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两种典型的恐慌形态之间
当作历史的社会经济范畴来看，不论是封建制的抑是资本制的经济，都不免要在其全运动过程中或当作那种运动之必然结果，而发生危机或恐慌。这危机或恐慌，能被克服下来，就是那种社会形态的继续或扩展，否则就是那种社会形态的历史交代。
封建制经济是被它不能克服的内在恐慌所压倒的，那恐慌形态，虽在自然历史条件不尽相同的国家，并不表现出一样的内容，一样的颠覆那种经济制度的历程，但却有它当作一个范畴来看的共同特质。资本制经济下的恐慌亦是如此。
资本主义社会是蓄积了巨大财富的。这巨大财富的蓄积，虽然满含有原始累积的成分在里面，但愈到后来，它便愈不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累积手段，而是以资本为主要的累积手段；而在资本中，它便愈是由机械设备构成其核心部分的不变资本的尽量扩张，即由劳动生产力的尽量增强，使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相对减缩。其结果，当作一个社会阶层的劳动者，虽因不变资本的不断增加，他以生产者的资格，为资本家创造出了更多量的商品，更多量的剩余价值，同时却因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比例的相对减缩，他对资本家提供到市场的商品，就不克以消费者的资格来购置，因而就不克为资本家实现其剩余价值了。这在劳动者一方面，是以他们对产业的人口过剩、失业、贫困、饥饿表现出来，而在资本家一方面，则是以他们商品的生产过剩，工厂停闭，信用破产，金融呆滞的险象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方面的脱节现象，就在最繁荣时期，亦是个别的局部潜在着的，并且是当作繁荣与资本迅速集中的条件而潜在着的，但这种恐慌状态，一旦由个别的局部的变为普遍的显著现象，整个社会秩序，将更陷于混乱，并由是引起政治的社会的危机。那种政治的社会的危机，是否能演到倾覆资本制的程度，主要是取决于各该社会的资本生产关系，是否还有允许其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或弹性。在这种可能性或弹性还相当存在着的限内，生产停滞，信用破产，劳动者的失业、饥饿，便被当作经济赖以好转，再度繁荣赖以恢复的准备条件，由是资本制的经济恐慌，就一般的具有以次几个特点：
（1）它主要是发因于社会的经济制度本身，而非发因于自然的或政治的诸关系。虽然偶然的天灾或不愉快的政治搅扰，有时也有诱发或促成那种恐慌的可能，但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比较是更不依赖自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早被当作资本制生产关系的一个有机关节，其安定或混乱，不过是把经济状态加以政治的表现罢了。
（2）它一般是通过市场，而显示为供给对有效需要过剩，显示为生产对有效消费过剩。资本制的商品生产，虽然在获取利润，获取更多利润的要求下，是预想到了需要消费的一定限度而进行的；但某一商品生产者的预想贩卖对象，同时也是其他商品生产者的预想贩卖对象，如何在产品上减低成本，压下价格，争取购买者，他们是打算得清楚的，但由减低成本，扩大生产量，扩大不变资本，由是相对减少了可变资本，减少了社会购买力，他们却是计算不来的。所以，资本制愈向前发展，这种生产过剩现象，就愈成为非他们意志所能支配的必然无可避免的现象。
（3）它大体是很有规律的表现为周期的病态。在把经济恐慌当作资本主义经济诸法则连同作用之必然归趋的限内，资本制经济愈达到了成熟发展的境界，那些作用所蒙到的偶然的非经济的搅扰，也愈形减少；而其本身内在发生的病症的规律性，就更可显露出来。
但在封建制下的经济恐慌，却是另一个姿态。
典型的封建经济，本来就是以交通不发达，货币信用关系不发达的自然的自足的形态表现着的，农业生产差不多是这种社会最一般的生产形态，惟其如此，“靠天吃饭”就变成了他们共同晓喻的生活格言。自然条件在生产上始具有如此的决定性，而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又如此的无法控制天灾水旱的灾难，所以这种社会的经济恐慌，就不但比较资本制经济恐慌，表现了更大的自然性，还必然表现了更大的偶然性。而这所谓偶然性，还不只是从无力控制自然的观点上说，且得从这种社会的政治权势，具有较大的左右经济的力量上说，比如，封君们的任意浪费，和任意因赎武掠地建功所造成的“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战争，随即就会由劳动力的缺乏，引起像天灾一样的经济危机。而其危机的症结，几乎全是表现在生产不足，许多人得不到衣食的事实上。
在直接生产者挨饿一点上，封建制经济恐慌与资本制经济恐慌，原是相同的。封君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和资本家们无法脱售而不得不囤在仓库发霉腐烂的大量生产品，也不无近似之点，但一般的讲，封建性的经济恐慌，终是由于一般农奴的食粮生产不足；平素是自给自足，一遇荒乱，就无以为生了，而且，他们平素所生产的物品，并不是要拿去交换，至少，最大一部分不是拿去交换，所以，这种性质的恐慌，就不是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此也，在自然的自足的经济状况下，社会全般经济，决没有密切的有机关联，亦就因此之故，某一地方的天灾人祸，并不一定会在全盘上发生严重的影响，全面性的大恐慌，一般是不存在的。这是许多封建社会能不时遭受恐慌侵袭的，却仍能维持得相当长久的原因之一。此外，还得指明一点，即封建社会的恐慌，尽管不时猝发，但因其形成过程中的外在偶发的原因在发生莫大作用，以致其表现的时期间隔，亦无法显示出确定的周期的规律性来。
