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绪 论
中风病在中医学理上，实为一大疑问，只缘名义乖错，遂令事实混淆。举凡昏瞀卒仆、㖞斜不遂等证，统谓之中风，统以祛风药主治。数千年来暗如长夜，不知枉杀多人。河间、东垣、丹溪、景岳各家，因疑生悟，投杼而起，因火因虚，因痰郁，因内伤积损，另出手眼，可谓野岸渔火，暗室一灯。明清以还，喻嘉言、徐灵胎、缪仲醇、叶天士等，发明虚风、暗风、热极生风，阐说水不涵木、风阳上冒、肾阴不濡、肝阳化风等义理。其于病理切合者，全活不少，壁垒为之一新，在医学治疗上，不可谓非进一步的好现象也。然纠缠风字，特易古人之外风而为内风，易古人之实风而为虚风，易古人之风自外中，而为风自内发。关键，对于本病区域在脑，仍未了解，其种种发病之所以然，更无论已。近代风门作家，首推张伯龙、张山雷二氏。伯龙著《类中秘旨》，在逊清光绪初，其时西学通中国未久，伯龙能实指其病之区域在脑，实指其昏瞀卒仆、㖞斜不遂等病理，在主管知觉运动神经之大小脑部，铲除过去思想之旧基，启发未来研究之新径，诚难能而可贵。而又上引《内经·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及“脉解篇”，内夺而厥则为喑俳各条，以为此病铁板注脚，参用西法脑充血等说，谓中说之风阳上冒，即西说之血冲脑经，开中西汇通之先导，不宁中风在中国医学历史上实为最光荣的一页。张山雷谓《素问》以后无人知此病情，至今始有治法正轨。伯龙此篇开后世觉悟之门，诚非虚誉。山雷所著《中风斠诠》，就伯龙所著，扩充发挥。伯龙学理，大半由《内经》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一条悟出。山雷则触类旁通，并征引《内经》大怒则形气绝，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暨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热瞀瘛，皆属于火；发生之纪，其动掉眩巅疾；巨阳之变，发为眴仆等，多至二十余条。详引博征，直穷到底，诚足以补伯龙未及，而济外风之偏。但二家均笃信内风，拘拘于肝阳化风一说，局局于潜阳息风一义，不知外风内风，不过脑病因素之一。脑之所以能致此等证象者甚多，如脉管病变，动脉瘤形成，血液因之外溢成脑出血；脑肿疡由外迫压，脑水肿由内迫压，循环因之障碍，成脑贫血；均发现上述各证象，此为外风乎，抑为内风乎？如大动脉硬化，右心房瘀血，甲状淋巴腺肿，成脑充血；神经胶质泛发性增殖，脑实质硬固，机括不灵，成脑硬化；均发现上述各证象，此为外风乎？抑为内风乎。又如化脓菌浸入，脑组织腐化成脑脓疡；脑髓液汁潴积，脑室扩大，成脑水肿；心脏瓣膜崩坏，嵌入脑动脉，成脑动脉拴；花柳毒侵袭，若着脑底成脑梅毒；以及出血性硬脑膜内层炎，硬脑膜静脉窦血塞、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痉挛性脊髓麻痹、脊膜痨等；亦均发现上述各证象，此为外风乎，抑为内风乎？凡此不过举其大略。且不惟脑实质、脑膜、脑所属之神经系统自病发现上述各证，此外泌尿系之肾病，如肾脏炎、肾萎缩、滤尿功能不全，血压亢进，均能诱起本病。循环系之心病、肝病，如心脏肥大、动脉硬化、肝脏炎肿、静脉瘀血，亦能诱起本病。其邻近脑部之坏疽脓菌易侵袭者，更无论已。可知能发现上述昏瞀卒仆、斜不遂等证之来源，万绪千头，更仆难数。谓内风犯脑，能现此等证象则可，谓此等证象全属内风，则不可。故古人之误，误在将此等证象全指为外风。近代之误，误在将此等证象全指为内风。从调和方面说，外风能犯脑，内风亦能犯脑，两者均不错误。就严格方面说，脑病不仅为外风，亦不仅为内风，两者均属错误。伯龙《秘旨》词意浑朴，虽明辨古人错处，纯在义理上推究，不失学者态度。山雷《斠诠》则主张太过，意气汹汹，妄逞词锋，抹杀一切，其不能曲为解说者，不斥为此古人错误，即指为后人改窜，或疑为脱简讹佚，竟谓《素问》无以此等证象为外风者。曲解诸暴强直，皆属于风；病起疾风，势如霹雳各条。竟谓《金匮》《甲乙》所论中风，纯是内风误作外风。《金匮》《甲乙》开其端，《千金》《外台》承其弊，并斥《甲乙》为文妖。竟谓西人据解剖所见，仅能言其已然之病状，未能言其所以然之病理，亦未闻有切实之治效。似此不惟武断古人，并武断西说矣。可知山雷对于西学未极深研稽，亦无真正认识，所以对于本病，拘虚执一，不能彻底觉悟，其弊正座于此。
山雷为近代医林巨擘，著作等身，素所钦佩。方今医学晦盲，茫茫海内，得一知己，良足欣慰，何忍议礼成讼，校书成雔。所以不得不辨证者，外风之误，汩没后人灵机几二千年，若再误于内风，尽掩天下耳目，引入魔道。遑论二千年，二百年，再混治二十年，全国之大，死人数量，何止万千，民之何辜，遭此荼毒，勿宁开罪于畏友，不忍遗祸于天下苍生。为明理计，为活人计，所以徘徊瞻顾而不能已于言者也。
中说名中风，西说亦名中风。西说又称脑血管意外，或称为急性脑血管疾病。系脑部或脑之颈部动脉病变所引起，因之脑局灶性血液循环障碍，致急性或亚急性脑损害症状，故口眼㖞斜，半身不遂，语言謇涩，甚者昏迷不省人事。中风者风之含义，指风之特性数行善变而言。中风之共同特点，为起病急骤，往往一瞬间、几分钟、数小时，至多一至二天脑部损害症状达到高峰。苟果患者幸存，多在短时间内，或数分钟，或一二天内，其症状部分或竟完全好转。多数在数周内可有明显好转，病情稳定，但运动、语言、神志等功能恢复缓慢，后果如何，估计难矣。脑之血液供应，由颈动脉系统及椎动脉-基底动脉系统所主，颈动脉系统支配大脑半球前五分之三血液供应，主要分支为颈内动脉、大脑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大脑半球后五分之二部分（枕叶和部分颞叶）、丘脑后半部、脑干、小脑，则由椎动脉-基底动脉系统供应。两侧椎动脉至桥脑腹侧后缘互相联合成为基底动脉，由基底动脉分支供应脑干和小脑，在脑底部基底动脉前端分为两大脑后动脉，支配枕部、部分额叶及丘脑后部。大脑前动脉由前交通动脉使之两侧互相联结，故尔在脑底部形成脑基底动脉环。脑血液循环之生理与病理，与其他组织大相径庭。脑仅占整个体重的百分之二至三，而所需要的血液供应占心搏出量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脑组织的耗氧量亦高，每二十四小时为六十五公升，占全身组织耗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脑组织蛋白质在缺血、缺氧之时，其瓦解速度远较其他组织为快，比心肌蛋白质约快二十五倍，比骨骼肌蛋白质约快八十倍，一旦血液供应有障碍，后果十分严重，此真乃“数行善变”者也。脑组织对付缺血、缺氧，实乏回旋余地，因脑组织几乎无氧及葡萄糖的储备，若脑部血液供应障碍造成缺氧和葡萄糖不足，则迅速可致脑功能紊乱及脑组织破坏。脑血液供应停止六至八秒后，脑灰质组织内即无任何氧分子，血供停止十至十二秒，即可出现神志障碍，一分钟后神经元功能恢复即缓慢，三至四分钟后脑组织内游离葡萄糖均消耗殆尽，神经元细胞功能难望完全恢复正常，停止四至五分钟后脑神经元细胞开始坏死。是故中风一证，不但发病急骤，并常易导致死亡和病残。
中风一证，分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中风两大类。出血性中风有二：一曰脑出血，二曰蛛网膜下腔出血。缺血性中风有三：一曰短暂脑缺血发作，二曰动脉硬化性脑梗塞，三曰脑栓塞。出血者，以止血为本，塞因塞用；缺血者，以活血为本，通因通用。大法不错，辨证中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治疗效果，必当更上层楼。
伯龙、山雷二家之学多从《素问》大厥、薄厥各条悟出，厥之古义，含有头之意义。汉书诸侯王厥角稽首，又胡人工金为兜鍪者，号曰突厥，其义甚显。厥病即脑病，《素问》巨阳之厥，阳明之厥，厥成为巅疾，厥阴所至，为巅疾走呼，皆为此良好注脚。脑指病之区域所在，厥状病之现象构成，言厥而脑之受病包含在内。倘使古人对于本病，不名中风，名曰风厥，则以下热厥、寒厥、痰厥、气厥、虚厥均不烦言而解。虽不知病在脑，尚可知病之为厥，虽限于时代，尚不限于义理，何致数千年如长夜，至今如许前贤，未能摆脱勘透，一字之差，群生之厄。荆公误解泉府，仅祸及一时，此祸及数十世。倘非金元明清以来，各家反复辩论，而西学东渐，又为反面促助之良友。予生今之世，为今之人，得集各家大成，旁采西说生理病理，一会其通，尚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昔杨子草玄，桓谭以为绝伦。此篇之作，不过学术至今日，本有欲明之机，予乃得推演乘机以明之，兢兢焉惟求此项学理之解决而已，何敢称绝。今因国难入川，僻居深山，始得暇笔之于书。感时势之杌陧，伤年华之迟暮，摩挲故剑，击缺唾壶，又不禁老泪潸潸然下也。
第二编 辨证《类中秘旨》
张伯龙曰：类中一病，卒倒无知，牙关紧闭，危在顷刻或见痰，或不见痰。李东垣主气虚，刘河间主水不制火，朱丹溪主湿盛生痰。薛立斋、赵养葵主真水竭、真火虚、肝郁脾伤及诸虚所致。
冉雪峰曰：此《秘旨》全篇提纲也。风者六淫之一，中者如矢之中的，此就名称言也。如就病理言，倘不犯脑，并不发现世俗所谓中风各证象。假使犯脑，则顷刻之间卒倒无知，牙关紧闭，是此等证象，为脑病而非风病。即曰风邪犯脑，亦是中风性一部分之脑病，非凡百脑病，均可统归中风一个范围此项义理，甚属明显。今有病者于此昏瞀卒仆、斜不遂，病家必曰中风，医家一曰中风，亲友过路人见者，亦莫不曰中风中风。盖学理既多含糊，错误已成习惯。我国泥古习气太深而医家又笃守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汉学重考据，晋唐余风未熄，葛洪《肘后》孙思邈《千金》王焘《外台》，均以方名均是守古方医今病，重方剂而不重义理，可想见当年情况。金元以来，世风丕变，趋向义理途径，学术环境因有发展之机会刘李朱张各家，由事实之阅历，经学理之研究，感觉昏瞀卒仆斜不遂，世俗所谓中风等证象，并非有何物风，亦非有何样中，因之打破中风牢笼，由外因对面悟出内因，而主气虚，主水不制火，主湿盛生痰，主真水竭真火虚，主肝郁脾伤及诸虚所致等等，另出手眼，别开研究新的途径。因不曰风而曰类不曰中风，而曰类中，类中名称不啻医界学术革命所留遗的痕迹。然既非风，何云中，又何云类。既云类矣，则非风甚明更将焉中。类中二字，在今日医学名称上实为一不通名词。伯龙力辨中风之误，而又袭用类中之名，除得风字，未除了中字尚未尽摆脱俗障。名之不正，言何以顺，此辨证风、辨证中辨证类中，开宗明义，所以必先正名也。
张伯龙曰：刘河间谓凡百风病，多因热甚而风燥者，为其兼化以热为主。俗云风者，言末而忘本也。所以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也，亦非外中于风也。良由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也。多因喜怒忧思悲惊恐，五志有所过极，而卒中者，皆为热甚故也。若病微则但僵仆，气血流通，筋脉不挛，缓者发过如故。或热气太郁结壅滞，气血不能宣通，阴气暴绝，则阳气孤竭而死矣。
冉雪峰曰：河间力排千古错误，明言非外中于风，似已大觉大悟，当学术晦盲，数千载蔽痼之时，首创此惊人之语，不可谓非朝阳鸣凤。查河间宿根甚深，故颖悟甚捷，在金元四大家中，学谊实为首屈一指。其言曰：非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也，亦非外中于风也。不惟辨证外风，并辨证内风，其言何等明白，何等畅晓。惜于非肝木之风方面，少继续切实发挥，只于字句间泄漏春光，是河间之心内明，而河间之书内未明。且尔时无西学考证，不知病之区域在脑，不知昏瞀卒仆为脑的知觉运动神经病变，犹未达一间。后人又滑口读过，不达非肝风实甚之旨，否则虚风、胃风、肝风，种种内风，后世许多葛藤，均早扫除。其谓凡百风病，多因热甚而风燥者，为其兼化以热为主，曰兼化并非后世拘守热极生风一途之独化，谓心神昏瞀，卒倒无知，多因喜怒忧思悲惊恐，五志有所过极。曰五志，并非后世偏重肝木主惊之一志，并谓阴虚阳实，热气怫郁，阴气暴绝，阳气孤竭云云，则后世下虚上实，水衰火旺，内风旋动，阳化为风等义理，已早包涵靡遗。惟言俗云中风，言末忘本，而卒中皆为热甚，其意盖指火热为病之根本，火热为病之来源。盖河间生平学理，所得在于火热，故于火热方面，发挥较透，其释风病亦以火热为言。而限于时代，能知其非风病，不知其为脑病，后人不从未勘透处阐发，而惟于其偏执者推演，致令古人误为外风，今人又误为内风，始终在风的旋涡盘旋，此非河间之误，乃不善学河间者之自误也。
张伯龙曰：按东垣言气虚，而治法用和脏腑，通经络，攻邪药多于扶正，屡试少验。大约此证，由于肝肾虚者多，单言气虚，立论已偏，而补气之方，如王清任《医林改错》，用黄芪四两为剂，加入通络药数品。余始见其说，似乎近理，且与东垣气虚之旨吻合。遂于中风口眼㖞斜、瘫痪等证用之，屡试不验。及后细思，河间谓将养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丹溪又赞之曰，河间谓中风由将息失宜，水不制火者极是。而立斋养葵，亦云真水竭，真火虚，肝郁脾虚，及诸虚所致。又细参厥逆一证，《内经·调经论》，岐伯曰：“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有者为实，无者为虚。”今血与气交失，故为虚焉；血与气并，则为实焉。血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按此即时人所谓卒倒暴仆之中风，亦即痰火上壅之中风，而不知由于下虚也。然上实者，假实也，其有甚者，亦宜稍为清理；下虚者，真虚也，若无实邪可据，则当培补其下。又西医以中风证为血冲脑气筋，谓人身知觉运动，专由于脑，可以兔与鹊试验。余以二兔试之，用锥一伤其前脑，确然僵卧如死，而能饮食，十余日不死。一伤其后脑，时时跑走，遇物碍之则仆，不知饮食，数日即卧毙。余因此而悟及《内经》血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必死，即俗言卒倒不知人事之谓。气复返则生，不复返则死数语，益信西医血冲脑气筋之论，与《内经》暗合。盖此证皆由木火内动，肝风上扬，血气并走于上，冲激前后脑气筋，昏不知人。但木火上冲有虚有实，其实者如小儿之急惊，周身搐搦，用清肝通大便药一二剂即愈。其虚者则真水枯竭，水不能涵木，肝风内动而上扬，冲动脑筋，因而口眼㖞斜，手足搐搦，口不能言。余习医十余年，于此证留心试验，除小儿惊风外，实证其少，间或有之，亦用清火药数剂而愈。切不可用风药，再行升散，愈散则愈动，因此而气不反则死，真如《内经》所言。其余多由于将息失宜，水虚不能涵木制火，肝风内动，因而血并于上，冲击脑筋，应用潜阳镇摄肝肾法，方宜龟板、磁石、阿胶、甘菊、乌豆衣、女贞子、生熟地、蝉脱为剂，微见热加石斛，小便多加龙齿，大便不通加麻仁，服一二剂后，其风自息。三日后再加归身，应验如神。此方用之于初起之日，无论口眼㖞斜、昏迷不醒、虚痰上壅、手足不能动均效。若用小续命汤，及附子四逆汤法，则水源立绝，血之并于上者，不能下降，不可救药。若遵东垣谓气虚而用参芪术，则气壅血凝不下，势必证轻变重。迁延日久，上扬之血，或并于一边，凝滞不行，遂成瘫痪。即幸遇名医，用此等药息风潜阳，亦不过补救于万一，苟延残喘，而偏枯废疾，终不可治也。并附数案，以为榜式。
冉雪峰曰：脑病有虚实，故西说脑充血、脑贫血并列。脑充血为脑部血液充塞，神经机能障碍。脑贫血为脑部血液缺乏，神经机能停顿。脑充血宜镇定神经，沉静循环。脑贫血宜兴奋神经，促助循环。二者虽同为脑病，一实一虚，正各处极端反位，未容含混。伯龙只知脑充血，不知脑贫血，所以将虚实混为一谈。其生平诊治，必遇有脑贫血证，故信光摩荡，间亦悟及此项义理。其言曰，上实者假实也，若充血则真实矣，何假之有。假实云云，不啻悟到贫血半面，于词意间，隐隐逗出。山雷后伯龙百年生，当西医昌明之会，脑贫血一节，想已早知。只以拘守潜阳镇逆一途，主张太过，胸中横担一个实字，将虚的方面一概撇开。入主出奴，意气用事，其攻击东垣不遗余力。为东垣主气虚立论，藐视之似亦探本穷源，谁得以为不合理，实则最是浮泛之谈。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无论何病，无不可以气虚二字，笼统罩上，冠冕堂皇，自欺欺人，最无意味。又谓病本为虚，而病原则实，当此卒暴为变，治标为急，况乎标实本虚，正是反对，万不能舍其现状之壅塞于不问，而远顾其根本之虚等语。查东垣之学，生平得力在重脾胃，补虚升陷，故其论中风，亦以气虚为主，正合西说脑贫血之旨。血虚则脑贫血，气虚则脑贫气，且脑充血为气太旺，脑贫血即为气太虚。倘非东垣于河间火甚之外，另出手眼，实证中看出虚来，是知有实而不知有虚。如今之编脑病者，有充血而无贫血，则金元时岂不差缺此一项学说乎。故东垣虽只知气虚，不知血虚，不知气血虚之在脑，而能创此阳陷虚的方面学理，要不愧为四大家之一。山雷漫骂，真是最无意味。且标实本虚云云，仍是虚实混为一谈，与上伯龙座弊正同。苟果为虚为脑贫血，尚堪镇敛潜降耶，岂非沉入九渊而不复返耶，尚何生理生机可言哉。
冉雪峰曰：伯龙之学，得力在上引《内经》，旁参西说，两两比附，以启悟机。此条论病理证象疗法，举重若轻，明漪彻底，天资学力，两两俱到。所言血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此即今之所谓卒倒暴仆之中风，亦即痰火上壅之中风。又明言人身知觉运动，专由于脑，西医血冲脑气筋之论，与《素问》暗合等语，在今日读之，不足为奇。脑气筋三字，犹嫌译笔太旧，然在逊清光绪初得此，诚拨云雾而见青天，为二千年所未有。然衡以精深之学理，作进一步的研究，伯龙犹只得经旨之半耳。盖血为液体，如水性之就下，所以循环周身，上达脑部者，气为之也，血中无气，则成结晶体为死血。故中说谓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卫相含，如环无端。本条明谓血气并走于上，是血气对举，不惟脑部充血，而且充气。下文单言气返，不言血返，气为血卫，气行则血行，气返则血返。言气而血统于中，无待言也。而伯龙只知充血，不知充气，岂非仅得经旨之半。且即全体经文细绎，伯龙又只得其下半而遗却上半。下半血气并为大厥，为伯龙得力处。上半辩论气血虚实，不啻为下半先下注脚。盖气无血则散，血无气则凝，气中所含液泽即血也，血中所含温度，即气也。气血未可离，离则形气绝。彼并则此离，故经云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恐人误解虚字，故明指曰，有者为实，无者为虚。又恐虚实混淆，故又明言曰，今血与气交失，故为虚焉。血与气并，故为实焉。由此观之，有虚有实，有气血俱虚，有气血俱实。不惟脑充血，而且有脑充气。不惟脑贫血，而且有脑贫气。不意我国数千年前学说，已精微若此。倘伯龙早勘透此项义理，由最旧的寻出最新的，光大发扬，与天下学者一争学理，其造谊必不限于当年尔尔也。
冉雪峰曰：小儿惊风，与大人中风同。大人病误于风字，小儿病，风字外，又多惊字一层之误。喻嘉言改为热痰惊风四字，愈说愈支离。要知大人中风，小儿惊风，俱是脑病。俱有虚有实，或真虚假实，或真实假虚，或虚中夹实，实中夹虚，未可拘于一式，局于一法。小儿天真烂漫，无识无知，无五志过极，亦无肝肾阴虚等等，但囟门未合，脑气不充，抵御外邪能力薄弱。故一经感冒发热，较重者不俟经其一周，即角弓反张，两目天吊，手足搐搦，昏不知人。故虽为实证，尚夹三分虚意。其吐泻汗出，气漏气泄，不能上达脑部，囟门下陷，色夭不泽，肤冷肢厥，气怯神昏之纯虚者，勿论已。故伯龙所谓除小儿惊风外，实证甚少，是指外邪为实而言。又曰纵其甚者，只宜稍为清理，不得姿意疏泄，亦是指外邪为实而言。有外之实乃以衬其内之虚，有上之实乃以衬其下之虚，乃文法之虚实，亦即病变之虚实。《内经》以有无分虚实，较尤切当。如脑充血，有者为实。脑贫血，无者为虚。然贫血固虚证，假使他部充血，循环障碍，因而脑贫血，此虚而夹实者也。假令吐血、便血、衄血，或手术出血过多，因而脑贫血，此虚而纯虚者也。脑充血固实证，假令冷浴，动脉迫压，或肾萎缩，他部减血，因而脑充血，此实而夹虚者也。假令脑部加热，中暍、中酒毒、愤怒、神经兴奋，因而脑充血，此实而又实者也。故病源上有虚实，病变上亦有虚实。东垣之脾阳下陷，气不上达，用补阳升陷法，与西说治脑贫血，强心兴奋神经一例，此中焦阳虚之一种也。伯龙水不涵木，风阳上冒，用补阴潜阳法，此下虚上实之一种也。山雷气升，痰升，火升，烈焰狂飙，用金石镇降法，此实而又实之一种也。各有各的理性，各有各的病象，各有各的治法。伯龙之议东垣，山雷之议伯龙，均固执己见，知其一，不知其二，见其偏，不见其全。学者于病理上勘透，治疗上会通，斯得之矣。
