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一论《杂曲歌辞》有曰：“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寝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漫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返，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虽沿情之作，或出一时，而声辞浅近，少复近古。”其论声辞演变之迹，实至为明简。惟谓新声之起，由于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则原因尚不如是之简单也。无论此时雅乐废绝，不能复制，藉曰能制矣，恐亦不足以遏此种新声艳曲之狂焰。以南朝社会，实一色情之社会，其所爱尚自为一种色情之乐府，虽有雅乐，其奈不好何？故兹章所述，即首在从当时社会各方面， 一究此种艳曲发达之根源。
溯自西晋永嘉之乱，五胡云扰，中原鼎沸，怀、愍二帝，相继被虏，元帝渡江，即位建业，遂为东晋，而开历史上南北对峙之局面。以前史家，过重传统，故多将东西二晋合为一代，李延寿作《南吏》，即始于刘宋而未能打破。实则质之于地理、 政治、思想、风俗各方面，东晋皆与宋、齐、梁、陈四朝成一天然不可分裂之整个时代。而文学中之乐府，尤若连环然。故此所谓南朝，乃包括以上五代而言，自东晋元帝太兴元年（318）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凡二百七十二年。
在此二百余年中，实为吾民族最消沉亦最可耻之时期。外则大河南北，蹂躏于异族铁蹄之下者历载三百而莫能恢复，内则弑篡环生，干戈迭起，坐拥百越沃野之资，江汉山海之利，而莫肯以中原为意。新亭之泣，击楫之声，东晋以下，寂尔无闻，而读《晋书·郭澄之传》，尤令人嗟悼：
刘裕北伐，既克长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属议之，多不同。次问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诵王粲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裕便意定。曰：“当与卿共登霸陵岸耳。”
一念之私，败于垂成，汉族之不振，此实一重大关键也。虽然，以文学而论，则此期乐府亦占有诗史中最新鲜之一页焉，即所谓《清商曲辞》者是也。
此种《清商曲辞》，亦即郭氏所斥为“艳曲”者，其发达之情形，吾人可于当时反对者之论调中见其真象。《南齐书》二十三《王僧虔传》：
僧虔……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上表曰：……今之《清商》，实由铜雀，三祖风流，遗音盈耳。……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 务在焦杀，不顾音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
又《太平御览》五百六十九引梁裴子野《宋略》云：
先王作乐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节群生之流放。……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乱俗先之以怨怒，国亡从之以哀思。优杂子女，荡悦淫志，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漫为瓌玮，会同享觐，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纤罗雾縠侈其衣，疏金镂玉砥其器。在上班赐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 如恐不及，莫为禁令，伤风败俗，莫不在此。
王、 裴二氏之论，皆意在攻击者，然吾人正可视为当时《清商曲辞》发达之实录。而其所谓“荡悦淫志”，所谓“喧丑之制”，乃适为南朝乐府之正宗与特色焉！
《清商曲辞》——南朝乐府之宝藏，就其发生时代之后先与作者之不同，大致可分为两期：
（一）前期民间歌谣。
（二）后期文士拟作。
前期相当于晋、宋、齐，后期相当于梁、陈。而前期之民歌，尤占有最重要之地位。其不同于汉民间者约有三点：其一，体裁简短。大抵皆五言四句之小诗，与汉之多长篇者异。其二，风格巧艳。缠绵悱恻，摇荡心魂。民歌则游戏于双关，文人则驰骋于声韵，于恋情并多大胆之白描。此与汉之质朴温雅者异。其三，内容单调。汉乐府民歌普及于社会之各方面，南朝则纯为一种以女性为中心之艳情讴歌，几于千篇一律。其中有本事可寻者，亦不外男女之风流韵事，如《团扇郎》之出于晋中书令王珉，《桃叶歌》之作于晋王子敬。总之千变万转，不出相思，此与两汉以来所谓“乐府多叙事”者又异。
基于以上三点，故南朝之于汉魏，声调方面虽属一脉相传，而实际则无异于另起炉灶。其在文学史上亦具有开辟风气之功用，齐梁间纯文学观念之产生及后此宋词风格之形成，皆南朝乐府有以为之先路也。人亦有言，文学为时代之反映，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环境，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即本此意而略究其发达之原因，条论于后。
（一）因于地理者 地理之影响于人生者有二： 一曰天然环境，二曰经济条件。地理不同，斯国民性亦随之而异。魏晋乐府，变汉者也，然以同为黄河流域之产品，故虽变汉，而犹近于汉。若南朝乐府，则其发生皆在长江流域，山川明媚，水土和柔，其国民既富于情感。而又物产丰盛，经济充裕，以天府之国，重帝王之州，人民生活，弥复优越，故其风格内容，遂亦随之而大异。关于此点，李延寿《南史》曾有一段美妙之言论：
