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儒学之复盛
儒家思想至东京盛极而衰，迄魏晋几于息灭。然北朝以异族侵据中原，每模仿汉人之文化。 [1] 其风气与南朝之“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 [2] 者迥不相同。虽先王“道统”，不容夷狄僭窃， [3] 然儒学源流，亦颇赖以不匮。故隋末王通崛起河汾，遂为一代儒宗，唐初名臣或出门下。 [4] 及李氏父子平定天下，宇内又安。大唐声威远播四裔。新罗来请唐礼，日本入朝受经。 [5] 盛世之乐观与民族自信之心理相共恢复，而儒术亦随之中兴。太宗著《帝范》以教太子，武后撰《臣轨》以训百官。 [6] 受此推扬，几有西汉独尊之盛矣。
《帝范》、《臣轨》二书就体裁论，虽属创举，而其内容不出“老生常谈”之范围， [7] 似不必加以论述。王通之思想则颇含特点，无论其为人之邪正如何，吾人不可不一叙之，以为唐儒之先导。通字仲淹，绛州龙门人。隋开皇四年生，大业十三年卒。 [8] 年二十曾至长安献太平十二策，文帝不能用。炀帝即位，征之不就。隐居教学，“门人弟子相趋成市”，“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 [9] 。所著书多拟六经。有《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赞易》，世谓之“王氏六经”。又有“文中子”《中说》，体仿《论语》 [10] 。后儒每以王氏僭拟圣经为大罪。不知通生当隋世，衣冠沦丧，声教摧伤之后。孔氏之教，远则见损于魏晋之清谈，近亦未受朝廷之维护。 [11] 儒学在当时尊严大损，已沦于“诸子”之列，尚不足与释道争短长。王氏拟经，是否为光大儒学之适当方法，固大可疑。然遽以其自命为圣人而谴斥之，似未得知人论世之实也。 [12]
王氏论政大旨以无为而治为最高之理想， [13] 以仁义礼乐为主要之道术，而以爱民厚生为政治之根本。《中说》记：“贾琼问富而教之，何谓也？子曰：仁生于歉，义生于丰。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世，五典潜，五礼措，五服不彰。人知饮食，不知盖藏。人知群居，不知爱敬。上如标枝，下如野鹿。何哉？盖上无为，下自足也。贾琼曰：淳漓朴散，其可归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耳。” [14] 王氏此言，明取老庄，而实与之异趣。老庄以无为遂个人之逍遥，王氏则欲以无为达民本之目的。故《中说》之政治思想，以儒为体而以道为用。
王氏于民贵君轻之古义不厌反复申重。“房玄龄曰：书云：霍光废帝举帝何谓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废昏举明，所以康天下也。” [15] “董常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16] 盖隋承南北兵争之余，文帝不及生聚，炀帝继之以奢纵，生民困苦，不可言喻。王通爱民之极，至于许夷狄为君，殆由受时代之影响 [17] ，非仅传孟氏之绝学已也。抑文中子反对专制之言，不止于此。专制之君无不恣己以为政。王通则欲申听民之古说以限之。故曰：“议其尽天下之心乎？昔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皆议之谓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为哉？恭己南面而已。” [18] 夫听民恭己，无为抱朴，则君之居上，何异虚设？民生在下，各得自由。一切苛政繁文，皆当省削摒弃。为政者更不须干涉及于宗教，如魏周之君所为矣。 [19]
顷谓王通依据民贵之旨，不恤承认异族之政权。虽然，通非毫无夷夏之观念也。《中说》载：“叔恬曰：敢问《元经》书陈亡而具五国，何也？子曰：江东，中国之旧也。衣冠礼乐之所就也。永嘉之后，江东贵焉。而卒不贵。无人也。齐、梁、陈于是乎不与其为国也。及其亡也，君子犹怀之，故书曰：晋、宋、齐、梁、陈亡。具五以归其国，且言其国亡也。呜呼！弃先王之礼乐以至是乎。叔恬曰：晋宋亡国久矣。今具之，何谓也？子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齐、梁、陈以归其国也。其未亡则君子夺其国焉，曰中国之礼乐安在。其已亡则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人也。” [20] 仲淹此论虽不脱古代文化民族观之羁绊，然其惓怀故国，分背华夷之微言， [21] 必非唐人所能虚造，此亦通书大体不伪之一证欤！
第二节 韩愈
文中子兼明贵民无为，其思想殆为反抗六代乱亡政治之呼声，略如汉初贾谊之糅合儒道而立论“过秦”。唐代儒家表示盛世之乐观者，当推韩愈、柳宗元为较著，而韩氏尤足为拥护专制政体之代表。韩愈，字退之，生于代宗大历三年，卒于穆宗长庆四年（768—824）。德宗时官监察御史。宪宗元和中，以从裴度平淮西升刑部侍郎，旋以谏佛骨贬潮州刺史。穆宗即位起为兵部及吏部侍郎。有文集四十卷 [22] 。