张伯龙曰：王莲翁太夫人，年六十九，时见咳嗽多痰，眼目晕眩，屡用滋水潜阳药。而太夫人时恐滋腻，不肯服，其实畏怕服药。不料于今年十月初九日晚五点钟，自见精神恍惚，绕屋而行，脚步浮动，语言昏乱。家人扶座片刻，忽然中风，两目上视，口眼㖞斜，牙关紧闭，僵卧不知人事。由灯后至二更不醒，以为大势去矣。适余在吴门，即刻电召来申。余于初十晚更后到申，遍阅所请各医之方，而其不知医者不必言，即素负盛名者，非主小续命，则主以四君子加减，幸莲翁不敢煎服。余到后，备述病情，始知二更后略醒，天光后渐渐知人，而头部晕眩，凡所见物皆如转轮，语言謇滞，口舌有薄黄苔，诊得两手脉寸关浮大而紧数，尺脉沉细。即所谓肾水枯竭，不能养肝，有所劳动，肝风上扬，遂用此方龟板、磁石、阿胶、甘菊、乌豆衣、女贞子、生熟地、蝉蜕，初剂减去阿胶，服三剂后即照原方加归身，连服十余剂。晕眩全然不觉，咳嗽亦减，痰亦少，舌之謇滞、口眼之㖞斜亦愈。遂停不服药，迨十一月二十日晚，偶因惊恐，忽然如醉如痴，言语紊乱，逾一点钟之久，又似上月中风状，其右边手足不能动。余细思风阳之动，来去无踪，前日之愈者，皆因镇摄得法。肝风不动，使上并之血下降，不冲脑故愈。今日之风阳陡动更甚者，皆因肾水未复，再受惊恐，惊则肝风动，血上并，前日之风起于不觉，今日之风起于惊，故因而更甚也。余仍用潜阳方，减去阿胶，加入蝉蜕十只，是晚服一剂，命一连服二剂，手足俱能动，口眼不㖞。命其再服二剂后加阿胶归身，再服十余剂而愈。虽近日小有发动，但不过稍稍晕眩而已，俱无口眼㖞斜，昏不知人等症。而服药则随手而愈，独不能拔去根株者，年高真阴难复，肾水不能养肝故耳。
冉雪峰曰：伯龙上节云，并附数案，以为榜式。此案王太夫人病，则下虚上实之榜式也。曰精神恍惚，脚步浮动，语言错乱。又曰头目晕眩，凡所见物皆如轮转，如醉如痴，言语紊乱。此皆阴虚而阳无附丽，神魂无依，与西说所谓神经性卒中失神类似。其叙证象又曰，两目上视、口眼㖞斜、牙关紧闭、僵仆不知人事等语。无狂叫目赤、烦渴、急遽抽掣等证，纯是静象，而非动象。是虽为实，属充血不属贫血，并非有若何火热上扬，如山雷所谓烈焰狂飙。为实中之虚，故伯龙谓上实者，假实也，不过词未达意，尚欠畅彻。遂令山雷訾言百出，其实山雷亦未领略到此项义蕴，只知为实，不知为虚，更不知为实中之虚。故妄议伯龙下为真虚之非，而上为假实之不当，并议方中养阴培本，为浊腻滞痰，未可轻试。又谓病本为虚，病标则实，卒暴为变，治标为急，万不能舍其现状之壅塞于不顾，而远顾其根本之虚。治法必舍去病本，实为治疗创谈。即如山雷意用大队金石沉降，无论沉降不下，即下矣，其如阴虚之不吸纳容含何。又谓血与气并则为实焉，经有明训，然则经仅言实耶。上文非明言血与气交失，则为虚耶。伯龙之学，固得力在血气并上为大厥。然交并交失，经文须全体悟彻，非两两同类各异之病，均可局于此一定呆式也。愚正嫌伯龙于虚的学理方面，未深了彻，未领悟经文全旨，而山雷反将虚的方面，一概抛却。伯龙一点悟机，均被湮没，欲自完其气升、痰升、火升，大实之一说，而处处又却舍不了水不涵木、肝阴不濡等名词，刺谬夹杂，纠缠不清，盖主张偏矫，出发点错，无论如何善辩，终不能自圆其说。此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之过也。
张伯龙曰：李某氏，年七十，于五月见手足麻木，右手足尤甚，时作晕眩。本郡医生延请已遍，所服多是参芪归术，或间用清热。服至四十余日，僵仆如死，舌不能言，昏不知人，粒饭不食，每日仅食粥饮数匙。诸医均以为三二日证，决无生理。邀余诊治，见其脉，右大而左小，其寸关大而尺小。与前治王太夫人脉同，但王脉近数，李脉仅一息二至，此证危重，人人均知。细思脉虽二至，并无结代，或有可救。然脉缓是气虚，参芪亦似不错。及后忽思右脉大，左脉小，且寸关大，而尺部小，其为肝风鼓血上扬，冲激右脑筋无疑。但为日已久，脑筋因凝血而朽坏，纵有生命，右边手足，亦恐废而不能动。用镇摄方，龟板一两，生地五钱，见舌苔厚，且中间微黄，口干，加石斛八钱，又加麦冬、天冬各二钱，以润风燥而生津液。服头一二剂，似乎略能进饮一小杯，脉得一息三至。再服数剂，左边手足能动。余因事去，嘱其加当归减石斛。阅一月后，居然已愈七八，能坐能食，惟右手及足不能举动。想血凝已久，滞住脑筋也。按脑筋之说，即《内经》所谓经络脉络。但西医剖割验病，不知凡几，我中土无此残忍。且西医又有显微镜窥之，分得清楚。故知经络俱由脑中出，脑如树根，筋如枝叶，根一动，则枝叶未有不动者，此是西医之长，学者宜宗之耳。
冉雪峰曰：此案亦下虚上实的榜式，脉仅一息二至，其虚益甚，俨似脑贫血之属。而伯龙断为肝风上扬，冲激脑气筋之上实，煞是心细。上案为实中之虚，此案为虚中之实。不经比拟细勘，未易窥测。所以然者，血中水分，为血之本体，血中所含温度，为得于气之附体。温度适宜，血乃活泼泼地，上下循环，营周无滞。温度过则血热，再过则腾沸上冲，而为脑充血矣。温度低则血寒，再低则沉没下陷，而为脑贫血矣。是脑之充血贫血，系于血液之或升或降，血液之升降，又系于血中所含温度之盈亏。虽充血贫血，诱因甚多，大端不外乎此。又气血原互相吸含，故病变亦互相杂错。血中水少，不能涵气，孤阳无依，浮越上冒，因而显出世俗所谓中风等证象，此非外有暴厉贼风，亦非内有横绝肝风，乃气血病变自生之病。标实由本虚构成，前案王病，即是此类，所谓实中之虚也。此案李病，年已七十，气血精华，消磨殆尽，先已成纯虚。一旦血气相失，两虚相搏，本多虚脱陷没，应归贫血。而一点虚浮之气，从血液中脱出，反协同残余血质，滞塞脑部而不得下，此为变中之极变，与脑充血类他部减血，而脑独充血，尤为细致，所谓虚中之实也。上案假实，尚是半真半假，此案假实，玄之又玄，出乎常理，伯龙体贴入微，得以救治。虽未明言其理，而能由脉之左右寸关大小不一参出、证之口干舌中心微黄看出，实为颖悟超超。如山雷主张，无所谓下虚，下虚亦不必顾及，遇此等证，仍一意潜阳镇降，则此几微浮虚之血气，一下不返，与一上不返，同归于尽。假充血将变成真贫血，必顷刻云亡。由此观之，经言血气并为实，讵不并亦有实者；血气失为虚，讵交失亦有实者。参错奥颐，真饶兴趣。学者勿为一家言所愚，以文害词，以词害志，而死于句下也。
张伯龙曰：中风一证，肾水虚而内动者多，若真中风则甚少。细思中风二字，余分析之曰，内中外中。外中者，邪风由外伤人，由渐而入，虽至虚者，亦断毫无所觉，偶为风中即入五脏，而成昏迷不醒之理，当必有寒热，或见手足麻木，或痛疼，观前李某氏一案便知。内中则由木火内动，木动则风生，因而血气并于上。冲激后脑，则昏然不知。冲击前脑，即周身不能动。冲击一边，则口眼㖞斜。此时而以古方治真中风药治之，未有不轻病变重，重病即毙者。除镇摄肝肾外，更别无他法，始知刘河间属火之说甚是。但火亦有二，有肝木自旺之火，如小儿之急惊风是也。有肾水不能制火，如类中风是也。若东垣所云，中血脉则口眼㖞斜，中腑则肢节废，中脏则命危之说，均是肾水不足，内风煽动之证。余统以镇肝息风养水药治之，若未误药于前，即如东垣所谓中血脉、中腑、中脏证，均可十愈七八。若误药已久，则服此等药，亦可减轻。
冉雪峰曰：伯龙《秘旨》，大要在分别内风外风，辨证历来混称中风错误，而指其病之区域在脑。然欲明内风，须先明外风。风者大块之噫气，气流不得平衡，他处气上升，则此处气往补，奔流有势，因而成声。平衡所差愈远，则奔流愈急，风之发亦愈大，甚变也。热风则消骨烁筋，寒风则僵肌沁骨，善行数变，六淫中无出其右。古时脑之学说，尚未昌明，以暴昏暴仆等症归之中风，亦不得谓其为毫无意识之谈也。内对外言，内风对外风言，近代所谓肾水衰竭，肝木生风云云，影响依稀，尚未达内风二字真正理解。盖人身气血营周，亦须循行自然原则，保持平衡。假使两两不得其平，相差太远，则身中气机陡起变化，冲激脑部，亦如空气不得平衡、奔流有势，搏激成声然，此即近代所谓内风之说也。其实伯龙既知病之在脑，则曰脑病可耳，何必又曰内风。既知知觉运动均由脑，则就脑的知觉区运动区推阐可耳，何必又曰外风不暴，内风乃暴，以及阴虚阳虚，肾水肝火，纠缠不清，致生如许葛藤。然则至“真要大论”曰：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此非明言暴者与。著至教论曰，病起疾风，至如霹雳，此非言暴之至极者与。暴不暴系于脑的损害，病变轻重机窍在脑，不在外风，亦不在内风。脑为人身主统全体，如电灯之总门，总门坏则全室立即黑暗，其实并非旁支末梢一部分事，何犹知而未尽知耶。
冉雪峰曰：病理是非，或可强辨，生理部位，讵容错讹。脑神经组织复杂，有知觉、运动神经各为组织者，有知觉、运动二神经混合组织者。生理又极玄妙，经而曰神，其义可思。故欲分析至清，学理彻底，颇不易易。西法有化学的分析，动物的实验，显微镜的观察，大体亦已厘定。伯龙所云前脑即大脑，所云后脑即小脑。大脑为一切知识之所寄，故凡动物之有知识与否，与大脑之大小比重有关。大脑褶纹亦颇重要，吾人之大脑大，褶纹多，故灵于万物。小脑功用则异在节制多数运动之筋肉，使相济得宜，全身之随意筋，均归其统辖。是大脑主知觉，小脑主运动。设伤其大脑，则知觉丧失。伤其小脑，则运动丧失。考之西籍千百译本，无或异者。讵伯龙谓冲激后脑，则昏然不知；冲激前脑，即周身不能动；正两两倒置。伯龙生当逊清中叶，其时西说输入中国未久，译书善本甚少，伯龙又失于细考，故有此错误。前节并云曾以兔鹊试验，窃精良试验，原足以补正学理。然决无此学理，即决无此试验，苟果试验，亦是认识错误。山雷后伯龙百年生，正当根据新说，厘为改正，又从而附会之。其言曰：知觉与运动二者，新学家亦浑言之，盖解剖之能细细剖验者，无非据死体剖割，观其支分派别。而其人已死，气血俱停，徒具血肉之形骸，失宜灵性之作用，更安能别其有生时之动作行为，若何支配，此亦治解剖学无可奈何之缺憾。今伯龙能知前脑主运动，后脑主知觉，既据实验而来，其说固自可信吁，是何言与，讵不顾西人之窃窃然笑于其旁也。
张伯龙曰：考《内经》所载诸风，皆指外邪而言，故后世方药多主散邪。而其论证并无神魂昏愦，直视僵仆，口眼㖞斜，牙关紧闭，言语謇涩，失音烦乱，摇头吐沫，痰涎壅盛，半身不遂，瘫痪软弱，筋脉拘挛，抽搐瘈疭，遗尿失音等说。可见此等证，原非外感风邪，总由内伤气血，肾水焦枯而然。惟《内经》脉解篇曰，内夺而厥，则为喑俳，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按夺，为夺其精气也。喑，声不能出，即言语謇涩也。俳，肢体偏废，即半身不遂也。此刘河间所以用地黄饮子、资寿解语二方所由来也。又“调经论”曰，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以此观之，今人所谓中风，即是《内经》之厥证。张景岳谓之非风，盖由阅历得来，真是千古卓识。
冉雪峰曰：伯龙之学，在辨晰内外风，谓世俗所谓暴昏暴仆等证，均是内因，不是外因，均是内虚，不是外实，一言以蔽之曰，均是内风，不是外风，如是而已矣。故其所引经言，均以一己所主张解释，所以滞碍横生。其于经言之不合己意者，则轻轻撇过，或并不征引，是其功不可没，而其过亦不容掩。山雷则主张更过，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行劫者。虽矫称为伯龙补过，实为怙过。伯龙尚只在义理上辩论，山雷则灌夫骂座，诋景岳为庸，养葵为陋，喻嘉言为强词夺理。并诋养葵为祸水，景岳为庸医之尤，且诋伯龙益水与息风镇逆相提并论之误，浪费笔墨。是丹非素，无非欲完其气升、痰升、火升，当急则治标、无须顾其本虚惟一之私见。其实山雷自己亦摆不脱一个虚字，且识不透一个虚字。其言曰，万不能认少阴不至之厥，为大厥、薄厥之厥，是承认实厥之反面，有虚厥在矣。又曰内风病之论及肾水不足，真阴不能涵阳，为探本穷源之议，是又承认内风上实之本于下虚矣。要之血气并，为两实大实。血气交失，为两虚大虚。上句血并气虚，气并血虚，则为一实一虚。虚实相间，血气并为大厥，系单承上文血气并一句言，乃两两俱实，无所谓虚。伯龙心得虽从此节证人，然只悟得上并犯脑，至肾水衰竭，肝木生风，并非此句真正义理。伯龙之说，乃与血并气虚、气并血虚二句为近。是此节有气血俱实，有气血俱虚，有血实气虚，有气实血虚，其义甚显。山雷既认此证为实，则单就实的方面，从经文并字大字阐发，以补伯龙不足可矣。而又以病源虚为不多得，疑实疑虚，终无定见，终未彻底。并不知两实之非虚，亦不知两虚之非实，不惟偏执一说，即其所偏执者，亦未能真正了解。虽言伪而辩，不过在文字上弄机锋。伯龙既知而未知，山雷又强不知以为知，所愿与医林学者，平心一细细较量也。
张伯龙曰：景岳论非风甚详，不妨摘阅，余撮其要言之。非风一证，即时人所谓中风。此证多见卒倒，不省人事。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古今相传，咸目为中风甚误云云。按此论甚是，然所谓内伤损败，亦无所指。余于阅历得之，总不外河间主水不制火，及立斋养葵主真水枯竭之论，故余概主一养水息风镇逆之法，治验者多矣。
冉雪峰曰：中风病之误，只缘名义乖错，遂令事实混淆。一见暴昏暴仆，不论系何病由，是何理性，统纳入中风范围。所以然者，千年长夜，目无正色，皆以此等证象为中风病。若以中风二字为此病之单独代表也者，误名之害如此。故金元各家，虽辨其非风，而名义仍不得不曰中风。即名类中，摆去风字，而不能摆去中字。何则，错误已成习惯也。景岳洞察几微，彼在名称上错误，此即在名称上辨证。彼曰中风，此即曰非风，非风二字，与中风针锋相对，一扫而空，天下大白，伯龙称为千古卓识，询为知言。外风属外邪为实，因举内伤为虚者相对照，此误认《内经》有者为实、无者为虚二语，为有外邪无外邪，而又未思索内因不止一虚。生平学说得力在虚，故容易说到虚的方面，反将灵机汩没，不免罅漏，开后人攻击之渐。伯龙谓其所谓内伤损败，亦无所指。山雷又谓其归重真气颓败，救本不暇八字，与血冲脑经之旨无关。窃内伤损败，固与脑充血实证无涉，而内伤损败，岂与脑贫血虚证亦无涉乎？景岳泛言内伤损败，固无所指。伯龙引河间、立斋、养葵各说，亦非所指精确正鹄。伯龙既知病之在脑，何不曰总不外脑之为病乎。充血有者为实，贫血无者为虚，为实为虚，假虚假实，或虚而纯虚，实而纯实，虚促助实，实转归虚，均可由此勘透到底。如张炬烛而游洞天，愈深愈明，岂不更明白了当乎。传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向特以为虚语耳，今乃知名称关系，较事实为尤重要也。
张伯龙曰：景岳云，凡非风证，古人书中皆云气体虚弱，营卫失调，真气耗散，腠理不实，邪气乘虚而入。此言感邪之由，岂不为善。然有邪无邪，不可不辨。有邪即伤寒疟痹之属。无邪即非风衰败之属。有邪者或寒热走注，或肿痛偏枯，而神志无恙。无邪者本无痛苦寒热，而肢节忽废，精神言语倏倏变常。有邪者病由乎经，即风寒湿三气之外侵也。无邪者病由乎脏，而精虚则气去，所以为眩昏卒倒，气去则神去，所以为昏愦无知也。有邪者邪乘虚入，故于扶正气中，佐以通经逐邪之品。无邪者救本不暇，尚可再为杂用，以伤及正气乎。
冉雪峰曰：非风之辨，不自景岳始。刘河间之言曰：所以中风瘫痪者，非外来之风邪，乃本气自病也。朱丹溪之言曰：东南气湿，有风病者非风也，皆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特诸贤仅辨非风之理，而景岳直以非风名证。景岳此段文言，举重若轻，吹气如兰，一泓秋水，明漪绝底，足征天资学力俱到。自有辨风证以来，由刘李朱赵，以迄伯龙，无如此段明透者，所差仅不知为脑病一层，未达一间。倘使景岳当日即有西说可考，则此项错误中风病理问题，早已解决。至以非风为纯虚，不过未彻底全悟。人生精力有限，学问致力点各有不同，此不足为景岳病也。而山雷痛诋漫骂，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山雷之主张纯实，与景岳之主张纯虚者何异。同是一个偏执，同是一个不彻底。而山雷生今之时，当西学昌明之会，反面促助者良多，不能全体真个勘透，是其天资学力，尚在景岳下也。陈修园亦力诋景岳者，而释六气标本从化一条不能不引景岳之说，而佩其聪颖。山雷虽力诋景岳，而《斠诠》篇中，外风其来也渐，内风其来也暴等义理，仍是依傍景岳而来。何必门户水火，呶呶难堪。固学术进化之阶梯，亦积习难返之憾事，殊不禁为贤者过之三叹惜也。
张伯龙曰：按类中风，有忽然卒倒，有醒后略见微热，二三日即安然无事者。有醒后口眼㖞斜，或一手一足半边身软弱不能动，言语謇滞。二三日后有以渐而愈者，有成偏枯废疾者，总由河间谓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炽，肾水虚衰，不能制火之说为有验耳。但火有虚实之分，其偶然将息失宜，心火暴发，肝风内动，昏不知人，醒后稍热，饮以清热之剂，一二服即愈。此火邪内闭，实火也，其轻者不必治而愈，重者饮清凉药即愈，如面赤、口渴、抽搐等症是也。气不复返即毙，亦救之无可救者也。所可异者，气能复返，已有生机，医者不知，误为真中风证，而用散药。或不知镇肝养肾息风之法，惑于用参芪术桂，使升者不复降，肝风得燥而愈扬，以致轻证变重，迁延日久而成废疾，其重者遂速其毙，甚可伤也。
冉雪峰曰：此为伯龙原文，系根据三三医书社《国医百家》录出。山雷改窜此节原文，几及半数。他节虽有改窜，无如此节之多者。盖山雷对内风，主张纯实，而虚的学说方面，为其不欲闻见。故攻击景岳最力，甚至于伯龙亦不无微词。其治疗则一意金石镇降，本之虚亦不顾，并谓不必再论到肾虚不能涵木一层。通体词意归结，大率类此。而伯龙此节，颖悟渐生，已由实而悟到虚，明言火有虚实之分，又明言其虚之甚者云云，为山雷私家学说所不容，无论如何曲解，不能将虚的学理，撇除尽净，故不得不出于改窜抹煞之一途。如山雷改窜中有云，内风自动，何以忽发忽愈，以其肾水不能养肝，木动风生，激痰上扰，是以动而升则昏仆，静而降则清醒耳。于《素问》所谓血气并走于上之大厥，于西医所谓血冲脑气筋，言而有征。又云故治此证而误认为外邪，妄用风药升散，或误信气虚之说，而妄用参芪术桂，其上升之血，无不滞窒不降。且肝风得燥烈之品，适以助其煽烁，气火得补益之力，反以增其壅塞等语。余不谓其毫未道着肯要，然自加评按可耳，何必私改他人。观伯龙本节原文，何尝有此等文字，恰将伯龙中段解说虚证一段换去，而将己意欲撇虚的方面加入，改文语气，煞是山雷手笔，明眼者可辨认。讵知今日尚有伯龙真本出现，不能尽掩天下后世耳目，作伪心劳日拙，不信然与。
冉雪峰曰：山雷谓此节是承上文而申言之，未尝别有发明，不知此节乃伯龙《秘旨》全篇正文，盖胪叙案证，征引各家学说已毕，因而发表己见，畅论一切，其得力处，披露在此。其有未全悟到处，亦漏现在此，实为赤裸裸全体写出。其言曰，所可异者，气能复返，已有生机。医者不知，误为真中风证，而用散药，或不知镇肝养肾息风之法，惑于用参芪术桂，使升者不复降，肝风得燥而愈扬，以致轻证变重，迁延日久，而成废疾，其重者遂速其毙，甚可伤也云云。共八十二字，轻灵妙婉，与前景岳非风一条，可称双璧。至此而由外风之义，已辨得十分明，内外风之治法，已辨得十分透。拘外风者，不得再反复矫辩，主内风者，不得不俯伏皈依。所有美中不足者，其精蕴虽从大厥一条悟入，其错误即从大厥一条生出。其言曰，其虚之甚者，如《内经》所谓大厥云云，是以大厥为大虚矣。夫血之所并为气虚，气之所并为血虚，在《内经》系解说虚实相兼义理。续接有者为实，无者为虚二句，自下注解后，此一层业已了过。其血与气交失，则为虚焉，血与气并，则为实焉。又是再解说纯虚、纯实两项。而血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是单承上血与气并为实两句，是纯实，非一虚一实也，亦更非纯虚也。伯龙意是说下虚上实之一实一虚，而词句则为虚甚之纯虚。山雷知有实而不知有虚，无足辩。伯龙既知虚矣，而剖悉未明，毫厘千里，原书俱在。医林不乏明理深思之士，其不以余言为河汉否耶。
