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石韫玉重校梓行
原医
粤稽神农尝百草，察寒热温平，分君臣佐使，为万世之师表，救斯民之夭札，诚爱人之深，而忧人之切也。黄帝临观八极，考建五常，以人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相荡，喜怒交侵，乃与岐伯、雷公、鬼臾区等，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阐发玄微，垂不朽之宏慈，开生民之寿域。班固《艺文志》曰：《内经》十八卷，《素问》九卷，《灵枢》九卷，乃其数焉。第其理道渊深，文词典雅，自非谙熟精思，明师指示，鲜有登堂入室者。唐宝应中王太仆详为次注，元滑伯仁摘而为钞，明马莳有发微，鹤皋有吴注，最后集大成而注释详明，则莫如张介宾之《类经》也。然黄帝尚谓雷公曰：览观杂学，别异比类，通合道理，其务明之，可以十全。若不能知，为世所怨。又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以治侯王。噫，何若斯之难耶？明智探讨，尚且如此，末学庸流，又岂易几乎？再稽后贤继起，如商之伊尹作《汤液本草》，明轻清重浊，晰阴阳升降，及十二经表里之宜，制方之祖也。秦越人成《难经》八十一卷，诚有熊之勋臣，开万世之聋瞆。汉有仓公，识见超群，史称其神。张长沙著《伤寒论》二十二篇，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暨《金匮玉函》等经，属伤寒之艺祖，真济世之慈航。若方法未详，而妄轻投治，比之操刃，何以异焉。魏有华陀，针灸汤砭，应手取效，刳腹煎肠，神怪百端，《内照图说》其遗意也。晋王叔和《脉经》十卷，分三部九侯，辨人迎气口，阐《灵》、《素》之微，集诸家之要，奈何高阳生以伪诀窃名，祸苍生也久矣，明哲虽已辟之，昧者尚尔，家传户诵，转相传授，误人不浅。皇甫谧独抒微渺，直闯轩岐，著《甲乙针经》，精确可征，旷越前古。齐有禇澄，谓广嗣祈男可以必得，尼僧寡妇疗各不同，颇著卓识。隋巢元方撰《病源论》五十卷，条分缕析，得未曾有，然但详风寒，不及湿热，岂未完耶！全元起参究《内经》，深心体会，已得大旨，宜当时以为得之则生也。唐有孙思邈《千金方》三十卷，《脉经》一卷，论粗工祸人，至为愤切，用心仁厚，何以加焉！王启玄《天元玉册》三十卷，《昭明隐旨》三卷，《内经注解》二十四卷，推运气之微，穷经络之理，靡有阙遗，亦一时之杰也。宋有钱乙著《伤寒指微》、《婴孩杂论》，抉《内经》之秘，分五脏之方，谓肝挟相火，有泻而无补，肾为真水，有补而无泻，大哉斯言，独发奥旨，惜其遗书散坠，未可多见也。庞安常立言精邃，述人迎气口在手在喉，上下齐等引绳曰平，过胜则病，而有三阴三阳之分，二千年晦蚀之旨，一旦昭明，岂曰小补之哉！金成无己祖述长沙，详加注释，著《伤寒论明理论》，庶几博洽精详，识超词达。刘完素撰述六书，发明亢制之理，洞如观火，然偏于热，岂能尽六气之变乎！遂令后世喜用寒凉，伐天和而罔悟，伊谁之咎也？张洁古透彻病机，活泼施疗，常言运气不齐，古今易辙，旧方新病，难相附合，仁人之言，其利甚溥，拘方之士，庶有悟焉。憾其书多不传，无从私淑耳。元李东垣发明内伤极类外感，实有分别，而以土为万物之母，多注意于扶脾，确然元本，旷古未发之旨也。王好古著《元戎》十卷，《大法》三卷。《仲景详辨》、《伤寒辨惑》、《活人节要》、《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癍疹论》、《光明论》、《标本论》等书，非一代大儒，孰能办此？罗天益潜心笃学，撰《卫生宝鉴》二十四卷，亦医林之白眉也。吴恕以伤寒头绪繁多，括为歌诀，名曰《指掌》，令学者无高深之叹，良有禆也。王隐君以幼壮至老，分款调摄，五痰诸饮，悉究精详，号为《泰定养生论》，方法神奇，至今赖之。朱丹溪著《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附余》、《心法》等书，谓阳易于动，阴易于亏，独重滋阴降火，盖补东垣之未备也。后世不知其故，妄意其殿四家之末，后集诸氏之大成，群然宗法，輒以寒凉损真，此非丹溪之误，不善学者误丹溪也。又言六气之中，暑也燥也火也热居其半，独不思寒也湿也风也冷亦居其半耶！倪惟德论方论证，灵通变化，读《启微》诸论而知敕山老人非常人也。滑伯仁《诊家枢要》、《十四经发挥》、《本草会韵》，深心特见，深可喜尚。王履学究天人，文章冠世，有《溯洄集》、《伤寒考》诸刻，更有《钩玄》、《韵统》二书则未之见也。顾其真书沦没，而《脉诀》、《钤法》伪书满世，岂天不欲使斯民跻于寿域耶？戴起宗究《内经》之奥，抒运气之旨，慨《脉诀》误人，起而正之，有功医门，非浅鲜矣。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考书八百余家，计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分为十六部，五十二卷，可谓集本草之大成者也。王肯堂以读中秘书之余闲，集诸名家之妙谛，为《症治准绳》，可与《医学纲目》并垂不朽矣。张三锡著有《准绳六要》，肯堂称之同时之盛也。