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症结
在当前的经济问题中，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算是最本质最基本的一个。这个问题的现实理解，其重点，当然是存在于工商业间之不平衡的发展上，也就是存在于工业资本过于微弱，商业资本过于膨大的变态事实上。本文的目的，虽在研究商业资本如何始能转化为工业资本，但其穷源究委的说明，却不能不涉及商工业资本之本质的相互关联。
人们因为过于担心当前经济上的一般情势，遂把他们一向忽略了的商业资本过于膨大的问题，很感性的或直观的提论出来，仿佛这个问题，是到了战时，特别是到了抗战过程中的近两三年，才开始发生似的。自然，商业游泳在日益增涨的水槽中，是容易惹人注意的，但只要我们把问题的客观性仔细端详一下，一定会明了，伴随这个问题而发生的一切情势，在中国现代社会里面，与其说是变态的，毋宁说是常态的，与其说是严重化的开端，毋宁说是严重化的发展或继续。
自从中国开始现代化的程序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就在客观上取得了异常重要的地位。但这个问题之被把握，被浮现在极少数人的脑海中，却还是近十数年来的事。人们是惯于把他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当作客观上不曾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今日来讨论这个问题，就不期而然的充溢了历史的兴趣。事实上，一个取得了社会史姿态的大问题，是很不易横断的孤立的去说明的。
（二）有关资本流通问题的几个基本认识
把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对立起来加以理解，那中间横跨着一个社会的分水岭。在一个产业发展，工业已取得了社会的支配的优势的社会，商业在不断为产业或工业所革命，直到它的本质，变更到能适应配合工业对它的要求。在这场合，商人所扮演的，是为工业资本家分劳的任务；商业的流通过程，被包容在总生产过程中。商业上的利得或商业利润，是由总产业利润或工业利润派分出来。商业活动不能超越出产业资本所允许的活动的限度，后者亦敦促它不要太不及这个限度。而其间的调节器，就是利润平均化的法则。假若产业或工业资本利润，低在商业资本利润之下，社会上的资本，就会由工业上向商业上流转，使商业资本的利润，对一般利润水准，降落下来；反之，假如工业资本对商业资本发生过剩现象，同一的利润法则，亦会强制它倒流过来。资本的流转，在这种社会，可以说是不容易发生问题。即使在某特定情形之下，发生问题，那所发生的问题的本质，也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中国商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完全两样。
在产业不发达的社会，即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商业同产业的关系，就呈现出了一种异样的姿态。商业不但不曾被吸收到社会总生产过程中，而社会一般零碎的，独立的，大体还滞留在落后的自然状态中的产业，根本就不易形成一种有机的社会生产过程，形成一种足够左右商业的社会优势，而同时商业却还可利用其较为适中的，并且在事实上控制着生产物买卖价格的地位，反过来，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外部，对社会全般的产业，行使支配。商业对产业支配的可能性愈大，它就愈能发挥它的贱买贵卖的欺骗与敲诈的机能，在这场合，如其说产业上还有利润（那其实大体是劳动工资的转形物）可言，还不妨用利润这种名色来称谓生产者的利得，则那种利润或利得，就显然会倒流似的表现是由商业利润分派出来。因此之故，在广义经济学上，就提示了我们这样一个法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产业利润规制着商业利润，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则是商业利润规制着产业利润。资本主义的利润法则，不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于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就无法依照自由竞争的原则来理解和处理。