以上是分别就典型的封建制恐慌与资本制恐慌立论，而我们这里所注意的，宁是由封建制过渡到资本制的经济状况下所发生的恐慌形态及其特质。那两种典型恐慌形态的论述，正好是为了说明这第三种性质的恐慌的便利准备。
自然，一个过渡社会的恐慌，无疑具有封建的与资本制的两重性质，但它那种二重性的源源本本的说明，却并不是机械的，一方面指出其封建性的恐慌因素，另一方面指出其资本制的恐慌因素，就能了事的。
我们如其不妨把中国现代的经济恐慌当作这种恐慌形态的标本来分析，则有关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一切经济形态，乃至它们所由形成的前在历史因缘的说明，都将变为这里立论的张本。因为需要这样，我们所论及的中国经济恐慌，才能当作全般经济运动的总归趋而表现出来，我们的恐慌论，才能当作中国经济全般理论的结论而表现出来。
二 中国传统的经济恐慌的特点
把中国传统的经济恐慌，当作封建制下的恐慌形态来理解，那是会显示出一些异乎寻常的特点的，这原因须得就中国封建制本身所具有的特质来加以说明。
首先，在地主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在秦汉以后，便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而规定着这种封建体制的基本事实，就是在最高主权者以下的全国地方首脑者，不论是封君抑是疆吏，都被剥夺去了“分茅胙土”的权利，他们所管辖范围内的土地，并不直接对他们贡纳租税，租税是输供最高主权者，然后再由最高主权者以俸禄的名义给养他们。地方的经济独立性被禁阻了，分权的离心的封建形态，便比较不容易建立起来。然而我们在这里所注意的，宁是当作落后社会劳动生产物一般的农产品，既须有一部分要贡纳于中枢，即使这所贡纳的，是采取实物形态，或者这所贡纳的，往往还可就地转作俸禄，但其中离开了直接生产者手中，而又不直接给养当地封君疆吏的一部分，即构成中央财政支出之基础那一部分，就不免要通过市场，转化为货币。以前许多朝代，曾借着均输市易诸措施，来处理这方面的农产物，但愈到后来，农民的输纳固然逐渐货币化，其实物征收所得，亦多半委之于市场。在统一市场下的广大的农产物市场，是中国商业所由发达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次，借着集权的封建政治，不仅全国交通条件允许下的广大领域，都变成了商业活动范围，而统一政权的诸种直接间接有关经济的全国性或全面性的设施，可在货币、度量衡及税制诸方面所采行的比较划一的标准，实不啻对那种落后经济，赋予了一些可资贯通联系的脉络。
不仅如此，地主经济的特征之一，即是土地的所有，并不与一定社会身份发生关联。不论是那种人，只要他拥有取得土地的货币，他就能为土地的所有者。尽管在若干王朝的极短期内，曾禁止商人取得土地，而在所谓均田制度之下，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只允许在极窄狭的范围内自由买卖土地，而且这在法律上，得自由买卖土地的场合，又还不免遭受传统的习惯的限制，更不免有封建特权的强制作用存乎其间，但全般看去，中国土地的转移，究是比较自由的。最有固着性的土地，最普遍存在的土地，能在社会各阶层内，个人间当作买卖对象而相当自由的移转，已不但把这种封建社会的阶级硬性与凝固性松弛了，且使它的全般经济细胞具有较大较多的有机活力。而伴随着土地自由移转所发生的劳动自由移动情形，更使我们封建经济的这种较大广袤性，较大流动性，较大有机性的特点，益发表现得明白。
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封建社会的盛极而衰，有剥斯复的历史旋律，就像有节奏有规律的，从它历代王朝之兴亡继绝的交替关系上，一次复一次的表演出来。就在这当中，经济的循环性，依然被当作了这种政治上的王朝兴亡继绝的现实基础。一切王朝，都是在经济上达到了无可挽回的危局中，颠覆下去的。
每个王朝在大丧乱之余的兴起，其开国的君主，殆莫不为了巩固其王朝赖以依存的现实经济基础，极力讲求节约，并把它全部的注意，集中在奖励农业上。水利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改进，乃至省刑罚，薄税敛，努力使耕者都能有就耕的机会，差不多是新王朝有为君主的最必要课题。在这诸般努力下，农业生产物的增加，就意味着国家租税的增加，同时也就是商业活动对象物的增加。消费在增加，租税范围在不断扩张，朝廷开始“由俭入奢”了。大兴土木，观兵耀武，四征弗庭，都可从讲排场的消费欲望上加以理解，对消费上的讲求多增加一分，对生产上的注意，就减少一分。在以前，还是因倾重消费，减少了分散了对于生产的努力，到后来，竟逐渐由沉于消费，无暇顾及生产，以至演成为了继续维持消费规模，不得不牺牲生产了。结局，薄税敛的俭约，一变而为繁其聚敛的苛政。在这种朝政演变过程中，商人阶级受到多重利益了，他们利用朝廷扩大消费的机会，增加了一切适用品、享乐品、奢侈品的交易，他们还利用朝廷繁其聚敛的机会，增加了农民当作租税提供出来的农产物的交易。而且，除此经济利益之外，他们并还由其获致经济利益过程中，与朝廷与官场发生了较密切的联系，取得了不少的政治权利；原来用以抑制商人的国家专卖，反而叫他们出面来包办了，在都市方面的商业基尔特对工业基尔特的支配，亦渐由此确立起来，使都市变成了官商合组的消费场所了，“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很快就要招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结局。