陶节庵著《伤寒六书》，良有苦心，施之南浙，颇为相宜，然去长沙之堂远矣。王节斋《名医杂著》，以二陈疗痰，只宜于湿，而老痰未能除也。其老痰丸方，真出独创。缪仲淳、汪石山、程敬通、吴鹤皋、程扶生、吴洋父子俱多著述，一时翘楚也。薛立斋敏而多闻，谓十三科一理，慨外科固执成方，不穷病本，特发内外合一之旨，又以风会不齐，今人虚薄，痛戒寒凉，多行温补，著述计十六种。大意以为识得标，只固本，治千人无一损，诚中和稳妥之良法也。予幼多病，就医于云间李士材先生之门，因受业焉。李师时开示《内经》及四大家之书，三年后始出薛立斋、张子和二书，令诸同门并列参看，以为《十六种》、《儒门事亲》二书，法若冰炭，缘何并著，神奇得悟，其意始觉圆通则无一篇之弊矣。李师传授心法，良有深意，真足法也。本朝以来，有方中行、喻嘉言，《医门法律》、《尚论篇》、《寓意草》、《伤寒条辨》诸作，而《伤寒后条辨》，程郊倩家扶生发明更详，议论精微，可为师法者也。李士材先师著有《内经知要》、《颐生微论》、《医宗必读》、《本草通玄》、《诊家下眼》、《病机钩玄》等书，脍炙人口久矣。历考前代医籍之传者，七百余部，万卷有零，而吾熙朝之彦续有千余卷，不能枚举，兹特述其尤者，亦知医之原非易易也。倘眼孔未富，执一得以自多，章句未融，泥筌蹄而隔滞，则于卫生博济之道，相去万重，司命云乎哉？张长沙曰：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术，上疗君亲，下救贫贱，中以保身。但逐荣利，企慕权豪，卒遇非常，身居死地，百年寿命，委付凡流，岂不危哉？玄晏云：人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虽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经言及二氏之训思之，有不通身汗下非夫也！志为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彻玄宗，通于性命之微，透于情理之奥，广征古籍，博访先知，思维与问学俱深，精气共《灵》、《素》相遇，庶几得之云尔。
医医
宋范文正公，微时祷于神曰：不得为良相则愿为良医。大哉言乎！盖为相则燮理成功，而为医则调和在手，二者之事虽殊，而其利济苍生之志，则同出一辙也。所以文正公在宋，其致君泽民之事，彪炳千古。设使习而为医，则悟彻天人，识穷今古，出其刀圭之技，又岂在鼎湖轩岐下哉？故世之业医者，当以文正公为法，而后其道高，其泽溥，其存心立品俱卓然千古，而不为流俗所移也。乃今之医者则异是，或因数奇，或因贫乏，借此谋利者，多小试偶效，輒以自夸，施剂既误，复饰其非，因是而丑态百出矣。或巧语诳人，或甘言悦听，或强辨相欺，或危言相恐，此便佞之流也。或结纳亲知，或修好童仆，或营求卜荐，或不邀自赴，此阿谄之流也。有腹无藏墨，诡言神授，目不识丁，假托秘传，此欺诈之流也。有望闻问切漫不关心，枳、朴、归、苓到手便撮，妄谓人愚我明，人生我熟，此孟浪之流也。有嫉妒性成，排挤为事，阳若同心，阴为浸润，是非颠倒，朱碧混淆，此谗妒之流也。有贪得无知，轻忽人命，如病在危疑，良医难必，极其详慎，仅冀回春，若辈贪功，妄轻投剂，至于败坏，嫁谤自文，此贪倖之流也。有意见各持，异同不决，曲高者和寡，道高者谤多，一齐之傅几何，众楚之咻易乱，此庸浅之流也。有素所相知，苟且图功，有素不相识，偶延辨症，病家既不识医则倏赵倏钱，医家莫肯任怨则惟苓惟桔，或延医众多，互相观望，或利害攸关，彼此避嫌，惟求免怨，固为得矣，坐失机宜，谁之咎乎！此苟且之流也。如此之流，千态万状，尚难枚举，原其初心，总为谋利二字误之耳。孟子曰：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夫医以救人为念，其术至仁，而药石有杀人之能，其事亦至险，若不博究群书，访求师友，而猥以无本之学，妄投试人，未有不错误而杀人者也。是以昔人相戒，谓不药得中医。又曰：无医药时死于病，有医药时死于医。苏子瞻亦曰：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即此观之，真令人不寒而栗矣。吾为谋利者计，世间取利之道甚多，营运之业不少，奈何习此利微而罪大，工贱而孽深之事，日操利刃，入市逢人便砍，其幸而不死者，正如鬼门关上放来，其不幸而死者，反谓阎罗天子索去，冤哉冤哉！此等之人，不有人非应招冥报，悲夫！自己之痼病，深中膏肓，不能自医，而欲以医人，难矣！爰是列医医十则于后，正所谓爱之深而不觉言之切也，幸鉴而勖诸。
定志
