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着重地讲了影片的第一本——开端，编写电影最难的就是这个开端。因为影片开始的时候，故事的一切，对观众说来还是一张白纸，不管人物、时间、地点，在观众心目中都很陌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本中把人物、时间、地点等等，很简练地向观众交代清楚。不管剧作家、导演，在这一个开端的时候，都要好好下些功夫。
毛主席说：写文章要有三个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电影更要力求达到这三个性，特别重要的在第一本。
什么叫准确性，就是说出和道破事物的最本质的东西、最确切的状况。也就是不含糊、不笼统、不模棱两可。例如有人问你中国人口有多少？你说有六亿多，这就不够准确；如果你说：一九五七年有六亿五千万，这就比较准确了。不仅对数量要准确，质量和形象也要准确。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绸就是绸，布就是布，笼统地说“料子”，就不够准确。我们常常说大概多少，可能多少，这是不科学的。
鲜明的反面是晦暗、模糊、印象不清楚。人讲话一定要口齿清楚，态度爽朗。目前一些影片里，有些东西即使准确，但也不够鲜明，一定要观众想半天，才能搞清楚。电影要求形象鲜明，“一望而知”，不是拐弯抹角地想一想才明白。中国现在的服装不好分别，人物上台，讲了半天才知道这是干部，那是教员，因此就只能在语言上特别用功夫了。季节也是一样，应该做到秋天就是秋天，冬天就是冬天。
生动就是活泼动人，不抽象，不概念化。比如毛主席去年讲过一句话，说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这句话既准确，又生动，又鲜明。如果用“逻辑的语言”来表达，就不像这句话那样的鲜明而生动了。一九四六年毛主席在延安对美国新闻记者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也是既准确又生动如果我们说反动派表面看起来很凶，但实际上是不行的。这么说就不及纸老虎那么鲜明而生动了。最近毛主席又讲过“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右派讲我们把国家搞坏了，什么都不行，毛主席用这句话来形容，意思是我们的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间的一个。这句话比我们过去常常讲的“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要准确、鲜明、生动得多了。
毛泽东及其手迹
影片的第一本不允许你分段来介绍人物、时间和地点。重要的是要把人物、时间、地点这三者融合在一起，有机地结合，而很自然地向观众交代。除非万不得已之外，不要为介绍而介绍、为说明而说明。
影片的开端，介绍时间、地点都比较容易。但要把当时的时代气氛、地方色彩，反映到人物性格中去，就得费点气力了。人物要通过语言、行动、时代气氛、地方色彩来介绍。编剧写文学剧本时假如疏忽了这一点，那么导演在分镜头时就应该补救，但如果导演再疏忽了，那就无法补救了。也有相反的情况，文学剧本本来写得很充分，但是导演体会不到，把这些十分重要的东西省略了，其结果，影片一开头就模糊不清了。
为什么我特别想讲时间呢？因为最近我看了新片展览周而颇有所感。我觉得有许多影片的时间都交代得不清楚，事情发生在哪一年，看完了影片还是不清楚。其实，如果实在有困难，想不出办法，那为什么不为观众着想，加上“一九五八年北京”这个字幕呢？但这个字幕要告诉观众的意思，只要作者肯花一点脑筋，也完全可以用形象来代替的。
时间，有大时间、小时间。俗套一点的手法，早上有鸟叫，中午太阳当空，晚上点灯；冬天戴皮帽子，夏天穿件夏威夷衬衫，拿把扇子，观众就理会了。但如果想搞点新鲜的东西出来，那就要经常观察生活，不然，永远是老一套，观众就厌烦了。
我们的新闻纪录片这几年很有进步，但是现在也老用日出、日落来表示朝朝暮暮。《桂林山水》是这样，《黄山》、《珠穆朗玛峰》也是这样，这就太俗套了。一个文艺创作者，平时一定要随时观察生活，观察人，听别人说话，抓特点，尽可能地有新的创造。如果出个题目，“北京的早春”、“北京早春的下午”、“上海冬天的早晨”，你怎样表现？对于同一的季节，各种人的反映也是不相同的。这就是《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中所描写的，同样是对于夏天的太阳，公子王孙和农民就有不同的反映。因此，即使介绍时间，也要结合人物和通过人物来表现。
