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室既东，黄河流域，尽为五胡所割据。至西纪四百二十年顷，刘裕受东晋禅，统御南方，称为宋；由宋而齐而梁而陈凡四代，为南朝。黄河流域，亦次第为拓跋珪所占有，称为魏；由魏而齐而周凡三代，为北朝。其间一百五十余年之久，复为隋所统一。
南北两朝之对峙，虽为时不多；然以南北地理气候等之差异，于吾国学术思想上，发生南北不同之影响。盖北朝，在黄河流域，地势荒寒，景物萧索。南朝，在长江流域，气候温和，山水秀媚。北朝以鲜卑为主。南朝以汉族为主。两方各支配于不同民族之下，使两朝人民之生活精神、风俗习尚，各呈异样之色彩。所谓南人肩舆，北人乘马，固非偶然事也。绘画亦因地理民族等之不同，隐然各循其途程，而异其风趣。后人遂以此种不同之风趣，而有南北画派之分，此实其远因也。虽云学术之事，每不可呆画沟渠，然于笔墨色彩诸端，自有刚柔厚薄之不同；一则富于风流蕴藉，一则偏于朴健宏肆焉。
战争纷乱之南北两朝，历世全如走马之灯。然当时绘画，于吾国绘画史上，却为跑入变化发展之新程途，放其灿烂之光彩。其原因：一为承魏晋玄虚之清谈，竞尚浮华文采，以为风雅，致蹈浮靡之习。一时士大夫及才智者，均喜与绘画为因缘。二因各帝王受当时风习之影响，均爱好绘画，极搜藏赏鉴之盛事。三因战争之混乱，达于极点，人民既不易安其生活，节义之士，亦不易全其所终；因之无聊之心理，厌世之思潮，较魏晋时为尤甚。彼应运传入中土之佛教，遂乘机大滋长，以荡天之势焰，蔓延于中土全境。道教亦以魏太武帝等之尊崇，大为兴盛，造成吾国道释绘画之最盛时代。四因洁身自好之士，多遁迹山林，全其岁月，每于闲散之余，以绘画写烟霞泉石，美人芳草之思，以为消遣；完成吾国山水画之独立及花鸟画之萌长。与两晋以前之绘画，每缘天下治平而得以发展者，截然不同。
南北两朝之绘画，虽各方均有灿烂之成绩；然以全绘画之大势而言，当以伴佛教而传布之宗教画为主体。盖吾国绘画，自两晋以来，已渐受佛教之影响。至南北两朝，各君主贵族，均极保护佛教，崇信佛法。在南朝者：宋文帝则令沙门与颜延之参与机政；齐武帝则使法献法畅，翌赞枢机；梁武帝赴同泰寺三度舍身；陈武帝赴大庄严寺，久乃还宫。在北朝者：魏孝文帝七发佛法兴隆之诏，宣武帝使善提流支译《十地》之论。王侯贵臣，则弃象马如脱履，庶士豪家，则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金刹与云台比高，宫殿与阿房等壮。故魏之寺院达三万余，僧侣达两百万。梁时金陵之寺，亦多至七百，皆极庄丽，至陈尤甚。当时南北两地诸僧人，并多硕博者流，以其修悟所得，多辟宗门，如涅槃宗之兴于宋，地论宗、净土宗之兴于魏，禅宗之兴于梁，摄论宗、天台宗之兴于陈，均以宏宣教旨为务。绘画因两朝寺院伽蓝等建筑之盛起，所谓佛地庄严，自需多量之佛画，以为装饰。而西方僧侣，如天竺之鸠摩罗什、康僧铠、佛图澄、龟兹之罗什三藏，以及往西求法而归之中僧法显、智猛、宋云等，皆赍入佛画，以为宏宣佛教之第一方便。于是佛教寺院，竟成为画家士庶所共有之大绘画研究所。至此，吾国之绘画，几全为佛画所陶溶，而能画者，亦几无有不能作佛画者。故有名寺院所饰之大壁画等，多为当时名家之手笔：如宋陆探微、谢灵运之画甘露寺，梁张僧繇之画天皇寺，北齐曹仲达之画开业寺，杨子华之画永福寺，北周田僧亮之画光明寺等，皆其例也。而尤以梁代为最盛。盖当时梁武帝，崇佛法，印度僧侣，乘机东来中土者殊多。如吾国禅宗初祖之菩提达摩，即受武帝之欢迎而来建业者。故建业遂为当时南方之佛教中心地，与北方佛教中心地之洛阳相对峙。又中僧有名郝骞者，曾奉武帝之命，西行求法，之印度，摹写印度舍卫国祇园精舍邬陀衍那王之佛像而归中土，与吾国佛画上以新模范。当时西僧中如迦佛陀、摩罗菩提、吉底俱等，亦皆善佛画来化中土，印度中部阴影法之新壁画，即于此时传入，梁画家张僧繇，固先直接传其手法，略加变化，而成中国之新佛画。