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货币的基本认识
要对中国货币形态加以科学的论究，先得以历史的观点，来说明科学的货币理论依据。因为我们这里当作对象来研究的中国货币形态，主要是限定在此次抗战以前和鸦片战役以后，虽然有时为了说明的便利和必要，难免要涉论到这个时限以外；特别是在本文的最后，我还想就当前的货币问题，有所论列。
由鸦片战役到此次抗战，其间将近有一百年，这一百年间的中国货币形态，当然变动很多，若从一个固定的观点去论述，一定不能把握其全般演变的动态；而且，中国在这个期间的货币形态，就凭常识与经验事实去判断，亦不能理解它对典型的过去贷币形态和现代货币形态，所具有的特点和距离。因之，要理解中国货币，若不明了货币本身的发展历程和转化趋势，也就无法进行讨论。
惟有发展的观察方法，始能研究发展的事实。
货币在它的发生发展过程上，经历过了三重的演化，它是由商品发展过来的；它的各种机能是相次的逐渐发生的结果；它的每一机能，皆在随着社会的改变而异其实质。现在且依照这个顺序，分作以次三点来说。
（一）货币与商品的历史发展关系
商品是由生产物发展来的，生产物变为商品，即生产物被生产出来，不是为供生产者自己消费，而是为供别人消费，那要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货币的出现，是生产物变为商品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促成生产物变为商品的原因。
货币在它本身，又不但是一种生产物，且是由生产物转化成为商品，再转化成为货币的。在生产物需要货币来作为它的媒介，始变为商品的限内，生产物变为商品的时候，也就是商品变为货币的时候。
不过，在一切的条件下，一切生产物都可变为商品；在任何情形下，一切商品不能都变为货币。
在社会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上，确有某一些财物，如谷物、家畜、皮、贝、干丁鱼等等，曾分别当作社会的偶然的窄狭范围内的交换等价物，而尽着货币的职能，但愈到后来，这一切的财货，都因着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不可抗拒的理由，相率被淘汰去，而让货币独占着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了。货币之取得这种地位，乃是因为我们今日一般所理解的货币即贵金属本身，具有特别宜于用作交换媒介物的诸种特殊功能，如它有不易磨损的硬度，有易于镕解的属性，有获得的困难，因而在小量中包含着较大价值的特质等等。 [1] 它这种种特殊性能，都是在交换发展过程中，依客观需要而逐渐表现出来，或被逐渐发现出来的。
货币在诸种生产物中，在诸种商品中，既凭着上述诸特殊性能，取得了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以后，它当作一般商品看的性质，就被隐蔽起来，它当作货币看的性质，就被发展起来。它愈是货币，就愈不是商品。货币与商品是在对立的情形下，发生关系。也许就因此之故，一般人，甚至一般经济学者，就把货币看得与商品没有何等本质的联系，以为货币是可以离开它的现实的商品的基础，而观念的存在的。所谓“货币国定说”的根据就在此。纸币更给予这种学说以有力的支援了。
其实，当作货币看的贵金属，已经在货币形态上，已经取得了社会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以后，虽然像是把它原来的属性排除了，而与一般的商品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它之所以取得一般等价物的地位，却正好因为它原来就是商品，原来就具有内在价值，原来就是特定社会的劳动体现物，而纸币，它不过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代表金属货币而产生出来的。它是贵金属的记号。它与商品价值的关系，实际可以说是间接的；商品的价值，观念地由金量银量表现，而此金量或银量，则象征地由纸币表现。不过，关于这点，以后还有谈到的机会，这里只须明了货币对商品保有极密切的关联。商品关系愈向前发展，货币也以同一程度发展。商品的发展史，从另一角度去看，也就是货币的发展史。
（二）货币诸机能的演化过程
商品关系的发展，无疑受了货币的促进，但货币在当作货币看而表现的诸种机能，却显然是在商品发展过程上，逐渐被表现出来的。比如，今日一言及货币，就是把它以次的五种机能，作为其观念构成的内容：即价值尺度及其相联属的价格标准机能，流通手段机能，贮藏手段机能，支付手段机能，最后，当作世界货币的机能，这五者，自然不是一有货币，就一齐随着发生的，它们是依客观的要求而逐渐发生的。
诸商品相互比较，相互体现其劳动价值，把货币来作为媒介，作为一般的等价物，这说明货币首先就得具有价值尺度的机能。但在它充作价值尺度时，是把许多商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转化为想象的金量或银量，如说某物值若干镑，其他某物各值若干镑等等。但这若干镑究包含多少金或银呢？例如，包含有多少盎司或两呢？这时，就要求货币有一种价格标准的机能。货币当作价格标准，是以一种金量或银量，计量或测定种种金量或银量。如中国过去以七钱二分为单位来测定银元之类。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机能，但它们密切关联着，颇容易引起混乱。
