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著作，它的价值在于它保存奴隶社会的史料。它是占筮书，占筮在古代把占事的结果记录下来，它是把一些占筮记录选编而成的，故可根据它来研究古代社会史实，正如可以根据卜辞研究殷商历史一样。它不同于卜辞之点，卜辞是散乱的原始资料，它则经过编者编选而成为有组织系统的著作。从原始面目说，它不如卜辞的真实；但从组织系统说，它大多数的卦按事类编排，用起来却很方便。又，编者编选材料，有时不时照录原文，而综合大量资料，作出经验的总结。还有，编者编著一书，有他编著的宗旨，在史料之外，他有时也发表他的思想。这些经验总结和作者思想，可以作为哲学思想史料读。也就是说，《周易》是古代社会史料，也有哲学史料。研究古代社会史和哲学思想史的，应该重视它。
文王演《易》之说不可信。据卦爻辞所反映的贵族内讧，“王臣蹇蹇”，乐于隐遁的现象和思想，作者喜欢讲对立转变等，可以推断为西周末年幽王时代的作品，去今已有二千六百多年了。可惜这一部富于社会史料价值的著作，二千年来无人能解，现在仍视为“谜”书，讲历史的无人引用，讲哲学史的胆怯地一提，或大胆地推测，所说或沿前人谬说，或仅凭臆解，不符原义，有可用的材料不知引用，反而用一些原文所没有的思想而穿凿附会。前者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引“乾”卦说是大吉之卦，有发展思想，从初至五爻逐步上升，到上则穷极了。这完全误信《易传》。其实乾卦的中心思想是蒙昧时期的“天人感应”的迷信，毫无哲学意味，而六爻也不是发展思想。“龙”是龙星，其四爻说“龙”是星占，初爻“潜龙，勿用”，“勿用”犹不利。二、五爻同说“利见大人”，是贵族阶级自以为龙出现对他们有利，根本没有由下到上发展之意。三、四爻写贵族内讧，有的日夜戒惧，有的甚至被迫投河自杀，可见斗争尖锐激烈。“或”即君子，说“或”是为贵族讳饰。作者之意是说，这些贵族内讧现象反映到天，天就显示不吉之兆，即“勿用”、“有悔”。故乾有四爻都不吉，而“利见大人”是平列的，从哪里看到是大吉之卦和发展之义?盲从《易传》爻位之说，是错误的。后者如关锋、林聿时的《春秋哲学史论文集》，他们不暇去深究，只采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和《通说》。高分析《周易》，有所谓“设象之辞”，臆造事物以示休咎。只分析辞类，很少说解，偶举一二条，如睽六二：“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高说：“此一具体事物也。逆物而行，且有大力者掣之，则将蹈于刑，乃其所表之抽象原理也。”他解释说：“见当作其，曳者自后引之也。掣本强制强牵，任己而不从人之义。其牛掣者，其牛强进而不肯从驭者之意也。此言驭牛车者欲退其车，从后曳之，而牛则掣而前进。夫倒曳其车，其势不顺也。其牛掣之，其力不胜也。势既不顺，力又不胜，足致天劓之刑。”又引困六二：“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高说：“此一具体事物也。逢颠沛之艰，而所依非人，则将丧其室，乃其所表之抽象原理也。”注：“足既踬于石，手又据于刺木，譬人之遭乎坎坷之境，而依乎奸宄之人，其将丧失其妇，必矣。”关、林引用，认为“是很深刻，很有见地的”，还大加发挥说：“《周易》中的典型的取象之辞，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即用感性语言或具体事物表达抽象道理——表达方式，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思维方式。”“初步踏入哲学领域时的以具体的东西代表抽象的概念。”