我以为最难表现的是“时代脉搏”。在影片一开始就在人物身上反映出时代脉搏，这很重要。因为人在社会里不可能离开政治，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可能不反映在人物的身上，如果影片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不真实，不典型。假如电影文学剧本写的是“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事情，那么不管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假如你写的背景是机关，那么如果作为背景的墙上没有大字报，就会显得不真实。满墙都是大字报，人人都谈大字报，这种情况不是一九五七年的事，更不是一九五六年的事。表现一九五八年三月，如果不表现这些东西，就会不真实。因为这是生活中的政治脉搏。影片里如果不需要这些对话，当然可以不写，但是布景的背景中一定要显出这种景象，才能表现出当时的时代气氛。如果故事写的是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而编导不努力去表现当时的政治空气，那么人物就生活在真空中了。因为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不可能不反映在人们的生活中、语言中、行动中。在影片中不把时代气氛和政治气候写出来，人物就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了。
一个艺术家，重要的是观察和分析。分析你所看到的一切现象，它是否是典型的、本质的东西；这件事是局部的呢，还是普遍性的？一个从事编导工作的人，观察、分析、做笔记，这是一种积累。观察重要，分析更重要。事物都有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观察时既要抓住普遍规律，也要抓特殊规律。毛主席写过一篇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开头用辩证的方法讲战争的规律，他说：“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1) 写作也是这样，不了解情况，就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不了解性质不行，不了解关联也不行。毛主席这篇文章，先讲“战争”，后讲“革命战争”，再讲“中国的革命战争”；他用唯物辩证法一层一层地把事物的性质分析清楚，使大家既了解到战争一般的规律，又了解到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既有普遍规律，又有特殊规律。白天亮、晚上黑，这是一般规律，但是在靠近北极地方的芬兰、挪威，七八月间的夜里就像白天一样，有太阳，这就是特殊的规律。因为那些地方一到夏季就是“白夜”。
话讲远了，还是回到影片的政治气氛和时代脉搏。影片一开始一定要向观众清楚地介绍出这个故事的时代脉搏、政治气氛。有人问，写历史题材怎么办呢？我们对过去的事可没有办法去体验、观察啊。对此，我想我们也还得借助于第二手材料。从生活中积累是重要的，但是也不应该不重视第二手材料。就是，我们可以从文献和资料中去找。现在有些剧本很少注意研究这个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个剧本，它写一九五三年东北的工业建设，但作者也没有很好地介绍当时的时代气氛。其实“一九五三年的东北”应该是着重把它的时代气氛和政治脉搏表现出来的。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又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加上这地方又是“抗美援朝”的后方，不把这种时代气氛表现出来，故事和人物实际上就脱离了实际生活。去年“北影”要我改编《林家铺子》。应该说，一九三一年的江南，我不是没有感性知识的，但是，过了二三十年，印象也就不鲜明了，特别是“细节”，已经不完全能记起了。对此，我只能求助于当时的报纸杂志。一九三一年就是“九一八”那一年，一九三二年是淞沪战争，如果对那时巨大的政治事件不掌握，时代气氛、人物语言就会抽象和空虚。报纸杂志上的这些东西，影片里不一定用得上，但编剧和导演却不能不看，因为这些对于当时的气氛与细节都是很有用的。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的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言语。那时蒋介石发动内战，当时有些标语叫“废止内战”，而不叫“停止内战”，连这一个字对我也是很有用的。