当货币当作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而作用着的时候，它必然同时要发生流通手段的机能。因为把一定量的金或银作为商品相互交换的等价，那些商品就已经要借货币把它转换一个所有者，即须由货币的媒介，而实行让渡于人；在这场合，货币便是当作购买手段或流通手段而作用着，它这种机能，必然是由前一机能所导出，而且是对于前一机能的完成。
货币既当作购买手段，既能由它取得一切其他商品，乃至取得商品以外的任何为人所欲得的东西，在它本身，就像从外面附加上了一种被爱护，被保存的特质了，这就是它的贮藏机能。
至于货币当作支付手段的机能，虽不一定完全是由它当作贮藏手段的机能而导出，但后一机能的发挥，却显然与前一机能有密切的关系。在流通界，因为买卖往往发生脱节现象：商品被投到市场，一时或不易找到买主；有了买主，也许一时不一定能全部付现，为了较迅速的促成商品流通，货币当作支付手段的机能就被发现了。商品就可以先行让渡，货价则是分期支付，或则是贮存到一定的额数，再行支付。迨商品生产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和相当的范围以后，它这种当作支付手段的机能，就扩延到商品流通领域以外，而在普通契约上，在地租上，工资上，赋税上，表现出这种机能了。
上述这诸种机能，是货币使用在国内流通领域显示出来的。一旦离开了国境，它就会解除价格标准、铸币及价值记号的地方特征，而再还元为贵金属原来的条块形态。在这场合，金与银的本体，便和金与银的加工结果的铸币，立于对立的地位：后者是特殊国度内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而前者则成为世界的一般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财富一般之绝对的社会的体化物。这种世界货币的机能，在诸民族诸国家并存着，凡有经济交往的一切时代，都曾表现过，但它的发展，却显然是现代的事。
（三）不同社会的不同货币机能
在前面，我们说明了货币诸机能发生演化的次第，但我们在这里所当注意的，却是货币在不同社会之同一名称下的不同性质的机能。因为货币虽如我们前面所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现；不同社会的货币，并不是在冶铸样式、花纹或它所含的成色或重量表示出来；过去许多国家的铸币，也许比它们现代的铸币，还要精致，还要考究。但在这些方面，实在体现不出何等本质的差别。不同社会之货币的真正的差别，却毋宁在其具有不同性质的机能。即是说，同是流通手段的机能，同是贮藏手段的机能，在个别历史时代，是具有不同性质的。
我们知道，以商品流通为其存在前提的货币诸机能，商品连同交换诸方式本身，都是受决定于当时的生产状况。不同社会的不同生产状况和生产关系，只能需要或允许货币对它表现出相适应的货币机能，由是构成不同的货币形态。
我们要把握住了这种机键，然后始能展开中国货币形态的探讨。
二 中国货币的特殊表象
在论究中国货币机能以前，势不能不将中国货币的一般现象，或其对任何其他国家，其他历史时代之货币形态，所表现的不同特征，加以简括的解述。
（一）银本位制所表识的落后性
在民国二十四年的货币改革以前，中国一直是采行银本位制。即在这次改革以后，虽然我们在形式上，对外采行了汇兑管理制，或准虚金本位制，但在国内，还是把银元作为一般流通与支付的价值尺度和价格单位。银本位币制的采行，为什么就在它本身，显示出了货币，乃至货币因以推行的商品经济的落后性呢？这不能单由中国货币的形态孤立的看出，而须从世界各国的币制发展演进史上去得到理解。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施行银本位制，而在同世纪末叶及在这个时期以后，各国却因以次的诸理由，都先后改用了金本位制：
第一，白银产量激增，其本身价值极不固定，由是相应减少了它作为价值尺度的功用。
第二，黄金采掘逐渐增多，已够应付国际间贸易债务结算之用。——这一点，似与前一理由相抵触，因为白银因产量激增而否定了它自己作为本位币的资格，黄金逐渐增多，不也会引起同一结果么？金量相对的少，用金作为本位币，还不致供过于求，当然算是一个解释。但最关重要的还是：
第三，黄金有比较大的价值，不仅较能适应日渐增大起来的商品流通规模，且大可减省结算找现的运费和保存的费用。 [2]
惟其如此，各国遂因应其国内经济的发达，和对外的经济交往关系，相率放弃银本位制，其顺序如下：
英 国——十八世纪末
美 国——一八七三年
德 国——
罗马尼亚——一八九〇年
奥匈帝国——一八九二年
保加利亚——一八九三年
俄 国——一八九七年
日 本——一八九八年
法、意、瑞、比诸国，虽曾组织拉丁货币同盟，施行复本位制，然终归失败，在前次大战中，各国虽相继停止金本位制，但战争甫一结束又先后予以恢复，（如英美为金块本位制，奥、匈、意、捷为金本位制，而德、瑞、比、智利等国，则实行虚金本位制。）至一九二七年，连印度亦行金块本位制，在一九三〇年，全世界只有三个用银国家，即墨西哥、西班牙、中国。
综观上述各国货币本位制变革的一般趋向，就知道它们脱离银本位制，大体与它们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联。在主要诸资本主义国家中，英国最为先进，它采行金本位制也最早；俄，日等国较为落后，它们采行金本位制也较迟，今日中国还采行银本位制，这就是表示中国的商品货币经济，还是留在不十分发达的阶段。
（二）币制的不统一与不确定
与落后的银本位制相关联的，就是货币种类的凌杂，和各种货币单位的参差和不确定。经济落后才采行银本位制；也因为落后经济不能不转入国际商品经济旋涡，不能不引起新经济关系的冲突，致不克形成一个有系统的银本位制，而从以次几个方面显出混杂与矛盾。
