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周易》是珍贵的历史遗产之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著作。虽然它是占筮书，但剥开这件神秘的外衣，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珍贵的东西，第一，古代的占卜与后代的占卜不同，后代占卜纯属迷信，应该铲除。古代占卜，占后把事实记录下，以便年底复检占验多少，然后藏起来。因此，占卜辞所记的是事实，可以根据它来研究古代社会生活。正如近几十年发现的殷虚卜辞，是研究殷人社会文化的绝好资料，它比《尚书》的唐虞夏商书尤为可贵。《尚书》多出后人追记，而卜辞为第一手材料。《周易》虽经作者选编，其材料来源多为周人旧筮，大致保存原文面目，故可根据来研究周人的社会历史，主要是奴隶社会的情况。这种社会史料不多，至为可贵。第二，作者编著此书，有他的目的，除社会史料外，他还总结经验，发挥思想，这是卜辞单纯记事所没有的，故《周易》又可作为研究古代哲学思想之用，它有哲学史料的价值。作者颇善思维，对于历史，对他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他有所分析，有相当高的水平，可说他是我国第一位思想家，比春秋末年的孔、老、墨三家要早两三百年。第三，作者喜好民歌，汲取民间文学的滋养，在艺术上相当讲究，故卦爻辞也有一些艺术性的精品。有散文，有韵文、叙事说理，有一定的功力。在古代诗歌总集《诗经》外，它在某些方面可说是另树一帜的文学作品，虽则为题材所限，作者不能抒发他的感情。
就上述三点——社会史料、哲学思想、部分有艺术性的卦爻——说，在二千七百年前有这样成就，都是我国首创的成果，不能不说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有总结它，给以科学的历史的地位的必要。在总结时，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分析批判，剔除其迷信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对《周易》的总结是困难的，比任何其他古书为困难。别的古书，历代有比较近真和清楚的注解，而《周易》虽高居群经之首，读的注的很多，自古以来却没有人了解。最早给它作解释的《易传》，有意识地曲解，利用它的语言为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礼教伦理。历代注解者，没有超出这个框框。说法虽有不同，步伐没有两样。除这正统派以外，律历家用它排节气，神仙家用它讲灶火，历史家用它排历朝年份，堪舆家用它讲风水地理，占卜者用它占吉凶休咎，五花八门，不可究诘。总之利用它讲别的东西，而不是真正解《易》，也不懂《易》义。
有意利用，这是曲解《易》文的主要原因，是时代和阶级的关系，是主观的。然而二千年来难道没有一个人不受限制的?尤其是现在，已经不再受封建社会的束缚，为什么还不理解?这又别有缘故：一、《周易》所根据的原始材料多是记事的旧筮，反映的是奴隶社会的生活，甚至还有比这更早的原始社会的史迹。去古已远，后人无从了解。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作根据的才能理解它。今人郭沫若先生著《周易的社会背景与精神生活》，试图用历史唯物论观点，摘引若干卦爻辞讲古代社会。虽还有不少缺点，就观点方法说，是头一个能理解《易》文而有成绩的人。闻一多先生也以“钩稽社会史料为目的”的，著《周易义证类纂》，长于训诂，颇有创获，可惜所根据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不知《周易》所反映的是什么社会。郭、闻两家又犯同一毛病，寻章摘句地引用《易》文，未能统观卦爻辞，得出它的组织体系，故所说未免有误。知道从社会史方面研究《周易》，这是今人远胜古人的地方，尤其没有阶级的束缚。用阶级分析观点看问题，郭沫若又比闻一多为胜。不盲从旧注，打破陈说，郭、闻外，还有高亨，所著《周易古经今注》及《通说》，也是独辟蹊径之作。不过高亨又不如郭、闻，他不从社会着眼，只作文字训诂。他的训诂又沿用清代朴学家治古史、子的方法，在他读不懂解不通时，往往置疑于原文或“误”，或“缺”，或“衍”，擅加窜改，比朴学家尤为鲁莽。有一点又走了旧社会义理派的老路，他分析卦爻辞，认为有一种“设象之辞”，说在具体事实之中象征一种“抽象原理”。不同的，旧说直说义理，处处是封建义理，而他只说其中有一部分是象征某种义理的。《易》筮辞除了作者发挥思想的话之外，本来根据记事的旧筮，而高亨硬从具体事实臆造出“抽象原理”来。