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推原（素庵）
鼠疫初名核瘟，同治间安南已有是病，于光绪己丑辛卯间，由安南传之广西，壬辰癸已岁，渐传之广东之高州，患疫而死者数万，甲午岁传之广州，死者五六万，乙未年高州又起，钦廉亦相继而作。据云当时病家于地板下得死鼠无算，始知疫从地气而来，鼠先染疫而死，死鼠秽气熏人，感之即病。于是医家用防风通圣散、活血解毒汤，颇著奇效。其核多生于两腋两腿弯，负痛甚剧，须以分治之法治之，方得平复。丙申岁传之雷琼一带，丁酉岁广州复作，己亥岁传之惠州，庚子岁由惠州而传之汕头潮州，辛丑岁传之福州，兼及泉州，是年榕城死者亦数万，厥后施治得宜，遂无大患云。
辨症浅说（素庵）
鼠疫者，疫之又一名，症之又一种，无鼠之疫，疫不及鼠，有鼠之疫，鼠先受疫，鼠疫又名核瘟，言是症之必见结核也。盖疫毒恶血凝结成核，核痛甚剧，审是则鼠疫之必夹核，核瘟之必夹瘀益明矣。然亦有鼠疫而核未即发现者，核瘟而未即见死鼠者，二者苟得其一，便是鼠疫之据。倘使医者不问病家之有无死鼠，不问病人之有无结核，辨证不得其要，必致非鼠疫而误指其为鼠疫，是鼠疫而不知其为鼠疫，贻误良非鲜浅。总之有鼠无鼠，有核无核，界限分明，乌可混视，安得不慎之又慎耶？
验鼠法（素庵）
染疫之鼠，质坚毛松，眼赤睛突，每于夜间，觅水恣饮，阳光照射，毒发即死，多见于水渠之上，水瓮之旁。西人曾将疫鼠剖验，躯质不变，惟肠间满积瘀血，与不染疫之鼠迥异。故人触其气立病，猫食其肉立死。闽粤香港之医，检验所说佥同。
鼠疫探源说（《汇编》）
罗芝园曰：昔之论瘟疫者，皆曰风寒暑湿燥火之六气。自明末时吴又可起，从而辟之，曰：六气者，天地之淫气，常有者也。疫气者，两间之戾气浊气，不常有者也。斯言也。征之老子而可见，老子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凶年之后，必有瘟疫。是知以兵燹而致旱涝，以旱涝而酿疵疬，此瘟疫所由起也。自后论疫气者，皆主其说。陈修园先生更添病人之毒气，又兼言夫继起，不第言夫初起也。友人吴子存甫，据鼠死疫作，直断为地气，言之凿凿，亦不为无见，然律以动静互根之义，无天气之鼓荡，焉能使地气之发舒？则言地气者，必兼言天气，其说乃全。但天气远而清，人所难见，地气近而浊，人所易见耳！统而言之曰：天地之气足矣。言疫气所从入，吴又可吴鞠通杨玉甫皆谓独从口鼻入，玉甫又据天气为清邪，独从鼻入，地气为浊邪，独从口入。修园谓天地之气，暗中摩荡，从毛孔入，病人之气，当面喷薄，从口鼻入，似不必拘。盖自其分而言，则曰天地人之气；自其合而言，则曰混杂之气。何能隔别使何气从口入？何气从鼻入？何气从毛孔入乎？主口鼻入者，对风寒由毛孔入而言，别样疫证可说得去，惟鼠疫实说不去。其先起核而后身热者，必由毛孔入，由外而入内。其先身热而后起核者，必由口鼻入，由内而入外。此证之犁然各别者也。所论虽属探原，究无关治病之轻重，管见偶及，用以质诸高明。吴子存曰：光绪十六年冬间，鼠疫盛行，疫将作则鼠先死。人感疫气，辄起瘰疬，缓者三五日死，急者顷刻。医师束手，间有打斑割血，用大苦寒剂得生者，十仅一二而已。先是同治间此证始于安南，延及广西，遂至雷廉沿海城市，至是吴川附城作焉。明年正月，梅绿黄坡及信宜东镇皆有之，三月后高州郡城亦大作，毙者每以二三千计，离城市稍远者，染得病归，村乡亦有之。