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学之复兴
儒家思想至汉代取得正统学派之地位。此人所共知，无待赘述。然吾人如袭旧说，谓秦灭古学，至汉骤兴，则又与事实不尽相符。夏曾佑谓秦汉两朝为“中国文化之标准” [1] ，盖汉制固多因秦，而所采文化政策亦有相似之处。自荀子论秦治以任法无儒为其所短， [2] 后人遂视为定论，相缘不改。实则始皇混一之后，既不真行法治，亦未摒弃儒术。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行郡县，“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三十四年（前213），“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博士虽不必皆儒者，然观扶苏谏坑咸阳诸生谓“皆诵法孔子” [3] ，可知始皇所用儒者数不在少，而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二世间陈胜兵起，召博士诸儒问之，通亦预议， [4] 足征始皇坑儒，不过死咸阳犯禁者诸生四百余人，非尽数屠杀废禁。至于会稽及他处刻石，本一统同文之意，为防民正俗之词， [5] 尤为始皇用儒之明证。焚书之举，不过恐私学乱教， [6] 非欲消灭儒术也。考嬴秦任法废儒之政治，实与孝公商君相终始。惠昭致力于攻伐，尚承继农战之国策。吕不韦（死于前235年）相庄襄王，招客著书，始明背商君旧教，容纳诗书游谈之士。及至始皇吞灭六国，树立一统专制之政权，知“儒术为最便于专制之教” [7] ，于是取以缘饰政事，且禁私学，而令博士垄断天下之学术。故始皇之治，兼用法儒。上背孝公之旧制，下与武帝相契合。所不同者，始皇以任法为主，列儒术为诸子之一，武帝尊孔子为宗师，用管商以佐治而已。
虽然，始皇既禁私人论学，项羽复焚咸阳官书（时在前206年），先秦学术确有中衰之势。所幸百家之遗编后学，犹有存者。陈涉称王，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之，而孔甲（孔子第八代孙）为其博士。 [8] 叔孙通以秦博士迭事项梁、怀王、项王、汉祖。 [9] 他如郦食其、陆贾辈皆以秦儒佐高祖定天下。 [10] 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之律， [11] 一反秦代消极统制之政策，而逐渐入于积极之提倡。文景时韩生辕固生治《诗》为博士。董仲舒、胡母生治《春秋》为景帝博士。文帝使晁错就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 [12] 盖儒学势力在汉初之五十年中显已开始进展。至武帝时用丞相卫绾言，罢贤良治申韩苏张之言者。建元五年（前136）复置五经博士。 [13] 公孙弘以治《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而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 [14] 五经立为官学，民间不禁讲习。《诗》、《书》可致利名，经术足文吏事。经此种种鼓励，儒术遂臻空前之盛况。
汉代儒学大体虽袭先秦之旧，然亦非绝无变动。两京四百年间之儒家政治思想似可按其内容变迁之大概，分为下列三期。第一期约当高惠文景四朝。此六十年中黄老颇盛，儒家亦不免受其影响而兼尚无为。贾谊其最著之代表也。第二期自武帝迄于王莽，为时约百六十年。儒家至此虽已脱黄老之羁绊，独尊于世，然其内容已非先秦之纯儒而大异于孟荀。始则与阴阳五行之言相糅杂，终之以符命谶纬之迷信。董仲舒其声名最著之大师也。第三期约当后汉之二百年。其时朝廷犹信图谶祯祥，而一部分之儒者则已对之发生反感，于是放弃妖言，崇尚实际。即或宗述天人，大旨亦归于人事。然而儒学至此，势已衰微。强弩之末，更鲜生气。言治术则重匡救，对专制亦渐抱悲观。中叶以后之王符、荀悦、仲长统等乃此期较著之代表。此外儒生，如叔孙通、公孙弘之流不过曲学阿世， [15] 在孔门为干禄小人之儒，不足以语学术思想。
第二节 贾谊
秦以任刑黩武得天下，享祚不及四十年。汉初人士引为前车之鉴，每欲矫正其失。针对烦苛之弊，故行黄老之无为。针对刑杀之弊，故道儒家之仁义。就其大体言之，汉初六十年中之政治思想乃鞅、斯政治失败后之反动思想。贾谊（前200—前168）即生此时代之中，调和孔孟与黄老以成一家言者也。谊，雒阳人，少通诸子百家之书，以廷尉吴公荐，文帝召为博士。一岁中超迁至大中大夫。屡进计议，又劝改制，悉更秦法。为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之属所排，不得大用，出为长沙王及梁怀王太傅，悒郁以死。时文帝十二年，得年三十三岁。 [16] 所著书三十八篇， [17] 《汉志》列入儒家。《史记》有“贾生晁错明申商”之语， [18] 又为吴公所重，后有以之入法家者。 [19] 吾人一按其言论即知贾生之政治思想以孔孟为主干而参取黄老。虽偶有近于刑名阴阳之处，并非其立言之宏旨。史文明言其通百家之书。故严格言之，其学当入杂家， [20] 不可与晁桑并论。
贾生论政，以民为其最后之目的，以道为其最高之原理。“大政下”曰：“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民本之说，实远承孟子。谊加以发挥而其义更显。“大政上”篇之言最为畅晓。其略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盖政府之职守，在图人民之康乐，而君国之安危，一系于民心之向背。“夫民者为君者有之，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君明臣忠则民心归之。君臣不尽厥职则必为兆民所弃。然则民不仅为政治之最后之目的，亦即政治上之最后权威。君主之本身，并无绝对之尊贵。“故纣自谓天王也，桀自谓天子也。已灭之后，民以相骂也。以此观之，则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矣。故君子之贵也，士民贵之，故谓之贵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乐之，故谓之富也。”抑士民之赏罚，殊不限于名号之予夺，而并操存亡之柄。“民者大族也”，“多力而不可敌”。“自古及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故夫菑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士民之重如此，则其志不可不要。” [21] 人君以知贤为明，而知贤莫若听民。“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预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 [22]
顷间所述民本诸说悉以孟子为依据，并非新创。然贾生于西汉初年大明其旨，则颇具历史上之意义。儒法二家思想之根本区别，在贵民与尊君之点一。尊君思想自申商见诸实行，至秦更变本加厉，风靡天下，而贵民思想几成绝学。今贾生重申之于百年之后，正足窥见亡秦政治所激起思想反动之深切。其次，商韩之学，号为任法而实主专制，其立说正与孟子所谓得民心者相背。贾生欲民唱而君和，则又足表现其对于亡秦专制之反感。孟子谓逃杨必归于儒。若以政治思想言，则逃韩之尊君专制而归于孟之贵民，亦势所难免也。 [23]
贾生论政体，纯袭儒家。其论治术则兼采黄老。谊言“道”为政教之本。“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施也。术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易词言之，虚者清静无为，术者化德正治。“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令名自宣，命物自定。”“此虚之接物也。”“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 [24] “此术之接物也。”“虚”无为而“术”有为，二者似相冲突。其关系如何，惜贾生未加解释。若就五十八篇所言考之，则谊陈治术泰半属于儒家之范围。 [25] 此亦惩秦任法之失，故欲反其道以为治。贾生认定取天下与治天下不同术。秦人缘取术以为治术，故十三年而覆灭。“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26]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循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 [27] 吾人既知秦人成功之术，即其失败之因，则治道为何，可以不言而喻。贾生之理想为“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 [28] 。俗吏“不知大体”，不明礼义刑罚之用，而致意于刀笔筐箧。“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然而“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衰。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 [29]
人民皆知苦乐贫裕之分，而未能自至于仁义智信之德。君上之教，实为政治中之要务。“夫民之为言也，瞑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民虽“积愚”而无不可治。其关键在君上之自正。“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 [30] “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过也。” [31] 孟子尝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贾生此论，实承古学。然孟子第言君身为安危所系而未尝注意于保证君身之必正。贾生乃弥补其阙，以教太子为培良君之方法，儒家之人治思想于此遂更趋周密。 [32] 其言曰：“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义之指则教之功也。若其服习积惯则左右而已。” [33] 至于训诲太子及士民之教材，大致以修身、齐家、孝弟、德行为主要。贾生深病秦人破坏家庭伦理之举，而归其狱于商君。“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藉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此皆商君相秦二岁之结果。 [34] 贾生欲矫正其俗，恢复以家族为中心之政治生活。故曰“事君之道不过于事父”，“事长之道不过于事兄”，“使天下之道不过于使弟，慈民之道不过于爱子”，“居官之道不过于居家”。 [35] 此家国一理之论，早为吾人所熟知，不待费词申解。