史称愈平生立言“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 [23] 宋人亦多奉为儒家正统。虽然，就其政治思想观之，愈推尊孟子，贬抑荀卿， [24] 而其尊君抑民之说，实背孟而近荀。韩氏论政之要旨在认定人民绝无自生自治之能力，必有待于君长之教养。盖“民之初生，固若禽兽然” [25] 。“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抑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以符国斗斛权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室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26] 抑吾人当注意，君主为社会生活之命脉，又不仅于初民始生之时为然。昔荀子谓：“君者善群者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 [27] 韩氏引申其言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者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偏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 [28] 一国之中，君臣民各有其职任，大小惟其所能。而君独“管分之枢要” [29] ，居至尊之地位，“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30] 。依韩氏之论，政治社会为一分工合作之组织。今于臣民之失职则欲诛之，于君之失职则仅谓失其所以为君，而不加罪责。以近世法理释之，主权者之本身乃诸法之根源，固不得复受法律之裁制。退之所云，不为无见。然孟子与齐宣王问对，以“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为疑，暗示失职之君当与失职之臣并遭废弃。 [31] 其说与此相径庭。则谓韩继孟学者诚未免近诬矣。
韩氏尊君抑民之言，尚不止此。孟子以民之视听，上宣天意。韩氏乃推助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说，而深致讥于周末庶人议政之自由。其言曰：“闻于师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后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时之术，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说以兴。”于是“长民者发一号，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 [32] 孟子拒杨墨、董子黜百家，愈言如此，尚非无据。至其斥君位传贤之法而独取传子，则显为世袭之君主专制政体张目，尤背孟子之教。愈谓：“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之争也。”“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天之生大圣也不数，其生大恶也亦不数。传诸人，得大圣然后人莫敢争。传诸子，得大恶然后人受其乱。” [33] 吾人试观王莽、曹丕以迄六代之君，借口尧舜以遂其篡窃之私，而播丧乱于天下，则觉韩氏此言，犁然有当，洵足以塞奸雄之口。然韩氏不以民心为准，而以抉择之权委之君主，则非复孟子所持大公之古义。韩氏之后，陈黯著《禹诰》一篇，谓禹本欲以天下让益，旋采庶民讴歌所归，卒传之启。 [34] 故禹与尧舜事异心同。传子不异传贤，君统决于民意。陈氏此论，真能得孟学之精义而继其薪传，使愈得读之，当不免怃然自失矣。 [35]
第三节 柳宗元
韩愈代表专制天下之正统思想，柳宗元则近乎“异端”。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生于代宗大历八年，卒于宪宗元和十四年。贞元五年进士。历官至监察御史。与王伾、王叔文、刘禹锡等深相结纳。顺宗即位，为礼部员外郎。宪宗即位，王叔文等势败，宗元贬窜，数徙为柳州刺史。南方文士多从之游。有文集四十五卷。 [36]
