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产教育
民国十一年公布之新学制标准第五条有“注意生活教育”一语，即我国生产教育之萌芽。
生产教育的意义，发生于前期，本期初年才有人正式提倡，到近二三年来已演为很高的思潮了。这种教育，近年所以演为思潮的，其背景不外“政治”、“社会”、“国际”及“教育本身”四种。
本期政治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政纲，三民主义以民生为中心，可以说本期政治是应以民生为中心的。政治既以民生为中心，教育亦当以民生为中心，而生产教育一项自必为政府所注意。本期最初提倡生产教育的为许崇清。许氏在民国十五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兼广东教育厅长任内，拟了一道教育方针草案，内中有这样几段话：
中国从来的教育，只是关于支配行动的教育；关于生产行动的教育在中国是从来所无的。
许崇清像
中国今后社会发达必然的唯一可能的进路，我们今后应该致力革命的一般政策，既是如此；则中国今后的教育政策，当然亦应该与这个革命的一般政策相并动，然后使所施的教育才能成为确有实效的教育。而且今后的教育政策所指导的方向，亦只有与这个革命的一般政策所进取的方向相一致；然后所设施的教育才能尽致发挥它固有的价值，教育的发达才能预期。
吾人所谓知识，即是使环境顺应于吾人的要求；又使吾人的欲望或目的顺应于环境，因而构造吾人的心的倾向。知识不是只限于吾人所能意识的而止，却是当吾人解释当面的事实及现象的时候，吾人有意运用心的倾向所构成。吾人所谓道德，亦不过是在人我相交处一个社会的关系里面，体察疑问中的一切条件，人我间一切要求，又发现于意识内一切价值，而后真正把捉着的一个状态。
从这些根本事实来制定教育的原理，学校教育当与社会生活的活动和事务相结合；不独是材料的内容要与社会环境相联络，并其方法的内容亦须与社会生活相一致。
我们一面依照这个教育原理，一面因应前述革命的一般政策来拟定今后的教育方针。当面第一个紧急问题，应该就是产业教育问题。（《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三期）
许氏认中国历代的教育皆是支配行动的，今后当改变方针竭力从事于生产行动的教育；这一篇议论，对于国人历来教育观念的革命，确是很有价值的。生产教育自经许氏这样一提倡，国民政府于是深切注意。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在十七年五月，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时，即有“养成劳动习惯，增高生产技能，推广科学之应用，提倡经济利益之调和，以实现民生主义”的教育宗旨之规定。十八年一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第十一次会议时，接手又有“以各种之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的实施方针之决议。十九年四月，教育部长蒋梦麟召集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所通过之改进全国教育方案，又有“在各级各类的教育内，都应注重科学实验，培养生产能力，养成职业技能”的规定。二十年六月，行政院公布国民会议议决的教育设施趋向案内，也是以生产教育为言；且规定社会教育应以增加生产为主要目标。国民政府因要实行其民生主义，屡次会议皆以生产教育为提倡，自然能够引起国人的注意。
中国目前社会最感恐慌的，莫过于“贫”。贫的来源有二：一方由于政治不上轨道，致产业无从发达；一方由于外货充斥，利权日益外溢。这种现象，一天厉害一天，由是农村破坏，百业凋零，失业者的数目日增，整个社会皆陷于极穷困的境地。救贫的根本办法，只有努力从各方面发达自己的产业，挽回已失的利权。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政治力量外，则应当依靠教育力量，此生产教育所以在近年最感迫切。在政府方面，提倡生产教育的，有许崇清、陈果夫、程天放等人；在社会方面，提倡这种教育的，有陶知行、罗廷光、舒新城，曹等人。曹氏说：
陶行知塑像
《中华教育界》，教育月刊。上海中华书局创办于1912年1月。1950年12月停刊。内容包括教育理论和实际经验、教育参考资料、补充教材、教育文艺作品等。
以四万万人口的国家，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日日在啼饥号寒，是何等的危险！任何事没有比足衣足食的需要更迫切的了。解免这种危险，适应这种需要，只有增加生产之一法。中国是小农国家还停滞在小手工业时代。……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利用农产品，去换必要的工业品，渐求入超的减少，以至于出入相抵——这是工业国家必经的途径。所幸中国农业还是利用人力和畜力的农业，还未用着机器力量。同时荒地尚多，地力未尽，生产增加不是不可能的。教育和政治的力量，如集中于此点，速效可期，危亡可免。（《中华教育界》第十卷第三期《从群众潜隐的形态中寻我中国教育之出路》）
