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论
梨洲，即黄宗羲（1610-1695），明清之际思想家、学术史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一生著作20余种，最能反映其思想的是《明夷待访录》。
本章的教育家也不少，我们为避免重复计，只选取黄梨洲、顾亭林及颜习斋、李恕谷四人作代表。黄、顾二人不是理学家，是有志用世的经世学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经世学派。他们是富有豪杰气的学者，最称热血的志士，种族观念非常强烈，中年皆参与过民族复兴运动，事虽不成，但终身是不肯与满清政府合作的。他们对于学风的趋向，皆由反明以达于宋，但梨洲因其门户关系，尚未直接攻击王学，而亭林对于王学则攻击诋毁，不遗余力。他们对于学术的兴趣，皆趋重在经学方面的研究，但梨洲作《明儒学案》尚喜谈心性，而亭林则绝不愿讲求这一套腐话，并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口号，谓“舍经学而言理学者，乃堕于禅学而不自知”（《先正事略》本传）。总之注重博学多识以反明学之空疏，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以反宋、明理学家之腐败，则两人是走在一条路线上的。关于教育方面，在学理上两人毫无特殊的研究，不过对于教育制度皆提出了改良的意见——经世学者往往只能如此。梨洲的特点，在以学校为监督政府的机关，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而立于一种特殊地位。亭林的特点，在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学问，重客观而不取主观，重创造而反对因袭，一扫明末八股的陋习，而开清代考证学的先锋。
颜、李二人则较黄、顾更进一步。他们不仅反对王学，连朱学也反对；不仅反对朱学，且反对一切后儒之法，直接模仿孔、孟的教法。他们以诗书、六艺为教材，以习礼、习乐为教法，不空谈性命，完全重在实习实行，故我们称这一派为实用主义者。他们自身皆能吃苦耐劳，以身作则，所演习的礼节虽不脱古代的仪式，而以动作易口说，面目为之一新，也是本期教育史上的一点特色。
第二节 黄梨洲（1610—1695）
一 生活小史
黄氏名宗羲，字太冲，号梨洲，是浙江余姚人。他是忠臣黄尊素的长子，生长在明末很有身份的一个家庭。尊素与杨、左诸人为同志友，同死于魏阉之乱，且亦理学名家，曾与刘蕺山相往还，可知梨洲在幼小时所受家庭教育已与一般人不同。“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年谱》）——这是梨洲自题的几句话，自是得当。他的父亲尊素之遇害，梨洲年仅十七岁。当十九岁时，袖长椎入京，手刃父仇，忠义慷慨之气在此时已大露头角。当二十岁时，正式游学于蕺山之门，邀约吴、越知名之士六十余人，相与切劘，对于其师之学敌石梁陶氏之说施以猛烈的攻击。当三十五岁时，北京陷入于闯贼了，即在吴中纠合同志，召募义勇，且率家人子弟共赴国难，自此从事于勤王的生活，奔走播迁了五六年。当此之时，先生一心以勤王保族为职志，终不得逞，而魏阉余党且时施搆害，屡遭危险，然先生忠义之气不为少挫，且于得闲时一面著述，一面讲学。先生讲学生活，虽始于三十岁以后，而在四十岁以前完全为党人游侠一流。自四五十岁以后，看破清廷统治力太强，明室恢复之无望，才折节敛气，复举证人书院开讲会，专门于教育生活，发挥其先师蕺山之绪余，而变做一位名理派的儒者了。虽然为一儒者，而昔日豪气依然存在，讲学于江、浙间，好以师门为标榜，大江以南门弟子遍天下，差不多在当时为东南思想界之中心。
黄宗羲像
先生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死于清康熙三十四年，享年八十又六岁，综计讲学生活不下五十年。先生学问赅博，于各家书籍无不窥阅，在刘氏之门最称高足弟子。虽为刘氏高足弟子，终以经学、史学擅长，而对于史学尤有特识，开清代研究史学者之先锋。平生著作宏富，合计三十余种，八百多卷，而以《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为有系统之学术史，影响于教育思想者不少。至于《明夷待访录》一书，内中除开于教育主张外，尽量发挥其民本主义的政治哲学，对于二百余年后之排满革命思想之启示，影响尤大。