宋武起自匹夫，知人事艰难，黜己屏欲，以俭御身。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壑，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 ，盖宋世之极盛也。永明继运，垂心政术， 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 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见《循吏列传》，此有节文）
在此种幽美之天然环境中，男女风谣，自易发达。况南朝民间乐府本不如两汉之采于穷乡僻壤，而乃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者。如《吴歌》盛行之建业，《西曲》发源之荆、襄、樊、邓，前者既系当日首都，后者亦为重镇。今观其歌词，《吴歌》无论矣，若《西曲》，则其中有《襄阳乐》焉，有《石城乐》焉，有《寻阳乐》焉，有《江陵乐》焉，皆以城名为曲调之标志，其为出于城市，实至显而易见。（前引《南齐书·王僧虔传》“民间竞造新声杂曲”，其所谓“民间”，实即城市。）
城市生活，本近声色，而当南朝时，因官吏之贪聚，世家之挥霍，与夫伽蓝之建设，城市经济，益形膨胀。是以四方虽穷，而城市恒富，百姓虽流离痛苦，而城市居留者则正不妨于“桃花绿水之间，春风秋月之下”，度其爱恋生活。其发为情词艳曲，盖亦理所固然。则初不必如《南史》所称，有待于宋、齐之盛世也。
（二）因于政治者 庾信《哀江南赋》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搢绅以清谈为庙略。”南朝政局之混乱黑暗，二语尽之矣。而当时人君之忌才好杀，尤造成一般之恐怖心理。其中尤以文人遭遇最为惨酷，若晋之刘琨、郭璞，宋之谢灵运、鲍照，齐之谢朓、王融，皆所谓不得其死者也。《南史·鲍照传》：
上（宋孝武帝）好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章多鄙言累句。 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
又二十二《王僧虔传》：
僧虔弱冠，雅善隶书，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孝武帝年号）之世，常用拙笔书，以此见容。
又五十《刘之遴传》：
之遴寻避难还乡，湘东王绎尝嫉其才学，闻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药杀之。不欲使人知，乃自制志铭，厚其赙赠。
呜呼，一技之长，犹不得展，才学之道，适以杀身，其他以位高望重而招忌者，更不待言矣。故其时， 一般士大夫无论在朝与否，大抵皆销声匿迹，不干世务，高者则肥遯丘壑，或息影田园，下者乃托逃于酒肉声色以取容，观谢朓送谢瀹于征虏渚而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饮酒！ ”则一时心理如何，固可灼见也。此种浪漫乐府之得以发荣滋长，鲜受朝士大夫之非难与制裁者，亦黑暗政局下所产生之享乐与颓废之人生观，有以致之也。
（三）因于风尚者 南朝乃一声色社会，崇好女乐，观前引裴、王二氏之言即可见。而民间风情小调，本与女乐相近，最合于使用，故极为当时上层社会之所爱好，《晋书·乐志》所云“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者是也。今更略举数事，以示一斑，并以实裴、王二氏之说。《晋书》八十四《王恭传》：
会稽王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
又《南史》二十二《王俭传》：
齐高帝幸华林宴集，使各效技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
又六十三《羊侃传》：
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棹歌》两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穷极奢靡。 初赴衡州，于两艖 间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设帷屏，列女乐， 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
又六十《徐勉传》：
普通末，（梁）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 并华少赉勉，因此颇好声酒。
观《勉传》，可知今所传《清商曲辞》中之《吴声》、《西曲》，皆为当时之女乐。其施用乃甚广泛，凡朝廷宴集，道路游行，以及赏赐功臣，皆用之。甚且流传于朝士大夫之口，故王僧虔叹为“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朝廷之上，风气如此，虽欲不发达，其可得乎？（按《南史·徐湛之传》：“伎乐之妙，冠绝一时， 门生千余，皆三吴富人子，资质端美，衣服鲜丽，每出入游行，涂巷盈满。何勖、孟灵休并奢豪，与湛之以肴膳服饰车马相尚。”当时上层社会生活之糜烂腐朽，此亦一证也。）
（四）因于思想者 自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何晏、王弼之徒，复以玄虚相扇，儒教遂趋式微。迨夫东晋，佛教复盛，思想乃益行混乱，“羁鞍仁义，缨锁礼乐。”（晋葛洪语见《意林》）而儒家自两汉以来之道德观念与权威，至是乃荡然无余。其有能以礼自防者，众亦必嗤之以鼻。《南史》二十三《王琨传》：