电影《林家铺子》剧照
电影《林家铺子》剧照
电影《林家铺子》剧照
讲得太抽象了，举个例吧。我现在谈谈《马克辛的青年时代》这个剧本的开端。这个剧本的时代气氛介绍得很好。它写的是一九一〇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四年，你们查查苏共党史看看，就是一九〇五年“血的星期日”后的五年。俄国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工党和列宁领导下进行革命，地下火正在燃烧。当时的社会，也正如鲁迅所说：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无耻。作者一开端虽则只用了轻轻几笔，但是作者是一定研究过大量的资料的。序幕一开始，是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作者是这样写的：
钟打过了十二点，疾风夹着雪片，把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行路人刮得摇摇晃晃的。他紧抓住街灯灯柱，大声喊着：
“诸位先生，诸位女士，请允许我向你们祝贺一九一〇年的新年的来临！”
这很明确，这是一九〇九年的除夕晚上。下一个镜头：
透过大风雪，从远处隐约地传来了断断续续的祝酒声、“乌拉”声、笑声、玻璃杯的响声和钟声。一辆辆讲究的马车迎头急驰而过；披着网子的马匹嘶叫着，踢起一团团的雪雾。乘客们喊着：
“恭贺新年！……恭贺新禧！” (2)
这一个镜头把过年的景象都表现出来了。下面一个镜头是一排房子，一个身着肥大皮袄的看门人，眼镜架在鼻梁上，念着《彼得堡新闻》。报上是当地著名人士的“新年祝愿”。这个人念着：
“歌剧女明星卡维斯克的希望是什么？她希望以更优美的舞蹈代替丑陋的‘奥伊拉’舞。神怪小说作者克雷扎诺夫斯卡娅-罗斯特尔预言些什么？她预言这一年山羊星座当令，预兆天下太平，和尘世圆寂……” (3)
再下一个镜头是主人公出现。看门人问：“先生！要到哪一间住宅？”那个人说：“十五号。”看门人又说：“请允许我麻烦您，报纸上登着法国人似乎要跟德国人打仗，当真吗？”那个人说：“我对政治一点也不了解，请你原谅。”下一个镜头：那个人进了八号，而不是十五号。
这个开端写得很好，把当时的风俗习惯、人民心理、政治气氛都表现出来了。时间是一九一〇年的新年，这一点很明确。下面利用报纸和报上的所谓“新年祝愿”来交代了地点和社会情景。看来不重要的所谓“著名”人士的“新年祝愿”，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很自然地、毫不做作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气氛。这就是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无耻，一方面是战争和革命将要来临，而歌剧明星却在梦想以更“优美的舞蹈”来代替“奥伊拉”舞。这说明当时上层社会是看不起民间舞蹈的（我们解放初期，也有人看不起秧歌）。神怪小说家说这一年是山羊辰值年，它会给世界带来秩序和安宁。因为在当时俄国上层社会正像以前的国民党官僚一样，大家都相信算命和扶乩。《苦难的历程》、《革命的前奏》里，都有这些东西出现，这反映了上层社会的人迷信，也反映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下面接下来，看门人问：“先生！要到哪一间住宅？”这是重要的伏笔。他又说：“报纸上登着法国人似乎要跟德国人打仗，当真吗？”这一句也很好。它表现了上层社会的人关心歌舞，下层社会的人却关心政治，这是一个对比。进来的人说要找“十五号”，但他却进了“八号”，这一点就使观众觉得这个人不寻常，他一定是秘密工作者。他说：“我对政治一点也不了解”，分明是为了迷惑看门的人。这个人身上并没有挂牌子，但是通过这两个镜头，观众立刻就清楚地了解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人。这几个镜头把当时的政治气氛抓住了。这几个镜头扣得很紧，一张报纸，介绍出这是彼得堡，看门人一边看报，有人来，他问来人找几号，这很合乎情理，利用当时报纸，利用看门人看报，把时代气氛、政治脉搏、人物性格、情节都表现出来了。年三十夜里，一个地下工作者进来，观众一下子就很紧张。他进来后，下面还有暗语：“你们这儿卖旧沙发？……”半夜三更，哪有卖旧沙发的呢？观众一听，心里就知道这里有问题。编剧布置了一个看门人很巧妙。按说，没有这个看门人也可以，没有人看门，地下工作者直接进八号去也行。但有了这个看门人，把群众关心战争的时代气氛、政治空气都表现出来了，而且把故事的线索也带进去了。这可以叫一箭双雕，或者三雕。一个镜头达到三个目的：时间、地点、革命前夜的情景。什么革命呢？是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很明白、很清楚的。