柳氏政治起原之学说，为其思想中异端之一。儒家认君长初立，由于圣人奉承天命，为民兴利除害，布施政教，而民戴奉之。 [37] 柳氏则并弃天与人归之说，谓天为“有形之大者” [38] ，不能为人类之主宰，而以戡乱止争为立君之原由。其言曰：“为人之初，总总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风雨雷电暴其外。于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饥渴牝牡之欲驱其内，于是乃知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交焉而争，睽焉而斗。力大者搏，齿利者啮，爪刚者抉，群众者轧，兵良者杀。披披藉藉，草野涂血。然后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为曹于险阻，用号令起而居臣什伍之法立。德绍者嗣，道怠者夺。” [39] 又曰：“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 [40] 柳氏二说，微有不同。然其主旨则先后一贯。约言之，柳氏认政权之树立，由于明智有力者运强权以行公理。故君长之设，既非出于民之自然奉戴，更非由上天眷顾之明命。柳氏不直接攻击传统思想，而实已与之有重要之分歧。
不宁惟是。先秦以来之论者多认封建天下乃一王分封之结果。《墨子·尚同》所言， [41] 即其著例。柳氏始一反成语，谓封建天下乃政治组织发展由小及大之最后结果。盖智明者断争服暴，人始有群。然“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 [42] 。殷周政治组织演进之详情，今已不可确考。然就现存之文献测之，则柳子此论固较旧说为较近事实也。
柳氏著《天说》，明天人不相干之理，大旨似袭荀卿而实祖述王充。此为其思想中异端之又一例。柳氏谓：“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 [43] 俗儒妄以天能为人主宰，赏善罚恶。不知天时人事，各有其领域。“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不相预。” [44]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 [45] 岂彼“玄而上者”所能赏罚。其他山川草木亦同属自然界之现象，虽有变异，与人无涉。盖“山川者将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乌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乌乎为我设” [46] 。难者如谓祷雨而至，悔过反风一类之异迹，倘不认为天人感应，恐将无法解释，则柳氏应之曰：“所谓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为，则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独何如人哉！” [47]
天人无关之理既明，柳氏乃取传统之天命及月令说加以驳斥。柳氏谓董仲舒、刘向、扬雄、班彪诸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古今贤君得国，皆由仁恩普被而百姓归之。汉高祖亦非例外。“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类号休，用夸于无知氓。”末流之弊遂至“莽述承效，卒奋骜逆” [48] 。由是可知天命之有害于政事。月令之说，尤为悖谬。“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 [49] 汉儒奉《吕氏春秋》以为大法，按五行、十二月、七十二候以施政事，实大远圣人之道。试就赏罚一端论之。“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谓之至理者伪也。” [50] “或者乃以为雪霜者天之经也。雷霆者天之权也。非常之罚不时可以杀，人之权也。当刑者必顺时而杀，人之经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发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彼岂有惩于物也哉？彼无所惩，则效之者惑也。” [51] 天命月令之不足信，彰彰如此。然而民每信之者，殆以其为古人之言。殊不知“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 [52] 。倘使天命果足以警畏愚顽，吾人固不妨引助其说。而一考其实，则“神道设教”有害而无所益，昏庸之主“畏册书之多，孰与畏人之言。使谔谔者言仁义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犹不悟，奚暇顾月令哉！”“语怪而威之，所以炽其昏邪淫惑而为祷禳厌胜鬼怪之事，以大乱于人也。” [53]
