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的变迁
一 外因
在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李鸿章上德宗的奏折有这样一段话：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械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以成法制之，譬犹医者疗疾，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这一段话，描写当时门户业已大开，描写西人来中国通商传教已成习惯，描写各省内地均有外人居住，描写帝国主义者武器之厉害，描写他们对中国阴怀侵略的野心；并认定为中国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局；且知道我们仍若拘守成法绝难以应付环境而图自立，可谓绘影绘声了。本期确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一个时期；这个变局开端于一千八百四十年的鸦片之役。在这一役以前，西洋也有教士来我内地传教，西洋也有商人来我沿海通商，中西文化也时常交换与沟通，但不能使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基础发生影响，不得称做“变局”。由这一役以后，则局势大变了。但仅是鸦片之役，不过为变局的开端，如庭院古树只被微风吹动了几片枝叶一般，尚未摇动其本干。自此以后，接着有英、法联军之役（1858年及1860年），接着有天津教案之起（1870年），接着有伊犁事件之发生（1871年），接着有台湾之变，接着有马江之乱，五十年来，东西帝国主义者接二连三的相逼而来，使中国人受着空前没有的撼动。这种撼动，如同狂风猛雨，四面攻打，把竖立数千年的古树震撼得差不多至于倾斜，于是中国局势从此大变了。第一，为心理上的变动，第二，为物质上的变动。在心理方面，从前以天朝自居的，现在知道海外还有强国，他们的武力实在比较自己厉害；从前以文明自诩的，现在知道列强的科学进步实足惊讶，须当降心相求；从前只知受四邻朝贡的，现在却被敌人攻打了，更当讲求抵御的方法。在物质方面，从前抱守闭关主义的，现在因被迫而开放门户了；从前以农业立国的，现在要讲求商业政策及工业制造了；从前以国内自足经济为生活的，现在要与全世界发生经济关系了。由心理的变动，允许西人来内地通商传教，容纳西洋的科学知识，模仿列强的新式武器，因以促成产业的进步。由物质的变动，商业经济逐渐替代了农业经济，科学制造逐渐战胜了八股词章，昔日荒村野港，今已变为繁盛市场，因以促成思想的发达。因外力的压迫，打动心理，推进物质，而心理与物质又交相影响，于是演成了本期今日之社会，这是一个什么社会？本期社会是由数千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变成以商业经济为主要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此李氏所以惊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广东石室天主教堂
二 内因
本期社会之变迁，除了列强以武力及经济的压迫所造成之局势外，还有内因存在。内因有二：一为人口的增加，二为内乱的迭起。满清自康熙大帝建设帝国以来，历雍正到乾隆三朝，一方培养国内的实力，一方向外面发展，经一百余年的休养生息，于是人口一天增加一天。据宣统年间的统计，在康熙五十年，仅有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余万，即有人口一万三千五百四十余万；到了乾隆四十年，则有人口二万五千六百万了，已增加二倍以上；到了道光二十二年，则有四万一千四百余万了，较乾隆四十年差不多又增加二倍（《国风报》第九号《中国人口问题》）。人口这样突飞地增加，于是发生两件事情：或是移殖，或是内乱。东南各省的人民，自明末以来，即有纷纷向海外移殖的事实——大半移殖在南洋群岛。到清朝中叶，因人口的蕃滋，移殖运动更形发达。这个时期，移殖分两条路线：一向东南，仍往南洋群岛；一往东北，迁居于东三省一带。东北一支，从事于荒地的开垦，依然守着昔日农耕生活，于社会之进步毫无助力。东南一支，多半经营商业，又与西洋诸民族日相接触，这一班侨民头脑所含的就不是昔日的思想了。他们拥有巨大的资本，富有经商的能力，直接间接皆可以促成中国内地产业之进步。内乱之起，一方由于人口的过剩，他方也由于政治的腐败。满清帝国因帝王专制太甚，养成官僚阶级两种劣性：一为巽懦，二为贪污。以巽懦为心，则遇事只求敷衍；以贪污为怀，则于民大事剥削。由第一个恶习，演成百般废弛；由第二个恶习，弄得民不聊生；所以自乾隆末年，内乱的种子业已下得很深。加以过剩的人口日受饥荒的压迫，素日不满意于政府的草泽英雄，以饥民为群众，莫不蠢蠢欲动，洪、杨之徒所以于一千八百五十年揭竿而起。洪、杨势力消灭以后，接着有教匪、回匪，扰乱遍十余省，经年不绝。由这些内乱，又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满清政府的弱点完全暴露，这一班执政的腐朽已无统御全国的能力。第二，讨平洪、杨大乱，固然由于带有宗教性的湘军，而赖西洋新式武器的帮助却也不少，于是国人对于西洋科学进步的认识增加了一种力量。总结起来，内因第一，由人口的过剩，影响物质的变迁；内因第二，因内乱的迭起，影响心理的变迁；物质又与心理互为影响，加以外力的压迫，所以造成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到第二期更形发达，且同时发生工业资本主义。