二 言心与性
蕺山之学在明末虽自成一派，究不出阳明心学的范围。梨洲为蕺山的忠实信徒，平日对于政治与教育的主张虽标榜“通经致用”，而对于心与性的解释依然偏于阳明一派。他以心为一切主宰，充塞乎宇宙，心之活动变化不测，此宇宙形色所以万殊。吾人修养只在心之本体上用工夫，所谓“穷理”即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迨此心本体通达灵明，万物莫不毕照，盖心如规矩，有了规矩自然能范围一切方圆。[1]
天地万物莫非一气之流行，吾人耳、目、口、鼻之运动，恻隐、羞恶之表现，亦此大气流行之一。大气在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运转，而秩然有条不紊者，名之曰理。大气之在吾人，有耳、目、口、鼻之运动，恻隐、羞恶之表现亦秩然有条理者，名之曰性。故曰“理是有形之性，性是无形之理”（《与友论学书》）。换一句话，在宇宙者谓之理，在人类者谓之性，其实莫非此一气之流行。性既为气之秩然有条理者，所以吾人以善名之；此性之善无人不有，无时不存。所以他说：“夫性之为善，合下如是。到的如是，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减也，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致陈乾初论学书》）
三 教育主张
先生论心学虽采阳明、蕺山之说，但论教育则力辟明代学者的空疏无用。他的主张是要博通经史，明之于心，致之于实用。“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诸心则为俗学”（《先正事略·名儒》本传）。即由博而约的工夫，其目的则在致之于实用。先生志在用世，所以平日教学者亦以经世相期许，而对于当时空疏无用的学风，曾有一次很痛切的攻击：
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才，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治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明夷待访录》书影
这一段话固然是对于当时王学末流之空疏无用痛下针砭，也就是他的教育主张，讲学宗旨。梨洲不仅不满意于当时的学风，且对于当时的教育制度亦表示不满，并在积极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教育意见分学校与取士两类，于学校则主张广大其意义，于取士则主张广开其门径。吾人试按照《明夷待访录》上所载分类叙述于下。
（一）学校。据梨洲先生的主张，学校不仅为养士之机关，且为政府与社会衡论一切是非的场所，学校是超政治的一种组织，同时又是监督政府的最高机关。负学校行政责任的首领，在太学称“祭酒”，在郡县学称“学官”，他们的地位应尊于一切政府官吏。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充当，或就退休的宰相充当，其重要与宰相相等。除平日处理学校政务及制造舆论外，再逢朔日，公开讲演一次，此时祭酒南面讲学，天子率领百官咸就弟子之列，北面听讲。讲学以外，凡关一国政治的得失，祭酒可直言陈述，令负有责任者采纳改良。郡县学官不由政府选除，由地方公议推请名儒主持，其资格不限阶级，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只要学行相称，皆可充当。学官的权限非常扩大，在学校以内，如教师的聘请，学生的考试及升降，校舍及校产的管理；在学校以外，如书籍的检定，出版的审查，名胜古迹的保管，先贤陵墓祠宇的修饬与表彰，民间吉凶仪式的规定，及风俗的改良，一切地方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皆在学官职责范围以内。除此以外，每逢朔望等日，举行公开讲演一次，凡一邑的缙绅士子皆须到会，郡县官吏亦就弟子之列，北面听讲。在这个时候，凡关于地方政治的得失，亦得直言纠绳，贡献主张于地方政府。