虽然，吾人慎毋误会，贾生注重政教合一之人治理想，遂认制度刑法为不必要。孔子正名，荀子谨礼，其旨亦为贾生所服膺。贾生谓“等级分明则下不得疑，权力绝尤则臣无异志”。故治国者当使“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尊卑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 [36] 全国君臣皆守礼循度，悖乱之事自无由生。抑贾生不独明君臣之分，又欲重整周代阶级之组织。天子庶民之间，“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 [37] 。故大臣不加戮辱，刑罚只限于百姓。商君谓“刑无等级”，今贾生于阶级荡平之后意图使其复现，此其矫正亡秦政治之又一表示。
复次，贾生对于始皇之郡县制亦不能同情。始皇废除封建，不信功臣，其失固不待论。倘使二世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 [38] ，何至一夫作难而天下土崩。汉制郡国兼用本所以矫秦之弊。然分土过广，授权太大，故高祖时已多叛国，文帝时尚伏危机。贾生乃建议使诸王分封子孙，数世之后国土自然缩小。盖治安之计，“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39] 如此则天子当阳，郡国相维，“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 [40] 贾生此论欲兼用封建郡国之长，盖亦根据汉代之实际经验以立言，又非纯惩秦弊矣。 [41]
第三节 董仲舒
天人相应之说，起源远在春秋之前。 [42] 子思、孟子承之，发为五行妖祥之论。 [43] 荀子辟之，方主圣人不求知天。邹子五德终始，虽于儒学以外别立门户，而其旨固有与儒相通者。 [44] 秦用阴阳家言，“亦颇推五胜” [45] 。“白蛇”、“赤帝”并为刘邦开国之符。 [46] 此则战国以前所未有，至秦汉而大行，逐渐开展，蔚为朝廷上公认之政治信仰。举凡《史记》“律历”、“天官”等书，《汉书》“天文”、“五行”诸志所述录，以及“数术”各家所推演者， [47] 虽操术各殊，而其根源于天人感应之信仰则一。考数术之所以骤兴，殆半由时代之需要。天命神权，盛行于上古，至周季而中衰。观墨子致意于天志明鬼，可知其早不为王公大人所信奉。然战国时君权大张，渐趋专制。邹子五德九州之天谈，其意正在以异说警时君，使其知主运可移而威势难恃。汉儒惩秦专制之失，略袭其旨，欲以灾异符命戒惧人主，使之自敛，不复为纵恣专横之事。此盖图以天权限制君权，藉防君主专制之流弊。 [48] 凡言天人相应而注重革命之义者，皆其流派也。然天命可持以释前代失国之因，亦可用以明时君得位之故。秦以西方诸侯灭八百年之宗周，绝六国之君统。以力服人，其政权殊少心理上及理论上之根据。故陈涉起事，群雄争托名六国之后以攻秦。刘邦崛起于末吏，其政权基础，无以大胜于始皇。于是儒生效忠者乃以五德天命之术，附会造作，以宗教之信仰，拥已立之政权。凡言天人而注重“受命”之义者，皆其流派也。抑就现存之文献考之，当西汉元帝以前，革命派之势力殆占上风。及汉祚既衰，君微臣强，限权之意难行。 [49] 于是天命流为图箓谶纬，灾异成为具文。 [50] 景星庆云，黄龙丹凤之祯祥，数见章奏。小之为俗儒逢迎之凭资，大则为奸雄篡窃之藉口。就秦汉时期言，新莽之政治，即此天人思想腐化之最后结果。董仲舒则阐明天权以限制君意，而为西京诸儒之臣擘。
董仲舒（前179—前104）少治《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为学者所师尊。武帝时举贤良对策，尊孔氏，明天人。出相江都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义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后居家论高祖园庙灾，主父偃窃其草稿奏之。“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年老以寿终于家。 [51] 所著书见“艺文志”者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今传之《春秋繁露》八十二篇，虽未必伪作，决非仲舒手订也。 [52]
欲明董子之政治思想，当先略述其哲学思想。董子谓：“元者为万物之本。” [53] 又曰：“谓一元者大始也。” [54] 其意殆谓一切事物皆有本原。人臣之元为父与君。 [55] 然君父不能自生，推其大始，则天又为君父之元。 [56] 抑六合之中成形具象者，无一非天地之所生，则天地又为万物之元。 [57] 然则元与天地，实一事而两名。就其抽象之原理言则谓之元， [58] 就其具体之运用言则谓之天地，“天地之气，合而为一” [59] ，则天可统地，而天者真万物最先之本原矣。
“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 [60] 故万物之中，天人之关系最为密切。天既为人之“曾祖父”，人之形体性情皆“上类天”，而“天之副在乎人” [61] 。夫人为天所生而又象天，则当敬奉上天而以之为行事之法则。故董子谓“道之大原出于天” [62] 。然而天道高远，非凡人所及，必俟君之教导。于是天子遂为天人间之媒介。“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63]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64] 其故在此。
上文所释如尚非误，则董子天人关系之理论实为天君关系之理论。其要旨之一为法天。董子谓“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 [65] 。又谓“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66] 。天之意象固非渺茫无凭。“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67] 垂象于日月星辰风雨，示命于禽兽虫鱼草木。法天者，即此诸端以求天道而以人事随之也。例如“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其名额并非出于臆定。“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数以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无失矣。” [68] 此官制象天之时以定也。东方者木，司农所主，尚仁。务农本，足衣食。仓库充实则“司马食谷”。司马者火也。“故曰：木生火。”南方者火也。司马所主，尚智。“昭然独见存亡之机”，以辅其君，以定天下。“天下既宁，以安君官者司营也。故曰火生土。”中央者土，司营所主，尚信。“明见成败，微谏纳善，防灭其恶。”“应天因时之化，威武强御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西方者金，司徒所主，尚义。“臣死君而众人死父。亲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逾矩。执权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义而后行。”是以百姓附亲，边境安宁，寇贼不发，邑无讼狱，则亲安执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北方者水，司寇所主，尚礼。礼治既立，上下有序。“百工维时，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给司农。”司农者木，“故曰水生木”。 [69] 若五官失职，则五行失序，相生者转为相胜。司农为奸，农民叛乱。司徒诛之，为金胜木。司马为谗，荧惑其君。司寇诛之，为水胜火。司营失职，上奢下叛。民弑其君，为木胜土。司徒为贼，不能使众。司马诛之，为火胜金。司寇为乱，阿党不平。司营诛之，为土胜水。 [70] 此官职象天之五行以定也。董子又谓：“天地之气，阴阳相半。”人类社会政治之基本组织，皆取法于阴阳。盖“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 [71] 阳尊而阴卑，“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 [72] 。
政制象天，则政事亦势必与阴阳五行相应。“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以易处也。” [73] 虽然，庆赏罚刑固亦有轻重之殊。“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 [74]
《中庸》谓圣人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董子法天之理想与此契合。故曰：“圣人之道，同诸天地。” [75] “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天地人主一也”。 [76] 君位之尊，可谓至极。然人主者“事天与父同礼” [77] ，法天承天以治人，其权力实以天意为根据而即受其限制。天权对君权之限制有二：一曰予夺国祚，二曰监督政事。前者为革命受命之理论，后者为灾异谴告之理论。
秦汉先后以武力取天下，就一方面观之，似政权转移由于人力，而君主本身足以独制天下之命。董子天命之说，殆意在攻破此倾向于绝对专制之思想。贤良对策曰：“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大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 [78] 有受命之符而得天下，则其得之也出于天意，不可不改变制度“以明自显” [79] 。故汤武受命，皆易统改号，不相沿袭。足见天命无常，唯德是处。 [80] 盖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诗》云：殷士肤敏，裸将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天之予夺，假手于人。“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81] 夫君位由天予夺，有德可行征诛，则人主虽尊，不能自恣。为国之本元者，既为天之臣子，其权力犹有所制也。