他批评旧说的错误在于从浅易处求艰深，而他自己却重蹈前人的覆辙，虽则所说的义理不一样。但高亨有时有比郭、闻两家较好的地方，有一两个卦他看出来是讲某种事物的，虽则他还不明卦爻辞的组织法。如临卦，他解“临”为临民，“复”是往复之复，这是比较近真的（闻一多解“临”为瀶雨，错）。但这仅仅偶然说对了，实际他不知《易》的多数卦用事类为组织编排，对于卦爻辞的解释，仍然孤立地一条条注解，没有联系。不明社会，不明体例，只讲文字训诂，故所注又比郭、闻错误更多。但总的说来，郭、闻、高三家或多或少均有所得，总比前人的穿凿附会为优。前人之说，小《象》的爻位说最恶劣，王弼依《象传》作注，同样错谬。清人焦循《易》学三书的“旁通”说割裂文义，支离破碎，不可卒读也，是最坏的。可笑《易传》王注竟为官学，焦氏书被称为“石破天惊”之作。至于今人有盲从《易传》，而又以马列主义辞句为敷饰，那更是荒谬绝伦。
《周易》既有社会史料的价值，又是相当高水平的哲学思想之作，自应加以总结，而二千年来无人能解，就更需要有重新整理，这个珍品才不致埋没终古。不自量力，编著《周易通义》，就是为了阐明这个历史遗产的意义。
《周易》的著作年代，至今仍无定说。汉代尊古，说是文王所作。今人疑古，郭沫若说是战国时人所著[1] 。尊古，未是；疑古，亦非。“箕子之明夷”，是文王后的事，说者强解箕子为荄滋[2] ，甚至擅改原文[3] ，不通。认为著于战国，主要根据是，有“中行”字样的均解为晋中行氏荀林父故事，春秋时人。实则全出附会，于《易》例不合，如“中行独复”，是复卦写商人出门往复的六种归来的情况之一，不能割裂出来单说是荀林父战败的事；而且荀林父为晋统帅，因副帅刚愎不听命令，打败了，但三军没有全败，不能说“独复”。其余四爻也不能解为中行氏，如“朋亡，得尚于中行”，朋，朋贝，货币，不训朋友。《易》的“朋”均为朋贝，最早用朋贝为货币，战国时已不用朋贝，名物制度已变，根本不能用古代名义写作。又如《易》的“黄金”是铜箭头，而战国的黄金是货财，决不会用黄金作为铜镞的意义。如此之类不少，战国时人决不能著作《周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名物，意识形态不同，假借不得。
关于著作年代的考定很重要，因为《周易》的价值在于社会史料和哲学思想。如果象郭沫若所说，它所反映的以牧畜为经济生产为基调，农业、工业、商业仅仅是萌芽，而著作年代却是战国，那末，这究竟是什么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怎样反映的?社会还是原始社会，而思想却已是百家争鸣的朝代，这是怎样一回事?不是前者说的社会错了，就是后者说的著作年代错了，二者必居其一。其实两者都错。又如果象汉人所说，《周易》为文王所作，或如今人以康侯故事为根据，说是著于周初成王时期[4] ，那末，殷周之际还是天命思想时期，而震所说，作者有意打破雷公打死人的迷信，描写雷电的自然现象，这又是怎样产生的?当然因为读不懂《易》文，故有这样武断。这对于社会现实和思想发展都是不符合的。
根据卦爻辞所载关于贵族内部矛盾尖锐的事实，作者同情于被排挤的王臣和隐遁者；阶级斗争激烈；作者怒斥营私结党的为匪人，还号召打倒他们；他提出自己的政治和行为修养的见解和希望列国联结拥护王室，目的在挽救王室的危亡：从这种种来看，可以考定它决不著于周初成康盛世，而是西周末年，周室东迁（公元前770年）之前的作品。无论从政治社会和思想各方面说，都可以这样推断。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占卜资料，才能编选组织为这样的著作，可以推断他是一个王室的占卜官，下级贵族。他编著这部书，目的不在占筮，而在挽救危亡，可说是一篇四千言的谏议书。成为占筮书的形式，一则材料和职务关系；二则可说是神道设教；三则是借用神权可以免祸。在贵族当权派横行霸道的时候，作者不能没有顾忌，在揭露贵族的丑态或罪行时，往往用“或”字代替君子，就可见这种心情。
考定了《周易》的著作年代，对于理解卦爻辞的内容意义是有帮助的，前人盲从汉代文王作《易》之说，今人郭沫若和著哲学史的都错误。以钩稽社会史料为目的的闻一多，讲文字训诂的高亨，避而不谈。读《易》头一个问题搞不清楚，当然对于理解《易》文就难免错误。
从文字表面看，《周易》没有几个艰深偏僻字眼，而古今来多少博学才智之士始终不能理解，除了主观地为统治阶级服务外，还有其他原因。