（1）现代性货币与封建性货币的对立——这种对立，曾经明显的表现在银元与银两上。直至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废两改元止，银两还被一般有封建性的旧式金融业上，赋税上，乃至一般较大规模的传统性的交易上，作为核算标准。随着交换关系的发展，那种核算的不便，渐使新式银行方面发行的，以银元为单位的银行券，日益得到社会的支持。不过，在银元本身，已经杂有成色不同的各种洋钱在行使着。特别是通行于沿海各地的毫洋，它又对大洋异其成色，至于当作辅币用的铜币，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它们个别的类型。这种辅币的普遍存在，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适合于都市的，特别是在农村的劳苦大众的低微购买力，同时也因为各地方的封建势力者，特别愿意把这种轻易铸造的辅币，作为最有利可图的榨取工具。
（2）政府货币与私人货币的对立——这种对立，原可并合在前一项下说明，因为私人而有货币权，当然是属于封建性的东西。但这里主要是就纸币立论。本来现代性的纸币的发生，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为了流通上的便利，才以贵金属为基础而发行的，即是，纸币只是在一定的商品流通关系下才能作为代替金属的职能而产生。但“在信贷制度完全不发达的国家，如在中国，虚价纸币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国家可以任意浪费，不加计较，因为他除了皮币和纸币以外，并不要花费，也不铸造什么其他的货币，……这些货币它要通行于全国，通行于各省。他不制造金币，也不制造银币，正如孟德维尔所推想的那样，他因此可以漫无限制的任意挥霍”。这表示，中国之有纸币，由来已旧。那不是由于商品流通便利上的要求，而是由于国君或皇帝有了任意发行纸币的权力。但当国君或皇帝行使这种权力的时候，他的臣下，小诸侯们，乃至寅缘贵介的地方势力者，都仿样滥用起这种权力来。降及现代，甚至到了挽近，国家不但没有完整的造币权，且也没有统一的发券权，在政府方面，各省市，都有库券或官票之类的纸币通行。就是挽近颇通行的银行券，一九二四年币制统一之前，一切较大的新式银行，都取得有发券权。下焉者，甚至私人商号，三家村镇的小铺店，亦可漫无限制的发行铜元券。
（3）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对立——照一般经济常识说来，代表金属的纸币，固不必说，就是铸币本身，一离本国，就只能当作金块银块行使。然而外国的货币，无论是铸币抑是纸币，都在中国有效的推行。如墨西哥洋，老早就在中国，同其他充当本位币的所谓银洋，同样流通着。而外国的纸币，较之本国较有信用的银行券还更为一般人所乐于接受。至于国内个别壤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省份，如过去东三省、山东，乃至福建诸省之于日本纸币，广东广西之于香港及大英帝国纸币，云南、广西之于法国纸币，新疆之于俄国纸币，反比对于本国较有信誉的银行券，乃至银元银宝，还有更大的信用，这种种外国纸币，不但行使于中国流通界，甚且被国人当作绝对财富本身，而予以贮藏。
（三）货币的种类数量及其演变消长关系
如上所述，中国的货币种类，可以说是至为繁多。但货币种类的多，并不能表示流通货币数量之多。恰恰相反，惟其种类多，惟其相互对立的限制和抵消，其总的额数，是无法增多的。而且，每种货币，既都有其地域的、封建的乃至帝国主义的背景，其通行的范围，自不得不受其背景的限制。所以，偌大的中国，直至一九三二年底，所有外商银行在中国发行的钞票，约折合国币五亿六千余万元；而中国主要新式银行至一九三四年，其纸币发行总额，尚只五亿八千三百余万元，再加全国省市银行纸币发行，约计一亿至一亿五千万元。此外，如商号小铺店之私票，因大体为铜元券，其总值额当不甚巨，恐怕最多也不会超过数千万元之数，当然，在这总和十数亿的纸币而外，还有大量的银币、铜币在流通着，但在劣币驱逐良币，或硬币在紊乱情形下，必会散藏在民间和集注到银行库存中的场合，出现流通界的铜币和银币的总额，就似乎不会很多。
把现实的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度，或其对货币要求的限度抛开不讲，货币种类繁多，既然不免限制同种类货币发行的数量，反过来，货币种类的减少，就似乎大可引起同种类货币发行数量的扩增，近一二十年，中国货币已渐走上了单纯化的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中国国民经济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这种情势适应着，中国的新式金融业务，不但对于国内封建的地方的货币，取得了优越地位，即对帝国主义的货币，亦渐有予以驱逐的趋势。比如，以全国货币金融集中的上海一地而言，清末外国银行纸币流通额，计达国币一亿数千万元，至一九三四年，仅及三百万元。又在民国初年的上海纸币流通额中，百分之七十为外国纸币，至一九三四年，则在全流通额三亿二千三百万元中，中国银行券竟达百分之九十九，外国银行纸币仅达百分之一，此种消长关系，盖由于以次诸原因：
第一，一向仰外人鼻息的中国银行业，在第一次大战过程中，由于国民经济稍形发达，相应着，由于战后收回国权运动的昂扬，致使一般金融业者乃至企业者，都觉得非自主独立起来，不足以摆脱外人的控制，这种自觉要求，对于银行业的促进，有了莫大的效果。
第二，前次世界大战发生，许多外商银行倒闭，自是一向崇拜外人的有钱人，开始对它们的银行或纸币的信誉，发生了疑虑。
