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论
乾隆戎装像
本章所举教育家五人，除陆稼书一人完全为清代学者外，其余都没有臣服过清廷，可以说是明末的遗民。但他们皆是性理学派，他们的学说影响于清初的力量较大，又皆及见清廷第二代帝王康熙大帝而后死，所以我们叙述清代的教育家，以他们五人为首。此五人中，又可分着两派：孙夏峰与李二曲二人，是折中于朱、王两家之间的，他们的学说含着明末思想的成分很丰富，所以排在最先；张杨园、陆桴亭及陆稼书三人是反对阳明，崇拜程、朱的，到了稼书反王尊朱的旗帜尤为鲜明，已经在攻击明学以回复宋学之旧了，所以排在次首。至于这班人的教育主张之特点：（1）一律提倡实学，要从人伦日用上切实做工夫，不尚空谈，不主浮夸。（2）多半注意到儿童教育，以儿童教育为成人教育的基础，要成就一个良好人才，及培养良好风俗，务必自教育儿童始。（3）对于教法及读书法，也有相当的注意。（4）尤其是桴亭对于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理论，及读书的主张，处处有价值，足以打破历来学者抄袭陈旧的烦闷，令吾人读了耳目一新——足为本章的特色。其余关于教育宗旨及性论等项，所论不多，亦极平常，不过因袭前人的说话而已。
第二节 孙夏峰（1584—1675）
一 生活小史
孙氏生于明万历十二年，死于清康熙十四年，享有九十二岁的高龄。假使他在六十一岁时便死，那完全为明朝的人物，乃鼎革以后又活了三十一岁。他的思想是融和考亭与姚江为一的，且近于甘泉一派，恰恰是明末思想界的产品。不过他的教育生活影响于清朝初年很大，凡清初的北方学者，差不多大半受其洗礼，我们援江汉之例，所以列入清初教育家第一人。
孙奇逢像
孙氏名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是河北容城县人。燕、赵地势高亢，往往产生慷慨悲歌之士。先生少年尚节义，喜任侠，或亦北方之强者。他的祖父两代皆取得科名，列入士族阶级；他有昆仲四人，两兄一弟皆为邑庠生，己则于十七岁时领得乡荐。他们虽不很阔绰，总算是容城里较大的士绅家族，因此得与鹿伯顺论交，得与左、魏诸公为友，无形中受了他们忠义之气的感化，所以能够成就他这一副急公仗义的身手。当熹宗天启五六年间，魏阉乱政，先生年已四十一岁，乃冒大危险，举幡击鼓，以营救左、魏诸公，义声震于海内。哪知后来折节为理学，气质一变而为极和气、极平易的教育家了。其实先生自二十八岁以后，就开始研究理学，而气质的变易则在四五十岁以后。初年笃守程、朱学说，迨后才倾向阳明学，这个倾向也是受了鹿伯顺的影响，因为鹿氏是信仰阳明的。先生自四十岁以后，名声早已鹊起，明廷屡次请他出山任事，他总不肯出；到了清朝，也是屡请不出，综计前后共征十一次，而他终守清贫，做一个自甘淡泊的教育家，所以时人皆称他为“征君”。
先生讲学生活，自二十九岁起，到老死为止，综计六十余年。在京师讲学二次：一自二十九岁至三十二岁，约五年；一自三十八岁至三十九岁，约二年。在易州、双峰及百楼间，往来讲学，共六年，自五十五岁至六十岁。到了晚年，六十七岁时，慕苏门百泉的胜景，又迁到夏峰，隐居讲学了二十五年。除此以外，或在故里，或在江村，往来讲学，约计二十余年。双峰地势可以避盗贼，先生因明末盗贼蜂起，来此避乱，一方守御，一方讲习，自此门人反日益多了。[1]夏峰在河南辉县有田庐数顷，是卫河使马玉笋赠与的。先生晚年得此机遇，遂为终老之计，率子弟躬耕，而自己则讲诵不倦。有亲友来从游时，他亦给田他们耕耘，不数年此地遂成一小小村镇。清初理学家而兼名臣的汤潜庵，就是在此时从学于先生的，夏峰先生的称号也是此故。“其持身务自刻砥，与人无町畦。有同学者，随其高下浅深，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立于庸行。上自公卿大夫，及野人牧竖，工商隶圉，武夫悍卒，壹以诚意接之；因此名在天下，而人无忌嫉者。山中花放，邻村争置酒相邀，咸知爱敬。”这是江元度编先生事略所称先生的一段话，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此老之为人，及晚年的生活一斑。至其求学的精神，到老不倦，且随年龄而加进。尝自述：“七十岁工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较七十而密，九十工夫较八十而密”（本传），气魄之壮确是超人一等。
《孝友堂家规》书影
二 教育要旨
夏峰《教子家训》有这样一句话：“古人读书取科第，犹第二事，全为明道理做好人。”“明道理做好人”六个字，恐怕就是他的教育宗旨。好人是什么样的人？自低一层说，做到忠厚和平循循规矩的士绅阶级，便是好人。我们只读他的《孝友堂家规》及《教子家训》两篇言论，即可以看得出来。自高一层说，好人就是圣人，请看他在四书近指序上开首的一段话：
或问“学何为也哉？”曰：“学为圣人而已。”曰：“圣人可学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犹天不可阶而升也，乌能学？”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与日月不可学，亦学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万物为体，欲在日用饮食之间，故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尽心知性以知天，而圣人之能事毕矣。”
孙夏峰先生年谱
人心即天地之心，愚民与圣人莫不相同。不过圣人天理常存，能尽此心；愚民多半被物欲充塞，不能尽此心。假令吾人能够明得道理，就可以尽心知性；能够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就可以与天通，就可以学到圣人。“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圣贤之事也。”（《语录》）
