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易传非孔子作的考证
一 孔子与易
孔子与《易》发生关系，从西汉直到清末，经过二千年的定案，学者们虔诚的信仰着，无敢异议。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据相传的“《易》历三圣”之说，孔子是三中之一。经古文家把《十翼》完全归之孔子，虽只是“传”而不是“经”，然这份财产已是不少了，在全部《易经》的量上算来。经今文家虽把《说卦》以下三篇甚至《系辞》都送给他人，然而他们却把卦辞爻辞这两份价值最贵的财产归之孔子——这真是“善于去取”了。总言之，无论是今文家，是古文家，孔子这份财产是分定的了。我们给他做个调停的人，大量一点，把卦辞爻辞让给文王或文王、周公父子俩平分，也把《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种让给无名氏，那末孔子名下，至少还有《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以及《文言》这五项财产。
然而，调停虽调停了，财产也已分好了，可是一查族谱，一问证人，却又发生了问题。结果，出一个批示道：孔子只与《诗》、《书》、《礼》、《乐》、《春秋》发生关系，跟《周易》的缘分很浅，这些财产应该保留。
族谱在哪里?即是《论语》。《论语》里登记道：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全部《论语》只有这一条说及孔子学《易》的话；而这一条又有疑问，在《鲁论》里“易”字作“亦”，连下句读，成为：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再证之以《外黄令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敩”之言，则这个“易”字实在有问题，这怎能证明孔子与《易》有关系呢？此外如孔子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不占而已矣”，是引的《易》恒九三爻辞，但他作为谚语用和“南人有言”同类，还说“不占”，对《易》没有重视。
我们再来询问孔子的证人孟轲先生，看他怎样说?孟子只告诉我们，孔子是一个了不得的人，“圣之时者也”；他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这个，说那个，却始终没有说过孔子对于《易》有甚么研究，更没有说他作《易经》或传。孟子是最崇拜最懂得孔子而自愿私淑孔子的人，为甚么他不出来替孔子争这项财产呢?孟子跟孔子相去尚近，他不为孔子做这项财产的保证人，直等到西汉之末，才有人出来说，而且说这话的，做保证的，又是善于作伪的刘歆，则事情就很可疑了。我们既不是孔家庙中的香客，更不是那边的庙祝祭司，用不着替他多要这一份香火钱。虽然孔子是圣人，不妨给他送点礼，然而古今来假冒圣人之名以贪财夺产者太多了，我们不能不先把赃物清除，然后再说送礼。不然，赃物与礼物混在一起，孔老先生看了也要生气哩。
本来孔老先生不过是个旧文化的保存者，旧文物的整理者，他自己仿佛预知有人冒牌贪赃，早就发出宣言，声明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他自己说“不作”，后人偏要说他作这个作那个，拿了块顽石放在桌子上，夸称是他老人家所日夕把玩的宝玉，检了块烂铜废铁带在身上，硬说是他老人家所佩的宝剑，岂不是太笑话了吗?
二 易传非孔子作的内证
《十翼》之中，经今文家放弃了《系辞》、《说卦》等四篇，说是不合圣人之旨。因为这些顽石废铁太不像样了，给人攻击得无辞可辩，不能不放弃其所有权。至于《彖》、《象》、《文言》这三传，还没有人敢小施攻击，于是仍然保留。其实这座建筑在沙上的楼台，一方倒塌了，全座也就站立不住。
《易传》之非孔子作，欧阳修在宋初早就怀疑了。他说：
……《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自肯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易童子问》卷三）
欧阳子仍然是今文家的见解，所以他仍信河图洛书的神话，孔子作《易》（他说：“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的故事。《彖传》、《象传》，他是未敢怀疑的。然而他怀疑《系辞》而下非孔子所作，理由却很充足。《文言》解乾，共有四说，而互有异同。《系辞上》、《下》，杂乱繁芜，显然是汇合诸作，不出一人。不知起初造孔子传《易》之说的人何以这样不高明，这样失检?于此可以看出“孔子传《易》”实是一种传说。传说是有变化性的，起始并不如此，后来渐渐变化，以至于固定。孔子传《易》的传说，到东汉以后便成为定说，为一般人所信仰（关于这点，将于下一节论之）。又传说有时是没有理性的，一件故事可以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说法，可以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易传》本身，本来是经过战国后期直到西汉末一个长时间而作成的，顺着尊孔的潮流，儒家的拉拢、宣传，逐渐混入孔子的著作范围之内，当时也不及审察了；而且又经过有力者的采纳利用，于是成为固定，成为信仰，没人想到去怀疑他。
欧阳修之后，有个赵汝谈曾著论辩孔子作《十翼》之说；到了清朝，又有姚际恒著《易传通论》，抱着同样的见解。可惜他们的著作都失传了。最近有冯友兰先生从思想方面去考证《易传》非孔子作，他说：
《易》之《彖》、《象》、《文言》、《系辞》等，是否果系孔子所作？此问题，我们但将《彖》、《象》等里面的哲学思想与《论语》里面的比较，便可解决。
我们且看《论语》中所说孔子对于天之观念：
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雍也》）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子曰：“噫！ 天丧予！ 天丧予！”（《先进》）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长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据此可知《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完全系一有意志的上帝，一个“主宰之天”。
但“主宰之天”在《易》《彖》、《象》等中，没有地位。我们再看《易》中所说之天：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豫《彖》）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彖》）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象》）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文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