第三，国内银行渐趋稳固，信用日渐扩展。而一般旧式钱业，对较集中的，经营技术较新式的，资金较丰厚的金融业的竞争失败，也大可增加中国银行界对外斗争的声势。然而，
第四，在另一方面，到了帝国主义重又为经济大恐慌所苦恼的战后一九三〇年前后，帝国主义者为了控制中国市场，并稳定其商品的经常出路，已感到非安定中国货币不可，已感到非改革危害商品流通的中国杂多货币现象，使其逐渐单纯化不可。“废两改元”的成功，新货币体制的实现，都可由此得到一部分或大部分的说明。
三 中国货币的诸机能
我们已经确定的表述过：一种社会的货币形态，对他种社会的货币形态的区别，不在货币本身具有如何不同的样式，如何不同的内容，而在其具有如何不同的机能。所以，我们要透过上述诸表象，来考察中国货币的本质；最好是把中国货币的诸机能，分别加以分析，看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机能，具有怎样不同的性质，或者，看它们是否能成就资本主义的货币的任务。
（一）当作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来看的中国货币机能
在商品生产社会，是把生产价格的腾落，当作生产者测知什么对社会需要，需要若干或不需要的唯一可能的测度规准。而要使此种规准发生效用，首先必须当作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的货币，在它本身，有一个确定的，能成为一般社会都能据以交易，据以支付的准则。而上述的中国货币诸表象，显然不易或不曾成就此种机能。
中国的货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它们个别的价格标准，又至不划一。不统一不确定的货币，首先就会给予商品生产者以成本计算上的妨阻。他要从较大市场的极其复杂的货币关系中，去测知其需要的限度，也极其困难。而且，特殊地方或特殊势力的货币权的控制者，很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有利打算，随时把货币的价格标准予以变更；事实上，他们确也常在变更。甚至有意的或有计划的把他们的货币，贬价到一文不值的地步。
自然，当作中国本位币的银元与银两，曾在较大的市场，较大的范围、较大的交易规模上，尽着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的功用，但近五十年以来，世界银价的变动，是异常之大的。而特别在不产银而用银的中国，随时都在遭受世界银价变动的影响。不错，银价的涨落，对于以一定银量作为价格标准的这件事，应无大碍，换言之，就是那仅有碍于价值尺度机能的完成。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一般零售的乡村的市场，都无异于把辅币作为本位币在使用，银价一变，银币对铜币的比价，即所谓洋价（即以银币购买铜币的市价），就要发生搅扰的影响，使它不易有效执行价格标准和价值尺度的机能。
而且，世界银价的变动，并不尽由于银矿开采的难易，影响供需状态，同时还更参杂着各帝国主义国家间之货币斗争的内情。把这种事实和它们个别对中国施行的货币政策（局部的操纵与全面的把持）权度起来，就知道中国即使采行所谓汇兑管理制，在它对外不曾取得经济的独立自主权的限内，它的货币的对内对外价值，是一直在波动着，一直难得成就需要有统一性与相当确定的价值尺度的任务的。
然而，像中国货币所表现的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的这种机能，在一方面，尽管如前面所说，太不够配合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要求，但在另一方面，却又正好是对于小商品生产的落后经济和对外依存性经济的配合。因为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的不确定，不正好是各种特权借以施行经济及经济以外榨取的有效手段么？
（二）当作流通手段来看的中国货币机能
“推动一国商业所必需的货币，有一定的限度和比例。”“多于此或少于此，都会阻碍商业，阻碍流通。”从这种事实当中得出了一个法则，即“流通手段的量，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与同名称货币流通速度之比”。不过，这个法则的应用，有一个前提，就是当作流通手段的货币本身，要能有效的执行其当作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的任务；否则这个法则在应用上，就需要修正。也就是说，这时货币当作流通手段的机能，就难免受到其当作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的不健全条件的影响，更根本的说，即难免受其不完备的商品生产形态的影响，而现出极大的特殊性来。
中国的经济，因为愈来愈益转入世界商品经济的关系中，即使大体还停留在单纯商品经济阶段，但除了自给的成分以外，其余流通起来，都是需要货币的。而中国货币的当作流通手段的机能，自然要从这种流通关系上表现出来。
中国商品经济成分，无疑在日益发展，其所需流通的货币额亦在以相当的比例增加。但如我们在前节所指明了的，直至一九三二年前后，中国流通界的全部货币额，除了十数亿纸币而外，就是估计与此纸币额相差甚多的铸币，两者加计起来，不过二十余亿而已。以如此少量的货币（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所发行的货币数量比较起来），周转中国偌大市场的商品流通，似乎要给人以纳罕的印象，但把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仍占着极大比例的情形一加考察，又毋宁觉得是当然的了。
