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1946年1月在福建永安首次出版，1947年在上海出版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50年在北京出版、发行。1957年 “增订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本书是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产生了长时间的广泛的影响。本书是王亚南学习模仿《资本论》的体例、范畴、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最重要的成果。在书中，王亚南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透彻分析了中国经济性质，发现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法则，提出了改造中国经济的方法。

《落花水面皆文章》是叶圣陶先生写的一本教人如何写作的书，全名《落花水面皆文章——叶圣陶谈写作》。 《落花水面皆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写作是什么、怎样寻找写作的材料、怎样写作、怎样修改文章、怎样评判文章的好坏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写作要法，并仔细解答了写作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疑惑之处。书中既有干货满满的写作技巧，又有精辟入里的文章道理。这是一本大师经典，不容错过。

《好读书而求甚解》是叶圣陶先生写的一部讲述如何阅读的作品，全名《好读书而求甚解——叶圣陶谈阅读》。 《好读书而求甚解》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从为什么要读书、读书的难点、读书的方法以及读物的选择几个方面，详细阐述了阅读的重要性及养成良好阅读习惯的方法。书中观点精妙独到，实用有效，是提升阅读技巧、改善低效阅读不可不读的一本好书。

古代文学史著。萧涤非著。初稿完成于1933年，系作者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时的论文。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修订本。全书共分6编，第一编为《绪论》，依次探讨了乐的起源与先秦乐教、乐府的产生及其沿革、乐府的界说与分类、五言诗出于西汉民间而不始于班固、乐府变迁的大势等问题。作者认为，汉魏以后，民间乐府与贵族乐府实行分化，由此导致乐府的变迁；乐府并非诗之一体，实则一切诗体皆从乐府而出，先有五言乐府而后有五言诗，而非先有五言诗而后产生了五言乐府；曹操诸人“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变两汉质朴之风，开私家模拟之渐。其余5编依次阐述两汉、魏(附吴)、晋、南朝、北朝(附隋)乐府。作者认为，汉代民间乐府如《君子行》、《长歌行》、《猛虎行》等显然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由于汉代儒学定于一尊，男女间多能以礼义节制情感，因此《公无渡河》、《东门行》、《艳歌行》等抒情类乐府多重在描写夫妇之情爱，而不像南朝乐府多写男女相思及刻画女性。由此并证明《孔雀东南飞》必产生于儒家思想独尊的时代，决不能作于六朝。在《魏乐府》一编中，著者着重探讨了曹氏父子在乐府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对于晋乐府，作者从历史风俗中留心探讨，力求以乐府补史传之所阙，言之有据，富有启发意义。在《南朝乐府》一编中，作者从史事上证出诗歌，从诗歌证出地理，从地理上考见政治，从政治上窥及制度与当时人民的风尚及其思想，材料丰富，论证详明，尤其是论吴声歌中的双关语最为独到。至于北朝民间乐府，著者主要从地理风俗、民族性格等方面论述了乐府产生的环境及其特点，并就南北朝乐府的异同作了比较。作者当年的论文导师黄节在对该论文所作的审查报告中指出，“统观成绩全部，皆能从乐府本身研究。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可以看作是对本书较为恰当的评价。

本书原名为《修辞概要》，作者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全书分为“用词”“造句”“修辞”“篇章与风格”四章，例证丰富，引用鲁迅、老舍、赵树理等现代文学大家的经典著作为示范，又结合一般写作中的弊病对症下药，从理论到实践，详尽阐明了修辞学的若干问题。说理透彻，解析明了，有助于学生掌握语言表达的内在规律，提高语言运用的艺术水平。

《古代散文十五讲》分为上下编。上编按年代顺序，以我国古代散文中广为传诵的名篇为主线，集中讲述历代散文的特点与演变，举例生动活泼，对深奥的理论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下编则将上编中提到的文章原文收录，详加注译，辅以精彩的评析。本书有助于读者提高对古代散文的鉴赏力，并从中取得阅读与写作的借鉴。

《大自然的语言》为竺可桢科普小品文集，收录《大自然的语言》《说云》《物候学》等十四篇经典作品。内容涉及物候学、气象学、地理学以及科学思想、科学史等众多领域。其中，《大自然的语言》入选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为科普文章的典范。

中国殷海光著。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出版。“序”称：针对“近年来”中国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传统跟随”(即以承继“道统”和弘扬“历史精神文化”自任)等“心理迷雾”，旨在“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并“试行寻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以“天朝模型的世界观”来概括视自身文化为一“自足的系统”的传统观念。不赞成将中国文化染上“道统”和“理学”的色彩。又以“变”与“不变”之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轴心，着重考察和评价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强调：“道德、自由、民主、科学”为中国应走的道路，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今后的责任在“创建适合大家生存、发展的新文化”，从目的社会走向开放社会。1988年又收入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学者文化研究丛书》。

