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繇”，卦爻辞的旧称，春秋时《易》筮见于《左传》、《国语》的统称“繇”，卦辞与爻辞不分。又占得一卦再占这个卦哪一爻，叫“之”。之，变也。这时还没有“初”、“二”至“上”等爻位，也不称阳爻为“九”，阴爻为“六”。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崔武子使御者东郭偃娶棠姜（偃之姊，棠公妻），筮之，“遇‘困’之‘大过’”。陈文子说：“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即困六三爻辞。繇与谣通，可能把卦爻辞当歌谣看。到了《易传》，解卦辞的名“彖”，卦辞也叫“彖”，爻辞叫“爻”。《系辞》：“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王注：“彖，总一卦之义也；爻，各言其变也。”孔氏《正义》：“彖谓卦下之辞，爻谓爻下之辞。”故唐以后就称卦辞爻辞，合称卦爻辞。
由于《易传》尤其是《象传》专从爻的位次讲《易》，除了爻位说就照抄或变相地照抄爻辞，甚至说到反面去了。这种爻位说成为《易》学权威，二千年来说《易》者没有超出它的樊篱。究竟卦爻辞能不能用爻位来解?卦爻辞跟爻位有没有关系?《易传》所说对不对?这是关于理解《易》文的重大问题，不可不辨。
追溯历史，春秋时《易》筮，有用“卦象”和“卦德”解释的，如《左传》闵公元年载：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 之“比” （按即初九变初六）。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屯卦，“震”下“坎”上。变为“比”，“震”变“坤”。其象与德：
卦象：震为车，为足，为兄，为雷。
坤为土，为马，为母，为众。
卦德：屯：固。比：入。合。坤：安。震：杀。
《易传》的卦象说、卦德说，是有所承袭的。这是一种传统的说法，来源久远。在画八卦图形符号以代替结绳时，当用以代表自然界八大事物，即天、地、水、火、雷、风、山、泽。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加上——牲畜有马牛等，家庭有父母子女等，身体有首足等，还有各种病……越加越多，从具体事物又加上抽象意义。但这只是一说。说《易》者主要根据两点：一是卦爻辞的文字意义，一是针对占者的具体情况、具体条件。例如鲁穆姜占得随卦，卦辞是“元亨，利贞，无咎”。鲁史以为很好。但穆姜是个淫妇，她自知罪恶不小，跟吉占之辞配不上。结果她被幽禁而死。又如南蒯图谋驱逐季平子，占得坤六五，爻辞为“黄裳，元吉”，好卦，很高兴。拿来问子服惠伯，惠伯说：“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又说：“《易》不可以占险。”（二事见《左传》襄公九年、昭公十二年）这当然很对。“《易》不可以占险”，从占筮说，这是原则。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穆姜和惠伯同样把卦爻辞拆散来解。“元亨，利贞”，本来是两个贞兆词，而她却说为一字一义。《文言传》袭取她的说法，用以说“乾”的“四德”。“黄裳，元吉”，一贞事，一贞兆，惠伯却读为“黄、裳、元、吉”，也是一字一义。这完全是一种破读法和引申发挥法，不符《易》义，也不合文义。从语法说，是错的；从《易》文说，是曲解。“元亨”犹大吉；“利贞”，利于卜问，即吉。这在《易》是占筮的专门术语。通观卦爻辞，用“元亨”与“利贞”的不少，都应这样读，这样解。解“元”为“体之长”，即头，误；解作“善之长”，更误，引申到道德去了。元，勉强可训长，但不能说是“善之长”。“亨”训通，行得通，是好的。说是“嘉之会”，以亨为宴享之享（“嘉”是婚礼）。《易》虽也用亨为享，表示祭享或宴享，但“元亨”之亨，不是宴享。分一词为二义，一字一读一解，是错误的。其余解“利”为“义之和”，“贞”为“事之干”，均误。《易》文没有这个读法，也没有这个意义。这是引申的说法。从《易传》以下，都用引申法。如解“贞”为正，其不通是很显然的。《易》常说“贞凶”、“贞厉”、“贞吝”，都是不吉之占，哪有“正”而反凶厉的?经师只知空讲伦理，但基本的文字训诂，往往已经错谬。