张伯龙曰：按类中一证，饮食行动如常，忽然卒倒，不省人事，有阅一时而醒者，有阅二三时而醒者，有因此不醒，越二三日而毙者，有即时就毙者。如曰外风，必由表入里，由浅而深，以渐而入。如曰入脏则卒倒，应万无一生。何以有阅一二时即醒，醒后亦不过身有微热，头有微晕而已，此为脏腑里自发之病无疑。但脏腑发病，何以忽发忽愈，其为肾水不能养肝，肝风内动无疑。于《内经》血气并走于上则暴厥，西医血冲脑气筋之说验矣。大约肝阳内动，血乘风而上升，冲其后脑气筋，故昏不知人，冲其前脑气筋，在一边，则一边不能动，冲其两边，则周身不能动，冲其络，则口眼㖞斜。此时只可镇摄其肝，肝不再动，则上升之血自下，并养其肾水，则木得水一滋，亦不再动，即有口眼㖞斜、半身不遂等症，一二日间即愈。若误治迁延，上升之血，凝滞不行，脑筋朽坏，即成偏枯之证，重则必毙，不可救药矣。
冉雪峰曰：此节申言上节未尽之意，亦是《秘旨》正篇文字。上节结论治法，此节明辨病理，外风内风，两两对勘，此证彼征，层层剔剥，原欲直穷到底。惜乎此节既已提出血气上并之大厥，及血冲脑部之脑充血，何以不即以此为主文，根本解决，一扫而空，乃刚说到，忽又撇开。如入脏何以卒倒，则将应之曰，入脏不卒倒，入脑则卒倒，不入脑不卒倒也。何以有醒有不醒，则将应之曰，不上冲脑则醒，上而不下，壅塞脑部，则不醒也。如谓醒后不过身微热，头微晕，此为脏腑自发之病无疑。当为改正曰：其为脑神经自发之病无疑。如谓脏腑发病，何以忽发忽愈，其为肾水不养肝，肝风内动无疑。当为改正曰：脑部发病，忽发忽愈，其为机窍通塞，神经活动生理变化无疑。岂不后世学者，明白了然，免却多少葛藤。此非别出异词，仍是由伯龙心得处演出也。至其未全悟到处，上节之误，误在纠缠虚实不清。此节之误，误在认识前后脑乖错。一为解说病理的错误，一为认识生理的错误。余最佩服伯龙，于伯龙所著雪雅堂医案，凡所心得，多为表彰。而此不得不辨者，大端如错，何以召示来兹。厘为补正，即所以爱护伯龙，完成其编著《秘旨》济世济人之雅意，伯龙有知，应亦含笑曰，冉子我直友也。
张伯龙曰：余谓中风二字，古人命名，已分两证，一宜读去声，如史记周本纪云，百发百中之中，谓风之中人，如矢石，由渐而入，由浅而深。外邪传变，必有恶寒恶风等证。一宜读平声，如周易云，黄裳元吉，美在中也之中。谓肝风内动，卒然昏倒，口眼㖞斜，涎痰上壅，即有微热，并无恶寒恶风等证也。或即时而醒，或阅一二时而醒，或醒后无事者，此谓轻病，不必治。或有不复醒者，即《内经》所谓气不复返则毙之谓，亦勿庸治。所最见功夫者，醒后仍见口眼㖞斜或半身不遂，非用镇肝养水药数十剂，断无愈期。此即河间所谓将息失宜，水不制火，薛赵所云真水枯竭，断不能用风药。其脉寸关大而尺弱者，为肝肾虚，万不可用参芪术也。
冉雪峰曰：中风名义乖错，贻害千古，铸成大错。作者既胪引前贤，采证新义，力辨非风矣。非风何以云中，如无矢石，将焉用中。篇名类中，已乖例费解。类中云者，其意尚有一个真中在也。是本欲驳之撇之，反以助之长之。此节释中字，谓一宜读去声，一宜读平声。古人命名，已分两证，不知字义虽有两读，命名决非两义，且医经无此名词，中外无此学说，学理无此事实，实为杜撰。风字既误于前，安可再纠缠中字，再误于后。然后叹景岳证名非风，不惟摆去风字，并摆去中字，为高人一等矣。在作者之意，不过欲辨晰内外，免人再以内风混作外风。因之心重语长，无思不入。其实以上各节，已辨晰明透，何必再生此一种异说。至谓病轻不必治，病重勿庸治，最见功夫者，在醒后仍见口眼㖞斜、半身不遂云云，亦殊不谓然。考西说不惟脑充血脑贫血有治法，脑出血虽险，亦有治法。安得以其病重，而以勿庸治三字弃之。且此为暴病，既能自醒，是气返则生矣。治疗不大错，即可向愈，得静养亦可自愈，中人以下优为之。真最见功夫者，当不在此而在重病，详辨病之原因，详察病之理性，详度病之机宜，详审病之变归，以施适宜恰当病机治法。扁鹊之疗虢太子，许胤宝之疗王太后，即前世之师也。所以连篇屡牍，哓哓不休者，即是为此。不如是，吾辈医人之责任，又安足以为尽也乎。
张伯龙曰：按偏枯一证，昔人谓为左属血虚，右属气虚。喻嘉言曰，左右者阴阳之道路，夫左右既为阴阳之道路，何尝可偏执哉。况左边虽血为主，非气以统之则不流。右边虽气为主，非血以丽之则易散。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从左引右，从右引左，譬之树木有偏枯者，将溉其枯者乎，抑溉其未枯者，使荣茂而因以条畅其枯者乎，其理甚明，可称卓识。余思“九宫八风”篇内云，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为偏枯击仆。偏枯者，即今之半身不遂。击仆者，如被人击而仆，即今卒倒者是。又岁露论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师曰：三虚者，其死暴疾也。得之实者，邪不能伤也。又曰，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卒暴，此《内经》仍以虚言也。又“生气通天论”曰，风者百病之始也，清净则腠理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又曰，风与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又曰，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搏，乃客其形，益恍然于虚人而后中虚风也。又“通评虚实论”曰，凡病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而已暗包痰饮、湿热、阴阳、虚实等候，并未尝中于外风矣。盖肥贵人自然慎避邪风，而高粱之变，加以情欲之伤，风从内生。刘李朱三家，立斋、养葵、景岳，俱从此悟入，所以治病贵求其本。击仆偏枯，以虚为本，至缪仲醇亦宗阴虚内热立论，煎熬津液成痰，壅塞气道不通，热极生风，卒然僵仆。所谓类中，即内虚暗风是也。治法初用清热豁痰。次用治本，或益阴，或补阳，其药以二冬、二地、菊花、枸杞、胡麻、桑叶、首乌、柏仁、花粉、蒺藜、参芪、鹿茸、虎骨、霞天膏、竹沥、桑沥、人乳、童便等，出入互换，独具机杼。至叶案指南中风一门，大半宗此，又补刘李朱张各家所未备。名医类案中，有虚风一门，指南有肝风一门，亦总不出内虚暗中四字，至指南所载泄木安胃，镇阳息风，浊药轻投，辛甘化风，种种妙义，直是驾古人而上之，又洗缪氏之髓者也。
冉雪峰曰：偏枯卒仆，世俗所谓中风，即《内经》之所谓厥，旧说统指为风，统从风治，固属非是。然因火因痰因虚均能致厥。而谓善行数变之风，独不能致厥，其说亦岂能通。非风之论，固足以正千古旧说之误，然主张太过。谓《素问》无以暴昏暴仆属外风者，而其所争最要证象之据点，则外风其来也渐，内风其发也暴。即伯龙本节言，所引“九宫八风”篇中于邪风，则偏枯击仆。所引“岁露论”，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卒暴。此非明言风，明言中风耶；此非明言仆，明言卒仆耶；何谓外风不暴也。盖普通伤风，本系由外而入，渐次内传贼风则其入较深，阻塞脑与脏腑交通道路，则顷刻昏仆。此项义理在岁露篇亦可看出，是非外风不暴而内风乃暴也。且暴不暴在脑，不在外风，亦不在内风。且内风之暴，其义理尚系由外风之暴来，因古人以此等暴病证象，统归外风，时历千载风之一字，在古义已隐含此等暴象在内，所以一遇此等暴昏暴仆等证，无人不以为中风。而近代发明内因类中之学理，仍袭用外风风字中字，名词正缘此也。由此观之，是所争最要内风乃暴之据点，实为根本错误今谓外风绝无而仅有，此等证象，均属内风，在一代新的学理发现，苟非力驳旧说，表彰新义，不足以起信崇而正观听，而矫枉过正，开后人误会之渐，其弊亦由于此。况偏执内风，与偏执外风，其错误两两维均，在学理上并无甚轩轾。又谓偏枯卒仆以虚为本，虚人而后中虚风。《内经》所论风证，亦以虚言。山雷心目中横担着一个实字，伯龙心目中横担着一个虚字要之外风内风，只是构成脑病因素之一种；为虚为实，只是诱成脑病质性之一种。拘拘内风，拘拘一方面虚实，亦狭矣，学者所当会其通也。
冉雪峰曰：伯龙天资过人，颖悟独超。感觉内风犯脑，实证一项，不足以尽之，故由实悟到虚方面。又以所著《秘旨》全篇，至此大体已完，其未尽之义，正当在此补叙发挥。故历引经言以证其言虚之有据，可谓孤诣苦心，到底不懈矣。而山雷则将此节原文，自余思九宫八风，至而中虚风也止，共一百八十二字，完全删去，其余亦多窜改。盖此段历引经言，证明风从虚入，说明虚的义理。山雷主张纯实学说，将根本摇动。且所引经文，有因风击仆，因风卒暴，与山雷外风不暴、内风乃暴等说，两两凿枘，故不得不出于删改之一途。或谓山雷以伯龙此节学理歧异，故删去为魏公藏拙。然山雷攻刘李朱张，攻《千金》《外台》，攻《金匮》，攻《甲乙》，攻《灵枢》，甚至攻《素问》，未明言内风为遗误。攻伯龙，兼用养阴益水为中毒，莫不怒目伸拳，意气汹汹，何尝稍为人藏拙。在伯龙方面，学术各有时代关系，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学理果有欠缺，何妨公开以待天下后世之评论，奚待私删。况伯龙所持虚的学理，仍是以上各节阴虚阳浮，下虚上实，已有之意义，并不歧异。今伯龙真本出矣，其将何词以自解耶。在余意尚惜伯龙未悟彻脑病真正有自虚的方面，如脑贫血之类，将虚实两两混为一谈，只知下虚，而不知上虚，只知上之假实，而不知上之真虚，所以一再敷陈，欲与医林学者，彻底一研究之也。
冉雪峰曰：中风问题，自金元来开始辩论，迄于明清，昔贤半由事实阅历，半由学理推勘，或各彻悟一面，或更推进一层，已渐次大体明晰。至叶香岩则其病理更明通，其治法更周备。查叶氏指南风病，共分三类，曰中风，曰肝风，载第一卷。曰风，载第五卷。他书风病，浑为一门，间有分二门者，若分三门，则煞是创例。汉唐来将昏瞀卒仆，㖞斜不遂等症，统纳入外风。金元来摆脱风字，发明类中，嗣发明非风，又发明内风，无非欲辨证历来中风含混之错误。然不免有意气之争，不免有偏执之弊。今叶书将中风肝风分为二门，则外风内风，两两判然。严内外之辨，而不费口舌；撷诸家之长，而不涉偏矫。且无言类言非言内之痕迹，境谊超超。又另立风病一门，外伤风邪之病属之，明得此项风病，由外而内，循经渐传，与前篇暴病中风肝风各异，三峰鼎峙，最显最清。此较《金匮》分咳病为二门，各以类从，免人混淆，尤觉昭示来学不少。各方多重复庸泛杂沓，致令精义湮没，人多忽视。其实香岩医学诣力，在清代首屈一指。即以风门论，其言曰肝阳直上巅顶，又曰肝阳虚风上巅。其时西学未通中国，俨已隐隐悟到病本在脑，实堪惊异。所差者彼时无西学证明，未能明指为脑病之一间耳。其治法曰镇阳息风，俨与西说镇定神经为近。曰柔润息风，俨与西说柔和神经为近。曰甘温通阳，辛甘化风，俨与西说强心兴奋神经为近。又泄木安胃，填补阳明头巅药饵，务宜清扬，妙绪横披，有近今西说昌明尚未体到者。伯龙北人，能研究南派叶学，赞为种种妙义，直驾古人而上之，可谓虚心好学之士矣。
张伯龙曰：按北方类中，多阳虚证；南方类中，多阴虚证。此从临证阅历得来。阴虚类中，已详于前。至于阳虚类中，治法宜遵东垣补中益气及六君子等为主，顺气开痰佐之。前人治法颇详，兹不复赘。昌邑黄坤载主以水寒土湿，木郁生风。左半偏枯者，主桂枝乌苓汤。右半偏枯者，主黄芪姜苓汤。余曾治北方数人，初病即进此方，嗣以补中益气等法收功，大忌风药。然参必用真人参，方能奏绩，丽参党参无济，此不可不知也。
冉雪峰曰：内风二字，不过欲辨证外风错误，一外一内，旗鼓相当。其实风乃六淫之一，风自外中，虽在学理上不应将种种脑病笼统混入，然仅就名称说，所谓之风，真正是风。内风则是何物风，不过肝为风脏，风气通肝，厥阴之上，风气治之，在天为风，在人为肝，气化相感，理性相同焉耳。故所谓内风，则并非真为风，乃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恍惚似之而已。是内风之风字根本已不可拘执，若曰拘执，则人身何处能寻出风，何处能寻出此暴厉之风。是内风二字，在学理事实，有不可训释之乖谬。宇宙空中气流不得平衡，寒热陡变，无论何方畸轻畸重，均能动而化风。人身气血失调，生理乖常，无论何方畸轻畸重，亦能动而化风。此篇煞尾补出寒风，以完全篇未尽之义。且全篇多主阴虚，此节方补出阳虚，虽未足以尽寒热虚实之蕴，而大体较为周匝。山雷訾之，一则曰殊不可解，再则曰更是可骇，诚少所见而多所怪。在伯龙，阴虚阳实，阳实阴虚，虚实相兼，不过脑病因素之一，其义已狭。山雷拘执内风，又拘执内风中热风之一种，则狭之又狭，犹鳃鳃焉。曰阳虚下陷而亦动内风，其理安在？阳虚而亦为类中，其道何由？既不达风之原理，复不详风之种类，举一废百，是丹非素，君子所以恶夫强辨横通也。
冉雪峰曰：伯龙《秘旨》全篇，至此完结。故于阴虚之外，补出阳虚一层，以完篇中之不尽之义。不过引北人多阳虚，南人多阴虚，反与伤寒温病分南北，同为堕入后世似是而非漩涡。南方气候温暖，皮毛开张，阳气最易涣散。北方气候寒冷，皮毛坚实，阳气反易固藏。伯龙就偶尔经验，写出词意，略少检点，遂开他人攻击之渐。山雷将此提出，另节辨证。明示挥之《秘旨》本篇之外，谓阅《雪雅堂医案》二卷，未见有此方案，真是空谈欺人等语。查《雪雅堂医案》中，治疗阳虚类中之案凡六。一为上卷第九页阮仙屏案，二为第十页联子振案，三为第十八页夏老太太案，四为二十一页王姓案，五为下卷二十三页俞观察案，六为二十四页姜锦初夫人案。其按语有曰：阳虚类中，昏倒僵卧，曰中气虚馁，阳气不升等。原本俱在，安可全诬？何山雷未之见耶？此系就事实言也。再就学理言，山雷主张，以为阳虚绝无类中，类中绝不用补中益气法。今有病者于此，心体驰衰下降，脉搏不应，体温低减，气血不能上达于脑，成脑贫血，显出昏瞀僵仆，气冷肤冷等证象，西说名神经性卒中，此非阳虚类中者耶。又中气微弱，脾阳下陷，大气因之不会，气不能达，血亦不布，脑海空虚，神魄无依，此时不知仍用潜阳降气耶？抑用扶阳升气耶？进一步细研，脾阳虚陷与肾阳虚脱有别，肾阳虚脱，可温固镇摄并进，寒甚可侧重回阳。脾阳下陷，纯刚药不受，反以劫液，降药又助其陷，一下不返，补建中气，焕起清阳，东垣学理，所以亦备一格，安见类中绝无适用补中益气之法也。山雷批评伯龙，谓既欲其降，又欲其升，一主一佐，南辕北辙，愈说愈支离矣。夫人身气血周流，如环无端，讵一降而不欲其升，一升而不欲其降耶？气立孤危，天地或几乎息矣。所愿与医林学者，整个彻底一辨证之也。
冉雪峰曰：
总按：右《类中秘旨》十四节，系蓬莱张士骧伯龙氏编撰，伯龙著有《雪雅堂医案》两卷，此则附于医案之卷末者也。
中风一病，错误年代太久，不得谓非我国医学历史上一大污点。金元来渐渐觉悟，然能知病之非风，而不知病之在脑。清中叶，西学东渐，伯龙应运而生，荟萃群言，博采新义，悟到世俗之所谓中风病，即西人之所谓脑神经病。悟到《内经》血气并上走之大厥，即西人之所谓脑充血，历来错误，至此方明。开拓一世心胸，推倒千古豪杰，慰矣慰矣，而犹不能已于言者。伯龙得力在《内经》血气并上走大厥一条，然精义从此条悟入，错误即从此条生出。缘伯龙处处将内风外风两两对勘，由外之有邪为实，勘出内之无邪为虚。其实脑病何尝尽属虚，脑充血更谈不上是虚，错误之根，即在于此。又以血气并上走，经文明明言实，故牵附曰：上实本于下虚，将血气并之大实，释为下虚上实之假实，不知血气并为实，血气交失为虚。实的方面，经文下半页推阐；虚的方面，只作衬文，撇笔，其精蕴隐而未发，最易滑口读过。伯龙既不达交失之义，处处言虚，而不知虚之真谛。明明为实，而又掺虚的异说，是对于病理虚实未全领会，对于《内经》本节意义，亦未全领会，惟勉强比附，以完成其下虚上实之主张。试问脑病只有上实的充血乎？无上虚的贫血乎？脑实之充血，必肯定由下之肾水虚来乎？又上实下虚，必肯定中间肝阳化风一番周转乎？学理事实两两难通。就西说言，绝不能将充血牵混入贫血。就中说言，又岂能将上实强派为下虚。以胶执主张做病理，以推比病理作事实，此不得辨证正者一也。伯龙之学，紧要关键，在悟血气并上走之大厥，即西说之血衝脑神经。名称有二义，曰充血，言血之充潴脑部也。曰衝血，言血之衝激脑部也。伯龙原作冲，冲训稚，谥法幼小在位曰冲。又凿冰声，《诗·豳风》凿冰冲冲。又垂貌，《诗·小雅》鞗冲冲。其字义与血之上并上走无关，不如充字衝字，较有意义。余录《秘旨》原文，仍存冲字，以便后人想见其证入之痕迹，而留医学改进历史上纪念。究之伯龙对于脑病认识，尚属单简朦胧。脑贫血为其比勘外实内虚之良好引证，《秘旨》全篇，并未提及，讵尔时尚只知脑充血而不知脑贫血耶？即以所知充血言，脑之充血，由何项血管来，多充潴在何处脑部，何处血管受冲激最甚，何处血管成直线，最易冲入，何处血管少吻合支流，无去路易充潴。动脉性充血，是何形象，静脉性充血，是何形象，均茫未有知。所以，不能就脑部开发根本解决。一则曰总由内伤气血，肾水焦枯而然；再则曰总由心火暴发，肾水虚衰，不能制火所致。处处均可看到此项归结论调，仍是误认肾水心火肝风，为此病根源本体。将真正此病之主人翁脑病抛置，不过征引点缀而已，此不得不辨证者二也。治疗必本于病理，病理必本于生理。知大脑主知觉，然后知昏顿不知人等，为大脑知觉生理病变。知小脑主运动，然后知卒仆斜不遂等，为小脑运动生理病变。旧的学理既以此为准则，新的学理即由此再推进。伯龙既知病之在脑，自当以脑为主体，而明定其本，以各项诱因为副目，而兼著其标。并须知暴昏暴仆等，为脑病自有特殊之证象，非他病普通共有之证象。须知脑病固不免各项诱因，而诱因决不能混作本体，此与科学定律无异。乃伯龙曰，余概主以镇逆养水息风之法，又曰除镇摄肝肾外，别无他法。然则此等治法，可统括脑病耶？脑病可不论因素，不问性质，不拘时期，统以此等治法施治耶？如脑硬固、脑水肿、脑脓疡等，有何逆之可镇？何水之当益？何风之可息耶？如脑动脉瘤形成、脑神经胶质泛增、脑动脉血栓血塞，亦可用此等治法，镇之益之息之可愈耶？其神经衰弱，血压低减，营养少权，脑海空虚，如西说之所谓脑贫血，正与此相反者，更无论已。即以脑充血一项言，诱因亦多。既分静脉性、动脉性，又分急性的、慢性的，亦非镇逆益水息风一法可治。故脑充血不过脑病之一部。而镇逆益水息风，不过充血中治疗之一部。今执定一个下虚，误为此病本源，执定一项诱因，误为此病本体，毋乃不可乎，此不得不辨证者三也。尤有进者，西说对于脑病，侧重血分，分脑出血、脑充血、脑贫血三类。不言气分，仅充血原因条下，有窒息一项，盖血有解剖可见，气无形迹可求也。其实人体血气并行，互为循环。中说所谓营气卫气，日则行阳二十五度，夜则行阴二十五度，营周不休，又五十度而复大会。西说血液循环，人所共知。今有倡为明汁循环说者，谓明汁毛细管，全体层网密布，与细毛血管交错，其循行亦与血液相同，明汁即气管中液汁，明汁循环，即卫气循环。西说言汁而不言气，尚差一黍。《内经》大厥一条，血气并举，煞有深意。结句只言气返，不言血返，尤见精蕴，此可补西说未及。果尔，不惟脑充血贫血外，当增脑充气贫气，而各项医学基础均将动摇矣。又西说论脑之体质甚详，而未穷其来源。不言脑髓之所由生，及所以补充。《内经》云肾生精，精生髓，脑者，髓之海。肾系贯脊达脑，其形式由脑披离而下，其气化由脊溯流而上。新近内分泌学说，脑下垂体与生殖器关系甚密，新学家并有谓人体紧要关键在腰脊髓部分者，学理渐次接近化合。肾精衰损，则脑海空虚；人下体受伤致命，则脑顶红肿渗血；事理甚确甚明。是则脑实质硬固，脑水质潴积，脑胶质泛增，脑神经衰弱，脑硬软膜紧束各证，与肾脏生精化髓来源颇有关乎。西说有肾萎缩诱起脑病者，但在血液尿质，有形末节上解说，未向生精化髓根源上推求。此亦可贡献世界，而与天下学者共同一研究者也。二项不在《秘旨》范围内，但仍是由伯龙学理，推而广之。岩疆僻处，闻见闭塞，无可就正，又乏参考，以上云云，不知是否井底蛙，或为辽东豕，大夫君子，邦人诸友，惠而教之，此则所当奉为严师畏友者矣。
第三编 辨证《中风诠》