天不仅于君位之予夺制裁人主，即在日常政事之中亦时时鉴临，因其得失而示以妖祥。董子《贤良对策》开端即谓：“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强而已矣。” [82] 董子又据周代之事以说明之，谓武王虽以受命而得天下，“然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叛，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所缘而起也。” [83] 《春秋》书日蚀星陨，山崩地裂，鹢退鹦巢等异，其用意在“以此见悖乱之征”，警告人主，“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勤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 [84] 董子又有五行感应之理论，列举失政所召之灾异及补救之方法。 [85] 其大旨与《尚书·洪范》“五行”、“庶征”之说相合。董子虽以言灾异下吏，然观《汉书》“天文”、“五行”两志所述，足知“天人相与”已成为西京之显学，而仲舒乃其重要之大师。抑吾人当注意，董子言天人，其意实重革命而轻受命，详灾异而略祯祥。试案现有之文献可证此论之非诬。 [86] 盖其学犹有邹子谈天之遗意，与汉代曲学阿世之儒，推天命以媚时君者，皮毛相似，而精神迥殊。吾人不可因其同持五行阴阳之说而混之也。
天人之关系既明，吾人可进述董子所持君职及治术之理论。君主之职务，简约言之，为代天宣化，完成天所不能执行之工作。盖人虽类天，而凡民不能自尽其性中之善。“性者质也”。“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 [87] “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王教。” [88] “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89] 董子此说精辟畅晓，然实发挥儒家君师同体、政教一贯之旧理，非出自创。至其论施教之方法，亦不外以修身立范为起点，以仁义礼乐为教材，以正名定制为条件。董子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 [90] 又曰：“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 [91] 又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92] 凡此亦儒家之陈言，无待赘述。惟董子以正名为承天之一事，为前人所未发。其论定制则针砭时弊，更非空泛袭古之谈。董子谓“治国之端在正名” [93] 。“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古之圣人 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正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 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侯，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 [94] 夫名号既为天意之表现，正名实不异于法天。其所为治道之端者原因在此。
治道以教化为归宿，然不可无制度以为纲纪。广义言之，则治国者当使全国上下之人“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生则有轩冕之服位，贵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无其禄不敢用其财。” [95] 狭义言之，则制度之用在调均贫富，毋使生过度之差别，“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易治也。” [96] 董子又认定贵人争利与富人并田为不均之两大原因，其论争利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97] 其论并田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为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卒难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98] 按封建之世，贵族皆为地主，平民助耕公田。故“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非不与民争利，实无人与之争。董子之时，封建久亡，古代阶级之不平，亦早消失。然而专制天下固另有经济上之困难。武帝承文景休养之政，即位之初，本丰物阜。“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 [99] 董子之言，乃对此背景而发。推想其意，殆未必图以封建天下自然之事实为专制天下应有之理想。就限田一端观之，尤属显而易见。盖公田乃贵族所有而民为其农奴，限田则地皆私有而欲小民得以自耕。董子明言井田不能复， [100] 则亦知土地私有制度之难于动摇也。
第四节 董子以后之天人论
西汉今文经师多言天人灾异。董子而外，其言较著而其政治思想足供吾人论述者，《春秋公羊》有眭弘，《穀梁》有刘向，《书》有李寻，《易》有谷永，《诗》有翼奉。此皆意在匡正时君，与董学宗旨小有出入。至于扇图录瑞应之妖言，以取媚时君，惑世欺俗者，哀平以后，数不在少。自隋禁其书，谶纬多亡。 [101] 今日只可于旧籍中见其片段而已。
眭弘字孟。从嬴公受《春秋》。昭帝元凤三年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复生，上林苑中枯柳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狱，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能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复上书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102] 时霍光秉政，恶之。孟坐妖言大逆，伏诛。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时以宗室辅政，患外戚宦官弄柄，数上书言灾变，以去谗远邪为救天怒之要图。成帝时王凤用事，“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成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目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 [103] 。
李寻字子长，治《尚书》，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事丞相翟方进。成帝时外戚王根辅政，以灾异问寻。寻见汉家有中衰厄会之象，其意以为且有洪水为灾。乃说根求贤修德，以图自保。 [104] 哀帝即位复以灾问寻。寻就日月星辰之变，劝帝远女谒，放佞人，顺时令，抑外亲。后以附和贺良私习甘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 [105] 以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劝帝改元易号，以应天谴。其言不验，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106] 时建平二年（前5）六月也。
谷永字子云。成帝建始三年（前30）应诏言灾异。史称“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 [107] ，故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复。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然其成帝元延元年（前12年）对灾异问，固亦足与董子相发明。永谓“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则卦气理效，五征时序。”“符瑞并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则封气悖乱，咎征著尤。上天震怒，灾异屡降。”“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予宅。夫去恶夺弱，迁命圣贤，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 [108]
西汉经师政治思想略具新说者殆以治《齐诗》之翼奉为最。奉字少君，与萧望之、匡衡同师，而独好律历阴阳之占。事元帝，数上书言灾异占候。初元二年（前47）因地震山崩下诏，求直言极谏之士，奉上封事曰：“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此天人相应之基本原理也。以之应用政事则可由灾异以占吉凶。“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当时外戚太强，故奉以阴气盛张，应在地震为言也。奉于次年对元帝延问时又指斥元帝费用太繁之失，谓三代积德以王，传世不过数百年。以成王之贤，周公犹戒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监于殷，骏命不易。”汉以武力得天下，德化未洽。至元帝已“八世九主”，而天变民困，实有亡国之惧。“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 [109] “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无穷也。” [110]
《齐诗》特有之学说为“五际”，略与《公羊春秋》之“三统”相当，皆阐革命之义。五际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改变之政也。” [111] 再加分析，则“亥为革命，一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二际也。午为阳谢阴兴，三际也。酉为阴盛阳微，四际也。戌为阴极生阳，五际也。若子、丑、寅、辰、巳、未、申不在阴阳际会之交，故不为际” [112] 。《诗》又以亥当大明。大明者牧野之事。 [113] 辕固生谓：“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114] 盖即本“亥为革命”之义以驳黄生也。翼奉谓“汉道未终”，徙都更始，可以永祚。“如因丙子之孟夏，顺太阴以东行，到后七年之明岁，必有五年之余蓄，然后大行考室之礼，虽周之隆盛亡以加此。”推想其意，殆以初元三年（前46）岁在乙亥，正当革命之际。汉室如能应运而改政，则丙子以后，不异再受天命。天道终而复始，固不必易姓更王，然后足以申革命之义矣。