陈垣著。1941年撰于北平，刊行后不久告罄。1962年中华书局新版，1989年再次印刷发行。该书叙述宋朝南迁后，北方遗民坚持民族气节，不仕金朝，聚徒训众，自谋生活，先后创立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的历史源流与宗教内容。因这三教不属以前的道教，活动地域以河北为主，故称为“河北新道教”。全书共分四卷。卷一、卷二为“全真篇”上、下，叙述全真教的起源、教制、藏经、教史、末流等情况。卷三为“大道篇”，叙述大道教的起源、戒目、宫观及五祖、八祖、九祖等。卷四为“太一篇”，对太一教的起源与二祖至七祖的传授情形作了详实客观的考述。四卷共23章， 7万多字。书前有三教传授源流表四副，末附朱师的跋。书中资料主要来自作者广泛搜集的道教碑刻与文集，价值甚高。j

比较研究各国宪法问题的学术著作。王世杰、钱端升著。初版于1939年3月，1944年12月在重庆出版第3版，1948年12月又在上海增订第8版。王世杰，曾留学英国、法国，192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校教务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还著有《中国奴婢制度》等。本书分上、下册，6编:绪论、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公民团体、国家机关及其职权、宪法的修改、中国制宪法略及现行法制，共计18章。主要以现代一般宪法上所规定的问题为标准，对比、研究了各国宪法之特性、种类、观念之沿革；研究了国家的概念(包括名称、要素、主权、起源及根据)问题；并对各国对于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的规定作了探讨和比较；分别系统地介绍和比较了各国关于选举权性质的学说、选举团体的组成(限制选权与普及选权、地域代表与职业代表)、选举区的划分理论、选民权利的范围以及选举程序；介绍了各国有关公民直接立法权、罢免权和公民总投票的理论和实践，比较研究了当时各国议会、行政机关、法院的组成、体制及其职权；研究了宪法修改的理论，对比了各国修改宪法的实践和法律规定。此外，还研究介绍了中国自清末至当时制宪的历史及其政治制度。是一部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宪法学著作。

中国佛教分期史专著。汤用彤著。中华书局1938年初版、1955、1962、1981年3次再版。汤用彤，字锡予，中国湖北黄梅人。1917年清华学堂毕业，翌年赴美国留学，获哲学硕士。1922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晓梵、巴利语等多种外国文字，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往日杂稿》、《康复札记》等。本书系作者早年“讲义积年，汇成卷帙”之作，分上、下两册，共20章。第1—5章考证了汉代佛教初传的时间，经典的翻译，佛法之留布和佛教与道教关系等方面内容;第6—20章详细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情况。介绍考察了佛教与玄学、佛教僧人的生平、译经求法活动、传承关系、对佛学的贡献及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以及佛典在汉地的传译、流布情况，佛教各学派的产生、发展，其学说特征，各派学术争论的史实，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态度，佛道之间的论争，中国佛教撰述，民间流行的佛教信仰等情形。受到学术界的称赞和重视，博得中外学者的好评。

本书采用专题的形式，分门别类地讲述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科技创造、工艺成就、衣食住行、日用器具诸方面内容，主要目的是传授历史文化知识，增进读者对先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了解。本书的专题包括了中国哲学史、文学史、通史所不能容纳或语焉不详的内容。它所提供的知识，连接多种学科，左右逢源，是探讨中国古代文化所必须研究的问题。各专题均由该领域专家撰稿，内容可自成体系，并充分吸收近年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发现，力求反映学术前沿。

中国近代史学方法著作，陈垣著。原名《元典章校补释例》，1932年发表于《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1934年收入《励耘书屋丛刻》。1959年出版时改今名。陈氏用元本和诸本校补沈刻《元典章》，发现一万二千余错误，在此基础上，总结校勘的经验和方法，撰成此书。它所总结的校勘经验和方法不仅对《元典章》适用，而且对元代诸书和其他诸史都有参考价值，具有方法上的一般性和普遍适用性。全书分行款误例、通常字句误例、元代用字误例、元代用语误例、元代名物误例、校例六卷。作者分析史书中产生讹误的类型和产生讹误的原因，认为校勘时应注意最容易产生的错误，如误连、脱字、衍字等，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来作校勘工作，用大量笔墨分析因不谙元代用字、简笔字、译音用字、语法、用语、年号、帝号、庙号、部族、地名、人名、物名、专名、制度等而产生的讹误。特别重要的是作者从理论上总结了校勘的四种方法，一是对校法，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处则注于其旁，是法只校异同，不校是非，是校勘的首选方法；二是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摘其异同，知其谬误；三为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四是理校法，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用此法，但用此法须具通识，它最高妙，但又极危险。此外，作者一再强调，校勘时应谨慎仔细，不要轻易改动原文，以免产生新的错误。