大明（宋孝武帝）中，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下省设女乐，琨时为度支尚书，要琨同听。传酒行炙，皆悉内妓。琨以男女无亲授，传行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后取。毕，又如此。坐上莫不抚手嗤笑。
其荡检逾闲，殆不复知礼义为何物矣。此种思想解放之结果，遂产生一浪漫自由，享乐现实之人生观，任情而动，恣意而行，社会亦无所谓舆论。男子如此，女性亦然。《南史·宋废帝纪》：
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 帝乃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此言而公然出于女子之口，诚有史以来所未有。加之当日佛教信徒之不守清规，而淫乱之俗以成。《晋书》六十四《简文三王传》：
于时孝武不亲万机，但与道子酣饮为务。姏姆尼僧，尤为亲昵。 许荣上书曰：“臣闻佛者清远玄虚之神，以五诫为教，绝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秽慢阿尼，酒色是耽。”
此东晋时事也。又《南史》十三《南郡王义宣传》：
义宣多畜嫔媵，后宫千余，尼媪数百， 男女三十人，崇饰绮丽，费用殷广。
此刘宋时事也。又卷十二《元徐妃传》：
元帝徐妃讳昭佩，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 ……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与淫通。……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普贤尼寺， 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
此梁时事也。而观梁郭祖深上书，则道人又有所谓“白徒”， 尼则皆畜“养女”，并不贯人籍。 是丘尼无异于娼妓，而佛寺同于北里也。良以当其时，思想既失中心，新者复未建立，故虽以清静为门之佛教，不独于人心无所裨益，而实际乃适为助长淫乱之阶梯。（按梁王金珠《欢闻歌》云：“艳艳金楼女，心如玉池莲。持底报郎恩？俱期游梵天。”所谓梵天，亦即指佛寺，句意谓幽会于佛寺中。）
（五）因于制度者 自魏立九品中正之法，以辨人才之优劣，凡州郡皆置中正，以九等第其高下而登庸之，其用意盖祖两汉之“以土断官”。惟实际任归台阁，取决于一二本州中正为京官者之口，非真由于乡曲之清议。故其弊也，遂发生门第之观念，自西晋刘毅即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叹。下及南朝，此制未改，门第之见，沿习益深，而门第阶级，因以形成。世家者以门第自负，朝廷亦以其门第而官之。国法所不能加，人君所不敢问，虽朝代屡变，而门第依然，东晋王谢，其著者也。观宋废帝以文帝女新蔡公主（废帝之姑）为贵嫔夫人，而改姓谢氏， 侯景请婚，而梁武帝答以“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 并足见其传统势力。又如《南史》二十一《王僧达传》：
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尝答诏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负如此！路琼之，太后兄庆之孙也。宅与僧达并，尝盛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侍从骑卒）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 。太后怒，泣涕于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加以罪乎？”
又五十一《萧正德传》：
正德志行无悛，常公行剥掠。时东府有正德，及乐山侯正则，南沟有董当门子暹，世谓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涉，此四凶者，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杀人于道，谓之“打稽”。时豪勋子弟多纵，以淫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
其有能以名教自重者，亦不过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贵公子， [1] 征歌逐舞，弄月吟风，乃其当行本色。在此种养尊处优、淫盗为业之社会中，摇荡心魂之情歌艳曲，自为当时有闲阶级及统治者之生活要求。南朝乐府，无论民间与文人，皆绝少描写社会疾苦者，盖职是之故。彼辈世代簪缨，锦衣玉食，本不知世间有疾苦事也。迨隋罢九品中正，开进士之科，有唐因之，门第阶级，始渐衰落，士大夫多起自田野，乐府遂亦随此种制度之改变而与南朝异其方向，则所谓唐人《新乐府》者是也。
综观上述五因，南朝乐府之发达，自非偶然。因其在文学史上为划分时代，而以文学价值言亦为表现时代之作品，故为究其根源如此。亦以使夫读者知此种恋歌过剩之产生，实出于一不健全不景气之社会。
世间因果，本自环循，社会环境，胎息文学，文学亦复陶铸社会。然则南朝国势之不振，民气之萎靡，读其乐府而不难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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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朝社会尤其是贵族阶层，最轻视劳动及劳动人民，如《南史·到溉传》：“溉历御史中丞，掌吏部尚书，时何敬容以令参选，事有不允，溉辄相执。敬容谓人曰：‘到溉尚有余臭， 遂学作贵人！’初，溉祖彦之，以担粪自给，故世以为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