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论
新教育之产生，为应付新生活的要求，所以要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要学习天文算学。既为抵御强敌的企图，所以要学习轮船枪炮的制造，要学习海陆军的战术，也要学习天文算学。前者可以称做“方言”的教育，后者可以称做“军备”的教育。方言的教育既为应付新生活，其目的可别为三项：第一，要造就翻译人才，以应付中外交涉；有了此项人才，一则可以免敌人之欺蒙，二则可以免通事之操纵。[1]第二，受了方言教育，可以由西洋的语言文字以谙悉其国情，遇有中外交涉时方能收知己知彼之效。[2]第三，既要“尽敌之长以制敌之命”，则必要多读西籍以便尽习西洋科学知识及新式的战斗技术；但原文西籍不能使人人遍读，要期速效，势必提倡译述，此施行方言教育亦可训练译述人才，专事于西籍译述的工作。[3]此三项目的中以第一项造就翻译人才为最初的动机。军备的教育既为抵御强敌，其抵御的计划则分为海陆两方面，当时以海上的防御尤为重要，且为中国昔日素所缺乏的，所以特别注重水师人才的训练及船政的设施。当时国人既趋重翻译兼译述的人才，海陆军的将才，及制船造械的技术，所以“方言”与“军备”两种教育成了本期的教育思潮。——这两种思潮一直到宣统末年，还有很大的势力。
虽然有上海、广东广方言馆的学生，可以升入京师同文馆肄业，仍是昔日国子学与郡县学的办法，实无明显的等级。
由以上所述的趋势，于是产生了两类的新式学堂，及有派员出洋游历和派遣学生留学外国的事情。所谓两类的新式学堂：第一类为学习方言的方言学堂，第二类为学习军备的水陆军学堂。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及湖北自强学堂皆是。军备学堂又分做两种：（1）为训练海军人才的水师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2）训练陆军人才的，如天津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此外广东还有此类的学堂一所，是兼水陆两种并设的，名广东水陆师学堂。以上各种学堂，自同治元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到光绪二十一年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恰有三十五年的历史。在这三十五年中，虽然创立了几所新式学堂，采用了几许新的教材，究竟是零星的创造，枝节的模仿，没有系统的制度，没有完备的等级。我们如要列它们应入何等，只可说是一类不相统属的专门学校，其目的只在造就特殊人才及干部人才，于国民教育毫无关系。这样教育，我们可以叫做新教育的萌芽期，所有学堂，完全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式的学堂。派员出洋游历始于光绪十三年，其考查目的在各国的“地势险要，防守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陆炮台，制造厂局，水轮、舟车、水雷、炮弹”，或“一切测量格致之学”。派遣幼童留学外国始于同治十一年，其目的在学习外国的“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两事目的在尽敌水陆军备之长了，归来以制敌之命，仍不外一种军备教育。
第二节 方言教育
一 京师同文馆
清廷以英、法联军两次压迫，逼近京、津、东北，又有俄人乘机南下侵略，感觉外交棘手，遂于咸丰十一年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王大臣组织，专门办理外交事务。总理衙门即于成立的次年——同治元年——奏明皇帝，请在北京开设京师同文馆，造就翻译人才，以当交涉之选。开始设立，只有练习英语的英文馆，到第二年扩充门类；又开设法文、俄文两馆，并将乾隆时内阁所开设俄罗斯文馆归并在内，统名京师同文馆。此时完全学习语言文字，到了同治五年，又由总署王大臣奏请添设一算学馆，练习天文、算学。他们说：
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务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器之原、制作之本，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补于实际，是以臣等衡量再三而有此也。（《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六《变法类、酌议同文馆章程疏》）