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暂不必管。不过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即觉在这些话中，有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在这些话中，决没有一个能受“祷”、能受“欺”、能“厌”人、能“丧斯文”之“主宰之天”。这些话里面的天或乾，不过是一种宇宙力量，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义理之天”。
一个人的思想本来可以变动，但一个人决不能同时对于宇宙及人生真持两种极端相反的见解。如果我们承认《论语》上的话是孔子所说，又承认《易》《彖》、《象》等是孔子所作，则我们即将孔子陷于一个矛盾的地位。……（《燕京学报》第二期，《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
《论语》一书，是我们相信为考究孔子言行思想最可靠的文献。《论语》所记孔子对于天的观念是“主宰之天”，而《易》《彖》、《象》等则否，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解释得通，说是一个人的思想呢?孔子讲“仁”之道，虽然用的是“对症发药”、“因人施教”的方法，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孔子对于天的观念却是发于他“内心的信仰”。他的信仰既如此，难道他又因为甚么作用而著《彖》、《象》、《系辞》等，说些与自己信仰不符的话吗?断无是理。事实可证，何从附会!后人因为尊信孔子，反陷孔子于“二重人格”了。
现在我们可以干脆的说了，孔子并未作过《易传》。说“孔子传《易》”的出于后人的附会。其始造成孔子作《十翼》之说的，有他们的动机与作用；后人相信“孔子传《易》”之说，也有他们的迷信的尊孔的好古的背景。
三 孔子作易传的传说演变
我们知道了《论语》里关于《易》的话的不能作证，又知道孟子没有说到孔子作《易》，可知《易》与儒家的关系本来很浅。直到战国末年，荀卿才说了句“善为《易》者不占”（《大略篇》），及引用《易》文。原来《周易》一书，只是供筮占之用的，试看《左传》、《国语》所载就明白了。
然而供筮占用的《周易》，加以义理的解释的，很早就有了。《左传》襄九年载：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谓艮之随 ；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 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 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这种以义理解释卦、爻辞的方法，正合于儒家的脾胃。儒家喜欢把旧文物加以一种新解释，如《论语》所载孔子与弟子谈“诗”，及“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话，孔子已是开其端，七十子后学更步武其后。所以《易》虽是筮书，而儒家不妨拿来做教科书，只要能够加以一种新解释，赋以一种新意义。——这是《周易》所以能加入《诗》、《书》、《礼》、《乐》一群而成为“经”的最先的根基。到后来，所谓“乐”者渐渐亡失，经典散佚；而同时时势变迁，儒者要求经典的范围亦扩大，于是《周易》遂一级级由筮书而升到经典的庙堂上来了。其发展的程序是：
筮书→义理新释→经籍散亡而要求范围扩大，《周易》成为“经”书。
《周易》成为“经”书之后，遂有人出来替它作传，如《春秋》与《礼》之有传一样。《史记》所谓《易大传》（《史公自序》）是也。考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引“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之言，在今之《系辞传》。《系辞传》是后人编纂论《易》诸作的碎语及增以新材料而成，并非系统之作，故《系辞》未必就是《大传》。此点等到下篇再论，现在所要说的是考究“孔子作《十翼》”这个传说是怎样演变而成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这一条据康有为氏考证，谓：
……《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隋志》之说出于《论衡》，此必王充曾见武宣前本也。《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与焦、京《卦气图》合。盖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田何、丁宽之传无之也。史迁不知焦、京，必无之。此二字（案指《说卦》）不知何时窜入。至《序卦》、《杂卦》，所出尤后，《史记》不著，盖出刘歆之所伪，故其辞闪烁隐约；于《艺文志》著《序卦》，于《儒林传》不著，而以“十篇”二字总括其间。（《新学伪经考》）
康氏因“其辞闪烁隐约”而定为“出刘歆之所伪”，我以为未必全是出于刘歆的作伪，而是“孔子作《十翼》”这个传说正在流行而未达到十分确定的阶段的时候的现象。
《史记》那段文字之前，是历叙孔子与《诗》、《书》、《礼》、《乐》的交涉，所谓“删《诗》、《书》，定《礼》、《乐》”者是也。在那段文字之后，说：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
这一句颇重要：第一，可见孔子没有拿《易》来教；人说孔子以《六经》教弟子，恐怕在西汉才有这个说法。第二，“孔子晚而喜《易》”一段文字，插在这里虽然可以，但与上下文没有关连，竟成为一节独立的文字。故这段文字若不是错简，定是后人插入。康氏怀疑“《说卦》”二字，据我想，《史记》不特没有“《说卦》”二字，连“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一句也是宣帝时京房等插入的。在史迁时，固然有所谓《易传》的著作，但他所见尚少。《说卦》三篇，固然他未得看见，就是所谓《易大传》的《系辞》，他所见的也不是现在所存的全部。“赞”《易》之说，他固然未曾听说过，就是“序”《彖》《象》等的传说，在他那时恐怕也未有。说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的，当在昭、宣之间。那时《易大传》变为《系辞》，解《易》的旧说多被搜罗，新说又渐多，于是倡为孔子“序”《易传》之说，把《易传》价值提高。到了新莽时代的刘歆，已经又由“序”《易传》的传说转变到“作”《易传》了；已经由不著篇数的传说发展到整整齐齐的数目——“十篇”了。然而这“十篇”之目仍然在传说中，《汉书·儒林传》没有说清楚，《艺文志》也只说到《序卦》这一篇，《杂卦》则始终没有言及。可见这种传说是一步一步发展转变而成功的。
孔子作《易传》这个传说的演变，可以说是经过下列四个阶段：
第一步，《周易》由占筮书变为儒家的经典；
第二步，有人为《易经》作传；
第三步，作传的渐多，于是有排列次序之必要，于是有孔子“序”《易传》的传说发生；
第四步，说孔子“作”《十翼》。
下 易传著作年代先后的推测
由上面的考证，《易传》不是孔子作的，虽然明了了，但《易传》究竟是谁作的?这个问题不容易解答，恐怕永远解答不出来。因为作传之始，只注意到用的方面，而没有想到要“留芳百世”的名誉与领取稿费的“著作权”；而且作者又是情愿把版权送给孔圣人的。现在我们证明孔圣人不应领取这笔稿费，但作者又不明，没法，只好登广告“招领”罢。