张山雷曰：风者，大块之噫气也。大之而云物晦明，阴霾晴霁，无一非此大气之鼓荡。小之而动息乳，草木繁滋，又皆得此空气为涵濡。吾人生于气之中，呼吸吐纳，更息息相依为命，尤为须臾不可离者焉。然在天之风，其和煦也，则为生长百物之母，其肃杀也，即为摧残万有之机。而斯人之呼吸长空，赖以生活者，得其和气，则吐故吸新，百骸滋长。而感其戾气，则千变万状，疾病丛生。读《素问》《甲乙》《病源》《千金》等书，于风病言之綦详，叙述病变，亦极繁颐。大率自外感受者，由浅入深，自经络而脏腑，幻化百出，不可思议，古人谓善行而数变者，其故可思也。此外因之风邪，为害固已甚厉。凡古人祛风方药，恒主疏邪解表者，诚以外感为病，仍须治之于外，泄而散之，此外因证治之一大纲也。而人之生也，常秉五行之气化，以迭为消长，则脏腑中自有此涵煦不息之机，以运其津液气血，而充溢肢体，敷布形骸，古所谓风气通于肝者，则非天空中鼓荡之外风也。其为病也，五脏之性，肝为暴，肝木横逆，则风自生。五志之极，皆生火，火炎升腾，则风亦动。推而阴虚于下，阳浮于上，则风以虚而暗煽；津伤液耗，营血不足，则风以燥而猖狂。所以病至未传，时有风阳陡动，而一蹶不可复振者。是人有此生，又恒与风相为终始。大率自内而发者，由静生动，则卒然而震撼，波谲云诡，一往无前，古人所谓风为百病之长者，殆即指此内因之风火。恣肆又最难驯，凡古人息风良法，必以潜阳镇定者，诚以内因为病，务必求之于内，安而宅之，此内因证治之又一大纲也。斯二因者，渊源既别，见证亦自不同，而治疗斯各有主义。假使病是外因，而不为疏泄，则坐令深入，譬犹开门揖盗，宁不入室升堂，倾囊倒箧。病是内因，而妄与发散，则狂飙益肆，譬犹洪炉鼓扇，宁不摧枯拉朽，栋折榱崩。此则谈医者，所必辨明于机先，而不能混淆不清，指鹿为马者。故古之中风，皆是外因，治必温散解表者，所以祛外来之邪风也。今之中风，多是内因，治必潜降镇摄者，所以靖内动之风阳也。诚能辨别此外内二因之来源去委，则于古今中风证治，思过半矣。
冉雪峰曰：此山雷《斠诠》全篇提纲也。外因内因，两两平列，貌视亦是斠不平以为平。然心目中只有内因，口中仍强说外因。篇中侧重内因，提纲又兼举外因，是外因内因，只是做一个变相八股的虚冒。又避去风字，浑言外因内因，煞费一番苦心。其实篇名中风，则所谓外因，为外因中风。所谓内因，为内因中风。不惟未摆脱风字，并未摆脱中字。中风病之误，关键在误认所谓中风各证象，为风病自有本体之病，凡遇昏瞀眴迷，奄忽不知人等，则曰此中风也。遇卒仆音喑，口眼斜，半身不遂等，则曰此中风也。试问知觉系何处主宰？中风何以有此等知觉丧失证象？运动系何处主宰？中风何以有此等运动停顿证象？从而可知此为脑病，并非风病。风病犯脑，能成此等证象，脑病无风，亦可成此等证象。是外风内风，不过各为诱因之一种，而非此病之自有本体，甚显甚明。山雷学宗伯龙，伯龙既知病之在脑矣，不过未就主脑方面，切实发挥。山雷既欲补伯龙所未及，即当在此处着眼，以脑为主体，由生理解说病理，由主因胪叙诱因，又由总纲分疏细节，由细节归求总纲，如科学之演绎归纳法，以求根本解决，而树后世不拔之基。如仅疏解伯龙条文，犹曰条文外不溢词。今既另出手眼，仍是陷溺于外风内风漩涡，从末节人手，在命意谋篇立场，已落下乘，凡此皆难为贤者讳者也。其详说外风内风原理，甚属肤浅。吾人处此地球，既以地球为坐标，地球外之气层，各各不同，要有一定原则，一定平衡，然一层而不变，则天地成死物，化机或几乎息矣。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从于变，迟速往复，风所由生，而化而变，所以畅遂生机，阴阳偏胜，则天地之病变生焉。人身血随气布，营周不休，循环往复，并行不悖，亦有一定原则，一定平衡。吾人既生天地间，即与天地共同生，气化相通，各以爱力感召。平衡如破，亦如空气之奔流湍急，迟速往复，而化而变，此即后世所谓内风之真际。其实人身内有何物风，内风二字，在医学名词上似难占一位置。山雷谓风气通于肝，非天空中鼓荡之外风，意在指为内风。然则雷气通于心，亦非天空中奋发之外雷，而为内雷耶？牵强训释，语病殊大。且提纲既平列外因内因，就篇中各节标题言，论古人书中所谓真中风之病必不多。又曰昏瞀卒仆之中风，无一非内因之风，仍是误认风病，仍是偏执内风一途。撰著通例，未有节目不本大纲，而分节反与提纲刺谬者，实开撰著特例。自抓自理，不啻反似在提纲处，自己显著供认全篇偏执之不当。言不由衷，何以示后。出发点错，枝节自尔丛生。即以文字论，义理为先，文贵有骨，况医学尤当朴实说理，最忌落文字禅。如外风内风，徒作一篇畅达文字，于医事何裨耶？君子观于提纲，及各节标题，无待条文诵读竟，而全书价值之评论已决。
张山雷曰：中风病名导源《素问》，演于《甲乙》，并见于《难经》及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下逮隋唐，则《巢氏病源》，孙氏《千金》，王氏《外台》，分析各证，言之尤详。而治疗方药，亦最明备。此皆吾邦医学百世不迁之大宗也。似乎后之学者，欲求中风证治之纲领，必当守此数家之言，奉为主臬，而可以探骊得珠，生死肉骨矣。抑知言非一端，义各有当。古人主论，各道其道，有不可不分而观之者乎。夫《难经》所谓伤寒有五之一曰中风，及仲景《伤寒论》所谓太阳中风之桂枝汤证，故明明外感初步之风寒也。其病在经，未尝深入，则与卒然昏仆之中风迥不相侔，是必异病同名，不可相提并论。此其义固人人能知之而能言之，不意《千金》《外台》之治卒中欲死，身体缓急，口目不正，舌强不能语，奄奄忽忽，神情闷乱者，首推小续命汤一方，仍是仲景之麻桂二方加味，则可知彼时之所谓中风，虽其证与仲景之太阳中风不同，而制方之意，固以为即是太阳经之外感风寒，所以用药同此一辙，是盖古人所见身体缓急，口目不正，舌强不语之卒然中风，必有太阳外寒见证，则仍与仲景之所谓太阳中风，无甚差池。所以金元以来，每谓中风中经络者，外有六经形证，通以小续命汤加减主治。张洁古氏且有桂枝续命、麻黄续命等，六经加减，号为定法，岂非以风从表受，病在经络立论，是又与《伤寒论》六经皆有中风之意同一理论。更证以《外台秘要》中风方，首列深师之桂枝汤麻黄汤，所治之证，所用之药，皆与《伤寒论》之太阳中风吻合。益可知六朝隋唐之所谓中风，未尝不与《难经》《伤寒》之所谓中风同一畦町。然必非近今所见眩晕暴仆，痰涎上壅，神志昏迷之中风，可断言也。若《素问》《甲乙》之所谓中风，亦皆外感之风邪。大率由浅入深，由渐驯剧，未尝有昏仆倾跌，痰塞神迷之证。盖外风袭人肢体，为患虽各不同，而皆自表及里，循次传变，亦与忽然暴仆，昏愦无知之中风，见证绝异。此惟景岳张氏，曾言《内经》诸风，皆指外邪主论，与神魂昏愦，卒仆痰塞之中风不同。而其他名贤之论中风者，无不以古证今，混而一之矣。若今之《金匮》，既名要略，中风一篇，寥寥数节，文义不甚贯串，则是断简残篇，不能明暸。至巢氏病源，则分析各证，言之甚详。而《千金》《外台》中风之方，竟成巨帙。然统观此三书之论证用药，几无一不从外风立法。凡是僻不遂，痿躄不仁，瘫痪不用等证，皆以为邪风之外袭。即至神情瞀乱，昏不识人，痰塞涎流，舌强不语之候，近人所审知为内动之风者，在古人亦必以为外风之入腑入脏，则用药惟有散风泄表之一途。麻桂羌防，几于千篇一律。且皆为寒风设法，则解表之剂，必主辛温姜桂椒辛、天雄乌附，俯捨即是。虽其间亦时有芩连石膏寒凉之品，而恒与温中解表，并辔以驰，是皆古人主治中风之定法，固无不以为外因之寒风也。逮乎金元以降，始有悟于昏瞀卒仆之中风，病形脉证，确与外感风邪不类，乃渐变其论调，而注重于内因。河间主火，东垣主气，丹溪主痰，持论虽各不同，而同以为病自内发，则与唐宋以前之皆指为外风者，所见大异。而古人通行之大小续命汤等，泄散风邪之法，必与内因之证，柄凿不入，势必不可复用。然河间之论中风，既知为将息失宜，心火暴盛，固谓内动之风火也。而其论治，则又曰中风既为热盛，治之者或用乌附等类之热药，欲令药气开通经络，使气血宣行而无壅滞，则又未脱古人专治寒风之窠臼矣。东垣之论中风，既知非外来之风邪，而为本气之自病，固谓内因之虚风也。乃治法又用洁古老人《保命集》旧说，谓中血脉者，外有六经形证，则以小续命汤加减治之。中府者，内有便溺阻隔，则以三化汤等通利之。外无六经形证，内无便溺阻隔，宜大秦艽汤、羌活愈风汤主之，则又用外感风寒之套药矣。是以此数家之说，虽恒为近世医书援引，而宗其法者，治亦无效。明之薛立斋，亦以内因立论，则倡为真水竭，真火虚之说，遂开赵养葵专用六味八味之陋。景岳张氏又约之以内伤颓败四字，持论既笼统不切，而用药又偏于腻补，则皆蛮钝不灵，终无效果。惟皆从内风自煽着想，一洗古人辛散疏泄之习，或为彼善于此。然当风火披猖，挟痰上涌之时，而遽欲顾其根本之虚，滋补浊腻适以助痰为虐，奚能有济？独有缪氏仲醇，谓真阴亏而内热生风，卒然僵仆，初宜清热顺气开痰，继则培本，分作两层治法，乃有次序可言，则视薛赵景岳辈，独能言明且清。近来西国医家，谓此卒然昏仆之病，乃血冲脑经，失其功用，在彼以剖验得之，据死于此病者，脑中必有死血或积水，则血冲入脑，固毋疑义。惟血在络中，何故而直上冲脑，则亦未闻有精确之发明，因而亦无捷效之治验。光绪中叶，蓬莱张伯龙，著有《雪雅堂医案》，其沦内风昏仆，谓是阴虚阳扰，水不涵木，肝旺生风，而气升、火升、痰升，冲激脑经所致。是以顷刻昏乱，神志迷蒙，或失知觉，或失运动，皆脑神经为之震动，而失其功用之病。西医谓之血冲脑者，正与《素问·调经论》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之旨吻合。颐谓亦即“生气通天论”所谓血菀于上，使人薄厥之意。其治法则惟以潜阳攝纳为主，镇定其上升之势，使血与气不走于上，则厥可定，而脑神经之功用可复。无论昏愦暴仆，痰壅气促，斜不遂，瘫痪不仁，舌强不语，痿躄掣痛等证，卒然而起者，皆可卒然而安。此则阐发内风暴动证治，实能勘透渊源，精当确切，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竟是《素问》以后，无人知此病情，至今而是病始有疗治正法，开后学觉悟之门。至理名言，有如皎日，寿颐屡宗此旨，以治痰壅倾仆神志迷乱者而效，以治肢体刺痛，手足不随者而又效。乃知伯龙此论，最是实地经验，迥非前人之空言塗附者，所能同日而语，得此而从古百家方论皆可废，虽谓伯龙为内风暴仆之开山祖师可也，抑颐因之而重有感焉。《素问》之言中风，非不明析，然皆外因之病。景岳所谓风邪中人，本皆表证。《内经》诸风，皆指外邪，故无神魂昏愦，痰雍僵仆，瘫痪抽搐等证。已是读书得闲，信而有征。若内因之昏愦卒仆者，《素问》自有大厥薄厥等条，而并不谓之中风。在古人各明一义，辨别如分水之犀，本不虑后人之误认。不谓《甲乙经》以击仆偏枯，卒然暴死，指为偏中邪风。而《金匮》之中风篇，又以僻不遂，身重不仁，昏不识人，舌强吐涎，指为贼邪之在经在络，入府入藏。于是内风暴动之病，皆以为外感之风邪，乱《素问》之例。而内因外因之风，乃浑熔于一炉之中，纠缠不清，莫衷一是，不得不谓《甲乙》《金匮》之误。自是而《巢氏病源》，亦以内因诸证，作外因解说。《千金》《外台》诸方，亦惟以解表祛风之法，通治内风诸证。相沿成习，铁铸六州之错者将二千年。至景岳而始毅然决然，亟为辨别，真知灼见，已是不可几及。而其非风一篇，亦知是《素问》之厥，即此昏瞀卒仆之病，又隐隐悟到大厥薄厥之旨。盖景岳有《类经》之作，其于《内经》，用力最深，故能有此神悟。独惜其误以非风立名，反觉言之不顺。然独能识得今之中风，可拟《素问》之厥，所见固是有真，而不闻更有人能助之阐发一言者。此则古书之真不易读，而亦可见潜心体会，善读古书者之真难其选也。若西人血冲脑之说，在彼以实验而有此发明。初不与吾国古书，互为印证，不意《素问》有大厥薄厥两节，久已明言于汉魏之前，即此可征，吾邦旧学，自有精凿不刊之至理。且可知医为实用之科学，自必有征实之证据，虽中西两家学术，渊源绝不相同，而果有实在之发明，终必同归一致。盖疾病本是实事，陆九芝所谓一个病，止有一条理，断不容各道其道，彼此歧异。更不能空谈理想，幻说欺人。世固有诮吾医学之徒，以理论见长，而无当于事实者。今试寻绎此大厥薄厥之旨，当可恍然于理论果为事实之母矣。惜于晚近学者，目光不远，不能早悟及此，致令内风暴动之病，人称难治。而今而后，凡有气升痰升昏眩卒仆之证，不独汉唐家法，温燥升散之助桀为虐者，必不可徒读古书，反以偾事。即河间东垣丹溪立斋景岳诸大家，虽若各明一义，不无可取，然皆瞠乎后矣。
冉雪峰曰：风为六淫之一，本为外邪。古人以中风从外邪立论，以中风从外邪施治，原不为错。只以非风而统指为风，学理未免混淆，日久遂成习惯。似乎风之字义，已包含此等证象。风之名称，已隐托此等证象。是风非风，统以风名。是风非风，统以风治。危险之大，至堪惊骇。是古人之错，不错在以中风为外邪，而错在非外邪均混入中风。不错在以中风有此等证象，而错在以此等证象统归纳中风。后贤以事实之经验，经学术之探讨，觉得此等证象，不尽是外风，从外因对面，悟出内因，明著非风之论，新圆非风之旨。惜尔时不知知觉运动主宰在脑，不知暴昏暴仆，为脑知觉运动生理之病变，故只能对勘出内风而止。所谓虽有深心，莫可奈何。伯龙著《秘旨》，已知病之在脑矣。既知在脑，则病之根本已明，病之旁枝可废，内风名义毋庸再用。昔尔时脑之学理，未大昌明，伯龙又少研究，山雷后伯龙百年生，当西学昌明之会，正好从脑的主脑处发挥，从根本处解决，乃仍是纠缠外风内风，谓古人不知内风，谓古人误内风作外风，虽连篇累牍，并未真正道着古人错误要点。方上坦道，又人蚕丛，不啻反向伯龙开倒车，此岂伯龙悟彻脑病时所及料。古人误于外风，今人又误于内风，是以诱因误作主因以一项误作全体同是拘执风字同是一个混淆同是一个不彻底。夫人身内非真有何物风，不过一种想象假定的名词。主外风者，本源是风，不过不应混非风为风。主内风者，本不是风，强名之曰风，内风二字，实为费解难通。在前论《秘旨》第一节，已经申叙，是知外风内风，错误为均，内风尚多一层自身名词上的错误。谚云五十步笑百步，此反以百步笑五十步矣。山雷志盛气锐，竟谓《甲乙》《金匮》《千金》《外台》均属错误。竟谓晚近学者，均目光不远。竟谓西人对于血之何故冲脑，无精确发明，而不知己之仅得一偏，尚在五里雾中。司马温公谓安石既不晓事，又太执拗，方之山雷，其何以异。大凡学理错误，显明者易知。此项错误，辨析微芒。山雷又言是饰非，中人以下，易被蛊惑。差以毫厘，失之千厘。诚恐医门介甫，遗祸天下苍生，此不得不辨，此不得不正，读者应亦谅也。
冉雪峰曰：中风错误，长夜千古，其间不乏贤明，始终未能勘透。所以然者，故由错误时代太久，已成习惯，暨守旧气习太深，自梏灵机。而尤有重大原因，环境不良，无第二高深学术，相与接触促助。盖历汉唐宋明以来，所与中国接境者，其文化均较中国低落，因之自是自尊，数千年做了一个顽固迷信大梦。学术之无进步，中风病之久不能明了，中有种种复杂原因。金元各家能于积习已深之时，环境不良之会，打破外风牢笼，由外因对面悟出内因，而因火因虚因痰，开出无限法门，诚为医林豪杰之士。迨至海禁宏开，西方筑基科学，与东方筑基哲学，两大文化接触，正如阴电阳电闪灼冲突。伯龙于初交之时，即悟到世俗之所谓中风，即《内经》之所谓大厥，悟到《内经》血气上走之大厥，即西说之血冲脑神经。数千年暗中摸索，含混胧朦之中风，至此始有病之真正区域可指，始有病之切实理性可言。固颖悟之独超，亦环境之造成。知伯龙之成功易，则知古人之立场难。学术有时代性，读其书者，所以尚当论其世也。山雷批评《甲乙》《金匮》《千金》《外台》，以一己之偏执，律古人之臧否。以管窥天，妄谓天小。以蠡测海，妄谓海狭。伯龙能会通中外，而山雷不能调和古今，殊可惜也。盖各贤各明一义，均言之成理。而且虚心，不敢一概抹煞古人。故虽发明内因义理，而仍兼顾外因治法，山雷则惟以己之偏矫处，指为古人之错误处。从来经生固执武断，未有甚于山雷之说医者也。且山雷亦只阐说内因中之肝风一义，尚未能真正由学术根底处继伯龙而发挥，与金元各家之各明一义者，不过鲁卫之政。倘山雷生于金元时代，未见有河间东垣丹溪各家谊力。况时代不同，古人处学术晦暗之时，吾人当学术昌明之会，有不可相提并论者。又况外风犯脑，原有构成暴昏暴仆所谓中风等证象之可能性，是古人旧的学理衡以最近新的学理，未始不可以相通。而山雷偏执太甚，痼蔽已深，只议他人之短长，不顾自己的偏矫，是何意态狭而倔，君子不能无憾焉。
冉雪峰曰：山雷以一己之偏执，指为古人之错误，以详上节。恐学者尚未明了，兹再引而伸之。山雷所偏执者，为内因肝风四字，又可约为内风二字。试问风主知觉乎？风主运动乎？肝主知觉乎？肝主运动乎？必曰否。然则知觉病变之暴昏眴瞀，运动病变之卒仆斜，何以指为风，指为肝乎？则将曰：肝风上犯脑部也，肝犯脑则现此等证象。反之肝不犯脑，即无发现此证象之可能。是肝为诱因，而脑为本体矣。何以篇中凡言暴昏眴瞀，卒仆斜等证象，不曰脑病而曰肝风？其指古人错处，何以不曰以脑病误作外风，而曰以内风误作外风，是误认肝风内风为本病自有之本体，根源处已大错误。再病之本体既确定在脑，脑之为病，仅内因肝风之一端乎？肝风犯脑，又仅肝旺热炽之一项乎？从可推知内风犯脑，可构成此等证象；外风犯脑，亦可构成此等证象；热邪犯脑，可构成此等证象；寒邪犯脑，亦可构成此等证象；且脑及神经本体自病，可构成此等证象；其他各系有病犯脑，亦可构成此等证象。是此等证象，其主因不在内外寒热，而在脑，亦不在他系，而在犯脑不犯脑。古人以脑病误作外风，事不容讳。山雷以脑病误作内风，咎岂能辞。乃又以此一己之偏执者，作为古人错误之据点，一则曰此是古人治风定法，又曰几无一不从外风立法，再则曰是用外感风寒套药，又曰未脱古人治寒风窠臼，冷嘲热骂，无不用极，一经道破，真是最无意味。且山雷强不知以为知，如对西医并无真正认识，竟谓西国医家，对于血在络中，何故而直上冲脑，未有精确发明云云。查西人对于脑病极深研稽，近则神经系已蔚为专科。凡生理、解剖、病理、诊断、治疗，无不详分缕晰。其他系之有犯脑可能者，各归各类，即脑本体自病，除贫血出血各种外，以充血一项言，亦种类繁多，既分动脉性，又分静脉性，既分急性的，又分慢性的，以及他系诱因，不下数十项。设尽纳入内风，可乎不可；设以内风，统括脑病，能乎不能；妄逞笔锋，信口雌黄。此不辨证，不惟阻碍中西学术沟通进步，且令西人笑我中医界工作无一通者，是则是篇之作，又乌容已耶。
张山雷曰：昏瞀卒仆，痰塞涎流，言语謇涩，瘫痪不仁，此举世所共知为中风病也。惟考之《素问》，则凡此诸证，皆未尝谓之中风。盖《素问》之所谓中风者，只是风邪袭表，病在肌腠经络，本无俄顷之间，即已蒙蔽性灵，汩没神志，而遂至倾跌僵仆，不动不言之理。若《素问》所论内风自动，眩晕昏仆之病，则“通评虚实论”所谓仆击偏枯，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五脏生成篇”所谓徇蒙招尤，目冥耳聋，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也。“玉机真脏论”所谓春脉如弦，其气来实而强，此为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癫疾也。“生气通天论”所谓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汩汩乎不可止也。又谓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也。“调经论”所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也。“脉要精微论”所谓厥成为巅疾也，又谓浮而上者为眴仆也。“至真要大论”所谓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热瞀瘛，皆属于火也。“阴阳应象大论”所谓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脏为肝也。又谓风气通于肝也。“五常政大论”所谓发生之纪，其动眩掉巅疾也。又谓厥阴司天，风气下临，目转耳鸣也。“六元政纪大论”所谓太阳之政，壬辰壬戌，其病掉眩目冥也。少阳之政，壬寅壬申，其病掉眩也。又谓厥阴司天，三之气，民病耳鸣掉眩也。木郁之发，耳鸣掉眩，目不识人，善暴僵仆也。火郁之发，瞀闷懊，善暴死也。少阳司天，三之气，病昏愦也。少阳所至，为瞀昧暴病，为瘛暴死也。“脉解篇”谓太阳所谓甚，则狂巅疾者，阳尽在上，阴气从下，下虚上实，故巅疾也。“厥论”所谓巨阳之厥，发为眴仆，阳明之厥，则巅疾欲走呼也。“宣明五气篇”所谓搏阳则为巅疾也。方盛衰论，所谓有余者厥，一上不下也。又谓气上不下，头痛巅疾也。著至教论，所谓太阳者，至阳也，病起疾风，势如礔砺，九窍皆塞，阳气滂溢，嗌干喉塞也。凡此诸条，皆是肝胆火升，风阳陡动，扰乱神志。或为暴仆，或为偏枯，或为眩晕昏厥，或为目瞑耳聋，或更动瘛疭，强直暴死。诸般病状，俱已历历如绘，此皆近世之所谓中风病也。然在《素问》，何尝名以中风，可见《素问》之所谓中风者，皆是外风，其证固不若是。惟古人文字简洁，于诸条未尝明示以此即内风陡动之病。而《甲乙》遂有偏中邪风，击仆偏枯之语，乃以内风之病，误为外风。而汉迄唐，皆从外风主治，讹以传讹，竟如铁案而牢不可破。幸有河间，东垣、丹溪诸家之论，而凡为火为气为痰，病属内因，又复渐渐发明，藉以提携后学。惟是火之升，气之逆，痰之壅，皆其肝风煽动，有以载之上浮，是肝风为病之本。而火也、气也、痰也，皆其标，乃诸家之论。但于火气痰三字，竭力阐明，而反将主动之肝风，略而不问，则欲为清火，而火必不退；欲为顺气，而气仍不纳；欲为化痰，而痰亦不减；卒之皆无捷速之效力。此则金元以来虽有类中风之名称，可以区别于汉唐专用温散之真中风。而所谓痰中气中诸病，固已尽人能知，然治疗仍是少实效者，则专治其火气痰，而不能注重于平肝息风之过也。要之即以《素问》而论，内风为病，固已数见不鲜，惟散在各篇之中，忽略读过，每不知其即是肝风内动之证。且又各明一义，并不明言其为内风之动，而后人之读古书者，惟知于中风之字面上，以求古人之所谓中风，而更不能寻绎于不言之表，遂使古人精义之流露于字里行间者，皆不得领悟其旨趣。于是，汉唐之世墨守此中风二字之名义，竟用风药表药以治内风。辛散温升，更以鼓荡其奋迅之势，是洪炉烈焰，本已飞扬，不使潜息于一室之中，而反门户大开，助之煽动，岂不速其燎原，倾刻灰烬。此则《素问》未尝揭明内风为病，有以酿成此浩劫，当亦古人之所不及料。吾知自汉迄唐，内风病之误于续命诸方者，必非少数。今者伯龙氏寻绎《素问》大厥之旨，而内风暗恣，扰乱神经，以致昏瞀僵仆之真原委，亦既灼然无疑。则古人专用温散辛燥之法，其谬亦堪共信。而所谓镇摄潜阳之功用，仍是见证治证。一定不易之理，本非别开生面，眩异惊奇，是必以内风二者，郑重读之，而后此病之真情实理，庶几大白于天下后世也。