夫百工诸艺，习之而精，用之而成者，志有所定也。志定则不为外物所诱，少而习焉，不见异物而迁焉，专心守一，所谓有志者事竟成是矣。而吾之言志，则更有进焉。孔子曰志于道，孟子曰尚志，然则志也者，如行路之人趋向所期之处也。或十里，或百里，或千里万里，亦各如其所期之地而至止焉。以是知立志有大小，而造诣即有浅深，儒者之言志如此，而医者之志不可由是以推之乎？吾今取而论之，而知古今医士，约有三等，一曰立德，次曰务名，又次曰求利。立德者，专以救人为念，视病人之痛楚，如吾身吾心之痛楚，视病人之危亡，若吾子吾弟之危亡，设有危险之症，搜寻探讨，废寝忘餐，必求愈人之疾而后快焉，此即先儒已饥已溺之志也，志之上者也。务名者，惟以奏效为急，声誉所关之地，身驰千里而非劳延请，无虚之年日，治百病而不倦，以是青囊药笼遍地生辉，医案名方到处起颂，此即先儒揽辔题桥之志也，志之次者也。若夫利欲熏心，而忘救济为事，风斯下矣。盖一有求利之志，则视贫儿与富家有别，而轻忽之念生矣。治处补虚与泻实同法，而躁急之意起矣。由是任意草率，勿加研究，卒遇疑难重证，虽搔首剜心，而终莫能辨，其始也不过殪及贫儿，而其继也亦连富贵之人而并殪之矣。比如古之奸相业儒而误国者，又岂有异哉！由斯言之，则志之在人，所关甚大，此孔孟之所以谆谆垂训，而为儒为医者不可不预定厥志也。志既定而后可与学道，可与穷理，负笈从师，又所难缓，故次在求师。
求师
窃闻生知上智，从古无多，学而后能，非师莫得。习医求师，不可不急讲也。夫师如陶铸造之范模也，范模精良则器皿自佳，纵不甚佳，亦尚不失其规矩。若不求范模，而漫加镕铸，非失之破裂，即失之倾攲矣，岂弟不精美而已乎？今医满天下，良者少，庸者多，其故何也？皆由所授未明，讹以传讹，流弊无穷，不可药救，良可慨也。孔子大圣人也，然犹学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以天纵之圣而尚如此，况吾侪中人以下者乎？吾见世之初学，智识未定，见医书如此之多，病证如此之杂，头绪纷然，无所适从，正在搔首挠腮之际，得一二明师略加指示，正如醍醐甘露，透顶清凉，有不觉其心境之豁然者矣。昔朱丹溪先生求师十年，始得罗太无之传。吴洋，歙之名医也，聪明过人，犹且遍加采访，谓不学《易》无以知阴阳，则从博士受《易》，谓不学针砭无以明经络，则从浙凌氏学针，谓常山杨氏知伤寒之要，则东游而受业于杨门，谓祁门汪机得补中之法，则西游而受业于汪氏。可见前贤从师之多，用力之勤，而后理融道贯，庶不愧名振一时也。岂得谓学无常师，惟当择其善者而从之哉？勤求既久，自得名师异人之秘授，饮以上池之水，无难隔垣之照矣。然执经问难，师教为多，而同堂讲习，友谊尤切，又次在访友。
访友
尝闻诸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则友之为道，顾不重且大哉！慨今世教寝衰，民不兴行。吾见世之咏嘤呜而赠缟带者，未尝不交结满天下也。然考其意之所向，亦不过博骛才华，广求气谊已耳，又何常以砥砺切磋为事，而他山攻玉以友辅仁者，百不得一焉，是友谊之衰也。而况医业之友，更有不堪言者，利之所在，秘不相闻，势之所趋，巧难攘夺，嫉妒之念一起，虽情如胶漆，张陈必致凶终，谗谮之念一萌，即谊若金兰，萧朱仍然隙末，嗟乎，尚忍言哉！吾愿世之取友者，廓其心胸，厚其友谊，我之所见虽是，何妨质诸同人，彼之所见既精，尤当取为我法。或订一会期，讲贯经旨，俾《灵枢》、《素问》人尽通神。或设一疑义，辨晰名方，使寒热温凉，用皆入妙。更或同时治病，同地行医。惟以虚中为念，毋分彼此，不论异同，只期世无夭枉，人尽咸桑，跻斯民其登仁寿之域，斯以尽吾取友之道，斯以毕吾业医之愿也。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择其善者而宗之，又不可不亟讲也，故次知宗。
知宗
医籍浩繁，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尚恐未能周遍也，须取最要者而宗之。应以《内经》为首，注释虽有十数家，然集大成者则张介宾之《类经》也，学者入手先须从此参究透彻，庶几得有本领。再将四大家合参，以见异流同源，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四大家者，张长沙、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是也。其所立言，各成一家，总之阐《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发，不相摭拾，适相发明也。长沙著《伤寒论》，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以补《内经》之未备，实为主方之祖。但其文词深奥，意义渊微，自成无己等迄今，注释者二十余家，尚未阐其元妙。近有程扶生之注解，喻嘉言之《尚论篇》，程郊倩之《后条辨》，大相发明，而伤寒之疑义晰矣。刘河间以热病之类伤寒，多有传变，自浅至深，皆是热症，非有阴寒，盖就温热立言，补长沙之未备，而成一家之言也。伤寒虽繁剧，长沙倡论于前，河间补遗于后，无漏义矣。独内伤与外感相类，而治法悬殊，东垣起而详为之辨。如外感则人迎脉大，内伤则气口脉大。外感恶寒，虽近烈火不除；内伤恶寒，得就温暖即解。外感鼻气不利，内伤口不知味。外感邪气有余，故发言壮厉；内伤元气不足，故出言懒怯。外感头痛，常痛不休；内伤头痛，时作时止。外感手背热，内伤手心热。于内伤之中，又分饮食伤，为有余，治之以枳术丸；劳倦伤，为不足，治之以补中益气汤。此即《内经》饮食劳倦之义，又补张、刘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朱丹溪发明阴虚发热，亦名内伤，而治法又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真水少衰，壮火易亢，故以滋阴为主。