吾人虽渺小，而此身关系很重，“前有千古，以身为承；后有千古，以身为垂”（《语录》）。此身既然有这样重的关系，所以教育为必要。受了教育才能扩大吾人之身，在空间能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在时间能与上下古今联为一气，做到第一等人，才不愧天地父母生我一场。且退一步说，要扶持名教，有益于社会，也须教育造就一班好人。再一退步说，要回复个人的善性，矫正不好的习气，也须借教育的力量。其实三种功用只是一种，把他在九十一岁时答门人的一段话来证明：“学问原是全体大用、一了百当之道，学者只从事于此一事，更无不尽。所谓一事者，复性而已。”（《年谱》）但教育虽为必要，而儿童教育尤关重要，因为吾人一生之为好为坏，全在儿童时期所受的教育如何。且儿童初生，原来本好，因得不着好的教育，所以学坏了。他教诲他的孙子说：
孩提知爱，稍长知敬，此性生之良也。知识开而习操其权，性失初矣。古人重蒙养，正以慎所习，使不漓其性耳。今日孺子转盼便皆长成。此日蒙养不端，待习惯成性，始思补救，难矣。（《家训》）
尔等未离孩提稍长之时，正在知爱知敬之日。为兄者宜爱其弟，为弟者尔爱其兄，大家和睦，敬听师言，行走语笑，各循规矩。程明道谓洒扫应对皆精义入神之事，莫谓此等为细事也。圣功全在蒙养，从来大儒都于童稚时定终身之品，尔等勉之！（《家训》）
关于教人的方法，孙氏采取两种——诱掖与磨炼。对于初学的人，施行诱掖法，“但据现在一念，多方接引，绝不苛求，如孔子成就互乡童子，孟子引齐宣王”之类。对于学力较深的人，则施行磨炼法，“通照其平时细加简点，毫不假借，如孔子成就及门诸弟子，孟子谓乐正子徒哺啜之类”（《语录》）。
三 修为论
修为论就是讨论做人的工夫，也可以说是求学的工夫。夏峰对于这个工夫讲论的很多，约之不外“随时随处体认天理”八个字。这八个字的表面虽与湛甘泉所举相同，但阐发意蕴的地方，不尽相同。我们先将夏峰的原文引两段出来，再加以解释。他说：
问“学下手处”。曰：“日用食息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随时随处体认此心此理，人生只有这一件，所谓必有事也。”（《语录》）
学人用功，莫侈言千古，远谈当世，吃紧处只要不虚当下一日。自子而亥，时虽不多，然事物之应酬，念虑之起灭，亦至变矣。能实实省察，有不处非道富贵之心，有不去非道贫贱之心，常常不放，则自朔而晦，而春而冬，自少而老，总此日之积也。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一日不用力而心放矣。澄心静观，自子而亥，至者几时，放者几时，此际戒惧之功，岂容他人着力。（《语录》）
由这两段看来，可谓发挥尽至了。所谓“随时”就是当下一日，“随处”就是眼前一着，“体认天理”就是切实省察自己的行为，以求无违天理与拂人情之处。在当下一日的眼前一着，打点清楚，不使有丝毫放肆，不使有丝毫不合于天理人情。但这种工夫，不是静的观察，是动的体认，是要从“日用食息”上面切实体验出来。在日用食息上随时随处用力，终身行之而不懈，这才是夏峰的修为工夫。若是离开了日用食息，或是侈言千古、远谈当世，或是悠悠忽忽、空言一贯，皆与夏峰的意旨不合。这种工夫，尚实际不尚理想，重躬行不重口说。理想虽高，口说虽巧，而未曾躬行实践过，就不是实在的学问，所成就的人才就非有用之才。“古人吃饭著衣，便是尽性至命。吾人谈天论地，总非行己立身！”（《励学文》）这两句话，便足以概括他的修为主义。
第三节 李二曲（1627—？）
一 生活小史
盩厔，今作周至。
李二曲名颙，字孚中，是明末的遗民，是清初的大儒，是学兼朱、王的一位教育家。他以明天启七年生于陕西盩厔县，十六岁就死了父亲（父名从信，以壮武从军为材官，于崇祯十五年讨贼殉难于河南襄城），家境贫寒，母子二人生活且难维持。是时二曲只粗解大义，以无力缴学费，从师数人，皆被拒绝。赖有贤母彭氏亲自教导，纵令日不举火，也不令他失学，而他因此更加发愤。家中无钱买书，乃向人借书来读，凡经、史、百家以至佛、老之书，无不观阅，其结果竟成一代大儒。他的父亲以忠君死难，他的母亲以节义自守，且日以“忠孝节义”的话勉他，因此铸成他的人格，天性至孝，感情极富，节义之概溢于面背，一生誓死不肯臣事清廷。自三十岁以后，他已从事于讲学生活，在四十岁以前，他的学行业已响鸣于天下了。当时清廷为康熙大帝，屡开特科，借以罗网一般明末遗民，二曲亦在罗网之列。承宣大吏尝以威吓利诱的手段逼他就范，但他誓死不屈，卒能保持其初衷。康熙九年，他的学生骆钟麟为扬州守，乘他在襄城掘骸之便，请来常州讲学，所以东南人士遂得仰见其风采，亲聆其讲说。每到一处，从游极众，在常州一带日夜讲演了三个月，卒以思亲心动，匆匆北返了。自此以后，足迹不大远行，常筑一垩室自居，自名“二曲垩室病夫”，所以学者称他为二曲先生。二曲死于何年，史书没有明文可考，但看他于康熙二十七年在其父亲忌日，犹率两子设馔祭过了一次的，则他至少活了六十二岁。此六十多年的老翁，纯粹是一个平民，讲学生活至少有三十年之久，康熙大帝很钦佩他的学行，亲赠以“关中大儒”四个大字，李氏可以当之而无愧。
《二曲集录要》书影
二 灵原论
第十一图 二曲本性图
李氏论性也是遵守孟子的性善说，也是折中程子的性兼气质说，毫无新的贡献，对于性与心的区别及关系，未尝谈及。不过在《学髓》里面曾拟设了一个本性图，且再三说明此图之意义。大意是：人生最有价值的只是一点“灵原”，这一点东西是绝对的浑然一体的，又是纯粹至善无一毫人欲之私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时间同其长久，吾人初生即具此灵原，吾人既死而它依旧永存。当它念头未起时，极其精微，具有万理，吾人一切成觉及能力皆由此发生。当它念头初起时，又极其危险，非常活动，所有善的恶的、公的私的，莫不由此显现。念头初起，合于天理便是善的念头，起于人欲，便是恶的，但勿论念头如何，吾人本来的一点灵原未尝不善。本来既然是善的，何以能发生人欲之念而有恶的行为呢？他答复如下：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也者，禀天地之气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此性之量本与天地同其大，此性之灵本与日月合其明，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人多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知诱于物，旋失厥初，渐剥渐蚀，迁流弗觉，以致卑鄙乖谬，甘心堕落于小人之归。甚至虽具人形，而其所为有不远于禽兽者，此岂性之罪也哉。（《悔过自新说》）