冉雪峰曰：山雷此节，骤观之，似觉征引博洽，文笔亦悱恻清劲，说理透彻。其实断章取义，强题就我，出发点错，用力愈重，则事实愈差，去道愈远。山雷评论他人，谓最是医学魔障，不啻夫子自道。如所引“厥论”，巨阳之厥，阳明之厥，自注自疏，谓巨阳当作阳气盛大，阳明皆言时令阴阳，与六经经脉毫不相涉。意在归入一己主张肝火肝风之一项，不知“厥论”本篇论厥，系六经并举，除所引巨阳明外，三阳尚有少阳，三阴尚有太阴少阴厥阴，此为岐伯答词。上文问词，尚有愿闻六经脉之厥状病能也句，下文答词尚有不盛不虚，以经取之句。非明明言经脉，确确言经脉而何。如所引“五常政大论”，只曰太过之发生，不曰不及之委和，失经文三气胪举汇释之义，亦若木运只有太过而无不及者，此不及与己说不合也。所引“厥论”，只引热厥，而不引寒厥，失经文阳气衰于下则寒厥，阴气衰于下则热厥，平列对举之义，亦若只有热厥，而无寒厥者，以寒厥与己说不合也。又如所引“六元正纪大论”，太阳之政，少阳之政云云，经文原系六元并纪，亦是遗一阳三阴。上条明言经脉，偏扯向时会，此条明言气化，偏扯向经脉。一则便离脱太阳少阳，纳入木运。一则便归入肝火肝风，方合己意也。用心甚巧，非总读经论全文，细参征引掩护用意，不能寻其罅漏所在，山雷亦狡矣哉。再评论金元各家，亦有牵强以就己说者。如东垣本是由实证方面，悟出虚证来，发挥脾阳下陷，中气不振，是言气虚，不是言气实，是言气陷，不是言气升。乃山雷始则以为火为气为痰，轻轻混过，继则言火之升，气之逆，痰之壅，皆是肝风载之上浮，不知如何载法，真是欺人。终则言，但阐明火气痰，反将主肝风略而不问，又言专治火气痰，不能注重平肝息风之过，硬将气虚说成气实，真情毕露，图穷而匕首见矣。试将东垣书读之百遍，何尝有气实气升之说乎？本篇标题曰，论昏瞀卒仆之中风，无一非内因之风。本篇煞尾又叮咛曰，是必于内风二字，郑重读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煞介有事。若以病之本体根源，真在肝者，胶执太甚，自汩灵机太深，山雷贤者，犹复尔尔，学术真伪，只争斯须，讵不大可畏耶！
冉雪峰曰：《灵》《素》似周秦人文字，古时木书竹简，写存均感困难，故词务简括。医学尤注重师承口授，大抵历代相传，周秦诸子，始润色而笔之于书，岐轩奥义微言，中有存者，亦犹礼记之成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一例。《灵枢》叙述质朴，文词较《素问》奥折佶倔。又《素问》中有引《灵枢》语句者，是《灵枢》尚在《素问》以前明征。山雷进《素问》而黜《灵枢》，其自为注疏中，明言《灵枢》为王冰伪书，系王托词馆阁蠹简中得之者，不知王冰馆阁蠹简中所得，乃补《素问》第七卷，并非《灵枢》。且王冰学力去《灵枢》甚远，虽欲托之而不能，盖《灵枢》中明言中风昏瞀卒仆者多，与山雷学理有碍，故藉口伪书，整个推翻。不在学术上自求进益，以期贯彻，而惟于古书之不合己意者，不指为古人错误，即指为后人改窜，或遗佚伪托，自是此老特殊惯技。查山雷本节所争持要点，为《素问》所言昏瞀卒仆之中风，无一非内因之风，故分节即以此标题。不知古人对于风病，煞有分际，其解说中风，亦甚赅括。故有心中风、肝中风等，五脏中风、六腑中风、经腧中风、躯体各部位中风等类。其不由外风，或风而非由中者，则曰厥、曰痹、曰痉、曰痿。其有人体与天时太过不及病变者，则曰太阳之至、阳明之至等，太阴不至、少阴不至等，巨阳之厥、阳明之厥等，太阳所谓甚、少阳所谓甚等。又气运参错以穷其化，脏腑交互以尽其变。故是风非风，为寒为热，为虚为实，善读者均可从此体会。而尤堪惊异者，其时脑之学理尚未发明，如一上不下、巅疾走呼、忽忽眩冒、气血并上走云云，已直接领会到脑之关系。而《癫狂论》脉癫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俨绘出全体充血状态。“奇病论”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髓，髓者以脑为主，俨说到厥逆犯脑情形。又“风论”各入其门户所中为偏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更明言风邪犯脑，并将犯脑道路指出，岂不令人惊叹咋舌。此等学说，远在西历纪元以前，东方文明开化之早，实为世界首屈一指。乃后人将各病统纳入外风，近代将各病统纳入内风。山雷又拘执于肝风一种，拘守于肝火一项，不以脑为病之本，以肝为病之本，不以脑为各项内因之主动，而以肝为各项内因之主动。古人未知脑，尚悟到脑。今既知脑，反抛却脑。对于古人能毋汗颜。乃犹转变其词曰，《素问》未明揭内风为病，有以酿成浩劫，反归过《素问》以自圆其说。天下不乏明眼，休矣，尚何骂尽古人今人为。
张山雷曰：金元以前，无所谓真中类中也。盖古人之所谓中风者，皆外风耳，即以为真是外来之寒风所中。则治疗之法，惟有辛温表散，以祛其风，胜其寒，对病用药，直捷爽快。此古人不知有内动之肝风，不知有肝阳之火风，故不必为古人曲讳者也。自河间、东垣、丹溪诸家之论出，而始知举世之所共指为中风者，本未尝感受外来之风邪，然又心疑于古人之恒以风药表药治中风者，意谓古时必有邪风中人之病，于是以古书之中风，谓之真中。而即以其发明之痰中气中等证，谓之类中。以视古人之不问内因外因，而惟从事于麻桂羌防、姜辛乌附者。其议论固已大有区别，而治法亦切进一步矣。然既有类中之名，藉以立异于古人之所谓真中，则必以感受外风者为真中，而以未感外风者为类中。所以河间之论类中，谓为心火之暴盛，而并非肝木之风。东垣之论类中，谓为本气之自病，而亦非外来之风邪。丹溪之论类中，谓为湿痰生热，痰热生风，而亦不以为肝动之风。究之五脏之性，惟肝为暴，合德于木，动则生风。且其气左升，刚果用事，苟不顺其条达之性，则横逆恣肆，一发难收。其为病也，气火升浮，痰涎上壅，皆其有形之见证。然必认无形之风阳为之先导，而后火也气也痰也，得凭藉之力而其势愈猖。此内风为患，暴戾恣睢，断非外风之袭人肌表者，可以同日而语。乃论者惟知有痰中气中诸候，专治其有形之火与痰，而不治其主动之肝阳，宜其无应手之捷效。此无他，知其为类中，而以为既名为类，即所以别于真中之风邪，则遂谓类中之与风无涉。于是柔肝息风一层，最为是病之紧要关键，而略过不谈，则凡是类中皆不可治。抑知气中痰中诸候，无不卒然眩晕，而渐次昏愦神迷，僵跌倾仆，是皆肝阳陡动为虐，亦即气血冲脑之变，苟非急投镇摄以靖内风，则当狂飙鼓舞，天旋地转之交，日月无光，耳目蒙蔽，将何以澄清宇内，扫荡群霾。寿颐以为与其仍类中之名，泛而不切，不能得其要领，毋宁以内风二字，揭橥天下，而顾名思义，易得旨归，是以辑录此篇。既以内风挈其纲领，庶几名正言顺，以见潜阳息风一法，本是治内风者应有之要义。而后之学者，不复以新奇为疑，则是病得有正当之治疗。而寿颐探讨古今，所费日月为不虚，是亦私衷之所窃慰者矣。
冉雪峰曰：解剖生理病理药物各项科目，在近代医学上，均为重要部分。盖名称定，则义理有所归属。名称如错，则义理歧异生焉。中风病之误，即是名称错误，辨之不早辨。古时不知知觉运动属脑，不知昏瞀为知觉神经病变，暴仆为运动神经病变。而六淫之邪，惟风善行数变，或曰厉风，或曰暴风，或曰贼风，其他五淫，未有加以曰厉、曰暴、曰贼名称者。其时脑之学理既未昌明，自不得不将此等证象归入中风。历时既久，此等证象，在习惯上几成为中风一种特殊表征。因之一遇此等证象，皆名之曰中风。无论是风非风，均强名之曰风，均强以中风法施治，此岂古人所及料。金元各家能于积习已深，数千年黑暗时代，打破中风牢笼，摆脱风字，别开新的研究途径，因不曰中风，而曰类中，类中二字不啻医学革命史上所留的一种纪念，在前辩论伯龙《秘旨》第一节，业经言及。然类者何，风之类也，何以为风类，类之下系有中字，类中由中风脱化，是出乎其类之外，而仍在其类之中也。要之既非风，何云中。类中二字，学理既未彻底，未尽摆脱风之范围，而自身之理解问题亦欠圆通，吾不能谓类中即为代表脑病之绝好名词也。然称谓上已摆脱风字，今日内风，又轻轻将风字加上。人身内有何物风？况谓凡诸内因，均由肝风主动，愈说愈支离矣。考《素问》亦有以内风命名者，乃入房近女中风，特雅驯其词曰内风，乃御内之内，非内外之内。后世之所谓内风，乃内因为病，不得比而同之。倘内风非山雷学理之大本营，必又将曰，乱《素问》之例矣。内风二字，与脑病格格不入，即曰内风犯脑，是特殊有力诱因，亦嫌其杜撰执一，不普泛科学化。乃曰医学家类中之名，不如迳作内风之明显。果如是也，循山雷之意，内风可统括风病，肝风可统括内风，潜阳息风又可统括风病治法。一寒字可以赅尽外风，一热字可以赅尽内风，一肝字可以赅尽病之主动根源，人魔障到何程度。医学至此，尚忍言乎？然则如何而后可，曰舍去以内风为纲领之成见，而以脑神经为纲领，乃真为是病之紧要关键。以外风犯脑，内热犯脑，各为节目诱因之一，庶几真正名正言顺。二千年来，中风事实之错误，即是名义错误，阶之为言，将来统一病名，所当着眼。然必学术整理后，病名方可根据着手，凡此风病改革之历程，即为学术确立借镜，不卜主笔政者，其亦采及葑菲否耶？
张山雷曰：吾国医书，自《素问》而外，当以《甲乙》为最古，乃皇甫士安采集古书而成之，其蓝本当犹在仲景之前，此嗜古之士，所以抱残守缺，动怀古之遐思者也。乃近世医家，恒本《灵枢》为经，反置《甲乙》而不道，数典忘祖，其蔽深矣。惟以中风言之，则《甲乙经》中风二字，亦不多见，惟“病形脉诊篇”，有身之中于风也，及五脏之中风二句。又频言邪之中人，虚邪中人。如“经络受病篇”“阴受病发痹篇”，皆言病之次弟传变，无不以风从外感立论，与《素问》之所谓中风，最为吻合，绝非后世昏仆之中风，可以比拟。又十二经脉络支别篇，谓肺手太阴之脉，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则亦外感之中风。肺主皮毛，故外感之邪，从皮毛而入，即为肺手太阴之病，所谓气盛有余者，是外感邪气之盛。凡风寒感冒，畏风畏寒皆是，此即世俗之所谓伤风，而《甲乙经》亦谓之中风。可见与仲景之太阳中风，虽一属足之太阳，一属手之太阴，经络不同，而同是在表之风寒，则同谓之中风，仍与《素问》之所谓中风无异，其非痰壅昏仆之中风，固彰明较著者也。乃其八正八虚八风大论一篇，则独创异说，大是骇人。其文曰：风从冲后来者，名曰虚风，贼伤人者也，主杀害，必谨侯虚风而谨避之。避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后邪弗能害也。又曰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风从东方来，名曰婴儿风。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又曰凡此八风者，皆从其虚之乡来，乃能病人。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又曰圣人避邪，如避矢石。其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又曰贼风邪气之中人也，不得以时，然必因其开也。其入深，其内亟也疾，其病人暴卒。又曰人有卒然暴死者，何邪使然？曰得三虚者其死疾，得三实者邪不能伤也。乘年之虚，逢月之空，失时之和，人气之少，因为贼风邪气所伤，是谓三虚。故论不知三虚，是为粗工。若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气，不能伤也。遂以击仆偏枯，卒然暴死，认作偏中邪风，乃与《素问》中风之旨大异，绎其辞旨，盖本于《素问·八正神明论》而演成之。寿颐谓“八正神明篇”之所谓八风虚邪，八正虚邪等说，已觉文义晦涩，不可索解，且亦无从证实。而《甲乙》此篇，竟因八正八虚二语，演成此怪诞不经之说，欲以惊世骇俗，是为文字之妖。观其以八方之风，各立名目，离奇怪僻，拟于不伦，全无义理可求。是何异于谶纬书中，五帝号之灵诚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抬拒，叶光纪之名称，海市蜃楼，本无实在。而其书确出于秦汉人之手，可见古人自有此一派邪僻之学。而《甲乙》此篇文义，多不联属，辞旨多不条达，尤为谫陋。其所谓风从冲后来者，名曰虚风，贼伤人者，必谨候虚风而谨避之。试问何者谓之冲后？将何以谨候而谨避之？又谓八风者，皆从其虚之乡来，乃能病人。则又何者为虚之乡？岂非惝恍迷离，莫可究诘。夫以人体及病情而言虚实，可说也。乃天空之风，而亦有虚实，宁非大怪。且更有所谓虚之乡者，则真是捕风捉影之谈，何所取证。纵是古人有此一种学说，亦是占角望气，左道惑众之流，于医理病理，有何关系？虽似此杳冥恍惚之言，在《素问》亦所不免，而《甲乙经》为尤多，本可不录。惟此条所谓三虚而偏中邪风，则为击仆偏枯。又谓贼风邪气中人，病人暴卒，则竟似卒暴中风昏仆偏枯之病，皆即感受此外来之贼风所致。是以内风陡动，误认外风，即昧于此病之实在证情，而徒以空言强为附会，显与《素问》之所谓中风及仆击偏枯，二者大相刺谬。且因此一条，而遂开后人专以散风泄表之药，通治内风暴动之病，谬戾最甚，贻害最深，不可不辨。盖其所谓击仆偏枯者，即忽然昏仆，如有所击，而肢体偏废，瘫痪不随也。是即内风肆疟，火升痰升，气血上壅，激乱脑经之候。在今日固已证明，本与外感之风渺不相涉，且在《素问》亦未尝谓之中风。“通评虚实论”所谓仆击偏枯，肥贵人则膏粱之疾，已明言富厚之肥甘太过，浊赋壅塞，声色货利，戕贼真元，驯至阴虚火动，痰热生风之病，未始不与大厥薄厥数条，隐隐符合。且与今之西学家所谓血冲脑经之情状，息息相通。而《素问》之所谓中风，只以风邪外感言之，亦未尝杂以暴仆偏枯诸证。试遍读《素问》全部，虽外风内风，尚未分析明言，然两者之各明一义，绝不相混，则显而可指，信而有征。初不料《甲乙》是篇竟创此模糊疑似之说，乃始以内风之病，比附于外风之因，岂非未悟《素问》之旨，而以臆说欺人。此则以经证之，而《甲乙》此条已可不攻自破。惟以《甲乙》之书，终是中古相传之旧，世之谈医者多宗之。而唐人伪撰《灵枢》，又全录《甲乙》之文，举世方共尊之为上占医经，又谁敢轻加评议？宜乎外风内风，永永混淆，莫能是正。遂令汉魏隋唐之言中风者，无不以昏仆不遂等证，一概作为外风。所以《千金》《外台》中风方论，各成巨帙，论证则昏迷欲死，皆是邪风。论治则麻桂羌防，千方一律。且令内风猝动之病情治法，几不可得之于汉魏六朝隋唐名医之言论，而猝暴昏仆之中风，势必百无一治。追源祸首，当以《甲乙》此条为始作之俑，为害之烈，诚不下于洪水猛兽。此记所谓言伪而辨，以疑众之可杀者也。若篇中文字，忽谓贼风，忽谓虚风，忽谓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忽为三虚而偏中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疑是疑非，忽彼忽此，尤令人头脑冬烘，无从捉摸。正以其议论之皆是凿空，所以竟无一定主义，更不足辨矣。或谓暴风中人，顷刻僵绝，如明人玉机微义所述甘州大风之事，固亦有之。则《甲乙经》此节，正可引作真中风之确证，又安见昏愤暴仆者之皆是内因。且古人中风之方，必以散风温中补虚三者并进，本为虚而受邪设法，似《甲乙》此说，未可厚非。颐谓玉机微义之事，是偶然之异气，不可以论民病之常，且亦非《素问》所谓中风之本旨。盖昏愤暴仆之病，《素问》固皆在内风之例，而人之病此者，多未尝猝遇暴风之变也。若夫自汉迄唐中风各方，皆主温中泻表补虚者，又因《甲乙》经文三虚而偏中邪风一句，如法炮制，不问病情之是否合用，此又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之恶习，正是《甲乙》此条之应声虫。医道至此，可谓迷惘已极，而病家何辜，惨罹浩劫，亦大可怜矣。
冉雪峰曰：此节谓《甲乙经》之中风，本是外因，而始有以内风之病，认作外风之误。直言之，即谓《甲乙》误以内风认作外风。窃《甲乙经》并非皇甫谧私家之言，乃综合《灵枢》《素问》而刺为甲乙者。《灵枢》解说，脏腑形骸经络腧穴针法，简朴切实，较《素问》之仅谈义理者有别。即非黄帝时书，确是周秦人手笔，山雷一口咬定唐人伪托。唐承齐梁之弊，趋向辞藻排偶，文气卑靡，与《灵枢》气概，大是不侔。《灵枢》又名针经，唐时针法渐失传，亦不重针法。观王焘《外台》，只载灸法，而不载针法，可以推知。且王冰亦不善针，是《灵枢》非唐人伪托，亦非王冰伪托，决无疑义。乃山雷对于《甲乙》编辑《灵枢》部分，反谓《灵枢》某篇本此，亦若《灵枢》之真在《甲乙》后者，实为任意倒置。夫《灵枢》成于周秦诸子之手，周秦时学术开放，诸子如不羁之马，竞胜争奇。其精确处，固精确到极，其怪诞处，亦怪诞到极。祖龙一火，半系自召。如《甲乙》此节八风等说，本近占角望气，忏纬数术之流，其讹易见。在《甲乙》不过不当收录，在山雷又何须再为辩论。山雷之意，以为非藉此不足以压倒《甲乙》。其实与中风病何关？与本节标题误认内风作外风又有何关？查山雷学理所以辗转致误者，在己之所谓心得处，即为己之错误处。又以己之错误处，作为人之攻讦处。如脑神经病变知觉丧失，则为昏瞀。运动障碍，则为卒仆。并不在风之为外为内，只在病之犯脑不犯脑。山雷既将脑病误作内风，又将肝病统括脑病，在各篇文气归结，处处均可看到。设内风不犯脑，不知尚能昏瞀否？尚能卒仆否？外风如犯脑，不知亦能昏瞀否？亦能卒仆否？如此推求，则山雷根本错误，立可明了。又山雷最善自打自唱，如谓《素问》所言中风，俱是外风，有以中风内证属外风者，则曰乱《素问》之例，其实《素问》何尝有此例。而己又时将《素问》所言风病各条，曲解为内风。在他人以内风作外风，则为乱《素问》之例，在自己则以外风作内风，并不为乱《素问》之例。文人笔墨，真是无所不可。又自欺谓《素问》无以昏惘僵仆，偏枯不遂等证，属外风者。然“至真要大论”之诸风掉眩，及风淫昏埃，非明明言风，明明言掉眩昏埃，与风论之风之伤人也，或为厉风，或为偏枯，及各人其门户所中为偏风，非明明言风，明明言偏枯偏风与？可见何物《素问》之旨，毋宁曰山雷之旨，何物《素问》之例，毋宁曰山雷之例。乃犹鳃鳃归《甲乙》以内风作外风始作俑之名，骂之曰文妖，此真近文妖矣。骂之曰言伪而辨，此真是言伪而辩矣。医林不乏明达，其以予为过评否耶？
