州，从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到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凡129年间，有41次杭州晚春下雪的记载。气象学家根据这些记载，和近年杭州春天最后一次降雪日期相比，推断出南宋时代的春天降雪期要比现在延迟两个星期。这就是说12～13世纪的时候，杭州的春天要比现在冷1℃之多。所以我国科学家竺可桢氏曾说：
在我们的史书上和各地方志上，古代气候记录的丰富，是世界各国所不能比拟的 [6] 。
把广大群众所具有的丰富经验和长时期所积累的记录资料进行加工处理、分析研究，必然能够总结出一些较有价值的东西来。
3.气象仪器的创制
古代人们对气象的研究，不仅是单凭观测，也发明并制造了一些仪器，来辅助观测之不足。如后汉或魏晋人所著的《三辅黄图》说：
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过风乃动。
这个能测风向的铜乌制法虽不详，但据《观象玩占》说：
凡候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竿，于竿首作盘，上作三足乌，两足连上外立，一足系下内转，风来则转，回首向之，乌
口御花，花施则占之。
可知张衡制的候风铜乌，和西洋屋顶上的候风鸡相类。西洋的候风鸡，到17世纪时始见于记载，要比张衡候风铜乌的记载迟到一千年。雨量器也是在中国最早应用的，宋·秦九韶著的《数书九章》中有一算题，就是关于计算雨量器的容积。到明永乐末年（1924年）令全国各州县报告雨量多少，当时各县统一颁发了雨量器，一直发到朝鲜。朝鲜的《文选备考》中，有一节讲明朝雨量器的制度，计长1尺5寸，圆径7寸。到康熙、乾隆时期，陆续颁发雨量器到国内各县和朝鲜。日本人和田雄治先后在大邱、仁川等地，发现乾隆庚寅年（1770年）所颁发给朝鲜的雨量器，高1尺，广8寸，并有标尺，以量雨之多少，均为黄铜制。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现存最早的雨量器。西洋到17世纪才用雨量器。张衡创浑天学说的同时还制造了浑天仪，立黄赤二道，相交成24度。分全球为365度四分度之一。立南北二极，布置二十八宿及日月五星，以漏水转之。某星始出，某星方中，某星今没，与实计完全一样，其精巧为中外前所未有。这些仪器的制成与应用，人们对天象和气象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
由于经验的不断总结，资料的不断积累，以及有关仪器的发明创造，使我国的气象学终于取得巨大的成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
（三）运气学说是结合医学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科学
中医学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向是看得很重要的，故《素问·宝命全形论》说：
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说明人这一有机体，要想很好地生存于天地之间，首先就要认识春夏秋冬四时变化的规律，以及掌握好适应四时变化的法则。怎样才能适应四时变化呢？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有详尽的叙述。春三月要善于保养春气养生奉长之道，夏三月养长奉收之道，秋三月养收奉藏之道，冬三月养藏奉生之道。总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保持人体健康的根本问题。反之，则如篇所说：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四季气候变化，对人体影响如此之大，迫使中医学不得不从这方面加以研究，并在上述的基础上，发明了探讨气象变化规律的运气学说。可见运气学说的产生是有科学基础的，所以它既能说明气象变化的一些问题，并可以得到一定的实践验证。兹录宋人沈存中《梦溪笔谈·卷七》关于验证运气学说的故事一则于下：
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溥天之下皆多风，溥天之民皆病湿泄耶？至于一邑之间，而旸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之变，其发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是之谓从；天气明絜，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谓淫；大风折木，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之谓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足。随其所变，疾疠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定？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余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余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旸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容发。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沈存中，名括，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所著的《梦溪笔谈》，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他以很大的篇幅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详细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以及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内容涉及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十分广阔的领域。因此，他所记载的运气一则，不仅可靠性很大，而且对待运气学说的观点也是较正确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中医学一向重视气候变化与疾病发生的关系，所以对外来病因着重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邪气的研究，特别是注重对“岁露”的研究。所谓“岁露”者，即岁时不正之气也。《灵枢》第七十九篇《岁露论》，就是讨论这一问题的专篇，颇类似医学气象学所谈的气象预报。因此，我认为运气学说即古代的医学气象学。
[1] 朱雀七宿，即井、鬼、柳，星、张、翼、轸。
[2] 东方七宿名苍龙，即角、亢，氐、房、心、尾、箕。心宿又名大火，居于七宿之间第五位，故谓之中星。
[3] 玄武，即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虚当第四位，故亦称中星。
[4] 白虎，即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昴之前后各有三宿，故亦称中。
[5] 见1980年3月18日《北京日报》。
[6] 竺可桢著《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载《科学通报》1951年第2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