柳氏之友人刘禹锡 [54] 病《天说》之“有激而云，非所以明天人之际”，乃作《天论》三篇以极其辩。其旨略相同，而立论较为精密。吾人似不妨附述于此。禹锡谓：“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当太初“天胜”之时，法制未立。人类生存竞争于自然之中，有强权而无公理。“壮而武健，老而耗眊。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及法制既立，人类乃由自然状态转入政治社会而“人胜”。“人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政教修明之时，君民上下不徒信任法制足以有为，且对人类本而之能力亦极自信。“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人事耶？”然而治世不能永维，天人遂以交胜。“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未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身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天也。”若世乱至极，则天胜理灭，人类虽犹有政治社会之名，而实已复返于自然状态。盖“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虽然，所谓天胜人胜，天人交胜者，就人类主观之见解言之耳。天人本身，实两不相涉。“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55] 刘氏复举史实以明之曰：“尧舜之书，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厉之诗，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凯举曰天授。在商中宗袭乱而兴，心知说贤，乃曰帝赉。尧民之余难以神诬。商俗已讹，引天而驱。由是而言，天预人乎？” [56]
柳氏论政治起源及政权基础均近异端，其论政治目的则不背孟荀之宗旨。孔子尝谓“苛政猛于虎” [57] ，子厚袭之，谓“赋敛之毒有甚于蛇者” [58] 。盖长民当以养民为务。不本惠爱之心而行暴虐之政固甚不可。即意在生养而以烦扰出之，亦大背养民之目的。柳氏谓：“吾居乡见长人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 [59] 此取孟子仁心仁政之说而小变之者也。柳氏又有官为道器之说。其言曰：“凡圣人之所以为经纪，为名物，无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尔。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舆马章绶之数，会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则又示之典命书制符玺奏复之文，参伍殷辅陪台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则又劝之以爵禄庆赏之美，惩之以黜远鞭扑梏拳轧杀之惨，是道之所行也。” [60] 柳氏于“道”之内容未尝加以说明。然大体殆无殊于孔子所欲实行之道。至于柳氏“自天子至于庶人咸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之理想社会则显宗荀学。柳氏明之曰：“在上不为抗，在下不为损。矢人者不为不仁，函人者不为仁。率其职，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公也。是位而处，各安其分，而道达于天下矣。” [61] 此与荀子所谓“至平”，契合无间。置之“荣辱”篇中，殆亦可无逊色。 [62]
第四节 林慎思
韩愈生于大历始衰之世，犹能代表专制天下之正统思想。柳宗元已渐重养民，不复推尊君权。林慎思生当懿僖之乱世，乃大阐孟子尽弃韩柳之荀学。唐代儒家政论至此遂随时世之盛衰而变其内容与态度。盖李唐盛世，终于天宝。此后夷狄、女后、宦官、藩镇、盗贼相替为乱，上则政事不修，下则黎元疾苦。玄宗、德宗皆不免骄奢聚敛，懿宗、僖宗尤为恣睢。 [63] 而全天下或局部之严重饥荒，贞观天祐三百年间史所载及者不下四十次。 [64] 太宗尝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65] 旨哉是言！惜乎非继体之主所能喻。然而臣下之中，能知治乱之根源者，犹每以裕生薄赋为言。其较著如陆贽上书请革赋役过重之害， [66] 李翱之《平赋书》 [67] ，刘 之《贤良策》 [68] ，皆致意于此。林慎思之《续孟子》及《伸蒙子》 [69] 则不复斤斤于治标之具体方案，而针对苛政作意味深长之抗议。慎思字虔中，懿宗咸通十年进士。自校书郎仕至水部郎中。僖宗时以累疏切谏，出为万年令。黄巢作乱，迫以伪职，不屈死。盖其人生逢政衰世乱之际，其立言遂不免近于偏激也。
