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曾亮
余为董文恪公作行状，尽览其奏议。其任安徽巡抚，奏准棚民开山事甚力。大旨言：与棚民相告讦者，皆溺于龙脉风水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山，保一棺之土；弃典礼，荒地利，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崇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启事端。余览其说而是之。
及余来宣城，问诸乡人。皆言：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石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斧斤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余亦闻其说而是之。
嗟夫，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由前之说，可以息事；由后之说，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于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故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清朝上元（在今江苏江宁县）人。官做到户部郎中。他学桐城派古文，很有名。这篇文章，选自《柏枧山房文集》。作者在读董文恪的奏议时，认为他支持棚民开山种旱谷的话，完全是正确的。不过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到了宣城，就向农民了解开山种旱谷的事。农民指出开山种旱谷会造成水土流失，会造成水旱灾害，使田地受害。他听了，也认为这话是完全正确的。他因此感叹利害不能两全，想不出两全的办法来。
从这里，我们看到作者认识事物的态度，他不停留在听一方面的话，听当时统治者的话，还注意到当地去听农民的话。这种态度是好的，所以他能看到事物的矛盾，不停留在片面的理解上。
从这篇里，我们看到作者跟董文恪的态度不同。董文恪是地方上的最高长官，他首先不是替人民的利害打算，是替自己的官位打算，只要棚民不闹事，自己的大官就可安稳地做下去。所以作者先引董文恪的话“不可禁止，以启事端”，显得他就是怕棚民闹事。最后又说，“由前之说，可以息事”，“不至于董公之所忧”，显得董文恪想的只是怎样息事宁人，他担心的只是闹事。他不光这样自私，还用破除风水迷信来掩盖棚民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来欺骗不明了情况的人。在这里作者虽然没有一句话批评董文恪，但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董文恪，不首先考虑人民疾苦，只是替自己保持官位打算的自私心理，他的欺骗手段，都含蓄地揭露出来了。
作者不是站在董文恪的一边替他掩饰，反而含蓄地揭露他，这在当时是难得的。这也说明作者确实是关心农民的，所以他能够亲自向农民了解情况。他同情农民，但并不因此排斥棚民。他考虑的是怎样解决棚民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棚民是在家乡无法生活而逃荒出来的农民，作者这样考虑也是正确的。棚民和农民的矛盾，实际就是要解决开山而避免水土流失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个体农民所能解决，也不是逃荒出来的棚民所能解决，至于那些只求不出事的大官更是不愿意正视这个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自然只能感叹没有办法了。
这篇文章的特点是：语言朴实、简洁，叙述正确扼要。一般说来，奏议的文字为了要使对方信服，往往有议论有叙述，写得较长。作者把董文恪的奏议压缩成两句话，极为扼要，就在这两句话里含着对他的揭露，又极为精练。再像他写乡人的话，有对开山前和开山后的比较的，有说明水土流失的原因的，有叙述水土流失情况的，有写农民对这事的意见的。作者叙述得很有条理，也极为干净扼要，并且在重要处又很具体细致，像写下雨时，雨水“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没有农民的细致观察，就说不出这话。这段里最后的“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用反衬对偶形式，极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