建康一乘寺门画，即为张氏新佛画之手迹。《建康实录》云：“一乘寺，梁邵陵王纶造，寺门遍画凹凸花，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云。”盖吾国绘画，向系平面之表现，而无阴影明暗之法。自张氏试仿中印度新壁画之凹凸法后，至唐即有“石分三面”之说，使吾国绘画上，隐约间或遥受希腊罗马画风之影响，亦未可知。西北印度之新壁画，全以希腊之式样，略加印度固有之趣味而成之者，世称犍陀罗式。然东西民族之性格，究不相同。此种阴影法之新绘画，中土画家，自张氏后，竟无人继起耳。
北朝佛教，虽遭北魏太武帝之毁像，北周武帝之灭法，略受摧残。佛教美术，亦随之有所毁损。然魏毁佛像后仅六年，文成帝即位，复颁明诏，令诸州郡县建寺，并修复其已破坏之佛像，听民出家。北周灭法后，亦旋即复兴之。其余诸帝，亦极崇尚佛法，建殿宇，兴伽蓝，佛教艺术之盛，实足媲美南朝。造像尤为特盛，如道武帝之千躯金像、孝庄帝之万躯石像，以及大同云冈，在山西大同西北三十里之云冈堡武州山之崖，创凿者，释昙曜，初成五窟，名灵岩。其后续有兴造，总计大小窟凡二十，刨凿时间，凡百有余年。洛阳龙门《释老志》云：“景明初，大长秋卿，自经营石窟二所，于洛南依阙山。窟高三百一十丈，永平中，中尹刘腾，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前后用工约八十万人。”诸石窟，其工程之浩大、艺术之恢闳精美，实为世界上有数之美术品，与唐代佛画上以好模范。
道教自汉张道陵首倡，东晋时，葛洪著书阐明其说，日见兴盛。至刘宋，道士陆修静、宋文明等，乃仿效佛教布教之形式，造道像，置道观，绘道画，始有《老君像》及《尊人图》等创见于世，北魏太武帝时，有寇谦之者，隐于嵩山，修道术，自言遇神人，授以图箓真经，诣阙上之。崔浩力赞其说，劝帝招致其弟子四十余人，起天师道场，礼遇极厚；以致毁佛寺，灭佛法，当时直以道教为国教矣。自后北齐北周诸帝，咸极尊崇，由是其势力，渐与佛教有并驾齐驱之观。道观等之建筑，固日见兴盛。道像等之制作。亦大见增多。惟其式样配置等，全系抄袭佛教绘画，终不及佛教仪像等之变化及精妙。
综南北两朝之绘画，虽以佛画为主题，然南朝所作，大率绮丽精巧，而多新意。其名迹多在寺壁，次在卷轴。北朝所作，大率伟健富丽而出于摹拟。其名迹多在石窟，次在寺壁。道画兴盛于北朝，远非南朝所及。山水画，兴盛于南朝，北朝竟无作者。而蠢然欲动之花卉画，雨后春笋之论画，尤在南朝之境，不在北朝之地。此亦两朝地理气候等之差异，各见其特尚焉。虽然，两朝绘画之技巧，如顾、陆、张、展等，渐趋细密精微，已启唐人之渐。
宋武帝，雅好绘事喜收藏，尝亡桓玄而收集其晋内府所遗之书画，以为鉴赏。一时作家名手，应运而生，载诸《佩文斋书画谱》者，有陆探微、陆绥、陆弘肃、顾宝光、袁倩、袁质、顾景秀、王微、宗炳、戴颙、谢灵运、谢惠连、谢稚、谢庄、谢约、顾骏之、刘胤祖、江僧宝、吴暕、张则、史敬文、范惟贤等，凡三十余人。陆探微，并创一笔画，连绵不断，宗炳继之，曾作《一笔画百事图》，已开后代简笔墨戏之先声。以上诸画家，除道释及人物作家外，山水则继晋人而大加挥发，使完全脱离人物之背景而独立；王微、宗炳即为当时山水画之专门作者。唐张彦远谓“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具适，纵烟霞而独往。各有《画序》，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言”云。草虫花鸟，则有蝉雀、杂竹等之新发展。足证吾国绘画，至魏晋后，渐见偏于山水花卉之新趋向。陆绥，探微子，长佛画，体运遒举，风采飘然，并以麻纸画《立释迦像》，为时所珍。盖麻纸，缓肤饮墨，不受推笔，为丹青家所难。顾宝光，吴郡人，师陆探微，长佛画人物鸟兽。顾骏之，师张墨，创画蝉雀。戴颙，字仲若，戴逵子，范金赋采，动有楷模。江僧宝，师晋明帝，用笔骨梗。张则，意思横逸，动笔新奇。袁倩，象人之妙，亚美前修。吴暕，体法雅媚，有声京洛，均以善人物名。谢灵运，长佛像。刘胤祖，工蝉雀。谢稚，擅烈女故实，亦皆独步一时。陆绥之弟弘肃，袁倩之子质，谢灵运之弟惠连，均有声誉于当时。其中以陆探微、顾景秀、王微、宗炳等，为最有名，兹列述于下：