我们知道，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货币的促进。而中国货币的上述诸表象形态，如币制的不统一不确定，却又从多方面来阻止商品的货币化，和货币的商品化。结局，原本可能而且需要加入流通过程的生产物，和原本可能而且实行加入流通界的货币，当被货币本身条件的不健全所阻滞。以致助成整个农村的金融枯竭情形，以致助成正常交易歪曲化如像“预买”“预卖”的交换方式，如像以物还物的贷借方式，一方面正苦于货币的供给不够，同时又排斥货币，或大大减少买卖转手所需的货币额，这一来，原来可以促成生产物商品化，或商品加速周转的货币，却反过来，使许多商品化成分，逆转为自然经济成分。
自然，对于流通关系的促进，币制本身的健全，只是一个因素，要这种因素发生积极的作用，需要一个统一政权，在治安、交通、度量衡及国内自由市场诸方面的相应设施，为其前提的相辅而行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直到此次抗战发生时止，虽然已经相当进步了，但一般说来，这些方面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所要求的限度，还有颇大的距离。因此，需要以这些方面的成就，为其流通活动前提条件或辅助条件的货币，就只能在它们的成就所允许的范围内，发挥其流通手段的机能了。也就是说，中国货币在作为流通手段而作用着的时候，它是不能不以中国社会的商品生产形态和流通形态的发展程度为其限界的。
（三）当作贮藏手段来看的中国货币机能
货币从它当作流通手段而发生作用以来，就相应发生了贮藏机能。这种机能，又是与它作为流通手段，乃至作为价值尺度的机能相适应的。
在商品流通极幼稚的阶段，仅有使用价值之剩余化为货币；在货币或金银已经成为富之社会表现的限内，那种剩余之卖者，就是货币贮藏者，这算是最素朴的货币贮藏形态。往后，商品流通推广，货币当作一般等价物的社会的权力增大，贪得货币的欲望也随着增加了，由是，以前把价值与价值形态看为没有区别，以为金银贮藏的增加，即是价值的增加的想法，到这时，已经感到可以投出货币，通过流通，换回更多货币的重要了。接着，就认定：要向流通过程取出更多的货币，就非在生产过程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不可。到了这一阶段，原来的货币贮藏机能，就为货币的不断投出所掩蔽；而更机心更狡黠的贮蓄货币的贪欲，就为“为社会服务”的大量投资所掩蔽，以致在这一阶段的货币贮藏，仅在要求积得一定生产规模所要求的额数，仅在要求积得一定期内，为了某种支付而需求的额数，在第一阶段，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贮藏机能；第二阶段，是现代初期的货币贮藏机能；第三阶段，是现代初期以后的货币贮藏机能。
把以上这几种货币贮藏形态辨别清楚了，始可进而观察中国货币所表现的贮藏机能。
当作贮藏手段的机能来看，中国货币会给人以极不明确的观念。首先，在传统自给的生产方法，还占着支配地位的落后地方，一般人的固定的有限的欲望，使他们把使用价值之剩余换得的货币（银元、元宝或铜币），从事素朴的贮藏。这趋势，由无信用的各种纸币的泛滥，益使人民相对的把硬币看得贵重。窖藏习惯，就这样直到最近还被保存下来。
在流通比较发达的地方，也就是到挽近来，银行券比较能通用的地方，留着硬币窖藏起来的习惯，是比较冲淡了。一般市民已渐知道把货币死藏，不如把货币活用，可以变成更多货币。但要活用货币，最好的办法，应当是把它变成生产资本；其次，就是变成商业资本。如前一种变法，感到麻烦，且由经验证示不一定有利可图，而同时，对于后一种变法，又认为不大适合个人的兴趣和社会地位，在这场合，旧式钱庄和新式银行，便用较高的利率，为他们解决活用资金的困难了。结局，钱庄及银行，特别是近十数年来的银行，便成了都市居民贮蓄起货币的大蓄水池。而这也正是挽近银行业颇为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于一般特殊有钱的人，无论他们的钱，是用地租，用赋税，乃至用任何原始蓄积方式得来，他们除了也用钱庄银行，作为其一定期内贮蓄的场所外，那种贮积，虽然也在发挥货币的生息机能，但其最后目的，却反而是在为蓄积起一定的大额数，俾能达到外国银行存款要求的最低限额（如汇丰银行的汉口分行，有一个时期，便以十万元为最低标准）；最奇怪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有时不但没有利息，反而要缴纳一定的保险费。在这场合，货币就不仅表现出了最素朴的贮藏机能，且变态的表现出反贮藏的机能。即是说，这种形态的贮藏，不是为了累积更多的货币，而增加其总价值，却是为了保存总价值，致不惜牺牲其中一部分的价值。（事实上，许多军阀政客们的外国银行存款，往往被借口全部没收去了。）与这种贮藏方式相关联的，就是国人在外国银行保险箱中所积存的大量外币。这种贮藏，更显然是要纳保险费的。
此外，还有一种被视为素朴贮藏之变种的货币贮藏法，那就是以种种色色的金银装饰品来保存货币的素朴。这种贮藏，在一切落后的民族间，实行得非常普遍。他们有时竟是采取这种贮藏方式，来对抗币制上的金银国有的措施，在一九三五年新币制实施以后，国内这种贮藏方式，是随时可以见到的。
自然，在商品货币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发展，商工业特别是商业已有了相当基础的情形下，货币至少有一部分是为了积得一定事业规模所要求的额数，而被贮藏的。但即使把这种事实的重要性强调起来，在大体上，亦只能证示中国货币的贮藏机能，还逗留在上述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的货币贮藏机能，不过略具一些萌芽而已。