太平天国与清军作战图
第二节 新教育之产生
国际情形既然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组织既然变迁了，则旧日的生活方式许多也要应时代的需要随着改变。旧日的生活方式既要改变，在旧生活里头所产生的旧教育，到现在当然感觉不适用了。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按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光绪帝像
经义试士始于王安石，而明初定为八股体式。尊其体曰代孔、孟立言，严其格曰清真雅正。禁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书，不得言秦、汉以后之事；于是士人皆束书不观，争事帖括，至有通籍高第而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者，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此辈循资按格，即可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小者亦秉文衡、充山长为长吏矣；以国事民事托于此辈之手，欲其不亡，岂可得乎！况士也者又农工商贾妇孺之所瞻仰而则效者也，士既如是，则举国之民从而化之，民之愚国之弱皆由于此。昔人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也。（《戊戌政变记》卷一三十九至四十页）
科举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生。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徼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讲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习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劝学外篇·变科举》）
张之洞像
旧时教育以科举为主脑，科举所注重的是八股，此外还当讲求小楷。以八股小楷为学业，以坊选程文为教材，以孔、孟口吻为模仿，以猎取科第为目的——举国读书分子毕生的精力和思想完全消磨在这上面。这样闲暇的空疏的教育，只有在闭关时代农村经济的社会里面才能适用，现在门户大开，万国往来，火车轮船驰驱的迅速摇花了目力，长枪大炮轰击的猛烈震破了耳鼓，哪能容许你静坐书房，再作无病的呻咏，读八股，写小楷，以求封建的科举之虚荣，此旧时教育所以要崩溃了。且中国到了满清末季，旧时教育流弊之极，不仅不适于新的生活，就是在旧社会里亦属无用，其结果，正如梁氏所谓“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张氏所谓“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
当时中国人，自经一千八百四十年的鸦片之战，及一千八百六十年的英、法联军之役，虽两次失败，结下许多城下之盟，并未减少几许自大的心理，不过把他们昔日顽固的头脑击开了一些新的感应结子，使他们知道强敌之强，使他们知道敌人新式的枪炮实在较自己旧式的弓箭厉害，应当讲求对付的方策。他们的对策仍不外昔日“以夷制夷”四个字，既采这种对策，势不得不“取人之长，以补我之短”，此李鸿章所谓“我非尽敌之长，不能制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恐终难操胜算”（《创设武备学堂折》）。既知道自己的武器之短了，使用旧式武器的技能同时也归无用了，于是联想到训练旧式技能的旧时教育也无法独存于今日。
清王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由以上两个原因，一为应付新生活的要求，一为抵御强敌的企图，致使支持千余年来的神圣教育发生动摇，以致于将近崩溃，而新式教育于是应运而诞生。促成新式教育的动机为英、法联军之役，而总理衙门即创设于此役后的第一年，而京师同文馆即创设于此役后的第二年，所以我们写本期的教育史，以英、法联军之役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