由这段话看来，此时同文馆不仅是单纯的造就翻译人才，且涉及军备教育方面了。其内容大要如下：
（一）资格。专取正途人员，如举人及恩拔副岁优等贡生，并由此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其年在三十岁以内者为合格。如有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来馆学习，亦可不拘年龄。
北京同文馆遗址
（二）学程。内中规定八年的肄业期间，其学程：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第三年，讲演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选编。第四年，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以上各科，以西语为必修科，自始至终，皆当勤习；至于天文、化学、测地诸学，则可分途讲求，其期限以一年或数年不等。
（三）考课。考试分月课、季考、岁考三种。月课、季考以二日完毕，岁考以三日完毕，皆有实物赏赐。每届三年，举行大考一次，列入优等者保升官阶，列入次等者记优留馆，列入劣等者除名。
（四）假期。馆中教习皆聘外国人充当，凡遇礼拜休业日，即加添汉文功课，或试作论策，或翻译照会，以备他日办公之用。
（五）待遇。除膳食、书籍、纸笔等件皆由馆内供给外，每月加给薪水银十两，教试列优等者且有奖赏。
（六）寄宿。各员勿论京外，一概留馆住宿，其有应送差使及考试等事，仍准照旧办理。
按由以上所述看来，馆规虽极严格认真，其实全盗虚声，毫无成绩，到后来不过徒有其名了，所以御史陈其璋于光绪二十二年有疏请整顿同文馆的建议。
二 上海广方言馆
此馆设于同治二年，由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李氏奏疏中有这样两句话：“京师同文馆之设实为良法。……拟请仿照同文馆之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可知此馆与京师同文馆的性质和目的是相同的。不久收到清廷的答复，并要广州将军查照办理，于是将军瑞麟即于同治三年开设同文馆于广州了。上海方言馆的目的确重在学外国语言文字，与京师同文馆相同，但内容殊不一样：（1）同文馆资格专选取正途人员，此馆所选系近郡年在十四以下的俊秀儿童；（2）同文馆以西文为主课，只利用礼拜休业日讲授中文，此馆则将经史小学列入正课。此馆章程计分九条：（1）辨志，（2）习经，（3）习史，（4）习小学，（5）课文，（6）习算，（7）考核日记，（8）求实用，（9）学生分上下两班。
广州同文馆设于同治三年，其目的与上两馆不同：它是专为培养八旗子弟翻译人才而设的。学生不过数十人，每十人中以旗籍八人、民籍十人为标准。当初只授英文，兼授浅近的算学，后来添立了东、法、俄三馆，学生名额逐渐增加，到光绪三十一年乃改名译学馆。
三 湖北自强学堂
继上海、广东两处方言馆而起的，有湖北自强学堂。此学堂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奏请设立于武昌省城，内容较以前各馆均觉完备，我们把它的章程择要写在下面：
（一）分斋。此学堂功课分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科，每科分斋讲授，共有四斋。但当招生之初，只许方言一斋的学生住堂肄业，其余三斋则依书院旧制，寄宿堂外，不必逐日听讲，只按月来堂考课。其后以教授困难，将算学一科改归两湖书院讲习，格致、商务停办，实际所存的只有方言一斋，故又称做方言学堂。
（二）名额。方言一斋教授英、俄、德、法四国的语言文字，谓之四门。每门学生定额三十名，共计一百二十名，分堂授课。
（三）资格。以“资性颖悟，身家清白，先通华文，先通儒书，义理明通，志趣端正”者为合格。
（四）修业期限。学生以在堂修满五年为毕业，其未毕业以前有借端退学，或改习不正当业务者，追缴其在堂时一切用费。
（五）教习。英文、法文两门，因中国传习已久，由国人充当；俄文、德文两门则聘请俄员、德员为教习，并以华员为助教。
（六）管理。大致有三：（1）学生必“以华文为根柢，以圣道为准绳”。（2）凡在诵堂时须听教习约束，在斋舍时须听提调的约束。（3）进堂以后，须专心致志，诵习本课，不准在堂兼作时文试帖，不准应各书院课试，不准应岁科小试，但得请假应乡试。