（四）当作支付手段来看的中国货币机能
货币当作支付手段而作用着，那不是始于现代，但到了现代，它这种机能，始特别发达起来。
在古代及中世，货币的支付机能，主要是表现于借贷关系中。虽然在某些场合，那种借贷关系，还是由商品流通关系或买卖关系所引起，但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还不够使货币扩大它这种机能，即在流通界本身，亦不允许它具有发展它这种机能的机会和条件。所以，古代及中世的货币支付机能，主要是从当时表演得最激烈的债权者与债务者之间的斗争中，而得到理解：到了近代初期，商业活动推广了，一切支援商业的诸般条件（如治安、交通及货币本身）都渐渐改善，货币用作支付手段的机能，遂逐渐把重心，由借贷关系移向流通关系中了。降及商品生产发达的现代社会，一切生产出来的，都须卖出，一切用以生产的，都须买进。一方的买进，即他方的卖出。如卖出发生问题，买进亦生问题。而一般商品因为生产经历的时间有长短，生产依赖的季节各不相同，生产出来投出的市场有远近，于是就需要在卖出之前，能够买进，在购买之后，再行支付了。这样，货币的支付机能，乃随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发展而益扩大；反过来，得到了货币这种机能促进的商品生产，可为流通领域以外的雇佣劳动关系及租税关系等等，造出货币化的前提来。至是，换物性乃至义务性的劳动、实物地租等等，始都可能转化为货币支付了。
中国的货币的支付机能，首先，从货币本身的不确定性上，就受到了妨阻。货币在作为价值尺度及价格标准的作用上，没有准确性，对于充当流通手段或购买手段，已感不便，而对于充当支付手段，就更加困难了。比如，以百元价格脱售的物品，假令在约定付款的三月后，银价跌落，卖主固应按照跌落的程度蒙受损失，若每元所含的银量，或银的成色又减少了，那个损失就更可观，仅就这一点说，赊物到了一定期间后取偿货币，就不若取偿物品，对于出卖者有利。设我们把银价在近数十年来，一直在下跌；和那些货币操纵者，一直是以减轻本位币或辅币所含银量铜量为有利的事实，加入考虑，则信用出卖者排斥货币支付机能的可能性就愈大了。
然而，货币关系的发展程度，是与整个商品生产的发展相照应的。在商品生产的初期阶段，商人资本，即在中国的买办商业金融资本，还在演着支配的角色。商人为了便于垄断，在流通过程中，把高利贷业与商业结合起来，使买与卖的关系，颠倒的表现为债权者与债务者的关系。在这里，货币所表现的支付机能，不是在商品让渡后支付，而是在商品让渡前支付，购买者不是债务者，反而是债权者了。在生产受到这种约束的情形，即商人以“前定”或“预买”等方式控制着生产者的情形下，在流通界本身固不易发挥货币的支付机能，而在限制范围以外，在工资形态上，在地租形态上，甚至在本格的借贷形态上，亦都不免遭受限制。
我们知道，货币在工资上表现的支付机能，必须依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情形而相应增大。而雇佣劳动的发展，又显然是以商品生产发达程度为转移的。中国的商品生产，显仍被滞阻在落后状态中。雇佣劳动在数量上固不易扩增，而在本质上亦非常变态。家属的，隶属性的固不必说，以物支付的，以劳动偿付的，以劳动换畜力的，以赊卖方式事先支偿的，种种色色的工资支付方式，都在排斥货币在工资支付上发挥其支付机能。
在工资上的这种情形，在地租上也是会碰到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佃农制发达的国家，如其地租用货币支付，自然会大大扩展货币的支付用途，但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生产基础上，更严格的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地租始能发展为货币地租。”——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业上，特别在农业上，是还不曾脱出极幼稚的阶段的。
不错，我们的赋税的贡纳，早就采取了货币支付形态，这对于货币支付的用途，不啻开辟了另一个通路。事实上，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形成，也许为缴纳赋税（正规的乃至额外的），而不能不把原生产物投入流通界，是一大促进因素。在这种限度内，加重加繁赋税，似可相应的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通过赋税，通过其他相类似的经济外榨取在生产上造成的破局，却又不能不使中国的商品经济，从而，中国的货币支付机能，限定在极狭的范围内了。
（五）当作“世界货币”来看的中国货币机能
中国是用银国。当作本位币的银元（以前是银两），一离开了本国，就要失去它的价格标准的机能。多少纯银构成一元，在世界商品市场上，没有计量的必要。对于世界市场上的任何商品，它是以原来的条块形态，原来具有的内在价值，来与它们对立。如银多少盎斯，值一件大衣，值几磅铁之类。即使在实际的对外经济交往上，先要通过外汇市场，用多少元，换多少镑或多少马克，再拿去购买英国的大衣，德国的铁，则在这场合，元对镑或马克的比价，是就元中所含的银量，来与镑或马克中所含的金量来测定的，即是由银对金之相对价值的比例来决定的。在这里，银元是当作对外的价值尺度，而同时，在其对极的镑或马克，在其用以购换银元的限内，同样是当作对外的价值尺度。
中国货币在这里与外国货币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其相同点，却以此为限了。