陆探微 吴人，常侍从宋明帝左右，妙绝丹青，长人物故实，兼善山水草木，参灵酌妙，动与神会。其作佛画及古圣贤像，笔迹劲利如锥刀，盖移书法之用笔于画法，自然秀骨天成，体运遒举。谢赫《古画品录》云：“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又云：“画有六法，自古作者，鲜能备之。唯陆探微、卫协备该之矣。”生平画迹极多，见于《历代名画记》者，有《孝明帝像》、《孝武功臣图》、《蝉雀图》、《孔子十弟子像》、《捣衣图》、《蔡姬荡舟图》、《斗鸭图》、《维摩图》、《白马图》等七十余件之多。子绥及弘肃，皆善画。绥，尤有名，善人物，有画圣之称。
顾景秀宋武帝时画手也。在陆探微之先，侍从武帝左右。善人物花鸟，尤工蝉雀。宋孝武赐何戢蝉雀扇，即为景秀所作。吴郡陆探微、顾宝光见之，叹其巧绝。有《晋中兴帝相像》、《 图》、《蝉雀麻纸图》、《鹦鹉画扇》、《杂竹样》等传于代。
宗炳字少文，南阳人，幼有至性，好琴书，善画，精玄理。武帝领荆州，辟为主簿，不就；答曰：“吾栖隐丘壑三十年，岂可于王门折腰为吏耶？”好山水，尝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茅于衡山。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之于壁，坐卧向之。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年六十有九，作《画山水序》一篇。
王微字景元，《历代名画记》作景贤。琅琊临沂人，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尤长山水，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之事。素无宦情，江湛举为吏部郎，微不可。尝与何偃书云：“吾性知画绘，虽鸣鹄织夜之机，盘纡纠纷，咸记心目。故山水之好，一往迹求，皆得仿佛。”敝屋一间，寻书玩古，不出者十余年。作《叙画》一篇。
齐高祖，通文学，好书画，前刘宋高祖亡桓玄所得之珍藏名迹，得尽有之。每于听政之暇，旦夕披玩，并品第其高下，作《名画集》。不以画幅之年代远近为次第，但以技工优劣为等差，自陆探微至范惟贤次为四十二等，二十七帙，三百四十八卷。书画之鉴赏，既深入精微，绘画之方法，亦遂有确当之定例。论画，亦大见细密。当时有谢赫者，为吾国顾恺之后之名批评家，特擅写生，以其生平绘画之经验，归纳而成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此六法者，虽为古来画家对于绘画上所共有之心得，所谓心会神悟，各相默契。然却未经人道过。至谢氏，始克辑成有次序之条目，使后世画人，无不奉为金科玉律，甚为难能而可称颂者。按谢氏，生当西历五世纪中叶，对于绘画，即能得此定则，实为吾国绘画史上之大发明；亦即为世界绘画史上放一大光彩。
谢赫 不知何许人，长人物，尤善写貌。说者谓其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精研，意在切似，忆想毫发，皆亡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髩，与世事新；别体细微，多从赫始。遂始委巷逐末，皆类效颦。中兴以来，象人为最。有《安期先生图》、《晋明帝步辇图》等传于代。著《古画品录》二卷，创论六法，品第前贤，为世所宗。
