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文苑传》叙曰：“暨永明（南齐）天监（梁）之际，太和（北魏）天保（北齐）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吟咏，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此其故，《颜氏家训》已尝言之：“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词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词多古语。……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音辞篇》）此虽论音辞，然文学之歧异，固亦未尝不由于此。盖山川水土不同，斯性质才情各异，故发为声诗，亦互有别。一贵清绮，文胜乎质，一重气质，质胜乎文。而诗歌之道，言之无文，则行焉不远，北朝文人乐府之消沉，或不解吟咏，或有作而终归湮没，如阳俊之“淫荡而拙”之类，亦自然环境使然也。
其表现此种作风之差异最为明显者，厥为南北两朝之民间乐府，即《清商曲辞》与《鼓角横吹曲》也。今即将前此所叙，作一综合之比较。按《大子夜歌》云“歌谣数百种”，现所存南歌，无数百种之多，又后魏太乐令崔九龙云：“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现所存北歌则只数十曲，知两朝乐府，俱有亡佚，而北朝损失尤重，兹所比较，亦只能就现存者言之耳。
（一）音制 南歌为“浅斟低唱”之女乐，出于江南，属《清商》。北歌则为“军中马上”之武乐，来自漠北，属《横吹》。故唐《太乐令壁记》序云：“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南朝夙尚淫祀，故有祀神之《神弦曲》，北歌则无有。又南歌有和声、送声，北歌亦无有。
（二）形式 南北朝民歌，皆系短章，以五言四句为主。四言四句体，间亦有之，但均不多，此其所同。惟南歌中有五言三句者，如《读曲》、《神弦》等。有五言五句者，如《前溪》。有五言六句者，如《娇女》、《圣郎》。北歌则并无之。北歌中，有七言四句之七绝体，如《捉搦》、《隔谷》诸曲。南歌则亦不见。惟文士拟作，颇尚斯体，如梁简文、陈后主诸人之《乌栖曲》，并是七绝。至于六言一体，南北民歌俱寡，南惟《道君》一曲，为六言二句。北尚未见，惟文人多好为之，如阳俊之之《阳五伴侣》，王褒之《高句丽》，庾信之《舞媚娘》。此其所异。
（三）内容 南歌内容单调，几纯为男女相悦之情，画眉注口之事，绮罗香泽之气。北歌则较复杂、充实，有写从军边塞者，有写英雄气概者，有写贫人孤儿之痛苦者，有写兄弟之不相顾者；即属情歌，其中女性亦似甚朴素，绝少脂粉气。盖南北社会环境，风俗习尚，及经济背景皆不同也。此其内容殊异之有迹而可寻者。窃谓文学作品，必有其三大要素，即情感、想象与思想也。故今更就此三者一比较言之。
（1）情感 文学为情感之结晶，民歌之可贵，即在有真情。惟其有真情，故虽同为民歌，而仍各具面目。即以南北朝民歌观之，南人未免儿女情长，北人则多风云之气；南人情柔，而北人情刚；一如潺潺溪流，委宛曲折，一如蓬蓬野火，顺风而趋，迥不相侔。“拾得娘裙带，同心结两头。”“汗污莫溅洗，持许相存在！”北朝决无此种痴心男女。“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南朝亦决无此种好汉。其在恋歌，南歌如“通夕竟不来，至晓出门望！”“夜相思，望不来。人乐我独悲！”“思欢不得来，抱被空中啼！”“一坐复一起，黄昏人定后，许是不来已！”真乃寸寸柔肠，低徊欲绝。北歌则直云：“欲来不来早语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更不能悲啼矣。南歌又如：“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愿得无人处，回身就郎抱！”“双眉画未成，那能就郎抱！”北歌则直云：“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枕郎左臂，随郎转侧。”更不待作尔许周折矣。孔子曰：“食、色，性也。”男女相悦，盖亦自然。惟南朝女子则每犹豫其词，如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谁能不相思？独在机中织？”“谁能空相忆，独眠度三阳？”“那能闺中绣，独无怀春情？”北歌则云：“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媪！”两言而决耳。一刚一柔，一直一曲之间，昭若白黑。故吾人读南歌只觉缠绵宛转，柔情一片，而读北歌则有时不免眉飞色舞，拍案惊奇！
（2）想像 想像之发生，由于情感，而此情感之表达，亦往往有赖于想像。李笠翁尝云：“未有真境之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此言颇能道出想像之妙用。南歌如：“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形虽胡越隔，神交中夜间。”皆极富想像意味。又如：“百鸟园中啼，道欢不离口。”“风吹窗帘动，言是所欢来。”“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流许。”“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之类，亦以联想而造语新奇。至如双关中之隐比，联想尤多警切。此点确为南朝乐府一大特色，北歌则大抵“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揣摩之作甚少。故其情歌，视南歌终觉少曲致。
（3）思想 思想与情感，关系至密切。有一人之思想，斯有一人之情绪，有一时代之思潮，斯有一时代之情绪。民歌发乎情，止乎情，似不受若何思想之拘束。然细按之，则亦每为一时代思潮之产物，《相和歌辞》之不能作于六朝，亦犹《清商曲辞》之不能作于两汉也。何以故？以两汉六朝之思想不同故。两汉为儒家思想，故其妇女，有垂死托孤之“病妇”，有自甘 糜之“贱妾”，有主持门户之“健妇”，有不爱多金不畏权势之“罗敷”与“胡姬”，皆不失为性情之正。南朝则儒家思想权威已趋没落，纯为一种自我享乐之人生观，今读其歌，如云：“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何惜负霜死，贵得相缠绵！”“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都一晓！”皆充分表现一种纵情极欲之浪漫心理。北朝虽属胡虏，然其地固吾中华之旧邦，其民固亦多吾中原之遗民，儒家礼俗，犹有存者，加以生活不似南朝优裕，故其思想转能注重实际人生。即如女子情歌，“何不早嫁论家计？”亦必以生活家计为言。又如“阿婆欲嫁女，今年无消息！”心虽欲嫁，然仍必待阿婆之嫁，不似南朝女子之浪漫，“艳觅同心。”“嫁”之一字，南歌数百首中绝不见，而在数十首之北歌中，却屡见不鲜，此亦足见北朝仍为一遵守儒家思想之社会。男婚女嫁，仍有待于“父母之命”。至男子方面，南朝与女子同；北朝则为一初民之英雄思想，故每以“鹞子”、“猛虎”等自比，其爱好快马利刀，乃胜于女色。石勒尝谓：“大丈夫行事，当礧礧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北歌时有此丈夫气概。
因有以上思想、想像、情感三者之根本差异，故风格亦随之不同，则《北史》所谓清绮与气质之分是也。
要之，南歌之数量与力量，皆远过北歌，惟衡以乐府采诗之本意，则北歌反觉可贵。以其中所咏者，尚泛及于社会各方面，不无即事箴时之作，不似南歌第为摇荡心魂之什也。昔纪晓岚论东坡词云：“寻流溯源，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余于南朝乐府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