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外力压迫之警醒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这是梁启超记戊戌政变时开头劈首的两句警语。
崩裂了的中国巨人
八国联军入侵时的漫画。
在同、光之际，李鸿章一班头等疆吏，因多与外国接触，看见他们的坚船利炮，惊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所以他们一面开方言馆，训练交涉人才，一面创办水师和武备学堂，训练海陆军人才，以为抵制。当是时，帝国主义者虽小试了几次炮轰政策，而中国民族惊为“变局”的却只有这极端少数的几个人，大多数犹是熟睡未醒；这几个人所震惊的也不过看见了外国人的几只坚船，几口利炮，至于外国的政治的进步，和科学的精深，毫未了解；所以那个时期所谓新教育只有方言与武备两件事情。整个民族既未醒来，敌人的炮火稍稍停息以后，应付目前而起的新式教育究竟敌不住千余年来的科举，究竟敌不住五百年来的八股；所以到了末了，连那不备不全的几所方言馆和水陆师学堂也视为具文，而老大狮王依然熟睡不起了。哪知到了一八九四年以后，帝国主义者又卷土重来，不断地环攻。首先发难的为东邻日本，在这两年，为着朝鲜问题，把中国的海陆两军打得大败。依一八九五年的《马关条约》，把朝鲜拉开了，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走了，还要对他们赔款二百兆两，东三省也失去了许多利权。这样一来，才把睡狮惊醒了，一班少年知识分子才觉得不能再酣睡了，必要讲求图存之道了。但是官僚阶级仍是昏迷不悟。再过三年，到了一八九八年，帝国主义者更进一步，对中国实行其瓜分政策。德国租占胶州湾，俄国租占旅顺、大连，法国租占广州湾，英国又割去九龙半岛，沿江沿海一带地方，又被他们一一划着为其势力范围，又订下了种种不平等条约。这样一来，中国简直失了独立国的资格，已成了列强的殖民地，于是比较头脑清醒一点的官僚阶级也被惊醒了。
《时务报》书影
当此之时，全国上下，有一句最流行的口号“变法自强”，大家都以为要图自强非变法不可。在新进知识分子方面，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领袖；在官僚阶级方面，以张之洞、袁世凯等为领袖。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在北京、上海等处组织强学会，梁启超于一八九六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一方面鼓吹新思想，一方面介绍新知识。以他洴洴的热血和刀锋动人的笔与舌，果然唤醒了不少的民众，不到一年，继强学会而起的各地学会一时簇起，而变法自强的思想于是弥漫于全国。官僚阶级的领袖张之洞代表官僚阶级的思想，于一八九八年作了一部《劝学篇》刊行于世，其主张虽然与康、梁不同，但变法自强的目的则彼此一样。康、梁等于是趁着机会，更进一步，拿着光绪帝为傀儡，施行他们的变法自强之策，但官僚阶级的顽固党及皇室领袖依然执迷不悟，所以戊戌维新仅昙花一现。再过两年，到了一九○○年，因拳匪之乱，引起排外风潮，于是帝国主义者又大施其环攻政策起来了。这一次帝国主义者实行大联合，占据了京、津，赶走了顽固领袖西太后。结下了世界各国所难忍受的《辛丑条约》，要中国赔款四百五十兆两，并要改组满清政府。这一次，把中国民族压迫的太凶了，把满清帝室骇得亡命了。到了此时虽顽固党也知非变法不可了。从甲午到庚子，七年中受过了三次炮轰，这千年睡狮才完全惊醒，才安心抛开封建时代的生活，才尽量地迎纳资本主义进来，他们都觉得非如此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于是一切新政、新法、新教育皆从此一一模仿起来。
第二节 新教育之勃兴
一 变法与兴学
刘坤一像
此时全国上下所觉醒的是什么？大家皆知道列强之强，不仅在船坚炮利，制造精奇，其关系实在于他们的法度政治的优良，中国之弱，不仅由于船不坚，炮不利，其关系实在于我们的法度废弛，政治腐败；所以“变法自强”四字在此时成了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既要采取列强新的法度政治，必要有新的人才方能运用。但是现在一般官僚阶级及候补官僚，无一人不是在旧式教育里面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精力，在三十岁以前已为八股小楷消磨殆尽，他们除了写小楷、诵八股、应科举以外无他能力，除了谨守成例、趋事长官以外无他本领，今日一旦责此辈以励行新的法度政治，这无异于责令瞎子引路，必不可能。必要有了新的人才，方能运用新的法度政治；必要有了新的教育，方能培养此项人才；又必要有了新政治的企图，方能建设此项教育；所以“变法”与“兴学”在此时成了相连的关系，两样事情是要同时并举的。同治以来，未尝没有兴学，只因政治方面没有新的企图，所以虽有学堂，等于虚设；且从前所办的学堂全是枝枝节节，没有整个的教育计划，没有久远的教育设施，哪能培养真实有用的人才——这种计划与设施尤与法度政治有连带的关系。所以此时勿论新进知识分子或比较头脑清楚的官僚，于陈述变法里面必包含兴学，于讲求兴学时必涉及新政。汪康年在光绪二十二年，发表《中国自强策》，内阁十一部中就有立教部以掌学校之事；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上《统筹全局》一疏，十二局中就有学校一局；张之洞与刘坤一在光绪二十七年，《筹议变法》三疏，开始即请设立文武学堂；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七年，《条陈变法》里面也有崇实学一条。像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由此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一时期的空气了。