张山雷曰：《伤寒论》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本是外感风寒之病，与今之所谓伤风，无分轩轾。故主治之桂枝汤，温经散寒，和调营卫而已。乃作注者且谓仲景不曰伤风，而曰中风，恐与鼻塞声重之伤风相混云云。则过于重读《伤寒论》，而疑仲景所言，必非轻浅之病。遂不问其证情之若何，用药之若何，几以《伤寒论》为不易读，而伤寒方亦不易用。本浅近也，而以为艰深，此仲景书之所以束诸高阁，而医道之所以一落千丈也。其亦知太阳经为表病第一关，中风证是表病第一步，而桂枝汤只是温经解表，极轻极浅之功用乎。观仲景以中风为外感风寒之病名，盖当时必无伤风之名称，非中与伤之字义，果有轻重于其间。又可见其所谓中风者，其证为发热汗出恶风，则当时之对于昏愦暴仆者，亦必不谓之中风。仲师之旨，固与《素问》若合符节。惟《伤寒论》之中风，不仅太阳一经，阳明有中风，少阳有中风，而三阴经亦各有中风之条。然其病皆在经络，本未尝深入腑脏。盖以风邪中人，侵入肌腠经络，本不择定一经。太阳属表，阳明少阳其经亦皆属表，即曰三阴属里，然三阴之经，亦无不在表也。仲景六经皆有中风，正与《甲乙经》病形脉诊篇，所谓或中于阴，或中于阳，上下左右，无有恒常之说，同一理论。此与昏愦卒仆之中风病由内因者，源流各别，必不能混为一家。凡在医家，固无不知《伤寒论》之中风，与杂病之中风显分畛域。然而宋金以后，每谓昏仆之中风，有中经络之一候。且申言之曰，中经络者，必外有六经形证，通以小续命汤加减主治。则即从《伤寒论》之六经中风，附会而来。其意盖谓昏仆之中风，即是外感之风，则风从表受，自然先及经络。见仲景之《伤寒论》，即有六经中风明文。而《千金》《外台》专治卒中风欲死之小续命汤，又有桂枝麻黄，合于仲景太阳证治，因谓此方可治在经之中风。岂知制此续命之人，固已误认昏仆之中风，同于《伤寒论》之太阳中风。乃窃取仲师圣法，合用麻桂二方加味，不知方中既用麻黄防风发汗，而合用芍药敛阴，已失仲景桂麻二方分证论治之正旨。而更合以附子之温，黄芩之清，人参之补，庞杂已极，全非仲师家法。乃后人见其麻黄与桂枝并列，谬谓此即仲景太阳经成例。又见其方中并有阳经之黄芩，阴经之附子，遂谓可以通治六经，实属颟顸已极。至易老而定为六经加减之法，盖亦心知是方之必不可以通治六经，因而为之更定其君臣，增损其药品，以求有合于仲师六经条理。究之亦表亦里，亦温亦清，丛杂繁芜，仍无法度可言，又安能用之而有效力？景岳之论续命汤，已谓水火冰炭，道本不同，纵有神功，终不心服，真是见到之语。颐则谓小续命汤之治卒中风欲死，本是附会《伤寒论》之太阳中风，而制此鸿蒙未判之奇方。乃后人之论中风，有中经络之一证，又附会小续命之可以治太阳经，而造此不可思议之病证。要知昏瞀卒仆之中风，既非在表之风邪，必非小续命汤之庞杂，所能侥幸图功。且卒中风欲死之证，本不在《伤寒论》六经中风例中，又何尝有一是六经之形证。然则凡百医书，对此昏瞀卒仆之中风，恒嘐嘐然教人辨别六经，而仿用洁古老人之加减续命法者，最是此病之魔障。不能解脱此层束缚，必不可语以气血上菀之原理，而是病终不可治。学者欲求切实有效之治验，则古今各家书中，似此陈陈相因之庸腐议论，不可不湔除净尽者也。
冉雪峰曰：《伤寒论》中风二字，中字宜轻看，与《金匮·中风历节篇》之中风不同。如《素问》亦有内风，乃入房近女得之，与近代所谓内风不同。《素问》亦有肝风，乃甲历木旺日得之，与近代所谓肝风不同，均不得比而同之，所谓名同而意异者也。篇名《伤寒论》之伤寒，是指太阳寒水之经气而言，篇内曰伤寒，曰中风，是寒邪伤太阳之经气，风邪伤太阳之经气。可知书名《伤寒》与证名伤寒，在一篇之中，而有同名异义。则《伤寒》之中风，《金匮》之中风，显分为二，其同名异义，更无疑义。然寒曰伤，而风曰中者，在仲景当日，必经再三推敲。一，中风是古名，既见《灵》《素》，又见《难经》。仲景自叙明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非有特故，安能轻改。二，就病理说，寒主凝泣，风主走窜，寒无力外侵，故只伤皮毛，风有力内袭，故直中肌腠。三，寒伤皮毛，风中肌腠，是其常性。风若伤皮毛，则风邪必现寒证，风病必现寒脉，此为变例。科学原理均取普泛，故以用中字为恰当。总之《伤寒》与“伤寒篇”之中风，均病表层，故曰当轻看也。仲景亦觉得此项轻浅中风，不足以尽风病之义，故于《金匮》别立中风历节一门以发未尽之义。后贤多知《伤寒》《金匮》，两者所言中风不同，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山雷亦似未体及。且风寒二者，性质不同，见证各异。论中逐层解说剖辨，界畔晰晰，矩蠖森森。乃山雷此节谓名曰中风，本是外感风寒之病，又谓观仲景以中风为外感风寒之名称云云。本是单独言风，忽忽插入寒字，风寒尚未分清，一犯屡犯，岂得以误笔恕之。所以然者，盖误认外风必循经，绝无昏仆等证，而内风则昏仆，绝不循经。两两剔剥，形出后人以内风作外风，附会六经，混扯中络之错误。夫《伤寒》之中风是外邪，《金匮》之中风亦是外邪，但《伤寒》则其中浅，为常例；《金匮》则其中深，为变例。古时脑之学理未明，只得就经络脏腑立论。然《伤寒》《金匮》二者，各分门类，在仲景煞费苦心，煞有见地。山雷统统以外风混言，故愚谓山雷亦似未体及仲景旨意。是仲景之说，与《素问》之旨符合，而山雷之说，与仲景之旨不符合矣。六经为中医假定全身整个层次，与各项科学之假定一例。中风固有深浅不同，虽不拘拘层次，其有离开全身而别为病者。由病之证象以审病之区域，亦是中西诊断学共同普通原理，安得以己之误认，而议人之是非，至谓内风无关经络云云。西说以中风为脑神经病，神经及神经支线即是经络，其病变如血塞、血栓、动脉硬化、脉管瓣膜崩坏、静脉淤血、甲状淋巴腺肿大、脑脊髓膜炎肿等，非均是经络为患乎？要而言之，外风犯脑，亦能昏瞀卒仆。此等证象，不惟非内风私有物，并非内风本体自有之现象。内风虽不循经，然不论内到何部，仍在躯体之内，绝不能说无区域层次所在。真如倩女离魂，禅家出窍，悬空怪奇，似此则山雷此节学理根本打破。至后人是否缘仲景六经中风而致误，更无俟琐琐再辩矣。
张山雷曰：《金匮要略》中风篇，其开宗明义第一句，曰风之为病，固言外感之风也。其次节则曰脉浮而紧，寒虚相搏，又明明言外感之寒风。然其所述病状，则僻不遂，昏不识人，身重不胜，舌强难言，皆内风陡动，气血冲脑之病。而《金匮》又明明谓之贼邪在经在络，入腑入脏，大非《素问》中风之真旨。此盖《甲乙经》偏中邪风，击仆偏枯，及贼风邪气伤人，病人卒暴之说，导其先路也。惟以《金匮》之书，出于仲景之手，则不无大可疑者。今试录其全文而明辨之如上。其第一节曰，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则所谓中风者，以风邪之在经隧者言之。故以半身不遂，及但臂不遂之痹，皆谓之中风使然。虽与《伤寒论》之太阳中风，发热恶寒者不同，而同为外风之袭入经络，尚非昏瞀暴仆之中风，谓之外风所中，亦无不可。要之不遂之病，其因有二。有气血不充，而为风寒湿邪三气所袭者，其病以渐，即此条所谓风之为病，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之为痹者是也。治宜养血通络，视其风寒湿三气之偏胜，而徐图之。古来宣痹通络诸方，皆为此证而设，是亦外因也。其气火上升，内风暴动，激乱神经者，则其病以暴。所以卒中风者，忽然肢节痿废掣痛不仁是也。治宜潜阳镇逆，定其上涌之势，使脑不受激，神经不乱，而瘫痪痿废，不遂不仁，皆可立愈，是内因也。二者之不遂固同，而渊源大异。且病发之初，一缓一急，其形态亦自有可辨，而治法则大相悬殊。然古今医籍，尚未有洞彻此情，为之分别论治者，则以脑神经之说，古所未知。而内因外因，无不混合为一，皆作外风治疗。所以古来之治此不遂者，方药虽多，恒不一效。《金匮》此条之所谓风痹，未必果皆外感之风邪，而竟无内风冲激脑经之病，乃只曰风之为病，曰中风使然，亦仅以外因之风立论，而不及内动之风。所以《千金》《外台》治此不遂之方，无非祛风温经一派。此即《甲乙经》所谓偏中邪风，击仆偏枯一语，有以误之矣。其第二节曰，头痛脉滑者中风，风脉虚弱也，则仍是《伤寒论》之中风。头痛者，即太阳外风之头痛也；脉滑者，风为阳邪，故脉滑利；脉虚弱者，感邪轻浅，故脉不坚实，亦与太阳病之阳浮阴弱同义。此节十二字，今本《金匮要略》无之。考《脉经》八卷，中风历节脉证篇，章节字句皆与今本《金匮要略》大同，颇似王叔和所见之《金匮》，即同今本。惟其第一节之后，多此一节，详其文义，与仲景《伤寒论》之太阳中风，最为符合。可见《金匮》之中风亦主外因，皆古人所谓中风之本旨也。兹据脉经补此一条，正以证明古之中风，固无有不杂以内因之肝风者耳。其第三节曰，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府，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则详述中风各证，凡僻不遂，身重不仁，神昏舌强等等，皆《素问》中风条中所未及，是与《素问》之所谓中风绝异。而《金匮》此篇，固明明以中风标题，则显然非《素问》之本旨。其以在经在络入腑入脏四者，分别条例。又即后人于中风一门，分为中经络中腑中脏之鼻祖，亦与《素问》所言中风传变之状态，各自不同。盖至是而中风之病名，乃专属于僻不遂，昏愦暴仆之证。遂与《素问》《伤寒论》之中风，病在经络，以次递传，由浅而深者，离然大别，而即以《金匮》此节为其承接转戾之机轴。其以皮肤经络腑脏数层，分别病态，其意盖谓同是外风之所中，而受病之处，各有深浅不同，非自表及里，以次递传者可比。而必以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五句，挈其纲领。则又明指正气虚馁，而寒风外来，遂为暴中。此则古人之治中风，所以必用麻桂羌防解其表，姜辛乌附温其中，参芪术草补其虚。数者毕备，并进兼营，是为一派真传，渊源有自。《金匮》本条，初无方药，近人之作注者，每谓此条之下，次以侯氏黑散即为此证之主方。然黑散一方，亦是后人附入，必非作者本意。盖本条叙证甚多，乃是条举而并列之词。非谓凡是中风者，必一时而毕具此种种见证，本无专用一方可以统治经络腑脏之理。则《金匮》之不出方者，自有深意。而诸家乃欲以一方通治之，最堪喷饭。惟既以寒虚相搏，邪在皮肤两句，定为此病之枢纽。则当用之药，亦必解表温中补虚三者咸备，而后可为对病。《千金》《外台》多数续命汤散不啻为寒虚相搏，邪在皮肤者，出其正治之法。此又古人于昏仆卒倒之中风，无不认为寒风外受之恒例者也。然以近今所见之昏瞀卒仆诸证言之，无一非肝阳暴动，气升火升，热痰上涌，气粗息高，正与古人之认作寒虚者，绝端反对。是古为外风，今为内风。古之外风为肃杀之寒风，今之内风为隆蕴之风火。一寒一热，内因外因，似此冰炭殊途，柄凿不入。则《千金》《外台》主治寒风之千百方药，必无一方可治风火自动之病，而《金匮》所谓寒虚相搏之中风，又必非风火自扰之中风，皆当以病情决之，而万无两可者，是岂古今之病果有不同耶。要之昏瞀卒仆之实在病因，《素问》薄厥大厥二条，固已明言其血菀于上，气血并走于上。今之西国医家，定名为血冲脑经之病，又以实验得之，确是气火升腾，迫血上涌，冲激入脑，因而神经瞀乱，知觉运动顿失常度，扰乱及于何部之神经，即其一部肢体为之不用。如卒暴昏仆，口眼斜，舌强不语，颊车不开，瘫痪不随，痰涌涎流，或为目闭口开，撒手遗尿诸候，无一非气血冲脑激动神经所致。是以卒然而来，即病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非如外感之邪，虽亦可以深入，而必受之以渐，次第增剧。《金匮》此条叙述僻不遂等种种见证，固皆神经之变。而乃在经在络，入腑入脏，本是理想之辞，则以古时脑神经之说尚未发明，无所谓知觉运动，皆主于脑之理。则见此卒然昏仆者，四体百骸，见证各异，而不能推测其所以然之故。因思善行数变，惟风为速，无以名此，则姑以中风名之。又不解其或病肢体，或病口目，或更不言不识，千态万状，莫可端倪。则意想所能及者，无非经络腑脏受病之部位有浅深，斯发现之病形有轻重，因而倡为在经在络，入腑入脏之等级，亦可谓智虑聪明，心思周密。殊不知此身主宰，无不禀命于脑。大而肢体之运动，知觉之感触；小而喉舌之言语，耳目之见闻；皆此脑之神经为其运用。神经一乱，顷刻失常，肢体百骸，倏忽变态。而又以脑之神经布于全体，偶然激乱，未必全体神经尽为震动。于是或为手足不遂，或为瘫痪不仁，或为口眼斜，喉舌牵强，或则知觉已失，而运动自如，或则运动不随，而知觉未泯。各呈奇态、种种不同，而皆其一部神经之乱，有以致之，此则实情实理，必不能更易一辞者。可以证明古人中经络中腑中脏三纲，本是空谈，毫无实据。在古人未知脑神经之作用，而悬拟此等条目，不可谓非理想中之能事。然在今日既确有发现，则大辂椎轮已为无用，正不必以《金匮》言之，而更为曲曲涂附者也。唯以《金匮》此条，原是仲师手笔，则不无大可疑者。考仲师《伤寒论》自序，谓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庶可以见病知源。是仲景著书，本于《素问》，而《素问》之所谓中风，只言在经在表之风邪，并未涉及昏瞀不遂等证。所以《伤寒论》之中风，亦只是在经之病，与《素问》无所歧异。何以《金匮》亦出仲师之手，而竟以中风之名称，移于僻不遂，昏不知人，舌强难言诸证，此则遍读《素问》而皆不谓之中风者，至《金匮》而始列为中风之条例，大非《素问》本旨，此其可疑者一。或谓“六元正纪大论”，木郁之发，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岂非木动生风，卒暴昏仆之明证。则是中风僵仆，昏不识人，亦是《素问》所固有。然天元纪等七篇，本非《素问》之旧，乃唐时《素问》已有缺佚，而王启玄作注，别采古医书以补其缺，宋·林亿等校语，谓此七篇当是古之阴阳大论，是全元启注本《素问》之所无者，则仲景所见汉时《素问》，必不能有此。即曰此专论五运六气之七篇，果如林亿之说，确是古之阴阳大论，即仲景《伤寒论》序中所据之本。则木盛而生火生风，风为内风，且是风火。而《金匮》此条，反以为寒虚相搏之贼邪，是既误内风为外邪，又误风火为寒虚，更与六元正纪篇显然矛盾。仲景必不若是之武断，此其可疑者二。即以本条证情言之，惟内热生风，肝阳陡动，迫其气血上冲入脑者，乃有此卒然僻，体重不仁，昏不识人，舌强难言，口吐涎沫诸候。其外形必有肝阳见证可证，如面赤唇红，气粗息高等皆是。且其脉必多浮大浑浊数促之象，必不独见浮紧。虽间亦有真阳式微，虚风一煽，而即见脱证者，面青肢冷，冷汗自流，乃与《金匮》所言之寒虚相搏近似。然此证必不多有，即曰仲景当时，或竟多此脱证，要知脱证之寒，亦非在表之寒，于脉当迟细沉伏，必无浮紧之理。况乎当日之僻不遂，昏不识人者，岂其无一肝阳上扰之证。而乃直以脉浮而紧，寒虚相搏定为大纲，只知有表证之寒邪，而不知有内蕴之风火。明是粗知医说者，附会伤寒在表之脉象，摹仿仲师句法，造此臆说，误尽苍生。而谓仲景能为此病情脉象柄凿不合之无稽之言，其何可信。寿颐以为今本《金匮》之中风历节病一篇，文义庞杂，几于全不可解。其论中风，又只此三节，皆不伦不类，必不足以发明此中精义，当是残缺之余，掇拾为之，讹误脱佚，皆所不免。若就今本言之，实属无可索解，《医宗金鉴》于此两节，曾有订正。则亦明知脉浮而紧、寒虚相搏之说，与僻不遂之中风，不能符合。乃欲以下节之脉迟而缓六句，与此节首六句互易，无如于义仍有难通。则又改窜几字，以强求其可解。纵使所改者果有至理，亦是自我作古，终不免续凫断鹤之嫌，况乎所改之亦未必精当耶。原夫古今贤哲，于《金匮》一书，不敢轻加评，本是尊重仲师之意。诚以吾邦医学，发源最早，而中古旧籍，又已无传。惟仲景之书，论证列方，犹多可信，已是医界中最古之本。自当为之推阐发明，以扬国粹。万不容轻肆驳斥，致启后学荒经蔑古之心。而颐则谓今之《金匮要略》，已是宋人手录之本，去仲景之世甚远，辗转流传，并亦久失庐山真面。林氏书录解题，明谓其传于蠹简之中，则断烂不完，亦可想见。所以是书之不可解者最多，必非如《伤寒论》之仅为王叔和重编者，所可一例而论。果能灼知其可疑，而别有确切之发明，正不妨佐证病情，说明源委，以求其实在之效用，亦非亡肆空谈，轻诋先哲。且此节分在经在络，入腑入脏数条，即以寒风外搏言之，亦不应重门洞开，俄顷之间，即能深入脏腑。以意测之，亦颇不近于理。况乎于古无征，于今不信，似此凭空虚构之言，恐非仲景真本所固有。即曰果是仲师手笔，则当时本不知脑神经之作用，仅凭理想而生误会，亦是情理之常。今既确有所知，亟为更正，庸何伤于仲师日月之明。如必以仲师之故，而姑为之曲曲附会，勉强敷衍，不顾情理之难安，则适以厚诬古人，重欺来哲。吾知真能尊崇仲圣者，不当如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杼己见，就正高贤，破除泥古之嫌，冀为斯道一新耳目。凡以实事求是，庶几治疗之得效耳，固非师心自用，妄论前人短长也。若曰蔑古，则颐岂敢。其第四节曰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荣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气短。颐按《金匮》此节之所谓中风，更不可通。身痒瘾疹之证，乃风热在表，或其人本有蕴热，而微风束之，肌肤之热不得外泄，于是起块发瘰，痒搔遍体，今三吴之俗谓之风疹块，是肌腠间极浅极轻之病，虽亦可谓之风邪，而何得与上节僻不遂、不仁不识之中风连类而书，相提并论。乃观本节全文，则曰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已于风热之瘾疹显然矛盾。且更郑重其辞曰，荣缓亡血，卫缓中风，不伦不类，文义亦不相贯串。且以身痒瘾疹皮毛之病，而谓之邪气中经。据病理而言，确是风热侵袭肌腠，其说似无不可。然上节则曰邪在于经，即重不胜，语气又复不符。岂有在一篇之中，而忽彼忽此，自盾自矛，竟无一定宗旨之理。而谓仲师手笔，有如是之模糊隐约，疑是疑非者乎。要之今本《金匮要略》，似此不可索解者最多。此当存而不论，既不当强为疏通，凿足适履，亦不当随文敷衍，虚与委蛇。其心气不足，邪气入中，胸满气短三句，亦是不相联属之文。而注者曲为说解，仍不可通，亦何苦耶。颐按巢氏病源候论，谓人皮肤虚，为风邪所折，则起瘾疹。又谓邪气客于皮肤，复逢风寒相折，则起风痒瘾疹。《千金方》谓风邪客于肌肤，虚痒成风疹瘙疮。可见身痒瘾疡，只是微风郁于肌肤之病。《金匮》此条，不为《病源》《千金》所采，则巢元方、孙思邈等，亦不以《金匮》此说为然。惟《金匮》既以瘾疹列于中风篇，亦可见其所谓中风之病，皆是外风，此固唐以前之通例也。冉雪峰曰：山雷所谓《金匮》所叙各证，即昏不识人，舌强不语，僻不遂，肌肤不仁，体重不胜，口吐涎沫等证，乃脑知觉病变，运动病变之为病也。脑本系病，发现此等证象，他系病犯脑，亦能发现此等证象。诸内因病犯脑，能发现此等证象，诸外因病犯脑，亦能发现此等证象。是内风犯脑，能发现此等证象，外风犯脑，亦能发现此等证象。学理事实，两均不爽。仲景以普通风病属《伤寒》篇，以特殊风病属《金匮》篇，正以见其分划之清，辨证之确，其所差不能为古人讳者，仅为未能明言其为脑病之一间。而山雷谓所言是外风，所叙证是内风，然不可曰皆是脑病之误，而曰皆是内因之误。《金匮》何误，亦山雷之自误焉耳。盖山雷误认内因为脑病之根源，又误认肝风为内因之根源，混称《金匮》之中风，俱是外因。于仲景《伤寒》，分中风为二之旨，丝毫不解。只知内因与外因有辨，不知外因与外因仍自有辨。故即中风分门一项，已足见仲景才大心细，俨具医门史笔。山雷全书，多略主宰脑系不言，即偶尔征引，不过聊作证明，以完成其内风肝风之臆说。此篇就脑反复推论，似已大彻大悟，十之八均之道着。倘果由此阐发，全书 均似此节解说脑病一段，则愚此篇可以不作。惜乎锢蔽已深，偏执太甚。其说脑病处，均须先插入肝阳肝风，以作根据，万变不离其宗。亦若脑非肝不病者，真是山雷特殊学理且脑病甚多，仅知脑充血一项；脑充血诱因亦多，仅知肝风肝火一项；仍陷于知而不知之境。又山雷文笔诡谲，惯用优笔，先为安排，及到正面，浑然不觉。而又借以逼近一层，几使人不可置辨。如本节先谓仲景所言中风，俱是外风，与《素问》之旨符合。继言外因为寒风，内因为风火。再言外之寒风，绝无卒然昏仆之理。惟内风陡动，火升气升痰升，乃有此现象。更进一层，谓外风内风，自矛自盾，亦温亦清，忽此忽彼，竟无一定宗旨。只议他人的短长，不顾自己的破绽。竟说成此等证，只有一个内因，凡诸内因，只有一个肝风。解说则自埋自抓，义理则梦中说梦，如此庸陋，如此偏矫，不知自问，医学谊力，到如何程度。而评议仲景，戏语冷嘲出之，曰极理想之能事，曰为中经络中腑中脏之鼻祖，又曰可谓知虑聪明，心思周密，愈心粗而愈胆大。不知人身机体是完整统一的，内脏与脑部关系是密切的。是古人由内脏各中病的因素，虽限于时代，不限于义理，较山雷肝风肝火仅主一脏者，实觉概括。内脏病因不可以统括脑病，内脏病要可激惹脑病，而脑病又可牵连内脏病，此又山雷之知而未知者也。