其实，高亨之说是错误的。第一，这两条爻辞，高注全错。睽，行旅卦，写行旅者所“见”所“遇”，很象一篇旅人日记。三“见”，三“遇”，“见”字不读作其。这里边写旅人在路上远远望见一辆拉着东西的车，走前才看见牛，牛拉得很吃力，一只角高一只角低（掣或作觢，或挈，角一俯一仰为掣。见《说文》及《释文》）。再走前才看见赶车的汉子，汉子当是在旁边帮着推车，仔细一看，汉子的额头烙了个印（“天”，黥额），鼻子也割掉。这是奴隶运输事，旅人从后面往前，由远及近，先见车，次见牛，后见人，细致地刻画所见，“见”字贯通全文，怎能硬读作“其”?曳是车子拉着东西，并不是人曳车向后。起先还没见到人；掣，形容牛拉得很费劲，并不是“逆物而行，且有大力者掣之”，“其牛强进而不肯从驭者之意”。“天且劓”，写这个赶车的是受了刑的奴隶，并不是“将蹈于刑”。这只是具体事物，并没有“抽象原理”。困是刑狱之卦，六二爻辞写囚犯先绑在嘉石上担枷示众（“石”，嘉石，立在衙门台阶两边的大方石，象后代的小凉台），然后关进狱里。蒺藜是围在狱外的荆棘，这指牢狱（“困”用换辞法，用幽谷、蒺藜、葛藟、臲卼等辞，都指牢狱）。到犯人释放回家，他妻子跑了。这说的是两种囚犯，两种牢狱：一般囚犯和家庭囚犯。奴隶社会，妇女沦为家庭奴隶，幽禁在家里，家就是她的牢狱。男性统治，在男子入狱时，妻子逃跑了。这是作者说的本意，并不是什么“逢颠沛之艰，而所依非人，则将丧其室”的“抽象原理也”。
第二，高亨分辞类为四种，往往把一条卦爻辞割裂开来，支离破碎，不成文理，如“视履，考祥（详）其旋。元吉”，他把“视履考祥”作为“设象之辞”，“其旋元吉”作为“断占之辞”，连句读也错；把“系遯”作为“设象之辞”，“有疾厉”作为“断占之辞”；把“晋其角”作为“设象之辞”，“维用伐邑“作为“断占之辞”；把“负且乘”作为“设象之辞”，“致寇至”作为“断占之辞”；把“改邑不改井”和“往来井井”作为设象辞，而中间一句“无丧无得”作为断占辞……如此之类，不胜枚举，硬分文义相连的句子为两类辞，根本不通。如“晋其角，维用伐邑”，意为在进攻占前，要较量敌我的力量优劣强弱，考虑有没有胜利的把握，要不要打?“负且乘，致寇至”，意思是商人带了许多货物去做买卖，招致强盗的抢劫。分割为二，成何文理?
第三，贞事辞记占后的事实，只有具体事物，如同卜辞，绝没有“抽象原理”，没有“设象之辞”。占卜记事，与《老》《庄》的哲理论文不同，不同类，不能比。故“设象之辞”乃高亨臆造出来，而关、林加以附和的，并不“深刻”。高亨讥前人《易》注，舍浅易而求之艰深，他自己恰恰走了老路。
前人《易》注，其错误是必然的。一、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两个时代有许多事物、生活思想多不相同。他们不了解前一个时代的情况，也就无从理解《易》文；二、最主要的，他们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封建伦理宣教，当然说的是他的时代和阶级的话，并不是《易》文的原义；三、方法是服从于思想的。他们既要宣扬礼教，故用引申发挥方法，穿凿附会。
今人研究《周易》的，约分三派：第一派，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周易》。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开辟了这个新途径，最为正确。《周易的社会背景及精神生活》一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篇），颇著成绩。但这是开山之作，其中有不少缺点：1.寻章摘句式的引用，很不全面。如说《周易》所反映的经济生活以牧畜为主要基础，农业、商业等仅仅是萌芽。其实《易》有好几个关于农业的专卦，关于商业的更多，关于牧畜的虽也有一些材料，却一个专卦也没有。