翼奉又有“知下之术”，尤为奇诡，与《齐诗》殆不相涉。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其说以申、子主好，行贪狼。亥、卯主怒，行阴贼。未、辰主乐，行奸邪。此六者为阴，为邪。寅、午主恶，行贞廉。巳、酉主喜，行宽大。戌、丑主哀，行公正。此六者为阳，为正。又以“辰为客，时为主人。见于明主，侍者为主人。辰正时邪，见者正，侍者邪。辰邪时正，见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见，侍者虽邪，辰时俱正。大邪之见，侍者虽正，辰时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时邪辰正，见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时正辰邪，见者反正” [115] 。凡此皆近于妖言，视革命学说尚足警戒人主于万一者，不可并论矣。
元成两朝为天人革命思想盛极而衰之时期。考革命思想之所以称衰，自有其必然之原因。天人之说，意在限君。然雄才英主，往往强志多欲，本不倾向于宗教迷信。即有信仰，亦宁取希冀自我长生之神仙方士，而无取乎约束自我行动之灾异五行。秦皇汉武即其明证。若夫敬畏天鬼之君主，每具优柔温厚之品性，最易为权臣佞臣之所挟制玩弄。彼虽能接受天命靡常之宝训，无如大权旁落，积重难返。 [116] 而忠谏之士，虽假天意以立言，苟触犯权奸，则每不得其死。 [117] 吾人一观元成之事，亦可见此论之有据。且革命之言逆耳，受命之言动听。进言者欲藉受命以明革命之旨，听言者辄买椟还珠，断章取义，独赏受命之言。 [118]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人见受命之足以取悦，则符瑞图录风靡天下，洵势所必至也。
天人感应之思想由灾异革命腐化而为谶纬符命，其事殆在哀平之际。 [119] 王莽乘之，遂生篡夺之心，促成十余年“诵六艺以文奸言”之政治。 [120] 综其得势以后，所行不外仿经义信符命之二端。姑无论莽崇儒术之是否出于诚意，然迹其实际上之设施，如起明堂、辟雍、灵台（平帝元始四年），金縢藏策，居摄践阼（元始五年），祀南郊，行大射（居摄元年），复并田，禁奴婢（始建国元年），参仿《尚书》、《周礼》、《王制》定官制，封爵建国（天凤元年） [121] 等事，固未尝不与经文相应。就此言之，吾人如谓新莽政治为二千年中儒家理想最大规模之尝试，与最不光荣之失败，殆非厚诬。
虽然，吾人所欲申述者非儒术之成败问题而为谶纬流行之概况。助成新莽篡汉之符命，以元始五年（公元5年）孟通之《白石丹书》为嚆矢 [122] 。此后则有临淄亭长之《天公示梦》 [123] ，哀章之《金图策书》 [124] 。莽既信其诚出天授，乃于始建国元年遣五威将军班符命四十二篇，列举德祥、符命、福应诸事。自以为得土德，代汉火德以有天下。 [125] 又策封前王之后，谓刘为尧裔，王则舜后。新之代汉，正如唐虞之相禅。 [126] 类此怪诞之言，不一而足。“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司命陈崇白莽曰：此开奸臣作福之路而乱天命，宜绝其原。莽亦厌之，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五威将军所班皆下狱。” [127] 就此一事，可以想见当时符命之真象矣。
莽以信符命而杀身灭族，至死不悟， [128] 其愚诚不可及。所可异者，新室覆败以后，朝野人士并未放弃此鄙俚粗劣之迷信。在光武帝即位前之混乱期中，群雄竞智力，文人则辩符命。当时所讨论求决者，非符之是否可信，而为何人应受符命，取得天下。综括言之，共有异姓更王与刘氏再兴之两说。主异姓更王者大体袭新莽之故智，而公孙述及其功曹李熊可为最著之代表。述据蜀称王，熊劝即大位。“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熊曰：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述梦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觉谓其妻曰：虽贵而祚短，若何？妻对曰：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会有龙出其府殿中，夜见光耀，述以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孙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龙兴元年。”“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 [129] 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焉。 [130]
当时流行较广者为刘氏再兴之说。殆由人心思汉，故易得人之接受。且渊源较远，亦取信较易。元成之世如翼奉、甘忠可、夏贺良、谷永 [131] 等倡之于先，王莽时道士西门君惠及经生郅恽 [132] 等主之于后。至更始之时，传布尤广。如班彪、郑兴、王常、申屠刚、冯衍、苏竟 [133] 等皆持以劝喻群雄，冀其努力恢复，或归顺光武。其说大同小异。班彪之“王命论”殆足以概例其余。光武即位于冀州，彪时年二十。因隗嚣之问著论以祛世惑。其略曰：“昔在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于应天顺民，其揆一也。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由人心以知天命，则人心思汉之事实， [134] 为刘氏再兴之明证，可以毫无疑义矣。
班氏之书尚近雅驯。若光武所信奉以取天下之符谶，则与王莽之白石金匮，殊少分别。光武起事，由于李通所说之图谶。其即位则决于强华所进之赤伏符。 [135] 终建武中元之世，符谶几成一种以皇帝为护法之国教。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其事亦近于王莽之颁符命。其尤甚者至于用人以谶记为决，臣下以非谶逢怒 [136] 。神道设教，大畅巫风。出诸开国之君，洵为罕觏异事。盖回溯天人学说之始兴，约当西京之盛世。发展变迁，至于光武，为时已逾百年。应用多方，浸失原意。大略言之，武昭之世明灾异者用意多在警主安民，元成以后则倾向于抑权奸以保君国。哀平之世陈符命者为篡臣作藉口，新室既败则又成止僭窃，维正统之利器。初则忠臣凭之以进谏，后则小人资之以进身。其始也臣下以灾异革命匡失政，其卒也君上取符命谶记以自固位权。邹董之学，至此遂名存而实亡。 [137]
虽然，所谓董学实亡者，就其天人革命一端言之耳。若就《公羊春秋》政治思想之全体言，则何休尚能光大阐明于后汉桓灵之世，吾人不可不一述之以殿本节。休字邵公，“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病而去，不仕州郡”。“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休善历算，与其师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晚年曾再出仕，至谏议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138] 休之天人观念大致与董子相同。 [139] 休谓王者“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140] ，受天命以得祚，而视其德之高下以定名号。“德合元者称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遥术。无文字，德明谥。德合天称帝。河洛受，瑞可放。仁义合者称王。符瑞应，天下归往。” [141] 唐虞三代之君皆以明德而受命。下至汉得天下，亦非纯倚智力。何君据孔子为“素王”制世法之说，藉西狩获麟之事，以证汉为应运之新王曰：“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故麟为薪采者所执。西狩获之者，从东方王于西方也。东卯，西金象也。言获者，兵戈文也。言汉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先是 虫冬蛹，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将有六国争强，纵横相杀之象，秦项驱除，积骨流血之虞，然后刘氏乃帝。深闵民之离害甚久，故豫泣也。”休又引纬书以释《公羊春秋》拨乱反正之言曰：“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 [142] 此皆授哀平以后之图纬以解经义，不徒孔子所未有，亦为董子所未闻。盖自光武尚谶，学术不免受其影响。 [143] 曲学阿世之儒，见妖言足以动听，乃以素王制法厚诬仲尼。其黠者更大张“微言”，附会种种怪论，以为孔门之精义。视公孙宏之媚主，意相仿佛而品尤卑下。至于汉季，甚言已深入学府，浸成师法。是以何君《解诂》，犹袭用之。不逮五十年而曹丕篡汉，此诚休所未晓。否则以孔子之前知，何以《春秋》无片语只字以示后学，而邵公去魏如此之近，何以不能上据微言，“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 [144] ，以推知“赤制”将终乎？
何君论灾异亦承西汉遗意而小变其说。如董子谓灾先异后，何君则谓灾轻异重。 [145] 董子鲜及瑞应，何君则畅说祯祥。 [146] 此亦受东京风气之影响，不足深论。《解诂》中所表现治术之片段亦大致袭公羊家之师说，勿劳赘述。惟其释公羊“三世”之义则有董子所未发者。《春秋》于隐公元年书“公子益师卒”。《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解曰：“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祖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孔子“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语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始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何君此说，以史学眼光论之，洵难征信。 [147] 吾人若视为一种政治进步之理想，则殆可谓前无古人。盖“礼运”之“大同”，陈义不为不高。然而以“小康”继大同，不免有退化之暗示。董之“三统”立说亦颇瑰奇。然而文质相承，与《齐诗》“五际”言天道终始者皆以循环为历史之定律。何君三世由据乱经升平以至于太平，独为一乐观之进步理想。虽或得自师傅，倘非《解诂》著之，后世亦无由知此非常异义也。 [148]