亦阐《内经》之要旨，补东垣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内伤虽杂，东垣倡论于前，丹溪补遗于后，无余蕴矣。四先生在当时于诸病苦，莫不应手取效，捷如桴鼓，读其遗言，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但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哉？后之学者，不问其所处之时，不究其所居之地，不观其所医之人，而但师其一家之说，则好用寒凉者阴症遇之必危，好用温热者阳证逢之必毙，施之北方而效者恐不可以概南方，施之少壮而愈者恐不可以概老弱。若拘泥其说，而不知通变，亦足以贻害于人。苟能反覆参究，精思熟悟，贯会融通，则分之而为四家之书，合之而皆为吾一心之妙用。如是可以为医，如是可以为知所宗矣。然后取《本草纲目》而研究之，阴阳升降，寒热温凉，辨之务极其明，无丝毫之游移也。君臣佐使，奇偶轻重，用之必极其当，无些须之舛误也。以之出而问世，岂犹有捍格难通之患乎？然昔人有云去其矜心与躁志，学乃有成，故次在慎重。
慎重
医者既知所宗矣，而揣摩尤须简练，熟读深思，穷理阐微，是在我者无容或懈也。然病证多端，变态百出，若未常经历危险症候，虽多读书，无益于事。语云：读书三年，无病不易医；行医三年，无一病可医。其言虽俚，深有味也。明医固无论矣，所谓时医者，才看方书，投剂偶效，望闻问切漠不关心，枳梗、茯苓随手便撮，漫谓人愚我明，人生我熟，而求药者未常不履满户庭也，受药致死，尚曰某某盛名之下，服药而不效，莫非命也。至于女眷，常隔幔命诊，已失望闻二者之事矣，病家厌问，而医者复不详问，或更以纱罗蒙其手腕，但凭切脉而已，虽古明医尚且难之，何物时医远过古贤，妄以为知，徒恃口给，猜拟偶中，便以为神。不知草木之性，无有所益，即有所损，两相欺误，轻病致重，重病致死，竟无悔心，良可悲夫。此皆两不慎重之害也。又尝见名医案云：有体弱伤寒，应汗而不宜早汗者，汗之虽愈，三年后必死。若此之类，不知凡几，病家既以得汗即愈为快，医者复以愈病为快，又安计其三年后之生死耶？言及于此，真令人汗流浃背矣。予尝论之，古人谓用药如用兵。夫兵，凶器也；战，危事也。苟有不慎，则丧师辱国，倾危社稷，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此言医家用药之当慎也。又《论语》记孔子之所慎有斋、战、疾三者。夫斋、战乃国家至重大之事，而夫子之慎疾直与斋、战等，正以病之所在，躯命攸关，一有不慎，悔之何及？此言病家审医之当慎也。昔苏子瞻云：我有病状，必尽告医者，使其胸中了然，则疑似不能惑也。我求愈疾而已，岂以困医为事哉。即公之言观之，今之以身试医，而不自慎其疾者，亦可翻然悟矣。又按《素问·脉要精微论》曰：持脉有道，虚静为本。谓心虚而无杂想，身静而无言动也。古人之审察脉理，谓必如此，而后可以得其精微，识其源委也。尝见近日时医，一面接谈，一面诊脉，岂其神明智识果大过于古人，抑惟以应酬为事，而视人命如草菅耶？噫，良可慨已！吾愿世之医者，细心体认，勿恃聪明，加意搜求，勿执成见，盛名之下愈加虚中，匆忙之时尤须详慎，与其多中有误，不若少而得当也，与其强不知以为知，不若知之为知之之为妙也。倘能虚心荐贤，推诚体物，但求愈病不计功，自己出其存心仁爱，可以无愧矣。扩而充之，又在博济。
博济
夫医，仁术也，应兴民胞物与之怀，无起沽名取利之念。谚云半积阴功半养身，良有以也。今之业医者，未常不欲尽人人而愈之也，无如较论之念一起，则未免贵贱悬殊，贫富异视矣。不知造物待人，常是通盘打算，不就一言一事定其报施也。如我果有博济之念，施人药饵，起其沉疴，原未常望其报也，而忽然有意外之得，暗酬其费，或所得之数反倍于用去之数，往往恒有，岂非造物之巧为补助，而博施济众者亦何常有亏负之事乎？经曰：蠢动含灵，皆具佛性。何况人命至重耶？又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古人愿为良医之志，正为此耳。倘一念之非，利心溺而名心深，机心起而仁心隐，无乃自陷于沉沦，有负仁术之名乎？吾愿学者推博爱之诚，具济众之愿，兴民胞物与之怀，绝沽名贪利之念，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董子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诚博济之本怀矣。语云：医道通仙道，积功累行。吾知其以仁存心，而以医济其仁者也，故次端品。
端品
孙真人祝医者曰：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饮大。良有以也。学者宅心醇谨，举动安和，言无轻吐，目无乱视，忌心勿起，贪念罔生，无忽贫贱，无惮烦劳，捡医典以精求，对疾苦而悲悯。如是谓之品行端方，则人人敬之矣。倘若徒恃巧言佞色，谄谀足恭，自炫自荐，不邀自赴，或穿房入幕，偷视斜窥，或茶前酒后，谑浪轻狂，或瓜田李下，不知避嫌，或一面持脉，一面应酬，或病在危亟，尚索重酬，或本无重症，危言恐骇，或投剂既误，强辨相欺，或疾妒高明，排挤同事，或指东话西，动夸缙绅相厚，或语张计李，尽我调治安痊，矜夸诩诩，旁若无人，不知冷眼识者，早已洞见肺肝，如此所行，总有妙技，人亦鄙之，何况庸庸者乎？故不可以不自重也。品行端方，必终始如一。谚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亦有假至诚者，勉强于一时，究不能忍耐于长远也，故次有恒。