二 新教育系统之成立
康有为像
就新教育方面说，本期十六年中，又可分着两个小期：自甲午至庚子的六年为前期，自庚子至辛亥的十年为后期。前期的教育比较第一期稍形进步：已具了正式学校的性质，已有了等级的区分，如天津中西学堂之分二等，南洋公学之分四院，湖南时务学堂之分两类，山东大学之分三斋，皆是第一期所未有的。但这些学堂全由个人提议开办，自成风气，毫无系统，且等级究不完全，亦没有正式的大、中、小学等名目。到了后期，则更其进步了。以等级说，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系统说，则由小学上升中学，由中学上升高等，由高等上升大学。以统属说，小学直辖于州县劝学所，中学与高等直辖于直省提学使司，大学直辖于京师学部。这种整个系统的组织，倡议于光绪二十一年，李瑞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复议于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的《统筹全局疏》，产生于光绪二十八年张百熙的《钦定学堂章程》，完成于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自有《奏定学堂章程》以后，本期的新教育可谓有了完全的系统，其后虽略有修改，但大要不出它的范围，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学制系统，亦完全由此损益而成的。
三 旧教育崩溃
此处所谓旧教育，其形式有书院、有儒学、有科举；其内容有八股、有诗赋、有小楷。书院与儒学是读书分子受教的地方，科举是他们出身的门径；八股及诗赋、小楷是他们学习的材料——书院及儒学以这些教育他们，科举以这些考试他们。这一类的旧教育，它们的历史各有长短不同：儒学来自西汉，科举与诗赋来自唐朝，书院来自宋朝，八股来自明朝，小楷来自乾隆以后，而汉、唐取士也往往注重书法。清朝自乾隆以来，是集旧教育之大成的一个时期，也是旧教育之总结束的一个时期。这些旧教育，其形式和内容虽有种种，但势力之大还是科举，其次则为八股，而八股和科举到末了差不多结合为一，所以近人往往以科举和八股来代表旧教育。科举在当初原是替代选举以取士的方法——一种考试制度。其缺点，在正面，不过使士类习为奔竞请谒；在反面，因趋重科举，致使学校教育无形废弛。自与八股结合，则科举变为机械的、空疏的教育，其结果致使士类束书不观，头脑昏聩，养成全国无一实学有用之人了。八股之外再加以小楷，于是科举更为消磨国民精神的利器、杀人的教育；凡趋于这一途的学子，其结果必成为老朽的、机械的、半生不死的人生。诗赋是闲雅的教育，书院是山林的教育，儒学自创始以来就有名无实：这三种虽无大害，但亦只能适存于封建社会时代。现在中国的社会已进到了商业资本主义，加以列强的工业资本的势力猛烈地向内侵略，把中国数千年来的农村经济搅乱得不能自立，昔日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勿论与国民有害与否，早已发生了动摇不复能维持了，到了本期，自然瓜熟蒂落，结果只有抱蔓而归。八股废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诗赋、小楷废于同年六月，——这两种其后虽因戊戌政变逐渐恢复，但庚子以后依然停止了。
《明定国是诏》
光绪帝宣布变法的诏书。
科举的废除，分着三个步骤：一为改良其内容，二为递减其中额，三为完全停止。第一步萌芽于光绪十三年，当时清廷依御史陈秀莹的奏请，于每届乡会试时酌取算学人才若干名——此为变更科举内容的初步，但八股与诗赋、小楷依然如故。自甲午一役以后，一般新进知识分子如康、梁等，对于科举的毛病始施以猛烈的攻击，所攻击的焦点则为以八股取士。自胶澳被占以后，康、梁又上书或面奏，力陈八股之害，于是清廷乃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毅然下诏废除八股，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这是本期变法中的第一快举。同年六月一日，清廷又因张之洞、陈宝箴的建议，凡素来科举所特重的诗、赋、小楷也被取消了。第二步始于庚子之变以后。这一次失败，虽官僚及封疆大吏，也知道科举的积弊太深了，或请改良其内容，或请递减其中额，或请完全停止，屡有奏议。刘坤一与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七年《筹议变法》三疏中，第一疏即有分年递减科举中额，改由学堂的建议。到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与张之洞又有分科递减的奏请，同年上《奏定学堂章程》时亦以递减科举为请，——到此时，科举的权威已扫地无余了。当是时，全国舆论，皆以为阻碍学堂之进行的莫过于科举，科举一日不废除则人人怀着观望的态度，学堂即一日不能进行。到了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一班封疆大吏又联名奏请，清廷看见大势所趋，无法柢柱，遂于这一年八月决然下诏停止。儒学不久已无形取消，书院自光绪二十四年以来逐渐改为学堂，自此年科举明令停止以后，昔日封建时代的教育于是一笔勾销，而新式的学校教育乃勃然而兴起。
本章参考书举要
（1）《皇朝道咸同光奏议》
（2）《光绪政要》
（3）《戊戌政变记》
（4）《奏定学堂章程》
（5）《时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