陶氏说：
新近依日本估计，中国每人均摊财富，只有一○一元日金。没有开发的宝藏，当然还是无法运用，所以不算在内。同时日本每人均摊财富为一七三一元，比中国人大十七倍多。美国每人均摊财富为六六○七元，比中国人大六十五倍多。俄国虽穷，还在中国之上，每人均摊七五六元，差不多比中国人大七倍。所以中华民族的第二条出路，是创造“富的社会”；中国教育的第二条出路，是“教人创造富的社会”。……在创造富的社会中，教育之任务如下：
（1）教人创造富的社会，便是教人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便是引导人民在合理的工业上寻出路。
（2）教人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便是教人创造合理的机器文明，合理的机器文明，便是要人做机器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
（3）科学是工业文明的母亲，我们要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必须注重有驾驭自然力的科学。
（4）农业对于富力之增加，有两种方式：一是使全中国无荒废之地；二是把科学应用到农业上来，使地尽其利。最后等到工业吸收了一大部分之农人，即可使农业变成工业的农业。
（5）教后起青年运用双手与大脑，去做新文明的创造者，不教他们袖手来去做旧文明的安享者。
（6）教人同时打破“贫而乐”、“不劳而获”及“劳而不获”的人生观，这三种人生观都是造富的心理上的最大障碍。
（7）教人重订人生价值标准。农业社会与向工业文明之前进社会是不同的：纯粹的农业社会的一切是静止的；向工业文明前进的农业社会是变动的。我们要有动的道德、动的思想、动的法律、动的教育、动的人生观。（《中华教育界》第十九卷第三期《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出路》）
《中华教育界》杂志书影
罗氏著《教育与经济》一文，对中国今后教育应有的改革，分着五点，而以注重生产教育列为第一。他说：
开宗明义，当然以注重生产教育为最重要。拿了生产教育去代替旧式的消费教育，切切实实的讲究生产，讲究生产的增加。因为中国系以农立国，当然应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为辅。努力于发展固有的农业，辅以近世工业，近世生产新法，借机械以增加生产能量，以求抵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而谋自给自救——此为最低限度之要求。（《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中国历来所办抄袭的教育，不合于自己社会的需要，致无救于社会的贫穷，国人虽感觉其错误，而印象尚不深切。国人感受已往教育的错误之刺激最深的，莫如学校毕业生之无出路。十余年前，只有中学毕业生得不着出路，到现在大学毕业生亦无出路可找，甚至于出外留学归国的学生之失业的亦逐日加多。从前只有普通学校的毕业生没有职业可寻，现在连职业学校的学生出了学校亦得不着职业，且他们也不能从事职业。全国学校年年不断的招生，不断的毕业，而社会上失业的数目于是不断的增加。社会上失业者不断的增加，而国家从未想一救济的办法，于是强者为盗匪，弱者为流氓，此社会问题所以日趋险恶。这个时候，国人才知道已往教育之失当，才知提倡生产教育之刻不容缓了。程天放在他所著《改革中国学校刍议》一文中，有一段话说得很痛切：
程天放手迹
生产落后，经济枯竭，是中国最大的危险。现在中国人衣、食、住、行的需要，都要仰给于舶来品。……照此下去，人家不必调一兵，不必发一炮，我们也非日趋灭亡不可。尤其危险的，是过去的教育，不但不能增加人民的生产力，反而减少人民生产能力。本来是个农家子弟，假如他不受教育，长大后还可以做一个胼手胝足的农夫，一受教育便再也不肯下田耕种。本来是一个工人子弟，假如他不受教育，长大后还可以做一个刻苦耐劳的工人，一受教育，便再也不肯动手作工。这种现象，到处皆是。所以大学毕业、中学毕业甚至小学毕业的学生，大多数都成为安坐而食的不生产分子。大家都往政界、教育界挤，挤不进去就失业。所以学校毕业生一年多一年，失业的人也就一年多一年，社会上不安定的状态也就一年甚于一年。这种教育，非促成亡国不可。我们现在必须以教育的力量挽回这个颓风，以教育力量增加人民的生产能力。原来能生产的，受教育后，生产能力更强。原来不能生产的，受教育后，也成为生产分子。这是中国目前第二个大需要，也是教育第二个目标。（《中华教育界》第二十卷第五期）