春秋时没有爻位说，占筮只说某卦“之”某卦。当因这样说很别扭，故改说“初”至“上”的次序。用“九”代阳爻，“六”代阴爻，因揲蓍数策时，阳爻有九、七数，阴爻有八、六数，故以“九”代阳，以“六”代阴。不用“七”、“八”者，由于六爻皆七、八是为不变之卦，而《易》占变，故用“九”、“六”代阳、阴。由此可见这完全是占筮之法，跟卦爻辞原无关系。到了封建制确立，君主专制时期，也就是秦朝到汉朝，特别强调“尊尊”之义的“宗法”制，加上法学家说的鼓吹和实行，等级尊卑的纲常伦理越加严格。在秦朝还有淳于越等儒家者流，用分封诸侯等古制议论时政。到了汉初，善于逢迎取容的叔孙通率领他的弟子，招收一部分鲁诸生，制定朝仪，把汉高祖确定在“独尊”的位置上。一向在朝廷上醉酒谩骂的功臣，这时不敢放肆了。汉高祖这个流氓出身的皇帝感到周身舒服，说：“今天才知道尊贵的快乐啊!”叔孙通也就被他的弟子称赞为“识时务的圣人”。《象传》解爻辞部分的“小象”，就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产生的，很可能出于叔孙通的弟子之手，由叔孙通指导。叔孙通原来是秦博士，他没有淳于越大胆，也没有淳于越的学问。有的儒生讥讽他是谄谀之人。“小象”主要讲爻位，为定君臣之分而作。耍了一点技术，用协韵式。空洞无物，在《易传》中最为浅陋。
“小象”的浅陋，先举一些照抄原文和把《易》文说到反面去的例子，然后谈它的爻位说。
“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原文“终来有它，吉”。照抄，而失“终（纵）来”之义。“复自道，其义吉也。”原文“复自道，何其咎。吉”。“何其咎”犹无咎，言农民劳动归来，没发生事故，故吉。而《象》只抄一“吉”字。“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原文“既雨既处，尚德载”。“德载”借为得栽，言雨下过了，赶快栽种去。而《象》不明通借之义，照抄而妄加“积”字。“出门同人，又谁咎也。”原文“同人于门。无咎”，言出兵前在城门集合，训练士卒。“无咎”，另一占筮，不连上。《象》既误连，又不明同人为集队，门为城门，以为一般的行旅。变相地照抄，而大失原文之义。“同人于宗，吝道也。”直抄。“大师相遇，言相克也。”把原文“大师克相遇”倒了一下。这一倒，反而使文义模糊。原文“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言先头部队碰上强敌，大败而逃，号咷哀嚎。好在后援大军赶上来，转败为胜。《象》却砍为两截，“同人之先，以中直也”。败阵而逃，号咷，没命地跑，恨爸娘少生两条腿，还说“中直”呢。大师只是后援大师，不是两个“大师相遇”，又怎样“相克”呢?王注：“不能使物自归而用其强直，故必须大师克之，然后相遇也。”同样胡说。“窥观女贞，亦可丑也。”原文“窥观，利女贞”说眼光短小的观察是错误的。对于被幽禁的妇女是可以的，对于担负重任的君子则不成（上文有“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此用省辞法，省去“君子吝”）。“窥观”为句，并不是“窥观女贞”，又怎样“可丑”呢?——这样的《易》学，浅陋可笑，不胜枚举。
再来看所谓“爻位”说。《象传》：
黄裳元吉，文在中也。（坤六五）
需于沙，衍在中也。（需九二）
酒食贞吉，以中正也。（需九五）
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师六五）