作者虽不可考，然而这七种十篇文章不是一个人作的，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一点却可断说；又这十篇的著作年代，哪一篇先，哪一篇后，这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考究出各篇著作的先后，则作者虽不明，我们也就稍为满足了。现在让我来试作一番推测，有不对的地方，极望明达者指教。
《易传》一共七种，十篇文章，我把它们分为三组研究：
第一组 《彖传》与《象传》——有系统的较早的释“经”之传。其年代当在秦汉间；其著作者当是齐鲁间的儒家者流。
第二组 《系辞》与《文言》——汇集前人解经的残篇断简，并加以新著的材料。年代当在史迁之后，昭、宣之间。
第三组 《说卦》、《序卦》与《杂卦》——较晚的作品。在昭、宣后。
一 彖传与象传
《彖传》与《象传》，是《十翼》中最有系统的著作。《彖》释卦辞，《象》增释爻辞，两传相衔接地把一部《周易》解释过了。且所解释的又完全依据了卦爻象位及所系之辞而作，所以学者间看这两传比他传为重要。今文家情愿放弃了《系辞》而下，却“死七八裂”的咬定这两传是孔子作的。这也难怪，因为他们看这两种是“最得圣人之旨”的大作；非圣人无以作《易》，亦非圣人无以解《易》。创“《易》历三圣”之说的原因在此，创“孔子自作而自解”之说的原因亦在此。
然而我们研究《彖》《象》二传，比较其思想与释“经”之法，很有不同的地方，我们敢断定它决不出于一人之手。
两传都是释经的，我们先来看看它们怎样个解法。
《彖传》完全释卦与卦辞，它的方法有这几种：
（1）以“爻位”释卦，如：
小畜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
履 履，柔履刚也。
同人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2）以“取象”释卦，如：
蒙 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
讼 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
明夷 “明”入“地”中，《明夷》。
（3）释卦义，如：
师 师，众也。
离 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
咸 咸，感也。
（4）“卦”“辞”直释，如：
乾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比 “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5）哲理的引申，如：
谦 ……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豫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这五种方法，除了第三种，其余都为《象传》所采用了。如乾《象传》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
“天”与“健”是乾所“取象”；“阳在下”，是“爻位”；“德施普”，释爻辞；“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哲理”的引申。
虽然，方法是采用了，而解释未必尽同。如，需卦《彖传》：“‘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所谓“天位”、“正中”，是指九五说的。《象传》说：“‘……酒食，贞吉’，以中正也。”这是同了。又讼《彖传》：“‘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九五《象传》：“‘讼，元吉’，以中正也。”这也相同了。总之，相同的地方很不少。然而不同的地方却也常见。如：
《彖》说“得位得中”，《象》却说是“吝道”；《彖》说“亨……乃以刚中”，《象》则说“未出中”，“中未大”；《彖》说是“天之道”，《象》则说“未顺命”。这是怎样解呢?若说是一个作者作这两种传，一会儿这样说，一会见那样说，前后不符，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教人怎样去相信他的话?常人尚且不致这样疏忽，何况我们的孔圣人!但要说明《彖》《象》二传之所以有异同的缘故，并不难，只要把孔子的长袍——弄魔术的人拿来遮掩的黑布——剥了下来一瞧，就瞧清楚了。
原来这两篇传是两个人作的——至少是两个人。一个在前，作了《彖传》，解释六十四卦与其卦辞。“彖”的意思与“象”相同，《系辞传》说：“彖者，言乎象者也。”他解经之法，着重于卦的“爻位”之象与卦的“取象”，所以他用了个与“象”字同义的“彖”字。他所以不兼释爻辞的缘故，或许是以为有这全卦的总解释就够了，用不着再去每爻作传。到了《象传》作者出来，看见《彖传》只解卦辞，以为是不完之作，于是采用《彖传》的方法，把爻辞也解释了。至于每卦之下系以“君子以”、“先王以”的《大象》，我们还不能断定它与《小象》同出一个作者与否。若说是同作者的话，则《小象》是释爻辞，《大象》是作者的人生哲学、政治哲学。
明白了《彖》《象》二传不是出于一个作者，则二传中之有异同就不足奇了。《象传》虽模仿《彖传》，但因为《彖传》解卦与卦辞，而《象传》则解爻与爻辞，就不能处处与《彖传》吻合了；到了他遇到困难，不能把爻辞与《彖传》调合的时候，他不能不舍弃别的而单解爻辞。
其实，《象传》之解《易》，虽然模仿了《彖传》，但他对于“象”、“位”等，却没有《彖传》作者高明。他有时候只是“望文生训”。如蒙初六爻辞：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象传》解释道：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这何尝把爻辞解释清楚？又如贲初九爻辞：
贲其趾，舍车而徒。
《象传》说：
“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这也是白说了，解了等于没有解。这不过随便举例，传中像这种似解非解，抄袭爻辞，潦草敷衍的话多着呢。再看：
够了，用不着再往下抄了。我们读《象传》这类的话，岂不是等于没有读?若《象传》真是孔子作的，那末，孔子就难免于给老师批作“敷衍字面，多说空话”了。
抄袭敷衍还不要紧，最坏的是强作聪明，断章取义，违反《易》旨的地方，例如：
爻辞“拘系之”之下尚有文章，依文法也不应在“拘系之”断句。《象传》作者只见了“拘系之”三字，又见上六之爻位在最末，就立刻解道：“上穷也。”他不管下文是甚么，也不顾文句怎样念，贸然下解释，岂不可笑!又如，蛊九二爻辞：“干母之蛊，不可贞。”《象传》则说“‘干母之蛊’，得中道也”。明明是“不可贞”，何以解作“得中道”?这是错用了“以爻位解释”的方法。或许他想来想去不得其解，只可用这话来塞责。他如观六二“窥观，利女贞”，解作“‘窥观女贞’，亦可丑也”，不知丑在何处?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解作“无妄之药，不可试也”，不知是他老人家(?)老眼昏花，看不见“疾勿”“有喜”几个字，还是耳朵有点聋，教人念给他听，他没有听清楚?否则是不该这样胡说的。
我们不用细细地替他校勘，就此可以见到《象传》解《易》并不高明。他没有像《彖传》作者把全卦烂熟胸中，把卦辞解释无遗。他虽然有意要模仿《彖传》，可惜学力未到。
然而《象传》作者并不是没有所长，他的长处在他的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等哲学思想。他在每卦之下把自己的哲学思想附合上去。虽然他所说的未必与《易》旨符合，然而他总算经过一番安排，借了《易》来表现他这一派的思想了。