1923年写成。考察了摩尼教在中国流传、盛衰的演变过程：摩尼教由波斯人“Mani”创设于公元3世纪上半叶，杂糅火祆、基督、佛教而成，唐武则天时始通中国。“天宝以前，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为波斯、吐火罗。至德以后，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为回鹘。”一时传布广远，遍及大江南北。唐武宗后遭禁，渐趋式微，北宋时依附于道教，南宋时复盛，元明时仍有活动，及至明清，摩尼教演变为秘密教派，屡遭律禁，逐渐绝迹。

1922年4月撰。分十二章。火祆教是唐时较有影响的西来宗教之一，本文考证火祆教起源于波斯“弃黑暗而趋光明”的拜火教，北朝时初传中国，称“天神”、“胡天神”、“火神”，至唐初缩写“天神”二字始创“祆”字，故有火祆教之名。文章揭示了唐代尊崇火祆教，多设火祆祠的原因，并非本心，而是出于怀柔西域的策略。唐宋以来，学者对于唐朝之大秦景教、摩尼教与火祆教往往不能辨别，混为一谈。陈垣指出：火祆与景教、摩尼的明显不同在于火祆教不传教、不译经，教民只有胡人，教场名火祆祠，或曰庙；而景教、摩尼均有传经举动，且翻译经典，教民既有外国人，亦有中国人，教场称寺。

叶广度著《中国庭园记》，始于1929年自日本考察归来，刊布于1932年底。作为一部首次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小书，他并未按中国庭园演进的轨迹论述，也并非立意为世人提供营造现代庭园的图文范本，缘起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的重心在于梳理王侯、士绅的庭院、别墅对“国民”的意义。在更为宏阔的境地，试图为中国的庭园美学得出其简约规范，亦即可广为人知的通俗建筑学的意匠标准。写有“孤亭天地大，陇上一声钟”妙句的叶先生，写下的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庭园美学的小书，虽是学术之作，读来却古意森森，满纸烟霞。他最简约地概括出中国庭院美学的十字规范：清淡、优雅、静秀、冷逸、超洁，真是精当之至。但八十年来其人其书却少有人知，惜哉！

胡哲敷著。台北中华书局 1961年出版。4篇、11章。该书从治学的意义与范围、曾 氏的气度与学风、修养的旨趣、精神的修养、治事的精 神、治家、治军、治吏、读书方法等几个方面对曾氏的思 想进行评述，名为治学方法，实则重点论述其治事作用的 要旨所在，学术价值不很突出。这是一部民国人对曾国藩的解读，曾国藩女儿曾纪芬推崇备至，亲自作序推荐。它堪称一部精神的冶炼志，有关人生的各个方面，居官、同僚、子女、养生、读书、观人、器量、骄奢、淡泊、挫辱、坚忍，自省、笃实……在民国史家凝重的笔触下，对一个普通读书人变成巍峨君子的精神冶炼历程，给与了淋漓尽致的、有震撼力的叙述。

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潘天寿著。潘天寿(1898～1971)，浙江宁海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分会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 中国的绘画艺术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在世界美术史上形成了最为繁盛而特具风格的绘画体系。但以科学的方法，系统地研究阐述我国传统绘画发展的历史，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事。作者于1926年以《佩文斋书画谱》及日本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支那绘画史》为基础，辅以《美术丛书》诸书，编译成《中国绘画史》。作者晚年曾谈到，当时编这本书，只是“学习绘画史，而不是写绘画史。”然而，通过此书表达了一个信念:“艺术的世界，是广大而无所界限的，所以凡有他自己生命的，都有立足在世界的资格。” 《中国绘画史》共分4编，依次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本书从“绘画起源与成立”开始一直到“清代的绘画艺术”都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此书史实准确、取材精审，尽量避免了材料的简单罗列，对于读者较为系统地了解中国绘画史是有裨益的。 《中国绘画史》192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34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8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版。

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各文明类型之共性，也要探求各地区、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之差异点及其原因。同时由上古推中古，由中古推近古，由近古推现在，由现在推将来。 产生于千年之前的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替身。但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之出现于中国，则迟至20世纪20年代。 中国是旧大陆四大文明中心之一，这使得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本书共计五章，附录一篇，各方叙述均有，目为考古学可，目为考古史可，目为考古评论亦可，目有考古成绩的总叙述，更无不可。