在学官之下，郡县设有五经师及兵法、历、算、医、射等科教师，皆由学官择聘。郡县学多设在郡县城内，凡城外人口稠密之大市镇，亦得设学置经师。凡经师所教，皆属于高等学校性质。其外还设立小学，为民间儿童受教的地方，充当小学教师的谓之蒙师。除原有学宫外，凡地方寺观庵堂，勿论在城在乡，一律取消，大的改为书院，小的改为小学，所有产业即拨充学校经费。
由以上看来，先生对于学校的性质，是扩充到极大，对于学官的地位与职权又提升到极高。但同时对于学生的权利亦非常注重，学官有品行不良及不称职的，学生可由公决而更换之；郡县长官年少无实学，且乱施压力于学官及各儒者，学生可群起而驱逐之。学校是社会的中心，学生可以在规律之内发挥民权，这种教育思想含着极重大的革命意义。
（二）取士。明代政府取士，只科选一途，而既取之后任用太骤。梨洲先生深致不满，乃立一改良的标准，“宽于取士，而严于用人”。所谓“宽于取士”，即为士子多辟几条出路，而国家得以尽量收罗人才。先生所拟出路共有八条：一为科举，二为荐举，三为太学，四为仕子，五为郡邑佐，六为辟召，七为绝学，八为上书。出路既多，士子进升的机会多，凡有一技一能者，庶不致湮没无闻，国家得以治理，社会得以安定——先生以为。但一方虽广开门径，一方还要防止浮滥，所以又有“严于用人”的限制。在严于用人的原则之下，八条门径皆有规定，而以改良科举之法为较详。改良科举的办法，系采取朱子的《贡举私议》，以分年、分科考试为原则。每次分四场：第一场试经，第二场试子，第三场试史，皆分年各考试数种；第四场试时务策三道，不分年。试经仿唐代墨义的办法，而稍为变通，即凡答经文者须先条举注疏大全，及汉、宋诸儒之说，然后以己意申加按语，作结论——或折中诸家之说，或自由发表创见，不要拘守一家的说法。梨洲谓照这样办法，既可以免掉空疏的毛病，又可以养其自由研究的精神。
黄宗羲手迹
第三节 顾亭林（1613—1682）
一 生活小史
昆山亭林先生，名炎武，字宁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死于清康熙二十一年，享年七十岁，与黄梨洲完全同时。两人皆为明末遗老，不肯臣事清朝者，但梨洲豪迈，而先生耿介绝俗。先生状貌奇特，双瞳子中白而四边黑，三岁因病又眇一只右眼，其貌似不足称，但其博学多识，志大气刚，差不多推为清初第一人。他的家世虽不及梨洲高贵，但也算是缙绅之家的子弟，七岁入蒙学，十一岁读《资治通鉴》。嗣母王氏颇有学识，当十七岁时，以其嗣父的未婚妻资格自请归来守节，作寡妇生活，性情亦算特别。平日以古今忠臣烈士的传记训诲先生，当南京陷落绝食死难时，她又遗嘱以勿事二君为勖勉，则先生的性情为嗣母王氏所陶铸者为不少了。先生是一位明体达用的通儒，富于民族思想的志士，一生遍游关山险要，以寄其怀抱。四十五岁以前，多在江南一带，四十五岁以后，足迹遍北方各省，凡边塞地方尤所注意。到晚年，乃卜居于陕西的华阴，即以此终老。
顾炎武像
先生精力绝伦，最精于经学与音韵学，为清代考证学的开山老祖。一生极不满意陆、王空疏虚诞的学法，对于阳明学派攻击尤烈。他说：
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答友人论学书》）
试过细玩索这一段话，该是何等痛切！所以他平日不言理学，不谈性命，只讲求实用，讲求通经致用的学问。亦不肯多开讲会，号召门徒，他以为这是学者纯盗虚声的手段，徒足以鼓动人心，败坏风俗——这是与梨洲相左的地方。[2]平生著作宏富，以《日知录》一书尤为毕生精力荟萃之作。关于教育论文，除《日知录》外，散见于《亭林文集》中，留待下面另述。
二 教育思想