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比九五）
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小畜九二）
夬履贞厉，位正当也。（履九五）
关于“中”位的话太多了，先说这几条。凡是二、五，都认为中正之位，二是下卦之中，五是上卦之中。凡是中位，尤其是阳爻，都认为“当位”，是好的。“履”讲行为践履之卦，九五明明“贞厉”，凶占，却硬说“位正当”。“夬”为快本字，从夬之决、趹、赽等字，均训快速。“夬履”为行为急躁，跟“视履，考祥（详）其（而）旋”相反，故危厉。决不能说“位正当”就好。王注孔疏，知“厉”为危厉，但弥缝《象传》，怎样也说不通。“黄裳”，美衣；不能仅说“文在中”。“沙”是沚之讹，在洲沚为水所湿（需即濡，不训须待），不能说“衍（愆）在中”。中，中位，怎见得在“中”呢?“需于酒食”，喝醉了；何以是“中正”呢?“帅师”的“长子”为指挥官，不是“以中行”。“弟子舆尸”，副官抢救伤病员，任务繁忙，更不是“使不当”。“显比”，王的侍卫队。侍卫队怎能“位正中”?“王用三驱，失前禽”，王和侍卫打猎，把野兽从左右后三面赶到中央，让王来射。放开前面不围，给野兽有条可走的路。这是“失前禽”之意，并不是“舍逆取顺”。逆来者射，顺走者逃，正和“舍逆取顺”相反。“邑人不诫”，“诫”借为骇；戒、亥，声通。作者认为王和侍卫队大帮人马打猎，邑人不惊骇，是上下亲比之意，并非“上使中”。王注：“用其中正，征讨有常，伐不加邑，动必讨叛，邑人无虞，故不诫也。”不知说到哪里去了。明明说的打猎，为什么又扯到“征讨”、“讨叛”去?“小畜”，农业卦。“牵复”，收割了，农民把农产品用车子拉回去。这跟“在中”位怎能拉得上呢?又怎见到“不自失”呢?三爻也是牵复，正好“失”了，“舆说（脱）辐，夫妻反目”，掉了个轮子，翻了车，粮食倒了出来。“夫妻反目”，两口子吵架。而《象》却说“不能正室也”。农民翻车、吵架，士大夫阶级却一本正经要他“正室”，真是迂腐之说。
还可以再举几条可笑的。《象传》：
大人否亨，不乱群也。（否六三）
大人之吉，位正当也。（否九五）
否卦一开始就说“否之（是）匪人”，作者骂当时的大人是匪人、政治败类。明明说“大人否亨”，不好，正是乱群的。比卦说“比之（是）匪人”，指斥那些阿比的人营私结党，狼狈为奸，是匪人。九五还有“休否”，语在告诫那些匪人不要再坏下去。作者还说“倾否”，要打倒匪人。正是那些匪人狼狈为奸，占居权要之位，使国家陷于危亡之境。说他们“位正当”，不是助桀为虐吗？
干母之蛊，得中道也。（蛊九二）
原文明说“不可贞”。“不可”，不利也。怎能说“得中道”？阶级社会，妇女沦为家庭贱役，儿子不习行母亲之事，故说“不可贞”。不做母事，得什么“中道”？如果不是因为爻位“得中”，恐怕《象》作者自己也不愿意儿子得母之“道”。
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临九二）
王注：“刚胜则柔危，而五体柔，非能同斯志者也。若顺于五，则刚德不长，何由得吉无不利乎？全与相违，则失于感应，其得咸临吉无不利，必未顺命也。”非是。“临”讲治民之术，初、二爻同说“咸临”，又同说“吉”，而《象》于初爻说“志行正也”，因为“贞吉”，以贞为正；二爻则说“未顺命”，王弼认为是五体柔，“失于感应”。但六五，《象》仍说“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同是吉占，“吉，无不利”比“贞吉”更好，而《象》却说为“未顺命”，既自相矛盾，又跟爻辞意义相背。临卦表现作者的政治思想，前半说德治，后半说人治。“咸临”有感化与諴和两义。两种政策都是好的。如果感化，正是要“顺命”，怎能说“未顺命”?可见爻位说之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