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时代，有三种学风：第一是佛学，第二是文艺，第三是儒术。此三种学风中，以一、二两种所出人才最多，成绩最大，而儒术反瞠乎其后。推究其原因，佛学与文艺皆以时代的趋势及政府的提倡，所以特别发达，而儒术则因政府教育政策束缚过甚，所以反形退化了。
佛学自魏、晋以来，已为中土人士所欢迎，潮流所趋，奔腾澎湃，不可遏抑。中经中外信徒费三百年运动之力，尽量输入国内，上下相习，靡然从风，所以到了隋朝，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倍。隋亡唐兴，研究佛学的接踵而起，因此佛学界上再进一步，由灌输时期而达于译著与组织时期。且在六朝时代，传导佛学的多为外国学者；到了隋、唐，著名学者尽属国人，所有佛家各宗各派，皆于此时期先后成立，而佛学之在隋、唐可谓大放异彩。
长安大雁塔
六朝时代，士气虽极颓废，思想虽不统一，而艺术的文学确较前代为发达。经三百余年的流行，到了隋、唐则更加进步。且隋、唐之科举取士制度，于文艺之提倡，尤有帮助。隋朝以进士科取士，唐朝科目虽多，所重仍在进士一科。进士科考试诗赋及时务策，没有经术的制限，其个人的聪明才智得以自由发展，且由进士出身者在社会上比较有名誉；故当时学子莫不趋赴于进士一途。因此之故，凡打算求仕进的人们，莫不致力于诗赋及时务策。思路既辟，天才大启，既得政府的提倡，又受社会的激励，一倡百和，演为学风。且当时国力既富，在经济方面亦足以培养各种艺术人才，此唐代文艺所以特陈伟观。
至于儒家学术之在当时，则觉寂寞多了。隋朝二帝皆不重儒术。唐朝政府初年虽然极力提倡学校教育与儒术，但不再传之后莫不趋赴于科举了，科举特重进士科，此科既不考试经术，志在进士的人们自然不肯诵习。其次则为明经科，此科虽试经术，而出题范围又只限于《五经正义》。[1]国家既指定几种书籍、几人学说，强国人以必学，从事这一途的人们自无自由选择的余地。且考试时又有“墨义”及“帖经”等方式，一般学子平日多半研究括帖，忽略实学，于是“死记经文，默诵注疏”，成为当时特有的教育。限制这样的死，束缚这样的严，聪明才智之士自然群趋于文艺与佛学两途，在儒术方面求生存的大半皆凡品，则儒术怎样有成绩。所以隋、唐三百多年，对于儒家思想稍有所发挥的，只有王通及韩、李二三人，而陆、孔辈不过记问的学者而已；这种记问的学者亦难与汉、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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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会要·贡举下》：“贞观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大学博士马嘉运每掎摭之，有诏更令详章。未就而卒。永徽四年，太常长孙无忌、左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及国子监官司先受诏修改《五经正义》。至是功毕，进之，诏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