吾人所以发生恶念，其原因有二：一方由于先天的气禀，一方由于后天的物诱。禀受之初，倘是气质已遍了，再加以环境的引诱，引诱不已，因之成为小人，因之近于禽兽。但结果虽然这样坏，而其本来的一点灵原，仍然完存，未尝丝毫损坏。譬之明镜，外面虽蒙些尘垢，而光体未尝不在，只要把一些尘垢洗剔干净，这个镜子依然透明可照。由此看来，李氏以吾人本性只是一点灵原，纯粹至善的，因“气禀”与“物诱”的原故，才有种种恶的行为发生，而恶之形成不过起于最初一念，所以这一念最是吃紧，教育的工夫就当在这一点上着力。
三 悔过自新与讲学
“悔过自新”四个字，是李氏对于教育的意义之解释。吾人本性如同明镜，当其原始之初，意念未起之时，一尘不染，莹澈无瑕，而又能明照万物，所以又名灵原。倘能永远保持原状，虽有意念而所起无不善，则他的行为自然合于天理，也是一尘不染，莹澈无瑕。只是圣人才有这样程度，至于一般人多半受了物诱的引诱，环境的习染，有了尘垢，有了瑕疵，就与原状不相同了。这种尘垢或瑕疵，李氏谓之“过”。过悔而新自常，犹如垢去而明自见，所以教育的意义就是教人悔过以自新。但吾人的过失勿论大或小，全是起于一念之顷，一念不善，滋长起来，就为害无穷，可以悔过的工夫须于“起心动念处”下手。他说：
同志者苟留心此学，必须于起心初念处潜体密验：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即当悔而去之；苟有一念稍涉于懈，即非新，即当振而起之。若在未尝学问之人，亦必且先检身过，次检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亦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悔过自新说》）
《孙夏峰李二曲学谱》书影
但过于善界在几微，非至精至明不能剖析，吾人一向纷纭烦扰，如何能够于动念初起处即觉察而悔改之，所以悔过的初步还须一段静坐的工夫。静久则精神自能收敛，收敛时则心自明澈，可以察觉其隐微，可以主持其动念。在此念头初起之顷，是善的，则用力存养；是恶的，则用力克去。存声养念固然是新，克去恶念而新亦自见。但悔过的初步虽须静坐，却不是空虚的，是要从日用常行中用力；不是高谈的，是要从极浅极近处用力。[2]于日用常行中极浅极近处澄心体察，切实改悔，“悔而又悔，以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以至于日新之不已”。如此用力，继续不已，到了最后，人欲全消，所发无非天理，工夫才算成熟，教育才是成功。到了此时，可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以优入圣人之域。
关于教育宗旨，李氏是主张培养“明体适用”的通儒的。明体而不适用，谓之腐儒；适用而不明体，谓之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谓之异端；通儒是既明体而又能适用的。怎样谓之明体适用？他说：
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用，夫是之谓明体适用。（《盩厔答问》）
换一句话，“明体”即是“穷理尽性”，“适用”就是“至于命”，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了，才是明体适用，才是有德有能的通儒，而工夫仍不外于“悔过自新”四字。关于明体所应读的书，则“先观象山、慈湖、阳明、白沙之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后取二程、朱子及康斋、敬轩、泾野、整庵之书玩索，以尽践履之功”。（《先正事略》）关于适用所应读的书，则有《大学衍义》、《文献通考》、《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及农田水利等书，以为经国济民之工具，由此亦可以知二曲之不偏于一家之说了。李氏一生以昌明圣学为己任，所以对于讲学看得非常重要。“讲学”二字也可以当做“教育”解释，故他认为教育是很重要的。他说：
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学第一要务。洪水猛兽，其为害也止于身；学术不明，其为害也根于其心，非大有为之君子以担当斯道，主持名教为己任，则学术何自而明，心害何自而极？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学术之明晦由当事之好尚。（《匡时要务》）
这一番沉痛的语句，不是明明以天下治乱的责任放在教育上面吗？有了好的教育，才有好的学术；有了好的学术，才有好的人心，人心正了而天下自治。所以他又说：
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匡时要务》）
四 反观自省的教学法
二曲既以悔过自新为工夫，这种工夫须自己体验，自己省察，方能办到，所以他的教学法采用“反观自省法”。病痛只有自己才知道，知道自己的病痛之所在了，当下施以克治工夫，则病痛自去。非他人所能代办，也无庸他人代办。且各人所受的病痛也不一样，有好声色的，有好货财的，或好名好高的，若教者施以同一药方，这等于庸医杀人，不如教以一个原则，令受病者各因病自治，比较可靠多了。关于这种教学法，他有一段说得很痛快：
问入问下手之要可得闻乎？先生曰：我这里论学本无定法，本无一定下手之要，惟要各自求入门自图下手耳。……只要各人回光返照，自觉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医某病，即此便是入门，便是下手；若立一个入门下手之程，便不对症矣。（《两庠汇语》）
教育就是治病，病去了则身心才能复原，才能健全。苟所病不除，即“终日讲究只成画饼，谈尽药方仍旧是一个病夫”，所以他有这一番慨叹，病要“自克自治，自复其元”，教者不过略施提撕唤醒的力量，不是代人为谋的，这种自发活动的教学，颇有相当的价值。
李氏在关中书院讲学很久，订有会约，分讲授规程及自修学程两部，无妨节录于下：
《二曲集》书影
（一）讲授规程：（1）每年四仲月会讲一次。（2）开讲以声鼓为号，退席以击磬为号，各击三声。（3）讲前及讲后各对孔子及先贤，举行四拜仪式。（4）座次以年龄为序。（5）开讲之初，须静坐片晌，把心志收敛了，然后申论。（6）讲后如有怀疑，或肯于研究者，可到讲者私寓问难。