第一，时代绵隔，社会变化。《易》文记载史实有明文可查的，最早有殷高宗与周人联军攻伐鬼方事，其时约相当于周太王的高曾祖时代。就从这时代算起，到了秦汉，大约一千年。其社会，史家认为周人的奴隶社会约始于太王，那以前还是原始社会的高级阶段。《周易》记有不少关于狩猎难得禽兽和牧畜事；还有对偶婚、劫夺婚这两种婚烟家庭形态，据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中期。周人的原始社会晚期还过着这样生活，自无足怪。那末，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这样遥远的社会生活，在千多年以后的秦汉人，自然无从了解。秦汉以后，去古愈远，叫他们如何了解呢?不用说秦汉，孔子早生了五百多年，又以搜求历史文献为莫大兴趣的，他读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两句写狩猎生活的话，就不了解，而从恒字去体会了。师承孔子，尊奉孔子的秦汉儒生，当然向老祖师学啦，何况时代更隔得远了，哪能懂得古昔的东西呢?《易传》起了个头，以后读书人也就顺着这一个腔调一直讲下去，又何况这跟功名有关，不讲这一套，成吗?一个是尊师重道孔圣人的枷锁，一个是封建伦理的枷锁，一个是功名利禄的枷锁，重重枷锁往上压，压得抬不头来，任你怎样有才智，有学问，总不能挣脱这些枷锁，更何况他们根本不知道有遥远的东西跟他们所见所闻有不同。政治、修养本来他们还懂得一些，尤其是礼仪，他们最讲究。可是关于这类的话，他们还是读不明白。至于狩猎、牧畜、农业，他们当然莫名其妙；商业，他们更是轻视的。现实的不知，远古的更不用说。
现在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就可以理解《周易》中关于社会史料的内容。恩格斯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世界文明古国和各民族从史前、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发展，刚好作为研究《周易》的理论根据。只有这个理论武器，才能打开《周易》这个久已封闭了的宝库。郭沫若先生曾运用过它，得到一些成绩，可惜还没能完全运用。我们继续他的未竟之功，再来做一次尝试。由于理论水平低，未必能运用得好，先打下一个基础，有待于同志们的指正和进一步研究。
第二，《周易》的组织体系。《周易》的原始材料是旧有的筮辞，一事一占，本来是孤立的，不相联系，经作者编排组织，成为有组织体系的书。体系有种种，例如其中一种，大多数卦按事类编排，一卦讲一类事或一件事。如乾说天，坤说地，农业卦有蒙、小畜、大畜、大有、颐等，商旅卦有需、随、复、明夷、睽、丰、旅等，战争军事有师、同人、离、晋等，婚姻有贲、归妹，家庭有蛊、家人、渐等。其事类较多的，用形式联系，如屯说各种困难之事，坎写与坎穴有关之事，“恒”，恒常生活事，“夬”，快不快，速不速之事，“姤”，婚媾与遘遇事。有对立的组卦，如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两卦对立为一组。又，每卦有一个标题，或从内容标，或取形式联系，或内容与形式统一。乾、坤、小畜、大畜之类是第一种，需、贲之类是第二种，复、旅、家人之类是第三种。有几个卦没单独标题，如同人、否等，省文不标。如此之类，体例颇多，详拙编《周易释例》。总之，《周易》是有组织体系之书。要了解《易》文之义，必须明白它的体例。但作者没有象后代一样，把他著书的体例开列出来。有时他好象说了一点，可惜后人仍不明白。比如，他在一些用多义词标题的卦，在标题下卦辞里，他说明标题的一义。意思是，这是个多义词，不要当单义解。例如，“无妄”有二义，一、“妄”训乱，全卦总旨，告诫人不要乱动乱想。卦辞“其匪正，有眚”，如行为思想不正当，便有灾殃。“匪正”即乱。二、“妄”借为望，愿望。“无妄”，不是愿望的，即意外。卦爻辞兼用二义。可是《彖》《象》二传一点也没摸着，《彖》：“无妄之行，何之矣？”解“无妄”为没有希望。《象》甚至把“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意外的病，如不胡思乱想，不用药也可以好的）解为“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真是胡谈妄说。既不知体例，又妄解词义。又如《易》有节引之例，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此“不富（福）以（与）其邻”，节引泰六四爻辞，意为被敌侵袭，遭受损失，故必须抵抗。此“侵伐”意为反击、抗战。而《象传》说“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把抗战说成侵略。谦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此“鸣谦”节引本卦“鸣谦”、“劳谦”、“㧑谦”，作者的新谦德论，三者是不可分的，节引其一，则三者在内（“鸣”借为明，明智），意思是谦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时候，对什么人都讲谦。