对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也未能跟卦爻辞适当地配合，如以对偶婚为男嫁于女，把劫夺婚的材料跟正式婚娶混在一起。其实对偶婚只是到女家亲迎，结婚后带了新娘回到本族，并不是嫁到女家去。劫夺婚跟正式婚娶更大有分别。2.关于《易》的著作时代没有考定，只认为是很早的作品。后来他写《周易之制作时代》，说《周易》是战国南方人写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这就把他前一篇的说法完全推翻。战国时决不是以牧畜为生产基调。郭所持论据，没有一条可以成立的。3.摘引原文，很少说解，不够明确。但郭虽然有些缺点，草创之功，不便苛求。自他以后，还没见到有人用正确的理论观点来谈《易》，我们很佩服郭先生的卓识。
第二派是训诂家，以高亨为代表。所著《周易古经今注》。在文字训诂上费了不少工力。他继承了清儒朴学家的传统，而又有超脱了“象数”、“义理”的拘束。这是他的优点。在某些辞句上，的确解得精确。如解“大有”为大丰年，解“匪其彭”为昲其尪，解“复”卦的六“复”等，很好。其缺点是：1.好改易原文，往往说某字疑衍，疑误，疑缺，当作某。如没有卦名（标题）的几个卦，都说是传抄偶缺，应补。甚至“大有”也说缺，应作“大有。大有”，又说“习坎”之习“乃涉及初六平坎二字而衍”。不知《易》文尚简，多省辞，可省则省。不标题的几个卦，均为省辞不标，而不是缺。“大有”和“乾”同，题下卦辞只有贞兆。如增“大有”二字，反而辞费，与尚简之旨相背。“坎”原作“习坎”，《彖》、《象》以至汉人《易纬稽览图》仍称“习坎”。称“坎”者，为称谓方便而已。对于震卦辞“震来虩虩，笑言哑哑”，说是涉初爻而衍。不知初爻有“后”字，震卦辞说人们对于雷电有三种不同看法，初爻则是第四种，有“后”字说明变化。卦辞绝不是衍文。高亨不得其解，故说衍文。坎的“有孚，维心”，说“心当作止”，又训“孚”为罚，“有罚则中止不行”，全误。“孚”，俘虏，不训罚；“维心”，是对待俘虏的一种方法。凡解不通的高亨都说原文有误。大谬。2.不明《易》的组织体系。高虽则注解全《易》，实则是一条一条解，不联系。对于一辞数占的，本不相连的，反而强为牵合。如大畜九三：“良马逐。利艱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解为“驾良马有所追逐也。马良行速，其途虽艱，亦无害。曰疑当作四，形近而讹。四借为驷。驷马而舆善，自利有所往”，似乎很贯通，不知大畜乃农业专卦，畜是菑的简体（见《说文》），从田兹，田里兹生谷物之意。此爻共占四事，前三与农业有关，占往为附载（《易》不少占往是附载辞）。“良马逐”，以良种马交配，繁殖马匹。牝牡合为逐。“利艱贞”，占旱，艱从 ，旱本字，卜辞作“贞 ”，《易》作“艱贞”。“曰”乃日之形讹，郑玄作日。天天闲习车马的防卫战术，因为农业生产最怕敌人抢掠。这是本爻真义，要根据全卦的组织来理解，不能孤立地讲某一爻。故高注似通而实未通。3.单讲文字训诂而不明古代社会。筮辞多记社会生活，不明古代社会，不能读《易》。如“贲”写对偶婚；“井”写阶级斗争；“剥”，贵族对农民征调徭役；“讼”，各种斗争；“兑”，邦交问题；以及妇女问题、战俘问题、农业生产等等，不明古代社会，便无一不误。4.不明作者思想。作者总结经验，针对时政提出他的政见和行为修养的理论、科学知识，有他相当高水平的思辨力。如“不利为寇，利御寇”，很正确，从农业生产得出来的经验，而又运用到谈道德问题、家庭问题、邦交问题，成为他一贯主张。不明这一点，既不认识作者思想，解释谦、兑、渐等卦也完全错误，甚至把防御战说成侵略，大背原旨。
