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庄变为清谈
嵇康像
两汉承秦、楚两火之后，一般儒家用全力搜集遗书，整理国政，做他们的学术统一工作。政府借此为奖励，学者借此求功，各相习成风，于是考据之学成为两汉四百年研究学问的唯一路径。这种治学的方法固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师法专在承袭，考据过于琐碎，结果只有记诵而无思考，只有保守而无创作。这种学问，在当时固属适应环境的需要，上下相倡，演为学风。但自时代变迁以后，或工夫厌烦以后，必然起很大的变化，本期的老庄学派与佛家学派，就是对两汉考据学派所起的几种学派。儒家考据学因工夫过于机械，至东汉末叶已经维护不住了，大儒马融之不遵礼法，太学诸生之不守章句，皆是考据学逐渐崩溃的明证。——也是儒家势力逐渐衰落的明证。[1]到了魏、晋，加上政治的残暴，蛮族的蹂躏，及长期的内乱，一般人不但生活得不着安定，且于生命常有不测的危险，为苟全性命于乱世，只有借老、庄学说为护符，此老庄学说所以在魏、晋演成一个时代的风气。此时演习老、庄学说的人们，称做清谈家。他们的思想不与老、庄全合，介于老、庄两派之间，而态度近于庄派，可说是一种专掉虚空玄理的名士派。此种清谈风气，始于魏文正始年间，开山老祖为何晏、王弼，至晋则以王衍、乐广为代表，而阮籍、嵇康、王戎、裴楷诸人也是此中的重要人物。[2]也们喜为放言高论，平日所谈说的全不关于实际生活，不关于国家痛痒，越是说得虚空巧妙，越发显得他们漂亮，博得大众的赞扬与羡慕，——当时谓之清谈。[3]但他们的思想虽介于老、庄两家之间，他们的态度则为绅士与官僚的混合，依然为封建社会的产物，而较封建贵族更其虚矜。
山水玄趣图
二 佛学之输入
魏、晋为老、庄思想流行的天下，南北朝则为佛家信徒独步的世界。佛教流入中国，据旧史所载都说始于东汉中叶，当西历纪元百年之顷。自此以后，西僧陆续东来，也有为中国人翻译经典的。但他们的势力究属微薄，所译全是小品，中国人也未曾感到享用上的必要，不过为极少数者为迷信与好奇两种心理所趋使。自东汉末年以后，政局混乱，儒家学术独占的世界渐次瓦解，国人始感到佛教的需要，而开始作输入的运动。此种运动始于魏、晋之初，到南北朝而大盛，逼直延续至唐之中叶，前后相继亘五百年。当这个时期，中西信徒对于佛教的灌输运动、翻译工作，极一时之狂热。中国名僧冒险前赴西域或印度搜求的，共计一百多人，前后数十起。他们前往西土，或十余年始归，或二十年乃返，携带经典来国内弘布，成绩卓然惊人。本期佛教中心地点，分长安、洛阳及建康三处。长安为往来西域的要冲，在姚秦、苻秦时代翻译事业颇极一时之盛，著名西僧鸠摩罗什即此时代表人物。[4]洛阳为北朝的国都，建康为南朝国都。佛教在北朝除了因太武帝特好道教大受一次迫害外，佛经流通、信徒入教的更盛于前。[5]南朝人的性情更喜佛法，三百年间流行无阻，尤以梁武时为最发达。[6]第一次往西域搜求佛经的名僧有朱仕行，对于佛学开始做发明工作的名僧有卫道安，皆是本期佛学界上的伟大人物：而隋唐所有宗派大半也是在此时期成立的，可以想见其盛况了。自此以后，中国遂为佛教的消纳地，佛教思想在此数百年间，涵煦长养于中国民族的脑海中，差不多成了第二天性。
白马寺
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是中国最早的佛寺，有“释源”、“祖庭”之誉。
三 儒学之分南北
这个时期，佛、道两家虽气焰万丈，清谈风气虽时髦绝顶，但国人对于儒家经术的研究，并非完全消沉。其实北朝因郑氏讲学的流风，及政府热心的提倡，学者家法相承，往往不绝，且有专门名家的。南朝经学虽不及北朝的发达，但在萧齐之初，及梁武四十余年间，儒学亦称隆盛。[7]不过当时治经者，有南学、北学之分。北学所通行的，是郑玄注的《易经》、《书经》、《礼L记》，毛公注的《诗经》，服虔注的《春秋》。南朝所通行的，是王弼注的《易经》，王肃伪作的《孔安国书经传》。总之北学以郑氏为宗，南学以王氏为归；加以两方民性不同，所以生了显然的差异。
本章参考书举要
（1）《晋书》的《儒林传》
（2）《北史》的《儒林列传》
（3）《南史》的《儒林列传》
（4）《魏书》的《释老志》
（5）《隋书》的《经籍志》
（6）《晋略汇传》
（7）《日知录》的《世风》
（8）《廿二史札记》的《清谈》及《经学》
（9）《梁任公近著》第一集的《佛教之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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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汉书·儒林传》：“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徐昉传》：“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
[2] 《日知录·世风》：“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阎氏》曰：“清谈之风，一盛于王、何，再盛于阮籍，三盛于王、乐，而晋亡矣。”《晋略汇传·清谈》：“乐广与戎从弟衍俱宅心世外，天下言风流者称王、乐。”
《廿四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地皆以无为本。向秀好老、庄之学，尝注释之，读者超然心悟。郭象又从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风遂盛。……是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则隋时五经之外仍不弃老、庄，且又增佛义，晋人虚伪之习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风气所趋，积重难反，直至梁平陈之后始扫来之。”
[3] 《晋书·儒林传》：“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视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经典，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廿四史札记·六朝清谈之习》：“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下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成者也。是时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籍尝作《大人先生传》，谓世之礼法君子，如虱之处挥。其后王衍、乐广慕之，俱宅身世外，名重于时，天下官风流者以王、乐为首，后进莫不竞为浮诞，遂成风俗。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晋略汇传》：“《清谈总论》曰：魏文浮华，藻缋乃极，再变而老、庄之辩出焉。王、何誊口，务为高远，因以简功实隳职业，其初为清谈，其放为任达。”
[4] 《隋书·经籍志·佛经》：“姚苌弘始二年，鸠摩罗什至长安，大译经论。道安所正与罗什所译义如一，初无乖舛。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鸠摩罗什才德最优。”
[5] 《魏书·释老志》：“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6] 《隋书·经籍志·佛经》：“梁武大崇佛法，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凡五千四百卷。”
[7] 《廿二史札记》：“六朝人虽以词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盖自汉末郑康成以经学教授，门人著录者万人，流风所被，士皆以通经积学为业，而上之举孝廉秀才亦多于其中取之。故虽经刘、石诸朝之乱，而士气相承未尽变坏。”又：“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诸儒崇习经学，而北人之深于经者亦闻风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