（二）自修学程：（1）每日须早起。（2）每日默坐三次：早起一次，午饭后一次，夜晚就寝时一次，每次以焚香一炷为限。（3）每日读书亦分五节：早饭前读经书，早饭后读四书，午饭后读《大学衍义》及《衍义补》，申酉之交如精神疲乏时，则择诗文之痛快醒发者从容朗读，以振作精神，夜晚灯下阅《资治通鉴纲目》或濂、洛、关、闽及河会、姚泾语录。（4）公置功过簿一本，逐月记载同学的言行之得失，公同评判。（5）每月初一及十五两日开会一次，相与讨论功课，及评判得失。
第四节 张杨园（1611—1674）
一 生活小史
张履祥像
张氏名履祥，字考夫，是浙江桐乡县的人。他所住的村庄名杨园村，所以学者称他为杨园先生。杨园可算明末清初的一个贫苦教育家，生于明朝万历三十九年，死于清朝康熙十三年，一共活了六十四岁，在明、清两朝差不多各有一半的生世。他在明朝仅一县学生员的资格，当明统灭亡之年，他将进三十四岁，自此以后即不复求活动，隐居江、浙间，为私人讲授生活以终老。他始终维持民族固有的人格，死守“忠臣不事二君”的信条，照他的志愿应列为明末处士一流。但他的思想是反王学而崇朱学的，即反明学而复宋学的，实开清代学术复古运动之先声，所以在哲学史或教育史方面，则当认为本期的人物无疑。
杨园幼年本是一个孤童，九岁就死了父亲，由祖父及母亲训育成人，十岁以前完全在家庭受教育，十一岁以后才出门求学，一共从师五人。从刘蕺山先生问学时，年已三十四岁，正当北京陷落、福王监国之年。但受教不过四五月，蕺山殉国，而杨园亦避乱以归隐了。他的讲学生活，始于二十三岁，以至老死，合计不下四十年，设馆差不多有十处之多，不外浙江、江苏各县近海一带。一面讲学，一面躬亲操作，是学者，是绅士，又是自耕农民，与吴康斋差不多同一行径。虽一度从刘蕺山，但他是程、朱的信徒，平生极端反对王学的。对于程子则尊守“存心致知”四字，对于朱子则尊守“居敬穷理”四字。他说：
程门四字教，曰存心，曰至知。朱门四字教，曰居敬，曰穷理。居敬所以存心也，穷理所以致知也，一也，而朱益紧切矣。学者舍是更无学法，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初学备忘》上）
《张杨园全集》书影
他平日是主张实事求是的，是提倡实学的教育家，所以力讲笃实践履，最反对广交游、盗虚声的一般虚伪学者。讲学四十年，及门之士也很多，但没有一次正式举行师弟子之仪式，他认为这是明末士大夫所常蹈的交游气习，借讲学以相号召，把讲学的真义完全失掉，所以力加矫正。张氏中年求学格外勤苦，一面讲学，一面自修，尝终夜不就枕席者十余年，所以精力早衰。平生短篇著作很多，思想总不脱离程、朱的范围，死了后由门人编辑成书，名曰《杨园全集》[3]。
二 教育论
张氏平日是“祖述孔、孟，宪章程、朱”的，①所以他的思想即是孔、孟的思想，他的方法即是程、朱的方法，对于教育并没有特殊意见。私设讲坛四十年，所以谆谆训练学生的，不外“辨心术”、“求实学”两点，前者是为人的始基，后者是为人的工夫。他说：
读书先要正其心术，心术者为木之根、谷之种。根先坏，千枝万叶总无着处，种稂莠，栽培滋养适为害耳。（《初学备忘》下）
学者起足第一步须是路途不错，此处一错，无所不错。（《愿学记》二）
“心术”即“思想”，吾人的行为随心术为转移，即受思想的支配。如果思想纯正，所闻所见皆以充实此纯正之思想，则所行所为自然纯正。如果思想不纯正，所闻所见适以助长此不纯正之思想，则所行所为尽属坏事。所以儿童开始受教时，即学者开始为人时，就当教他们辨别心术，何者为正，何者为不正，对于正与不正辨别清楚了，即从正的一点立根。从此一点立下根基，譬如走路一样，路途正，所走皆是正路；譬如种谷一样，种子良，所生必是嘉禾。哪一种心术才算正，哪一种才算邪呢？据他的意见，不外善恶义利之分。吾人存心向善为义，则谓之正的心术；吾人存心向恶为利，则谓之邪的心术。所谓向善为义，就是肯做一个有道的君子；所谓向恶为利，必然走入自私自利的小人一路，所以这一点关系极其重要。辨心术也可以说就是“立志”，开始立一个什么志向，就可以做一个什么人，所谓“凡初为学先须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有有志而不道者矣，未有无志而有成者也”（《初学备忘》上）。心术辨正以后，即志向立定以后，务须脚踏实地做去。所谓“人既有志，正须下笃实工夫，方得称志”（《愿学记》二）。所谓“此志一定，却须坚确不移。凡平日诵读讲习，与夫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其为我志所愿，勉而求之；其为非我志所愿，决而去之，自能向上”（《初学备忘》上）。实学即切己为人之学，苦吃苦挣的精神，实下进德修业的工夫。这种工夫，不是如名士之纯盗虚声的，也不是如学究之博闻强记的，也不是如怠惰者之悠悠忽忽的，更不是如禅家学者之一几而顿悟的。这种工夫，即孔子下学而上达的工夫，即朱子居敬穷理的工夫，以不敢一刻少懈的精神，从人伦庶物上点点做去，不要浮夸，不要等待，不要间断，要绵密，要坚实，今日如此用力，明日也是如此用力，时时刻刻莫不如此用力，迨日久纯熟，自然一旦豁然贯通，即是成德的君子。这种学问，就与为人一致，这种教育就与生活一致，诚所谓无一念非学问，无一事非学问了。
以上两点，是他看为最重要，平日对学生谆谆训诲不忘的。此外还有几点：（1）关于训练方面，他尝举几个德目以开示学者。“立身四要：曰爱、曰敬、曰勤、曰俭”（《训子语》上），这是陶冶品性的标准。“教子弟只四语是纲领：入则孝、出则弟，言忠信、行笃敬”（《备忘》二），这是处世为人的标准。至于“辨心术、明义理、治性情、正容德、谨言语、慎事为”（《备忘》一）六条中，除一二两条已说明于上外，其余四条皆是关于品性陶冶的。（2）关于教材方面，不外宋儒学术，而以《小、学》及《近思录》二书为入门必读之书。“学者不从二书为门庭户牖，积渐以进，学术终是偏枯，立身必无矩法”，这是他在《初学备忘录》所指示于他的门人的话，可以知道他对于这两书的注意了。除此以外，如《颜氏家训》，如《白鹿洞规》，如《二程全书》，如宋儒各家语录，皆是必读的书。他在三十三岁时，编了一部书《名经正录》，是取朱子《训学斋规》、《白鹿洞规》，司马温公《居家杂仪》及朱子《增损吕照乡约》四种编辑而成的。在这书的凡例里面，并叙了这几句话：
