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古代散文，源远流长，同诗歌一样著名。散文的各种表现手法，也值得探讨，可以作为写作的借鉴。
古代散文，按照不同时期，可以粗略地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
一
先秦散文，《易经》中的卦辞和爻辞，要算最早的散文的一种。《易经》有八卦，重叠起来为六十四卦，每个卦有六画称为六爻，解释一卦的话称为卦辞，解释一爻的话称为爻辞。卦辞和爻辞中有的已经成为最早的散文的一种。像《履卦》第三个爻辞：“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眇就是迷细眼，即近视，近视也能看，只是看不清楚。跛子也能走，只是走不平稳。踩着老虎尾巴，老虎要咬人，不吉利。武人做了大君。这种表现方法，是把几种现象罗列在一起，让你自己思考，他的用意不说出来。也可以说用了几个比喻，通过比喻让读者自己去体会。看不明白，走不平稳，容易摔跤，有危险。踩着老虎尾巴，有危险。武人做了大君，也有危险。这里实际上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在什么情况下有危险。尤其难得的，已经指出武人做了大君效果不好。
再像《坤卦》第一爻初六：“履霜，坚冰至。”踩着霜，就知道坚冰要来了。这也是一种经验。说明有远见。它不是抽象说理，是通过具体的事物来显示，使读者自己懂得。
先秦的散文，具有完整的篇章的，可以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历史散文，先推《尚书》。其中的《盘庚》篇，是商王盘庚的文告，是商朝的散文，如：“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乃作逸（过失）。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庄稼），乃亦有秋（收成）。……而胥（皆）动以浮言，恐沉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靠近），其犹可扑灭。”在这段话里，一连用了四个比喻。说自己看得非常清楚，用了“观火”的比喻；说事情有条理，不乱，用了个“若网在纲”；比喻有收获，用了个“服田力穑”；讲散布流言，扰乱人心，用“火之于燎原”。后来，像“洞若观火”，“有条不紊”，“星火燎原”，可以说都从这段话里引申出来。在商朝的散文，就这样会用比喻，产生那样重要的影响。
历史散文还有《春秋》，用词极为精练。如《春秋》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水鸟）退飞，过宋都。”这里，先谈陨，次说石，再说五，同先说六，次说鹢，再说退飞，次序不一样。“陨”和“退飞”都是动词，一是在先，一是在后；“五”和“六”都是数字，一在后，一在先。为什么？先看到天上掉下东西来，所以先说“陨”，再看看是什么，是“石”，所以次说“石”；再找找共有五块，所以再说五。先看见空中有六点，所以先说“六”。再仔细一看是六只水鸟，所以次说“鹢”；再看看是给大风刮得倒飞，所以再说“退飞”。这说明《春秋》用词的精确。
著名的历史散文《左传》，大概在战国初期编定。它善于描写战争，像在成公十六年写晋楚鄢陵之战，有一段说：“楚子（楚共王）登巢车（有瞭望台的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俦也。’”晋国军队内部的各种活动，让楚共王登在瞭望车里都看到了，再让熟悉晋国军队活动情况的伯州犁一一讲出来，使读者像如见其形，如闻其声，有亲切的感觉。这种写法，钱锺书先生称为纯粹是小说笔法。他说荷马史诗中也有这种笔法，像特洛伊王登在城上望希腊军队，命令在旁边的海伦指出敌方将领的名字。
再像《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晋国打了败仗。文章里面写道，“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桓子就是晋军的统帅荀林父。这里写了几点：一、荀林父看到楚国的大军冲过来了，不知率领大军抵敌，又没有撤退的计划，却号令全军逃过黄河去。这里写出统帅的无能、慌乱。二、接下来写“中军下军争舟”，显得不光统帅慌乱，就是统帅以下的中军、下军将领也一片慌乱，再不能指挥军仆有计划地撤退。三、但这里不提上军，可见上军主将士会是有本领的。他事先做好准备，敌人大军来了，他不慌乱，不撤退，上军士兵也没有逃跑的。四、写中军下军大家抢船，船少人多。乱作一团。五、写船里的手指头多到可以一捧一捧捧起来，这一个细节有点使人惊心动魄。从这个细节里可以想象，由于船少人多，很多要挤上去的人，被挤落到黄河里去。船上的人只顾自己逃跑，不管落水的人的死活。落水的人攀着船边要上来，攀船的人太多，船侧向一边要翻了，船上的人用刀砍断了攀船的手指，手指多得一捧一捧的。那时落水的人号哭呼救的声音乱成一片。这么多意思，就用这几句话表达出来。《左传》写叙的精练，文笔的生动，善于写细节，从中可见。