《象传》作者的哲学思想是甚么呢?我们录些下来一看便知：
（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
（2）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
（3）……君子以果行育德。（蒙）
（4）……君子以饮食宴乐。（需）
（5）……君子以作事谋始。（讼）
（6）……君子以懿文德。（小畜）
（7）……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否）
（8）……君子以向晦入宴息。（随）
（9）……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
（10）……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颐）
（11）……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大过）
（12）……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坎）
（13）……君子以虚受人。（咸）
（14）……君子以立不易方。（恒）
（15）……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遯）
（16）……君子以非礼弗履。（大壮）
（17）……君子以自昭明德。（晋）
（18）……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
（19）……君子以同而异。（睽）
（20）……君子以反身修德。（蹇）
（21）……君子以赦过宥罪。（解）
（22）……君子以惩忿窒欲。（损）
（23）……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
（24）……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升）
（25）……君子以恐惧修省。（震）
（26）……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
（27）……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渐）
（28）……君子以朋友讲习。（兑）
（29）……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节）
（30）……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小过）
（31）……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济）
（32）……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未济）
六十四卦，我们不惮烦地举了三十二条来作例证。我们读了这些话，就很明显的见到《象传》作者的思想了。若果我们读过了儒家的一部重要的书——《论语》，再来读《象传》，就仿佛在温习旧书一般，很熟识，很易了解。《象传》这些话，差不多从《论语》里头都可以找出它相类似的话来。例如，孔子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君子。又“果行育德”，在《论语》里有个子路：“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所以孔子在季康子面前称赞他：“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又“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论语》里又有个传孔子衣钵的曾子，他自己说是“吾日三省吾身”的。至于“慎言语，节饮食”，即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之意。“非礼弗履”，即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一套。此外所谓“有恒”，所谓“修德”，所谓“迁善”“改过”，都是《论语》所载孔子的思想。而“君子思不出其位”，更是直抄《论语》之文，曾子所说的话。
总之，《象传》这一类话都可以从先秦儒家载籍中找出它的根据来，尤其是《论语》。除这里已举的之外，其他谈政治哲学的，甚么“容民畜众”（师《象》），“作乐崇德”（豫），“省方，观民，设教”（观），“明罚敕法”，以及“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等说法，无一不是儒家的说法。我们说《象传》作者的思想纯粹是儒家思想，大概不会错。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或许有人要说，《象传》这些话既与孔子的思想相合，可见这就是孔子作的，而后人作那些释爻辞的《小象》，把它混在一起，统名《象传》，以致淆乱。这话一攻自破，我且引崔述的话来作答。《洙泗考信录》云：
《论语》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曾述之，不得遂以为曾子所自言；而传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独节此语而述之。然则是作传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义，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语，必曾子以后之人之所为，非孔子所作也。（卷三）
《象传》出于“曾子以后之人之所为”，可以断定了。我想，《象传》作者当是齐鲁之间的儒生。《左传》既载韩宣子聘于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昭二年），《史记·儒林传》所载传《易》之人又多出于齐鲁。然则《周易》在齐鲁之间，研究的人之特别多，实非偶然；说孔子作《易传》，亦事出有因。
不特《象传》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就是《彖传》也带儒家色采。试读下列数条：
（1）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彖传》）
（2）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
（3）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
（4）“王假有庙”，致孝享也。（萃）
（5）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
（6）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鼎）
（7）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震）
“祀祭”，“孝享”，是儒家思想。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是孟子的说法。而家人一条，更是儒家的礼教伦理：女内男外，界限分明；家齐国治，政教合一。儒家理想，何等显明!