介于郭、高两派之间的有闻一多，所著《周易义证类纂》，既“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治《易》，又精于训诂，虽只解九十事，而精义颇多，约有三分之一是确切的。注意社会方面，与郭沫若相同，而说解独详；也由于“以钩稽社会史料”为目的，故训诂又比高亨为精确。其缺点是：1.寻章摘句，未能综观全《易》，明其组织体系，而孤立解释，难免有误。如以“临”为瀶（霖雨），把“至临”、“知临”、“敦临”都解为暴雨，对于“咸临”就无从说解。不知临卦实讲临民之术，前半讲法治，后半讲人治，是作者的政治思想，“临”不训瀶。《易》无三爻同义之例，尤其“大君之宜”与暴雨连不上，断章取义是一大病。实则临卦有两种组织法：一是全卦有总义，说一类事，即临民之道；二是局部省辞法，“大君之宜”兼指三“临”，即大君要有贤能，即人治。2.闻氏所据以钩稽社会史料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故对于阶级斗争、对偶婚、劫夺婚等好些宝贵史料不能理解。故他用力虽勤，只得九十事，而又有误解。3.所说“有关心灵事类”，分“妖祥”、“占候”、“祭祀”、“乐舞”、“道德观念”等项，肤浅而又错误。如以对偶婚为占候，以战争的话为祭祀，为道法观念。好些相当高水平的思想，作者一点没有接触。
第三派，新国粹家。盲从《易传》而以马列主义辞语附会，粉饰《易》义。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完全抄录《彖》《象》二传而以马列主义辞句加以演绎。他相信文王作《易》之说，这就是，他认为在三千年前，中国已有马列主义思想。这种荒谬绝伦之说，不必说它。任继愈主编的作为大学哲学系教科书的《中国哲学史》，认为《周易》哲学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说《易》的哲学思想有三个基本内容：（一）观物取象的观念；（二）万物交感的观念；（三）发展变化的观念。这实际是本于《易传》而又加敷饰的。《易》没有“观物取象”、“万物交感”观念，只有“天人感应”的迷信；《易》有对立转变观，那是针对周室危机而说的，无宁是一种为危局而忧惧的叹息流涕，但没有“发展”思想。这不是《周易》哲学。我们要严格区分《周易》与《易传》，更不能往古人脸上贴金。《周易》有它的哲学思想，但不是这些。
过去《易》说的主要说法是《易传》的卦象、卦德、刚柔、阴阳及爻位说，主要思想是纲常伦理。现在《易》说已不讲这些了，因为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但《易传》学说的残余仍多多少少还影响了人们的头脑，不过换上一套新装，扮演新的角色。然而毕竟出现了新的说法：一是郭沫若主要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根据的研究，二是闻一多以资本主义社会学说为根据的解释，三是高亨专作文字训诂。
然而他们仍然不能解决问题，郭仅仅做了初步研究而未深入；闻的理论根据是错误的；高根本没有理论根据。他们的通病在于孤立地解释卦爻辞，没能分析综合找出卦爻辞的组织体系，没能看到作者编写的各种体例。孤立地解释，有时看来好象很通，但从组织体系说就不通了。
《周易通义》之作，是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周易》，尤其是以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为根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做根据，根本不能理解《周易》。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做武器，则历代一切《易》说所布下的迷雾可以一扫而清，因为他们所说不过是封建士大夫阶级意识的反映，并不是《易》的真义。今人所谓“谜”书，也不难揭开它的真相。真相不易明，由于有重重障雾把它笼罩往，用马列主义的照妖镜、探照灯一照，就看清楚了。真相不易明，由于它离我们太远了，要用马列主义的望远镜来看；有的关于本质问题，不是从表面看清楚的，要用马列主义的显微镜来看。