历史散文，《左传》后有《战国策》，那是战国时代的作用。其中写人物形象更为细致。像《邹忌讽齐王纳谏》：
邹忌修（长）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这段描写很精彩，用“昳丽”，是有光彩，即容光焕发。“窥镜”，两次用了。“窥”是偷看，怕别人看见，为什么用“窥”呢？第一次在同妻子讲话，怕妻子看见，所以偷偷地照镜子。因为给妻子看见了，怕妻子会笑他，自己没有信心，怕不如人家，还要照镜子。第二次在接见徐公时，更怕徐公看见，更要偷偷地照镜子。用个“窥”字，反映了他的心理。再看三句问话和三句答话，同一个意思，但说法稍有不同，显出变化来。在这种变化里，显得对妻子比较郑重，一定要谈“城北徐公”，妻子的回答也比较郑重，多一个“君美甚”，显出人物的身份不同来。更重要的写他的心理活动，先是“不自信”，自己信不过；其次是“自以为不如”；最后是“又弗如远甚”。到这里好像已无话可说了，忽然奇峰突起，想到这三个人的答话，原来有“私我”、“畏我”、“有求于我”的原因，这一转就越来越深刻了。从这里因小悟大，引出进谏来。抛开进谏不说，光就上文的描写，写到人物的心理，已经很有特色了。
再看诸子散文。较早的是《论语》。《论语》是记录孔子的话以及孔子和学生等的话，其中也富有文学价值。像《述而》说，“子曰：‘饭疏食（粗饭）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里反映了孔子的精神面貌，还用了比喻，也有形象性。再像，“冉有曰：‘夫子为（助）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这里，冉有问子贡，老师会帮卫君辄吗？当时孔子在卫国，卫君辄要用孔子，所以冉有这样问。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和学生都在卫国，受到卫君辄的招待，就不该议论卫君辄怎么样。所以子贡不直接去问孔子会不会帮助卫君，绕个弯子，问伯夷叔齐是什么人？要是孔子赞美伯夷叔齐，就表示反对卫君。当时卫君的父亲在晋国，要回来当国君，卫君拒绝他父亲回来。这样做同伯夷叔齐相反。伯夷叔齐是两兄弟，是孤竹君的儿子，孤竹君死，遗命要叔齐做国君，哥哥伯夷尊重父命，让叔齐做国君。叔齐认为国君该由哥哥来做，不肯做，伯夷也不肯做，两人都走了。卫君辄不是这样，自己做了国君，不让父亲回来。孔子赞美伯夷叔齐，就是反对卫君，所以不肯帮卫君，不肯去做官。这里用的是婉曲手法，问的是伯夷叔齐，意思是指卫君。这种手法，有文学意味。
其次是《孟子》，孟子的文章气势旺盛，很会用比喻，富有正义感。《梁惠王》篇说：“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厨房）有肥肉，厩（马棚）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死人），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何）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会讲话，他一步步把人引到他预先制定的结论里去，让人无话可说。他从用木棒杀人连到用刀杀人，从用刀杀人连到用政治杀人。然后引出梁惠王的让马吃得饱饱的，让老百姓饿死，得出率兽食人，实际上引入梁惠王用政治来杀害人民的结论。像这样通过事例引出结论，这种事例是比较具体的，这样讲也有文学意味。更可贵的，梁惠王是一国内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国王，孟子站在他面前，不是看他的眼色说话，不是揣摩他的意思说话，敢于指责他，批评他，这种精神是极为难得的。
诸子散文中《庄子》的散文也极有名。《应帝王》篇：“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里讲的显然不是真实的生活，所谓倏与忽，就是指快，他们给浑沌凿孔窍，这正说明他们是有所作为的。浑沌没有眼睛，没有耳目，不能有所作为，是无知无为。无知无为保全了他的自然。给他凿了眼睛，凿了耳朵，他能看，能听，但他原来的淳朴天真却完全丧失了。这个故事，不在于反映一种生活，而在于说明一种思想，即能看能听，有了知识，就会破坏淳朴的本性。这个故事，倒像现在说的意识流，是表现一种想象，它不是从反映生活中来的，是从意识中来的。它同上引《易经》中的话联系起来看，《易经》中的话，也不像反映生活，只是把片断的印象拼在一起，表达一种想法，是不是也跟意识流相像呢？不管是不是意识流，总之，它用来表达思想的方法，是有它的特色的，是富有想象的。
二