林氏论政之宗旨在存养百姓，除烦去苛。《续孟子》谓舜诛鲧而禹继成治水之功。“舜哀天下之民于垫溺也，命禹治之。禹能不私一家之仇而出天下之患。”故“禹之孝在天下，不在乎一家。” [70] 孔子许为“无间然”者，其故在此。由此言之，安民固本，乃政治之最后目的。君能务此则“孝在天下”；若害民殃国，则虽身处至尊之位，不免放逐之愆。《伸蒙子》论伊尹太甲之事，谓太甲始立不肖，伊尹放之，不为不忠。桀纣之凶残，远非太甲之比。譬犹猛虎啖人，非徒偾驾之马。龙逢比干不能囚拘以驯伏其性， [71] 则惟有待汤武 钺之戮而已。
虽然，养民者当顺人性。若出以纷扰，虽用心至善而为害甚烈。林氏设为孟子与乐正子论鲁政之言，谓鲁君误会同乐之旨，召民共饮，而俗益不治。孟子明之曰：“易禽于笼，孰若木之安乎。移鱼于沼，孰若川之乐乎？民居鲁国，若禽之在木，鱼之在川也。鲁君耽嗜，召民于侧，是犹易禽于笼，移鱼于沼也。使民且恐且惧，岂暇耽嗜而同于君乎？吾所谓与民同者，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赋于君，使民用常足。然后君有余而宴乐，民有余而歌咏。夫若此，岂不与民同邪？” [72] 林氏又正言以明烦扰政治之害曰：“设阱于路，用去害焉。害未及去而人过之，反为害矣。税金于市，用化利焉。利未及化而人叛，反失利矣。且养其卒，非捕民寇盗邪。寇盗未必由卒捕也，而先尽民之父子焉。条其吏，非劝民之农桑邪？农桑未必由吏劝也，而先夺民之粟帛焉。斯不亦用去害而为害，化利而失利欤？” [73] 然则清静无为，洵治国之要道矣。
抑吾人当注意，林氏之主无为，意在矫烦苛之过，非有契于老庄之绝对放任主义。故林氏注重存养百姓而又反对姑息政策。“求己先生曰：治民之用恩刑，恩刑之利孰最？伸蒙子曰：刑最。曰：刑施而民怨，其利邪？恩施而民悦，其不利邪？曰：恩施于民，民既民矣。刑施于民，民不民矣。且民既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谁御哉？譬处家而治群下焉。下之良者虽恩赏不至，且未失于良矣。下之恶者苟刑责不及，孰可制其恶哉！是知治民，用刑为最。” [74] 且世人又不必致疑于峻刑与仁政之并行而不背也。“水火仁于人而人赖之，不见其峻也。狼虎害于人而人畏之，故见其峻也。有道之君如水火然，无道之君如虎狼然。” [75] 治国者不为虎狼而已。岂能免蹈水火者于焚溺哉？林氏恐人犹未喻其意，而以世变淳浇为言，乃设为问对以明之。“干禄先生曰：古民难化于今民乎？伸蒙子曰：今人易化。曰：古民性朴，今民性诈。安得诈易于朴邪？曰：朴止也，诈流也。止犹土也，流犹水也。水可决使东西乎？土可决使东西乎？且婴儿未有知也，性无朴乎？丱儿已有知也，性无诈乎？圣人养天下之民，犹婴儿也，则古民婴然未有知也，今民丱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与化未有知之难乎？” [76] 夫今民易化，已不能释刑罚以为治，谓上古之民“比屋可封”，自然成化者，其言之诞妄无征，不待智者而后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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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勒起明堂、辟雍、灵台已开胡人用儒术之风气。采取最彻底之汉化政策者为北魏诸帝，如拓跋宏太和十年作明堂辟雍，十八年禁胡服，十九年禁胡语，二十年改姓元，其尤著者也。
[2] 庾信《哀江南赋》（作于梁太清二年）。又按梁承圣三年西魏陷江陵，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江左非无文化，所尚者文词，与儒家致用之学不同耳。
[4] 如杨素、李靖、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薛收等。司马光作《文中子补传》（见《闻见后录》）疑为其弟与子辈之攀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据诸人生卒年岁以证其妄。《朱子语类》推演其说。王明清（《挥麈前录》）、宋濂（《诸子辨》）、郑瑗（《井观琐言》）等则据李翱《读文中子》、刘禹锡《王华卿墓志》（王通“门多伟人”）、皮日休《文中子碑》、司空图《文中子碑》、王绩《负苓者传》、陆龟蒙《送豆卢处士序》以辨之，谓王通为一代大师。近人蒙文通君复引王绩《东皋子集·游北山赋》注，康文粹《陈叔达答王无功书》，以伸其说。
[5] 《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日本传”。唐代崇儒事见《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
[6] 《帝范》四卷贞观二十二年（648）作。今有武英殿聚珍版本。“太宗政论”亦见吴竞《贞观政要》（四部丛刊续编）。《臣轨》二卷《唐会要》云长寿二年（693）撰。杨守敬跋云垂拱元年（685）撰。罗振玉云咸亨五年后，嗣圣元年前（674—684）撰。东方学会本。