当敌人来犯时，就要明辨是非，不能谦，而要打，要抗战。抗战就要勤劳刻苦，抗战就要㧑奋英勇。作者的新谦德论，非常精辟。“行师征邑国”，追击敌人，打到它的老巢，彻底消灭侵略者。而《象传》则说：“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要宣扬自己的谦德的声名，如意愿未达就可行师征邑国，用武力来宣扬。好家伙，简直是帝国主义诬蔑人为野蛮而要宣扬文化去侵略人的殖民主义！ 这又是不明《易》例，妄解辞义的例子。所以不明《周易》的组织体例是不能理解《易》文的。把好的说成坏的，胡说八道。又如《易》有三爻骈列，辞义相类，而中间一爻多一句，这一句兼指三爻的省辞法。如临卦后三爻“至临”（躬亲政事）、“知临”（智慧聪明）、“敦临”（敦厚笃实），在“知临”下有“大君之宜”一句，意思是为君者应才德兼备。作者的政治理论主张德治和人治，临前半说德治，后半说人治。而博学的闻一多误解“临”为瀶雨，对前半的“咸临”解不通，不解了；后半的三“临”均解为暴雨。那么，“大君之宜”怎样解呢？他想不通，索性把它割掉不管。这又是不明《易》例而寻章摘句解释不通的例子。就这些例子可以说明读《易》必须先明《易》例，否则任你怎样聪明博学，还是不成。《周易》有它的组织体例，并非杂乱无章的。《易传》的爻位说，似乎也想讲体例，说什么“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系辞下》），实际是封建社会的奴才哲学，而不是《易》例。卦画属于占术范围，近于龟卜的钻灼裂纹，与卜辞记事不同性质。《左传》所记《易》筮，说某卦“之”某卦，是占法，没有爻次，更没有爻位。《易传》作者们为了讲“贵贱之尊”，把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强拉在一起，颠三倒四牵强附会。
《周易通义》为《易》作了新注。别编《周易通论》，谈有关《周易》各个问题，有“论组织体系”四章，“论文字训诂问题”一章，谈应用历史唯物论和组织体系两个标准才能作出近真的解释。又编《周易释例》，又编《周易今论》，用两个标准评今人说《易》注《易》的得失。这些论著可作为理解和总结《周易》参考之用。
我们研究《周易》，是为了钩稽古代社会史料和研究作者有什么值得重视的思想。《周易通义》按原文次序注解，材料较散。为便于研究者使用，因又编《周易类释》，分“生产斗争”、“社会斗争”和“思想意识”三部，每部分若干项，按类聚录材料，作了简释，这就使学者没有翻检之劳。《通义》和《类释》成为姊妹篇。
随文注解，分类简释，以及《通论》、《释例》等，都着重在理解《易》义方面，这是因为古今来对《易》文多不了解，故先致力于此，而很少批判，间或说到，也极简略。因想，《易》有它的精华，又有它的糟粕，占卜本身就是迷信的东西，因作《周易批判》[5] 。虽仍说得很不够，但比较集中地谈到它的优点与缺点。
以上是关于学术研究的论述。
有一次，我在古籍书店里见到一位解放军同志要买关于《周易》新注的书，觉得奇怪。因想到这样一部古书，可能也有普通读者要看看。读者是有种种式式的。不过，这样难读的书，哪有什么新注可适应一般读者需要呢？为此，我立意写点比较简单浅显的《易》注。但话虽如此，要达到这目的可不容易，一则一些术语不常见；二则一些体例不便多费话解说，怕说得繁琐；三则古代社会的事跟我们相隔太远，风俗习惯、时代背景，未必能说得清楚，又不能象说书一样，一一交待。
我编写了以下几种比较简浅的书：
《周易选释》，按生产斗争、社会斗争和思想意识三类选了若干比较有代表性的卦加以浅释。
《周易新解举例》，这比《周易选释》更少，只举更有代表性的卦而不分类。
《周易要略》，对《周易》作了全面的介绍，但对迷信的部分不说，或很简单的说一下。
《周易解谜》，对《周易》作概括地论述，指出《易》并非不可解，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去解[6] 。
* * *
[1] 见郭沫若《青铜时代·周易的制作时代》。
[2] 《汉书·儒林传》蜀人赵宣说。
[3] 《经典释文》：“刘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
[4] 今人几种哲学史书，如冯友兰、关锋、林聿时、任继愈的编著，都认为《周易》著于殷周之际。
[5] 整理者按：《周易批判》今为《周易类释》导言。
[6] 整理者按：《周易解谜》后以《周易简论》为题发表于《华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