四月后，则瘰疬者鲜死，死者又变为焦热衄血疔疮黑斑诸证。初有知广西雷廉之事者，劝诸人亟逃，人皆迂之，久之祸益剧，乃稍信前说，见鼠死则尽室以行，且多服解毒泻热之品，由是获免者甚众。越端午，乃稍稍息事，后细询中疫之家，乃叹曰：信哉此地气非天气也，何者？同一邑也，城市者死，山林者免焉。同一宅也，泥地黑湿者死，铺砖筑灰者免焉。暗室蔽风者死，居厅居楼者免焉。况一宅中婢女小儿多死，坐卧贴地，且赤足踏地也。妇人次之，常在室也。男子静坐又次之，寡出不舒散也。且疫作时，其宅每热气从地升，猛者如筒烟上喷，缓者如炉烟缭绕，触之则头晕目赤，而心燥急，取凉风吹解，病乃可救。当其时宅中人为气所感，懵然不觉也。旁观者见热气自足而胫而股而腰，若不出见风，热气逼至胸膛喉舌间，则病作矣。有平时在墟市得病者，舁归家，其轿门迎风者愈，闭轿门者竟死。且有棺殓将葬，盗尽窃其衣服，夜得风露凉解遂生者，其故亦了然矣。所可恨者，富贵之人，珍重太过，不敢见风，不肯服寒峻之品，遂至韫热不救，至婢女得病，又虑其传染，病未甚即弃置不顾，此真俗见之误也。夫鼠穴于土中，受地气独早也，顾其死者目必突而赤，顷刻有蛆，气极臭秽，移置他处，转面向风，勿触其气。尝有鼠朽腐箱内，妇女开箱触其臭，即晕跌死。有见死鼠甚巨，舞摩玩弄而后瘗之，归坐即死。有鼠将死而猫噬之，猫死，人食其猫人死。高州人外瘗鼠处，牛龁其草牛死，犬亦如是。彼鼠之生者，则渡水远逃，常衔青草，但不知此草何名，可以作治疫之药否？所逃之处，则皆清凉近水之区也。既而匪徒遍传放药，藉端滋事，人心惶惑，或谓是疫皆毒药所致，识者非也。所虑者广西雷廉，二十年来皆十一月疫起，五月疫止，城市者重，村落者轻，恐高州亦难免后祸。吾不知医，无从剖析方剂，姑就所闻于朋友者，述其避法治法于后。
避疫说（《鼠疫治法》）
吴子存曰：避之之法，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闻近邻有鼠死，即要时时照察，埋鼠时掩鼻转面，勿触其气，如误触其气，急取逆风吹散之。此《内经》所谓避其毒气，天牝（鼻也）从来，复得其往之法也。并宜时常用如意油拭鼻，以避邪气。家中人不可坐卧贴地，奴婢小儿，俱要穿鞋，农人亦宜穿草鞋，以隔地气。（分界各村赤脚者多死，后俱穿鞋遂安。）疫势稍息急，即宜遽避，得大树下阴凉当风处为妙。（树下避疯，外夷法也。验之本地屋在树下俱平安。）或泛舟水上尤妙，否则居近水当风处亦佳。雷廉十余年，凡船户及蜑家，即渔户棚，从无犯此证者可知也。水以大江大溏为胜，若止水小溏，当疫发时，无不翻底黄浊者，然仍胜于无水处，若不得近水，则岭顶四面当风处亦好，（各乡避居岭坳者有祸，居岭顶者安，得风故也。）居城者，能上城堞避之亦可，（高州居城堞者俱平安。）倘无处可避，则每日全家男女俱出屋外，有树木处，高坐吹凉，夜间回家，仍要开窗透风，且用极幼细之沙，厚铺床底，将房间屋瓦拆开见天，自然平安。设避居他宅，必须清凉疏爽，不可众人拥杂一处，反易致病。倘或感病，即时移出大树下当风处，必要高床高凳，切勿近地，若近地则感受毒气，更速之死。观避出而睡平地者，死反多于在家，其故可知也。平时不可食煎炒太热物，不可饮冷冻汤水，男女或因房事感起者难救，尤宜戒慎节欲为是。
论《巢源》、《千金》恶核（素庵）