不过《彖传》作者并不是纯粹的儒家。他可以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等“自然主义”的哲学；他可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迹近“无为主义”的道家思想——总之，他多多少少是受过道家影响的。我们因这一点看出《彖传》非孔子作的的证据来；因这一点看出它与《象传》不出于一个作者；也可以因这一点说它是出于七十子之后，以至在孟子之后。
上面已从解“经”的文字上证明《象传》模仿《彖传》，现在看他们表现思想的方式也足以佐证此说。《彖传》注重解释卦义卦辞，虽间或插入一两句议论，并不是有意安排，只是触机而发。《象传》便不同了，他解释爻辞是一套，他在每卦之下发挥的议论又是一套：是很有系统、很有组织的一种作法。其格式是“君子以……”、“先王以……”或“后以……”。其范围不出伦理与政治两方面。这样整齐的文章，显然是较后的写作。
《彖》《象》二传的著作年代，最早不出于战国末，最迟不到汉宣帝。大概以作于秦汉间为最可能。秦皇不是推行新政策，焚书坑儒吗?只有《周易》以卜筮之书没有殃及，儒家既把它尊为“经”典，所以在这独存而不禁的书上做功夫，把儒家思想附存上去。那时的作品，当不只这两传，不过这是幸存的完整的两篇，其余像《文言传》乾卦四段文字中“‘潜龙勿用’，下也”及“‘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两段，跟《象传》很相近，恐怕也是同时代的作品，只是散亡殆尽，就是西汉人也无从搜集了。
二 系辞与文言
《系辞》以下几篇传之非孔子作，经欧阳永叔一告发，今文家也就不能不割爱，把它们“清”了出来。真的，它们实在太不像样了；只因当初儒家尊孔的空气鼓吹的太浓厚，仿佛一层烟雾，笼罩得皂白难分，于是这些杂乱之文也混入了孔氏著作之林。这层烟雾，迷昧了千百年来学者的眼睛，虽曾被欧阳公冲破了一角，放进一线光明，但一般人依然过他的迷信生活。
现在让我们先看欧阳修揭出的内容冲突之点。《易童子问》：
《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
八卦之出于河图或人之所为，我们且不管，而《系辞传》关于八卦之来源有不同的说法却是事实。
我们更就文字上考察，《系辞传》真如欧阳子所批评，是“繁衍丛脞之言”。《系辞》里有论《易》理的，有说卦数的，有解爻辞的，有推崇《易》道的等等文章，然而毫无系统，东说说，西谈谈；说过了又说，谈过了再谈，拖沓重复，繁杂矛盾，好一味驰名今古的“杂拌儿”!