自强学堂遗址
福建船政局遗址
（七）待遇。除饭食、书籍、纸笔等均由学堂备办外，每名每月给膏火银五元。
第三节 水师教育
一 福建船政学堂
福建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创办福建船政局于马尾时，即于附近附设船政学堂一所，训练水师人才。此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分为二部：一称前堂，一称后堂。前堂以练习造船之术为目的，采用法文教授，又谓之法国学堂。后堂以练习驾驶之术为目的，采用英文教授，又谓之英国学堂。其操程分三类：（1）主科，即练习造船驾驶之术；（2）辅科，即英法语言文字及算法、画法；（3）训练科，凡《圣谕广训》、《孝经》必须诵读，兼习策论，以明义理而正趋向。内中待遇极优，学成以后，即授以水师官职，或派遣出洋学习。此事计划初定，左氏奉命他调，以沈葆桢继任，沈氏亦具新政的热心，故成绩尚佳。此学校即中国海军学校之起源，清末及民国初年海军人才多半由此出身。
二 天津水师学堂
此学堂分驾驶、管轮两科，均用英文教授，兼习操法及读经国文等科。开办于光绪七年，由李鸿章经理，其办法虽与福建艺局大致相同，但只习应用，不习制造，其性质殊不一致。计此学堂之创设，上距福建艺局开办时为十五年，自有此学堂，而海军人才遂渐渐移于北洋了。
三 广东水陆师学堂
距天津水师学堂开办之后六年，广州又有水陆师学堂之产生。此学堂成立于光绪十三年，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其办法较以前大有进步。
（一）分科。水师分管轮、驾驶两项：管轮堂学习机轮理法制造运用之源；驾驶堂学习天文海道，驾驶攻击之法：一律以英国语文为主。陆师分马、步、枪、炮及营造二项，一律以德国语文为主。
（二）分等。张氏仿王安石的三舍法，别学生为三等：一称内学生，挑选通晓外国语文算法之博学馆旧生充当，定额三十名。一称营学生，遴选曾在军营历练、胆气素优之武弁充当，定额二十名。一称外学生，挑选业已读经史、能文章、年在十六以上三十以下之文生充当，定额二十名。
（三）学课。除各科主要功课外，每日清晨须读四书五经数刻钟以端其本；每逢礼拜修业的日子，还要读习书史，试以策论，使这一班学生皆通知中国的史事及兵事，以适于应用。
第四节 陆军教育
一 天津武备学堂
李鸿章氏当清末同、光之际，在政治上负全国之重望，在军事上为北洋之重心。他自咸丰年间，因借英、美兵力讨平了太平军，对于西洋新式武器及科学知识之进步已有很深的崇拜；再经几次外交的挫败，更知非模仿西洋不能自立，所以对于军备的讲求，具有极大的抱负。距天津水师学堂五年又在天津开办武备学堂，即其抱负之表示。此学堂的办法一律模效德国陆军学校，所以教师也遴选德国军官充当。学生系由各处的营弁挑选而来，如广东、广西、四川、安徽、直隶各处都有弁兵送来，其标准以精健聪颖、略通文义者为合格。如有文员愿习武事者，一并录取。内中课程，分学科及术科两种：学科则研究西洋行军新法，如后膛各种枪炮，土本营垒行军及布阵分合攻守等知识；术科则赴营实习，演试枪炮阵式及造筑台垒等技能。学到一年以后，发回各营量材叙用；迨第一批毕业，再挑选二批，赓续不断。但此学堂初次所招全系弁目，不能直接听讲，须用翻译转授，这是与水师学堂不同的地方。迨后把修业期间逐渐延长，入学资格也逐渐改良——招选良家年幼子弟。李氏之后，继以袁世凯氏，虽中经庚子拳匪之变，全校被毁，但北洋军阀莫不由此发源，遂以支持清末及民初二三十年的政局，我辈也沾了不少的余润。写在此处，能不发生特别的感想？
李鸿章像
二 湖北武备学堂
张之洞氏在当时也是提倡军备教育最力的一个人，所以在广东创设水陆师学堂，在湖北又设立武备学堂。此学堂开办于光绪二十一年，其课程也是分学科与术科两类：学科谓之讲堂功课，为军械学、算学、测绘、地图学、各国战史、营垒、桥道、制造之法及营阵攻守转运之要；术科谓之操场功课，为枪队、炮队、马队营垒、工程队、行军炮台、行军铁路、行军电线、行军旱雷、演试测量、演习体操等事。教习也是聘请德国军官充当。学生除学习主科外，如逢暇日，则令他们诵读四书，披览读史兵略，以“固中学之根柢，端毕生之趋向”——这是他在广东时所惯用的。学生资格专选“文武举贡生员及文监生，文武候补候选员弁，以及官绅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体强健”者入学肄业——这是与天津不同的地方。学生定额一百二十名，入堂以后有月课、季考及年终大考——这又是与他的自强学堂同样的办法。