考之古人书中，初无所谓鼠疫，而乃与今之鼠疫若合符节者，恶核是也。名虽不同，理实一致，偶录数节，以备参稽。《巢源》曰：恶核者，肉里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此风邪挟毒所成，其亦似射工毒，初得无常处，多恻恻痛，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又《千金》曰：恶核病者，肉中忽有核，累大如梅李核，小者如豆粒，皮肉瘆痛，壮热（疒森）索恶寒是也。与诸疮根瘰疬结筋相似，其疮根瘰疬，因疮而生（疒森），似缓无毒。恶核病卒然而起有毒，若不治入腹烦闷杀人。皆由冬月受温风，至春夏有暴寒，相搏气结，成此毒也。但服五香汤主之，又以小豆末傅之，亦煮汤渍时时洗之，消后以丹参膏傅之，令余核尽消。凡恶核初似被射工毒，无常定处，多恻恻然痛，或时不痛，人不痛者便不忧，不忧则救迟，救迟即杀人，是以宜早防之，尤忌鱼鸡猪牛马驴等肉。其疾初如粟米，或似麻子，在肉里而坚似疱，长甚速，初得多恶寒，须臾即短气，速服药令毒散止，即不入腹也，入腹则致祸矣，切慎之。又曰：恶核㾫病瘭疽等，多起岭表，中土鲜有，南方人所食杂类繁多，感病亦复不一，仕人往彼，深须预防，防之无法，必遭其毒，惟须五香汤、小豆散、吴茱萸皆其要药。按伊古以来，事有万变而莫测者，断之以理则一也。病亦有万变而不穷者，治之以法则一也。矧其恶核与鼠疫，明明一致者乎，连属而载之，比类而书之。窃思鼠之生灭于人间，不自今日始也，即鼠之足以酿疫，亦不自今日始也。古人仅发明病之由于核，而未曾发明核之由于鼠。兹引千金诸书所云恶核，以为鼠疫之一大明证，高明者幸勿哂其臆度也。
附：杂说二则
赵州师道南，今望江令师范之子也，生有异才，年未三十卒，其遗诗名《天愚集》，颇有新意。五言如“海霞明雁路，松日淡僧衣，一庭如野阔，双鹤并人长。”均系未经人道者。时赵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即伏地呕血死。人染其气，亦无不立殒者，道南赋鼠死行一篇，奇险怪伟，为集中之冠，不数日道南亦以怪鼠死，奇矣。（《北江诗话》）
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邱墟。乱定之后，孑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或在墙壁中，或在承尘上，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病者，病皆骤然而起，身上先坟起一小块，坚硬如石，颜色微红，扪之极痛，旋身热谵语，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此处甫割，彼处复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于道路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老子云：师之所处，荆棘生焉，信矣。马星五观察驷良，云南人，为余说如此，盖其所亲见也。（《曲园笔记》）
论证一（《汇编》）