第五节 桓谭至仲长统
光武中兴之后，“上下分为两派。国家官书则仍守谶纬。东京大事无不援五行灾异之说以解决之。然视为具文，不甚笃信。灾异策免三公，不过外戚宦官排挤士夫之一捷法耳。太学清流皆弃去谶纬之说而别有所尚” [149] 。盖图录之妖妄，稍有识者所能辨。苟非意图干宠，则虽天子之威，固不能强人以信受也。
非谶之论，光武时桓谭发之，几以身殉。然尹敏之讽谏及张衡之明辨为最足称述。光武以敏博学，令校图谶，使蠲去王莽所录。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之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 [150] 顺帝时张衡上疏谓谶书晚出，不合圣人。又条举其乖谬之处曰：“《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般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151]
虽然，后汉儒生所非者图谶之妖言耳。天人灾异之说则咸视为经义圣言，虽以郑兴、尹敏、张衡等之非谶，犹据以劝戒时君。天人思想遂有恢复西京旧观之趋势。然而时君不信，徒为避殿罪己之具文。 [152] 甚至每逢灾变，“切让三公” [153] 。比之告朔饩羊，更为无益而有害。盖士大夫欲正君匡政，操术犹故，而作法自毙，以矛陷盾，反为奸邪所乘矣。
后汉诸儒不特于天人思想一仍旧贯，即其政治思想之大体亦乏新创之成分。其中学术较著者有桓谭、班固、王符、崔寔、荀悦、仲长统、徐幹诸家。班固为史家，就《汉书》诸序赞观之，其政治思想明天人，尚仁义，显属于儒之正统 [154] 。桓、王、崔、荀、徐诸人皆意在砭时救弊，于政治原理殊少发明。以儒学标准衡之，桓崔杂霸，余子较纯。以时代论，桓独生于前汉中叶，余则生于和安以后，东京逐渐衰亡之百年中。桓谭仿陆贾《新语》著《新论》二十九篇，上奏光武。今其书久佚，仅存片段。谭论政要旨之一，似为因时。故曰：“诸儒睹《春秋》之文，录政治之得失，以为圣人复起，当复作《春秋》也。余谓之否。何则？前圣后圣未必相袭也”。 [155] 。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 [156] 。王霸异术，然“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 [157] 。崔寔立论“指切时要，言辨而确”，且“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较桓氏尤近法家。其政论为仲长统所称，谓“凡为人主宜手写一通，置之座侧”。范书著其要略曰：“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倘不力图中兴，难免危亡之痛。虽然“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绽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吾人一按桓灵时之政事，即知此论乃有为而发。虽然，实非根本放弃儒家之治术也。实认“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 [158] 。
王、荀、徐三家存书较多，偶有新意。王符字节信，与马融、张衡等友善。和安以后，世务游宦，而符耿介，且以无外家为人鄙视，不得升进。“意志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不署己姓名，而命之曰《潜夫论》 [159] 。全书大旨在重申天治民本之政理，发挥任贤尚德之治术。其论天人君民之关系，意虽袭古而言颇精辟。符谓：“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 [160] 符又论政治原起以证明其说曰：“太古之时，蒸黎初载，未有上下而自顺序。天未事焉，君未设焉。后稍矫虔，或相陵虐，侵渔不止，为萌巨害。于是天命圣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佥共奉戴，谓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 [161] 人君以受命为天子，人臣亦承君而任“天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授。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 [162]
符论治术，虽少新创，然每针对时代之需要，与寻常空言泛说者相殊。约言之，有任人、正刑与抑奢诸事，任人重在兼听考功 [163] ，其旨略近荀卿。符又力攻声誉取士，守相地广，及官爵世袭之制度。“朋党用私，背实趋华。” [164] 此声誉取士之弊。“威权势力，盛于列侯。材明德义，未必过古。”“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此守相地广之弊。“无功于汉，无德于民。专国南面，卧食重禄。” [165] 此官爵世袭之弊。吾人略考汉季郡县选举，列侯封袭，刺史专恣之情形，当觉符言之深切而扼要，其重农本，抑侈靡之主张， [166] 亦痛砭颓俗，有为言之。正刑之说则注意于国家纲纪，尤为和安以后君主之良药。符谓：“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身有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氓治于下矣。人君出令而贵臣骄吏弗顺也，则君几于弑而民几于乱矣。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国也。君出令而不从，与无君等。”君令之重如此。“是故妄违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诛也。” [167] 此尊君重令之说似与儒家德化不合。符释之曰：“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叔世之言也。夫上圣不过尧舜而放四子，盛德不过文武而赫斯怒。”“故有以诛止杀，以刑御残。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蹑其卑者，然后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国，然后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齐三王，然后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齐五帝，然后三皇之道乃可从也。” [168] 东京和安以后之政治，俨如前汉元成以后政治之重演。大权旁落，君主势微，外戚宦官窃柄乱政。符之所言，诚为切要，而与桓谭、崔寔相响应，此亦环境使然也。
荀悦字仲豫。荀卿十三世孙。年十二岁能说《春秋》。灵帝时宦官弄权，悦托疾隐居。献帝初立，辟镇东将军曹操府。仕至秘书监侍中。时政移曹氏，天子虚设，悦思献替而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奏之。建安十四年卒，年六十二。 [169] 悦虽为兰陵令之后裔，然并非严守家学。荀子言“天人之分”，悦则有取于汉儒“天人相与”之说。故其“论政体”曰：“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民作基。”又曰：“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民制，六曰立业。” [170] 六端之中，悦论承天，颇有新意。悦谓人主所以必承天者，盖以非“天地不生物”，而“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 [171] 。且天以灾异应政治之失误，则人君当见谴告而改悔。 [172] 承天大意，殆不过。然悦一洗两汉阴阳谶纬之迷信，大明君子居易俟命之精神，而谓“灾祥之报，或应或否”。“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不可成者，是谓三势。”“今人见有不移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气流通者，因曰天人共事而同业。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终始。”“凡三势之数深不可识，故君子尽心力焉，以任天命。” [173] 此论折衷于儒墨孟荀之间，以近世之眼光衡之，虽嫌其未能透彻，然以之持身从政，足达仁者不忧之境地，其态度固较王充之宿命论为健全矣。
悦论天人不传家学，然其治术则略存荀卿礼治之遗意。其言曰：“致治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俗乱则道荒”，“法坏则世倾”，“轨越则礼亡”，“制败则欲肆”，“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174] 养生者足国裕民之意，正俗者循名责实之意，章化者礼教之意，秉威者足兵之意，统法者正赏必罚之意，凡此皆荀子所已明而悦加以重申者也。
虽然，《申鉴》所含之政论非与实际无关也，荀子言治，于儒学中最为严饬，近于法家，足以砭汉末纪纲废弛之弊。悦之“四患”、“五政”实非高论放言。悦又主张恢复封建，殆亦惩于郡县制中天子孤立，易生篡夺之危险。悦谓圣王立制，所以为民。故封建诸侯，各世其位。“而王者总其一统以御其政。故有暴礼于其国者则民叛于下，王诛加于上。”“及至天子失道，诸侯正之，王室微弱，则大国辅之。虽无道不得虐于天下。”此封建根本之大利，足以为安民永世之资。前世行之而有弊者，原于封地大小之失宜。夏殷大国不过百里，失之太小，“故诸侯微而天子强，桀纣得肆其虐”。周封大国至五百里，矫枉过正，至于干弱枝强，争乱覆灭。秦则因噎废食，改为郡县。“以一威权，以专天下。”其结果为“人主失道则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乱则鱼烂土崩，莫之匡救”。汉承周秦之弊，兼用郡国。然失之强大，遂有六王七国之祸。其后遂绝诸侯之权。此“当时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 [175] 。悦言略近贾生而与王符相反。盖王符着眼于王侯纵恣事实，贾荀皆表示对于专制政治之失望。而荀悦发之于东京将亡之前夕，其失望殆尤有过于贾生者。此后魏晋之世曹冏、陆机复大鬯其说，贞观再开封国之议， [176] 足见四百余年之专制天下已令有识者对之怀无限之忧疑。然而立论不能打破一王五等之循环，其诊断虽能洞明症结，而所处方剂则绝无振起沉疴之力也。