农事不修，赋敛不时所造成的农民穷困，正是高利贷业者活动的好机会，他们自己可以是商人，可以是官人，可以是士人，但最后殊致同归的是兼并土地。这种颓势一经形成，尽管有抑商重农及阻止土地兼并的政令，都将变成具文，而由吏治不修，水利废弛的必然招致的自然灾患，在事先无所备，事后无从救的情势下，一定会以万钧的压力，加重原来的倾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以至盗贼蜂起，枭雄乘之，而造成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社会生产力被无情的破坏，朝廷租税无着，货币失效，交易全般停滞，整个经济麻痹支离到自然状态的程度，王朝乃在此种危局下颠覆下去，商人高利贷资本亦大体同归于尽。由有人无土地耕种，弄到有土地无人耕种的境地，土地才又在丧乱之余，经过一度编配，然而这是新王朝的第一要政。经济的恢复，正是从此开始的。
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兴废，殆无一不是依照着这种经济循环变动关系产生的，在这里，对于这种经济循环，究是不变的，抑是不绝发展的，我们且不忙解释，姑先考察它所表现的诸特征。
第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与任何其他封建社会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比较起来，它具有较大的全面性，这一点，当然与中国封建经济在中央集权体制下，被形成为一个大单元的条件，有密切关系，但仔细分析起来，单是在名义上统于一尊，还是不够的，我们前面讲过的，它的内部的较大流动性和有机性，才是它在极广大范围内。能爆发出较有全面性恐慌的更根本原因。
第二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与任何其他封建社会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比较起来，它具有较大的社会性，这所谓社会性，是和自然性相对待而言的。亦即是说，恐慌的形成，与其说是由于自然的灾难——旱灾、水灾、虫灾、疫疠——就毋宁说是由于人事，由于社会对于那些灾难的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治是否努力，能否努力。中国历史家惯把天灾变异看为德业不修所遭的天谴，事实上，天灾是并不选择什么朝代的。“明朝盛世”的水旱灾厄，并不一定就比浊乱之世，更见轻微。不过，所谓“明朝盛世”的最明确内容，往往是由“讲求水利”，“省刑罚，薄税敛”，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各种“仁政”表现出来，而这种种“仁政”，就是减轻灾难，“化险为夷”的“仁术”。有时局部的特定地方的极可怕天灾，还能由其他地区的农作好况，予以补救。移民实边，移民就食，是中国传统的救灾办法，这一点，就与前述中国恐慌的广袤性有关，大封建国内部经济组织的流动性与弹性，使它非因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以致造出了不可挽救的危局，它对于一个广大疆域内，必然会因气候、土壤及其他自然条件，限制住了为害范围的自然灾难，总不难想到办法应付。就因此故，中国过去经济上发生的危机，就相对的减少了自然性质，虽然封建经济恐慌一般总是带有自然性质的。
第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与其他封建社会所发生的经济危机比较起来，它具有较大的必然性。这是紧随着它的较大的社会性来的。在经济危机中，如其天灾或突发的战乱，起着决定的作用，那就主要会是偶发的，是从外面偶然附加上的。但中国旧时经济恐慌中的自然作用，既如前面所说，比较不怎么严重，而同时一切有危险性的有决定破坏性的战争，又与其说是“国家升平日久”，“武备不修”的结果，而宁是国家已臻富庶，因而扩大消费，因而“农事不修”，因而繁其聚敛，土地集中，农民大批变为社会秩序扰乱者的结果。不错，战争在耀武扬威，“四征弗庭”的场合，是往往成为经济支绌的原因的，但那种战争，通例是在“仓廪满，御厩肥”的情形下诱发起来的，它可能成为盛世封建经济走向下坡的一个诱因，但王朝末期的战乱，却一般是当作经济恐慌无法收拾的结局而表现着的。战乱和天灾，都从社会意义上去解释，都被包摄在社会经济必然发展的历程中，那同样是我们封建经济组织内涵的广袤性及其比较缺乏定着性的特点，作为前提的。
中国传统的经济恐慌，是把中国典型的集权封建经济作为现实基础，而此集权封建经济又是把特殊的地主经济形态作为其本质的规定者。
三 传统经济恐慌与经济现代化
可是，从地主经济出发，我们历史上的经济变动，尽管在其较大的全面性，较大的社会性，较大的必然性上，显出了任何其他封建社会所无法表现的旋律或节奏，但毕竟因为它是当作封建的经济范畴，是为更有综合性的封建经济法则所范围着，一使其比照着现代型的经济恐慌，立即就会发现出它那地方的、局部的、自然的、偶发的诸性格。而它依王朝兴废所显现的周期变动迹象，也在时间的久暂与变动的轮廓上显得颇不明确，颇不规则。