原吾国两汉之画风，全系古简厚健，至晋之卫协一变细密，齐之谢赫，再进精微，别开新体，使吾国绘画上，象形既进完全之境，技巧更深入精微之地。又古画之摹写，晋时已开其风气。唐张彦远云：“顾恺之有摹拓之妙法，其法有二：一为放缣素于原本之上，依样钩描而成之者，曰模拓。一为对照原本临写而成之者，曰临写。”至齐，此风渐盛，延及隋唐，尤盛行于内府翰林院诸生之间，称为官本，又称官搨。足为南齐以后之绘画，渐偏重于技巧之证。南齐画人，在谢氏前后者，约有二十余人：宗测，少文孙，长山水人佛。殷蒨陈郡人，善写貌，与真不别。沈标之无所偏擅，触类皆善。蘧道愍，章继伯，并善寺壁，兼长画扇，人物分数，毫厘不失。姚昙度，长魑魅鬼神，皆为妙绝。陶景真，擅孔雀虎豹。沈粲之专工绮罗屏幛，丁光之有名蝉雀，智积菩萨之善梵相，僧人珍《贞观公私画史》作蘧师珍。之人物风俗，均各有特长者。其中以刘瑱、毛惠远为较有名。
刘瑱 士温，彭城人。善文藻篆隶丹青，并称当世。尤善妇女，时称第一。有《捣衣图》、《吴中行舟图》，及成都玉堂礼殿画《仲尼四科十哲像》，以及《车服礼器》等传于代。
毛惠远 荥阳武阳人。师顾恺之，善画马及人物故实。《历代名画记》谓：“惠远之画马，与刘瑱之画妇女，并为当代第一。”有《赭白马图》、《酒客图》、《中朝名士图》、《骑马变势图》、《叶公好龙图》等。弟惠秀，亦善画，曾作《汉武北伐图》为成帝所珍赏。
梁高祖，为人英迈而通文学，并好书画，收藏齐内府所遗传之名画法书外，复加搜集，以资鉴赏。计在位四十八年，当时北方屡见兵戈之扰攘，南方则颇享一时之太平。因得大尊崇佛教，致有三度舍身之事，佛教之盛，为南朝第一。一时名画家，皆能作佛画。尤以张僧繇为最有名。
张僧繇 吴人，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善绘画，尤工道释人物，骨气奇伟，师模宏远，精备六法，与顾陆并驰，称六朝三大家。武帝崇饰佛寺，多命画之。所图寺塔，超越群工，朝衣野服，古今不失，奇形异貌，殊方夷夏，实参其妙。如定光如来维摩诘像，尤为妙绝。明帝命画天皇寺柏堂，僧繇为作卢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来赖此耳。”及后周灭法，焚天下寺塔，独此殿有《宣圣像》，乃不命毁拆，可见其卓识。画龙尤灵妙，每不点睛，恐其飞去。写禽兽，亦神异，润州兴国寺，苦鸠鸽栖梁上，秽污尊容，僧繇乃画一鹰一鹞于东西壁，皆侧首向檐外看，自是鸠鸽不复集。又常绘山水于缣素上，以青绿重色，先图峰峦泉石。而后染出丘壑巉岩，不以笔墨勾勒，谓之没骨皴。为后世青绿山水之先范。又僧繇并善凹凸花，其画迹以寺壁为最多。子善果、儒童，亦善画。构置点拂，殊多佳致，均不弱其家声者也。
梁代画家，除张氏一家外，有焦宝愿、陆杲、陶弘景、袁昂、萧贲、嵇宝钧、解倩、陆整、释威公、吉底俱、摩罗菩提、迦佛陀等。焦宝愿，衣文树色，时表新意。陶弘景，画品超迈，笔法清真。萧贲，工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嵇宝钧，意兼雅俗，着彩清新。解倩、陆整，均长寺壁，僧威公、吉底俱、摩罗菩提，均以能画声闻京洛。又武帝之子世诚，即梁元帝，名绎。其孙方等，亦皆善画。元帝有《蕃客入朝图》、《游春苑白麻纸图》、《陂泽芙蓉图》、《圣僧图》等传于代。所著之《山水松石格》，尤有功于后代画学。然武帝晚年，怠于政事，遂招侯景之乱。当建康被陷时，充溢内府之名迹，多归灰烬。后元帝收其残余，移至江陵之新都，又被西魏将军于谨所陷，帝因集名画法书二十四万卷，付之一炬。乃叹曰：“儒雅之道，今夜穷矣！”当时于谨仅于灰烬中，收其书画四千余轴，载归长安，实为吾国文艺之浩劫。
陈代享国，仅三十二年，对于绘画，较少成绩，且无新意。惟文帝仍好绘画，喜收藏，锐意搜求古人名迹，得七百余卷，转后即入于隋。画家著名者，仅二三人，有吴郡顾野王，字希冯，善文辞，能书画，尤工草虫，独出当时。