有恒
孔子引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医之不可以无恒也，明矣。语云：有志竟成，无恒不可。恒之时义，大矣哉。噫，恒亦不易言也。孟子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矣。今之医均有有恒产者为之乎，抑亦有无恒产者为之乎？均贤人君子为之乎，抑亦有谋利计功而后为之乎？是未可知也。若贤人君子，惟以救济为心，常存范文正公之志，达则兼善天下，未达则能安贫乐道，惟求医业精良，不求闻达，虽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然自古以来，指不多屈也。苟不能安贫静守，出见纷华而说，无不移易其心志矣。因而改业趋时，丧其所守，一事无成，茫茫没齿，可不哀哉！殊不知天道隐微，富贵穷通，皆系前定，守时以俟，则无入而不自得焉。倘失所守，急邀功利，品行一亏，自贻伊戚，不耐性于一时，竟坷坎于终身，往往有之。艺患不精，不患不行，久屈自然大伸，惟有恒者竟成其志也，勉之哉！然处不得意之际，偏多外侮，自非能容能忍，不足以安恒守分也，故次容忍。
容忍
古云：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济。凡事未有不成于容忍，而败于不容忍者。寻尝处世历事，所宜讲究，而业医犹宜讲究也。古之时，贤哲君子，王公大人，莫不留心，所以重其事，尊其道，尚友其人。汉明帝亲尝药饵，淮南王每施方剂。张长沙著《伤寒论》以垂不朽，王太仆注《内经》以绍前贤。狄梁公名相也，亲针赘疣；韩蕲王名将也，手敷疮药。是皆惟以仁爱为心，而自忘其尊贵，所以神人钦敬，愈见其德，又何常损其威严也。流至叔季，市井之徒，悬壶遍市，遂至士君子薄于谈医矣。风俗日下，世态炎凉，泾渭不分，薰莸莫辨，铅刀为利，镆铘为钝，但信耳食，不具双眸。假架虚夸，常居上宾，真才实学，时遭侮亵。况有纨绔子弟，使骄且吝，悍奴蠢婢，贱而自尊。此高贤所以宁伏岩穴而不出也，以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日趋日下，竟致颓败而不可收拾。吾愿同志不幸而值此，但以救苦为念，受辱不怨，惟知拯疾，遑恤其他，至于同道之中曲高者和常，寡学浅者妒必深，应以据理为正，拯病为亟。倘彼误听，我则缓辞，不可因小隙而忿争，是非自有公论，毁誉日久自明。但使婆心恳切，仇仇渐化，容忍之量日宽，箕畴之福自至矣。能容忍者，必能等观，故又次之。
等观
医之观病，惟当视其轻重浅深而已，不必计较其富贵贫贱也。一有计较之念，遇贵人必起敬畏之心，不得尽其词，遇富人必起羡慕之念，勉强顺其意。此中有物，术必不灵矣。大凡诊视疾病，必须心境虚灵，廓然无我，物来自应，恍惚相通，虚室生白，吉祥至止，稍有沾滞，便欠圆通，吾侪其其勖诸。若贪佞之流，趋富贵而忽贫贱，计功利而分彼此，则各行其志可也，不复与言。
原病
黄帝问岐伯曰：予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人年至半百，而动作衰敝，时同异也，人将失之耶？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今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极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又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曰：恬澹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能来。由此言之，致虚者谁，内守由我，病不寻人，人自寻病，悟此可知病之原矣。夫恬者，内无所营。憺者，外无所逐。虚无者，虚极静笃，臻乎自然。真气从之者，曹真人所谓：神是性兮气是命，神不外驰气自定。张静虚曰：元神一出便收来，神在身中气自回。《清净经》云：人能常清净，天地悉皆归。真一之气来从，则神完守固，如坚城高垒，盗从而入耶？古人知道者，形神俱旺如此，今人不然，以下所以见致病之原也。如今所谓以酒为浆者，酒乃腐肠之药，浆为居恒之用，以腐肠药而常用之，为害日深矣。谚曰：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饮食不节则伤脾，脾乃后天之本，受伤则中气日亏，倦怠嗜卧，百病丛生矣。如经所谓以妄为常者，人生本常，妄则无常，以妄为常，大失本性。