两汉散文，在历史散文方面，继承了《左传》、《战国策》而有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司马迁的传记文学。《左传》、《战国策》还是以记事为主，到《史记》的列传就以人物为主，写人物的行动对话以及他所活动的时代和背景，包括细节，从而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就成为传记文学。如有名的《项羽本纪》：“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这一段写项羽在巨鹿破秦之战，用的是烘托手法，写楚战士的英勇来烘托项羽的英勇。写楚战士的英勇，从诸侯将的眼中看出，通过诸侯将来烘托。从诸侯将皆从壁上观里，暗写秦军的强大。正由于秦军的强大，所以诸侯军救巨鹿的，都扎营自守，不敢出击。直到楚军进击，还不敢出来，从而更有力地烘托楚军的英勇。再用“以一当十”，写出楚军是以少击众，再写出楚军的声势，“呼声动天”。光这样还不够，还要写“诸将无不人人惴恐”，更加烘托出楚战士非凡的英勇，从而突出项羽的无比英勇来。又通过细节来写项羽，诸侯将谒见项羽时，“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一个膝行，一个低头，这两个细节把项羽的威风盖世，诸侯将的畏惧都写足了。在这短短的一节里，突出了项羽这一崇高的英雄形象。
《史记》写人物，还善于用映衬手法。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是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坚对，余皆莫敢对。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当时魏其侯窦婴同武安侯田蚡都是皇帝的亲戚，不过田蚡是太后的弟弟，得到太后支持。这两人互相攻击。田蚡倚仗太后的权势，为了酒席上的口角争吵，要杀大将灌夫，窦婴帮灌夫说话。就这件事情本身说，田蚡是错的，窦婴是对的，汉武帝也同情窦婴，不赞成田蚡。不过田蚡倚仗太后撑腰，武帝也没办法。所以武帝想利用大臣都支持窦婴，反对田蚡，用来改变太后的主意，不要给田蚡撑腰，不要杀灌夫。哪知这些大臣都不敢支持窦婴，所以武帝发怒说：“我把你们这些人都斩了！”在这段叙述里面，通过武帝的发怒，映衬出：一、武帝是支持窦婴反对田蚡的；二、太后势力大，武帝也没办法；三、田蚡倚仗太后势，强横霸道，武帝和不少大臣反对他；四、大臣都不敢得罪太后，不敢坚持正义。在这里也透露出司马迁的意见，他是站在正义这一边的。司马迁就是用武帝发怒这个细节，照映出许多复杂的情况，使人体味不尽。
班固在《汉书》写人物传记，也有他的特色，这里举一个细节，见于《陈咸传》：“（父）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人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这里写了一个细节，父亲教训儿子，讲到半夜，儿子听得打瞌睡，头撞在屏风上。父亲大怒，儿子说：“我完全听懂您讲的话，就是要我去拍马屁！”父亲这才不吭声了。这个细节，显示两人的不同性格。父亲要儿子向有权势者拍马屁，向上爬。儿子是正直的，讨厌这一套，听不进去。父亲也知道这一套见不得人，所以给儿子揭破后也无话可说了。
两汉散文，除传记文学外，它的政论文也很有特点。汉初的贾谊，他的政论很有名，如《过秦论上》：“秦孝公据殽函（殽山和函谷关）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这个开头写得很有气势，是一口气写下来的。它善于运用对偶和排比句法，像“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都是对偶句，用了三对。这三对中，后两对，第二对是四字句，第三对是六字句，字句长短不同，构成排比句法，使得气势旺盛。要是改成“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就构成两个整齐的对偶句了。这四句其实是一个意思，“席卷天下”就是“包举宇内”，也就是“囊括四海”和“并吞八荒”。一个意思为什么用四句含义重复的话来表达呢？这样写，强调秦国的野心，说明它要统一天下不是一朝一夕，是经过多少代的经营，用一个“席卷天下”不够表达这种含义，一定要用几个内容相同的话来反复说，才能把这个用意表达出来。因此，在这个排比句法里面，也含有作者的感情在内，构成著名的散文了。
两汉散文在题材方面有发展，如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最早的写山水记。封禅是古代的一种大典礼，登上泰山筑土坛祭天叫封，在泰山下的小山里辟地祭地称禅。当时光武帝要去封禅，马第伯写了这篇记，写泰山的高峻，山路的艰险，写得动心骇目。“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峰”，写登山的人，“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胸捏石扪天之难也”。当时上泰山的路比现在更陡，人是贴着山壁上去的，所以称“磨胸”，前人好像站在后人头上，极写山路的陡峭。但它主要在写上山的惊骇场面，不是欣赏山水美。