然而我们所当特别留意的，还不是上述这诸方面表象上的参差，而宁是它最后的最本质的产生原因以及其一次一次循环可能演变转化的结果。封建经济的全结构，是建立在土地上，以土地为基键所结成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否允许土地发挥其自然生产力，或在土地上耕作的直接生产者，是否被允许发挥其社会生产力，那是封建社会，能否自给，或荣枯所系的大问题。所以，封建社会经济恐慌的表象，总是以土地生产物不够消费，直接生产者不能得到最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事实体现出来。自然，个别直接生产者或农民，有时是会因税租苛重，高利贷商业过分榨取，致使他们自己最低生活所需的消费资料，无法保留；但就全体来说，生产不够消费，却是那恐慌的核心问题，恐慌的严重程度，差不多是由此来测定的。在交换关系不发达的社会，并不曾显出本质的何等差异。我们如其要由此分辨出其真正差异所在，也许可以说，西欧封建制下的恐慌，就范围讲，固然不会表现出中国社会的那么大的规模，就程度讲，也不会表现得像中国社会的那样深刻，或其破坏的那样彻底。这原因，仍当由中国封建的特质去说明。
我们已讲过，中国社会的工业，是从多方面受到了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专制政治的阻害的。与工业密切关联的对外贸易，一向在遭受国家的统制，一切当作手工业发展进路的协业或较大规模的企业，大都采取了官业形态，而商业基尔特在都市方面依种种特权所造成的对于工业基尔特的支配，更加使工业的发展，工业上的资本累积，陷在极其式微的程度。而在商业方面，它无疑是不止一次表现了繁荣，表现了庞大蓄积规模的。但它的发展，不仅受到了工业式微的限制，受到了向土地上转化的倾向的限制，并还因为它在本质上与王朝的兴废结了不解之缘，在每度王朝颠覆的过程中，所有商业上的全部蓄积，都将遭遇到“牛死虱死”的“同归于尽”的命运。这和欧洲社会是大不相同的。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业，一般是与封建领主对立在相反的地位。僧侣贵族们争权夺利的交讧与混战，一方面虽亦使商工业受到摧毁，但商工业却同时正好是利用它们原有蓄积，在这些贵族领主们的崩溃过程中或其灭亡废墟上发展起来。而在商工业本身来讲，由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商业，一般没有取得像在中国社会那样的地位和特权，所以，除了当作例外的二三都市像威尼斯，曾经建立起过商人政权外，其余所有都市上的工人基尔特的势力，都不但不可轻侮，甚且有驾乎商人基尔特以上的。这一来，它们都市的性质，就不是偏于消费性的政治性的，而宁是生产性的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工业，与欧洲封建局面下的商工业，有了这些本质上的差异，那就不但要影响到它们个别经济恐慌的性质，而尤其要影响到我们这里所须提论到的，在恐慌中在旧社会崩溃过程中的新经济力量的成育。欧洲经济能先中国而现代化，或先走上资本主义的旅程，我们不难从这里得到最确切的解答。
中国在汉末，在唐末、宋末乃至明末，都曾在极度的经济恐慌中，引起广泛的彻底破坏的战乱。王朝没落，商人阶级也随着没落，农业摧毁，商工业及其蓄积，也随着摧毁，这种演变方式，显然不曾或不易在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破坏过程中，孕育起可以促使那种生产关系得到代替的新生产力量。结局，破坏到疲弱不堪的旧生产力，只好让适应它的旧生产关系，慢慢自发的恢复过来，慢慢再给予它以再生的机会。所谓永劫不变的中国社会（许多有名的欧洲学者，如亚丹斯密、黑格尔等，都曾如此强调过），或即中国封建王朝的不绝再生产，差不多都是从新的生产力，不能在旧生产关系破坏下得到保育成长的关键上，取得其存在依据的。
然而，我们在这里不应忽视一件事实，就是，不管上述诸朝代末期的经济恐慌程度，是否一个比一个严重，也不管它们分别由恐慌引起的战乱与破坏程度，是否一个比一个彻底，但从较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看去，终不能不承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诸前提条件或其诸潜在因素，一般是在发展着的，如国内市场的推广，商业组织，商业累积的加多，具有制造业雏型的手工业作坊的增设，以及土地买卖之更减少传统束缚等等。这可以说是不变中的变动，停滞中的发展。
我们要理解这正反两方面的症结，才能明了我们现代的经济及其恐慌，不是纯粹自发的自己成育起来的，也不是突然从外国搬家进来的，传统的特定的社会因缘关系，一直在从中作用着。
四 市场关系的扩大与现代经济恐慌的诸表现
与现代资本主义接触后，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或急或徐的发生了变化，相应着，传统的经济恐慌形态，亦改变了原有的内容和姿态。但依照着我们现代经济的全面分析，资本主义恐慌的必然性，规律性及其一般性，仍不可能从中国经济组织内部发展呈现出来，同时，以前当作封建经济恐慌范畴，在中国特殊表现的较大的广袤性，较有节奏的必然性和循环性，却反而在市场关系日形扩大的情形下，被支离歪曲或痉挛起来了。市场关系的扩大，不但不能使它这诸般特有的性格更进一步发挥，竟引起相反的结果，那是需要从长讨论的。且先把中国现代经济恐慌的诸表象，画出一个轮廓。
首先要指出的现象，就是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依天灾、战乱、农民大批离村以及失业、破坏、饥饿等事态来表现的经济恐慌，似乎就不曾离开过我们。一种慢性的经常化了的病症，使我们习惯了，好像那不是生理的反常，而是原来就不健全的孱弱体态。尽管我们是所谓“以农立国”，但作为这种“立国”基地看的耕地，由一八七三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六十年间，中央农业实验所曾在一九三五年的《申报》上，发表其所增面积仅及百分之一；而在此六十年间的后半期（由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且没有增加。可是在另一方面，耕地变为荒地的面积增加率，以一九一四年为一百，一九三〇年就已达到了三百二十三的境地。“垦荒与保熟”，实已不是在战时才应提出的口号。也许仅从耕地面积的增减上，还不一定能看出慢性恐慌的真面目。我们前面提论到的，农业经营的逐渐零碎化，一般农民所使用的简单农具，亦不易更新补充，以及愈到挽近，尽管天灾战乱在大量减缩人口，而米、麦、粉面等食料品，却在大量进口的事实，说明了我们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是在如何经常化的减退。然而，这种带有原始性的恐慌现象，很容易为其他更明确表现在市场的现代型恐慌所掩蔽。许多人甚且以为后面这一种恐慌，一旦被阻止了，解救了，经济就在好转，就在复兴，这显然是一种错觉。