《系辞传》有解《易》爻辞的几段文字，上、下传都有，而编次约在每传的中间。这些文字，我疑其是解《易》的零篇断简，为后人所搜集，附存于此。其中大多数有“子曰”，并非孔子之言，实是《易》学家述其“师说”之谓，诸文亦大体相近。有“子曰”的十余条，或许是出于一个作者；无“子曰”的两条，又出于别个作者。吴澄《易纂言》把这些文字都分割出来置《文言传》下，说是《文言》的错简。不知《文言》本来也是一种搜罗旧说加以编次的《易传》，其成书的动因与《系辞》同，我疑其本出于一个编者，但因乾坤二卦有完整之解释，所以分了出来。至于其他不完整的，就随意放在这“辑佚箱子”里头，所以其次序全不依“经文系统”。
此外，如上、下传之分，也并没有甚么意义与必要。《彖》《象》二传之分上下，是依“经”分的。“经”之分，又是依“简”分的。崔适《史记探源》说：“《周易》分《上经》为三十卦，《下经》为三十四卦者，卦画初成，各以十八简书之。《上经》：乾纯阳，坤纯阴，颐、大过、坎、离皆阴阳反对，不能共简，故六卦分为六简。屯倒之为蒙，蒙倒之为屯，他卦皆然，故二十四卦合为十二简。《下经》：惟既济、未济各为一简，其余三十二卦合为十六简，总为十八简。”是则它们之分上下，有其理由。而《系辞》之分则毫无意义。我们可以替他想出两个解说：
（1）经分上下，《系辞》模仿经的分法，把文字匀分两起，原无大意义。
（2）《系辞》本只一篇；后人为凑足“十篇”之数，遂把分量多点的《系辞》析分为二。
第二说虽也有可能，但劈分《系辞》，究不如分《序卦》为上下之较为自然；因为《序卦》是按着上、下经之分而推想诸卦之次序的，所以韩康伯作注就讥其为“非《易》之缊”。若《易》不分上下二篇，则《序卦》解说诸卦序时，当必另有一番见解。现在《序卦》分为两截，则分篇凑数之说自以劈分《序卦》为宜。今则有明分上下篇的《序卦》而不采用，反强分《系辞》为二，其出于较早的形式，似为可信。然而较早的分篇法，也只是一种“模仿”的行为而非别有取义。它可以随便析为二篇，以至析为一二十篇亦无不可，因为它本来是“繁衍丛脞”之言，汇合众说之传呵。
既明白了《系辞》是丛杂之作，汇辑之书，我们才可以进而分析它的著作年代。然而就因为它丛杂，所以考究它的年代也大不容易。
我们说过，战国末，秦汉间，说《易》的人当很不少，然而有著作流传的却并不多。到汉武帝之后，儒家渐渐飞黄腾达起来；而《易》又有“广大悉备”的“神”“通”，坐了“六艺”的头一把交椅；当时的大人物没有不会引用《易》文的。《汉书·艺文志》不绝的“《易》曰”称说，正如基督徒之称“耶稣说”一样流行，一样有权威。《系辞》里推崇《易》道的话，如“《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等，数量很不少。当我们读《彖》《象》二传，只知道《周易》除卜筮之用以外，原来还有点伦理教训、政治哲学的价值；到我们读《系辞传》时，就不禁惊叹《易》道之“神”“通”“广”“大”了。把《易》捧的这么高，恐怕非到了《易经》坐了“六艺”第一把交椅之后是办不到的。这就是说，《系辞》中这些话当产生于汉武之后。
《系辞下》有一大段文字讲古圣人因《易》象以制器的。据顾颉刚先生考证，把《系辞传》与《世本》及《淮南子》比较，断定《系辞传》后于《世本》，而是“袭用《淮南子》之文而后变其议论的中心”而成的（《燕京学报》第六期，《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系辞传》作者（?）拉拢一班古圣人来，又是出于要抬高《易》的地位的心理。他在那里大声疾呼“《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不过是替《易》学宣传而已。我们由他宣传的大纲可以看出他的时代性来。
《系辞传》之成书，由上面两层看，当然是并不早了。但《系辞传》却不能说是一种新著，它是编辑而成的。新著的材料或许是不少，但旧说之搜集却也附存进去。我想编著《系辞》者的大目的，最少有这两个：一存佚，二宣传。解释爻辞的十余条，当不出于编者之手，虽然其年代亦未必怎样早。最显著的，是在别种书上称引过的几条：
（1）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云：“《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史记·太史公自序》。今《系辞》作“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2）仲舒对策云：“《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今《系辞》作“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
（3）《韩诗外传》：“传曰：昔者舜甑盆无膻而下不以余获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圣人寡为，故用物常壮也。《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卷三）
司马谈与董仲舒所引，与今传文略有出入或颠倒，足见今传不是袭用《史记》、《汉书》，乃是师说相传之偶有差耳。旧说遗存于《系辞》中者究有多少，我们已无从稽考，总可以相信其中有一部分是。
此外，还有一件事应该研究的，就是“彖”“爻”名词的转变。
《系辞传》有这么一条：
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下传》）
这个“彖辞”，就是孔氏《正义》以后之所谓“卦辞”。《系辞》常以“彖”“爻”对举，如：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上传》）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下传》）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所谓“爻”，就是我们说的“爻辞”。《系辞》载：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序，《释文》：虞作爻。）
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上）