三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散文有了变化，即趋于骈俪化。三国初期的散文，骈散结合，骈偶的句子还比较少。如孔融《与曹操论盛孝章书》，其中像“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孝章可致，友道可弘”，“倒悬而王不解，临难而王不拯”，这些句子都是对偶句，在全篇中还是少数。又这些对偶句，句中的字不避重复，这是早期的对偶句。再看诸葛亮的《出师表》，归有光《文章指南》称它“沛然从肺腑中流出，不期文而自文，谓非正气之所发乎？”这样的文章当然以散文为主，但也有少数骈偶句，所以清李兆洛《骈体文抄》里也收了这篇文章。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咨诹善道，察纳雅言”。《出师表》里也有这些骈偶的句子，说明文章的骈散，也不免受时代的影响，但还不是有意写骈偶句。
到曹植的《与杨德祖书》，虽也是骈散结合，但其中已有意写骈俪句了。如“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诋诃文章，掎摭利病”；“兰茞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等，这篇里的骈偶句还不止这些。再说像“人人”、“家家”两句，“设天网”、“顿八纮”两句，“有南威”、“有龙泉”四句等，都是对偶，这些对偶的句子，上联与下联是同一个意思，可见是作者有意作出的对偶句，这就使文章趋向骈偶化，形成骈文了。
到了晋代陆机的《吊魏武帝文序》不再是骈散结合，是以骈偶为主，散句只是作些交代了，如开头“元康九年”六句，只是交代看到曹操遗令，才用散行。下面写这篇序，就用骈文。
再看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是抒情文，还是骈散结合，以散行为主，也有骈偶句。如“群贤毕至，少长成集”；“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取舍万殊，静躁不同”；“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散文，骈偶句极少，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篇文章文辞精美自然，工于写景，如“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工于语言，如“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此文又写出一种理想境界，极为突出。
除了骈文外，当时的散行文也有特色。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样的文章，不讲对偶，不用典故，不讲辞藻，语言朴素精练，含义深刻。这是陶渊明给自己写传，那么怎么说不知道是哪里人，不知道姓什么呢？这样说是有用意的。这篇文章的末了说：“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就是说，他不像是当时的东晋末年和刘宋初年的人，倒像是原始社会中的人。这话同开头说的不知是哪里人，不知姓什么相呼应。因为他自己认为是像原始社会中人，所以他的籍贯姓氏都用不到了。为什么要那样说呢？因为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恶俗虚伪，不愿同统治阶级合作，辞官回家，宁可在乡间参加劳动，这里显出他的品质来。因此，在这质朴的语言里面，含蕴着高尚的品质，深刻的意义，所以可贵。再像他讲读书，提到“好”，就是喜欢；光喜欢还不够，还“会意”，能够体会书中的好处；光有体会还不够，更是“欣然忘食”，高兴得忘掉吃饭，已经达到入迷的程度。但又说“不求甚解”，这正说明他的读书，完全在于欣赏，欣赏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他不讲究考据，求甚解就是要考证一个典故的来历，一个地名的沿革。因为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就不能好好地作文学欣赏了。他的文章，在朴素的语言里含有这许多意思，所以成就很高。
魏晋散文的另一特点，就是论文写得极有说服力。如嵇康《养生论》，要说明精神作用道：“夫服药求汗，或有弗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终朝未餐，则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劲刷理鬓，醇醴发颜，仅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这里讲精神作用，不是抽象讲道理，是举出具体的事例来；不是举一个例子，是一个例子接着一个例子，接连举出了四个例子。这些例子都是大家承认的，这样使人不能接受他的意见。他不是靠讲空道理来说服人，也不是靠用大道理来压服人，他只找出大家都相信的事例来讲。他的论文，就靠这种事例。这种事例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像惭愧到无地自容时，就会满头大汗，比吃发汗药还灵。极度悲哀时就不想吃饭，但在平时一顿饭不吃就会肚子饿。忧愁得太厉害时会一夜不睡，但在平时，一到夜深就要打瞌睡。类似这样的生活体验，人人都有。给他汇集在一起，用来说明精神作用，就使人不得不信。他的论文还层层深入来说明问题，这是魏晋时代论文的特点。