然而，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还须有更进一步的前提认识。当一个社会由前资本主义形态移向资本主义形态的过程中，从资本流通的这一个角度去观察，一定会发现一些撩乱吾人视听的不易截然辨识的经济现象。产业或工业，对于商业，从而工业资本对于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利润对于商业资本利润，在某些场合，可能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外观，但却不曾把它的过去本质，改变过来；在另一些场合，也可能改变它的若干过去的本质，但那种改变，还不够使现代性的一切关系确立起来。在这种场合，我们对于资本问题的处理，尤其需要运用科学的分析，透过问题的现象，去把握它的本质。
（三）在古典形态下予以新装的中国商业资本
在开始现代化程序以前，中国的商业资本，一向就赋有一种与生产资本疏隔的特质，这种特质，大体是由中国地主经济型的封建制上取得其存在基础的。在这里，我们无暇说明我们的封建制，为什么没有发挥其领主经济的基本因素，却愈到后来，愈益发展其地主经济的基本因素，我们只能说，在地主经济形态下，商业资本对于地权的关系，就和在领主经济下，截然两样。如像在西欧各国，商人和领主，即商业资本和地权，一直是采取对立的形态，土地由分封由世袭取得，又有断分制与长子继承制作为侧面的保障，对于没有贵族血统身份以外的平民，特别是对于商人，就是封锁的。亦就因此之故，商人在商业上蓄积的资本，乃有较大的转用作生产资本的可能。反之，在地主经济形态中的中国商业资本，却因以次几种事实，竟与地权发生了密切的关联。那几种事实是：（1）商人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只有极少数的王朝，在较短期内，作过限制），由是在商业资本与地权之间，建立起了一个通路；（2）当作商人活动对象的物品，一大部分是人民要以赋税形态贡纳于朝廷的土地生产物，而这些土地生产物，一般都是通过流通过程，才以货币形态，输纳到国库的。这又不啻在商业与地权之间，建立起了一条稍微迂回一点的便桥；（3）商人可以自由取得土地，可以把土地作为接近官场登上仕途的跳板，仕商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发生了“通家”的联系，商业资本与地权的关系，就由是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自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历代采行重农抑商政策的事实，正如同我们无法否认西欧各国商人在近代初期也曾大量购买土地的事实，但上述的基本命题，却并不会因此受到破坏，反之，且还可由此从反面来予以确证，只可惜我们限于篇幅，不能在这里加以较详尽的说明。
中国商业与地权的密切联系，在事实上，并不只商业上蓄积的资本，不易直接用到工业上或产业上，且还因为地权上吸收了过多的社会资金，致令商业的活动，不能展拓到对外贸易上，这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商人冒险图利的活力，被地权吸住了，同时也因为商业在政治上的权力，由其分化为地权而分散，致令它没有左右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力量。两方面互为影响，就造成了中国对外贸易不发达，从而产业不发达的根本的原因，从这里也可约略窥见中国一般经济史学者，用地理因素来说明中国对外贸易不发达，从而，产业不发达的究竟，该是如何的失之皮相与疏忽。
当中国的商业，仍被束缚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伴随着历代王朝的兴废，而一再重复其无可奈何的历史形态的当中，西欧各国的商业资本，已因在地权方面的遭受排斥而向外发展，已因对外贸易的不断蓄积，逐渐分解了破坏了封建的领主经济的基础，在那种过程中，新的生产方法被建立起来，相应着，一种新的对外扩展贸易的方式，被建立起来。结局，中国不能自动的发展的对外贸易，却迫而被动的发展了。