《斋规》为小学之事，蒙养以正作圣之基，故居于首。《洞规》大学之事，由小学而及于大学，不躐等也。师舍是无以教，弟子舍是无以学，二者所以修身也。《杂仪》齐家之事，故次之；《乡约》御邦家之事，故以终焉。（《年谱》）
由这几句话，不仅知道他平日教授学生的程序，即训练学生的标准也可推见一斑。（3）关于师资方面，他也有两点意见：一为选择师资，“须择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学识者，方能造就得子弟”（《备忘》一）。二为教师须负全责教诲弟子，善于教导。若“子弟教不率从，必是教之不尽其道，为父兄师长者但当反求诸己，未可全责子弟也”（《备忘》一）。至于借设教以相号召，或无教导的能力者，皆不是良教师。（4）读书法。张氏谓读圣贤的书，当要以圣贤的言行作为吾人立身的规矩准绳，须时刻照着去行。以这种态度来读圣贤的书，所以第一步务必读熟，不要贪多，不要求速。第二步提取书中的要领，慢慢地涵泳其意味。涵泳之时，一方“体之于心”，一方“验于身”，务求古人的言行与日用行习贴切，务求日用行习与古人的言行一致。倘此中发现有未安的，则“静以思之，详以问之”，终必“见得圣贤所说道理无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由此积渐以厚，则读书才有用处，方是实学”。
三 修养论
张氏为人，是主张居敬穷理的，是要检点克治的，所以他的修养也是本着这种精神——苦吃苦挣的精神，须当“夙夜匪懈”，须当“无终食之间违仁”。换一句话，一日存在须当做人一日，一息存在须当一息不敢少懈，所谓“言有教、动有则、书有为、宵有得、瞬有存、息有养”的工夫。这种工夫，他自己确实能够做到，史称他“平居虽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步，坐不少欹”，（《先正事略·名儒篇》）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位道学大家的古怪样子。但他关于修养论所说的确是透辟痛快，有精神、有血脉，足以订顽贬愚，而言词又极浅近，吾人无妨直接抄录二段于下。他尝说：
吾人自著衣至于解衣，终日之间，所言所行，须知有多少过差。自解衣至于著衣，终夜之间，所思所虑，须知有多少邪妄。有则改之，此为修身第一事。
这自然是极呆板的道学的行径，凡朱学的教育，大半有这样子，当否自当别论。
又尝说：
吾人一日之间，能随时随事提撕警觉，便不到得汩没。当睡觉之初，则念鸡鸣而起为善为利之义，平旦则念平旦之气好恶与人相近否，日间则念旦昼之所为不至枯忘否，以至当衣则思不下带而道存之义，临食则念终食不违之义，及暮则思向晦瞑息以及夜以继日记过无憾之义。如此则庶几能勿忘乎。若其稍忘，即自责自讼不已。（均见《学案小识》）
由上两段话看来，张氏夙夜匪懈的工夫，真有如昔日颜子之无终食闻违仁及曾子之一日三省的遗风，其行为虽不免呆板，但亦不愧为笃实人格者。
第五节 陆桴亭（1611—1672）
一 略传
陆世仪像
陆桴亭是明末一个处士，与张杨园的行径相同，始终未臣服过清朝。但杨园在明朝犹取得县学生的资格，其生平事迹有年谱可考，而桴亭处境更穷，名尤不显，直到满清乾隆以后，经海内学者阐发幽光，才与陆清献并称为清初朱学正宗的二陆。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关于他的生活史，无多事迹可述。桴亭名世仪，字道威，是江苏太仓县人。虽笃守程、朱学说，可是志气豪迈的一位学者，与杨园之迂拘古板，自有不同。在明末北京陷落时，曾上书当道，建平寇的计策。南京陷落以后，感故国沦亡之痛，遂凿一地穴，在里面建一所亭子，取名桴亭，自己隐处其中，故后世称他为桴亭先生。康熙庚子年间，他已五十岁了，曾讲学于东林书院数年，到丙午年又讲学于昆陵，后来又归而讲学于其里中。我们把他的生活分析起来，在明亡以前，其前半生尚有志于功业；在清廷建设以后，其后半生则始专力于讲学，以教育寄其怀抱。他与杨园同年生，早死二年，享寿六十有二岁。对于教育学理的贡献，极为切实合理，且有些地方格外新色可取，已开了近代教育思想之端，比较以前一般教育学者要进步多了。至于他做人为学，都是非常切实，寸步而进，终身不息的，真有昔日朱子居敬穷理的精神，亦足令人景仰。
二 本性之研究
陆氏自二十七岁始从事于本性的研究，到四十九岁方得到一个定论。在此二十二年中，对于本性的认识，经过了四次转变，即达到了四层的进步，可算为用心之勤了。在二十七岁以前，他只跟随当时教师的谈说，承认性有两种，“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并喜欢同禅家及别家讨论人生以上，或未生以前的性体。自二十七岁以后，开始研究程、朱学说，对于“性”之一字才想自己立定主张，探出一个究竟。此时所得力的，为“理先于气”一句话。这句话的解释，即“理居先，气居后；理为主，气为辅”，自以为理气二物，分得条理清晰，不相紊乱了。这是他对于本性的研究之第一层的进步。迨后他又觉得照这样说法，未免将理气分得太开，未能融合为一。再下工夫，才悟到“理一分殊之旨”，理与气是一贯的，不过理只一个而气有千万不同。这是第二层进步。迨后，他又怀起疑来了，既是理一而分殊，则人与万物之性有何同异，如何同异？因读朱子“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论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两句话，于是又识得“天地万物本同一体处”的道理，则人与万物之所以同，及所以异，又了然了。这是第三层的进步。到了这一步，对于性的认识，如理与气，及人与物，似有相当的明澈，但于“性善”二字仍守陈说，是就“继之者善”说的。照这样说法，则性与气质仍旧是可以分离的。到四十九岁以后，再加玩索，又有一番觉悟。性是不离气质的，一说到性便属于气质了；若离气而言性，则性无着落，亦不成其为性了。孟子所谓“性善”，是就“成之者性”说的，是就有生以后说的，是合了气质而言的。于是得到一个结论：
性为万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独，善性之旨正不必离气质而观也。
这是他最后的进步。拿这个结论，遍与宋儒诸家的性说比较与参证，于是对于自己的主张，相信益坚，但犹不敢发表。到了五十六岁以后，人已渐渐老了，在康熙丙午年间，讲学于昆陵时，才以二三十年所研究的结果公布于社会，并将他的思想之变迁的经过也一一说明。这种研究的精神及有系统的叙述，是从来论性的人所未曾有的（见《学案小识》）。