第五节 留学教育
中国有留学教育，始于曾国藩的幕宾容闳之建议。容氏是一位广东籍的华侨，曾在美国受了七年教育，对于美国情形比较熟悉，具有以美国新教育转移中国旧社会之抱负。回国以后，虽经营商业，然时时不忘建议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迨同治二年，曾国藩想在上海建设一广大机器厂，召容氏商办，遂乘机提出这个计划，卒被曾氏采纳。当初正式建议时，为同治六年，被清廷批准时为同治九年。曾氏乃派陈兰彬与他为赴美留学生的监督，经营出国事宜，至同治十一年，第一批学生遂乘长风遵海洋而西渡，——是为中国学生留学外国之始。当初规定以一百二十名为定额，分四年派遣，每年派遣三十名；每届学生留学以十五年为限。学生年龄以自十二岁至十六岁为标准，赴美留学目的，以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但学生到了美国。除学习军事科学外，还得兼习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逢节日，还要由监督召集学生，宣讲《圣谕广训》；还要望着阙门行拜跪礼；还要瞻拜孔子的神位。学生按年陆续出发，一共出发了三期，共计九十个学生。到光绪二年，守旧党吴子登为监督，以留美学生沾染洋气，不肯向他叩头，他遂造出一些无谓的诽语中伤学生。清廷被他愚弄，乃于光绪七年，把所有的学生通同招回国来了，直到甲午之役才恢复过来，这确是本期留学中的一段趣史。
容闳像
本期留美以外，还有留欧之事。派遣学生赴欧洲留学始于光绪元年，为沈葆桢奏派。沈氏时为闽、浙总督，按照船政学堂定章，派遣福建船政学生数人，前往法国学习船政的。到第二年，李鸿章与沈氏合奏，作为第二次的派遣，才定出章程来。所派学生分两种：一为制造学生，计十四名，外附制造艺徒四名，前往法国学习制造；一为驾驶学生，计十二名，前往英国学习驾驶。两种学生，各以三年为期，期满回国叙用。在欧洲留学的学生，也有监督；课余之暇，也要兼习史鉴等有用之书，这与留美学生须另受本国教育大致相同。不过所派遣的皆系船政学堂的优等学生，在国内于语言文学及基本知识已有要柢者，这是比较初次派往美国进步的一点。同年李氏曾单独派遣武弁卞长胜等七人同赴德国军营学习兵技。到了七年，他又奏派船政学堂分赴美、法等国一次，其办法与同治二年大致相同，其后则应列入第二期，我们此外勿容多述了。
第六节 结论
本期所有新教育的设施，我们已叙述一个大概了，究竟新教育的成绩如何？最好，拿出当时人的批评作论证。郑观应在光绪十八年间，有这样一段文章：
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他如水师武备学堂，仅设于通商口岸，为数无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洋认真学习，良以上不重之故，下亦不好。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窭人手下及舆台贱役之子弟入充学生。况督理非人，教习充数，专精研习曾无一人，何得有杰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西学附注）
李端棻在光绪二十二年，《请推广学校折》也说：
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而有。而臣顾谓教之之道未尽，何也？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其未尽一也。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外，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或非游历察勘不能确。今之诸馆未备图器，未遣游历，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终成空谈，无自致用，其未尽三也。利禄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从事括帖，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遂与学绝，终为弃才。今诸馆所教，率自成童以下，苟逾弱冠，即已通籍；虽或向学，欲从末由，其未尽四也。巨厦非一木所能支，横流非独柱所能砥，天下之大，事变之亟，必求多士，始济艰难。今十八行省只有数馆，每馆生徒只有数十，士之欲学者，或以地僻而不能达，或以额外而不能容；即使在馆学徒一人有一人之用，尚于治天下之才万不足一，况于功课未精，成就无几，其未尽五也。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余年，而国家不收一奇才异能之用，惟此之故。（《皇朝道同光奏议·变法类学校》）
