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乐府之大异于汉者有一事焉，曰乐府不采诗，而所谓乐府者，率皆文士之什是也。或者以为时当丧乱分割之际，又声制散佚，解音者少，故采诗之事，势有未遑，实则不然也。按《魏志》十二《鲍勋传》载有文帝事一则，颇足为魏乐府何以不采诗之说明。兹具录如下：
文帝将出游猎，勋停车上书曰：“陛下仁圣恻隐，有同古烈，臣冀当继踪前代，令万世可则也。如何在谅 之中，修驰骋之事乎？臣冒死以闻，唯陛下察焉。”帝手毁其表，而竟行猎。中道顿息，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如八音也？”侍中刘晔对曰：“猎胜于乐。”勋抗辞曰：“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 ，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哉！”因奏刘晔佞谀不忠。帝怒，作色罢。还，即出勋为右中郎。
观此，则知文帝之视乐府，实与田猎游戏之事无异，刘晔之对，乃其本心，故鲍勋虽据理抗颜，援引先哲名言，而适以撄其逆鳞。则知魏乐府之不采诗，并非厄于环境而不能，实由于乐府观念之改变而不为。前此论乐，重与政合，故虽两汉，不废采诗。今既以八音但为耳目之观好，根本否认其政治功用，所谓移风易俗者，自无取于遒人之击铎也。
盖曹魏一代，本为儒学之破坏时期，而主其事者即为武帝与文帝。故晋傅玄《举清远疏》云：“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宋书·臧焘传》亦云：“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庠序黉校之士，传经之业，自黄初（魏文帝）至于晋末，百余年间，儒教尽矣！”而《魏志》十六《杜恕传》亦载恕太和中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尤足证儒学之破坏，实自曹魏开之。夫乐本《六经》之一，地位甚高，而著效则缓，与法家之功利主义根本不合，其见视为迂阔而远于事情，亦理之固然也。此当为魏乐府不采诗之主因矣。今就此时期乐府之现象，撮其大要，分三项次叙于后。
一、文人乐府之全盛 乐府自东汉以来，文士始多仿制，然大都不过一二篇，其风未盛也。至魏则乐府既不采诗，民歌来源，根本断绝，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文心·明诗》）故前此文人所斥为郑声淫曲者，今则适为唯一之表现工具。前此所不甚著意经营者，今则竭全力以赴之。三祖陈王，所作皆多至数十篇，文人乐府，斯为极盛。故其作品，亦遂与汉大异。以言风格，则变而为高雅，且时出以寄托，如曹植《美女》等篇，无复两汉朴鄙之风。以言文字，则变而为绮丽，故《诗薮》谓：“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西汉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盖已下开六朝雕琢之风。以言内容，则类不出乎个人生活之范围。《文心雕龙·乐府》篇云：“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旅，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盖大致然也。此亦当时文人乐府应有之现象也。
二、声调之模拟 《晋书·乐志》云：“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及魏氏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云删定雅乐。”又曹植《鼙舞歌》序云：“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观此，可见当时乐府人才之缺乏与声调散亡之情形。故魏世诸作，绝少创调，大抵皆不过“依前曲作新歌”而已。
此种声调之模拟，其格式亦有不同。有用旧曲而不用旧题者，如文帝黄初二年（221）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始乐》，又如缪袭《魏鼓吹》十二曲，改汉《铙歌·朱鹭》为《楚之平》，改《艾如张》为《获吕布》之类。有用旧曲而兼用旧题者，此类最多。汉乐府皆题义相合，如“词”之初起者然：《杨柳枝》便咏杨柳，《竹枝》便咏竹，《渔父》便咏渔翁。至魏则不然。一面以缺乏识乐之人，不得不借用旧曲，一面又以意志内在之要求，复不欲为旧题所囿，于是借题寓意，“著腔子唱好诗”，故乐府之题与义，多判不相谋，如《薤露》本汉丧歌，曹操乃以之咏怀时事，《陌上桑》本汉艳曲，而曹操又以之侈言神仙，是皆离开原题而自作新诗者也。《唐庚文录》云：“古乐府命题，皆有主意，后之人用乐府为题者，直当代其人而措辞，如《公无渡河》，须作妻止其夫之辞。”若以唐氏此言，求之魏乐府，合者盖十不一二也。胡应麟云：“乐府自魏失传，文人拟作，多与题左，前辈历有辩论，愚意当时但取声调之谐，不必词义之合也。”此言得之。故此类作品，一似纯出模拟，其实皆属创作，以其题虽旧，而其义则新也。此外亦有自出新题者，如曹植之《名都》、《白马》、《妾薄命》，阮瑀之《驾出北郭门行》等，并似因意命题，无所依傍。疑此类在当日皆未尝入乐，故无须乎袭用旧题以为曲牌之标志，而题之与义，遂得以悉相符合。观子建《名都》、元瑜《北郭》，并描写社会，指切当时，盖犹得汉乐府风人之遗意，惟此类究不多见，唐人新题乐府，实滥 于此。
三、体裁之大备 世多谓乐府为诗之一体，实则一切诗体皆由乐府生也。汉乐府多杂言及五言，四言甚少，至六言七言，则更绝无其作。魏则诸体毕备，吾国千百年来之诗歌，虽古近不同，律绝或异，要其大体，盖莫不导源于此时矣。
近人有因魏为乐府之模拟时期，遂多以后世填词相拟议者，私窃以为不然。盖填词有一定之字句，不可增减，而魏之为乐府者，则极其自由，例如《陌上桑》本为五言，而曹操乃拟作长短句，《薤露》、《蒿里》本长短句，而曹操又拟作五言，诸如此类，更仆难数，其与后世填词，自属不侔。按《宋书·乐志》引张华《表》云：“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皆系于旧。”意者当时乐府之模拟，只求合于旧曲之韵逗曲折，不必如后世之按字填词，故能于一调之中，而适用各种诗体，观同时曹丕《陌上桑》，与曹操所作者，文句长短便不同，亦可为证也。故魏世作者，不独不受古题之牢笼，抑亦不受声调之桎梏，此其所以能各随其才性而尽其所长也欤？诸体之中，尤以曹操之四言，曹丕之七言，曹植之五言，为最可注意。影响亦最大。其六言一体，曹植虽有其作（《妾薄命》），然无若何影响。
要之，以内容而论，魏乐府实远不逮汉，盖写作多以个人为主，题材单调，局面狭小，且不足以“观风俗，知薄厚”也。然以形式言，当时作者能对于各种诗体作多方面之尝试与努力，为后世诗坛辟一新局面，开一新途径，则亦自有其价值与贡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