这时期有写山水之美的，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称写山水之美，“殆在晋乎？袁崧《宜都记》一篇，足供标识”。这篇最早的山水记，写法有两个特点。一是概括地写，像第一节写“峡中水疾”到“欣然”亲见那里景物的美好，是概括地写。下面写那里林木的美好，也写得比较概括。一是较具体写，写三峡，其中狭处“非日中半夜，不见日月”，还有猿鸣回响清越。写从西陵峡山顶望长江如带，船如凫雁，又写江水清处，“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这两种写法，对后来的山水记都有影响。
比方著名的《水经注》写“三峡”这一段，是从盛弘之《荆州记》里引来的。《荆州记》这一段见于《太平御览》卷五三地部一八《峡》里。其中写到“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就从这篇“非日月中夜半，不见日月”来的。其中写到“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就从“猿鸣至清，诸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来的。再看“三峡”这节的写法，也有概括写的，也有具体写的，不过它把概括和具体结合起来写，又稍有变化。像“三峡”写“惟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在这段里，有概括地写三峡的地势的，写三峡中水流的湍急的，也有具体地写其中的“隐天蔽日”的，写“朝发白帝，暮至江陵”的。概括和具体结合起来写，这是变化，但文还是受到这篇《宜都记》的写法的影响。受影响又有变化，所以“三峡”成为名篇，即吸收《宜都记》的写法，再加以发展变化。
写山水之美的，在梁代，还有吴均《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都是用骈文来写的。陶弘景的一篇，主要用骈偶句，也有少数散行，这是六朝骈文。吴均的一篇，如“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飘荡”对“东西”是各自为对。“急湍甚箭，猛浪若奔”以下，“泉水”四句，“蝉则”两句，“鸢飞”四句，“横柯”四句都对。再看陶弘景的一篇，也是骈散结合。如“高峰”两句对，“晓雾”四句对。又如“山川”两句，“两岸”四句，都是四字句，与对偶句配合，音调和谐。再有平仄调配的，如“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即仄平仄仄，仄仄仄平，“急湍”为仄平，即平音步，“甚箭”为仄仄，即仄音步，这句的两个音步一平一仄。下句“猛浪”仄仄，为仄音步；“若奔”仄平，为平音步，两个音步一仄一平，正好与上句相反，所以谐调。不过在六朝时的骈文，还不讲究音节的谐调。再看写景，《宜都记》里写“其水十丈见底，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这里作“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这里的水深，所以称“千丈”，所以写水色“缥碧”。看深水中的鱼，所以称“直视”。《宜都记》里写水较浅，所以看“游鱼如乘空”，各自从实地观察，写出所见，所以写得不同。再说这里描写山水景物是分开来写的：“水皆缥碧”六句都写水，“夹岸高山”六句都写山，“泉水激石”六句都写声音，有泉声、鸟声、蝉鸣声、猿叫声。这样就所见景物分类来写，是一种写法。陶弘景的一篇先写山川之美，再写早晚景色的变化，归结到自己的感受，是另一种写法。同样写景，各有不同。
四
唐代散文，在韩愈发动古文运动以前，受六朝骈文影响。如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工于写景，如“寒山远火”与“深巷寒犬”相对，“轻鲦出水，白鸥矫翼”相对。多用四字句，有诗情画意，有些《答谢中书书》的意味。另一方面，唐人把六朝骈文发展为四六文，多用四字六字句，更讲究音节谐调，如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这里共有五联，四联是句和句相对，一联是两句和两句相对，一联内部，句末的平音步对仄音步。如第一联，上句的“烟景”是平仄，为仄音步，下句的“文章”是平平，为平音步，一平一仄相反。第一联的“文章”是平音步，与第二联的“芳园”的平音步相承。再像第三联，上句的“俊秀”，是仄仄，为仄音步，下句的“惠连”，是仄平，为平音步，上联内一仄一平相反，下联的上句“咏歌”，是仄平，为平音步，跟上联第二句“惠连”的平音步相承。跟下联第二句的“康乐”的平仄，为仄音步相反。这就音律都谐调了。