其次要指出的现象，就是愈到挽近，我们的经济恐慌，就愈表现出一种二重性：它一方面尽管像在不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变动而一直在为它自己内在的灾难所困厄着，同时，却又愈把它的恐慌，当作国际市场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恐慌中的一个部分，而有机的发生成长起来。显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或所谓产业复兴，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无所益助，往往且是以牺牲中国经济来作为其营养，可是，它们的经济恐慌，却又会在转嫁意义上，加重中国已有的经济危机和困厄。本来当作原料生产地及商品和资本销纳地的中国，由于国际资本作用下商业活动的结果，某些部门或区域的农产物，特别是那些已经作为输出对象而专业化了，或单一栽培了的农产物，愈加对于国际市场，对于需用它的国外产业，发生了密切的依属关系。一旦国外产业不况，由是引起了作为其原料品市场的疲滞现象，在这些从事专业化，单一栽培化了的农产物，特别是丝、茶、桐、大豆、落花生、棉花、烟叶等等种植的农民大众间，立即就会由输出的激减，而诱发出广泛的失业破产危机。而同时，在货币与关税白热战的场面下，我们几乎要从多方面忍受牺牲。我们原来可输出的，受到妨阻了，而国外大量堆积着霉烂损耗的过剩品，却很轻易的从中国无力保护的沿海关口泛滥进来了。不但如此，它们在国内找不到用途的过剩资本，更趁着商品泛滥进来的机会，把“投货”同时转形为“投资”，借以利用中国更多失业者的低廉劳动，更可能压下价格的低廉原料品，乃至在政府财政日益困厄下，更便利取得的种种商工业特权了。就因此故，在中国大都市方面表现得颇为深刻的经济恐慌中，同时并不难发现一些像是反常的繁荣景象，我们可以由是联想到中国经济恐慌的另一种性格了。
最后要指出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经济恐慌，因为有上述那二重性在交互作用着，它的表象，就格外显得是参差的，多面的，颇不明确的。在依存于国际市场的情形下，依然表现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依然不能忽视自然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表识着过去社会经济恐慌的生产不足，和表识着现代恐慌的生产过剩现象，居然同时在我们同一国度的同一生产部门经常的存在着。比如，在战前的数年间，“长江一带的农民，因谷物下落，弄得非常贫困：就在一九三二年各省米价下跌百分之三十，一般都称说这是‘丰作饥馑’，但在广东方面，因年年食粮缺乏，每年由九龙、汕头等地输进外米达一千四百四十万担。又华北小麦的囤积很多，那里各铁道沿线所堆积着，就不下一千万担，而上海方面的，每年都输进大量的外麦”（见《中国经济》三卷十一期《中国农村恐慌及农村状况》一文中的引句）。还有，我们的茶已因世界市场的不况，生产过剩了，市面甚至输入有锡兰、印度、爪哇的货色。生丝生产过剩了，日本、印度的丝及丝织品，却源源大量的进口，广东、江西各地已苦于蔗糖生产过剩了，南洋、日本等地的同一产品，却在全中国泛滥着。这许多生产的不断的输入，应该理解为国内生产的不足，却竟因此造出了国内生产过剩的结果，设把视线集注到工业品领域，此种光景，还显得错综而离奇，中国人的产业在停闭破产，外人同部门产业，却不得其扩大而繁荣。恐慌的多面性，使它在时间的间隔上，在表现的内容上，几乎不易给予吾人以明确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印象。
上面所述及的这几种恐慌表象，以及可以由此引起，但却为我们所不曾触到的其他诸般事体，从表面看来，似把我们传统的恐慌形态，改变得非常彻底了。但试一探询这种改变所由造成的原因，大家很容易把市场的扩大和变革，提供我们以很有力的说明。事实上，我们上面述及的恐慌诸表象，处处都关联到了市场关系，无怪许多从这种流通过程着眼，说中国的恐慌，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商业的技术性的了。
我们诚然不能忽视这一观察方法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可借此究明这种观察方法，究竟能否探索出中国经济恐慌的基因来。
主要从技术的商业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恐慌的人，当然是把他们立论之键，放在有关流通过程的一列事实上。不能统一调节市场，是他们的出发点，他们并还在这种前提认识下，把不能执行保护关税，不能展拓合理交通，乃至不能统一货币，也算作诱发经济恐慌的有力原因。我们原不否认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恐慌所由形成的直接间接因素，但问题是看我们在怎样的关系上，去理解去辨认它们可能作用的范围及其限界。