胡葆良在二十年暑假讲习会中，也有同样的感觉：
《中华教育界》目录页
吾人之日用品，凡为生活之所需要者，什九皆仰给于舶来品，此我国致穷之原因，夫人人而知。挽救之法，除增加大量生产以外，更无再好办法，此生产教育所以有特殊之需要也。就教育的立场而言，过去之教育，凡人之子女一经学校毕业，即成为双料少爷小姐，而鄙视一切劳动，以生产为贱业，以消费为尊荣。此种态度之养成，于个人于社会均有莫大之不利。我国生产之落后，经济之破产，内乱丛生，外患日迫，教育亦应负其责焉。今后对于教育的设施，当看清此弊而竭力矫正之，此为生产教育特殊之背景也。（《中华教育界》第二十卷第七期《生产教育讨论》）
整个社会的贫乏，学校毕业生失业的数目日益加增，加以苏俄的劳动教育政策之对照，及政府不时的提倡，所以“生产教育”的呼声弥漫于全国了。大家皆认为这种教育为中国教育唯一的出路，也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何谓生产教育？依当今国人一般的解释，李权时分直接、间接二类，程其保分广义、狭义二说，[1]究不如胡葆良所说较为精当。胡氏说：
生产教育之意义，即运用教育方法，以养成儿童劳动的精神，启发创造的思想，培养儿童生产的兴趣，及尊敬劳作的态度，以达到生产的目的，而满足生活的需要是也。（《生产教育讨论》）
生产教育不是撇开现有学校教育而另成一种教育，是寓生产之意于所有学校教育之中。主要的在平日培养儿童以生产的兴趣，创造的思想，及尊敬劳作的态度。此即陶氏所谓“教后起青年运用双手与大脑去做新文明的创造者，不教他们袖起手来去做旧文明的安享者”。至于实施的方法，主张各有不同，有主张改变昔日教育观念及教授方法的，[2]有主张课程改组的，[3]有主张对于现在学制根本改革的。[4]
第二节 乡村教育
中国人注意乡村教育，始于民国十二三年，当时有余家菊、傅保琛、喻谟烈等人。余氏不过在杂志上粗有论文发表，尚谈不上研究，用力在这上面研究的则为傅、喻二氏。喻氏在民国十四年，编了一本《乡村教育》，除说明乡村教育之意义与目的外，对于乡村生活的改良颇有陈述。同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西开年会时，且正式提义添设乡村教育组，以便推行乡村教育。傅氏除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乡村教育教授外，逐年在杂志上继续发表的文字，较喻氏更多，但他们这些人，此时所用力的不过纸上谈兵，未尝在实际上作乡村教育的工作；且所研究的多不脱离教育范围，而当时对于这种教育的空气甚为淡薄。
自民国十六年以后，国人对于乡村教育的空气渐渐浓厚起来了，始由研究的工作而进于运动的工作，代表人物，南方有陶知行，北方有梁漱溟。陶、梁二氏虽同样注意于乡村教育，同为乡村教育运动的领袖，但他们的出发点则两不相同。“陶氏以教育为基点，故首先注意于乡村学校之改革，逐渐及于乡农乡政。梁氏则以改革中国问题为研究的对象，于发现乡村问题之重要后而注意于乡农教育。在陶氏理论上，改造乡村学校是方法，改造乡村生活是目的。在梁氏则办乡农学校，改进乡村，均是解决中国整个问题之手段。”（《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一期）舒新城这一段分析，尚属恰当，我以为：且不仅出发点不同，两人的精神与态度也不一致。陶氏是注重科学的，其所创作多带西方的色彩；梁氏是研究哲学的，其所表现多含东方的精神。因为如此，所以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理论和方式，形成了两个系统——前者以改造乡村生活为目的，后者以建设乡村社会为目的。
陶氏的乡村教育运动，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为根据。该校以“教学做合一”为教育的原理，以“深入民间与农民一齐生活”为理想的教育。内中组织及各种创办事业，可分着三部：一、属于师范教育部，有小学师范院，幼稚师范院；二、属于小学教育部，有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三、属于社会教育部，有实验民众学校、晓庄乡村医院、农艺陈列所、中心木匠店、中心茶园、晓庄商店。其他还有民众教育研究所、乡村业讯及乡村教育先锋团，关于研究与运动的种种组织。这些组织，其目的皆是以教育改良乡村生活，以学校领导乡村社会，最后学校与社会合而为一。这种教育，不仅负改良与指导社会的责任，即于一扫从前文雅的书本教育之陋习，也算值得注意的，关于他们的优点，杨效春有几句赞美的话：
晓庄学校旧影
无论怎样，她（晓庄学校）在中国乡村教育史中毕竟是掀起巨大的波涛。她以万物为导师，宇宙为教室，生活为课程。她要打消教育与生活的分离，荡平学校与社会的围墙，破除教师与学生的界限。她的主张已经激动了全国各地从事乡村教育者的心弦，勿论他们是赞成或是反对。（《中华教育界》第二十卷第五期）