冉雪峰曰：仲景分中风为二门，以普通感冒之中风归《伤寒》，以直中入里之中风归《金匮》，即此分篇，大义已昭然若揭。后之学者，即可领悟于不言之表，而不致混乱误治。此项分剖，无须枝枝节节再辨。故《金匮》中风篇，不再涉及此项。惟是风为百病之长，不惟外感之风，与直中入里之风有分辨，而入里之风与入里之风亦有分辨。故第一节曰，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此辨风与痹之分也。盖风邪内袭，不上犯脑，着于一部则为痹。若风邪内袭，阻碍脏腑与脑交通道路，或直上犯脑，则为中风。痹为着于一部分病，曰臂不过举其例。风伤脑左侧，则病见于右；伤右侧，则病见于左；西说谓之脑性偏瘫。所可惊异者，彼时尚无脑之学说，仲景何以悟到痹则现于一部，风则现于半身，俨若明了脑性中风之偏瘫。下二句脉微而数，中风使然，乃中风已成之脉。中风已成，脑部受伤，神经障碍，生理机能将次停顿，脉安得不微？邪气反缓，正气即急，脉安得不数？中风使然四字，是单承脉微一句，非总承上文三句。乃山雷将风痹混作一谈，以中风使然为总承上全节，试问风痹混合，将或但臂句或但二字，置于何地？且此为痹三字，明明指示为痹而不为风。山雷于文之语气尚不能解，犹复评论是非，真堪喷饭。第二节云，头痛脉滑者中风，风脉虚弱也，此辨风之脉象也，共十二字。上句七字，是所以致中风之脉象，脉之所以滑，关系头部，俨在言中。上节言微，是中风已成；此节言滑，是中风将成未成。下句五字，是指普通风脉，恐人误认，故兜叙此一句，以足其义。盖风邪内中，扰乱营卫平衡，生理陡起变化，直上冲脑，脉安得不滑。开始即提头痛二字，病情宛然。倘脑部已伤，中风已成，则脉不滑而转微矣。风脉虚弱者，伤风自汗，温度放散，其脉不虚亦虚，不弱亦弱，但与本节中风脉滑有别，与上节中风脉微亦有别。山雷将二句释归中风一项，谓虚弱为邪轻浅，试遍读古人脉书，有邪轻浅，脉虚弱者乎？或问二句分作两层，有可引证乎？曰有。《素问》风论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厉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所言厉风，即是中人暴风；所言或为风也，即是普通伤风；仲景撰用《素问》，不惟宪章义理。厉风下承以或为风也，中风下承以风脉虚弱也，文气亦复相同，岂不信而有证乎。第三节曰，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人于腑，即不识人；邪人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此中风篇之正文也，脉证兼叙，胪举甚详。论脉与上不同，观其浮紧对勘，衬出寒虚相搏，乃专论寒风也。辞意甚和，并未言寒风外无他风。寒风二宇，为山雷所不欲闻。寒风犯脑构成本节所叙各证，尤山雷以为必无。无征不信，查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地方严寒，每当冬令风雪，路人僵仆者多，居人蓄犬救护，其不及救者卒死。此非中寒风之事实耶？非寒风其来暴之事实耶？又《素问·腹中论》，其辨头痛，谓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病名厥逆，此非显明昭示寒邪犯脑之学说耶？曰内至髓，曰脑逆，与“风论”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互相发明，岂得谓之非寒，岂得谓之非风耶。山雷若早见此各条，下笔时必稍加迥护，必不教人遍读《素问》，殆山雷未自读《素问》一遍云尔。且此各条，不惟明言寒邪风邪犯脑，且将犯脑由脊循风府而上道路指出。中国数千年前学术，已精确如此，真令人惊叹不置。山雷不知由此阐发，犹谓《素问》无以昏仆等证属外风者，至外之寒风能成此等证象，则谓绝无此理，不知对此将何置辩。根本既明，则山雷对《金匮》，不当议而妄议之处，更无须枝枝节节再辨矣。第四节曰，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营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此节申言脉象证象，以足上节未尽之义，上节以紧脉托出浮脉，此节以迟脉托出缓脉，上节单承浮言，此节单承缓言。浮本属气，而看出血之虚来；缓本为血，而看出气之虚来。上节胪叙各证，兼收并列以昭其全。此节略叙数证，侧重专注以妙其用。上节血虚，即是此节亡血。亡与无通，论语亡而为有，而今亡矣，两亡字均训无。防己地黄汤重用地黄，即是补血，后人滋液息风，柔肝息风，不出此范围。又由营缓血虚，衬出卫缓气虚。风引汤用诸石药鳞介药，镇定神经，合姜桂以宣阳强心，俨与西法逼似。后人辛甘化风，镇降息风，不出此范围。脉是风门特殊之脉，证是风门特殊之证，治是风门特殊之治。山雷混称外风，比而同之，实属宫墙外望。窃中国医学衰微，载籍又多遗亡，上古无论已，中古以还，扁鹊仓公华佗之书，均渺不复覩。居今可见先民矩矱者，独赖《伤寒》《金匮》之存，而仲景才大心细，全从辨脉辨证上论治，无一毫凿空，既切实而可靠，又精义之入神。数千年来医林不乏明达，医书汗牛充栋，均望尘莫及。其微言奥义，即今西学昌明，尚有未企及体到处。虽代远年湮，迭经编次改订，不无脱简讹佚，而比事属辞，因文见义，尚可咀嚼撷领其精英。纵学术随时代进化，其中或有当损益，然欲发扬国粹，舍此再无他秘籍鸿文可以借助。吾人抱残守缺，抚摩玩读，能毋发思古之幽情。如山雷者，热骂冷嘲，焚琴煮鹤，何自环汝万里长城。每与友门论及此事，未尝不太息痛恨于贤者之过也。
张山雷曰：《千金方》《外台秘要》两书，中风之方最多，约举其例，皆续命汤桂麻姜附之类也。而所治之证，则昏愦暴仆，痰壅涎流，痉厥瘈疭，僻不遂，皆在其中。忖度其意，盖谓此等见证，无一非凛冽之寒风，直犯经络腑脏之病。故用药必辛散解表，燥热温中，双管齐下。此固自汉迄唐，治疗中风之恒例也。读《甲乙经》所谓偏中邪风，击仆偏枯，及《金匮》脉浮而紧，寒虚相搏两条，未尝不脉证病情，若合符节。然试以所见之昏眩卒仆者言之，则无非肝阳内扰，木郁生风，气火上升，痰涎逆涌，岂不与古人之概投温散者，大相背谬。岂古人之暴仆者，皆属虚寒，果运会推移，不可一例而论耶。迨以《千金》《外台》诸方下所载病证细读之，则头眩面赤，恍惚惊悸诸候，咸在其列，岂非内热生风、浮阳上扰之明证，而确然可据之寒风见证，反不多有。乃方中仍是温辛升散之品，居其多数。则古人直以肝阳上僭，内热火升者，一律作寒邪主治，得毋可骇。乃又以续命诸方所用药物熟思之，则既用附桂之温，而即兼芩芍之清，已觉自盾自矛，不可索解。而续命散八风散等方，则又桂附姜辛，膏芩大黄，一炉同冶，更莫测其主义之何在，景岳所谓水火冰炭，诚非虚语。要知其所治之病，必有内热可证，而后需此寒凉之药。于此可见古之所谓中风，虽曰当时或多寒证，而亦必有菀热昭著，肝火内燔者。然诸方之中，犹必以桂附麻辛，杂然并列，而不问其性情之不合，臭味之不投，则亦习俗相沿，视为成例，而不自觉悟耳。然则古书诸方，即使古人用之，亦必不能确合病情，发生效力。而以反观乡曲俗医，犹有依傍古方，以治火升痰升之昏仆者。舌裂唇焦，如遭炮烙，衰号呼謈，惨不可言。此虽学之不明，徒读父书，适以偾事。而古人之千方一律，当亦不能不任其咎者矣。
冉雪峰曰：续命汤，不知撰自何人，出于何代，《金匮》中风历节篇末，附有古今录验续命汤方一首，大抵为宋·林亿校正时所加入。中风历节篇共附五方，续命其一也，正篇条文下尚有四方，或谓亦系林亿所附，此实不然。林亿凡于《金匮》各篇所附之方，均载篇末，方前并明标附方二字，其有数方者，均系连载，未有分插加入仲景原文者，似此比勘，其非林亿所附无疑。惟《伤寒》《金匮》凡出一方，均曰某方主之，或曰宜某方，此四方均无此等字样，岂脱简佚亡，书缺有间耶。抑中风义蕴繁颐，拘定一方，反滞化机，故不言主治，仅于条文下聊举以见例耶。由前之一说，只可等于虢公夏五，以备后学参考。由后之一说，则当视为发凡起例，更作进一步推求。续命汤方并非一种，附于《金匮》后者，名古今录验续命汤。古今录验方五十卷，系唐甄立言撰。同名之方，尚有古今录验大续命汤，古今录验小续命汤等。千金亦有续命汤方二，大小续命汤方各二。其见于外台者，尚有深师续命汤、西州续命汤、崔氏小续命汤等名。大抵此方为唐以前方，彼时此方盛行，用者各有加减，故有大小之称。或冠以书名，或冠以人名，或冠以地名，其实皆一方所托化，范汪以为仲景方者，非也。仲景分中风为二门，《金匮》所载中风，直中入里，不重表散，与《伤寒》所载中风治法迴别。除摩散外治外，其余三方，则堵塞填窍，镇降强心，滋液养血，虽佐有风药，分量甚轻，非注重表散可知。是续命汤侧重表散，原非仲景家法。后世著书者，中风门多首列此方，实未尽领斯旨。不过中风果有外证，续命汤未始不可偶用。且风邪直中一部分，尚羁留一部分在表，或中入之风，仍有外出之势，亦非病机全无之事。山雷极端诋毁，实属过当，甚至寒热互用，攻补互用，不当攻击而亦攻击，实属最无意味。充山雷之意，不过易古人之外风而为内风，易古人之寒风而为热风，易古人之辛温表散而为镇重潜纳。仍是一个固蔽，仍是一个偏矫，仍是一个未会通，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且谓古方并用寒凉，可见古时亦是肝风内燔之证，又嘲骂乡曲俗医，依傍古方为徒读父书，适以偾事，真是武断乡曲。总之己所持之学理错，则所以评论人者无不错。学者会而通之，其庶几乎。
张山雷曰：汉唐之世，皆以僻不遂，昏仆不仁，痰涎壅塞等证谓之中风，固无不以为真是外来之贼风中人也。直至金元以降，类中之说，日渐昌明。而后知卒然暴仆，昏瞀痰迷之中风，固多不出户庭，未尝蒙犯邪风者。此晚近医家所谓真中类中之界限，亦即外风内风之畛域也。然自真中类中显然分别之后，则类中之病，所在多有。而所谓真中风者，不可多觏。丹溪有言，西北地高，风寒燥冽，故有真为邪气所中者，此亦悬疑之辞。可见真中之病，在丹溪亦未必一见。且可知中土平原之地，东南燠之乡，固多内动风阳，气升火升之病。而果为寒风外袭，可用古人发表温中之剂者，盖亦几几乎为理之所必无者矣。又证之以玉机微义曰，余居凉州，其地高阜，四时多风少雨，天气常寒，每见中风，或暴死者有之。时洪武乙亥秋八月，大风起自西北，时甘州城外路死者数人。余亦始悟经谓西北之折风，伤人致病暴死之旨。丹溪之言，有所本也云云。寿颐所见古书，惟此节可为寒风中人暴病卒死之确证，始能吻合真中风之名义。而于《千金》《外台》之中风各方，皆以温中散表为主者，可为对证之药。然惟西北绝塞，乃有此偶然之戾气，若在中原人烟稠密之区，何致多此非常之奇变。而古人药剂，竟复叠重累，立数十百方而未已者。初不解汉魏六朝隋唐之世，何以得此许多对药之病。意者古时西域初通，发现此种奇病，因而交相研究，制成此大同小异之汤散。抑且古人最重师承，一人倡之于前，自必有数千百人和之于后。积之既久，而中风之病，既共知为一大证，斯中风之方，遂成此一大部。况乎汉唐畿辅，皆在关中，本是西北刚燥之地，不啻与甘凉为邻，有此寒风，亦固其所。今者地日辟而生齿日繁，甘新伊凉，亦已人迹富庶，气候日趋于温和，已与内地不甚歧异。而玉机微义所纪，本是偶然，又何可据以为病理之常。况在荆、豫、徐、扬之域，天气和煦，地脉温柔，本少严肃景象，更非徒读古书，妄用燥烈辛温，以铄真阴而耗人元气。盖所谓真中风者，既必以外有感触寒风为本，则凡卒仆眩昏之未遇暴风者，自不得谬托于真中之名义，即不能妄用古人之成方。且果有如玉机微义之所云，则其人必肢冷脉伏，面白唇青，与卒暴之中寒病相等。古有参附汤、三生饮诸法，即为此证而设。当其暴仆僵厥之时，亦非续命诸方，亦温亦清者，所能胜任而救急。惟内风陡动之候，间亦有真阳式微之脱证。身寒脉伏，或汗出如油，冷汗如珠，喘鼾欲绝，皆须参附大剂，急起直追，庶可希冀什一。此其证情治法，颇与真中寒风者，同一理例，而实非外风外寒之病。参附主治，专在温中，亦非续命诸方之泛而不切者，可以幸图一效。又有外触暴风，邪入经络，忽然口眼斜，声音謇涩，而尚无神志昏昧，语言迷惘诸证，则果是外因风邪，按之病情字义，亦可谓之真中风。但仅是经络为病，虽面目斜，而举止动作仍不改常，只须通经宣络，兼以轻疏泄邪，亦易得效，尚无需于续命之桂附麻黄，温散太过。亦有卒遇邪风，口眼僻而兼舌謇言糊，精神举动失常度者，则其因虽是邪风外袭，而实则中无所主，根本暗摇，适以外风引动内风，亦当从内风主治，急急摄纳潜镇，固其根本。误与疏风，其蹶立至，而续命等方辛散温升，均是大禁。此又明明兼有外风，而《千金》《外台》之通治中风诸方，亦复不能适用。更可证真中风之果属外因者，实是不可多得，而恰合续命诸方之病情者，抑且必不一见。寿颐不敏，敢谓中风一证，自唐以前，既一误于只有外风而无内风；金元以下，又再误于中经络中腑中脏之三大纲；究竟皆是凿空，百无一验。所以自古迄今，凡百医书，无一不有中风之方论，而亦无一不梦中说梦，呓语喃喃，此实吾国医学中之绝大怪事也。世果有读书明理，潜心体验之通人，必不河汉乎斯言。
冉雪峰曰：学理与事实并重，事实与学理相因。有此学理，即必有此事实，有此事实，亦必有此学理。山雷谓真中风不多，几几乎为理之所无。然所引《玉机微义》一段，又确为外寒暴死之真中风。事之所有，而为理之所无，真咄咄怪事，真特殊怪学说。所以然者，无非欲完成其古人所谓真中风不多之臆说，而不知其辞之遁也。中风病错误年代太久，非山雷痛切陈词，不足以扫除历代痼蔽，以济其偏而救其弊。然立言须有分寸，方不将后人引入迷途。从来所谓暴昏暴仆等证象，本非风病而为脑病，前已再四申言，故谓风邪犯脑能成此等证象则可，谓此等证象即为风病则不可。风病从风药治则可，非风病亦从风药治则不可。外风如是，内风亦如是。古人肯定外风，今人又肯定内风，学理虽推进一步，治疗虽多备一层，但仍是各执一偏，鲁卫之政。山雷更变本加厉，主张有内风而无外风，主张外风亦从内风施治。其言曰，虽是邪风外袭，实则中无所主，外风引动内风，亦当从内风主治云云。既言外风绝无仅有，亦是外风引动内风，然则岂无内风招引外风者乎。内重内急，当从内治；外重外急，岂不当从外治乎；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山雷尝谓古人对于火升气升痰升之狂飙中风，反用麻桂辛附，助其烈炎，大是骇人。今明明外风，又尝主张外风尽是寒，而不论理性，不问因素，惟以金石鳞介镇之内入，岂不亦大是骇人乎。窃山雷天资甚高，文笔亦纵横自如，只以过信肝风，出发点错，聪明学力因而误用，殊为可惜。此节外风引动内风一语，俨已证入学理根本之最深层。愚本不欲言，山雷既隐窥此旨，不能不与医林学者再商榷之。夫外风内风，乃是为中人以下说法，免混乱施治。其实人在气交之中，与天地共同生关系最为密切，机体与环境形成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学者名之曰机体与环境的统一性，人不能须臾离气，离则窒息死。风者，气之流通者也。迟速往复，风所由生。天空之风，从虚之乡来。所谓虚者，非虚实之虚，乃偶尔部分有空隙也。《素问》虚则生化，太虚寥廓，肇基化源，此之谓也。山雷谓虚之乡在何处，天空亦有虚实，宁非大怪，可见尚未体会到此。风气通于肝，气化相同，天人合一。外风可引起内风，内风亦可招引外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如科学所谓受力相袭，同是一个风。中风病变，同是一个在脑，何分内外。内又真正何有风？曰内曰外，不过为治疗者假定一个界畔，以便认识理性因素，不致差忒耳。天空之风从虚来，人身之风亦从虚起。荣卫失次，即度躔之变易也；寒热偏胜，即寒暑之张弛也。从来医家，误认风字，误认虚字，无感乎中风之病。长夜千古，此固不仅属医事，而医家论风不明此，其将何以解风之真谛乎。天下不乏通人，其以愚言为附会妄谈否耶？
张山雷曰：迩来西医学说，日以洋溢。内风昏瞀之病，属于脑经，已无疑义。即素习中医，而兼有新智慧者，亦莫不以西学家脑病之说为是。然须知此发病之时，脑是受病之部位，而非釀病之本源。病源维何，则肝阳不靖，木胜生风，激其气血上充犯脑，而震扰脑之神经耳。故谓是病为血冲脑经则可，而直以是病为脑病则不可。近人醉心欧化，喜用新学名词，迳称此病为脑病者，实繁有徒。壬子年商务书馆之东方杂志，第九卷第八册，有袁桂生君医学正名议一篇。谓医学名词，当合训诂之理，又谓中医书之病名，其不合于今日之学理者，亦当改易。意在统一医界之知识，所见甚大，颐极佩之。惟袁谓中风当易作脑病，又谓叶天士书中，有肝阳肝风等名，皆由当时不知有脑经之理，误认脑病为肝病云云。其说极新，治西学家见之，当无不引为知己。然试思是病所发生之缘由，殊觉仅知其为脑病者，乃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非果能贯彻此病之真情者也。盖当昏瞀卒仆之时，其病在脑，固是确而有据。然其所以致此昏瞀而卒仆者，非其脑经之本有是病也。伯龙氏所谓木火内动，肝风上扬，以致气血并走于上，冲激其前后脑经者，最是至理名言，不可复易。所以潜阳镇摄，平肝息风之法，专治其气火之上升，而具有捷效。则此病之来源去委，信而有征，固不得厌故喜新，竟谓前人认作肝病之误。且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厥阴风木发为掉眩巅疾，目眩耳聋诸说，皆出《素问》。则肝阳肝风之为病，虽《素问》中尚未直书是名，而自古以来，有此病情病理，固久为通国医家所公认。前人书中亦多此等名称，又何得一概抹煞，强诬叶氏之误。寿颐前谓近人译书，直称此病为脑失血、脑溢血及脑血管破裂者，皆是仅据解剖家发见之脑中死血而言。不若旧译血中脑经四字，尚能说出发病之渊源。若更以泛泛不切之脑病二字，认为真赃已得，而不复顾及肝火生风，上冲激脑之理，则尤令后学昧于病情。是欲正其名，而适使名之不正，甚非袁君正名之本旨。抑且人之脑髓，最为贵重，不容有病，病则必无易治之理。此血冲脑经之病，幸是气血上升，激动为患，尚是波及之病，而非脑之自病，所以速治尚能有效。以其乍受震动，犹未大损，苟得气火一平，即可恢复旧状。而迁延失治，则神经功用，必难如常，所以日久之瘫痪偏枯，神志迷惘者，皆无复起之望。岂非脑经既伤，必不可治之明证，今乃欲定其曰脑病，而竟废弃旧时肝火肝风之说，将使后之学者，不复知有气火之上升，势必并此一线可治之生机，而置之不问，则必致此患者，百无一癒，宁不可痛。颐谓但能以新学说之血冲脑神经四字，参合观之，而病机更为明瞭，若果离乎中医旧学，则血何因而上冲脑，何因而致病。治彼之学者，既未闻其有切实之发明，又未闻其有简捷之治验，则何如守吾故步，尚有实效之为愈乎。盖处此新旧竞争时代，固当采取新学说之实在发明，借以辅吾旧学之不逮，必不能徒骛名词之新颖，而竟以鄙夷旧学之精神。虽中医之中风类中等名，以训诂之学理言之，诚有未尽稳惬者。然内风之动，病本于肝，则悬之国门，必不能增损一字。肝阳肝风，确凿不移，何尝有误？不意袁君竟欲以脑病易之，亦徒见其新奇可喜，而不暇为此病细心揣摩，求其原理，则未免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不过为新学说树一标帜。究竟于病情治疗，非徒无益抑且弊不可言。寿颐不敏，窃愿为吾党正告之。
