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魏晋之教育
一 学校
曹 丕
从曹丕篡汉，到东晋灭亡，将近二百年（西历220-402年）。在这二百年的时期里头，学校教育虽不能说是完全停止，也可以说是在若有若无的状况之中。我们先拿中央的大学来说吧：在魏文帝黄初时，本有明令兴建太学，制定五经课试的方法，并布告所辖的州郡，令有志求学的士子咸来入学，非不堂哉皇也。但一考其实，太学尽管开设，学生也上千人，而内容腐败，有名无实，所谓太学不过掩人耳目的一种装饰品。[1]东吴只有学官而无学校，西蜀则国小民贫，年年用兵，更谈不到学校的设置。以上三国时代的大学情形是大概如此。晋武帝统一全国以后，承曹魏太学的旧物，稍加扩充，故内中诸生曾一度增盛，也到了七千余人，虽然品类不齐。但自怀、愍被掳，中原云扰，太学于是无形的停闭了。[2]东晋建国江左，中州士大夫不堪胡马之蹂躏，纷纷南徙避乱，这一班知识分子怀着中原旧有的文物礼器以俱来，于是江左也修建太学。但君权薄弱，内乱屡起，学校受政潮影响，因此时兴时废，毫无成效可言。以上两晋时代的大学情形是大概如此。至于地方教育，则更无可观了。曹魏与西晋立国短促，州郡学校大学在平靖时则开设，在变乱时则停闭。东晋年代较长，中央虽屡经政变，而大权在地方，地方教育往往由封疆大吏私自提倡，[3]所以全国颇不一致，也没有统一或长久的计划。总之这个时期的学校，可以拿“若有若无，时兴时废”八个字形容了。
魏士大夫图
当时阶级观念甚深，所谓品类不齐有二说：一士族与庶族，二真正学子与假冒读书者。
我们考究其原因，除了政变以外，还有三种：（一）在当时长期的变乱中，政局没有充分的安定，政府不过以设立学校为装饰门面的工具，所聘教师率多粗疏，办理自不良善。而地方多乱，太学学生多半为避乱或免役而来，目的本不在研求学问，他们亦不复安心读书，所以往往冬来春去，而学业则陷于有名无实。（二）学校课程不外乎五经之术、六艺之文，这都是儒家的行业。但当时学风已布满了老、庄的空气，士大夫既以究习老、庄为时髦，虽政府如何提倡，效力亦属无几。况政府中人并未具何种提倡的热心。[4]（三）汉末以来，经学业已怠荒，读书之业替代经学而起的为文学。自曹魏父子以君主而擅文坛，海内从风，以致南北朝至隋，此风不改。士大夫既习于文学，故经学因此不复用力研求——除了少数积学之士以外。[5]至于学校内容，大概仿照两汉之旧，没有什么创作，更不必多叙了。[6]不过此时有一件可注意的事情：晋武帝在太学之上另立一种国子学，专以教养五品以上的子弟，在他以为仿周礼国之贵游子弟受教于师氏之意，而当时士庶阶级浓厚的观念就可从此处看出来。
二 选举
士子仕进的门路，魏晋六朝与两汉无大差异：或由公府辟召，或由郡国荐举，或由地方长官的僚属递次上升，或由世族子弟承继先人的地位（见《文献通考·举士》马氏按）。但此时所与两汉不同的，则另有一种选举方法，名曰“九品中正”。两汉除了贵胄子弟承继一门以外，其他三门多半根据于乡里的毁誉——大多数人的舆论——以定选举的标准，而九品中正之法则殊有不同。此法创始于陈群。陈氏是魏文帝时的尚书，他以为旧日选举法毛病甚多，不能取得真正的人才，乃创立九品官人的制度以替代之。把社会人才分做九等，每州每郡专派一人当选举之任，按照品第以为升降。若是品学兼优的人则逐渐上升，或以五升四，或以六升五。若是道义亏缺的人，则递次下降，或自五退六，或自六退七。执掌选举者关系于一乡一邑之人的荣辱，升降责任何等重大，倘此没有公平正直的修养，必难胜任，取名“中正”，其意可知了。凡郡邑设小中正一人，凡州邑设大中正一人。小中正所品第的人才，上贡到大中正，由大中正审核送到中央之司徒，司徒再考核一道，然后发往尚书处录用。此项中正多半是本乡人，曾经做过大官，德望俱高者，方能当选。此法始于曹魏初年，经两晋以至南北朝，差不多施行了四百年。到隋开皇中叶，方始废止。[7]人群进化，思想是一天复杂一天，古人自不及今人；但存心公直，似乎今人不如古人了。魏晋六朝士气虽然不振，然直道之风尚有一二可取的地方，故九品中正之法尚能取得真正的人才。不过自开门第风气以后，士庶的界限分得太严，司品题者多半是士族，因之被品题者也是以世家为主，流弊所趋，庶族虽有高才亦难登上选，此刘毅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叹。[8]自此以后，拔取人才的方法，乃由科举代之而兴了。
第二节 南北朝之教育
一 南朝学校
梁武帝书法
南朝学校之不振兴，与魏、晋同一情形。我们考查史书，他们兴建太学校有起色的，只有两个时代：一在宋文帝元嘉的时候，一在梁武帝天监的时候。在元嘉时，京师开办了四个大学，研究佛老学说的曰“玄学”，研究古今历史的曰“史学”，研究词章的曰“文学”，研究经术的曰“儒学”（见《通鉴》）。中国历代国立学校即以经术为课程，竟成定规，而此时对于佛老学术及历史且正式设立大学，从事研究，面目独辟，这一点很值得我们赞美了。但此时州郡学校的情形如何，殊难考查。在天监时，于中央地方建立国学以外，开设五馆，每馆置五经博士，充当馆长，而以五经教授一人总其成。馆内课程不外五经之术、六艺之文。学生只问程度，不限资格，果具才能，虽寒门子弟皆有入馆求学的机会。生徒入馆求学，由馆供给膳宿。馆中亦有定期考试，倘能射策通明经术的，即可委派一种官职。五馆既不限资格，又不限名额，所以四方学子负笈求学的非常踊跃，每馆养士率皆多至数百。武帝要算帝王中最有学识的一个人，自建国学、开五馆以后，尝仿照三代视学之礼，亲往省视，一则祭奠先师，一则奖赏勤劳。并且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立学。[9]自武帝这样一提倡，不仅学校发达为南渡诸朝之冠，即讲诵经学的风气也是盛极一时，北方学者闻风而来的亦复不少。[10]可惜晚年迷于佛教，置其他经术于不顾，而学校由此渐衰，迨侯景乱后遂无形停闭了。
二 北朝学校
魏孝文帝改革
北朝学校较南朝发达：一则由于国君的提倡，一则由于时局比较的安定。盖南朝合共一百七十年（自西历420至588年），更姓四次，太平日少，丧乱日子多。北朝自道武帝开国，到东西分裂之初，统一中国北部将近一百五十年（自西历386至534年），所以他们对于教育事业比较容易建设。当道武帝初定中原的时候，即提倡经学，在首都平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充当教授，学生由千人至三千人，这是北魏太学的创始。太武帝接着起来，又于城东建立太学一所，令天下州郡选派才学之士，进京求学。北京多年受着胡马的践踏，经术荒芜之余，经他们这样一提倡，“于是人多砥尚儒术，转兴献文”（见《北史·儒林传》）。到献文帝时，乃规定州郡学校的制度，遍开乡学，每郡设乡学一所，每所有正教、有助教，多少不等，而正教以博士充当。凡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凡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凡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凡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孝文帝尤慕华风，迁都洛阳以后，事事模仿汉人所为，变胡服而衣华装，断胡语而从正音，一切礼仪制度无一不效法汉人。至于“开设大学，讲论经术”，尤为汉族文化的特色，他对于此特色的文化极力提倡，自然不在话下。所以在洛阳除了设立国子太学以外，又于四门设立四门小学。自此以后，北方承平将近八十年，不仅国学、乡学比较南学完备，即私人讲学之风也是盛极一时。[11]这个时候，正当南朝梁武帝提倡学校的时候，介于五、六两世纪之间，我们若是统观六朝的四百年教育，要算这个朝代为最发达。但自孝昌以后，北魏领土东西分裂，四方学校残毁殆尽，北齐高氏与北周宇文氏虽稍稍修复，然亦不过具文，不足观了（本文均见《魏书》及《北史·儒林传》）。