故清净经云：既有妄心则惊，其神既惊，其神则着万物，既着万物则生贪求，既生贪求只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浊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由斯言之，则妄之为害，一至此哉。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人惟安于义命，不为妄求，则心静神怡，葆合天真，有不期其寿而寿自至者。若妄念一起，则患得患失，靡所不为，劳力劳心，不知爱惜。由是则心为之困，而怔忡惊悸等疾作矣；脾为之伤，而呕吐噎膈等疾生矣；肝为之动，肺为之逆，而胁痛筋挛、咳嗽喘逆等疾，杂然并起矣；酒色耗精，肾为之伤，而腰痛足酸之症出矣。诸脏既受伤，而欲其身之常健，年之可永也，乌可得乎？如经所谓醉以入房，竭精耗真者，真如灯蛾扑火，自寻死地。予尝读《胎骨经》，云：欲念一兴，百骸俱动，元精一泄，万脉皆流。《内经》云：有动于中，必摇其精，五脏六腑为之不调，十二经络为之紊乱。则欲之一事，可轻为哉！何况醉饥饱行房，五脏反覆，尤所痛戒。昔东坡公见有好色而病者，痰喘烦热，求死不得，求生无门，委顿床席，痛苦万状，语人以为戒，戒者寥寥也，可不哀哉！夫肾为生命之本，水为先天之原，生之有数，出之易穷。予谓年老人当绝，少年人当节，譬之生财和之道，苟能樽节爱养，量入为出，则财源不竭，而用之无穷，又安有困苦之日哉？如或不然，则油枯灯灭，髓竭人亡尔，墓之木有不拱以相待者乎？如经所谓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快心遂乐，起居无节者，是为放逸其心者言也。《内经》云：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舜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苟昧于此义，富贵而骄奢，强壮而放荡，一切快志纵情之事，任意施为，起居无节，乐逸无度，真元耗散，脏腑空虚，将见邪从虚入，而怪病危病相因而至。嗟乎，病不寻人，人自寻病，观于经言，而益信矣。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虚也而后邪入之，理有固然，无足怪者。故予前集有《原医》、《医医》等篇，以明医可生人，亦可杀人，庶几加意详慎，不至自误以误人也。兹集复作《原病》、《病病》二篇，以明孽自己作，病自己招，庶几保养身心，不至未病而招之，已病而益之也。此等致病，皆系内伤，必自知其原，从根本上治之，庶几可疗。《内经》谓：喜伤心，恐胜喜。大凡病原七情而起，仍须以七情胜服化制以调之，昧者不悟，徒恃医药，则轻者增重，重者垂危矣，故次言病病。
病病
人不幸而有病，犹之乎不幸而有讼也。当局者善于解纷，化大事为小事，小事潜然冰释矣。倘当局者迷掺必胜之僻，每每小事酿成大事，大事便不可解耳。古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信不诬也。又曰：与其病后能服药，不如病前能自防。凡事豫则立则，又何病之有哉？若能保养于平日，自然获勿药之喜矣。夫治未病者上也，治已病者次也，若既已病而不能治，纵偏僻之情，任旁人之意，而不于病上加病也难矣。所谓偏僻之情者，五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胜，阳脏者宜凉，阴脏者宜热，耐毒者缓剂无功，不耐毒者峻剂有害，此脏气之偏也。动静各有欣厌，饮食各有爱憎，性好吉者危言见非，意多忧者慰安云伪，未信者忠告难行，善疑者深言则忌，此好恶之偏也。富者多任性而禁戒不遵；贵者多自尊而骄恣悖理；贫者衣食不周，况乎药饵；贱者焦劳不适，怀抱可知；此境遇之偏也。有良言甫信，谬说更新，多歧亡羊，终成画饼，此无主之偏也。有最畏出奇，惟求稳当，车薪杯水，难免败亡，此过慎之偏也。有境缘不遇，营求未遂，深情牵挂，良药难医，此得失之偏也。有急性者遭迟病，更医而致杂投；有性缓者遭急病，濡滞而成难挽，此缓急之偏也。有参、术沾唇惧补，心先痞塞；硝、黄入口畏攻，神即飘扬，此成心之偏也。有讳疾不言，有隐情难告，甚而故隐病状，试医以脉，不知自古神圣，未有舍望闻问而独凭切脉者，且如气口脉盛则知伤食，至于何日受伤，所伤何物，岂能以脉知哉？此欺诈之偏也。病人若不知偏僻之情而改之，安能免于病上加病耶？况乎自失主持，一信旁人之意，则更深焉。所谓旁人之意者，或执有据之论，而病情未必相符；或兴无本之言，而医理何曾梦见；或操是非之柄，同我者是之，异已者非之，而真是真非莫辨；或执肤浅之见，头痛者救头，脚痛者救脚，而孰标孰本谁知；或尊贵执言难抗；或密戚偏见难回。又若荐医动关生死，有意气之私厚而荐者，有庸浅之偶效而荐者，有信其利口而荐者，有贪其酬报而荐者，甚至薰莸不辨，妄肆品题，誉之则跖可为舜，毁之则凤可作鸮，使怀奇之士拂衣而去，致深危之疾，坐而待亡。此旁人之意见，不可不察，倘偏任之，误事不浅，病中加病，又有不可胜言者矣。明者察之，昧者迷之。苟能调理于平时，静养于病时，居恒相与高明之医，临病勿信旁人之言，返观内照，自知病因。于七情则须察其由而消释之，若执偏僻之情而不解，虽日进卢扁在堂，无有裨也。外感六淫者，不知禁忌，伤寒得冒于寒，伤食重伤于食，徒怨草木无灵，朝钱暮李，非徒无益也。如此者，必病上加病矣，君子胡不自省也。