温疫者，天地之戾气浊气，酿为热毒，中于人，亦证见热毒，故曰温。家家如是，若役使然，故曰疫。其病皆热无寒，有表证，无表邪，宜解肌，禁发表。其轻者如赤眼发颐之类，其重者如头肿颈胀之类，然只见于一处一年，未有见于处处年年，如鼠疫之甚者，噫！异矣，惨矣。其初起也，有先恶寒者，有不恶寒者，既热之后，即不恶寒，有先核而后热者，有先热而后核者，有热核同见者，有见核不见热者，有见热不见核者，有汗有不汗者，有渴有不渴者，皆无不头痛身痛，四肢酸痹，其兼见者，疔疮斑疹，衄嗽咯吐，甚而烦躁懊憹，昏谵颠狂，痞满腹痛，热结旁流，舌焦起刺，鼻黑如煤，目瞑耳聋，骨痿足肿，舌裂唇裂，脉厥体厥，种种恶症，几难悉数，无非热毒迫血成瘀所致。故古方如达原饮、消毒饮、解毒汤、败毒散，近方如银翘散、桑菊饮等，皆能消热解毒，然用之有效有不效何哉？以有清解热毒之药，而无活血去瘀之药也。可知用清解者尚误，更可知用温补者益误矣。或曰：有用凉剂愈者，此必热毒初起，血未成瘀之时。或曰：有用补剂愈者，此必热毒已解，瘀血已下之后，然可偶效，断不可常效。惟王勋臣活血解毒汤，虽制以治霍乱之疫，然治此证，实为得宜。其论证曰：热毒自气管达于血管，将气管凝结，壅塞不行，恰与此证合。其制方则解血毒，清血热，活血瘀，亦恰与此症合。十七年阅得此方，于无可救药之时，偶一试之，不意其竟著奇效也。夫治病以本病为重，标病为轻，此证热毒本也，瘀血标也，而标实与本同重，故标本未甚者，原方可愈，标本已甚者，又非原方可愈。故于重危之证，传表宜加白虎，传里宜加承气，毒甚宜加羚犀，是不欲以轻剂治重病也。自后详求博访，十九年访知西藏红花去瘀捷效，重危之证，必要连追三服，遂增前法，是又不欲以缓服治急病也。二十年访知生竹茹止吐，遂将吴刻增损，除其统用下法二方，分别重危证服法治案九则。二十一年试知误艾火，误参术，误时日，皆有可救。强壮之重危证，三服仍热，与热退复热，及初起证见至危，又非前法所能效，并访知复病猝死之故，又增前法，并治案三则，是又合重剂急服，以治重急病也。以上立法，大纲已具，可十愈八九矣。秋初渡琼，购书数种，更有所悟，而著效益奇，前谓不可减少减轻者，为初证言耳。如连追后汗出热清，可减除柴、葛，毒下瘀少，可减轻红花，并可加减以滋阴退热，亦可加减以补虚消核。更得清气热法，清荣热法，表里双解法，三焦合治法，增液助汗法，增液助下法，复脉救危法，厥证急下法，并善后二法，稍为增入，以补前法之未备，虽未及详细，只取简明。庶治鼠疫者，不混于他疫，于世不无小补焉耳！
论证二（《汇编》）
疫由天地之气固矣。然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此常理也，何以变而为疫？吾尝验于城市乡村间，而知其故矣。盖城市污秽必多，郁而成沴，其毒先见。乡村污秽较少，郁而成沴，其毒次及。故热毒熏蒸，鼠先受之，人随感之，由毛孔气管入达于血管，所以血壅不行也。血己不行，渐红渐肿，微痛微热，结核如瘰疬，多见于颈胁腌膀大腿间，亦见于手足头面腹背。尔时体虽不安，犹可支持，病尚浅也。由浅而深，愈肿愈大，邪气与正气相搏而热作矣。热作而见为头痛身痹，热甚而见为大汗作渴，则病已重矣。若热毒愈深，瘀血愈甚，泛见于外则疔疮，逆而妄行则衄咯，疫毒深入则谵语等证，皆危证也。若疫气由口鼻气管入，热毒直达脏腑，初病暴作热渴，痛痹昏懵等证，或疫证盛时，猝不省人事，手足抽搐，面目周身红赤，皆未见有核，病四五日，即见目瞑耳聋唇焦舌黑等证，其病更深，其证更危，甚而服药即吐，牙关紧闭亦可救，救法载各证治法条下。至脉厥体厥，面青面蓝，与喷血不止者，更可知矣。