到了韩愈反对骈偶，发动古文运动。因为六朝的骈文，讲究辞藻、对偶、音律，不免有忽略内容的毛病，所以韩愈提倡用散文来写作，回到先秦两汉的散文上。他又强调“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这就使他的古文运动，不是去模仿先秦两汉的古文，用适合于唐代的文言来创造一种新型的散文，成为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他要用这种散文来宣扬儒家孔孟之道，来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和道教。但在散文创作上，他不是用孔孟之道来说教，他是结合生活中的具体情况，根据自己的体会来发议论的。如《上张仆射第二书》，劝张建封骑马打毬对他的身体不利。信中没有引圣贤的话，是观察到“驰毬于场，荡摇其心腑，振挠其骨筋”，认为对有年纪的人不利。他的论说，还是从生活实践中来的。
他的《师说》，是结合当时人的耻学于师的风气来的，他认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是他反对当时以从师为耻的风气的独特见解。因此认为不论贵贱长少，只要“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也是他的独特见解。所以，他的论说不仅务去陈言，还有新的创见。他在《答李翊书》里还讲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种气是跟他的正确认识与强烈感情结合的，这就使他迫切地需要发言，使得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不同于骈文的要讲究对偶声律了。他的《杂说四》，反复感叹，借千里马的不幸遭遇来为人才的埋没发出强烈的感叹，就是这种气盛言宜的表现。他的散文有多种多样的表达手法。
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论文也讲明道。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里说：“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从哪里去取道呢？从事物中去取道，这是取道之内。因此他写《段太尉逸事状》，“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时赐言事，又具得太尉实迹，参校备具”（《与史官韩愈书》）。柳宗元写段秀实的逸事，是亲自去实地调查，再作访问对证，这样来求得认识的。再说他的立场，要求站在人民利益一边。因此，他写《捕蛇者说》，即是从实地调查得来的，又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的，所以证实“苛政猛于虎”的说法。韩愈也讲《原道》，却认为官是要民“出粟米麻丝”“以事其上”的，即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这篇对道的认识与柳文不同。柳宗元又写了寓言《三戒》，反对“依势以干非其类”，“窃时以肆暴”，都有深刻寓意。他贬官到永州，写了著名的“永州八记”的山水记。他的写法，不同于吴均记山水的分类来写，像《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采用了移步换形的写法，写鱼的空游和石上的鱼影画，有新的创见。
李商隐的《上河东公启》，说明在古文运动以后，唐代的四六文的成就。这篇在开头作交代，用散行。以下正式叙述，用四字句或六字句。如“梧桐半死”四字四句，两两相对，像“检庾信”七字四字四句，两两相对，倘不算开头的“检”、“咏”两字，正合六字四字句。以下各句，或四字，或六字句。下段“南国妖姬”以下四句，是两个四字句，两个六字句。说明四六文的安排是错综复杂的，不限于两个四字句和六字句的相对。这篇对李商隐为人的认识与研究他的《无题》诗都很重要，也说明四六文的重要性。
五
宋代散文又有它的特色，像王禹偁的记竹楼，范仲淹的记岳阳楼，描写景物，不受古文运动反对骈偶的影响。写竹楼，作：“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都是骈偶句。写岳阳楼，作：“衔远山，吞长江”；“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浮光跃金，静影沉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都是骈偶句。再看写景物，王禹偁、柳宗元都不光在描写景物，《黄州新建小竹楼记》重在写贬居的生活与感慨，《岳阳楼记》重在写古仁人的用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出自己崇高的志愿，超出于对景物的描写。从这里看到唐人写山水不屑模仿六朝人，宋人写山水，不屑模仿唐人，各有他们的创造。