亭林先生看出明末社会有两大毛病：一为学者徒尚空谈而无实用，二为流入狂禅而不讲气节。后者为王学末流所演出的现象，前者除了王学的影响外，还有教育制度的关系。当今社会以士族阶级为中坚，倘这一班人既空疏无用，而又寡廉鲜耻，失了中坚的资格，结果必致于亡国以亡天下。亡国不过“易姓改号”，其祸尚小；亡天下则“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其祸最烈。他是具有极大抱负的一位贤士大夫，既看出当时两大毛病，而这毛病已演出极不良的结果，所以不惜大声疾呼以图挽救。挽救的方法，对于前者则提倡能够致用的实学，对于后者则提倡尊廉尚耻的美风。观其与友人论学书，处处以有用之学及移风易俗为言；观其《日知录·世风篇》内，屡屡以名教廉耻为倡，可以知其宗旨之所在了。我们归纳起来，他的言论，不外“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字，这八个字就是他的教育原则。他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与友人论学书》）
《日知录》书影
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原则，其目的在养成“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时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亭林文集·生员论》上）的治术人才。这种人才，有学有行，有为有守，在朝可以治国安民，在野可以移风易俗，不必高谈心性而心性之理自在辞受取与之间。
三 对于教育制度的建议
亭林先生对于当时的科举制度，深表不满。他所视为毛病的有四点：（1）考试的程序太多，非常特异之才无由拔出。（2）考试的范围太狭，则浅学无识之徒稍一预备，皆可侥幸中式，难以培养实学。（3）程文的格式太板，一则违反作文的原则，二则徒以养成抄袭剿说，及浮诞无根的习惯。（4）取士太滥，而任用又太骤，结果生员遍天下，皆为害民乱政的蟊贼。四点毛病中，尤以第三、第四两点为最。[3]
改良的方法亦有四：（1）取消岁贡与举人二法，以辟举及生儒两制为取士的途径。辟举之制，不问生员与否，只要学行优良，皆得由地方政府荐之于中央。生儒之制，平日养之于学校，迨学业有相当的成就，即可由地方政府遴选送入中央，直接应礼部试验，不必经乡试一道手续。（2）生员养于郡县学校，待遇从优，而名额从减，每人挑选亦极严格，在礼部取中以后，虽成进士，所授不过簿尉亲民之职，则士子幸进速成之心自然可以消弭。（3）试题范围须扩大，“凡四书、五经之文皆问疑义，使之以一经而通之于五经；又一经之中亦各有疑义。四书、五经皆依此发问，其对者如朱子所云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其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场中所作，则士之通经与否可得而知，其能文与否亦可得而验矣”（《日知录·科举》）。（4）取消八股程文，令士子自由创作，而俊异之才自然可出。总之，政府以实学为教，士子则以实学为学。政府取士力求严格，而士子亦必束身自爱，奋勉有加。行之数年，则真才实学自然养成。按亭林先生这种改良意见，与梨洲所见大同小异，不过梨洲偏重在学校方面，而先生偏重在科举方面。
四 研究方法
亭林所以推为清代考证学的祖师，他的学术思想所以影响于后代的，一方由于其实学之提倡，他方更在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平日颇推崇朱子，不仅所谓“博学于文”，秉着朱子的“下学上达”之教，即研究学问的精神亦与朱子近似。我们把他的科学研究法列举数条于下。
（一）贵有创造。先生谓著书之所以难，在能“自成一家言”，即是从研究中有心得，有创见，以自己所有的心得与创见自由发表而为文章，才能“自成一家言”。例如“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马贵与的《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万世不可无之书”（《日知录·艺文》）。创造的反面即因袭或剽窃，这是亭林所最痛恶的。他说：“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俊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原本，名为钝贼何辞？”（《日知录·艺文》）所以在他的改良科举意见里面，有这样说法：“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日知录·科举》）所以他自己一生著作，完全按照这种精神，绝无一语蹈袭古人，尤以《日知录》一书为最好的例子。“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由他自序其《日知录》的一段话，即可以看出他力避蹈袭的精神了。