本章参考书举要
（1）《文献通考》的《举官》、《举士》
（2）《五礼通考》的《学礼》
（3）《宋书》的《礼志》
（4）《齐书》的《礼志》
（5）《隋书》的《百官志》
（6）《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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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鱼豢《魏略》：“至太和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好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去春来，岁岁如是。”《魏志·刘馥传》：“上疏曰：‘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廿余年，而寡有成者。盖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夫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人，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宋书·礼志》：“东晋孝武太元元年，尚书谢石疏曰：‘大晋受命，值世多阻，虽文化日隆，而王道未备。庠、序之业或废或兴，遂令陶铸阙日用之功，民性靡素丝之益。’国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自大晋中兴，肇基江左，崇明学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并入国学。寻致多故，训业不终，陛下以圣德玄一，恩隆前美，兴复儒肆，佥与后生。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
[2] 《文献通考》：“戴邈上言，丧乱以来，庠序隳废。马端临曰：‘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
[3] 《宋书·礼志》：“晋穆帝永和中，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
[4] 《文献通考》：“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怀、太常冯怀以江左漫安，请兴学校。帝从之，乃立太学，征生徒。而士大夫习尚老、庄，儒述终不振。”《南史·儒林传》：“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廿四史札记》：“是当时父兄师友之所讲求，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五经中惟崇易理，其他尽阁束也。”
[5] 《文献通考·举士》：“李谔以选才失中，上书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技。下之从上，有同影响，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据此擢士，利禄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捐本逐末，流遍华壤。”
[6] 《魏略》：“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扫除大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学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
[7] 《通典》：“魏文帝时，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定其高下。”（余均见杜佑氏按语）
《廿四史札记》：“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设小中正，州邑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此陈群所建白也。”
[8] 《文献通考·选举·任子》：“马氏曰：自魏、晋以来，始以九品中正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族。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谢、北之崔卢，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犹印然以门第自负。”
[9] 《隋书·百官志》：“梁国学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学博士八人，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余均见《南史·儒林传》及《梁书·儒林传》）
[10] 《廿四史札记·南朝经学》：“其时自北来者崔君恩、宋怀方、戚衮外，尚有孙祥、蒋显等，并讲学，而音辞鄙拙，惟卢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是可见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诸儒崇习经学，而北人之深于经者亦闻风而来，此南朝经学之极盛也。”
[11] 《北史·儒林传》：“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学孝廉，封扬王庭，每年愈众。”（见《北史·儒林传》甚多，不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