梁氏于民国十七年，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办了一所河南村治学院，试验他的以教育建设乡村社会的理想，试行不久就被解散。解散以后，河南村治学院的化身乃脱胎于山东邹平县，换名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由山东省立，院址设在邹平，以邹平、菏泽两县为实验县区。此院的基本构造，分着两部：一为乡村建设研究部，一为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研究部的用意有两点：一是普泛地研究乡村建设运动及其理论；二是具体地或分类地研究本省各地方的乡村建设方案。训练部的用意，就在养成到乡村去实行建设工作的人才，故平日训练的要点有三：一为实际服务之精神陶冶，二为认识了解各种实际问题之知识上的开益，三为应付各种实际问题之技能上的指授。研究部的学生，年龄较大，稍具自由研究的性资，以二年为修业期。训练部的学生，年龄较小，以一年为修业期，完全采的军事训练。除以上基本构造外，另有二种重要的设施：一为农场，二为乡农学校。农场的试验，有植棉、植桑、养蚕、养蜂、畜鸡、畜猪、凿井、开泉等工作。乡农学校又可以说是一种民众学校，专在教授当地失学的男女老少，以日用生活的常识和技能。它的教育活动，分着六项：一为精神教育活动，如精神陶冶、戒烟会及风俗改良会等；二为语文教育活动，如识字班、阅报处及演讲会等；三为生计教育活动，如农业推广、合作事业及造林、凿井等；四为公民教育活动，如史地教育、时事报告、国庆或国耻纪念及家庭改良设计等；五为健康教育活动等，如国术、军事训练、清洁运动及放足运动等；六为休闲教育活动，如明月会、谈心会及新年同乐会等。其后，菏泽县分为督察区公署管辖，他们遂完全以邹平为实验区，以邹平县的县长为实验县区的主任，秉承正副院长办理邹平全县乡村的一切建设。此院完全以建设理想的乡村为目的，故他们——办理者——所做的工作，全是建设工作，即以教育为建设。我们把此院设立的旨趣抄录一段在下面，便可以知道他们所具的意义了，他们说：
梁漱溟与张澜
今日的问题，正为数十年来都在“乡村破坏”一大方向之下：要解决这问题，惟有扭转这方向而从事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要在于此。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乃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乃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无论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教育上都是如此。（本院设立旨趣）
除陶、梁二氏外，施于实际工作的，还有晏阳初氏。晏氏本是在北京创办平民教育的主要分子，从十八年起，始把城市的工作移到乡村，以河北省的定县为实施的基础。自平民教育促进会搬到定县后，从前在北京办理平民教育的主要人员一律来到定县，从事于实际工作，把内部的组织逐渐扩大与改变；于是由平民教育一变而为乡村教育了。晏氏等在定县实验数年之后，颇有成绩，引起了社会及政府的注意，二十二年河北省政府依据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决议案，以定县适合实验区之条件，因即选定为河北省县政建设实验区。同年，乃在定县成立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以定县为实验县，以晏氏为院长。此院的组织，分调查、研究、实验、训练四部，定县的县长即以实验部的主任兼充，受院长的指挥。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多半是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人员，两种组织实际上已打成一气了。他的目的，介于陶、梁二氏之间，而大体与梁氏相同，定县的规模之大也与邹平相等。他们的办法是：应用三种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完成六大建设，实现三民主义。所谓三种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所谓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所谓六大建设，即政治建设、教育建设、经济建设、自卫建设、卫生建设、礼俗建设。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一切设施皆鉴于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及社会的毛病，而加以改革与建设的。后来者居上，他们的成绩已驾晓庄与邹平之上了。