在五口通商前后，中国商业像木乃伊接触了空气似的变质了。但因为那种改变，不是由于社会经济基础根本变革的结果，而是由于社会对外关系发生变动的结果，所以对外贸易尽管把商业资本对地权的兴趣冲淡了，甚至转变了，但商业上所有的蓄积，第一因为不是得自外国，却是通过买办性对外贸易关系，以更不利或更酷刻条件，得自本国；第二因为外国为要保证那种买办性商业，把中国工业发展所需要具备的一切条件，都分别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方式予以破坏或支解；第三因为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在若干买办性商业及与其相应的买办性企业活动的沿海大都市乃至有新式交通工具联系的内地若干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尽管已改换了原形，且还附以资本主义的外观，但广大的农村，却不过在手工业与农业的自然联系上，遭受破坏，其余作为封建生产关系之基本部分的土地所有形态与使用形态，依旧执拗的顽存着，所以，在日益增加并扩大的新的商品货币关系中，土地的重要性虽然减少了，土地的诱惑性，虽然为新的营利事业所代替了，但最有变动性的商业资本，或商业可能挣到的蓄积，仍不易甚至不能转用到工业上。不错，我们曾利用国际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在它们压力松弛的空隙中，有了一点工业上的成就，但那不但不够用以改变商业对工业的社会优势，且在不旋踵间，就因那种压力的再加紧，而全部崩溃下来。
由是，我们知道，在近百年中，中国商业资本无疑在古典形态上，附着起了新装。但它这新装，毋宁说是一种伪装。它并不曾同工业建立起现代的关系。它不为中国工业服务，却在牺牲本国工业的条件下，为外国工业服务。在这种情形下，当然不能希望我们商工业间的资本，有正常的流通。
（四）战时商业资本的工业资本化与工业资本的商业资本化
抗战发生以后，情形有些改变了。沿海对外大商场的丧失，对外贸易的阻断，中国商业资本已不得不暂时脱去了它的新装或伪装，它不能为外国工业服务，理应为本国工业服务了。而同时，由对外贸易关系阻断所造成的一般日用品与军需品的缺乏，反给予民族工业以大的刺激。而况一向束缚中国工业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也于此时无形取消了，而政府为了抗战与建国任务的达成，更多方予工业以便利与扶助，在这诸般情势下，如其我们还发生工业资本问题，那就是由于社会全般资金的缺乏，而不应是由于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间的不平衡发展。但揆诸一般实际情况，却出乎意外的，正好是因为商业资本过于膨大，以致引起工业资本的特别困蹶。
在抗战过程中，商业利用物资缺乏，物价步步增高的机会，在通货日益膨胀的条件下，蓄积了大量的货币财产。但货币财产尽管蓄积，商人却仍不肯像现代初期西欧各国商业经营者一样，使自己变为工厂老板，使自己的资本，变成工业资本，他们的资财，无论是货币，是待售的商品，抑是商业设备上的生产，一直是停留在流通过程上。他们甚至把商业活动的对象，扩大到土地上，这在一方面似恢复了商业过去对于地权的联系，但在商品货币关系相当发达的今日，自然更带有商业投机性。这就是说，商业上蓄积的资本，不论是直接投在道地的商业上，抑是间接通过土地再绕到商业上，都在力求自身的膨大，而造成了当前商业游资过剩的现象。
然则商业上过剩的游资，为什么不转向工业方面呢？大家容易想到的阻碍，当然是由于工业利润比之商业利润太低了，仿佛就因此故，不仅商业资本不易工业资本化，甚至政府苦心孤诣多方扶助的一点工业，且有商业化的趋势。据报章所载，许多公私经营的工厂，在把它们的厂址，当作地皮经营，把它们的机具或原料，当作囤积品来处理。
商工业资本间这种反乎一般期待的逆流，很容易给予我们以这样的印象，仿佛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造出了前述平均利润法则作用的条件，即是说，它已资本主义化了。它已在照应着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使它的社会资金，向着利得较高的部门流转，由是，许多人，就照此推论，以为我们如能运用金融政策，多方限制商业资本利润，同时并多方抬高工业利润，商业上的资本，就自然会流用到工业上去。其实问题是不能这么简单的。
商业资本不肯转化为工业资本，却相反的使工业资本商业化，如系按照资本运动的法则进行，那么，当资本纷向商业移转的当中，工业上就应当由资本短绌，事业缩减，生产品减少，供给额降低而提高其利润；反之，商业上就应当因其资本对被周转的货品之绝对的相对的增多，而减低其利润。但我们当前的现实却并非如此，好像资本愈挤到或被吸收到商业上，商业利润反更形增高似的。不错，我们需要照一般人乃至一般经济学者所惯常的解释，说我们是在战时，一切不免有些变态，但战时的影响即再扩大，亦不够说明那种变态。那至多只能算是中国社会在战时的“变态”。我们试想，现在该有多少国家在参加战斗，但任何一个国家，却不曾使它的商工业间的资本问题，具有我们这样的内容。当理论被展开到了这样程度，我们的经济学者们，即强调用资本主义的金融政策来解决当前资本问题的经济学者们，都反过来用“中国经济落后”这个笼统的论调，使他们从自己理论的缺口逃脱出来。可是当他们一脱出了这个缺口，又毫不觉得矛盾的把“中国经济落后”的命题，暂时储放在下意识中，再回头来用资本主义的各种标签，来表识中国战时经济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经济问题的性质。