有的事情很清楚，不过对事情的看法，就往往彼此不同。《周易》是占书，大家所公认。春秋时用《易》筮，常和龟卜并用。但占筮时的解释不同，引用《易》文的方法态度又不同。用卦象、卦德作解释的较多。但鲁穆姜占得随卦，把“元亨，利贞”两贞兆词作一字一义解，而且认为这些含义很好的话跟她的罪行不相配。引《易》的，如晋知庄子引“师出以律，否臧，凶”论断先縠不听主帅命令，战必失败，是照原义说的。而秦医和给晋侯看病，引“蛊”，却不按蛊事之义解，而解为淫溺惑乱。孔子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按原文狩猎之义解，而作为道德修养来读。到了战国，有《易繇阴阳卦》书（见《晋书·束皙传》）则以阴阳说《易》，当出于阴阳家。有以刚柔说《易》的（见《荀子·大略篇》解咸卦），秦汉的《彖》《象》二传，除了继承了以前的卦象、卦德、阴阳、刚柔等说外，又添了“爻位”说，为统治阶段宣扬伦理礼教。又有“灾变”说，用以警告统治者。王弼生于魏晋玄学时代，王注渗透入玄学色彩。宋儒讲道学，《易》又变为新儒学。其他还有许多，离《易》筮越说越远，跟《易》义更毫不相关。论理，当然不能把后人的种种说法当作原来的意义，这是很明显的。
占卜为了决疑，有疑问的事才占，占后把事实记下来，这是原始的筮辞，有卜辞可作证明。《周易》是占卜官把他所掌握的许许多多的筮辞选编而成；不够用或不合用，作者才添补，原筮辞所记的是事实；添补的，有作者当时的事实，也有不是事实，而是作者的理论语、说明语、比喻语等。这也是很清楚的。可是后人不管是事实记录或其他，通通当哲理来说解，这当然是不合原义，也是很明显的。又，卦分卦画和卦爻辞两部分，卦画是占筮时用来揲蓍数策的，而卦爻辞则是旧筮，是事实的记录。这两者是属于两个系统，没有必然的关系。好比龟卜，卦画如灼龟的裂纹，卦爻辞如卜辞。传说有所谓《连山》、《归藏》两种占书，“其经卦皆八，其别六十四”，即卦画与《周易》全同。战国时的《易繇阴阳卦》，卦画和《周易》一样，但“繇辞则异”，足以证明两个系统的不同。但《易传》的爻位说，则把六爻位次跟卦爻辞连成一起，以二、五为中位，尤其以五为君位，是好的，其余的爻就要看它的上下远近了。在君位之上的不好，迫近君位的也不好。不管爻辞说的吉凶，均按这个框框来解释。以后《易》说，都根据这个标准，其荒谬可笑，不能缕述。
总之，前人《易》说，都不符《易》义。那末，要怎样才能理解《易》义呢?唯一办法，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理解。《周易》所载，反映了奴隶社会的生产斗争、社会斗争及思想意识的各方面，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就根本无从理解。闻一多、高亨就是例子，他们的汉语知识是丰富的，用力很勤，其所以没有能够作出多少正确的解释，主要由于他们没有掌握这一锐利的武器。也由于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过去的《易》说通通错误。也由于这一点，今人以旧说为根据而加以马列主义辞句敷饰，同样错误，而且错误更大，因为在旧错误之上又加一层附会，并不说明他懂得马列主义，刚好相反，这是违背马列主义的。