至危之证，有热后见核者，其初虽与伤寒伤风同，然绝不同也，盖此由热盛咳嗽，无鼻涕头痛，无项强渴甚，喜冷饮，热后不怕风，并见神气昏迷，手足酸痹，且脉右盛于左，相类而实不类，其猝不省人事，手足抽搐，亦与风证脱证异。盖风证脱证，面目周身不红赤也，细辨自知。见核作热，在出麻痘之时，亦宜服此方，以此证至危至速，此方亦兼治麻痘，即有热无核，而虑其同麻痘，验之两耳尾两中指尖不冷，知非麻痘也。服药后口嗽瘀血，小便如血，大便下血，妇女非月信血至，系瘀血外行为顺证，不必虑。初愈后手足微冷，气血未达也，与本证之热厥异，与虚寒之寒厥亦异，经一昼夜自暖。愈后七八日不大便，津液未充也，与前之热毒秘结异。愈后身与足浮肿，气复而血未复，气无所依附也。与气滞而郁之气肿异，与水泛而溢之水肿亦异，二三日血复自消。重危之证，初不急追多服，日夜惟二服，至六七日汗出瘀下病愈。人困几无人色，昏昏熟睡，脉亦和缓，无汗，困也，非脱也，以上四证，皆足骇人，切勿温补寒下，破气利水，以致虚而又虚，热退复热，余见多矣，无庸慌张，惟食取清润，药用滋阴，发静调养，十余日愈矣。证已属热，药忌补散，凡麻、桂、姜、附一切焦燥温补之药，初不宜用，即热未尽除，核未尽消，仍不宜用。芩、连苦寒，清热必用。然苦寒化燥，尤不可过用。各有专经，亦不可紊乱用。详见《瘟疫论》诸书，黄、硝善下，攻邪必用，然亦未可骤用，盖初病发热，邪尚在表，遽下必陷入里，必见胀痛结流，及脉厥体厥，六证见一，方可速下，宜速下者不宜迟，宜重下者不宜轻，若老弱宜酌下，切勿迟疑自误。即退热之药，亦有未可误用，如地骨皮能治骨蒸虚热，何首乌能退入里阴邪，此证误用，必引邪深入，热难退而足肿矣。热清核未尽消，仍宜戒口，凡生冷热滞有毒等物，切不可食。初起微热，固忌艾火房事，热初退尤忌冷粥热粥，悲伤恼怒，亦忌饱食。夫鼠疫阴也，血亦阴也，以阴感阴，最为易人，妇女属阴，中毒尤多。故其证每起于阴盛之时，而消于阳盛之候。
【郑按】：论症及禁忌，将鼠疫病情，抉剔无遗，简练精当，洵为不朽之言，非十年临症，细心揣摩，未易具此大识力。
【埙按】：罗氏剖察病情，如老吏断狱，罗列治法，如名将谈兵，以活血去瘀之方，划清主治鼠疫界限，允推千古只眼。
各证重轻辨（《汇编》）
核小色白，不发热为轻症，宜戒口戒色，切不可忽，亦宜急治。
核小而红，头微痛，身微热，体微酸痹为稍重证。若面目红赤，旋必大热渴痛痹，照重证治。单核红肿，大热大渴，头痛身痛，四肢酸痹为重证。或陡见热渴痛痹四证，或初恶寒，旋见四证，未见结核，及舌黑起刺，循衣摸床，手足摆舞，脉厥体厥，与疫证盛时，忽手足抽搐，不省人事，面身红赤，不见结核，感毒最盛，坏人至速，皆至危证。
辨脉
《伤寒论·辨脉篇》曰：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洁也。浊邪中下名曰浑也。阴中于邪必内栗也。经文止此首句论脉，下数句言邪中三焦，阴阳为邪搏激，寸口之脉必紧。仲景论热证，止此数句，而不见方。想当时必有其书，但久经兵燹，故散亡耳！此后人所凭以诊温证之脉，即凭以诊瘟疫之脉也。
吴又可论瘟疫之初起，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痛身痛，其邪在伏脊之前，肠胃之后，热邪传表则脉浮而数，传里则脉沉而数。