徐幹字伟长，与孔融、王粲等号“建安七子”。著《中论》二十余篇。 [177] 虽见推赏，实由文章典雅，其内容则“推仲尼孟轲之旨” [178] 。绝少创见，姑置不论。仲长统书虽失传，然其思想颇有特点，不可不一述之。统字公理。少好学。不矜小节，人或谓之“狂生”。初隐遁不仕，后以荀彧荐，参丞相曹操军事。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著《昌言》三十四篇，十余万言。建安二十四年卒，年四十一。 [179] 统论治术，举“政务”十六端，不出儒生常谈。 [180] 至其推究治乱原因，则深中专制政体之病，为前人所未发。统谓：“豪杰之当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者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角智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抗，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荒废庶政，弃亡人物。”“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悦之人也。宠贵丰隆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畔。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抑又有进者，“乱世长而化世短”，世愈下而祸愈烈。战国之乱甚于春秋，秦项之虐过于战国，新莽之残夷，其数复倍于秦项。“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 [181]
儒家之政治思想，态度本为乐观。孔子孟荀均生乱世。然孔子谓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荀子明儒者之效，政平俗美。孟子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虽一治一乱，而治道可知。汉儒之中如贾谊、董仲舒等皆认天下事大有可为。至桓谭、王符、崔寔、荀悦诸人始渐露悲观之意，不复坚持圣君贤相，归仁化义之崇高理想，而欲以任刑参霸之术为补绽治标之方。夫既欲补绽治标，则犹认吾道未穷，大厦可支，虽已悲观，尚未致极。今仲长氏不仅叹世乱之愈酷，且复疑救乱之有道。推其言中之意，殆无异于对专制政体与儒家治术同时作破产之宣告。此诚儒家思想开宗以来空前未睹之巨变。考汉儒论政所以由乐观入于悲观者，其最大之原因似为专制政体实行之失败。孔子冀封建可以复兴，孟荀望天下之一统。既存希望，无事悲观。嬴秦二世覆亡，论者犹归咎于任法，于专制政体及儒家治术之本身固未尝有疑虑及之者也，黄老申商之徒虽力攻仁义礼乐，以为无益于治，然自儒者视之，此不过门户之争，不足摇动其孔子为百世立法，治道与天道不变之信仰。及刘汉以黄老申商孔孟之学参迭佐政，行之四百年而亦不免于乱亡。专制政体之弱点且一一呈露。于是论者始觉古今已行之政体，圣贤所立之治道，无一可以维天下长久之安平者。而仲长氏悲观之治乱循环退化论遂为秦汉儒家政治思想自然之结局。 [182]
* * *
[1] 《中国古代史》，页226。
[2] “强国十六”。
[3] 《史记》卷六“始皇本纪”。
[4] 同书卷九九本传。《汉书》卷三四同。
[6] 已详本书第八章此处注[31] 。
[7] 夏曾佑前书，页256。
[8]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汉书》卷八八略同。
[9] 同书卷九九。
[10] 同书卷九七本传。
[11] 《汉书》卷二“惠帝纪”。
[12] 《史记》卷一二一。
[13] 《汉书》卷六。
[14] 《史记》卷一二一。《汉书》卷八八文小异。
[15] 叔孙通为秦博士，二世问山东兵乱，通迎合其意以对，全身亡去，此后历事多君，“皆面谀以得亲贵”。既为高祖定朝仪，其徒百余人得为郎赐金，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卷九九本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屡加谮害（《史记》卷一二一）。
[16] 《史记》卷八四本传，《汉书》卷四八文略同。汪中（1745—1794）《述学》内篇三，推定谊生于高祖七年（前200）。
[17] 今存五十六篇，《新唐志》始题曰《新书》。自宋以来即多疑之者。姚鼐至斥为“妄人伪为”。《四库提要》以为后人编录，“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补正此说，似较近事实。张心澂《伪书通考》下，页634—637。
[18] 《史记》卷一三〇“自序”。
[19] 如姚舜钦《秦汉哲学史》第一编第三章。
[20] 《宋志》始列入杂家。
[21] 并见“大政上”。
[22] “大政下”。
[23] 由此更可知贾生不应列入法家。
[24] “道术”。
[25] 《 鸟赋》，“至人遗物”云云，意近庄子。然此非论政。至其劝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色尚黄，数用五”（《史记》本传），则几乎董生技俩矣。
[26] 《汉书》卷四八本传。《新书》时变文小异，有舛误。
[27] 《新书·过秦中》。
[28] “俗激”。
[29] 《汉书》卷四八。
[30] 《新书·大政下》。“六术”篇以仁义礼智信乐为人本性所有之“六行”。然“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
[31] “大政上”。
[32] 柏拉图欲以教育方法培养选择哲君，亦保证人治之一种设计。其说卒无所试。至西拉古国训谕暴主迪奥尼西亚（Dionysius）之经验则为痛苦之失败，殆由施教未早，左右未选欤？
[33] 《汉书》卷四八。《新书·保傅》文小异，教谕之方法可阅“傅识”、“连语”、“容经”、“胎教”等篇。
[34] 同本书此处注[26] 。
[35] 《新书·大政下》。
[36] “服疑”。参《礼》。
[37] “阶级”。
[38] “过秦中”。
[39] “藩强”。
[40] “五美”。贾生论封建除已引用外，详“宗首”、“藩伤”、“大都”、“等齐”、“益壤”、“权重”、“审微”诸篇。按贾生于“制不定”篇虽有“体髀之所，非斤则斧”之喻，其所主分封之办法实不失“仁义恩厚”之意。与晁错削诸侯支郡之计有别。
[41] 与贾生时代相近，思想略似者尚以有“客从高祖定天下”之陆贾。贾向高祖称说《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此即贾生攻守异术之意）乃受命著书十二篇，道秦汉兴亡之故，名曰《新语》（《史记》卷九七，《汉书》卷四三本传）。其书《汉志》二十三篇入儒家。今本十二篇，学者疑信参半（《伪书通考》下，页628—633）。其内容则颇与贾生契合。“无为四”云“夫道莫大于无为”，此贾生所谓虚也。又曰：“秦始皇帝行车裂之诛，以敛奸邪。”“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又曰“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道基一”曰：“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皆与贾生重德教、轻刑杀之旨相合。“道基”篇又有“先圣”制器尚象，兴利除害，“中圣”立教兴德，“后圣”修艺定经之说，为贾生所未道。然其大旨固亦与《新书·六术》篇相近也。二生思想相似，故附著陆生于此，以略省篇幅。
[4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页46—65。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之政治》（载《清华学报》）可参。
[43] 此假定《中庸》为子思学派之书，并从《荀子·非十二子》之说。
[44] 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末段。按《尚书·洪范》及《礼记·月令》与阴阳家言相通。
[45] 《史记》卷二六“历书”。参“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
[46]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47]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数术”六种中有“天文”、“五行”等。“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夫观景以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听也。”“五行者五常之刑气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
[48] 见本书第三章第七节末段。按元帝一朝为天人革命极盛之期。十余年中，每有灾异，必下诏自责求言。初元三年且令“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于是“言事者众，或进擢召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汉书》卷九“元帝纪”）
[49] 见本书第三章此处注[129]至[134] 。
[50] 诸史五行志即其例。
[51] 《汉书》卷五六本传。董子生卒年无考。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董子年表”起文帝元年，迄武帝太初元年（前179—前104），殆近事实。
[52] 胡应麟《四部正讹》谓今八十二篇乃《汉志》百二十三篇缺失之余，好事者以《公羊治狱》十六篇合之，又妄取班氏所记繁露之名系之。大致可从。余说见《伪书通考》上册，页412—416。
[53] 《春秋繁露·重政十三》。
[54] “玉英四”。
[55] “王道六”曰：“王者人之始也。”“立元神十九”曰：“君人者国之元。”