从流通的观点出发，我们的市场关系，确是显出了一种异样的无政府状态。前面述到的中国恐慌中表现的多面性，一面供应国际市场的单一栽培化的农产品，发生过剩，一面作为国内主要必需品的食粮产量不足，已经是够支离了，但就在食粮上，某一地域的过剩产品，竟不能供应国内其他地域的不足，而使其由国外得到供应，这看起来是非常滑稽的。设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市场关系，却又应当视为是极其自然的。
严格的现代型的国内市场，根本就不曾在中国存在过。事实上，中国邻接外人的边区地带，它们个别与邻接国所结成的市场关系，就比较它们与内地乃至与彼此相互间所结成的市场关系，真不知密切多少。比如，东北及山东、福建等省之对于日本，外蒙、新疆之对于俄国，西藏、广东之对于英国，云南、广西之对于法国，或者东南滨海各省区之对于南洋、荷属东印度，美属菲律滨，日属台湾，英属香港、马来亚，其来往交易之频繁而容易，却非它们对内的市场关系所可企及。慢说边区边省，就是内地各省间的相互联系，亦无法构成一个可以作为物品集散流通的中心市场。原来市场集中关系所由形成的脉络，最关重要的是交通，其次可以数列货币。中国陆上水上的新式交通，差不多都是外国资本建筑的，自然都不免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上述诸边省几乎个别建筑与邻接国相连的铁路，由滇缅铁路，而滇越铁路，而广九铁道，而安奉铁路及以前的中东铁路，都是这样建筑起来，也都在这样作用着。其他内地仅有的几条铁路，殆无一不是作为那些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铁路的延长。而沿海及内河的轮运，则又大体可视为它们陆路交通的联系或补充。因此，我们的这种性质的交通愈发展，我们的市场关系就愈支离。但国际资本分别控制中国市场，支解中国市场，除了交通工具以外，还使用货币这个手段。在它们控制下的铁道沿线地带，都个别在行使它们的货币。但关于这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前面述及的中国货币的诸表象就行了。货币权及交通权被把握在它们手中，它们自然很方便依照它们的需要，来调节进出口贸易，而不能依我们的需要来调节进出口贸易了。这是长江各省过剩的米，不能用以阻止安南、暹罗、台湾各地之米的输入，华北各省过剩的麦，不能阻止美国小麦面粉输入的原因。至若国际资本除了在中国各边境地区分别控制中国各地市场之外，它们还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同一大都市中，用它们个别攫取的种种经济权，按照它们个别对于制造品及原料品的需给程度，在贸易上，乃至在其他如金融汇兑等市场上，尽量发挥其操纵的能事。这一来，中国就不但无法调节自己国内的需要供给，且也不能由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单独依照它的需求，来予以调节。市场关系愈错杂愈分歧，而由是导来的恐慌，当然也会显出极其参差的多面性。
不过，交通货币以及其他经济手段的被控制，是要关税权被控制，才能有效的发挥其对于商品运动，从而，对于市场关系的操纵作用的。中国的关税权，一直就不曾完全自主过，极低的最高关税率的限制是被取消了，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债权，主要是把关税及交通作为担保，而同时关税收入，又差不多是中国战前财政支出的最重要来源。这种错杂的财政资本关系，就使国际资本对中国关税政策，保有极大的发言权。亦就因此之故，它们相互从事关税战，因而相互无法推销的过剩制品乃至原料品，就行所无事的向中国市场泛滥了。许多人认定：产业没有保护，是中国经济恐慌所由造成的最明显原因，在这一理论逻辑上，是不为无见的。
但如其反问，外国有了关税壁垒，为何也发生恐慌？（事实上，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税壁垒，已经是当作恐慌的结果表现着，虽然那同时又被看作是恐慌促进的原因之一）那不是说明：关税能否切实采行保护政策，与恐慌能否根本防止，并无重大联系？不错，这样追问，是还有极大的躲闪余地，而最科学的论辩，也许就是中国型的恐慌，原本就和现代型的外国恐慌，是不同的种类，具有不同的性质，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这正好是我们所期望引出的论点。
五 从全般经济法则连同作用下体现出的恐慌基因及其后果
在上面，我们郑重的提论到了中国当代恐慌的二重性，即它一方面在不管环境绕着它的世界经济如何变动，一直在为一种慢性经常化了的痼疾所困厄着；同时，也许因为被长期困厄磨折了的孱弱病体，格外经不起外感，一遇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动摇，立即就像很有感应性似的，把它的老病加重起来。如其说，这种恐慌的二重性，不能“彼疆此理”的二元的来解释；同时，我们前面那种从流通过程看出的症结，虽然很像能说明我们恐慌为世界经济危机所影响，但用以说明经常化了的慢性危机的那一面，却是颇嫌不够的。
我们实在需要把考察的视野，由流通过程移到生产过程。那里将使我们把恐慌的二重性，归结为一元的理解。