在一九三三年，美国开始提高银价以前，银对金的比价，差不多几十年中，一直在跌落。银价跌落，意在说明中国对外购买力的减退，可以在相应限度内，阻止输入，并增进输出，从而，可以在相应限度内，促进国内的生产。但在事实上，中国对外贸易上的入超，却并不曾因此减少，且续有增加；同时产业方面的情形，亦不曾因此好转。自美国于一九三三年提高银价以后，用银国的购买力提高了，国人从乐观方面立论者，又以为如此将能廉价购买机器，得以较少银量，偿付对外赔款、债务及入超额，而大有助于经济的复兴。
其实，一国产业的发展，货币对外价值上的变动，仅占其中诸般促进的因素之一。而且，货币对外价值变动，是否有助于一国经济的繁荣，要看那种变动，是出之于主动或被动。如能把货币作为对外斗争武器，货币权操之在我，则其对外价值之涨或跌，均可于自己有利，否则在被动状态下，听人捉弄摆布，其涨固不利，跌亦不利。
在现代对外的经济斗争上，关税权是第一个武器，货币权是第二个武器；在关税权没有保障的情形下，货币权的运用，已大受限制，而中国货币制本身的缺陷，特别是整个中国经济对外的依存关系，货币就不但不能进攻，且不够用以防卫，甚且还太阿倒持的被外人利用为破坏本国经济的手段了。
一个经济发达，对外有了信用的国家，货币对外并不是充作购买手段，而宁是充作支付手段，而其支付，又主要是为了应付贸易的差额，中国货币的对外支付，除了经常的大量入超外，还更重要的是为了政治性的赔款和债务。外人在中国的经营所得，服务所得，当然在对外支付上，是一个重压。至国人在外国银行的大量存款，表面上像是可借以抵消对外的债务，但如我们前面所说，那大量资金的流出，却并不是为了对外从事长短期的放款，却是为了用作赔款保险费的贮藏，为了狂乱消费，为了供外人以在中国商品市场汇兑市场，扩大投机榨取的资金。
照理，以一个经常入超，又有偌大债务关系及其他对外输贡关系的国家，每年是应有大量白银流出，以资弥缝的。但自一九一八年以来，中国的白银，常为入超，至一九二八年以后，入超额虽续有减少，降及一九三二年，甚且还有数千万元的出超。然以此比较上述诸般对外支付，却宁会给人奇异的感觉。事实是这样的：我们经常在借债还债，我们有大量的华侨汇款，此外，外人在中国由一切经济的非经济的榨取关系的所得，都按照他们把资金投用在最有利地方的原则，继续投用在中国了。在他们操纵中国金融，操纵中国外汇市场的情形下，中国货币对内对外的运用，都受到了歪曲和阻扰，我们在对外关系上，不但不能执行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反而要执行一些对于本国经济发展不利的货币政策了。
四 货币改革与特殊的货币运动倾向
上面表述的中国货币诸机能，显然是通过中国社会关系，通过中国社会的生产条件与交换条件而发生的。在商品经济的总的表象中，一方面是商品运动，另一方面就是货币运动。货币诸机能的发挥及其体现，并不是也不可能由商品生产及交换关系的外部投入或发生，而是从商品经济活动的内部表达出来的。因此，我们在某种限度内，尽管可以认定货币本身的不健全，成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但却不应过分强调的说，我们商品经济关系的不发展，主要是由于我们的货币在促成商品流通，促成资本周转的圆滑进行上，没有尽着现代的机能。我们这样设想，很容易发生这样的错觉，以为货币本身一有改革，一切原有的货币机能，会从根改变，整个商品经济会跟着发展起来。这错觉一直支配着我们的经济学界，到现在，大家还有意无意的把社会经济上的变革，缩约在货币的“变革”的努力上。其实十余年来的现实经验，早把这种错觉，证示得明明白白了。现在且来考察一下货币改革以后，我们在十余年来的货币运动上，发现了怎样特异的倾向。
一九三五年所成立的新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总算开了一个新纪元。新币制的最大特点，无疑是把白银在国有方式下集中到政府手中，政府主要的用贮积的白银作为准备，发行流通券来流通。这种措施，把原来银本位的许多缺点，部分的改正过来了。以前杂多的货币，阻碍流通，阻碍发行，现在货币统一划一，流通的范围逐渐扩展。在全国较大都市及较便于交通的区域，固不必说，就是许多落后地带，一切封建性的地方性的，乃至私人性的铸币及纸币，都逐渐被中央的银行券及辅币所代替了，纸币发行权，铸币铸造权，已大体被统一于中央政府，于是我们的货币，至少已取得了现代型的外观。
我们是无须在这里详细分析这次货币变革其所以成功的国内国外的原因的，但沿着我们前面的论述程序，我得指出，货币如此的改革，在当时经济极度恐慌，和商工业异常不况的情形下，与其说是由于适应商品生产交换关系发展的要求，毋宁说是想借此改进财政金融乃至国内外商业的不况景象。这只要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白银大量输出，入超逐渐增加，和为经济恐慌长期困恼，希望借着稳定中国币制，以增进对中国输出的国外资本的如意打算，就可见一斑了。
惟其如此，不管大家怎样强调着，说币制改革后的长期抗战乃至抗战结束后的全面动乱如何把新币制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减少了，但这是一件不能证明的事。而事实为我们确定的证明了的，却是这种只在形式上取得了现代外观的货币，在十余年来的战乱过程中，似乎只发挥出了与它的外观颇不相称的本质。
它的第一个本质的表现，就是与中国历代传统政治有关的财政的性格。财政发生困难用货币来弥补，由于发行货币比较其他任何征敛方式容易，又进而不惜任意膨大财政的支出，这样，使货币的财政性格，愈来愈明显了。在长期战乱的当中，大家很有理由感谢货币改革，说货币改革的结果，使我们借此渡过了种种财政的危局，但迄乎今日，我们又似乎已经深陷在这通货膨胀的泥淖中，而更有理由说，如其不是由于货币改革增大了通货任意发行的可能，当前的经济危机，也许不会演变到如此深刻而沉重的程度。尚不止此。
