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思潮
时势逼迫至此，不得不变法了。要变法不得不兴学；要兴学不得不接收西方的文化。但中国民族是历史的民族，最富于保守性，且历来以文化自夸的民族，今日因外力的关系，一旦“舍己而芸人”，绝非他们所能甘心。既不能完全舍己而芸人，又不得不舍己以芸人，在此思想冲突之中，于是产生了一种调和思想。调和的结果，就是中西并取：对于西方文化，只可接收其科学，接收其技术，接收其法度；对于己国文化，仍当保守其礼教，保守其伦常，保守其风俗。换一句话说，他们所接收的只是西方物质文明，对于自己的精神生活，大家一致保守，不肯失坠。思想的趋势既然如此，所以在当时演成一句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期的教育思潮亦是这八个字。这种思潮，在本期十六年中，勿论新进知识分子或官僚阶级，大体上全是一致的，虽从分析方面看各有主张。我们勿妨引出几位有力者的主张，以资证实。
光绪二十二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子》上说：
中国五千年以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效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一切均应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七《变法类》）
今欲强中国，有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内篇·循序第七》）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亦必无悖于经文。（《外篇·会通第十三》）
光绪二十四年清廷所颁“定国是”一诏也有同样的话：
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戊戌政变记》卷一）
光绪二十四年梁启超代拟《京师大学章程》内中也说过：
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皆由于此。（《近代中学教育史料》第一册）
光绪二十九年张百熙等在《奏定学堂章程》原奏上说：
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奏定学堂章程》）
张百熙书法扇面
我们由上面几段话看来，可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在当时的势力；由此八个字更可以推知当时新教育的精神了。这种思潮直到民国初年，尚有很大的势力。
第二节 教育宗旨
有了某种教育思潮才能产生某种教育，而教育宗旨又是某种教育产生之后才以文字确定——此是本期新教育的特性。在光绪二十八年以前，本期尚无确定的教育宗旨。到光绪二十九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才以“忠孝”二字为宗旨。在学务纲要上说：
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此次遵旨修改各学堂章程，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
内中所谓“端正趋向”，所谓“礼法”，皆是射着“忠孝”二字说的。就我们前节所引原奏“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一语看来，更知忠孝二字是他们立学的宗旨。
但此种宗旨，在当时只是附带提及，且忠孝二字含义太泛，包括不全，未能尽合于当时的需要。到了光绪三十二年学部正式规定明确的教育宗旨，由政府颁示全国。此时所定的教育宗旨，分二类五条：第一类为“忠君”、“尊孔”二条，第二类为“尚公”、“尚武”、“尚实”三条。前二条，他们以为是：“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后三条，他们以为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这五条十字的宗旨，仍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不过比较具体罢了。
本章参考书略同前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