对于中国经济恐慌之基因的问题的探究，第一步应不忙问到什么是我们恐慌的基因，而应问到什么是我们恐慌的正体。它是由其二重性展示了诸种正相背离的表象的。即一方面是都市的，同时又是农村的；一面是生产过剩的，同时又是生产不足的；一面关联着国际经济变动，像是有周期性的，同时又是经常的持续的，这诸般正相对立的表象，如须从中国经济内部，从中国全经济运动过程中，了解其统一的关联，我们将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恐慌，确实可由农村的、生产不足的、经常的持续的诸实质，来涵盖它的全内容，如果这个论点能够成立，则在其他一极的都市的、生产过剩的、周期间发的现象，就很可看为是在我们那种“本格”恐慌的基础上发生着作用的。我们显然不能把命题反过来，说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结果。
在本书以上各篇中，我已把中国经济的正体，分别从其各个构成的形态，加以较详细的剖析，在把经济恐慌看作是整个经济运动之必然归结的限内，这里是需要将那些个别的经济构成形态，放在全体中来予以全面考察的。
商品的价值形态，是全体经济的机轴。我原是从那个机轴开始，现在，我亦不妨从那个机轴开始，看中国全体经济，是怎样在它的总再生产过程上运动。
我曾讲到，中国经济已大体脱出了自然经济的范畴。它的生产物，尽管有最大一部分是当作使用价值而生产，非当作交换价值而生产，但一般的趋势，已经在以极大的压力，推动生产物商品化的运动向前拓展。
特生产物的商品化，是需要具备许多客观的前提条件的，我们很容易想到市场、货币、交通诸方面。事实上，我们已就这些方面，说明过了中国生产物商品化的障碍，但生产物能否变为商品，能在何种程度变为商品，能变为何种性质的商品，并不是在它已经生产出来之后，才在移向交换过程中，碰到这些障碍的，而是它在生产过程中，就被生产它的条件或生产方式所规定了的。我们的商品化的生产物，一般是在小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的。这在本质上，已不仅限定了它的市场范围，还限定了它本身的属性和种类。小商品生产，是只允许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作为其生产对象的。
在小商品生产成为一般商品生产形态的社会，作为其再生产基础或社会蓄积来源的剩余价值，一般是出自土地方面，因为在这种社会，农业与包括有手工业乃至制造业的工业比较，因其更能利用自然，所以更有生产性。而且，在大多数场合，工业还是当作副业，依属于农业的，也许正因此故，作为农业上剩余价值而体现着的一般形态，就不可能是利润，而必须是地租。（虽然地租并不产生在非租耕地上，但非租耕地上的劳动剩余，亦不妨如此理解。）——我们社会正是把土地上的地租蓄积，当作一般社会蓄积的最后来源，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亦是存在这里。
不过，这只是大体如此的看法。其实，每年从土地上产生的生产物，究竟在量上，是否一年多过一年，即是否真正有剩余可资蓄积，那不能单从转化为地租的农产物数量来看，却须同时从农民生活条件与生产条件来看。尽管地租能维持原状或者有所增加，如其农民生活条件更苦，生产条件更坏，社会蓄积不但不曾增加，甚且可能是减少了；反之，地租即使因某种理由被减低下去，如其农民的生活条件变好了，那不但不能遽认为是社会蓄积的减少，却竟可能是在增加。在市场关系没有健全确立，农业生产物没有一般商品化的我们的社会，农业劳动剩余生产物，宁是一个不定数，一定的劳动生产物量，可因直接生产者的生活条件压低而加多，亦可因他们的条件的提高而减少，但不论如何，社会一般蓄积是否真正增加，所增加的蓄积，是否用以扩大农业再生产，大体是可因农业直接生产者的生活条件与生产条件而测知的。现在且不忙回顾前面述及的我们农民大众在以如何条件而生活，特别是以如何的条件而生产，最好是先看我们社会的一般经济运动情形，能允许他们以如何的条件而生活，特别是以如何的条件而生产。
我们曾讲过，资本的分散或使用的方式，是为它的累积与集中的方式所决定；又讲过，这法则同样可以应用到地租的蓄积及其使用上。换一个说法，即作为我们社会蓄积之基础的地租，一般是使用在或分散在地租收得与所由取得土地的诸种原始蓄积活动上，这正如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蓄积基础的利润，一般是使用在或分散在资本家所由取得资本的诸种蓄积因素的购买上一样。
商业是这些原始蓄积活动中最凸出的一个部门。在商品生产形态下，一切当作生产条件的诸物，都要通过买卖，商业就是把这些通过买卖的商品的运动，作为它的内容，作为它的化身，它被规定在生产过程中了。小商品生产下的商业，却是立在生产过程外部，主动的促使生产物成为商品，结局，就造成了商业支配产业，商业利润规制产业或农业利润的趋势，产业或农业利润就遭受商业利润的规制。它同时就无法建立起对利息的支配，却反而被利息所规制了。恰好在这场合，高利贷者的债权乃至国家的赋税，不但在农业剩余生产物的分割上，与商业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它们并且在要索赋税及债务的支付上，为商业促使更多的生产物变为商品。在对外贸易日益扩展的过程中，那生产物不但变为国内市场的商品，且变为国际市场的商品，而且由国家及个人消费扩大所输入的外货愈多，我们由这种生产物变作商品，去平衡对外支付的数量，也相应增多了。不等价交换的条件，就是在用农产物输出去抵偿工业制造品输入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而这不等价交换的条件本身，便成了永续入超的一个重大原因。结局，当作我们社会逐年蓄积之基础的剩余劳动农产物或其价值，就有可观的部分，这样的通过买办商业，被集中到外国去了，或者作为国际资本，被投用到中国沿海大都市的各种偏于商业性的企业上了。