吴鞠通论瘟疫初中上焦，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传至中焦在表则脉浮洪躁甚，在里则脉沉数有力，甚则脉体反小而实，更甚则脉沉伏，或并脉亦厥，传至下焦，或见沉实，或见躁盛，或见沉数，或见虚大，或结代，或见细促，甚有两至与无者。
杨玉甫论瘟疫初起，脉不浮不沉，中按洪长滑数，右手反盛左手，总由怫热郁滞，脉结于中故也。凡浮诊中诊，浮大长而有力，伤寒得此脉，自当发汗，麻黄桂枝证也。温病初发，虽有此脉，切不可发汗，乃白虎泻心证也。死生关头，全分于此。若热之少阴，则脉沉伏欲绝，非阴脉也，阳邪闭脉也。凡伤寒始本太阳，发热头痛，而脉反沉，太阳证而见少阴脉，故用四逆汤温之。若温病始发，未尝不发热头痛，而脉见沉涩而小急，此伏热之毒，滞于少阴，不能发出阳分，所以身大热，而四肢不热，此名厥。正杂气怫郁火邪闭脉而伏也，急以咸寒大苦之味，大清大泻之，固不可误为伤寒见少阴，而用四逆汤以温之，温之则坏事矣。亦不可误为伤寒见阳厥，而用四逆散以和之，和之则病甚矣。盖热郁亢闭，阳气不能达于四肢，故脉沉而涩，甚至六脉俱绝，此脉厥也。手足逆冷，甚至通身冰凉，此体厥也，即仲景所谓阳厥，厥浅热亦浅，厥深热亦深是也。下之断不可迟，非见真守定，通权达变者，不足以语此，手足微厥者不可下，凡温病中诊洪长者轻，重则脉沉，甚则闭绝，此辨温病与伤寒异治之要诀也。
【罗按】：温症始于太阴肺，肺为右寸，仲景先师曰：寸脉紧，紧者即后人所谓数。见汪讱庵素难经注。吴又可云：不浮不沉而数。吴鞠通云：不缓不紧而动数。杨玉甫云：不浮不沉，中按洪长滑数，右手脉盛于左手，则初证之脉数。诸说所同，惟右盛于左，玉甫所独，则诊鼠疫初证之脉，如见不浮不沉不缓不紧而数，右盛于左，兼初起四肢痿痹，可知无核之鼠疫矣。至传变诸脉，三家大略相同。
【郑按】：鼠疫盛行之时，凡初证中按有数象，右盛于左，且肌热肢痹，眼赤口渴，核即未见，亦是感疫之证，决不可作风寒治，误服辛温之药，如麻桂荆防羌独活之属。若核既见，或已误药误时，当信守本方加减，舍脉而从证，盖此时热沸毒聚，瘀凝血壅，络脉不舒，切亦不准，况证至危重，有邪闭清窍，脉伏而涩，亦有闭甚无脉者，若沾沾然拘守脉法，于三指下推寻，甚无当也。
又按：张石顽有云：时疫之邪，皆从湿土郁蒸而发，土为受盛之区，平时污秽之物，无所不容。适当邪气蒸腾，不异瘴雾之毒。人触之者，皆从口鼻流入，而至阳明之经，脉必右盛于左。可见杨玉甫所云：右手脉盛于左手，亦有所本。罗广文引之为证，可为司命者独具手眼。然此可为初起之证立切脉之法，若至危重变候，则脉又不足凭矣！
【埙按】：疫证初起，吴又可云：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杨玉甫云：不沉不浮，中按洪长而数，右手盛于左手，皆言其常，非言其变也。然疫脉奇险诡怪，无一不有，安可以万变之证，而预隶之于脉乎？吴山甫《脉语》曰：东垣著《此事难知》。谓脉贵有神，有神者有力也，虽六数七极三迟二败犹生，此得诊家精一之旨也。节庵辨伤寒脉法，以脉来有力为阳证，沉微为阴证，此发伤寒家之蒙瞽也。杜清碧诊论曰：浮而有力为风，无力为虚；沉而有力为积，无力为气；迟而有力为痛，无力为冷；数而有力为热，无力为疮。各于其部见之，此得诊家之要要也。以上数则，皆诊脉要旨，一隅三反，尤贵心领神会，勿拘拘于三指间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