北朝绘画，虽亦全以道释画为主体，然比之南朝，则稍为逊色，作家亦远比南朝为少。其原因：一为北朝更见兵戈之纷扰，未遑修文。二为北朝人民，以尚武为风，不解艺术之兴趣。三为北朝上下，纯然以宗教之信仰，全注意于石窟造像之建设，而傍及绘画。故从事绘画者，每兼擅雕刻，以为石窟造像等之指导。从事造像者，则多为工匠一流，不如画人之易流名于后世。故以魏之画家而言，可查考者，仅有蒋少游、高遵、王由、杨乞德、祖班等几人。蒋少游，字乐安，博昌人。性机巧，善人物及雕刻。王由，字茂道，工摹佛像，为时人所服。杨乞德，封新乡侯，归心佛门，后施身入寺。佛像之精，有过姚昙度。
齐文帝，解文学，喜书画。南平王萧伟之子放，即待诏文林馆，督众画工画古代圣贤及诗意画于宫中。其子孝珩，亦善画，长人物及鹰，称妙一时。当时名画家如刘杀鬼、杨子华等，均为文帝所重视。刘杀鬼，善斗雀，神形毕肖。常绘画禁中，锡赉巨万。其余如高尚士、徐德祖、曹仲璞等，均称一代名手。然当时能梵像，技工可为北朝第一者，则为曹仲达，善人物故实及龙马等。兴曹氏分席北朝画坛者，则为杨子华。即简传于下：
曹仲达曹国人也，官至朝散大夫，善绘画，尤妙梵像，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世称为曹衣出水，曹吴二体（曹仲达、吴道子），学者所宗。乃有曹言曹不兴，而非曹仲达。吴言吴暕，而非吴道子。按郭若虚论曹吴体法云：“曹吴二体，学者所宗，按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北齐曹仲达，本曹国人，最工梵像，是为曹。谓唐道子曰吴。吴之笔，其体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又按蜀僧仁显《广画新集》言曹曰：‘昔竺国有康僧会者，初入吴，设像行道，时曹不兴见西国佛画而仪范之，故天下盛传曹也。’又言吴曰：‘起于宋之吴暕之作，故号吴也。’且南齐谢赫云：‘不兴之迹，代不复见，惟秘阁一龙头而已。’观其风骨，擅名不虚。吴暕之说，声微迹暧，世不复传。至如仲达，见北齐之朝，距唐不远，道子显开元之后，绘像乃存。证近代之师承，合当时之体范。况唐室以上，未立曹吴，岂显释寡要之谈，乱爱宾不刊之论。推时验迹，无愧斯言也。”无竞于时。写龙蛇，能致风雨。说者咸谓北齐曹仲达、梁朝张僧繇、唐代吴道玄周昉，各有损益。圣贤肸蠁，有足动人；璎珞天衣，创意各异。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斯万古不易矣。有《弋猎图》、《名马图》等传于代。
杨子华 世祖时，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善人物故实及龙马。尝画马于壁，夜听啼啮长鸣，如索水草。画龙于素，舒卷即云气萦集。为北朝写生妙手。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唐阎立本曾有“自像人以来，曲尽其妙，简易标美，多不可减，少不可逾，其唯子华乎！”之赞语。有《邺中百戏图》、《北齐贵戚游苑图》、《狮猛图》等。
北周受西魏禅，灭齐，统一北方。然为时仅二十四年，绘画成绩，亦较北魏北齐为差。画家有田僧亮、冯提伽、袁子昂等。田僧亮，官至三公中郎将，入周为常侍，画名高于董展。作寺壁殊多，尤长田家野服柴车，名为绝笔。冯提伽，北平人，官至散骑常侍，兼礼部侍郎。志尚清远，后避周末之乱，佣画于并汾之间。善山川草木车马，宛有塞北荒寒之趣。袁子昂，阳夏人，以孝称，官至中书监。善人物，长妇女，绮罗一施，超彼常伦云。