顾炎武故居
（二）多方实证。每著一篇书，或研究一个问题，必从多方搜取证据。证据分本证与旁证两类：“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这是他自述治音韵学所用的法则，关于其他著述也是一样。亭林不仅从书籍里面寻找证据，并从地理或社会方面实地考察。全祖望说：“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相合，即发书而对勘之。”（《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等书，莫不本此精神作成，这种客观的实证法，值得赞美。
《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影
第四节 颜习斋（1635—1704）
一 生活小史
实用主义的教育之提倡者，当推博野的颜习斋先生。先生对于宋明理学诸家一律反对，除了胡安定一人外；他的主张是要直接仿照孔子的教法，以诗书六艺为教的。既是以实用主义相号召，所以他都是以身作则，能够吃苦耐劳，能够节制嗜欲，做一个实行者，凡宋、明学者的雍容自得的态度，静坐读书的习惯，完全破除了。他的这种思想，虽因看不惯明末性理之学的空疏所起的反动，但他的性质却于他所处的环境及幼年所受的教育很有关系。
习斋名元，字浑然，生于明崇祯八年。他的父亲名咏，原籍博野，以贫无聊赖，投入蠡县某胥吏朱家为养子，遂为蠡县人。在习斋年将四岁时，颜父因与朱翁感情不相融洽，乘清兵入关的当儿，亡命辽东，以后不知下落。过了数年，朱翁续配，生了一个儿子，待遇颜氏母子更薄，颜母又难安于其家，因此改了嫁。当此之时，先生才十二岁，所以少年时代是很孤苦的。先生年将弱冠时，朱翁经过一次讼案，家产荡尽，凡一家生活费用全由他担负。先生一面读书，一面耕田种菜，劳苦淬砺以奉养他的恩祖父母。在这困苦忧患中，自然经过很大的磨炼，逼得他对于人生社会上另有一种认识。加以幼年时所从的塾师为一异人——善于骑射剑戟及百战神机之术，而又以治医为生之人。所以在他三十岁以前，性质特殊，兴趣屡变，忽而学仙，忽而学医，忽而学兵，后来又研究理学，到最后才归于实用。
颜元像
习斋先生自二十三岁至三十四岁的十年间，专心研究宋、明性理之学——初喜陆、王，后信程、朱。将他的书屋取名思古斋，自称思古人，对于程、朱的信仰是极高的。当三十四岁时，遭恩祖母的丧事，从丧礼中感觉朱子家礼之不合人情，由此大悟宋、明性理之学及讲学之法皆错了，皆不是孔、孟的旧说。于是幡然改悔，舍弃宋、明学者的一切成法，直接以孔、孟之学为学，直接以孔、孟教人之法为法，把思古斋改为习斋，特别注重一个“习”字，所以世称习斋先生。先生教书生活始于二十四岁，当初自然谨守程、朱成法，至十年之后，特标异帜以来，很能引起社会上的注意，所以从游的人也很多。康熙三十四年，先生已五十七岁，南游洛阳，与理学诸家开了一次辩论。三十三年，肥乡郝公聘请主教漳南书院，再三推辞不了，才应命前往，在这里即实行他的教法，习乐习礼起来，计划也很大，但不到半年，因水灾之故遂辞职归里。再过十年，先生乃终老，享寿恰近七十。先生以养子的地位，十七岁取得县学生员的资格，终身未曾做官，以耕田而兼教书的生活，坚苦奋斗一生，其教育主张虽在当世特放一异彩，但不再传而即淹没，可知习俗之力的伟大。
二 论性质
习斋先生反对宋儒之说有二：一为性的解释，二为讲学的方法。我们暂把第二点放在以后讨论。先生认性与气质是一件东西，性固然是善，气质也是善的。气质为二气四德所结聚而成。二气即程、朱所谓“气”，四德即程、朱所谓“理”即“性”，是气即性之质，性即气之理，既说性善，又说气恶，此乃不通之论。那末，恶是怎样来的？他以恶是从外面所生的，即由外面环境的引诱，吾人的感官被它蒙蔽了，失了正常的作用，于是有恶之名。不过环境之所以引诱，由于气质之本然力量未曾养得纯熟的缘故，否则恶亦引诱不来。先生并以视觉器官及视觉来说明气与性之关系，有一段话解释得极好：