圣人……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说凡两见。）
“彖辞”，“爻辞”，是《系辞传》编著者那时所通行的名词，有时候简称“彖”“爻”。
然而这种名词，在以前却没有人用。卦辞爻辞之在《左传》、《国语》，都叫做“繇”。例如：
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遇屯 。又曰：……遇屯之比 。……且其繇曰：“利建侯。”（《左传》昭七年）
公子重耳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国语·晋语四》）
在春秋战国，恐怕只有卦爻之分而无卦辞爻辞之别。最普通的是称《易》或《周易》。至指明其“辞”，也只统称曰“繇”。“彖”字古书不经见。“彖辞”一名，当起于《彖传》之后。彖字本与象字同义，但后来因《彖传》专解卦与卦辞，就用了“彖”或“彖辞”来代表卦辞。爻字早就通行（为《晋语》所载），无需乎另立名词。这样一来，就把从前的笼统的名词“繇”字分别清楚了。这种为应用便利而清晰起见，订定名词，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到了孔颖达等修《正义》时，许是因为“彖辞”这个名词不大好，遂改用“卦辞”。以后或用“彖”，或用“卦辞”，很不一律。“爻辞”一名，却固定了。其演变之迹是：
《文言传》不是一个人的著作，痕迹很显明，只要看释乾一卦而有四说，就可以知道了。后人崇古心理太盛，不特说《文言》为孔子作，还要说是文王作，真是望“文”生训了。
然则何以叫做“文言”呢?这本来没有甚么故事在里头，所谓“《文言》”者，以其言之文也而已矣。我们最好请《系辞传》来做证据，因为《系辞》与《文言》是同时代的，说不定《文言》是从《系辞》分出来的。《系辞》说：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
又说：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易》是能通天地之变，成天地之文的；《易》是旨远而辞文的：“文言”之义，盖取于此。《文言》与《彖》《象》都是解“经”之作，但《彖》《象》兼解“象”“位”，而《文言》则注重解卦、爻辞，这是《文言》与《彖》《象》二传之别，亦即《文言》之所以为“文言”也。
《文言传》只有乾坤二卦之解释；就是二卦也不一样：乾有四解，坤只一说。现在试把它分析比较研究一下。
乾卦四说举例：
其中第一、第四两说有释卦辞之文，二、三两说则没有。第一说释卦辞之文，是参用《左传》穆姜解随卦辞之言（襄九年）与子服惠伯演坤六五爻辞之语（昭十二年）而成。这个已经欧阳修、崔东壁讨论过了，不必再说。其解爻辞之言，当是模仿《左》《国》筮辞而作。
第二、三两说，文类《象传》，试录之以资比较：
意义与句法都很相近，著作年代当亦颇早。这类文句，在《系辞》中是找不到的。《象传》有师说相承而幸存，其余则散佚，所见无多了。因此我们可以推想一下，自从《彖传》出了之后，模仿续作的人极多，争为爻辞作注释，故有诸说。《文言》所取，不过其鳞爪而已。我们可以更放胆地推想一下：模仿《彖传》而作的，只有释爻辞这一类东西，而无《象传》中“君子以”、“先王以”那一类儒家伦理政治思想。换言之，《象传》作者恐怕不只一人。
释乾第四说，是祖述《彖传》的。《文言》坤卦之说，与这一说同出于一个作者。我们把《彖传》与《文言》一比较就看得出来了。
这可见其用词相同，如“大”“始”“柔”“顺”等；语句相袭，如“时乘六龙……”等；其有词语虽不同而意义实同者，如“天下平”之等于“万国咸宁”、“厚”与“方”都是“地”之“德”之类是。由此可见，（一）《文言》这一说是袭用《彖传》的；（二）《文言》《乾卦》之第四说与《坤卦》一说同出于一个作者。
三 说卦序卦与杂卦
我颇怀疑《易传》“十篇”这个整齐的数目。在西汉末刘歆校书以至班固作《汉书》时，这“十篇”之目恐怕尚在传说中。王充《论衡·正说篇》载：
……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
这一篇逸《易》究竟是哪一篇，王充没有说明白，我们无从知道。而所谓“逸”，是“十篇”所逸，还是《易》本来不足“十篇”之数，后人作了来充数，而假称河内女子所得呢?与《易》同时得到的，还有《礼》与《尚书》各一篇，《礼》之篇数无人理会，《尚书》篇数则聚讼纷纭。这真是一笔糊涂账呵!
有人说这篇逸《易》就是《说卦》，其根据在《隋志》。《隋书·经籍志》载：
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
这里说的是三篇，与一篇之说不同。若要证明《论衡》所说的是指《说卦》，非把“三”改为“一”不可。数目字之误容或有之，然而要把它改了以就己说便不当了。看河内女子得逸《易》之说，《隋志》虽与《论衡》同，但一者说“一”篇，一者说“三”篇；前者不明篇目，后者则指明《说卦》。可见《隋志》所说不过是一种传说或想象的话，不见得有甚么根据的。而《说卦》等之年代，却可以从这些糊涂不清的传说里看出它们是后起而加以掩饰的痕迹来了。
这三篇之中，《说卦》或许是较早，然最早也不出于焦、京之前。京房《卦气图》与《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南方之卦也……”的说法合。他们作了《说卦》，放在《易传》中，又在《孔子世家》添上“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一句，以提高自己学说的价值。那时所已经有的只这五种传，所传说的只是孔子“序”传，还没有孔子“作”传的说法。
《说卦》后半部是讲八卦取象的。取象之说，在《左》《国》中已开其端，《彖》《象》传已衍其流，不过范围未广而意义亦简。以 为天，为健；以 为地，为顺；以 为雷，为动；以 为水，为险；以 为山，为止；以 为风，为木；以 为火，为明；以 为泽，为说。就是尽量地搜罗，也不过三二十种。但“到了京房、荀爽一班经师出来，最喜欢弄这种玩意儿，于是又添了许多东西进去”（顾颉刚先生语。见《上古史研究甲编》，燕京大学讲义）。陆德明《经典释文》于《说卦传》末注云：