第十二图 桴亭性命图解
凡宇宙万象莫非一气之流行，流行之所以然谓之理。此“理与气在天为天之命，在人为人之性”。性与命是一体，都是包摄理气的。吾人禀受天命而为“性”，既有是性则由性生“情”，由情生“意”，意之坚决处谓之“志”，志之浩然盛大处谓之“气”，合情、意、志、气等要素，再加以扩充了谓之“才”。此六种不是并立的，是递生的，演成的，其原始则谓“性”，其集成则谓“心”；所以心是统性、情、意、志、气、才六种而言的，是合神与形而名的（见《答友人问》）。如果我们以图表示，则有右图。
三 小学教育
陆氏的教育理论，以关于小学为最进步。他定小学教育为十年，以五岁至十五岁的儿童为受小学教育时期。在此时期的儿童，生机活泼，一片天籁，且富于可塑性，最易被人引诱。教者应当顺着他们的天性与兴趣，依照正常的轨道，因势利导，将来才可以成就一个“人”。古代“人心质朴，风俗淳厚”，儿童至七八岁时知识尚未大开，所以定八岁为入学始期。近代人心风俗皆较以前复杂，儿童的知识发达亦较早些，若仍迟至八岁始入小学，与儿童发达不相合，施教必感困难，所以应定以五六岁为入学始期。
关于儿童的训练，宜主宽不宜主严，盖这个时候正是他们身心发达时期，过于严了，阻丧了他们的意志，有碍发育，不如持以宽和的态度，逐渐诱导，较有效力。他又以朱子的“去其外诱，全其真纯”八个字为训练的纲领。外诱如“樗蒲、博弈及看搬演故事之类”，皆为不正当的事情，而最易引诱儿童。儿童一被引诱，即放荡而不习正业了，所以应当杜绝；外诱杜绝了，真纯自然可全。但要杜绝儿童的外诱，首先就要为父兄师长的自己没有外诱，能够以身作则，而且无亲外诱的机会，他们自然易就正轨，以全其真纯。
清代私塾
关于儿童的教材，陆氏似若分为两期：在十岁以下为第一期，在十岁以上为第二期。第一期的教材，有读物、歌舞及写字三项；第二期，有读本及礼乐二项。从前小学教师多以朱子所辑《小学》一书为初学儿童读物，他认为很不适宜。他的理由是：该书内容属高深学理，不是儿童所能懂的；内中所引礼节多为古礼，与时代不合，不能应用；且开卷难字太多，尤不便初学。若以此书为初学儿童读物，只是令他们茫然不晓，徒足以耗费时光而已。在陆氏的意见：当五六岁的儿童初入学时，语音尚未清朗，不能诵读长句，应编一种字句很短的韵语，作为儿童读物。该读物的内容，须选择适合于儿童兴趣，及不与时代相背的材料，以韵语的格式、浅近的文字，编成三字一句或五字一句，取名《节韵幼仪》。照这样办，儿童才容易通晓。年龄稍长，加课以《小学》、《四书》等书。儿童天机活泼，最喜歌舞，教师宜乘时教导，以发展其天能，以鼓舞其兴趣；且歌舞即礼乐的初步，此时习会了歌舞，将来升歌习礼更有底。儿童习字，宜仿宋人教小儿习字法，先令儿童影写赵子昂大字《千字文》。年龄稍长，再合习智永《千字文》。字数由少而多，初为影写，后乃临写，每日如此，练习久了自然运笔如飞，不至走样。且写字时不仅教他们写得好，也可以多识生字，而收记诵之功。儿童到了十岁以后，所读的内容更丰富了，不仅四书、五经在所必读，即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也宜选择较有价值的编成韵语了，令他们诵读。陆氏以儿童在十五岁以前，记忆力最强，此时是他们诵读的时期，也是记忆的时期，宜选择人生必需的教材，令他们多读熟记，不可错过。至于礼乐一项的教材，也须重编，宜参酌古今之制，把冠、昏、祭及乡饮、乡射诸礼的内容编辑成一部礼书，又把文庙乐舞及宴饮、升歌诸仪编成一部乐书，与读本同时学习，遇了令节，或重典，或闲暇的日子，特别演习。升歌习礼的价值，不仅是模仿古人，且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无形中增加训育的效能最大。
智永真草千字文
关于小学教法，陆氏主张“即读即教法”，即是“知行并进法”，尤其对十岁以下的儿童必须采用。他说：
如头容直，即教之以端正头项；手容恭，即教之以整齐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并进，似于造就人才之法更为容易。
这种教法我们可名为“知行并进，训教一致”的办法，颇合于教育原理。关于礼乐的教法，他主张“由粗以及精，因年而进”之法，亦有价值。
除以上各条外，陆氏对于小学教育还有两点意见：一为家庭教育，二为女子教育。他认家庭教育是辅助学校教育的，不仅居在辅助的地位，且居在并行的地位。当儿童未入学以前，或出学门以后，均在家庭生活，倘家庭没有相当的教育，随他们做恶习非，甚至于家人“戏教以打人、骂人，及玩以声色玩好之具”，气习先已教坏了，再入学校，想图矫正，殊不容易，所以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如洒扫、应对、进退等事，亦家庭所应当教的。至于女子教育，他也看得很重要，女子也必须受教，但他对于女子教育的观念则不同男子。他说：
教女子只可使之识字，不可使之知书义，盖识字则可理家政、治货财，代夫之劳，若书义则无所用之。
又说：“‘无非无仪，惟酒食是仪’一语，真教女子良法。”原来他主张女子教育是只令识些文字了，可以料理家务，做一个无才便是德的贤妻良母罢了。至于书义勿庸多读多懂，因为没有用处，不仅没有用处，且恐坏事哩。法人卢梭著《爱弥儿》（Emile）一书，提倡自然主义教育，处处表现不朽的价值，而对于女子教育则轻视极了，其主张很与陆氏相似。由此，你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未曾脱离封建时代思想的人物，勿论他的教育理论如何进步，而对于女子教育总是畸视的。（均见《思辨录·小学类》）
四 大学教育
陆氏说：“予以为古人之意，小学之设是使人由之；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思辨录·小学类》）这是他对于小学与大学两段教育的解释。儿童在十五岁以前，智力尚未发达，小学教育不过指导他们如何动作，如何读书，如何生活。到了十五以后，进了大学，才教以学理的研究，及研究一切之所以然。教育宗旨，在教学生怎样做“人”，换一句话，即教他们做一个圣贤。但这个宗旨，在小学时代不能讲明，因为他们不能听懂，所以课《幼仪》、授《小学》，用知行并进的法子，不过矫正他们的行动与习惯，引导他们向着圣贤路上走就是了。到了大学时代，一方面教以怎样为圣贤，一方面教以所以为圣贤；且一方面由听讲而得，一方面更要由自己研究而得。但“人”不是容易做的，“圣贤”不是容易学的，在这时期所以进学之始便须立志。他说：