譬之目矣，眶皰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皰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可以恶言，盖详且远者固善，即略且近者亦第善不精耳，恶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动，障蔽其明，然后有淫视，而恶始名焉。然其为之引动者性之咎乎，气质之咎乎？若归咎于气质，是必无此目而后可全目之性矣，非释氏六贼之说而何？（《存养编》）
《四存编》书影
先生后来并以衣水及墙壁等实物来比喻性与气质之关系，总不外认气为性之体，性为气之用，二者实是一物，原来皆善，恶是后来习染一类的话，我们勿庸多引。至于宋儒“学以变化气质之说”，他也认为有毛病。气质既然是善的，何用变化？所谓“变化”二字，只可当着培养解释，将嫩濯的气质培养到壮盛，将枯槁的气质培养到丰润，如“德润身晬面盎背施于四体”一样。若谓“变化气质之恶以复性”，乃是不通之论。譬如衣服谓之气质，蔽体御寒等作用谓之性。衣服原无污秽，后来所着污秽，当然是由外面染上的，教育不过洗濯后来所染的污秽，于衣之本质毫无变化，当不难明了。
三 习行主义的教育论
宋、明诸儒既以气质为恶，所以全部的教育都在变化气质上面做工夫，这种工夫又偏于讲论，所讲论的不外性命之理。性命之理勿论讲得如何通透，终是镜花水月，难以捉摸，即有所捉摸，不过高谈元妙而已，于实际生活无关，结果尽教成一班无用之腐儒。习斋先生的教育宗旨是要造成全体大用的通儒，这种人才，五官健全，气象活泼，能耐劳苦，有实在学力而能实用的。吾人要培养这一等人才，须一洗宋、明理学家的陋习，直接模仿周公、孔、孟的教法。所谓周公、孔、孟之教：重实习，不重讲论；重力行，不重涵养；重活动，不重静坐。即或有听讲论，也只可以讲明性命之作用，不能讲论性命之理由。所谓性命之作用，即诗书六艺之类。详细些说，性命之作用即尧、舜之六府三事，周公之三物，孔子之四教，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一类的知识。总之应以社会国家实用的知识为教材，教学生如何习行，在习行的进程中遇着不懂时才加以讲说，所讲亦不过占习行的时间十分之一二。以这样为教，注重一个“习”字，体格也锻炼了，气象也活泼了，知识又切实，自然能够教成一班有用的通儒。先生关于教育很有价值的一段话，我们写在下面：
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之类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听讲，要惟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惟愿主盟儒坛者，远溯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于习之一字，使其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存学篇》）
先生一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方面攻击宋、明诸儒的教法。他说：“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为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存学篇》）这都是看不惯明末王学末流的空疏，而发此过激之论的。先生谓即或讲性命之理也当放在作用之后，若先讲理而后讲作用，未免难易倒置，于教育原理不合。即先把性命之理讲懂了，后来亦无法教以六艺之术，一因为自以为高明不肯作此琐繁事，二因强不知以为知，三因筋骨已娇脆，亦不能日日习礼习射了。最后他以学琴一事为譬，更见明快：
《颜习斋先生年谱》书影
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存学篇》）