荀爽《九家集解》本，乾后更有四：为龙，为直，为衣，为言。坤后有八：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震后有三：为王，为鹤，为鼓。巽后有二：为杨，为鹳。坎后有八：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离后有一：为牝牛。艮后有三：为鼻，为虎，为狐。兑后有二：为常，为辅颊。（卷二）
照他们的眼光看来，八卦是包罗万“象”的。《说卦》是在这样的空气中产生，可以断定。
《序卦》一篇，早就为人所驳斥了。韩康伯为《序卦》作注，评道：
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缊也。盖因卦之次，托以明义。……斯盖守文而不求义，失之远矣。
孔颖达等虽不敢摆脱“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故谓之《序卦》”之说，但他是赞成韩氏的，他说：
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覆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也。且圣人本定先后，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则不应非覆即变。然则康伯所云，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盖不虚矣。（《序卦正义》）
反对《序卦》之说，是不啻不承认孔子作《序卦》了。否则说孔圣人误会或改变古圣人作《易》之旨，岂不是更为罪过吗！ 然而韩康伯、孔颖达的态度毕竟比较客观，不盲从旧说。事实俱在，附会不得。
六十四卦之序，“二二相耦，非覆即变”，卦画之象本如此。如 （屯）覆而为 （蒙）， （需）覆而为 （讼）； （颐）覆亦是颐，故变而为 （大过）， （中孚）变而为 （小过）。这种玩意儿，是根据于阴阳相对之理而来的。阴阳相对之理又是从宇宙的自然现象显示出来的，如天与地，日与月，山与水，禽与兽，人之有男女等，随处都透露这个“无独有偶”的消息。八卦之成立，启源于此；六十四卦之排布，亦根据于这个原理。至于卦名之究竟，我们已无从知道。想当先有其音，后有其字；而音义又几经变迁，不易稽考了。我们现在沿用着的卦名，是否原始的卦名也很难说。如坎卦之写作“习坎”，虞翻注：“习，常也。”（李鼎祚《周易集解》）王弼解习，“谓便习之”。孔氏《正义》说：“习有二义：一者，习，重也，谓上下俱坎，是重叠；……一者，人之行险，先须使习其事乃可得通，故云习也。”诸说不一，倒不如说“习坎”是《坎卦》之本名，较为直截了当。又无妄一卦，《象传》说：“天下雷行，物与无妄。”《象传》常例，是卦象之下直书卦名的，如“山附于地，剥”；“雷在地下，复”；“天在山中，大畜”之类，是。何以独于无妄之上多添“物与”两字?可见“物与无妄”也许是无妄本名，后人因一名四字，为文太长，不便应用，遂省作“无妄”。
我们明白了卦名之有变更，就可以知道卦名的意义，不一定像《序卦传》所说的意义，就可以见到以卦名之义来说明卦之次序的《序卦传》是由于后人附会出来的了。
我们更就他所说的加以比较，便见他附会的伎俩。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
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
小畜之后为履，大畜之后为颐，履与颐不同，所以既说“物畜然后有礼”，又要说“物畜然后可养”。然而这个还可以敷衍过去。又如：
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
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
“晋”与“渐”都解作“进”，何以一则“有所归”，一则“有所伤”呢?无他，要迁就“明夷”与“归妹”之义，不得不如此。若晋与渐之后不是明夷与归妹而是别的卦，他也随便给你解的通。又晋与渐之前若不是大壮与艮而是别的卦，他又何尝不可说的头头是道。谓予不信，试看下面一个例：
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
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临”“丰”之义都是“大”，但临之“大”是有“可观”之“大”，而丰之“大”则变为“穷大”，变为“必失其居”了。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附会卦序的伎俩。他用的方式有正反两种；用语也是有格式的。是：
正——（1）“必有所……”或“……必……”
（2）“……然后……”
反——（1）“……不可不……”
（2）“……不可以终……”或“不可以……”
从正面说不通，可以从反面说，反正说通了就得了，管它对不对!
还有，《序卦传》不过是卦序说之一，此外还有别的说法。
最后剩了一篇《杂卦》了。《杂卦》之名，《汉书》不载，东汉诸书也没有称引。我疑宣传孔子作《易传》“十篇”的刘歆、班固之流未必见到它。它是“杂糅众卦，错综其义”（韩《注》语）的一首“六十四卦歌诀”。它不大着重卦义，只是有意把诸卦用韵编成歌诀，当是一种便于记诵的启蒙书也。它既“错综其义”，便于记诵，所以没有根据《序卦》的卦序，二传不出一人之手，于此可见。
1930年5月1日燕京大学（载《史学年报》，第二期，《古史辨》第三册《上编》）
补记
汉儒喜欢讲卦气直日，以卦占候。当时天文历法之学很发达，而阴阳五行之说又盛行，《易》学家受其影响，就以卦来分配于一年的二十四节，其卦序就不同于《序卦传》。如《易林》所载《焦林直日》，六十卦每卦直六日，震、离、兑、坎四时卦分直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各一日。《易纬稽览图》“甲子卦气起中孚”，从冬至起，其卦为中孚。以下小寒是屯，大寒是升，立春是小过，雨水是渐，等。可见卦序系统另有一套说法。《新唐书·历志》把节候分为初候、次候、末候，卦的分配分为始卦、中卦、末卦。如冬至初候始卦是中孚，次候中卦是复，末候末卦是屯内，屯分内外，屯外属小寒的初候。小过、需、豫等也分内外，跟《易纬》的说法又略有出入。
（196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