举例来说，《易》有几个关于农业生产的专卦，而且还有宝贵农业经验。这是周人的经济基础，长期过农业生活。考古家从地下发掘文化遗物，发现在仰韶文化，陕西地区已有粟壳和菜籽，证明他们很早就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经验教训就得出“不利为寇，利御寇”（反对侵略，主张防御）的正确思想，和垦荒增产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要时时刻刻提防敌人的抢掠的宝贵经验。古代以抢掠邻人财富为光荣，故战争频频。在几个关于战争的卦，显出他们的军事学识相当丰富，如师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同人写伏击战、攻坚战、遭遇战及援军。“离”说对敌警戒，全族抗敌；没有戒备，损失惨重，敌人的残暴及对敌反击。晋讲进攻的战术、战略及士兵质素。而兑谈邦交问题，提出和平共悦作为邦交宗旨，同时分析国际纠纷，由于有以俘人为悦和强人来悦己的野心家破坏和平会议，发动战争，但希望用引导方法达到和悦目的。
在奴隶社会，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从战争捉到俘虏，其次是商人贩来的，再则是高利贷剥削，穷人还不了债出卖妻子儿女。奴隶主用“维心”的两种方法，或劝俘虏投降，或用酒肉款待，使战俘归顺为奴隶。用大量奴隶从事于农业生产。防奴隶逃跑，加以烙额、割鼻以至刖足的刑。但奴隶常常伺机逃亡。捉俘虏还为了用作人牲献祭。
婚烟有原始社会的遗风：对偶婚、劫夺婚、姊妹共夫。家庭是父权家长制，男性统治，妇女丧失了社会地位，沦为家庭女婢，幽禁在家里。家庭奴隶也是家庭成员。
这些例子，还有其他，就是用马列主义理论看到奴隶制社会的现象。如不用这理论分析就无从理解。不说别的，今人论著，就没多少提到《周易》中的农业生产，一面生产，一面又保护庄稼，提防或抵抗敌人的抢掠，就更没人注意到周人的宝贵经验了。对偶婚、劫夺婚，这一类文献罕见的宝贵史料，更没人看得出来。家庭是父权家长制，谁也不知。孚为俘本字，但或训信，或竟解作浮罚，关于俘虏、奴隶的事，当然就不了解了。
文字，《周易》没有多少艰深的字眼儿；多假借字，这是古书常例，训诂家，自清以来已成常识，这也不成问题。最难理解的，就是《周易》的组织体系，这是说《易》者从来没有人注意的问题。浅见所及，《周易》的的确确有它的组织体系。这是关于理解《易》文的重大关键。郭沫若、闻一多寻章摘句地引用或训释，都不免错误。郭把有“中行”字样的五条爻辞说是荀林父中行氏的故事，作为《易》著于战国的证据之一。不知“行”本象四通之路，中行犹中路、中途。益的“中行告公用圭”，是周公东征途中祭祀。“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是东征胜利班师途中处理殷遗民事。复的“中行独复”，是行人归来的六种情况之一。没有一条可牵涉于中行氏。闻一多把“师出以律”解为五音六律之律，不知律应训纪律。把“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解为灾变诉神求救，大跌而蹉，不知离为战争之卦，爻辞说的是全族抗战的后方情况。孤立解释，大误。高亨看到复卦六爻写六种归来情况，“临”卦的六临是临民，看出全卦有一定范围，是他的高明处，虽则还不知《易》有组织体系，对个别的卦已朦胧地看出来。又他分卦爻辞为四类：（一）记事之辞，（二）设象之辞，（三）说事之辞，（四）断占之类。卦爻辞有类别，是组织体系之一，他注意分析，也是他的高明之处。可惜这种分析有误：（一）把文义贯连的卦爻辞，硬加割裂，分别装进他的四个框框里，弄得支离破碎，不成文理。（二）臆造出一种“设象之辞”，这是《易》所没有的。（三）“记事之辞”，以为引故事以示休咎，也不确。《易》多编集旧筮而成，这些故事，本来就是旧筮的时事，因为汇编，故有故事，并非用故事以示休咎。如说是引用故事，则卦爻辞大多数都是故事。既说是故事，又说是当时之事，“记之以为来兹之借鉴”，更不能自圆其说。
《易》是有组织体系的，其组织有种种方式。兹略举一二，余详拙作《周易通论》和《周易释例》：