由输入加繁加多所造成的都市荣华，以及相应要求的现代国家场面，都直接间接在依各种原始累积方式，如商业、高利贷及赋税（当作中国经济的原论，我在本书中，对于赋税一项，不曾作着正面而深入的分析。但在一个落后国家，赋税这个成为原始蓄积的因素，确在全般经济上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赋税所加于一般直接生产者的生活条件生产条件的破坏作用，真是太大了。而它最坏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确定。每年要被征去多少，在直接生产者固没有把握知道，即在作为征收赋税的主体，它亦没有把握知道。英国一位著作家估计，中国地方官吏所征收的，要比他解交中央政府的超过五倍，而另一位英国专家则又说超过三倍——见拉狄克著《中国历史之理论的分析》中译本二三五页——这样的税制，与其他各种落后的原始蓄积手段，如高率地租、高利贷及商业资本连同作用起来，其破坏影响是不难想见的。）乃至地租等等，不绝加重社会主要的最后的蓄积来源的农村的负担，把农村可能挤出的资财，吸进都市，再注到国际资本的大蓄水池中，而与上面那种集中运动衔接起来。
不错，这样一种社会资财集中运动，并不是，且不能是“一次过了”就完事的，它一直再赓续着。正因此故，农村终不能不留下一些继续原始蓄积活动的资本，在这里，与买办商业相区别的国粹商业，与都市银行钱业相区别的高利贷业，便像在分工的意义上，承担起了最基层的累积活动。又因为它们这种活动，是在最落后的、最可予取予求的、最便于各种特权行使的农村社会进行，其利润率利息率之高，就最足以影响直接由土地上取得的地租的蓄积程度及其使用方式，而这又反过来，在商业者眼光中，把土地看为特别有利的商品，在高利贷者眼光中，把地租看为变相的高率利息了。由是，农村可能或者必须截留下的农业剩余生产物或其价值，就必然是在这三种用途上浮荡着流通着。
这一来，土地上可能积得的资财，即使经常有一部分，留在农村，甚至是使用在土地上，但因那不是用以充作资本，而是用以购买土地，农民由高率商业利润、高率利息，以及其他非经济强制活动连同影响所须为土地费去的代价愈大，他们在总收入中，能挣下来当作改良生产维持生活用的部分就愈少。他们愈贫困，愈需要依靠土地，土地所需支付的代价就愈大，无资力无机会取得土地的贫农，就愈能以最低生活条件以下的报酬工作，劳动驱逐机具的形势便被形成了。土地劳动生产力便逐渐减退了。以食粮为主的农产物产量，便逐渐缩减了。
因此，我们的农业的、生产不足的、慢性的经常化的经济恐慌，便是在上述这一列经济运动——小商品生产，商业使生产物变为商品，商业支配产业，商业利润高过产业利润，利润受规制于利息、各种不等价交换，资本向都市向外国集中，农村各种原始资本形态的相互作用为资本在它们之间的流转，劳动驱逐机具，甚至驱逐畜力——所连同体现出的诸种法则作用下产生的。在这种恐慌实体中，当然还能看出一些古典形态的阴影，但我们却很容易把世界经济大恐慌在国内诱发的更恶劣的经济危机，看作我们真正的经济恐慌形态。所以，一旦世界恐慌在周期圈上走到了好转或复兴的上环，我们也就安然的觉得自己经济也步入好境了。这种错觉，被以次的皮相观察所加强，那就是，认定租与税的保持原状或增加，就是社会蓄积，就是农业剩余劳动生产物能保持原额或有所增加。其实，特别像在我们这种社会，租与税的增加，不但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减退，是可以相并存在的现象，甚且可以直接当作因果关系而必然同时呈现的现象。试想，在战时乃至在战后长期动乱和破坏的过程中，尽管新旧大小工业在崩解线上挣扎，尽管农村经济残破，早成为一般公认的事实，但在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磨折下，通过租税，通过徭役，通过商营，通过高利贷以及其他更原始勒索方式、加在一般生产人民身上的负担，宁是加强加重了。不论人们在怎样称扬中国生产人民大众的“勤苦”美德，如其他们在生活资料上，经常需要用草根，树皮，观音土代替杂粮；在生产手段上，经常需要用人力代替工具，代替畜力，那就不但租税，商业，高利贷迟早要经验到它们榨取的尽头，就是各种各式的徭役罢，也将发现那些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的“壮丁”，是什么任务也无法达成的。中国历史上像是颇有规律的战祸与动乱，是作为我们那种古典恐慌的后果而表现出来的。而在目前，恐慌的内容与实质，是有些改变了，当作恐慌的结果而表现着的战乱，也参杂了一些新的因素；但这些“改变”和“新的因素”，由前面述及的我们的恐慌的二重性，由我们整个经济之半封建的次殖民地的性格，是可以得到说明的。
恐慌是现代中国经济内部诸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战乱在某种限度内，是恐慌直接间接造成的结果。不管战争是对外的还是对内的，也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如其我们社会的原有生产关系，不曾由战争予以本质的改变，生产人民大众的社会地位，不曾由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一般的改善和提高，则我们上面分析研究的诸般经济原理和法则，便会继续作用着，继续使我们陷在慢性的愈来愈益深沉的恐慌困厄中。
本篇问题研究
一、封建制恐慌与资本制恐慌，有那些基本不同的特征？
二、中国传统的经济恐慌形态，对一般封建制下的经济恐慌，表示了那些不同的特征？
三、中国现代的经济恐慌，具有二重性，此点将如何说明？
四、中国的经济恐慌，应理解为全般经济运动法则连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试就上述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利润，利息，工资，地租诸方面分别表现的运动法则或倾向，作一综合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