我再举个例子：《诗人莱尼斯》也是个好剧本，序幕写得很好。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苏军解放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开始，影片上出现苏军在前进，还有隆隆的炮声。下面是莱尼斯的雕像，一排苏军站在莱尼斯的像前致敬、献花圈，花圈上写着：“献给莱尼斯——为了庆祝里加城的解放。”苏军举枪，镜头拉回诗人的像，这是序幕。加了这个序幕，就把主人公和他的故乡介绍出来了。苏军在诗人像前献花，这点本来和主题没多大关系，但也有两个用处，其一是加强了观众对诗人的尊敬，其次是表现了红军与法西斯军队的不同。
莱尼斯本来叫普列克桑，是个知识分子，出身是大地主、贵族，他接受了进步思想，对沙皇统治不满，为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影片开始是一八九四年，普列克桑这时已接受了进步的民主思想。第一个镜头表现普列克桑到农民群众中去，他背着帆布背包沿着乡道走，登上小丘——欣赏着周围的田野。他听见有喊声，急忙地下来，看见一个农民弯着腰，拉着一辆装载石头的马车。普列克桑过去说：“辛苦啦。”女人畏怯地看了他一眼，说：“您好。”男的看了他一眼就走开了。普列克桑说：“你们的马在哪儿呢？”女的说：“——给男爵老爷干活累死了！”路旁有个牌子写着“莱尼斯”，就是这个农民的名字，意思是说这段路摊派给这个农民修的，普列克桑很同情这个农民，就掏出一点钱给他。但是这个农民不要他的钱，说：“我不能拿你的钱……难道是我一个人这样吗？……你不能给大家都买马。”这一段写得很出色，时代气氛出来了。普列克桑背了个小背包访问农村，从服装等等都可以看出是一个知识分子。农民讲的这些话，如果懂得当时俄国情况的人就会了解，当时十九世纪有种“忏悔贵族”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人道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出发，同情农民，他们想帮助农民，想“到民间去”做启蒙运动。他们接受的是民主主义思想，还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普列克桑大概就是这种托尔斯泰型的知识分子。但是，农民对这种人是存有戒心的。这短短的一场戏，表现了拉脱维亚农民的生活情况，农民在贵族压迫下的痛苦，也表现了当时的政治脉搏和表现了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普列克桑为什么后来改名为莱尼斯了呢？就是因为这个名叫莱尼斯的农民给了他很大的教训。他知道了给一点钱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农民走了以后，普列克桑沉默了很久，他是个新闻记者，他观察了许多地方以后，回去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攻击当时统治制度的文章。但是他妹妹反对发表这篇文章，说如果登了这篇文章，报纸就会被封闭。后来还是他妹妹的丈夫出了个主意，说如果要发表就起个笔名。普列克桑一想，就想到了莱尼斯，他就用“莱尼斯”作为笔名，后来，他就成了著名的爱国诗人莱尼斯。这段戏很准确地介绍出当时的政治气氛，时代脉搏，也写出了当时的典型环境。把这些东西交代清楚，后面的故事发展就顺畅了，观众就不会误会了。莱尼斯是哪儿人？是苏联人还是别国的人？时代是十九世纪末还是二十世纪初？这里都鲜明而生动地刻画出来了。如果在前面五六百呎里搞清楚了这些东西，那么后面出来的人物就有了根据、有了基础，也就是作者和观众之间有了默契。相反，假如片子开头的时候不用“形象的语言”向观众把这些事情介绍清楚，那么影片里的人物就像离开了水的鱼，离开了土壤的花，不论你怎样用力去描写，都不可能写出有生命、有血有肉的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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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163—164页。
(2) 见《苏联电影剧本选集》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127页。
(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