一、从内容说，各卦按事类编排，大多数讲一类事或一件事，少数讲几类事，较散杂。讲一类事的：关于生产斗争的，有农业和商旅；关于社会斗争的，有战争、婚姻、家庭、阶级斗争、政治问题等；关于思想意识的，有政治思想、行为修养、科学知识等。农业卦如小畜、大畜、大有、颐，蒙主要讲农业并及婚烟家庭，因蒙有二义，而农业过定居生活，故连类说到。商旅卦有需、复、睽、丰、旅，随则并及战争，因贩卖和俘虏是奴隶的两种来源。明夷，并讲狩猎，商旅与狩猎同为出门往外事，商旅卦有时也说到狩猎。战争卦有师、同人、离、晋。婚烟卦：贲、归妹。家庭卦：蛊、家人、渐。阶级斗争：讼（并及生产斗争）、困、井。政治问题：比、否、兑、遯、萃。政治思想：临、观。行为修养：谦、豫、履、无妄、节、小过（并及其他）。科学知识：震、艮。
二、标题（卦名）：有从内容标题的，如乾、坤、小畜、大畜、大有、颐、中孚等。有用形式联系的，如需、贲、明夷、井、咸、丰。有内容和形式统一的：屯、讼、师、同人、临、观、复、顺、坎、离、遯、家人、睽、夬、姤、萃、鼎、震、艮、归妹、旅、节、小过等。有用对立之义而组卦的：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
三、卦爻辞的辞类：大多数是占事的吉凶的筮辞，少数是非筮辞的作者立言。筮辞分象占辞、贞事辞、贞兆辞三类。立言有理论语、说明语、比喻语、衬托语、引用语。理论语有全卦都是，如临、观、谦、节等，连贞兆辞也是。这些卦的贞兆辞是用来说明事理的，与贞事表示吉凶不同。行为修养卦、科学知识卦，或全部或部分发挥作者的思想。贞事辞中的经验总结，也是理论语。说明语、衬托语等，则插在其他辞中，较少。
就举这几点，可以证明卦爻辞是有组织体系的。一定要懂得它的组织体系才能理解卦爻卦的内容意义，作出准确的解释。说《易》者不明，故所解多误。不明按事组卦，不明按事标题或用形式联系，旧注就只看卦名望文生训地解释，今人则孤立地解一条一条的卦爻辞。如解“临”为大，为瀶，而不知是临民。“丰”也训大，而不知是大屋，内容则讲商旅。解“需”为须，为饮食之道，而不知需乃濡本字，内容讲行旅。虽知“震”为雷，但又训动，训恐，而不知震讲雷电的自然现象和人们对雷电的各种不同看法。对农业的几个专卦更不懂。至于讲对偶婚的贲，讲阶级斗争的井，就不用说了。总之，古今《易》说，没能找到《易》的组织体系，是他们解释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现在开辟了新途径：
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根据，分析了卦爻辞的组织体系，这是《周易通义》这个新注解的标准。限于理论水平和学力，难免错误，这仅仅是初步试探，有待于同志高明的指正和进一步研究。
《通义》初稿，草成于1962年6月初。屡次修改，1970年3月重写一过。1963年初草《周易通论》一文。1966年秋草《周易类释》，分类选编，作了简释，与《通义》为姊妹篇，供研究古代社会史的便于参考。《周易释例》二十余则，是1966年夏以后陆续写成。《通论》谈到有关《周易》的各个问题：《周易》名义、著作年代、组织体系、内容概要、文学、训诂，以及经传区分。《释例》谈《周易》组织的各种体例较详，并解释一些常见而含义较杂的词，供研究《周易》者参考。《通论》、《释例》，是《通义》的参考资料。1963年冬编写《周易校释》、《周易韵读》，作为《通义》附录。《校释》校订唐以前的异文异解。《韵读》指出卦爻辞中叶韵之文。这在《通义》中很少提到的，因归附录，一以见古人的异说，或正或误；一以见作者在构辞上艺术加工的文学技巧。
1963年1月9日序
1968年5月1日改写
1970年7月1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