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文苑传》序云：“中州板荡，戎狄交侵，替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亦有时而间出矣。然皆迫于仓卒，率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才有优劣，时运然也。”故北朝一代，实无所谓文学，如曰有之，则厥为乐府。
溯自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塞内，其后生息日繁，实力日厚，辄因忿恨，杀害吏民，渐为心腹之患。《通鉴·晋纪三》：晋武帝太康元年（280）“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帝不听。”又惠帝元康九年（299），江统作《徙戎论》，略谓“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宜及兵威方盛，徙诸羌氏各附本种，反其旧土。”朝廷复不能用。而其时更有八王之乱，方以干戈自相鱼肉，“五胡乱华”，实兆于是。此北朝所由来，亦即北朝乐府所由生也。
李延寿《北史》，起于后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讫于隋义宁二年，而此所谓北朝，则始于南北对峙之初，终于北周禅位，即公元318年至581年。而以隋附焉。在此二百六十余年中，北朝皆蹂躏于异族，惟就文化方面言，则亦可分为两期：第一，五胡十六国之混乱时期。——公元318年至439年，此期胡风最盛。第二，后魏、北齐、北周之统一与分治时期。——公元439年至581年。此期已渐染华风。考北朝正式成立乐府，在第一期魏道武帝开国之世（约当公元388年），而其发达，则在魏太武帝统一北朝，及孝文帝崇尚华风以后，故吾人叙北朝一代乐府，亦大致可就此种文化之变迁而分为虏歌、汉歌前后之两期。
（一）虏歌时期 此为初期以虏音发表之歌。即后魏道武帝所用之乐章。《隋书·音乐志》引北齐祖珽表云：“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 。至道武皇始二年（397）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 ”又《魏书·乐志》：“太祖（道武帝）初，正月上日飨群臣，兼奏赵燕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饗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生，礼不忘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凡一百五十章。昏晓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可知此时所用乐章，乃系一种虏音歌曲，惟魏志所云一百五十章之《真人代歌》，至唐时已遗佚过半。《旧唐书·乐志》：
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皆马上乐也 。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时，（魏先世称代）命掖庭宫女，晨夕职之。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 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皇太子》、《企喻》是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 ，此后魏所谓《簸罗回》者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赵之际，（代都时）鲜卑歌也。其词虏音，竟不可晓 。
惟历代史志，皆不录其词，故今则并唐末尚存之五十三章歌词，吾人亦不可得而见。今《鼓角横吹曲》中犹有《钜鹿公主》、《企喻》二曲名，然其词非所谓“虏音不可晓”者，自非鲜卑歌之旧。故此期乐府，实等于零。其真象，已不可得而知也。
按《北齐书》三十三《徐之才传》：“太宁二年（562）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范，为尚才典，御勅令诊候，内史皆令呼太后为‘石婆’。盖有俗忌，故改名以厌制之。之范出，告之才曰：‘童谣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斩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 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岂有好事？斩冢作媒人，但令人合葬。自斩冢唯得紫 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为字此下系， 者熟当在四月之中。’之范问‘靴是何义？’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宁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观此，知北齐时犹有一种虏音歌谣，流行社会。《唐志》谓《真人代歌》，其词虏音，竟不可晓者，以此推之，略可窥见一斑。行而不远，固其宜也。
（二）汉歌时期 此为后魏以来用汉人语言文字所发表之歌。亦间有后魏以前作品。《隋书·乐志》云：“孝文颇为诗歌，以勗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又《北史·孝文帝纪》：“太和十九年（495）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又《咸阳王禧传》：“孝文引见朝臣，诏断北语，一从正音 。禧赞成其事。于是诏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率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违，当降爵黜官 ！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为被发之人。”此期汉语歌曲之发达，当即在魏孝文前后。今其作品，大部尚存，即所谓《梁鼓角横吹曲》是也。《魏书·乐志》不载，不知何故。《乐府诗集》引陈释智匠《古今乐录》云：
《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瑯琊王》、《钜鹿公主》……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声，十一曲有歌。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雍台》、《胡遵利 女》、《淳于王》、《捉搦》、《东平刘生》……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总六十六曲。
三曲有歌者，谓《淳于》、《捉搦》、《东平》。此六十六曲之歌词，今悉存《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为北朝乐府唯一材料矣。
所谓《梁鼓角横吹曲》者，实皆北歌，非梁歌也。今歌辞中有“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及长安、渭水、广平、钜鹿、陇头、东平、孟津诸北方地名，皆可为证。按梁武帝有《雍台》一首，为《胡吹旧曲》十一亡曲之一（见上引），又《隋志》云：“陈后主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是此种北歌，固尝先后输入于梁、陈，故智匠作《乐录》时，因题曰“梁鼓角横吹曲”耳。歌是北歌，而保存之者则南人也。后世选诗家，因循不改，举以属梁，不足为训。
《横吹曲》本为胡乐，于军中马上奏之，自汉武帝时即输入中土，李延年因《摩轲兜勒》一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者是也。魏晋以来，不复具存。而其时所用者有《黄鹄》等十曲，其辞亦亡。故今所传北朝乐府，乃《横吹曲辞》之最早与最地道者。北朝本以朔虏入主中华，崇尚武勇，习于征战，由其民族性之所近，故《横吹曲》独盛，而与南朝繁淫之《清商曲》分道扬镳焉。
每观北史，未尝不窃怪彼拓跋、鲜卑，以少数被发左衽、结绳引弓之民族，控制吾华夏历二百余年之久，开有史未有之奇迹，仅赖文化之力，使之潜移默运，终归消融。及读其乐府，悲壮豪迈，尚武之气，充溢行间，然后知其所以至此者，实非无故也。嗟夫，使北朝之事而重演于今日者，吾知其又必不然矣。同化云乎哉？乐府云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