郑观应像
陈其璋在光绪二十二年《请整顿同文馆疏》中曾说：
计自开馆以来，已历三十余年，问有造诣精纯、洞悉时务、卓为有用之才乎？所请之洋教师果确知其教法精通，名望出众，为西国上等人乎？授受之法固不甚精，而近年情弊之多，尤非初设馆时可比。向章有月考有季考，今则洋教师视为具文。……学生等在馆亦多任意酣嬉，年少气浮，从不潜心学习。间有聪颖异人者，亦只剽窃皮毛，资为谈剧。及至三年大考，则又于洋教习处先行馈赠，故作殷勤，交通名条，希图优等。（同上）
由上三段话看来，本期新教育成绩之良否可想而知。概括起来，其缺点不外：（1）诸生未曾认真学习，所习只是皮毛；（2）教师未能认真教授，所有月课季考等于具文；（3）武备水师学堂没有身家清白的学生，所来入学的全是些无业贱民；（4）学堂开办太少，既不分斋授课，又无充分设备，以资实验。至于成绩不良的原因正如梁启超所谓：
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又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时务报》卷五《论学校》一）
其实，根本结核在于旧教育势力过大，为其障碍。吾人试冥目一想当时情形：科举依然举行，八股照旧考试，小楷犹是练习，四书五经、《孝经》及《圣谕广训》犹必日日诵习。在这么大的旧教育势力之下，想施行与它相冲突的新教育，当然没有法子发达。且当时亦无新教育学者为之鼓吹，所提倡新政的不过身经外交之冲的几位封疆大吏，所以开办三十余年，除少数部分外毫无成绩可观。中华民族神经已疲乏了，非再有长枪大炮猛烈的轰击是不会惊醒的，这只有掉目以看第二期。
本章参考书举要
（1）《皇朝经世文编》
（2）《皇朝道咸同光奏议》
（3）《光绪政要》
（4）《李文忠公奏议》
（5）《张文襄公奏议》
（6）《时务报》
（7）《西学东渐记》
* * *
[1] 《李文忠公奏议》卷九《请设广方言馆疏》：“伏维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顾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京师同文馆之设，实为良法。……臣愚拟请仿照同文馆之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选近郡年十四以下资禀颖悟、根性端静之文童，聘四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义。……三五年后，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精通番语，凡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应添设翻译官承办洋务者，即于学馆中遴选承充，庶关税军需可期核实，而无赖通事亦稍敛迹矣。”
[2] 《总理衙门奏议京师同文馆疏》：“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张文襄公集》卷三十《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自强之道，贵乎周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
[3] 《李文忠公奏议》卷九《设广方言馆疏》：“通商纲领固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两口转多，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惟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则习其语言文字者必多，人数既多，人才斯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测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颐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