学者欲学圣贤，须是立志第一。志是入道先锋，先锋勇，后军方有进步，志气锐，学问乃有成功。（《思辨录·立志类》）
意志决定了，即着手做工夫，不要期待，不要选择，“只在这所在、这时候做去”。做人的工夫是什么？不外“居敬穷理”四个字。[4]勿论千圣千贤的道理，总不出此四字的范围，所以吾人应当依此四字做去。但此四字中，居敬是工夫的主宰，穷理是工夫的进步，以居敬的态度来穷理，在穷理的进程中不忘居敬。照这样做去，思想才纯一，工夫才切实，这才是实学，这才是程、朱的教法，这才可以为圣贤。
大学校址宜择一国中胜地，风景佳美，远离城市，才宜于研究学问。学校之旁还须多建房屋，为学生寄宿，一则可以朝夕听讲，二则可以互相观摩。大学的课程宜仿湖州学的办法，分科教授。如经义一系，则又分为《易》、《诗》、《书》、《礼》、《春秋》等科；治事一系，则又分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诸科。每科设一科长，聘请专门名家充当；另设学长一人，以总其成。如此办法，则大学才有成绩，人才可从此养成。否则学生散处四方，教师不过滥竽充数，如明末学校的情形，学校徒有其名，怎样望其有成功？
五 读书法
他的《思辨录·格物编》里，关于读书方法，讲论颇详，很有些可取的地方。我们无妨分条叙述于后：
（一）读书分年。陆氏把吾人读书生活分作三节，每节十年，共计一生可读三十年的书。第一节自五岁至十五岁，这十年谓之诵读时期。第二节，自十五岁至二十五岁，这十年谓之讲贯时期。第三节，自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这十年谓之涉猎时期。十年诵读之书，为《小学》、《四书》、《五经》、《周礼》、《太极》、《通书》、《西铭》、《纲目》、古文、古诗及各家歌诀。十年讲贯之书，为《四书》、《五经》、《周礼》、《性理》、《纲目》、本朝事实、本朝典礼、本朝律令、《文献通考》、《大学衍义》、《衍义补》、地理书、水利农田书、兵法书及古文古诗。十年涉猎之书，为《四书》、《五经》、《周礼》、诸儒语录、《二十一史》、本朝实录及典礼律令诸书、诸家经济类书、诸家天文、诸家地理、诸家水利农田书、诸家古文、诸家诗。以上各书，力能兼的则兼习，不能兼习则涉猎诸书可以从略。
（二）读书分类。以上各书，只是分期学习，可未曾分类，而分类也要紧。分类之法，如研究史学，凡关于史学诸书列为一类；如研究经学，凡关于经学诸书，别为一类。这样分类读法，“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
（三）读书分等。书籍愈传愈多，吾人一生不能遍读，务必分别轻重，哪些书是非读不可的，哪些书可以读可以不读的。陆氏分别轻重为三等：（1）如《四书》、《五经》、《性理》、《纲目》等书，最重要，这是终身所当诵读不忘的。（2）如水利、农田、天文、兵法诸书，为次要，亦须一一寻究，得到内中的要领。（3）其余子史百家等书，性质更次，不过视其大意而已，不必一一诵读。
（四）读书须穷理。读书不在背诵文字，夸示博雅，若以此态度读书，陆氏所谓“玩物丧志”。吾人读书，须要穷理，所谓穷理，要求得书中的义理，与己身相合，又与事实相合。求与己身相合，须拿书中所说的放在自己的身心上体贴；求与事实相合，须按照书中所说的切实做去。如此读书，才能嚼得出滋味来，才觉得古圣贤所说的句句亲切，才能因读书以指导其行为，因读书以涵养其品性。
（五）读书要开辟。读书要不为书所困，能使书为我用，这非有开辟的心胸不能办到。陆氏开辟心胸的一段话，写得极好，我们可以直接抄录出来：
凡人读书用工，或考索名物，精研义理，至纷赜难通，或思路俱绝处，且放下书册，至空旷处游衍一游衍，忽地思致触发，然中解，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穷理妙法。又或发愤下帷，三冬两夏，满腹中诗书义理盈溢充足，却出来游衍一两日，真觉得水流花放，云行鸟飞，满空中是活泼地景象。此孟子所谓生矣境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思辨录·大学类》）
（六）读书要宁静。在闹市的地方读书，殊不相宜，地方越宁静越好。陆氏主张在山中读书，果能离家入山，把一切俗事抛开了，而读书才能宁静，才能专一。在这时候，计算应读何书，计算读书几年，然后分年来读，每年读一项，每项做一结束。如此读法，不仅十年，即三五年之后，亦必有相当的成绩。
第六节 陆稼书（1630—1902）
一 生活小史
前二节所述杨园、桴亭二人，尚不离为明末的处士，至稼书则完全为清初的人物了。稼书生于明崇祯三年，死于清康熙三十一年，一共活了六十三岁。当鼎革之际，他不过年方十四岁的一个少年而已。这个少年，姓陆氏名陇其，稼书是他的别号。他是浙江平湖人，屡代为官宦之家，在幼年时代曾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他的政治生活，亦不算怎样发达，当四十一岁时才中进士，以进士的资格补过两次知县，拜过八次御史。知县生活共有九年，一在嘉定二年，一在灵寿七年，以清廉为本，两处成绩卓著，尤以在嘉定的治绩评为天下第一。至入都拜御史时，他已六十一岁了，为期不久，不过年余之谱，便罢官归了故乡。综计陆氏一生政治生活，不过十一年，而他的教育生活则有三十一年——自二十一岁开始设帐，到老死为止，除去服官时期外，全为私人讲学时期。但在服官期内，亦未尝离开教育生活，如在灵寿当知县时，且规定讲学条例，编有松阳讲义，可说从二十一岁起到老死为止，此四十余年中无日不在讲学。不过陆氏讲学的时期虽长，而讲学的声势并不大，因为他是一位提倡实学的教育家，不肯呼朋引类、虚张声气以为号召的。
二 性格及思想
“平湖陆稼书先生，以名进士两为邑令，八拜御史。其正学清德，惠政嘉谟，浃洽于人心，流传于士口，称之为醇儒、为循吏、为直臣，至有目之为圣人者”。这是他的门人侯开国在《三鱼堂全集序》上赞扬他的几句话。陆氏“积诚励行，风清格高”，所做一事，即尽瘁一事，确不愧为本色的贤士大夫，如他的门人之所赞扬。但我们以为陆氏时代的价值还不仅此，他是以提倡实学，振饬学风，拥护朱子为宗旨的一位大教育家。