《内经》治则
《阴阳应象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腑也，治病必求其本。
此明天地万物变化生杀，总不出于阴阳也。人之疾病，虽非一端，然而或属虚，或属实，或属寒，或属热，或在气，或在血，或在脏，或在腑，皆不外于阴阳。故虽病变无穷，而阴阳为之本。经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是也。但明虚实，便别阴阳。然疑似之间，大难剖别。如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大实有羸状，误补益疾。阴症似阳，清之者必败；阳症似阴，温之者必亡。病在腑而误攻其脏，谓之引贼入门；病在脏而误攻其腑，譬之隔靴搔痒。洞察阴阳，直穷病本，庶堪司命。若疑似之际，混而不明，攻补之间，畏而不敢，实实虚虚之祸，尚忍言哉。
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此言病状繁多，各宜细察，然总不外于虚实也。谨守者，防其变动也。病而曰机者，状其所因之不齐，而治之不可不圆活也。属者，有五脏之异，六腑之异，七情之异，六气之异，贵贱之异，老少之异，禀质有虚实之异，受病有示本之异，风土有五方之异，运气有胜复之异，性情有缓急之异。司者，各审所属而分治之也。有者求之二句，言一遇病症，便当审其所属之有无也。盛者责之二句，是一章之大纲，于各属有无之间，分别虚实而处治也。必先五胜者，如木欲实，金当平之之类是也。疏其血气，非专以攻伐为事，或补之而血气方行，或温之而血气方和，或清之而血气方治，或通之而血气方调，正须随机应变，因时制宜，不得执一定之法，以应无穷之变也。
《至真要大论》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君者，品味少而分两多；臣者，品味多而分两少。奇制从阳，偶制从阴。
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可以偶，下者不可以奇。
病在上者，为近属阳，故用奇方，取其轻而缓也。病在下者，为远属阴，故用偶方，取其重而急也。汗者不以偶，阴沉不能达表也。下者不以奇，阳升不能降下也。
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
上药宜缓，欲其曲留上部。下药宜急，欲其直达下焦。欲急者须气味之厚，欲缓者须气味之薄。缓急得宜，厚薄合度，则适其至病之所，何患剂之勿灵也。
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者，食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
病之所在远，而药则必由于胃。用之无法，则药未达病所，而中道先受其气味矣。当于食为度，而使远近适宜，是过之也。过，犹达也。欲其近者药在食后，则食载药而留止于上。欲其远者，药在食前，则食坠药而疾走于下。服药有疾徐，根梢有升降，气味有缓急，药剂有汤丸膏散，各须合法，无越其度也。
是故平气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则数小，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
近病远病，各有阴阳表里之分。故远方近方，各有奇偶相兼之法。或方奇而分两偶，或方偶而分两奇，此奇偶互用也。近而奇偶，制小其服，小则数多而尽于九，盖数多则分两轻，性力缓，而仅及近病也。远而奇偶，制大其服，大则数少，而止于二，盖数少则分两重，性力专而直达远病也。是皆奇偶互用，法之变也。
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
此变通之法也。始用药奇而病不去，变而为偶，奇偶迭用，是曰重方。重者，复也。若偶之而又不去，则当求其微甚真假，反佐以取之。反佐者，顺其性也。如以热治寒而寒拒热，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治热而热格寒，则反佐以热而入之。又如寒药热服，热药冷服。皆变通之妙用也。
王太仆曰：热与寒背，寒与热违。微上之热，为寒所折；微小之冷，为热所消。大寒大热，必能与违性者争，与异气者格，紧圣人反其佐，以同其气，令声应气求也。
《至真要大论》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
涌，吐也。泄，泻也。渗泄，利小便也。辛主散主润，甘主缓，酸主急，苦主燥主坚，咸主软，淡主渗泄，各因其利而行之，气可平矣。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义见上），坚得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
温之，甘温能除大热也。逸即安逸也，饥饱劳逸皆能成病，过于逸则气脉凝滞，故须行之。上者吐也，摩者按摩也，薄者即薄兵城下之义。适事为故，犹云中病为度，适可而止，毋太过以伤正，毋不及以留邪也。