到欧阳修继承韩愈的古文运动，反对唐末五代浮艳纤涩的文风，提倡一种平实朴素的散文。对于骈偶句，他有时有意改成散行，有时也不避，听其自然。像《醉翁亭记》，写四时的景色，作：“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写春夏的景物，就用骈偶句。写秋冬的景物，本可作“风高霜洁，水落石出”的对偶，却改成“风霜高洁”避免与“水落石出”相对。但像“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还是骈偶句。可见他对于骈偶句还是听它自然，不一定要避免了。欧阳修也讲道，他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但他认为文人“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答吴充秀才书》）。欧阳修的求道，在关心百事，从百事中求道。因此，他研究《五代史》，感叹唐庄宗的兴亡，写了《伶官传论》，是有所感触的。他被贬官到滁州，有所感触，写了《醉翁亭记》，也是他关心朝政，有所谏诤的结果，跟他关心百事有关。欧阳修的古文革新运动，除了从关心百事中去认识道以外，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种平易流畅的文风，使宋代的散文不同于唐代。唐代韩愈、柳宗元的散文，还有用艰深的词语的，如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的“水循除鸣”，“”二字就比较艰深。柳宗元《小石潭记》的“卷石底以出”，“卷石”本于《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注：“卷，区也。”“四升为豆，四豆为区”，这样解的“卷”也比较古。说明韩柳文中还不免用艰深的字。到欧阳修作文，主要用平易的词语，文从字顺，使宋代的散文不同于唐代。他的散文，还有委曲婉转的风格。曾巩的散文深受欧阳修的影响，说理透辟，层层深入，像他的《寄欧阳舍人书》，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里称它为：“此书纡馀百折，而感慨呜咽之气，博大幽深之识，溢于言外。”正说它情深理足，具有委曲婉转的风格。王安石的散文，在《上人书》里强调“务为有补于世”。他的《答司马谏议书》，理足气盛，笔力刚健，具有峭刻劲悍的风格，与欧阳修委婉曲折的风格不同。
宋代散文的杰出成就当推苏轼。他在《答谢民师书》里称：“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他善于求物之妙，具有系风捕影的本领，能够看到千万人看不到的事物的妙处，又能使这种妙处了然于手。所以他的散文“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正如他的《文说》说的：“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观物之妙，如《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里说，从竹的“一寸之萌”，到它的“剑拔十寻”，看到它的“生而有之”的生机。画的时候，抓住它的生机，表现他以艺术家的心眼，能看到千万人看不到的美妙，又善用艺术家的手，把它捕捉下来，成为杰出的散文家和诗人。
南宋的散文，突出的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像陆游的《跋傅给事帖》，写他童年时看到士大夫言及国事的，“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都有杀身报国的精神，极为感人。像文天祥的《正气歌序》，用浩然的正气，来抵制一切邪秽之气，发扬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顺便提及，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以后，唐代还有四六文。欧阳修提倡古文运动以后，宋代还有四六文。宋代四六文的特点，就是趋向散文化，散文化的四六文，当为宋代四六文的特色。
六
金元的散文，像金代元好问的《送秦中诸人引》，这是一篇在秦中送别的序言。元好问本有志于用世，但在这篇里却写了隐退的心情，这跟当时的时势有关，是一种含蓄的写法，可供体味。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继承南宋的爱国主义精神。虞集的《南昌刘应文文稿序》，论文推重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位，是比较正确的。这样看来，金元的散文，还是宋代散文的继承。