冉雪峰曰：山雷之学，本于伯龙。苟欲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伯龙《秘旨》原文，推阐其义理，补正其缺失足矣。而山雷个性太强，己见太深，自作九节，冠于《秘旨》之首，而以《秘旨》原文作二节殿后。其义已毕，又补出自此以下三节，盖自知所持解说，根基不固，罅漏太多，故补此以期弥缝。本节尤以错就错，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其标题竟谓今人以昏瞀卒仆为脑病之不妥，妄欲以肝病压倒脑病，欲盖弥彰，弱点尽露，不啻将全书错误在此作一个总结亲供。试分三项说明：一，中风究竟是何物病，中风证象虽多，大要可归纳暴昏暴仆两项，暴昏为知觉病变，暴仆为运动病变。试问肝主知觉乎？脑主知觉乎？肝主运动乎？脑主运动乎？肝不主知觉，肝不主运动，则是此等证象，与肝无涉。故肝病不犯脑，决不能成此等证象。而脑病不须肝，亦自有发见此等证象之病变主力。且毁割脑的知觉区而保存其运动区，则知觉病变而运动不病变；毁割脑的运动区而保存其知觉区，则运动病变而知觉不病变；若两两毁割，则两两病变；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相互毁割，则病变均然。毁割何部即见何部证象，何等确实，何等明显。是此病主体在脑，而不在肝也明甚。乃山雷竟谓非脑之本有是病，又谓直以是病为脑病则不可，岂非强词夺理之尤与。二，脑病有何许种类脑病，是否须肝方能构成？查脑病种类甚多，其脑系自病，如脑实质硬固，脑硬软膜炎肿，脑动脉瘤形成，脑神经胶质泛增，暨血栓血塞等。他系病犯脑，如心室扩大，心瓣膜崩坏，胃痉挛，甲状淋巴腺肿大，暨肾炎肾萎缩等，不下数十种。各种又各有多数诱因，合之不下数十或百种，均能发见此等证象，均与肝无关。而山雷谓仅知其为脑病者，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又谓肝阳肝风确凿不移，真是呓呓喃喃，梦中说梦矣。三，肝木究竟能不能生风，《素问》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人为肝，不过言人与天地相互关系，气化相感，各以类从，恍惚似之而已。风气通于肝，义亦尤此，非人身中真有一寸木，非人身中真有一丝风，又非人身中之肝木，真能生出风来。即让步言，肝即是木，《素问》只言木生火，未闻言木生风者。山雷素黜《灵枢》而进《素问》，似此不又自乱《素问》之例乎。古人不知病在脑，暗中摸索，情有可原。今即知在脑矣，犹复肝火肝风连篇累牍，于旧学则外望宫墙，于新学则未窥门径，昧昧焉演成此怪诞不经之论调。竟强谓脑为受病部位，肝为釀病根源。又谓内风之动，病本于肝，悬之国门，不能增损一字。学者试读一通，虽欲不笑，不可得已。由上三点观之，袁桂生氏谓中风病当更名脑病，煞有特识。虽隔越多年，此项重要性不稍减失，将来学术整理改进后统一病名，必将取裁。山雷非己者锄，实为狡辩。方今国学衰微，人方媒孽吾短，吾人爱护情殷，正当用科学方法整理，科学原理说明。乃曰必不能徒骛名词之新颖，又曰不过为新学说树一标帜，其如阻碍学术进步何。况中风证属脑理甚明显，何须别立异说，作此违心之论，供人口实之资，聪明误用，宁不深可痛惜耶。
张山雷曰：气血上冲，激动脑神经，而为谵妄昏迷，瘛疭抽搐，不仅卒然暴病之类中为然也。时病之阳明热盛，或为昏愦谵言，痉厥尸寝，或为踰垣上屋，骂詈笑啼。在叶氏谓之逆传心包，只有凉润甘寒，大铸六州之错。至近贤陆九芝封翁，乃推阐仲师旧论，注重阳明，而归功于白虎承气，生死骨肉，厥功甚伟。陆谓胃热神昏，治验彰彰，诚无疑义。但世补斋之说明胃热而致神昏之理，似尚未尽透彻。颐窃谓痰热窒塞，地道不通，有升无降，是亦经文之所谓气上不下，为厥巅疾，实即气血冲脑之证。苟得大便畅行，痰热开泄，气火即随之而下降，所以神识即能恢复，瘛疭亦能安定，又是气返则生之明证。此以中下实热蕴结，致令气血上升，虽与阴不涵阳，上实下虚之卒为昏瞀者，证情不同。而同为气火之上冲，则彼此若合符节。又有热甚伤阴，津液告匮，以致虚阳上浮，激动神经者，亦有痉厥昏愦之变。则脉必无神，色亦不泽，舌必光红殷紫，此则宜于甘寒凉润，以救津液者，与承气证相去天渊。而浅者不知，一见昏迷，不问脉证，不辨舌苔，只知增液清宫。苟是阳明实证，适以助其窒塞，败不旋踵。此皆叶氏吴氏三焦分条，以心热居先之贻祸也。夫杂病变迁，俱有昏迷谵妄，瘛疭痉厥等证，则亦无非痰壅火升，及实热窒塞，津液耗伤之三层。见证同而渊源绝不相同，斯辨证处方，大有泾渭之判。由此可知气血上菀，其证甚多，而二千年来谈医之士，皆所未知。今者伯龙倡之于前，而颐为之引申于后，虽临证之时，用药各有攸当，必不可执一不通，而其病理莫不同符合辙。窃愿好学深思之士，于此类似之证，一一细研究之。
冉雪峰曰：此节乃欲补救专主肝风之偏也。前九节言外风甚少，均是内风。内风又以肝风为主，无论为火为气为痰，均必借肝风载之以浮，均必借肝风煽之以动。论证者万不能舍却肝风之主因，论治者亦万不能舍却平肝火之大法，处处均可看到此项论调。盖不惟以肝风为内风之主体，并以肝风为脑病之主体，度其编撰既竟，亦自知此等偏狭理论，不能尽愚天下人。又恐人寻出破绽，故补此时病杂病亦多气血冲脑一节，以资概括，而免罅漏。由此观之，是山雷亦自知其主张未尽合，而自欲补正之矣。其实前稿既错，宁弃而再编，医何等事，著述何等事，而可以错就错，遗误天下苍生耶。本节措词多见到语，大约出之觉悟以后。其叙时病，分中下实热，上实下虚，热甚伤阴等项，并不拘执五脏之性，惟肝最暴一说，亦不拘执，无论各项内因，均必借肝风，乃能肆其狂飙一义。其叙杂病，亦分三层，又明言气血上宛，其证甚多，尤为明透。此可反证前九节总是肝火，总是肝风，无非肝火，无非肝风之错误。夫学问义理无穷，一人知识有限，前未体到，而后乃体到，不失为好学深思之士。明白坦示，庸又何伤？所可惜者，虽渐觉悟，不肯认过，惟欲借此以资掩饰。教人用药，各有攸当，不可执一不通。而己之前九节坚欲执一，稍有碍己者，则曰乱《素问》之例。稍有异己者，则曰与肝风上扬之旨不合，陷入蚕丛狭道，将安自通。吾恐《素问》未明示内风，并非釀浩劫，而山雷偏主肝风，则真将釀浩劫矣。再论时病则宗世补斋注重阳明之谬说，白虎无昏谵证，何尚未知。温邪无形无质，弥漫三焦，徒攻肠胃无益。设愈下而愈昏瞀愈瘛疭，其奈之何？此另一问题，聊附带辨证于此。天下不乏明眼，无事多评，抑以见山雷对《伤寒》《金匮》，既未领略深层，对时病杂病，亦是多属皮相。本节词意能知胃病之为脑病，不知肝病之为脑病，且不知人身机体统一，各内脏病均可激惹脑病。而言伪而辩，学者易为麻醉，无识者咸为推崇。山雷亦意气自豪，骂尽古人，骂尽今人，谓《灵枢》为伪书，《甲乙》为文妖，《金匮》为始作俑，《千金》《外台》等之自桧以下。谓二千年来，谈医之士皆所未知。谓古今医书，无一不是梦中说梦。不知自身医学诣力，果系何程度。或曰，乡愿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山雷其医门之乡愿乎？予曰否，乡愿何有此武断嚣凌与。
张山雷曰：血菀于上，使人薄厥，胥由阳焰之上升，以古证今，一以贯之，毫无疑义。即在阴虚液耗之时，亦是孤阳无依，陡然飞越，此皆西学家之所谓血冲脑也。然又有一种昏厥之证，面色唇舌，卒然淡白如纸。病者只知眼光昏黯，或觉唇舌微麻，肢体无力，而即倾仆无知。其脉或细或伏，四末亦必清冷，轻者少时自醒，甚者亦为痉直瘛疭。此其脉证，纯是阳虚见象，断不能与阳焰上升迫血入脑者，一例论治。惟其陡然昏愦，知觉运动顷刻皆泯，苟非脑神经为病，何以迅速至此。西医之学，谓是脑中无血之故，名之曰脑贫血。其治法则用兴奋提神之剂，如勃兰地酒之类，所以振动其血液，提挈其气机，厥可回而脉可复。且谓是证与血冲脑者，一升一降，两两对峙，必不可误作一例论治。然其昏愦谵迷，痉厥抽搐之脑神经证，则固彼此一辙。颐初不解其既无阳升，何故而亦能冲激及脑之理？寻绎西医命名之义，盖谓血液循行不达于脑，所以陡然无觉。苟其人而脉伏不出，则血之不行，未为不确。然亦是全体之不行，岂仅脑之一部？且亦有脉不伏而痉厥者，又将何以处之？岂果有脉行不停，而独不上于头脑之理？以此知脑贫血之名称，恐于病情，未必确当。颐窃以儿科慢脾风证，反复寻思，而知其阴寒之气，上冲入脑，激动神经，有以致此也。盖慢脾风之由于脾肾虚寒，脉证病情，皆无疑义。顾其所以痉直戴眼，抽掣瘛疭者，古今说解，多谓寒在太阳，所以发痉，肝风卒动，所以抽掣，不知因寒而竟能动风，已无此病理可说，而比附于太阳寒水之经，仍是想象得之，无可佐证。其实此脑经为病，无非阴寒之气上溢使然。所以温养一投，而旭日当空，群阴退舍，脑不受激，顷刻复常。此固病理之确有可凭，而治验之凿凿可据者。彼西医之治脑贫血，亦无非温剂，以胜阴霾之气耳。伯龙氏之所谓阳虚类中，盖亦指此种匠情言之。然温补则可，升提则不可。西医之所谓兴奋剂提神剂，不过温运流动性质，绝不可与中药之升麻柴胡等量齐观。但似此之神经为病，诚非上文潜镇抑肝之法，可以倖中。王孟英谓凡勘一证，有正面，有反面。寿颐廿年治验，临证渐多，始悟王氏之说，最是阅历有得。医家能以所见之证，一一与古人旧说，细心对勘，则同中之异，大可寻思，颇觉此中自有真趣。即此肝阳上激之脑神经病，而竟有一种冰炭相反之阴寒者。同一见证，如其心粗气浮，奚能悟彻此中至理。然试静心思之，则仍是应有之实在病理，亦不得谓之怪不可识。惟其见证同，而理由不同，则临床治疗之时，又岂可胶执成方，牢守板法。后之学者，果能于此大同小异之中，推敲其异苔同岑之旨，则庶乎四千年之国粹，必有从此而愈阐愈明者。中医二字，又何患乎恒为新学家所诟病耶。
冉雪峰曰：伯龙《秘旨》篇末，结阳虚类中一节，山雷《斠诠》篇末，结阴寒冲脑一节，均系自图补救。伯龙全篇，主张下虚上实，水亏火旺，只言阴虚，未言阳虚，故补出阳虚一节，以期周到。山雷全篇，主张肝火肝风，以为中风病绝少外风，均是内风。外因之风为寒，内因之风为热。寒风为偶然戾气，不可以言民病之常。一切内因，均统纳入风火。谓总是木火生风，总是肝阳上激，意盖非由此不足以肆狂飙者。曰毫无疑义，曰不能更易一辞，曰悬之国门，不能增损一字，何等干脆，何等坚决。其有涉及寒风者，则热骂冷嘲，则曰知有表证之寒邪，不知有内动之风阳。则曰既误内风为外风，又误风火为虚寒。则又曰即以风寒外搏言，无俄顷之间，能入脏腑之理。又曰古人于昏瞀卒仆之中风，无不认为寒风外受之恒例者也。即以寒风为攻击之目标，几以寒风为不祥之名词，何等界限明白。其评论《秘旨》末节，曰阳虚而类中，其道何由。曰既属阴寒，则内风何自而生。又曰此节理论，与上文血冲脑经之病，全不可通，柄凿不入。既知此病之由于气血上菀，则此节必无即合之理由。不知伯龙何见而发此反常之论，真不可解。其词意何等森严，乃自编撰《斠诠》竞，篇末亦补此阴寒冲脑一节，与伯龙先后一辙。先生起自责，又将何辞以解，岂不曰与上文血冲脑经之病，全不可通，柄凿不入乎。岂不曰必无印合之理由，何故发此反常之论乎。窃此节为山雷觉悟之表现，予非必议其前后歧异。学理如电光闪灼，今日以为是，明日即或见为非。学术进益，原是佳象。所惜者始终怙过，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想系前批评古人寒风时，尚未体到，否则下笔时必稍加斡旋。想系前批评伯龙末节时，尚未体到，否则下笔时不为伯龙留余步，亦当为自己留余步。谁知惯于自打自唱，而反陷于自抓自埋。通体赤裸裸毕陈，虽欲掩饰而不可得，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本节之作，似在觉悟之后，乃犹回护曰因寒而竟能动风，已无病理可说，又反折曰亦是因有实在之病理，不得谓之怪不可识。他人何怪，何不识，何不可说，亦山雷之自怪.自不识，自不可说耳。亦可谓倔强到底矣。
冉雪峰曰：山雷《斠诠》，篇首以外因内因平列提纲，然篇中则专主内风而辟外风，是外因不过作本篇一个空洞陪衬。篇末以寒气上冲，激动脑经结束。然篇中则专主热风而辟寒风，是寒风不过作本篇一个例外旁枝。然观本节标题，日论阴寒之气上冲，亦能激动脑神经，而失其知觉运动，发为昏厥暴仆，痉直瘛疭等证。是篇中无寒风，而篇末补出寒风，且不惟有外因之寒风，且有内因之寒风。又通篇专言气血上冲实证，而未言气血不上达之虚证。直言之即是只知脑充血，而不知脑贫血，此节兼补出脑贫血。此真如山雷前评仲景所云，可谓知虑聪明，心思细密。然对于寒风的理性，贫血的证治，殊少发挥解说，又少征引证明。设读者均如前日之山雷，岂不亦曰于古无证，于今无信乎。山雷前九节，力主中风皆由内因，内因统归肝火。后三节则论调渐变，本节则更变，只曰阳焰之升，不拘拘肝火，亦不提肝风二字。其叙儿科病之言肝风卒动者，亦只轻轻掠过，而归结于其实此为脑神经病一语，与前九节处处必归结无一非肝风肝火为病者迥别。且明言阳虚现象，断不能与阳焰上升，迫血人脑者，一例论治。又曰但似此之神经病，诚非上文镇降抑肝之法，可以倖中。并不肯定潜阳镇逆，牢守一方，胶执一法。大彻大悟，与前后判若两人。倘能割爱，将前节修正，或于后节剀切说明，岂不甚善。乃惟补出此三节，以为掩饰之计，抑末矣。而仍有错误者，尚以为热风则充血，寒风则贫血，故阴寒冲脑与脑贫血，合篇而论，连类而及。又安顿伏脉于脑贫血内，后则以脉之不伏者，兜转以驳之，谓脑贫血之名称，未必确当，仍施其自打自唱之故技。既不知脑贫血之种类，又不明脑贫血之理解。查脑贫血有全身贫血，因而脑贫血者。有全身不贫血，而脑独贫血者。且有他部充血，而脑反贫血者。脑贫血病不惟不仅寒证，亦不仅虚证。如脑脓疡由外压迫，脑水肿由内压迫，阻碍血液上达，血管痉挛，血栓血塞均阻碍血液上达，能够成本病。山雷以寒证虚证与贫血，含混牵说，已为不合。至其对于贫血言论，更属懵懵瞽谈。且敢下断语，谓脑贫血名称，未必确当。此老始终倔强，不脱武断旧习。且寒气冲脑，并非脑贫血证候。无论热气寒气，既上冲，则当归入脑充血类。即证象各异，不过如西说之分慢性、急性、动脉性、静脉性而已。山雷明明知其一升一降，天下岂有冲字证象可归入降之病名耶？前言山雷对于西学少体认，观此益信。既不能真正会通中外，又不能根本调和古今。惟灌夫骂座，意气汹汹。天下不乏明眼，予不辨，天下人必有起而辨之者。且山雷此三节，亦并自欲辨之矣。其辨之不彻者，予代为续辨。是则是篇之作，即山雷之意也，不知山雷其许焉否耶？
冉雪峰曰：
总按：右《中风斠诠》十四节，乃寿颐张山雷氏编撰。除第十第十一两节，属伯龙《秘旨》原文，已详上第二编外，余为十二节，此为上卷。尚有下卷论脉因证治十一节，暨方论，均由上卷学理演绎而出，无他阐发，从略。窃山雷之学，肇基伯龙，伯龙得力，在悟今之中风可拟《素问》之厥。又悟血菀大厥，即西说之脑充血。而血之所以菀，则由肾水亏虚，肝阳上冒。治法则益水敛阳，平肝息风。山雷火升气升痰升，补出上之纯实，汇集金石鳞介，镇纳吸引。补出急则治标，病理治法，均再进一层，多备一格。伯龙词意简朴，尚未足振聋发聩，骤挽数千年习惯性错误。山雷文笔犀利，词意迫激，横扫一切，不稍顾忌，为改进中医之急先锋。是则伯龙为阐发内风祖师，而山雷为辨证外风功臣也。惜矫枉过正，意气未平，未能虚以受益，证入学理之最深层。只责古人均属错误，而不责己之不能调和古今；只责西说尚少发明，而不责己之不能会通中外。凡诸内因，指为肝风。一切脑病，指为肝火。致演成怪诞不经论调。惟颖悟甚超，不远而复，其篇末三节，已觉悟前九节之不当。故措词说理，已趋向补救途径。想系在医校教授学生，随编随讲，未及修正，或未便收回改编，因留此缺憾痕迹。予于前每节下多所辨证，乃春秋责备贤者，亦即完成山雷自欲补正之雅意，非曰薄之，要知山雷固当代医林之无双国士也。为学理明晰计，再为系统的评论如下。山雷所以不能调和古今的，固在只知内风犯脑，不知外风亦可犯脑，而尤坐弊在认识外风不甚清晰。不知仲景分中风为二门，一属《伤寒》，一属《金匮》，一为递传之外风，一为直中之暴风，界限何等明白。《金匮》中风所见昏不识人，僻不遂，舌即难言等，即是外风犯脑证候。侯氏黑散之堵塞，风引汤之镇降，防己地黄汤之补血，均非伤寒门中风方治。特古人不知所谓中风证象为脑病，后人又将各项脑病混入中风，所以辗转致误。山雷措词太无分寸，统名外风，统言外风必循经，根本已自错误。或曰同名中风，何不同之有。曰若然，仲景又何必分中风为二门乎。医学上同名异义者甚多，如《素问》有肝风，乃甲乙旺日得之；今人所谓肝风，乃肝阳化风。《素问》有内风，乃入房近女得之；今人所谓内风，乃热极生风。言肝风内风者，未闻比而同之，惟中风乃含混从同，此认识内外根本错误者一。寒热为六气中二气，乃病之理性问题。外证有寒热，内证亦有寒热，从古无以内外分寒热者。伯龙以内外分虚实，已为不合，山雷以内外分寒热，更属难通。山雷系黜《灵枢》而崇《素问》者，《素问》岐伯言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又曰伤寒者，热病之类也。仲景《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治热者居其大半，仲景伤寒治热之法，即岐伯伤寒病热之旨。曰寒曰热，在气化无形之传变，不在气候有形之实质，而可拘拘以内外强分乎。且六淫之邪，俱可外犯，何只一寒。如曰外因为寒，则中暍昏迷痉厥者，又将何说，讵亦指之为寒耶，讵得谓之非外因耶。乃山雷谓古人所谓中风无一非外因之寒风，又谓古之中风，俱是外因寒风；今之中风，俱是内因风火。竟划成外寒内热一定界限，此认识寒热根本错误者二。虚实二字，更难言矣。外证有虚实，内证亦有虚实。寒证有虚实，热证亦有虚实。又有假实真虚，假虚真实，虚实相兼。若以外之有邪为实，内之无邪为虚，则内因之火升、气升、痰升，均有余之证，何尝是虚乎。以证之热者为实，寒者为虚，则寒云密布，北风怒吼，寒气上冲，阴干阳位，何尝是虚乎。此犹就证之虚实言也。至风从虚之乡来之虚字，更当别论，系言宇宙有空隙，如科学物理所谓密度，度不密即为空，空所在即是虚。盖空中之气，有迟有速，有往有复，惟虚乃灵，惟虚乃化，是虚不啻为风之生门。太虚寥廓，肇基化源，虚之大乡也。寒暑六入，虚而生化，虚之大原也。山雷谓何者为虚之乡，空中之风，亦有虚实，宁非大怪。讵知不惟风从虚入，风且从虚生，不必高谈新的学理，即《素问》旧有生风原理，都未了解，此认识虚实根本错误者三。山雷辨析外风、内风紧要据点，在外风循经，其来也渐，内风不循经，其来暴。内之热风狂飙，顷刻昏仆。外因之风，无顷刻昏仆之可能性，寒风则更无遽尔昏仆之理。然至真要大论，风淫所胜，则太虚昏埃，害物以扰；四气调神论，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通谓外风之不暴乎。举痛论，寒气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卒然而痛；又寒气客于五脏，厥逆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然而痛，死不知人，能谓寒之不暴乎。又山雷谓内风之动，其脉弦劲滑大，促数搏指，更是臆说。即以热证言，脑未伤，脉或滑数，脑既伤，各项机能障碍，心体驰衰下降，脉搏与呼吸不应，中说则谓热愈深则厥愈深，厥愈深则脉愈隐，何有滑数之象，何况拘滑数之脉，为辨证据点。予滥竽医界四十年，几曾见中风病剧，而脉尚滑数者。实为中人以下知识，凭空想象指派，此认识证象脉象根本错误者四。暴昏暴仆，确为脑知觉运动病变，山雷亦既知之，故以西说脑充血为强有力证明。其第三节，征引《素问》，多至二十余条，无非欲证明内风冲脑之正确。惜未能从根本主脑处阐发，不昭示此为脑病，反误此为肝病，竟谓脑仅受病部分，肝乃发病根源，本末不免倒置。故其说之不能通处，不能不出于武断曲解。且只知脑充血，不知脑贫血。虽在末节寒证内，简略补叙，而脑所以贫血之理性未明，所以诱起脑贫血之因素亦未知，尚以脑贫血为寒气上冲，并疑脑贫血名称亦不甚当。反面观之，不啻自供对脑贫血病，全不了解。即脑充血为其所征引，做切实证明者，亦未深知。脑充血有动脉性静脉性，有本系自病充血，有他系病牵及充血，有全身充血，兼脑充血，有全身不充血，脑独充血，且有他处贫血而脑反充血者。山雷统归内风一项，而内风又统归肝风一说，其差错隔二隔三到如何程度，尚谓治彼之学者，未闻有所发明，亦未闻有切实之效验，讵不为外人所窃笑，此认识充血贫血根本错误者五。以上五者，既根本错误，而即以所错误者，评论他人，安得不错中生错。统观山雷《斠诠》全篇，其得力处，不过在能辨析风之内外而止。其偏执处，最易梏后人灵机。其矫饰处，最易成学术障碍。虽语重心长爱护国学，冀不为新学家所诟病。然其所持之学理，实不足供西医研究，为世界医学补益。窃西说对脑病重血分，中说重气分，血病变无论如何急性，必数小时方能致命，气病变则顷刻窒息云云，气分重要如此。西说所谓电击性，其殆近之。是中说侧重气分学理基本，并不在西说下。前《秘旨总论项下，谓脑充血贫血之外，当补脑充气脑贫气，此犹粗举大略。而气尤须分辨理性，何如气病脑，现何如证象，用何如治法，如中寒中暍中湿暨本篇中风，莫不有特殊证象可求，即是此义理一种见端。惟燥无形质，其气轻虚，与科学所谓氢气，类而不类。前此西北鼠疫，即阴凝成燥，燥甚化毒，即燥邪犯脑，所谓脑百斯笃，其来尤暴。他项脑病可用镇降，此则并非镇降可治。盖燥气轻散弥漫，无形无质，与镇降渺不相涉。予时撰论鼠疫，所拟方剂，均从清轻灵空方面立法。足征犯脑者不只一气，而治脑者并非可徒恃镇降一法。又脑之穴曰神庭，言为神所居；曰百会，言为神所聚西说脑系，旧译为脑气筋，近译为脑神经。曰气曰神，均含进一步的意义。是脑病不惟当求之气，并当求之神。微乎气乎，微乎神乎。较新说红核黑质尼斯体新念斯，尚有进一步的灵活。至此不能不言，不能再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以待后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