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从少从多，观其事也。
从少谓一从而二逆，从多为二从而一逆也。事即病也，观其病之轻重，而为之多少也。
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
寒病宜热，然寒甚者格热，须热药冷服，此热因寒用也。热病宜寒，然热甚者格寒，须寒药热服，此寒因热用也。塞因塞用者，如下气虚乏，中焦气壅，欲散满则更虚其下，欲补下则满甚于中，治不知本而先攻其满，药入或减，药过依然，气必更虚，病必转甚，不知少服则壅滞，多服则宣通，峻补其下则下自实，中满自除矣。通因通用者，或挟热而利，或凝寒而泄，寒者以热下之，热者以寒下之。伏其所主，利病之本也。先其所因者，求病之由也。其始则同，言正治也。其终则异，言反治也。明于反治，何病不愈。
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
用寒药治热病，而热反增，非火有余，乃阴不足也，阴不足则火亢，故当取之阴，但补阴则阳自退耳。用热药治寒症，而寒反增，非寒有余，乃阳不足也，阳不足则阴寒，故当取之阳，但补水中之火，则寒自消耳。求其属者，求于本也。一水一火，皆于肾中求之。故王太仆曰：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六味、八味二丸是也。
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增气者，助其气也。如黄连之苦，本入心泻火，多服黄连，反助心火。故五味各归，久而增气，气增必夭折，可不慎与。
《阴阳应象大论》曰：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
轻者在表，宜扬而散之。重者在内，宜减而泻之。衰者，不补则幽潜沉冤矣，补则再生，故曰彰。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此彰之之法也。阳气衰微，则形不足，温之以气，则形渐复也。阴髓枯竭，则精不足，补之以味，则精渐旺也。
其高者，因而越之。
高者，病在上焦。越者，吐也。越于高者之上也。
其下者，引而竭之。
下者病在下焦，竭者下也，引其气使就下也，通利二便皆是也。或云：引者蜜导、胆导之类，竭者承气、抵当之类。
中满者，泻之于内。
中满，非气虚中满也，如胀满而有水有积，伤寒而结胸便闭是也。内字与中字照应。
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
渍，浸也。如布桃枝以取汗，或煎汤液以熏蒸。或表实邪重，药不能汗，或冬月天寒，发散无功，非渍形之法，不能汗也。
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邪在皮则浅矣，但分经汗之可也。
其慓悍者，按而收之。
慓者急也，悍者猛也，怒气伤肝之症也。按者制伏酸收，如芍药之类也。
其实者，散而泻之。
阴实者，以丁、姜、桂、附散其寒；阳实者，以芩、连、栀、柏泻其火。
审其阴阳，以别柔刚。
审病之阴阳，施药之柔刚。
阳病治阴，阴病治阳。
阳胜者阴伤，治其阴者，补水之主也。阴胜者阳伤，治其阳者，补水中之火也。
定其血气，各守其乡。
或血或气，用治攸分，各不可紊也。
血实，宜决之。
导之下流，如决江河也。
气虚，宜掣引之。
提其上升，如手掣物也。
《五常政大论》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
病久者宜大剂，病新者宜小剂，无毒者宜多用，有毒者宜少用。
大病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
药不及则病不痊，药太过则正乃伤。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便当止矣。毒轻则可任，无毒则可久任也。
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病虽去而有未尽去者，当以饮食养正，而余邪自尽。若药饵太过，便伤正气。
不尽，行复如法。
食养而犹不尽，再用药如前法以治之。
必先岁气，毋伐天和。
五运有纪，六气有序，四时有令，阴阳有节，皆岁气也。人气应之，以生长收藏，此天和也。于此未明，则犯岁气，伐天和矣。
《六元正纪大论》：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
有孕曰重身，毒之用毒药也，故者如下文大积大聚之故，有是故而用是药，所谓有病则病当之。故孕妇不殒，胎亦不殒也。
帝曰：愿闻其故，何谓也？岐伯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
大积大聚，非毒药不能攻，然但宜衰其大半，便当禁止，所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