[56]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二五”曰：“王者亦天之子也。”“顺命七〇”曰：“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天而生，未之有也。”“为人者天四一”曰：“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57] “观德三三”曰：“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顺命七〇”曰：“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58] 姚舜钦《秦汉哲学史》页120引何休说，以元为天地之本，似未妥。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二编二章页504“元在天地之天之前”，此指“物质之天”，非“自然之全体”。
[59] 《繁露·五行相生五八》。
[60] 《汉书》卷五六“对策三”。《繁露·制服象十四》曰：“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
[61] “为人者天四一”。又曰：“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副天数五六”、“人有三百六十节”云云，引申此说。
[62] 《汉书》卷五六“策三”。
[63] 《繁露·为人者天》。
[64] “玉杯二”。
[65] “天地之行七八”。
[66] 《汉书》卷五六“策一”。
[67] 《繁露·五行相生五八》。
[68] 同书“官制象天二四”。下文推衍尚多，不备引。
[69] “五行相生五八”。此五官之制与上三公制关系如何，书中未有说明。
[70] “五行相胜五九”。以近代眼光观，此皆无意义，著之以见董子思想之特色。
[71] “基义五三”，下文又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72] “天辨在人四六”。
[73] “四时之副五五”。参“王道通三四四”：“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天地人主一也。”又“五行之义四二”曰：“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此以五行配四时。
[74] 《汉书》“策一”。《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述子产论礼之言与此意略近，可参。
[75] 《繁露·基义五三》。
[76] “王道通三四四”。
[77]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二五”。
[78] 《汉书》“策一”。按董子不举高祖斩蛇赤帝诸事。正足见其在警时君，与何休媚汉者不同。
[79] 《繁露·楚庄王一》。
[80] “三代改制质文二三”定一改制之系统。惟文有缺误，语意多不明。其大概为：（1）黑白赤三统迭兴。（2）“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3）“主天法商”，“主地法夏”，“主天法质”，“主地法文”，“四法如四时然，终而复始”。《汉书·策三》谓“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与此相异。
[81] “尧舜不擅移二五”。
[82] 《繁露·必仁且智三〇》“天地之物”云云，与此文意相近。
[83] 《汉书》“策一”。《繁露·王道六》“周衰”云云，列举失政及灾异。视此为详，可参。
[84] “二端十五”。
[85] 见“治乱五行六二”，“五行变救六三”，“五行五事六四”。
[86] 董子言受命均含天命不常之旨，言祯祥仅“繁露”及“对策”各二处。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国立四川大学讲义，专题研究之二，此文后发表于国立东北大学《志林》二期）页22谓董子变其学以委曲于汉，无以异于公孙弘之阿世，似近苛论。
[87] “深察名号三五”。
[88] “实性三六”。
[89] “深察名号三五”。篇中又谓孟子道性善乃“善于禽兽之善”，与孔子“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善不同，盖孔子所谓善乃“圣人之善”也。然董说又与荀子主性恶有别。
[90] “为人者天四一”。
[91] “立元神十九”。《汉书》“策一”引孔子德风草偃之语，又谓：“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意亦同。
[92] 《汉书》“策一”。“立元神十九”“礼乐之教”连举“立辟雍庠序，修孝弟敬让”等事。“仁义法二九”释仁义曰：“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93] “玉英四”。
[94] “深察名号三五”。下文有君号王号大意各五科之说，与此小异。
[95] “服制二六”。
[96] “制度二七”。
[97] 《汉书·策三》。
[98]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99] 同上。
[100] 《繁露·爵国二八》述井田制乃解《春秋》，非政治主张也。
[101] 胡应麟曰，谶纬盛于西汉末，自隋文禁绝，其书久亡。今存《乾坤凿度》乃妄人伪作，并举诸经之纬书名目数十种。纬书多不依经，流传尤少。并举名目十种。其详见《四部正讹》（《伪书通考》上，页95—99引）。但《玉函山房辑佚书》存纬书片段多种。下文皆从此引用。
[102] 《汉书》卷七五本传。元凤三年当前78年。“谁差”，孟康曰：问择也。按“儒林传”嬴公学于胡母生，生与董“同业”。
[103] 《汉书》卷三六本传。向上书文见传中。
[104] 寻引“书曰，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祸福。举错悖逆，咎败将至，征兆为之先见。明君恐惧修正，侧身博问，转祸为福”。
[105] 其大意在“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106] 《汉书》卷七五本传。
[107] 京房字君明。从鱼延寿治《易》。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元帝宠任石显，房讽谏之，至以幽厉为比。建昭二年卒为显所陷，伏诛，年四十一（前77—前37）。见《汉书》卷七五本传。今存《京氏易传》三卷（津逮秘书及学津讨源本）言占候。蒙文通谓：“干宝传京氏易，而与‘三基’、‘六情’之说相应，是《齐诗》、《京易》同法。”“孙盛述《易》本之干宝，其曰：‘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若乃淫虐是纵，酷彼群生，则天人殛之，加其独夫之戮。是故汤武抗钺，不犯不顺之讥。汉高奋剑，而无失节之义。何者？诚四海之酷仇而神人之所摈故也。’是《京易》之传，犹孟荀《齐诗》之说也。”（《儒家政治之发展》，页20）
[108] 《汉书》卷八五本传。
[109] 刘玄建号“更始”殆即采用此说，亦足见其流行颇广。
[110] 《汉书》卷七五本传。初元二年当前47年。
[111] 《汉书》卷七五注孟康引《诗内传》。
[112] 《清经解续编》卷一二八“齐诗翼氏学”。
[113] 《诗纬·氾历枢》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此四际外又以戌亥之间“为天门，出入听候”，当第二际，在亥后，卯午酉前。与翼氏异。按《诗·大雅》“文王之什”，“大明”首章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六章曰：“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114]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115] 《汉书》卷七五。然此术若为臣下所知，必避邪取正，而不复有效。故奉以为只宜“人主独用”，又以占风之法辅之也。《清经解续编》卷一六二、孟康《齐诗翼氏学疏证》对此术有解释，可参。
[116] 刘向见王氏危汉上封事言灾异。成帝“叹息悲伤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汉书》卷三六本传）。
[117] 如元帝时京房为石显所陷弃市。成帝时翟方进以排王凤党赐死。
[118] 眭孟事最为明证。昭帝以其言革命诛之，宣帝则以其预言己受命而官其子。
[119] 张衡说，见《后汉书》八九本传。
[120] 《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赞”。《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王莽”，以现代眼光评论，可参。
[121] 均见《汉书》卷九九中。
[122] 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123] 居摄三年事。“天公使者”谓昌兴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起视诚然。
[124] “梓橦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邦’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为真天子”。“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十一人，皆书官爵为辅佐。”《汉书》卷九九上。
[125] 见“符命总说”，《汉书》卷九九中。
[126] 策文见同上案书。
[127] 事在始建国二年。
[128] 长安兵变，火及宫中，“莽避火宣室前殿”，“服绀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次日戮于渐台室下。《汉书》卷九九下。
[129] 王莽《策文》谓孔子作《春秋》“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哀帝即位至居摄三年亦十四年，“赤制计尽终不可强济”。《汉书》卷九九中。
[130] 光武患之，曾致书驳斥，劝述勿效王莽。
[131] 《汉书》卷七五“翼奉传”，卷八五“谷永传”。《后汉书》卷五三“窦融传”，称谷子云及夏贺良为“前世博物道术之士”，“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
[132] 《汉书》卷九九下“君惠好天文谶记”：“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刘秀’是也。”王涉董忠乃共谋灭莽，事觉皆死。又地皇元年卜者王况说李焉曰：“汉家当复兴，李氏为辅。”又作《谶书》，托言文帝凡十余万言。郅恽明天文历数，王莽占星象，知汉必再受命。乃西至长安，上书劝莽归政刘氏，莽大怒，然不敢加诛（《后汉书》卷五九本传）。