事实上，中国当前商业资本的这种“变态”的发展，恰好是在证示广义经济学上的一个法则，那就是，商业资本愈脱出总生产过程而独立发展，产业资本或工业资本将愈不发展，即前者的发展与后者的发展成反比例。这个法则，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条件下发生作用的。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但那种存在，在规模和比重上，显然还没有达到阻止那个法则发生作用的程度。当我们论究中国商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时，应当随时不要忘记这个基本论点，我们在一方面固然不妨把商业上的高率利润，看作其吸收资本的扩大活动规模的原因，但同时应理解：这所谓高率商业利润，并不是资本主义涵义的东西，也并不是孤立的形成的东西，它有取得其存在的全社会经济基础。
（五）解决工业资本问题的前提条件
在近半年来，政府为了国营并奖助私人新兴工业，确曾尽了最大的努力。一方面鼓励商业资本工业化，一方面又得阻止工业资本商业化。迄乎今日，困难仍是有加无已。这原因最容易说明的，是商业还能保持住高率利润。但政府不是在从税制上，从金融上，从一切管制物价方案上，限制商业，打击商业么？但问题症结就在这里。一个国家的工商业间，已建立起了现代的关系，工业本身就具有节制商业资本的机能，虽然有时为了这种机能的发挥，还不能不借助于资本政策或金融政策的援助。如像中国的工业，一向就因为它自身没有建立起是以钳制商业的基础，一向就是做着商业的附庸，同时更因为与此种事实相适应相关联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存在，就使政府的诸般限制商业的法令，不容易顺利推行，结局，许多抑商政策的节目，倒反而变成了商人借以增进其过分利得的口实。政策本身是好的，但却被应用政策的客观社会条件歪曲了。
不仅如此，把社会经济看成一个总体，它的各部分在本质上已是相互包涵的。中国商工业资本间的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发展，我们是理应效法各现代国家所执行的金融政策来予以调整的。事实上，我们确也如此做了。但其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金融资本，在社会构成上，已经是对于我们的商工业资本形态的一个配合。甚至可以说，商工业资本间的那种畸形发展，还大大的受了我们的金融资本或银行资本的促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银行资本，原本就是因应工业通融资金的便利而产生，银行与工业结了不解之缘，若在落后国家，它只有侵蚀生产的高利贷金融业，而不能有扶助工业的银行资本。如其在名义上有了银行资本，这种银行资本，就很容易保有高利贷的特质，结局，很容易对商业发生较密切的联系，甚且很容易由结托商业，而变形为商业本体。要通过这种性质的银行资本，来执行扶工抑商的资本政策，就似乎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在这一关键上，我们如何运用银行资本来收缩商业资本或增益工业资本的问题，就引起了如何使银行资本本身变质的问题。
一切有关商工业资本流通问题的措施，如果采取这种推论的方式，最后均将达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抗战，同时确实需要建国，需要改良中国社会，使中国社会本身，不允许当前资本问题乃至其他问题上的不合理的现象的存在。
在这种前提认识下，我特别要强调民生主义所明确提示我们的土地政策。土地政策所由提出的现实社会生产关系，是一切落后经济关系的基础，亦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商工业资本流通问题所由发生的最基本原因。我在其他场合（参见拙著《中国经济论丛》第二篇《当前经济问题总分析》及《中国商业资本论》诸文），曾分别指出当前商业资本活动与土地投资的联系，我并指明，商业资本上的蓄积，得自由投用在土地上，可以从多方面增大商业的声势：第一，会使土地商品化，借以扩大商业活动的范围，战前在大都市中做地皮投机，战时却对后方各大城市附近乃至较荒僻的地域，表现了极炽烈的购买土地的兴趣；第二，土地商品化，不啻为商业在土地生产物囤积居奇上，得到了捷径，那同时又是商业资本逃避统制的一个方便之门；第三，利用土地方面的落后所有关系与使用关系所获得的高额地租，一转手间，又可用以充实商业资本。