明代散文，初期有成就的，当推宋濂、刘基。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是一篇劝学的文章。通过切身体会，亲切感人。刘基的《郁离子》，通过寓言来针砭时弊，有思想性，与柳宗元的寓言比，具有不同的特色。
明代唐宋派的散文，推重归有光。归有光的散文，方苞《书归震川文集后》，称：“其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事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侧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于欧曾，而少变其形貌耳。”如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姚鼐《古文辞类纂》评此文称：“震川之老妪语，至琐细，至无关紧要，然自少无母之儿读之，非不流涕矣。由其情景逼真，人人以为决有此状。”认为他写琐碎的事，都表达出极真挚的感情，有感动人的力量。认为这种写法，从司马迁《史记》写人物通过细节描写来传达人物的神情中来，改变欧阳修、曾巩写人物的形貌，另有写法。明代唐宋派的散文，像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值得称道。他提出文章要有“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者，不足以与此”，这是极精辟之论。
明代复古派的散文，就缺乏这种精神。其中有这种精神的推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刻画逢迎权贵严嵩的丑态，为前古所未有，最为突出。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表达了强烈的反民族压迫的精神，极为感人。
清代初期的散文，像黄宗羲的《原君》，抨击君主的罪恶，极为深刻。在封建社会里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是极为难得的。像顾炎武的《广宋遗民录序》，抨击士大夫的变节，也有教育意义。侯方域的《马伶传》是刻画人物的，当时的士大夫是轻视伶人的，侯方域能替伶人作传，写他在演技上的争胜精神，是难得的。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也是写人物的，刻画左光斗的精神，光彩照人，在桐城派散文中是杰出之作。写狱中一段，描写生动形象，极为感人。全祖望的《梅花岭记》，表扬史可法的反民族压迫精神的。袁枚的《书鲁亮侪》，写人物的，写鲁亮侪去摘中牟李令印事，通过他的微行察访，通过他的思想斗争，通过他的无畏精神，敢于跟威严的总督顶撞，突出他的为人。这样写，既有事件，又有细节描写，在塑造人物上是成功的。
桐城派姚鼐论文，主张义理、考据、辞章的结合。《登泰山记》是游记，谈不上什么义理。假使把说明事理也作为说理，那么这篇里有说明、考据和词章。如说“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下文又讲到西谷、东谷，这是说明。讲到中谷即古环水，这是考证。下面写泰山日出，有色彩变化，有形象比喻，有环境描绘，极为精彩，这是词章。三者结合，不同于空论，确为佳作。
这时期在散文创作上最有成就的是龚自珍，他反映先进思想，有反对封建束缚，坚持个性解放的要求。他的《病梅馆记》，借病梅来抨击封建专制压抑人才，束缚个性，禁锢思想的罪行，发誓要疗梅救梅，风格劲悍犀利，含义深刻。
汪中的骈文《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不再按照四六文的格式，却上溯到六朝的骈文。叙事用散行，开头四句就是。下接“寒流清泚，秋菘满田，室庐皆尽”，用四字句，工于写景。下接“古柏半生，风烟掩抑，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情见乎辞，不求对仗工整。再像“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婕妤悼伤，文姬悲愤”；“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四字句、六字句对仗极工。可见作者有意避免用四六句，要上追六朝骈文了。
以上对历代散文的演变，略作说明。总之，可以看到散文的创作，既以情意为主，景物为辅，情景不同，写法各异，又由于时代不同，又有新变。这里只能作为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罢了。
注 释
〔1〕又作《与朱元思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