清初程、朱的忠实信徒，世人皆以二陆并称，但桴亭虽力辟王学，态度尚属和缓，而稼书则处处以尊朱黜王相号召，旗帜鲜明，词气严峻，真有非打倒王学不止之气概，真有如昔日孟子“辟杨、墨，闲先圣”之遗风。陆氏以学术关乎风教，风教关乎国家的兴亡。明朝之所以遭破亡，由于士风太坏，一般人失了正常的教化；而风教之坏由阳明及其门徒倡为放诞诡异的学说，援儒入墨，以伪乱真。王氏以有力者的地位，登高一呼，而其学又极简易，所以天下读书人莫不乐于趋从，天下读书人皆口谈王学，渐渐放弃规矩，师心自用，甚至于礼法也不遵守了。读书人为民众的领袖，而皆不讲实学，不守礼法，教化安得不坏！这种学术之败坏人心，等于清谈之祸晋，明朝安得不亡！[5]要挽救人心，当然从振饬学风着手；要振饬学风，当然力尊朱子，以朱子的实学矫正王学的空疏，以朱子的绳墨矫正王学的放诞。所以他对汤潜庵说：“今之学者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而风俗淳。”在他的《外集经学篇》里面，亦说：“今之论学者无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汉儒不云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一可纪，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朱子之学尊，而孔子之道明，庶乎知所从矣。”以朱学为教育标准，以此标准来振饬学风，挽救人心，把关系说得这样重大，而提倡又尽毕生的热诚，陆氏对于朱子可谓真正的忠实信徒。至于效董子“学术一尊”主义，已含了一种学阀的风味，但总不失为一个热心于风俗教化的教育家。
陆陇其像
三 儿童教育之重要
“崇尚实学，培养淳风”，为陆氏的教育宗旨。要培养社会的淳朴风气，须社会上有一般循规蹈矩、讲求实学的读书分子为表率。要使社会上的读书分子循规蹈矩、讲求实学，须平日有这种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其关键全在童子时代，所以童子教育最关重要。陆氏推论当时风俗败坏而未已的，都是由于当时儿童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当童子时代，为父兄师友的，平日既不教以洒扫应对日用伦常之事，朱子所集《小学》一书弃而不读，即或每日课以《四书》，亦不过借此为应科举取利禄的阶梯。至于孔、孟之如何教人为人，是不管的。迨他们年龄稍长，为父兄师友的，则教以如何应科举，如何取利禄，如何立奇异，挑动他们专用机诈的心机，奖励他们崇尚浮华的趋向，至于学问之实在不实在，行为之正道不正道，是不问的。科举考试的日子来了，一旦侥儌获取，便自以为学问已成，无所不能，不复知人间尚有当读之书及当为之事。这一班人，自己既莫明其妙，以他们去领导社会、表率群伦，则风俗怎样不坏，社会怎样不乱！我们一推论其原因，则由于昔日童子时代的教育受坏了，所以当今最要紧的莫如童子教育。童子应当教些什么呢？他说：
陆陇其书法对联
陆陇其印
教之道必以小学为基址，以濂、洛、关、闽之书为根本，以先王浑醇厚朴之文为彀率。使自孩提有识，即浸灌于仁义中正之中，游衍于规矩准绳之内，如水之汪洋浩渺而不得越乎其防，则文章不期正而自正，风俗不期厚而自厚矣。（《历科小题永言集序》）
陆氏又说：
吾每教童子作文，未尝不战战兢兢，惟恐一言之病中于其心，异日将硕大蕃滋，鬯茂修达，不可救药。盖今之聪明，当扩充于范围之内，不当扩充于范围之外。（《历科小题永言集序》）
由这两段话看来，陆氏教儿童是当立一标准，要他们遵守的，定一范围要他们在里面活动，不可逾越的。他的标准就是程、朱，他的范围就是宋儒学说，凡能谨守绳墨的才是好学生，否则便是不好的学生。当儿童时代，能谨守绳墨，到了成人时代便是循规蹈矩的士君子，才是讲求实学的人才；这种人才必不放诞猖狂，犯上作乱。影响所及，风俗自然淳朴，国家自然安定，这是陆氏的教育理想。所以他平日教人“必授以《小学》及《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俾学者循序致功”（《先正事略》），以期达到他的理想。吾人以为陆氏的教育理想固高，但他的头脑究竟腐败，尤以不许逾越范围，未免过于束缚儿童的智力之发展，所有教育理论以与桴亭所论的比较，相差远了。
本章参考书举要
（1）《清儒学案》的各家本案
（2）《先正事略》的各家本传
（3）《夏峰全集》
（4）《李二曲先生集》
（5）《张杨园先生全集》
（6）《思辨录》
（7）《论学酬答》
（8）《陆稼书集》
（9）《三鱼堂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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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正事略·孙夏峰事略》：“时畿内盗贼数骇，先生率弟子门人入易州五公山，结茅双峰，戚族相依者百家，乃饬戎器糗粮，部署守御。又以其暇赋诗习礼，弦歌声相闻，盗贼屏迹，时以方田子春之在无终山焉。”
[2] 《传心录》：“讲问自新之功当从何处着力？先生曰：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鹜高远、说精微，谈道学、论性命，只就日用常行纲常伦理极浅极近处做起，须整顿精神中常惺惺，一言一动并须体察，必使言无妄发，行无妄动，表里精神，无一或苟，如是则洁净透脱，始可言功。”
[3] 《杨园全集·训门人语》：“辛亥三月门人姚瑚同弟至语溪力行堂候先生，先生以为学当祖述孔、孟，宪章程、朱，谆谆数十语。”《学案小识》尝云：“三代以上折中于孔、孟，三代以下折中于程、朱。”
[4] 《思辨录·居敬类》：“居敬穷理四字，是学者学圣贤第一工夫。彻首彻尾，总只此四字。”“或问：居敬穷理是吾子宗旨否？予曰：仪亦不敢以此四字为宗旨，但做来做去，觉得此四字为贯串周匝，有根脚，有进步，千圣千贤道理，总不出此。”
[5] 《稼书文集·上汤庵书》：“自阳明王氏援儒入墨，以伪乱真，天下虽然响应，皆放窠规矩，而师心自用，学术坏而风俗气运随之：比之清谈之祸晋，非刻论也。”
《学术辨》上：“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