它的第二个本质的表现，就是与中国现代经济特质有关的商业的性格。我们已讲过，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原是互为表里。货币与商业的依存关系，是非常明白的。但现代货币对商品对商业周转的最后任务，乃在加速资本的周转，成就生产的功能。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再转化为商品资本，最后复转化为较大货币资本。在这种周转行程上，货币是作为引出生产扩大生产的环节。但在生产的其他社会前提条件不曾具备的情形下，货币实质上，仿佛只是为了对商业服务。而因了财政要求，不绝大量发行，且依发行增大比例而不绝相对减低其价值的货币，一直都挤塞在流通界，加强商业资本的活动，结局，就更加强化了那种趋势。
货币服务财政，服务商业的上述特质，严格讲来，正好是一个现代商品生产不发达，仅在外表上改变了货币形式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货币的统一发行，货币流通范围的推广，却更明显的给我们认识到它的以次诸特殊运动倾向：
第一，货币的发行，愈是财政的，它照着其内部发展的趋势，便必然愈是商业的。一国的财政支出，主要依靠通货的发行来弥补，一方面，已说明它的一般国民经济的落后，生产的不发达，税源的缺乏，另一方面，又说明它的支出，是不生产的，是任意的，是毫无节制的浪费的，是在受着发行便利的鼓励。在生产不发达的基础上扩大消费，无论那消费是采行观兵用武的方式，抑是大兴土木讲究排场，讲究享乐的方式，都必然是增大武器与奢侈品的输入，又必然是以种种原始方式去勒索强购原料品半制品以资弥缝，因之，这样疯狂的膨大发行的货币，就仿佛只是用来分散舶来品和多方征购原产物，换言之，只是做着单纯流通上的契机，只是单纯服务于商业。
第二，货币愈是依上述的定律，挤塞在流通界，它原有的一切落后机能，便愈加会暴露出来，对于它形式上的统一，形式上的现代化，表现出尖锐的矛盾。照一般货币运动的法则来说，非流通界所需的货币或法币，会不停留的在流通界奔走，在继续贬价中的法币，是很少有用它来贮存的，而同时在支付上，亦必逐渐造出否定货币的事态。试想，我们的地租，即或原来有若干成分货币化了的，已早回头来实物化了，此外，如工资，如债务，如薪金，各地已在不同程度上采行实物支付的形态。在城市，外币黄金在或明或暗的代行着法币的职务，而在离城市不远的乡村，几乎通例是用旧来银元作为经济交往的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照现状发展下去，法币就连它单纯对商业服务的功能，也不易保持了。
第三，货币愈在流通过程中作着加强商业资本的不正常活动，社会一般商品（不管是舶来的抑是土产的）的流通买卖，就愈加不是由生产者依成本来作着价值价格的评定，而愈加是由商人依他囤积居奇的本领和贪欲来任意升降，结局，生产者被商人，从而被高利贷者收夺的倾向，便愈加明显，生产者要图自救，就只有自己整个的或部分的商人化，而社会资本的运动倾向，就大体由这种货币运动中，决定其命运了。这是我要在下一篇交代清楚的。
本篇问题研究
一、试分别说明商品与货币的历史发展关系。
二、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怎样去区别？货币的支付手段机能与贮藏手段机能，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有何功用？
三、中国在货币改革前采行银本位制的理由安在？
四、是不发达的货币关系，限制着商品生产，抑是不发达的商品生产关系，限制着货币的诸落后机能？
五、中国货币改革，对于产业的益助大，还是对于商业的益助大？
六、货币更带有财政的性质，为什么相应更带有商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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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这，大体为亚丹斯密所指出的，且大体为属于自然的诸种特质，卡尔更独特的从社会的见地，予以补充。他说：“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金属的一般的重大意义，是与其作为生产用具之机能有关的。金与银除掉其稀有性而外，比较起铁与铜，它们的大的柔软性，使它们不能适用为生产用具。……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金银既没有用处，其作为生活手段、作为消费对物，也显得并无必要。所以金银的每种任意的分量，能走进流通过程中，而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毫无影响。……”（见郭译《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八〇页）
[2] “……在流通着的商品价值总额增加时，各个民族总觉得，以铜计算不若以银计算便利；以银计算不若金计算便利。民族愈当厚，便愈把价值较低的金属转化为辅助铸币，把价值较高的金属作为货币。”（见郭译《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九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