[7] 《帝范》之篇目为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诚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臣轨》之篇目为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
[8] 当584—617年。今新旧《唐书》均无王通传。惟旧书卷一九二“王绩传”曰：“仲淹隋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此传为后人删去抑亡失，不可考矣。其身世见杜淹《文中子世家》（《全唐文》卷一三五）、王福畤《王氏家书杂录》（同卷一六一）、王勃《续书序》（同卷一八〇）、皮日休《文中子碑》（同七九九）、《旧唐书》卷一六三“王质传”、卷一九〇上“文苑上·王勃”、卷一九二“隐逸传·王绩”（并见《新唐书》卷一六四，卷一六九“质绩传”）、阮逸《文中子〈中说〉序》，及此处注[4] 所引各书。
[9] 王绩《东皋子集·游北山赋》注。
[10] 王氏书今存者《中说》及《元经》，有汉魏丛书，“子书百家”诸本。
[11] 《隋书》卷二“文帝纪”下，帝“不悦《诗》、《书》，废除学校”。
[12] 按正史虽不立通传，而并不否认其复兴儒教之地位。《旧唐书》卷一六三谓通为“隋末大儒”；《新唐书》卷一六四承之，称“通为隋大儒”；旧书卷一九二谓“仲淹隋大业中名儒”；新书一九六谓“通隋末大儒也”，皆相合。然旧书卷一九〇上谓“《元经》、《中说》皆为儒士所称”；新书一九六乃谓通“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卷二〇一“王勃传”中复削去有关通之记载；二史之态度相异。宋浙东学者推尊王氏而朱熹一派斥之。王之被抑或由门户之见欤？
[13] 《中说·问易》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地”曰：“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终之以礼乐，则三王之举也。”
[14] 《中说·立命》。
[15] 《中说·事君》。同篇又曰：“古之从政者养人，今之从政者养己。”
[16] 同书“述史”。《元经》卷九文小异。
[17] 文中子立言似每针对时事。如“述史”曰：“妇人预政而汉道危乎，大臣均权而魏命乱矣，储后不顺而晋室隳矣。”似讥隋文帝。
[18] 同书“问易”。
[19] 同上，曰：“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真君，指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禁沙门，七年诛沙门事。建德三年北周武帝废佛道教。
[20] “述史”。《元经》卷九：“经开皇九年春正月，白虹夹日。晋宋齐梁陈亡。”传录王凝与通问答语，文小异。
[21] 其民族观念仍袭古代以文化为界限，与近世民族思想有异。
[22] 《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七六有传。
[23] 《新唐书》传赞曰：“自晋迄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义，助为神怪。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然欧阳修颇讥愈之干禄。《读李翱文》曰：“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耳。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又《李习之文集》有与退之书劝无赌博。
[24] 《集》卷一一“原道”曰，“斯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25] 《集》卷二〇“送浮屠文畅师序”。
[26] 《原道》。
[27] 《荀子》“王制”及“富国”。
[28] 《集》卷一二“圬者王承福传”。
[29] 《荀子·富国》。
[30] 《原道》。
[31] 《孟子·梁惠王下》。
[32] 《集》卷一二“本政”。
[33] 同书卷一一“对禹问”。
[34] 陈黯，宣宗时人，不及见韩氏。“禹诰”见《全唐文》卷七六七。
[35] 韩不能继孟子道统尚有一说。孟子立言，力排功利，韩则不能明利义之别。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三谓韩谏佛骨舍仁义而言祸福，不足以卫道，即其一例。
[36] 《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卷一六八有传。韩《集》卷三二“柳子厚墓志铭”，卷三三“祭柳子厚文”。《柳河东集》宋时有三十卷及四十五卷诸本，乾隆五十三年杨氏合穆魏蒋三本为一，计正集四十五卷，外集五卷，附录一卷。