喻谟烈于民国十七年曾在湖北倡议开办乡村师范学校，对于乡村教育不无相当影响。
自民国十六年，晓庄学校成立，在中国乡村教育史上可算开了一个新纪元。其后，因政治关系，办了三年，到十九年四月就被解散。但晓庄学校虽被解散，而陶氏“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已引起了国内教育家的注意，跟着晓庄学校的办法而继起的乡村师范学校，在江浙各省已数见不鲜了——现在全国各省莫不有乡村师范学校的设立。民国二十一年，陶氏又在上海大场创办山海工学团，是继晓庄的精神而来的。内中的办法是把学校、工场和社会三种打成一片，即实施“教育即生活”并以教育去改良生活的办法。山东邹平村建设研究院开办于民国二十年三月，因省立的关系，经费充足，规模比较庞大，成绩亦大有可观，又以梁氏富于哲学思想，不断的研究，到最近比较从前已改变不少了。他们以“改进社会，促成自治”八字为口号，以“教养卫合一”为方法，以建设人类理想的社会为目标，其基本组织则以一乡一村为单位，故于二十二年七月即改乡农学校为乡学村学。乡学村学的精神即从蓝田吕氏乡约而来，富于东方伦理的精神，于新教育里面不免含有不少复古的意味。
现在全国经济枯竭，农村破产，为复兴农村计，益感乡村教育的必要。中国虽开放港口，设置商场，创办各种机器工业，已有了数十年，而农民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国家经济仍以农业为基本。唯有复兴农村才可以复兴民族，故为复兴民族计，更感乡村教育的迫切。所以近年以来，乡村教育运动的高潮，与生产教育到了同一程度；这种教育运动不仅以改良乡村生活及建设乡村社会为目的，到近年且负了复兴民族的使命。在政府方面，行政院长汪精卫氏于二十二年四月，特别组织了复兴农村委员会，计划复兴农村的方法。该委员会分技术、经济及组织三组。组织组中又分设自治、教育、卫生及自卫四小组。在教育小组中，规定两个原则：一关于国民教育，应适合于农村环境之便利：二关于民众教育，应注重乡村生活之需要。其他三小组，在梁、晏二氏的主张中，都可以包括在乡村教育里面。教育部除把乡村教育规定在学校系统里面以外，并于二十二年九月，通令各省教育厅改进与发展乡村教育，也是以建设及复兴农村为论点，我们勿妨写在下面，以见其梗概。该通令：
查年来我国农村衰落，谋救国者莫不以复兴农村为当前之急务，惟欲农村复兴，除经济之建设外，乡村教育亦应急起直追，从事改进与发展。（《湖北教育月刊》创刊号）
因为要提倡生产教育，所以在中等段特别注重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段专门趋重于理、医、工、农等科。因为要提倡乡村教育，所以特别注重师范教育及义务教育。此外，因生产教育而产生的，有劳动教育；因乡村教育而产生的，有民众教育。民众教育的要求，在近年也成了很高的思潮——政府与社会两方面皆有此项要求。政府方面，因孙中山以“唤起民众”为革命策略，所以对于民众运动提倡最早；要提倡民众运动，必当提倡民众教育。关于民众教育的办法，主要分着两项：一为民众学校，二为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的办法，教育部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公布了一个大纲，同年九月修正一次。据修正大纲，凡在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之男女失学者，均应入民众学校。现在各省开办民众学校及民众教育馆的很多，而以江苏、浙江等省提纲尤力。至于它的意义，据江苏民众教育学院主持人高践四说：
民众教育之目的，在造成健全公民，改进整个的社会，并充实个人的生活。……民众教育的对象，偏重成人，凡成年的男女民众，不论贩夫走卒，显宦豪商，都是民众教育的对象。至于民众教育的项目，可分为健康、公民、生计、文字、家事、艺术等六项。这六项教育须相辅而行，并且实施的人应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就民众生活的需要点出发，因势利导，渐谋改进整个的社会，及充实各个生活的目的。（《最近三十五年中国之教育》）
由高氏这一段话看来，民众教育不仅是由乡村教育而产生，且能包括乡村教育，但“民众教育”一词，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名称，我以为不过是从前的补习教育之推广，原无特别意义。
第三节 结论