[133] 分见《汉书》卷一〇〇“叙传”，《后汉书》卷六六“郑传”、卷四五“王传”、卷五九“申屠传”、卷五八上“冯传”、卷六〇“苏传”。
[134] 当时野心家颇能知此而思利用之，故每冒充汉之皇族以僭号。如王昌（郎）诈称成帝子子舆，卢芳诈称武帝曾孙文伯，皆其例（《后汉书》卷四二，“王卢传”）。刘歆改名秀以应谶，则冀以皇族受命矣。
[135]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地皇三年宛人李通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建武元年光武在长安时，同舍生强华进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图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即位祝文曰：“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李贤注引《春秋演孔图》曰：“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
[136]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曰“谶纬起于西汉之末”。“光武尤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方议选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县本卫地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本安阳人，名姓地名俱合，逐拜梁为大司空。”（《后汉书》卷五二本传）“又以谶文有孙咸征狄之语，乃以平狄将军孙咸为大司马。”（见同上“景丹传”）“桓谭对帝言臣不读谶书，且极论谶之非经。帝大怒，以为非圣无法，欲斩之。”（卷五八上本传）“帝又语郑兴欲以谶断郊祀。兴曰：臣不学谶。帝怒曰：卿非之耶？兴诡词对曰：臣于书有所不学，而无所非也。兴数言政事，帝以其不善谶，终不任用。”（卷六六本传）
[137] 此就盛衰大势言。东京经生儒士尚有以灾异说政事者，如光武时郑兴（《后汉书》卷六六传），章帝时何敞（卷七三传），和帝时丁鸿（卷六七传），安帝时郎 （卷六〇下传），顺帝时郎 、周举（卷九一传）、李固（卷九三传），桓帝时襄楷（卷六〇下传）、朱穆（卷七三晖传），皆略存西汉之遗意。至刘曹禅代逊位，即位诸文亦略仿汉新禅代之故事（见《魏书》卷二“文帝纪”注）。此后六朝篡夺亦以天命为文饰。惟文字更趋堂皇典丽，不复乞灵于俚俗之图谶。盖王莽光武犹真信符命（至少“弄假成真”），魏晋以后之“虞舜”则未必真畏天命也。可阅《晋书》卷三，《宋书》卷二，《梁书》卷一，《隋书》卷一诸禅代外，以见一斑。
[138] 《后汉书》卷一〇九下“儒林传下”。按卒年推算，休生于顺帝永建四年。故其生卒当129—182年。但陈蕃死于建宁元年（168），距休卒15年。传文疑有误。
[139] 但休谓：“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建天地，天地之始也。”（《解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与董小异。
[140] 《解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锡公命”条，谓“圣人受命，皆天所生”。“宣公三年春王正月”条，谓“天道暗昧，故推人道以接之”。
[141] 《解诂》“成公八年召伯来”条。
[142] 《解诂》“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条。按《春秋演孔图》曰：“麟出周亡，故作《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孝经·右契》曰：“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烟气起。乃呼颜渊子夏往观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之街前，刍儿捶麟，伤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儿来。汝姓为谁？儿曰：吾姓为赤诵，字时乔，名受纪。孔子曰：汝岂有所见乎？儿曰：吾有所见，一禽如麕，羊头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见。发薪下麟，视孔子。孔子趋而往，麟咠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曰：周亡，赤气起，大曜兴，玄丘制命帝卯金。”与公羊家旨同而说小异。
[143] 《后汉书》卷六六“贾逵传”谓光武立左氏《穀梁春秋》，“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申中而废”。足见光武章帝间《春秋》三家中公羊独擅图谶。然逵于明帝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章帝建初元年又上疏谓五经中惟左氏明言刘为尧后，尧应火德，则左氏经生亦效颦矣。
[144] 《春秋握诚图》。
[145] 董说见本章此处注[82] 引。《解诂》“定公元年冬十月贾霜杀菽”条。
[146] 如《解诂》“获麟”条。休又有改过消灾之说，见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条。按《后汉书》，章帝元和中多草木鸟兽之异，世以为祥瑞，何儆上疏驳之（卷七三传）。此后史文亦有纪录。西京则较罕见。
[147] 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胡适说儒》据《论语》“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及《左传》诸文，推定春秋时有人认孔子为复兴殷族之领袖，为素王名号所本。然证据似尚不足。
[148] 《春秋繁露·楚庄王一》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绝无政治进步之旨。清康有为以大同当太平世，又谓《易》卦有顺逆。内卦为逆三世，由太平（洪荒）降至据乱（三代）。外卦为顺三世，由据乱（春秋至清末）进于太平（大同）。冶古今中外为一炉，何君瞠乎其后矣。
[149]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页342。按《后汉书》卷八九“张衡传”曰：“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
[150] 《后汉书》卷一〇九上“儒林传上”。
[151] 《后汉书》卷八九上本传。
[152] 可阅《后汉书》诸帝纪。
[153] 陈忠安帝时上疏谏以灾异免三公（《后汉书》卷七六传）。于此东京永初元年以后数见不鲜。徐防为太尉以灾异寇贼策免首开其端。张禹继之于永初五年“以阴阳不和策免”（卷七四传）。然视成帝时丞相翟方进赐死犹较宽大矣。西汉丞相以灾异免者有孔光为外戚傅氏所排（《汉书》卷八一传）。魏文帝黄初二年乃下诏“后有天地之责勿复劾三公”（《魏书》卷二）。
[154] 固字孟坚，建武八年生，永元四年卒（32—92）。《后汉书》卷七五本传。参《汉书》卷一〇〇“叙传”。其政论散见于《汉书》卷二三“刑法”、卷二四“食货志”、卷二六“天文志”、卷八九“循吏传”、卷九〇“酷吏传”、卷九一“货殖传”等序文，及卷四“文帝纪”、卷五“景帝纪”、卷七“昭帝纪”、卷四八“贾谊传”、卷六二“司马迁列传”等赞。《白虎通》旧题固撰，然实群手缀辑（可阅洪业《白虎通引得序》）。
[155] 孙冯翼《问经堂丛书辑本》。《新论》宋时殆已佚。谭生于宣帝甘露中，卒于光武建武中，年七十余（甘露共四年，前53—前50）。《后汉书》卷四八上本传。
[156] 《后汉书》卷四八上，《陈时政疏》中语。
[157] 《问经堂丛书》。
[158] 《后汉书》卷八二传。寔字子真，桓帝初郡举为郎。“政论”中有“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之语，此书当作于桓帝建和永兴之间（147—154），曾与博士杂定五经。灵帝建宁中卒（建宁元年至四年当168—171年）。《玉函山房辑佚书》列“政论”于法家之首，似未尽合。实乃儒而兼法者，固未醇儒，亦不可遽以为申商后学也。
[159] 《后汉书》卷七九本传。传引“贵忠”、“浮侈”、“实贡”、“爱日”、“述赦”五篇文。
[160] 《潜夫论·本政》。此书有四部丛刊、汉魏丛书、百子全书、子书百家诸本。本节所引乃湖海楼丛书汪继培笺本。
[161] “班禄”。
[162] “贵忠”可参《汉书·刑法志序》班固之“政原论”。
[163] “明暗”及“考绩”。
[164] “实贡”。又曰：“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俦。”又曰：“夫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智者去短取长以致其功。今使贡士必核以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此预言曹魏用人重能轻德之风气。
[165] “三式”。
[166] “浮侈”、“爱日”。
[167] “衰制”。
[168] 同上。然“德化”篇仍坚持德教为基本治术之古义。
[169] 《后汉书》卷九二传。据卒年推知悦生于桓帝建和二年（148）。《申鉴》有四部丛刊、百子全书、子书百家、汉魏丛书诸本。汉魏丛书有《荀侍中集》。此外悦有《汉纪》三十篇。
[170] 《申鉴·政体》。
[171] “杂言上”。《荀侍中集·高祖赞》，可参。
[172] 《荀集·灾异论》。
[173] 同上。
[174] 《申鉴·政体》。《荀集》有“立制度论”，尤能发明礼治之精神，可参。
[175] 《荀集·列侯论》。
[176] 参《魏书》卷二〇注，《晋书》卷五四“机传”，及《贞观政要·封建》篇。
[177] 《魏书》卷二一“王粲传”。幹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中论》今存二十篇。有四部丛刊及汉魏丛书诸本。
[178] 《中论·曾巩序》。
[179] 《后汉书》卷七九传。由卒年推知生于灵帝光和二年（179）。《昌言》在宋时已只存十五篇，此后全佚。今可于史传及《玉函山房辑佚书》见其片段。
[180] 《昌言·损益》。
[181] 《昌言·理乱》篇。
[182] 统或曾受王充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