南北两朝之论画，极为蓬勃：一因当时绘画之兴盛，二因审美眼光之进展，三因习画者多为士大夫者流，故关于绘画之妙理奥趣，每多精微之阐发。关于名家之作品，则分列等第，以为评赏。此种评赏之方法，实为当时所首创。属于前者之著作，则有宋陆探微之《四时设色》、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齐毛惠远之《装马谱》、梁元帝之《山水松石格》、北齐严推之《画论》等。属于后者之著作，则有齐高帝之《名画集》、谢赫之《古画品录》、后魏孙畅之之《述画记》、陈姚最之《续画品》等。谢氏《古画品录》，品第自吴之曹不兴以至宋之丁光，计六品，二十七人，并附评语。姚最之《续画品》，是继续谢氏《古画品录》而作者，其体例全与《古画品录》同。惟不分品，与《古画品录》稍异耳。以上二种，均以篇幅过长，略而不录，陆氏之《四时设色》、毛氏之《装马谱》、齐高帝之《名画集》、孙氏之《述画记》，惜均已佚去。孙氏之《述画记》，仅在《历代名画记》中，略见断片外，无从查考。颜氏之论画，仅言与诸工巧杂处，为画家之羞，垂训子孙，无甚深意。兹即录宗氏之《山水序》，王氏之《叙画》，梁元帝之《山水松石格》于下，以证当时绘画思想情形之大略。
宗炳 《山水序》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趋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跕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兹云岭。夫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心取于书策之内。况乎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渺，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王微 《叙画》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且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灵无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手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曲以为嵩高，趣以为方丈。以发之画，齐乎太华，枉之点，表夫龙准，眉额颊辅，若晏笑兮，孤岩郁秀，若吐云兮。
横变纵化，故动生焉。前矩后方，而灵出焉。然后宫观舟车，器以类聚，犬马禽鱼，物以状分，此画之致也。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珪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披图按牒，效异山海，绿林扬风，白水激涧，呜呼！岂独运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画之情也。
梁元帝 《山水松石格》夫天地之名，造化为灵，设奇巧之体势，写山水之纵横，或格高而思逸，信笔妙而墨精。由是设粉壁，运神情，素屏连隅，山脉溅瀑，首尾相映，项腹相近。丈尺分寸，约有常程，树石云水，俱无正形。树有大小，丛贯孤平。扶疏曲直，耸拔凌亭。乍起伏于柔条，便同文字；中缺或难合于破墨，体向异于丹青。隐隐半壁，高潜入冥，插空类剑，陷地如坑。秋毛冬骨，夏荫春英，炎绯寒碧，暖日凉星，巨松沁水，喷之蔚冋，褒茂林之幽趣，割杂草之芳情。泉源至曲，雾破山明，精蓝观宇，桥约关城，行人犬吠，兽走禽惊。高墨犹绿，下墨犹赪，水因断而流远，云欲坠而霞轻。桂不疏于胡越，松不难于弟兄。路广石隔，天遥鸟征。云中树石宜先点，石上枝柯未后成。高岭最嫌林刻石，远山大忌学图经。审问既然传笔法，秘之勿泄于户庭。此篇梁元帝撰，世多疑之。大率为宋人伪托，中经割裂窜改者。然名言精义，尚不容废，因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