所以先生于宋儒中只取胡安定，以安定分科设教，重实学不重空言。至于教育目的，仍是学为圣人，所谓“全体大用之儒”，就是“圣人的本领”，没有新意。
四 教法
先生既以习为学，所以平日教诸生也特重一个习字。所习的什么？年龄幼小的，教他们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等仪节；年龄较大的，教他们分日习礼、习乐、习射、习御、习书、习数，此外所要研究的，不外兵、农、水、火、钱、谷等类有用的知识。假如我们走进习斋去参观，架上所布置的不是《性理大全》，是诗书六艺之书；室内所陈列的，不是太极八卦图，是琴瑟管弦及弓箭之类；师弟所演习的，不是瞑目静坐，是进退揖让，或歌讴舞蹈一类的动作，虽然不脱一套古礼，但总呈一堂活泼气象，有威有仪，比较宋、明理学家之静的教育有价值多了。在他四十一岁时，因门人来学的逐日增加，订了一个教规，共计二十一条，可以分着五类。第一类关于道德方面的有四：（1）孝父母，（2）敬尊长，（3）主忠信，（4）申别义。第二类关于品格方面的有三：（1）禁邪僻，（2）惧威仪，（3）肃衣冠。第三类关于课业方面的有九：（1）勤赴学，（2）重诗书，（3）习六艺，（4）敬字纸，（5）习书，（6）讲学，（7）作文，（8）六日课数，（9）戒旷学。第四类关于社交方面的有五：（1）行学仪，（2）序出入，（3）轮班当值，（4）尚和睦，（5）贵责善。内中所要注意的有二点：关于课业方面分讲与习两类，每日讲说两次，习字一次，六艺则分日学习。“轮班当值”一条，即服务之意，如洒扫、汲水、燃火一类的事务，多半由十五岁以下及程度较劣的学生充当。但勿论何人，如犯了过失，则罚令做这些小事，又寓有惩罚之意。先生又以当世社会所通行的儿童教科书——《三字经》开章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是宋儒所编，不合儿童之用。他自己写了一部《三字书》，嘱他的门人李恕谷押的韵，——共有一百二十七韵，三百五十一字。他的全部教育主张，皆包含在这里面，虽然比较浅近切实，但完全返乎周、孔之古，没有新的发明。
第五节 李恕谷（1659—1733）
一 生活小史
习斋有高第弟子二人：一为李恕谷，一为王昆绳。昆绳名源，工于文章，性情恢奇，归于游侠一流，于教育方面毫无表现。恕谷名，字刚主，生于河北蠡县，是最能遵守习斋家法的一个人。他的父亲明性，是明朝的诸生，极讲孝道，世所称“孝悫先生”。习斋也是一个纯孝子，孝悫晚年认识了他，所以把自己的儿子拜他为老师。恕谷生于顺治十六年，儿童时已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拜习斋之门已是二十一岁了。二十三岁即在家中开设私馆，教授生徒，二十七岁时始往京师讲学，三十二岁中了顺天府的乡试，以后仍旧继续他的教授生活。他的性情也是特殊，忍苦耐劳，差不多与他的老师一样。家中虽极贫困，但不肯做官，于讲学之外往往兼务农、行医以维持生活。他也很善于耕稼，领了他的妻妾子妇，在田中一齐耕作，有时收获虽丰，他们的用度还是极其俭约。到六十岁才做了通州学正一点小官，做了两个月就辞职归家了。在中年时，李氏迁居到博野，一方为习斋建祠堂，一方在那里收召后学，所以他在博野的时间很长。但他的学问很博雅，所从教师很多，不止习斋一人，不过以习斋之学为主要，他的教授方法及对于教育主张，完全采取习斋的。他活了七十五岁，卒于世宗雍正十一年。平生著作很富，关于教育方面的，有《大学辨业》四卷，《圣经学规》二卷，《小学稽业》五卷，及论学杂著数篇。
李像
二 讲学大要
李氏讲学完全遵守习斋的家法，重实用，重习行，对于朱、王两家一律反对，尤其反对王学。他反对朱、王之说有两点：一谓他们的太极、良知等说过于虚想，不切实际，且没有事实证明，不足为凭；二谓专主静坐读书，既与社会隔绝，又失了活泼气象，结果养成一个无用的白面书生而已。关于第一点，他以画鬼与画马来比喻：
管廷耀问学。予曰：画家言画鬼容易，画马难，以鬼无质对，马有证佐也。今讲河洛、太极者，各出心手，图状纷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獗自喜，默默有物，皆画鬼也。子志于学子臣、弟友、礼乐、兵农，亦画马而已矣。（《李氏遗书论学》）
关于第二点更有很沉痛的话：