戈公振著。写成于1926年6月，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绪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6章。叙述了从古代邸报迄1926年初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其报界现状一章，对报馆组织、广告、发行、印刷、附刊与小报、华侨报纸、通讯社、报业教育、新闻团体、报纸法律……等17个方面，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书中附有大量原始材料和报刊插图多幅，对外报的文化侵略，对清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新闻压制政策，进行了鞭挞。此书出版后，受到广泛重视，影响久远。解放前共出4版，日本人小野保曾译为日文，改名为《支那新闻学史》，1943年在日本东京出版。1955年3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印，由戈宝权撰《前言》，附录《英京读书记》。香港太平洋书店于1964年翻印;台北的台湾学生书店也曾影印，至1982年计出4版。中国新闻出版社，于1985年11月再印，戈宝权撰《谈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附录杨瑾琤、宁树藩、方汉奇、王凤超的《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

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以作者1925～1926年在沪江大学任课的讲义为基础，1934年4月该书由世界书局初版，12月再版。著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要可分为三派。匈奴、鲜卑、丁令、貉、肃慎是北派;羌、藏、苗、越、濮是南派;汉族处在中间，不断向南北两派逐渐交流与融合。该书将中国民族分为十二族，分章叙述了12个民族的源流及支派，对于各族的文化，叙述较为详细，读者可以了解我国多民族发展的概况。

祝嘉著，1941年写成，后于1947年由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全书共分十四章，上自唐虞以前，下至晚清末年。史料翔实，搜罗详尽，不但有“史”之特征，而且具备通史的结构体系，是中国书学史上的开山之作。文以汉为高，后世未有能胜汉者，以其学汉也；诗以唐为高，后世未有能胜唐者，以其学唐也；词以来为高，后世未有能胜宋者，以其学宋也；曲以元为高，后世来有能胜元者，以其学元也。故事以至于至善，非大变无以争胜，书学何独不然？周之大篆，秦之小篆，汉之隶，晋之行草，宋齐梁陈隋之楷法，已臻极轨，不能再进，后人从而师之，且转相师，又何怪乎江河日下也？读史以资鉴戒，余以为研究书学之史亦然，学者当取法乎上，勿随流俗转移也。

詹鍈著，1979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这是一部深入剖析唐诗魅力与内涵的佳作。詹锳先生在唐诗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其深厚的学术底蕴为本书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书全面涵盖了唐诗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初唐四杰引领诗风转变，打破齐梁遗风的束缚，到盛唐时期李白的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展现出唐诗的巅峰气象；再到中唐韩孟诗派的奇崛险怪、元白诗派的通俗易懂，以及晚唐李商隐、杜牧等诗人在乱世中对诗歌艺术的坚守与创新，书中都有细致入微的阐述。

作者陆侃如、牟世金。该书内容丰富且条理清晰。开篇回溯刘勰所处时代之前文学理论的发展轨迹，使读者明晰刘勰理论诞生的土壤。随后详细介绍刘勰生平、著述及其思想渊源，为理解《文心雕龙》奠定基础。书中对《文心雕龙》的剖析细致入微，文体论部分，精准阐释各类文体的特征与规范；批评论明确文学批评的标准与原理，并对诸多作家作品展开分析。创作论更是精华所在，深入探讨神思、体性、风骨等文学创作关键问题，将《文心雕龙》中抽象的文学理论具象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让读者能轻松领会其精髓。

文论著作。近代刘师培著。原载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1905年2月23日至11月16日)《国粹学报》(上海)第1期至10期，正文前有作者《自序》。一卷。共二十四则。所论诗文上自先秦，下迄清末，涉及各种文体。其论力主“文笔说”，推崇骈文，与桐城派主张迥异。所论作家按《汉书·艺文志》所列先秦诸子的“九流十家”分类，如论魏晋南北朝诸家时即指曹植诗温柔敦厚近于儒家，陶渊明诗澹雅冲泊近于道家，谢灵运诗琢磨研炼近于名家，左思诗雄健英奇近于纵横家。论唐宋诗时称李白为纵横家之诗，杜甫为儒家之诗，孟浩然、苏轼为道家之诗，王维、储光羲为农家之诗，黄庭坚为法家之诗。以时代论，则谓西汉文多阴阳家言，汉魏文多法家言，六朝文多道家言，隋唐文多小说家言，宋代文多儒家言，明末文多纵横家言，清代文多名家言。所论虽有牵强之处，却也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他如判明文学著作与实用文字之区别，倡导“文言合一”，以为文学是进化的等论述都有积极意义。然亦有门径狭窄，过于趋尚古奥之弊。原载1905年《国粹学报》，1928年印行单行本，1934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将其与《中古文学史》合为一书标点出版，1962年又将其收为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