中国之有新教育，始于前清同治元年的京师同文馆，自同治元年到现在历时六十多年，虽教育的制度、宗旨及方法屡经变更，总不切合于中国的社会需要。教育制度多半从资本主义的国家抄袭得来的，教育方针总不脱离昔日的人才主义；平日所注意的在城市里面，所陶冶的全是文雅生活，所以新教育创办了六十多年仍无补于中国之贫弱。近年以来，内因整个社会的贫乏与残破，外因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与侵略，感觉民族前途的危险，国人始忧然大悟从前教育的错误。为矫正从前的错误，及挽救目前的危机，只有把教育普及到乡村里面，把教育当着发展产业的工具，使全民皆能受相当的教育，使受教育的人们皆能从事生产事业，则中国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此生产教育与乡村教育所以在近年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这两个呼声，总算国人对于教育的认识之一进步。
本期教育分着两个时代：自十五年到十七年为大学院时代，自十八年至现在为教育部时代。在大学院时代，是中国国民党的黄金时代，一般党员确能本着孙中山的遗志，本着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主义，努力从事于革命工作与建设事业。影响所及，国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教育思想也为之一变。这个时候，社会上的一切皆有改进的可能，在教育的思想改造方面也留下了很深的印痕。十八年以后，国民党人因北伐成功，事事趋于稳定，国人从前兴奋的精神，慢慢地弛缓下来，教育界上前进的思想遂不如从前踊跃了。不久而学校的国语渐趋于文言，外国语渐重于本国语，即学校读经也公然有人主张，凡昔日所排除的，不知不觉在社会上在教育界逐渐恢复起来了。初年为厉行党化政策，凡中小学校一律课授党义，《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民权初步》，皆为党义课程中必读的书。此外如胡汉民著的《三民主义连环性》、戴季陶著的《青年之路》及周佛海著的《三民主义理论之体系》，凡足以羽翼三民主义的作品，皆定为学生的课外参考书。除党义课程以外，凡学校各项功课，皆须与党义相联络，即是以党义为经，以其他各项功课为纬，组织成为一整个系统的党化课程。除课程教育以外，凡学生的训练，及党义教师的聘请，皆须受本地党部干涉与检定。当时党权高于一切，而党员也能奋发淬厉，全国人的思想差不多渐被统一于一党主义之下，其他各家学说自不容易起来相与抗衡。但是不久，这许多异种学说由社会的潜伏中，不觉出现于教育界上来了。“左”倾的有共产主义，右倾的有国家主义，最近法西斯的运动也有一部分势力。政府的教育宗旨犹依三民主义，而在学校课程方面，自二十一年以后，则放弃其昔日主张了。
北伐成功退伍纪念章
本章参考书举要
（1）《中华教育界》
（2）《时事月报》
（3）《新中华》
（4）《最近三十五年中国之教育》
（5）《教育公报》
* * *
[1] 《中华教育界》十九卷三期《中国国民经济与教育》：“所谓生产者，断不是仅指能够养成生产力的教育，如各种专业教育、艺徒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而言，举凡间接地可以养成生产力的教育，如各种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和高等文化教育或社会科学教育，也统统应该包括在内的。”
《湖北教育月刊》创刊号《湖北教育界今后应有的努力》：“生产教育有两种涵义：狭义地说当然指养成学生生产品物之能力而言，就广义的说，则指为造就学生为社会效劳的能力。”
[2] 《中华教育界》第二十卷第七期《生产教育讨论》：“实施生产教育须注意于儿童有正当的学习，……所谓正当学习者，包括兴趣、思想、态度三者而言之。”
[3]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三期《教育方针草案》：“这个学校的社会化，当然要将现行学校组织及教育的实际大加变更。至少要将现在的小学校和中学校加以适当的改造，在小学六年间至少亦要采用类似实际活动的设备和方法，以教授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普通科学。在中学校则从第一年起，六年间依产业教育的见地，逐渐分化其课程。课程分化的程度，一视地方生产事业情形而定，更由援用类似实际活动的设备和方法渐进，而与地方实际事业相联络，以半日从事实际工作，半日研究其所学工作的理论，总求在这样的学校毕业后，人人都成一个具有实用常识，而且兼备科学知识的生产者。”
[4] 按程天放《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一文中，立教育之目标五，分学校之系统四，第一是国民教育，第二是生产教育，第三是师范教育，第四是人才教育，此四系合成为整个教育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