但除此以外，还有一项更本质的影响，最好在这里补充说明，那就是：商业同地权的关系愈形密切，它就可能腐蚀一般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使其不易执行任何打击商业的任务。因此，我认定，在一切不彻底的限制商业资本活动的政策中阻止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进出，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法门。自然，商业资本转向土地的活动受到了妨阻，并不一定就会把它转用到工业方面。社会资本由商业移向工业，无疑还要具备一些历史前提，但如其我们不把阻止土地任意买卖的政策，孤立的来理解，定然会知道，那种政策上执行上所需要配合的其他革命步骤，将大有助于当前商工业资本流通问题所形成之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
（六）四个结论
论到这里，我们似可把上述诸般意见，综括为以次四个结论：
第一，中国商工业资本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并不始自今日，在此次抗战发生以前，这个问题就曾严重的存在，不过直到战时，才因现实的迫切需要，而把这一向不大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开始在脑中唤起而已。在这种意义上，抗战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确实提供了极可宝贵的社会测验。
第二，不管在过去，抑是现在，中国商工业资本流通问题的形成，是把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它的基础。像这种问题的解决，和其他主要关系技术性质的问题，不能一样简单，建造几条铁路，几只轮船，几个水渠，政府诚能在财力及技术许可限度内，不牵涉到全般社会经济基础，而努力有所成就，但如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资本问题以及与资本密切关联着的土地问题，却不能单从技术上的努力得到解决。
第三，要使商业资本依照平均利润法则来调节其流通，固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但在这种根本条件未造出之前，我们并不能呆然无所作为的听任商业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本无情的吃尽。租税政策、金融政策、限价政策，以及其他对商业寓有抑制作用同时对工业寓有扶助作用的诸般设施，假如能曲尽人事，亦许不难收到相当效果，但我们首先应知道：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里面，租税、金融及物价等等本身，就分别是那种社会生产关系所由表现的因素，使它们健全的可能性是有限界的；运用它们来调节资本流通问题的效用性，更是有限界的。
第四，当前商业资本不绝的膨大，对于全般社会，特别是对于工业，固然在逐渐增大其不利的暗影，但对于商业本身，其不利的程度，亦并不难想见。商业为求独立的发展，工业上的不发展，固然是它的前提，但商业所周转的生产物，如每况愈下的减少，那就不但商业活动的对象和范围，会相应缩小，商业活动需要的消费者，也将因生产渐形萎缩而丧失其购买力。在目前，个别特殊的商业者，也许还在陶醉于他们由货币数量测度出来的利得，但就全体商业或商人阶级来讲，他们一定不难发现：在社会生产规模日益缩小，社会财富日益减少的情形下，他们手中由货币测度的资本，不过是虚资本，是空中楼阁飘浮的烟云，只要经过一阵大风，就会吹得毫无踪影的。所以，为他们打算，他们尤需要改弦更张，设法改变他们的资本用途。然而，个别商人的资本，已经被结成一种商业资本的形态，特定的商业资本形态，已经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作用，其结果，个别商人，固不易拘束他手中的资金，只好随全体商业资本的动态为转移，而同时，整个商业资本的动态，亦并不是全由商人阶级全体所拘束。大家试一考虑商人们动辄发出的“我们也无办法”的呼声，就知道以民主主义的土地资本政策，扭转一般的趋势，在今日不仅为工业家的要求，亦应为商业家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