[37] 如陆贾《新语·道基》、董子《春秋繁露·立元神》、班固《汉书·刑法志序》、王符《潜夫论·班禄》、韩愈《原道》等皆其例。参拙著《中国政治思想》中之“政原论”（《清华学报》九卷三期）。
[38] 刘禹锡《天论》上（《全唐文》卷六〇四）。此语足表柳氏之意，故借用之。
[39] 《柳河东集》卷一“贞符”。此文作于永贞元年，时宗元二十三岁。
[40] 《集》卷三“封建论”。
[41] 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首段。
[42] 《集》卷三“封建论”。
[43] 同书卷一六“天说”。又《集》卷二九“小石山城记”，“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
[44] “答刘禹锡天论书”。
[45] “天说”。
[46] 《集》卷四四“非国语上”。
[47] “䄍说”。
[48] “贞符”。莽指王莽，述指公孙述。
[49] 《集》卷三“时令论上”。
[50] 同上书，“断刑论下”。
[51] 同上。
[52] 同上。
[53] “时令论下”。子厚亦有时拾董班诸人之牙慧，如《集》卷二〇“沛国汉原庙铭”，卷二七“礼部贺白龙诸瑞表”，卷三七“京兆府贺嘉瓜诸瑞表”等。然皆“应酬”文字，不足据以见其思想。
[54] 字梦得，德宗贞元八年进士。顺宗立，擢屯田员外郎。宪宗立，坐王叔文党贬连州刺史。文宗开成中官至太子宾客分司。武宗会昌二年卒，年七十一（772—842）。《旧唐书》卷一六〇，《新唐书》卷一六八有传。
[55] 《天论》上（《全唐文》卷六〇四）。
[56] 《天论》下。《天论》中曰：“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气于动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耶？”视柳说尤精。
[57] 《礼记》卷一一“檀弓下”四之二。
[58] 柳《集》卷一六“捕蛇者说”。
[59] 同书卷一七“种树郭橐驼传”。
[60] 《集》卷三“守道论”。
[61] 同上。
[62] 见本书第三章此处注[92] 。
[63] 如天宝中王 按籍积征三十年租庸（《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 又使民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新》卷五一“食货志一”），德宗因朱滔田悦等乱用韦都宾言借商钱。有司“搜督甚峻，民有不胜其冤自经者，家若被盗然”。又取僦柜纳质钱，及粟麦粜于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之罢市。又用赵赞言税间架，算除陌。“民益愁怨”，泾源兵反，至以除税为号召。藩臣亦迎合上意，额外聚敛，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他使亦贡“羡余”（《新》卷五二“食货志二”）。懿宗嫁同昌公主“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柜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䇮”。及公主死，殉葬之奢视此。懿宗与郭淑妃听曲，“舞者数百人，发内库杂宝为其首饰，以 八百匹为地衣，舞罢珠玑覆地”（《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僖宗宠田令孜，专事嬉游。“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令孜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府。有陈诉者，付京兆杀之”（同卷二五二）。
[64] 《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
[65] 《贞观政要·君道一》。
[66]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67] 《李习之集》卷三。
[68] 《旧唐书》卷一〇九下。
[69] 《伸蒙子》三卷作于懿宗咸通六年（865）。《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著录。《续孟子》二卷，“艺文志”未载。其名见《崇文总目》及《通志》。二书今有“知不足斋丛书”、“子书百家”诸本。据《伸蒙子·自序》，林尚有《儒范》七篇，殆已佚。
[70] “庄暴”篇。
[71] “迁善”篇。
[72] 《续孟子·乐正子》。
[73] 《伸蒙子·讽失》。
[74] “刑用”篇。
[75] “辩刑”篇。
[76] 《伸蒙子·喻民》。