耽志读书，则不嫖不赌耳，非圣贤专以读诗书成也。读阅久则喜静恶烦，而心板滞迂腐矣。……可知学文不专书册，而谓解书册不足学矣。故起诮者之口曰白面书生，曰书生无用，曰林间咳嗽病猕猴，而谓诵读以养心误矣。（《恕谷后集·与人论读书》）
由这二点看来，李氏是不以专门读书为学问的，反对静坐，反对性命、良知等说的，他是要以习行为学问，讲学有证据，读有用的书，做有用的人。古人教人为学，只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以期为世大用；乃朱、王一班讲学者，注重诵说，提倡静坐，结果造成一班无用的病夫。吾人负有教育后生的责任，所以应当力辟朱、王以挽此颓风。按李氏所说较习斋更为激烈，可惜仍旧是“法古”，没有新辟的精神。
《李恕谷先生年谱》书影
关于他自己学习的订有课表三种：一种订于二十三岁，名“一岁常仪功”，即周岁学业自课表。内容在分日习六艺：一日习礼，三日习乐，五日习律，七日习数，九日习射。一种订于二十四岁，名“日课”，即身心自修表，共列十三条，大要关于言笑坐立及性情方面的修养。一种订于二十九岁，才是真正日课，即“每日三分商治道，三分究经史，三分理制艺，一分习医，而以省身心为之主”（均见《年谱》）。
关于教学生学习的，亦订有三种：一种订于康熙二十年，名“修学规”，共计十八条，与习斋所订教规大同小异。一种订于雍正元年，名“为学操程”，只有五条，是应一位学生的请求而订的。一种名“恕谷学教”，是最普通的一种教规，他自己说此教规是斟酌习斋的修改而成，所以共计十七条，也是大同小异。
关于教材，李氏自编了两种：一种是为小学生用的，名《小、学稽业》；一种是为大学生用的，名《圣经学规》。这两种书颇有价值，井井有条，逐步渐近，比较习斋进步多了。《小学稽业》共分五卷：第一卷为小学四字韵语，仿佛概论。第二卷共分八段，即：食食、能言；六年数数、方名；七年别男女；八年入小学、教让；九年教以数日；十年学幼仪、一切日常生活的知识。第三卷为“学书”，第四卷为“学计”，第五卷又分三段，即：学乐、诵诗、舞勺——关于十三岁儿童的学程。《圣经学规》分着二卷：第一卷有《论语学规》三十九条，《中庸》三条，《孟子》十一条，第二卷有《尚书》三条，《易经》一条，《诗经》一条，《周礼》八条，《礼记》九条。每条录取关于论学的经文，下附以自己的解释，意在以三代以上的圣人求学教人法则作为榜样，以开示学者。
本章参考书举要
（1）《南雷文案》
（2）《明夷待访录》
（3）《亭林遗书》
（4）《日知录》
（5）《颜李遗书》
（6）《李恕谷集》
（7）《清儒学案》的各家本案
（8）《先正事略》的各家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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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儒学案序》：“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
[2] 《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伏承来教，闵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学之无传，其为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门徒、立名医，以光显于世，则私心有所不顾也。”
[3] 《日知录·科举》：“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亭林文集·生员论》中：“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
《日知录·科举》：“今则遐陬下邑，亦有生员百人，即未至扰官害民，而已为游子之徒，足称五矗之一矣。”又：“其中之劣恶者，一为生员，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党成群，投牒呼噪。至崇祯之末，开门迎贼者生员，缚官投伪者生员，几于魏博之牙军，成都之突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